主题：[原创]我这四十年

第九章 “敢死队”

                      “哎，我说你是怎么回事，半夜里说梦话，在叫一个人的名字，好像什么．．．．．．什么玉？” 

    一大早，蔡文绍跟我说。 

    “什么，你说什么？” 

    我还有点迷迷糊糊，听他一说有点慌，忙着搪塞过去： 

    “可能这几天太累了。” 

    因为近来处于农闲时节，大田里农活不多，领导安排我和连队的文教吴江二人一起在搞“红海洋”工程。就是在田头地间，在大道小路上，每隔二十米要树起一座“毛主席语录碑”。还有各宿舍的外墙上，也都要用石灰刷白，然后用红广告色写上毛主席语录。这工作量相当大，而且累人。 

    蔡文绍接着： 

    “跟你说，昨天我去团部，以政治部齐廷升为首的已经挂起‘捍卫毛泽东思想联合指挥部’的牌子了，据说已下文，要各连队也要立即成立，要争取８０％的基本群众加入到他们的组织中去。你看呀，一场暴风雨要来了！” 

    “不行，那我们也加入呗。”我无所谓的样子。 

    “加？不、不、不，”他一连说了三个“不”。 

     我试探着问他：“依你看．．．．．．” 

    “他们，那是官办，那还是什么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发动文化革命，是充分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他们？是在愚弄群众、左右群众、不相信群众。” 

     听了他的一席话，我觉得似乎很有道理。他接着说： 

     “团部演出队和机关的一些人已经识破他们的阴谋，已成立了少数派组织。依我看，不行，我们也搞一个，你来当头头，我协助你。” 

     “不行，不行，”我推脱：“我不行．．．．．．” 

     “什么行不行，谁搞过文化大革命，就是毛主席也是第一次嘛。” 

     这时听得外边一片闹哄哄的声音，我起床到外边一看，不错，在大食堂的外墙已经贴上一张大红纸，好多人在观看。 

     我立即穿好衣服出去，一看，正是蔡文绍说的：一连捍卫毛泽东思想联合指挥部成立！我没有详细看下边的内容，心里十分怨恨这连队领导也不事先跟我打个招呼。现在，我是加入还是如蔡文绍说的不加入？！ 

     回到房间，蔡文绍说： 

    “你看，我没说错吧？他们早就在搞阴谋，我们都被排斥在外。”停一会，他接着说： 

    “不要再犹豫了，前怕狼后怕虎的样子。你这是干不了大事的！” 

    “那，好吧。那成立．．．．．．？” 

    “昨天我就想好了，我们就叫‘捍卫毛泽东思想敢死队’”！ 

    当天下午，我也找来一张大红纸，郑重地向世界宣告：“捍卫毛泽东思想敢死队”正式成立。 

    就这样，我将自己放在了少数派的位置上，放在了大多数的对立面。 

    第二天，我给文教吴江打了个招呼，就到团部搭了辆汽车去了阿克苏城，在一家刻印店，做了４０个“捍卫毛泽东思想敢死队”红袖标。 

    中午，袖标还没干，可我等不及了，就买了根长竹竿将袖标一个一个挂在上面扛着到公路边找车回去。等了有半个小时，没车，我就沿着公路往前走去。我隐约知道，在１３公里路标的地方，往里翻沙包可以走回到我们连队的。 

    我雄赳赳走在大道上，肩上扛着一个个红袖标随着我的步伐在左右摇摆。走到一个路标１３公里的地方，我径直拐进去，翻了５、６座沙包，见前面是一条干渠，渠道里也没有水。我没有沿着渠道往下走，不知为何，我跨过渠道，爬到一座大沙包上，一看，只见天边一抹红霞，远处隐隐约约显现出一排房子。我就以那排房子为目标，急速向前奔去。 

    前边原来是维吾尔族的一个村庄。 

    我已经完全失去了方向。只好硬着头皮向村里走去，一群小“巴郎”像看见稀有动物一样，立即围拢过来，叽叽喳喳对我指手画脚。 

    我用手努力地比划： 

    “队长，队长的有没有？” 

     小“巴郎”们哈哈地笑着，摇晃着脑袋。不一会过来几个大人。 

    “我，我的，毛主席的，红卫兵的，你，你，找队长，队长，”我急切地说着。没人能听懂我在说什么。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不一会，来了个老乡，他示意让我跟他走，一会，进了一间办公室。又经过艰难的比画，终于其中一个有３０多岁的青年领着我进了他们家。进一道门，是个小院，放着些生产工具，一边棚子里养一条牛。再里边是两间，没有什么摆设，外间有一半被土炕占着，里边一间要大些，有两个大柜，上面堆放着被子之类，主要是一横贯房间的大统炕。 

    一会家人都回来了，虽然言语不通，但他们待我还算热情。看得出是老两口，小两口，一小姨，还有两小“巴郎”、一男一女。 

吃晚饭时，大家围成一圈，盘腿坐着，饭碗端放在身前。这时老者伸出双手，手掌朝上，然后，又合起双手，放到胸前，口中一直在念念有词。大家也都跟老者一样双手合十，紧闭双眼。老者念完后，大家用双手在脸上搓摸片刻。这时我也完全跟着他们完成了一系列动作。最后吃饭。是一碗汤面，另有包谷馕，一人掰一块，我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也不知是吃饱还是没吃饱。

晚后，那老者拿起一手鼓“咚咚”地用手击打起来，小女孩就地在坑上转圈圈，随着“咚咚”弹奏的节奏加快，女孩也越转越快。我好像知道这叫做一种什么“舞”，可是我实在是太累了，整个人感觉晕晕乎乎，打起瞌睡。也不知什么时候，那青年在炕上垫了一块羊毛毡，让我躺下，在我身上盖了一件羊皮袄，又用一顶羊皮帽子戴在我头上，让我睡下。他们一家人就在里间的大炕上，从老到小依次一字排开，睡觉。 

天还没亮，我被冻醒了，身上发痒，再也睡不着。待他们家人起来后，我就起来，对他们千恩万谢，然后认准一个方向，穿过村庄，翻越沙包向南方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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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情书 

                           

     翻过道道沙梁，越过条条沟渠，终于在下午２点过回到了连队，人都累趴下了。 

     我跑到伙房，抓起两个冷馒头啃起来。大家见我一副狼狈的样子，都说： 

    “技术员是去打、砸、抢了！” 

    我回房间躺倒美美睡了一觉，精神有了恢复，可感觉全身奇痒难受，脱下内衣一看，发现好多像蚂蚁样的小虫，一问原来是虱子。我立即将全部衣服换下，将内衣裤一把火烧了。在隔壁排长家烧了一大锅开水，将被褥放在锅内烫煮。这才没使虱子漫延。 

    我回来后，蔡文绍告诉我已经有十多人来报名加入我们的“敢死队”，我一看名单，都是些平时表现不是那么好的，但又不好说什么。　 

    这时，连队俱乐部里已贴了不少“大字报”，都是称赞连队党支部如何、如何认真执行党的路线之类的。在蔡文绍的策划下，我也立即动手写下数篇“大字报”与其针锋相对。其实那时我对“党”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楚，“党支部执行什么路线”更是一点也不知情，写“大字报”也只是找对方文章的漏洞、弱点与其“对着干”，譬如有一张，针对对方头头中有一位因头顶上生疮，整天戴着帽子，我就写下“乌云遮不住太阳，帽子盖不了瘌痢”，完全是在骂对方，写后我们还沾沾自喜。 

    几十年后的２００７年，一次在上海的新疆同事聚会时，我碰到了老对头、当年用“大字报”互相攻击的秦奋，她跟我笑着说： 

    “想起来好笑，笔杆子对笔杆子。反正你写一张，我也写一张。谁也不让谁，真是好笑！” 

    就这样，我们与多数派围绕“连队党支部执行什么路线”等问题展开论战，持续了很久，后来又与整个六团、整个新疆的“文革”形势挂上钩，开始保“猫”和打“猫”的论战。大字报你来我往，派性膨胀达到百热化，两派对立加剧。 

    后来就开始“跳忠字舞”、“早请求、晚汇报”，就是每天起床后就以班、排为单位，大家排成队，唱起：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哎／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我们衷心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边唱边跳，然后就每人对着毛主席像，请示自己当天需做的工作；到晚上，又以班、排为单位站立在毛主席像前一人、一人地汇报当天自己的工作、思想等各方面情况，要有什么都要说出来，敢于暴露自己的阴暗面，绝不可“私字一闪念”。 

    当时，毛主席也是三天两头发“最高指示”。只要有中央电台广播，不管是白天，黑夜，只要有“最高指示”，下边就得立即到外边大道上游行，锣鼓喧天，高呼“毛主席万岁！”后来发展到要抬着毛主席画像游行。这时，连队安排让我画毛主席像。现在说起来，还真有点后怕，当时我也不知天高地厚，怎么就敢接下这差事，如果画的不像或那点出了问题，那就立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抓、被斗，说不定还被判上几年。不过还真的成功了，画了两幅，一幅是毛主席围围巾的像，一幅是毛主席身穿军装的全身像。以后，团部有大型活动，连队都要用十六人抬着到团部游行。 

    画完毛主席像后，连队放了我两天假。 

    这时，我想起了排长夫人张嫂交待给我的任务，就一个人钻在房间里，化整整一天多时间，反反复复才写下了如我在《三张旧照片》中写下的： 

    “当时写给老伴的一份《情书》，也有点像现代人写的《入党申请书》，除了个人基本情况，还写下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及一些重要情况，比如我父亲解放初曾集体加入国民党一事，也交待的清清楚楚，显得那么正统、规矩。” 

    下边，就是当时那份《情书》： 

　　　　　“毛主席教导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蕴玉同志： 

　　　　我想了很久，才大着胆子给您写这篇东西，想真心地对您说，我自愿与您结交朋友，永远的朋友！ 

　　　　我不清楚您是否愿意？ 

　　　　我的家在江苏省苏北，自幼家中贫寒。为表达我对您的真心，下面我将我家里的情况如实地告诉您，请您思考。” 

   　　　下面是写我个人出生年、月、日，何时上学，初中，苏州蚕校以及我毕业后不分配到白米粮站工作最后下决心到新疆的情况。再就是介绍我父母，我两哥哥一个弟的姓名，经历。 

      　最后，我接着写道： 

　　　“我清楚我的情况不一定如您意，但我可向您保证，我们家是绝对的无产者。只是在日本鬼子投降后，国民党猖獗，我家乡一时成了国民党的重要阵地、桥头堡，他们一方面摆开战场与共产党展开殊死决 战,  一方面在对人民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他们单位的人集体加入国民党。当时也只是单位口头说了一下，没有举行仪式，不久，家乡解放，我父亲就到人民政府交待了这事。 

       以上绝没有一句假话，请您一定相信。 

       我可以向毛主席保证！！ 

                                         致以 

最最崇高的革命敬礼！！                                                                                                                                                                                      　　　　　　　　　

             　　　　　　　　　　　　　　　            一九六八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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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　恋爱 

                                  

    《情书》写好后，我的心似乎平静了许多，像是完成了一件伟大的工程，正好那时两派也处于休战状态。 

    “晚汇报”后，我就怀揣《情书》，假装散步走到经四班宿舍去往二连的小路上，我漫不经心地走着，眼睛却在四周扫射。 

    忽然，我发现了四班的杨月芳，她正一个人从二连方向走来。 

    杨月芳家住上海虹口区虬江路，与武进路相距不远，１９６４年和蕴玉一个火车皮进疆。她年龄是班里最小，人很机灵、活泼，与“蕴玉”的关系最好，平时常常是两人形影不离。 

    我见她过来，便站着，等她走到身边，我喊住她： 

    “杨月芳，匆匆忙忙在做啥？” 

    “我不告诉你。”她调皮地说。 

    “我看，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是今天挨批了吧？” 

    “才没有咧，我今天任务完成的好，班长都表扬我了。” 

    “那，为什么不高兴？” 

    “我哪不高兴了嘛？人家有事情。” 

    “那，劳驾，请你办件事好吗？” 

    “啥事，快说。”一听有事，她来了兴趣。 

    “请你将这包东西交给你们蕴玉班长。”我掏出事先用信封装的《情书》交给她：“不要丢了。” 

    “好。”她一溜烟跑了。 

     第二天中午食堂打饭的时候，杨月芳磨磨蹭蹭走到我面前，悄悄塞给我一个折叠好的平平整整的信封。我急忙回到宿舍，打开一看，高兴的几乎都跳了起来。 

     蕴玉说：她愿意与我交一辈子朋友，只要我对她好，她也一定对我好。还有什么“海枯石烂心不变”，“愿与我做比翼同飞鸟”。 

     啊，她同意了，蕴玉同意与我交朋友了！！ 

    就这样，又通过杨月芳为我们“鸿雁传书”了几次信件，我们就开始了正面交往。 

    没有现代年轻人的浪漫,潇洒；没有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最佳方式就是利用星期日去团部逛巴扎。 

    此情我在我一篇名为《巴扎》的文章中曾经有过记述，不妨将它转录于下：

   “巴扎”是什么?是新疆人的乡村自由贸易巿场,正如口内说的“集”,“场”。赶巴扎就是赶集，赶场。

    那是二十世纪６０年代，每个星期日这天，十里八乡的老乡们，骑着毛驴、赶着牛车、马车，也有的骑自行车，而绝大多数老乡，特别是些身穿连衫花裙的维吾尔妇女，头顶扎着十几根小辫的小姑娘也都是将鞋提在手上，挎在肩上，光着脚丫走路。眼看快到巴扎了，脚也不洗穿上鞋继续走，他们把家里的土特产、日用品，家里养的鸡、鸭，鸡蛋、鸭蛋以及自制的酸奶全都拿到巴扎上卖。那些小商小贩们都提前占据有利地形搭起棚架，摆开摊位，有卖猪肉、牛肉、羊肉，有卖米饭、羊肉拉面、面包馒头，有卖布匹服装、卖鞋袜碗碟，卖农具农药，卖蔬菜姜蒜，卖瓜果桃李，有耍把戏卖狗皮膏药，有唱小曲卖面人糖果，斗狗的、斗鸡的，当场表演杀牛的.....渠道旁、树阴下，到处坐满人，整个巴扎热闹非凡。

    巴扎，对于从大上海来的知青来说，也显得特别的兴奋，一到星期天，各个团场、各个连队的上海知青们，吃好早饭，就三五成群地纷纷走向附近的巴扎，去买一些日常用品，去吃碗酸奶，去看杀狗，去凑热闹。所以巴扎更是人山人海。从远处看，整个天空，被一片沙蒙蒙的灰土笼罩。

    赶巴扎也成了我和蕴玉当年谈恋爱的最佳方式、最佳时机、最佳场所。

    开始几年，我们是赶团部巴扎。

　　巴扎离一连有七、八公里路，在团部前总干渠旁的一大块空地上，称“荒地”巴扎。我俩肩并肩边说边走，虽然当时文革，我们分属两派，当我们谈到“观点”问题，有时也会争论几句，但绝没有左右我俩的感情。我们走在大路上，左手边是流经各连队的总干渠，渠水“哗哗”往团部方向奔涌直下，她是六团的主动脉。渠两边垂柳在风动中摇摆，右手这边是大道，在涌动的牛车、马车和步行的人群中，我俩手拉手悠闲地走着，走累了就停下来在渠道柳树边坐下，说会悄悄话。

　　那时我的基本工资是４９元，蕴玉４１.5元，所好我们也不需要购买什么东西，只中午在巴扎上一人吃一只老乡的包谷囊，再买一点水果。到下午４点半左右就往回走。　　　　　　　　　　 

从１９６８年到１９６９年上半年，每个巴扎，我们都是这样来来去去的走。大路上留下我俩爱情的足迹，洒下爱情的汗水；渠水为我们喝彩，柳树为我们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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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　     “１０．１２”事件 

                                

    １９６８年，全国文革形势大乱，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商铺关门，全党全民全部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 

    当时，我１４岁的弟弟曾从老家写信给我说：他已经不上学了，父亲也不上班了。不过他们两分属两派，经常在吃饭的时候为了“观点”，两人引起争执，我母亲是中间派，只好从中调和，也不起作用。直到我父亲１９７８年去世时，他还忌恨我弟，直到闭眼也没跟我弟说一个字。 

    新疆也有了很大变化，整个形势基本被多数派“联指”控制。从１９６７年下半年开始，少数派就“弹尽粮绝”，连写大字报的纸张都没有了。 

    所以，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２日，经各单位少数派头头联席会商讨，决定成立一个“联络部”，以团部“演出队”为基础，由当时团部的少数派组织头头马国良担任一号联络员，孙德强（我的铁哥们，这时他也已调在团部工作）担任二号联络员。斗争方式改为以团“演出队”编排一些节目，进行宣传、鼓动。各单位也可自行搞些小节目。 

    后来，演出队就排练了《永当造反派》、《革命不怕死》、《誓死保卫党中央》、活报剧《猫与老鼠》等，加上原来的歌舞，有二十几个节目，决定在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２日“联络部”成立一周年的时候公演，地点选在５连晒谷场。并贴出告示，欢迎广大革命同志前往观看。 

    作为少数派，我们在盼望这一天的早日到来，然而，盼呀盼呀，最终盼来的却是一场灾难。 

    １０月１２日一早，我们“捍卫毛泽东思想敢死队”一行２８人全部到齐，大家信心百倍，要求前往５连参加活动。 

    可多数派的动作比我们还快。就在前一天晚上，多数派在连队院落里的所有墙上都糊上了“抓革命，促生产”、“不许搞大串连！”、“誓死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等大幅标语。今天一大早他们也已派人到各大路口守候，要采取“劝阻”的办法，不让少数派前去５连。 

    可是我们决心已下，千难万险也不能阻挡我们。 

    我们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自带干粮，二人一组抄小道去到团部。 

    中午时分，各单位少数派均零零星星的先后到达团部。 

    马国良召集各单位少数派头头开会，决定：各单位头头均不参加今天活动，其余人等由他带队去５连。 

    大家均不同意，马国良对大家说：“我估计今天情况非常特殊，为了让广大群众擦亮眼睛，所以，一是大家均不能带东西，就是木棒，板凳都不带，大家手无寸铁，就坐地上；二你们都不能去，去了反会引起麻烦．．．．．”　 

    我们没去的各单位头头，齐聚在团部的机修连，等待着消息。 

    大约下午二点钟，演出开始，先是马国良致词，对所有到场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及预祝演出圆满成功。时间不长，演出开始． 

    少数派的群众大约有２６０人，他们一排、一排，整整齐齐、席地而坐，个个精神抖擞，一边鼓掌一边配合演出在大声唱着歌曲。 

    大约演出到第三个节目，突然，从一间房顶上响起一挂鞭炮声，顿时一大群（大约３、４００）手持长矛木棍的人，口中大声吼叫着： 

    “坚持抓革命，促生产！”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 

    从四面八方向晒谷场这边蜂拥而来。那声势是在场的所有青年人从未见过的，当时就有不少小姑娘惊吓的趴倒在了地，混身发抖，叫喊着“救命！” 

    这边一群人像发了疯一样，冲进场地，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见人就砍，就打。 

    不一会，只见血污横流，不少人被打的头破血流，横七竖八。晒谷场一下子变得混乱，哭喊声，叫骂声一片。 

    我们在机修连，一会就传来消息，我们个个义愤填膺，立即决定兵分两路：一部分立即去５连解救伤员和群众；一部分去团部“强烈抗议”，要求团部出面派车救治伤员。 

    最后统计，共有少数派群众３４人被打伤，其中重伤７人，被打最严重的马国良，一条右腿被打断，头上和大腿上被刺，血流不止。 

    我们“敢死队”有王思明头部重伤，有两女同志被刺为轻伤。 

    经团部领导出面，当晚受伤人员全部被送到阿克苏农一师医院就治。 

    当晚我们没有回连队，就在团部小会议室坐了一宿。 

    第二天，团部“大字报栏”内，铺天盖地贴满“墨迹未干”的大字报，一致声讨少数派挑起“１０．１２”武斗，说“他们蒙蔽不明真相的群众，把他们推到一线，各单位头头却躲在机修连”。 

真是恶人先告状，哎，我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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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章       高　　压

　　现在，天下所有的事情对我们来说都是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我们“敢死队”的三名伤员，他（她）们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 

　　大家都不想回连队去，都要求一起去阿克苏，去看望和慰问我们的伤员。 

　　没有车，我们就走！昨天去５连的其他人员，虽然没有明显的伤，但他（她）们都被木棍打在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走路都是东倒西歪的，但大家都异口同声：去阿克苏，爬，也要去！ 

　　就这样，我们坚持走了３５公里，从上午走到下午６点过，终于到达农一师医院。我去买了些水果、糕点。当见到他（她）们时，两个女生都伤心地哭了。他（她）们争先恐后地告诉我： 

　　“太殘酷了，都是些北佬（注：指老职工）。他们就能狠心下得了手。” 

　　“我当时一点也没怕，只是现在想起有点后怕。” 

　　“技术员，我并不后悔，这是个惨痛的教训；是我们太弱小了，我们斗不过他们。” 

　　“是我，对不起你们，现在你们需要好好休养，其他的不要去多想。啊？”我只有安慰他们，心中的泪在流淌．．．．．． 

回到连队后，我一直处于忏悔之中。蔡文绍也很少跟我讲话。有时他一天都不回房间，只很晚了回来睡觉。 

此时气氛紧张，每个人都成了惊弓之鸟，一部分人当起“逍遥派”。一次在团部组织的万人批斗“走资派”大会上，大家一手高举“红宝书”，一边振臂高呼“打倒走资派”、“誓死保卫党中央”，口号声此起彼伏。突然，一个名叫潘自力的1964年上海南汇知青从席地而坐的人群中站了起来，高喊“打倒XXX”，把矛头直接对准伟大领袖，被当场抓了“现行”，送去劳改队。

　　不久，又传来一个消息，说少数派正在暗中策划武斗，正在秘密偷运弹药和手榴弹，通道是从阿克苏－－四排－－三连－－团部。这些单位都有秘密“联络员”。 

　　团部“联指”要求各单位加强管理，严密注视。所以，我和蔡文绍被通知“不能随便外出，有事要请假”，笼罩着紧张的空气。 

　　过不几天，传来“四排排长惠志忠（被逼）自杀”的消息。不过当时是被严密封锁，只说是有人自杀。 

惠志忠，就是我前边讲的，我从十四团回来时，原四排长调到连部这边，这惠志忠就到四排当排长。听说，他是上海市松江县人，１９５５年进疆，５８年搞“社教”，从乌鲁木齐“新疆农学院”下放六团，先在六连任文化教员，后调四排。他妻是广西人，夫妻俩都是长的瘦小，有三小男孩：大的惠明７岁，老二惠健５岁，老三惠军３岁。 

　　因为他们讲话别人听不太懂，平时也很少讲话。文革中，他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也不跟人谈“观点”问题，没事了就提把砍砍，到沙包深处闲逛，有时就挖点红柳或者在哪条河沟里摸几条小鱼回来。行为好像有点诡秘。 

　　“联指”通过摸排，最后将秘密偷运武器的“联络员”挂在了惠志忠的头上，将他控制起来，专人看守，不让回家，每天让他交待问题。 

　　开始是讲政策，后来就发展到“逼、供、信”，用木棒，铁链等抽打。再后来，惠志忠终于承认，说是自己偷运了二十箱手榴弹和５００公斤炸药。 

　　连队多数派将情况立即汇报团部“联指”，团部指示一定要见到东西！连队又专门派人驻进四排，强令惠志忠要他交出这些东西。惠说被他埋在沙包里了。他们就押着惠志忠去寻找。 

　　可是三天过去了，一点影子也没有；惠志忠一会讲在这边、一会讲在那边。就整天在沙包里转过来转过去。 

　　找不到，就免不了回来就被揍。 

　　惠志忠本来就弱小的身躯，已经被打的体无完肤，每次打了还不让他叫，叫了就打的更凶。 

　　这天晚上，惠志忠照样被暴打一顿关进了小屋子。他思来想去，再这样下去，自己恐怕是活不成了，迟早一天都得被打死，还不如现在死了算了，但一看，只有地上的一床烂棉絮，什么也没有，裤带早被他们搜走了。想着、想着，他忽然想出了一个办法．．．．．． 

　　第二天天还没亮，只见惠志忠爬起来，按响了一个专门为他准备的一个按铃，蹲守在四排的几个头头立即来到惠志忠小屋前，惠志忠很高兴的样子，说： 

　　“Ｘ长，我昨晚想起来了，是我埋在了一个地方，我想起来了，今天，今天，一定给你们找到。” 

　　“就是嘛，惠志忠，我早给你说过，只要你老实交待清楚问题，把东西交出来，你还是革命同志嘛！”Ｘ长说。 

　　“不过，我现在有个小小的要求．．．．．．”他轻轻的，不说了。 

　　“说吧，只要东西交出来，什么问题我都会给你解决的。” 

　　“我．．．．．我想回家换件内衣．．．．．” 

　　Ｘ长思索了一会，说： 

　　“行，现在就去换。好了就走！”他又对一个人使了个眼色，说：“抓紧点。” 

　　就这样，一个人押着惠志忠回家。惠推门进家，那人就站在门外，一会他走开了，回房间去取了包烟。 

惠志忠一进家，两个小儿子还睡着，老婆和老大惠明已经起床，正准备烧火做早饭，见惠志忠回来先是吓了一跳，正高兴地让丈夫坐下；惠明也上前拉着爸爸的手。

惠志忠说： 

　　“快，时间很紧，烧点水我擦一下身子。” 

　　老婆见水桶里已没水了，马上提着水桶出去到涝巴；惠明也懂事地跟妈妈去抬水。 

这时，惠志忠走上前将门关紧，急速跑到里面，取出一把大剪刀对着镜子，下狠心，将剪刀刺进了自己的脖颈，顿时血流如柱。

睡在床上五岁的老二惠健其实没有睡着，爸爸的一切动作都被他看得清清楚楚，他被眼前的一幕惊吓了，他“啊！爸爸！！”的一声，大哭起来。 

　　门外的那个人立即奔进房间，惠志忠已经倒在了地上，只见那喉咙中“呼噜呼噜”直响。他拉起惠志忠，嘴里骂着： 

　　“他*的，还装什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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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　坏头头 

 

这时好多人家都已起床，听到外边的动静，都跑出来，挤在了医务室门口。惠志忠老婆也走过去，一看这情景立即瘫倒在地昏厥过去。 

　　卫生员也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他慌里慌张取出一团药棉塞进惠志忠的喉咙。 

不到１０分钟，惠志忠咽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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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新疆整个形势的发展，到后期，少数派成了敌对派，蔡文绍因有“海外关系”被打成“坏头头”、“牛鬼蛇神”，揪入牛棚。我也被作为“坏头头”，下放到四班监督劳动。 

　　那天，连队召开大会，团部多数派头头、团政治部主任齐廷升也来了，坐在台上“主席台”位置。 

　　会上，他念了一份据说是“内部文件”的材料，只听得他在翻来覆去地说着：什么“要坚决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揪出一小撮牛鬼蛇神”等等。说着说着，马上就有几个人上前，走到蔡文绍的位置上，双手一驾，将蔡文绍揪到台前，被揪的还有另外两个１９６６年到连队的知青（原来有“小偷小摸”行为），不问三七二十一，有两人手拿一把推剪，给他们三人剪了个阴阳头。会后三人被拉到涝巴边原来一养鱼人住的破房子里，简称“牛棚”，被监管起来。每天干着打砖块的生活。

　　据说团部马国良更惨：因怀疑他父亲是国民党特务，被挂上“坏头头”木牌揪斗，轮番对他大打出手，将他两手悬空吊在房梁上，逼其交代国民党是如何派人来联络的，数次被打得昏死过去，两条深深的伤痕十多年后还能看到。 

　　对于我，会上由连长宣布，下放到二排四班监督劳动。会后，我就搬住到男生集体宿舍，行政隶属女生四班。 

　　后来，多数派头头找我谈心，要我反戈一击，争取立功的机会。 

　　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我给他说： 

　　“整个文革期间，我没有做过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坏事，我没有什么可反戈一击。” 

他干脆让我揭发蔡文绍。我说： 

　　“我也没有发现他有．．．．．” 

　　他立即打断我，说： 

　　“不对，不对，你可要认清形势。蔡文绍现在跟你是不一样的，他属敌我矛盾，你呢，内部矛盾。” 

　　他顿了顿： 

　　“不过咧，这矛盾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我又没说话。他站起来，说： 

　　“我反正给你讲的很清楚，前面的路要靠你自己来选择。” 

　　后来，又一次找我，让我交代蔡文绍的问题，我说了一句： 

　　“我们刚成立‘敢死队’的时候，他给我说过：‘谁搞过文化大革命，就是毛主席也是第一次嘛’。” 

　　谁知，我“揭发”的这一句话，当时我感觉也没多大的问题，可是到了他们手中，成了蔡文绍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条最大的罪状，足以让他被定成死罪。每天让他交待说这句话的恶毒用心，交待自己的罪恶思想根源。反正怎么说也过不了关。身上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就差没给他戴上手铐、脚镣。 

　　我在四班劳动，我的工作都是由班长周玉妹直接给我安排。 

　　现在说起来，真是天报应。这周玉妹班长后来成了蔡文绍的太太。蔡文绍从“牛棚”被解救后不久，他俩就结了婚。待我１９７１年回到连队结婚的时候，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刚出生不足一个月。 

　　你说这是什么一种复杂的关系。 

　　也就是说，那时的周玉妹班长早已私下跟蔡文绍好上了。对于我揭发蔡文绍一事，她也是对我恨之入骨，所以重活累活脏活，她都分给我，而且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蕴玉呢？据杨月芳告诉我，对我下放四班监督劳动，作为四班副班长，她的心一直揪着，半夜一个人在被窝里哭醒了多少回。 

　　这年冬天，总干渠清淤，我们都上去了。天寒地冻，吃住在工地，一个班多少任务是用尺子丈量好的。要求从现有的沟底挖下去１．２米深，将那些淤泥全部要运到渠道５米外的地方。完全用担子挑，我的任务就是挑土。那周玉妹亲自给我装筐，挖了还要压一压，一天下来，我的肩膀就红肿难受，半当中还不能停留，必须小跑步。这种重体力劳动，老实说，我这一辈子还是第一遭。第二天，我挑着担子，整个人东倒西歪，但不准休息。周玉妹在一边口中直喊着： 

　　“快点，快点，抓革命，促生产；你在磨洋工呀？” 

到第五天，我就累趴下了，发烧至４０度，被抬下了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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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章　　工宣队

                                                      

　　１９６８年底，在“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和“实现两派革命大联合”的旗帜下，团部分别多次召开两派头头“学习班”，对在文革中发生的一些事件写出详尽的《调查报告》报团党委，最后由团党委下了红头文件，做出正确认定和处分决定： 

　　“１０．１２”被认定为是“联指”挑动的一场“武斗”，团“联指”总指挥齐廷升停职检查。 

　　一连惠志忠之死认定为“被逼自杀”，责任人，一连副连长崔大勇受到留党察看处分。 

　　还有一件，是发生在三连的打人致死案。主要打手邱应龙报地方检察机关，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监外执行。 

　　不久，我被吸纳为一连文革领导小组成员；蕴玉也被调到二连子弟学校教书，我俩的感情又进一步加深。 

　　一连文革小组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四排，找惠志忠的遗体。 

　　当时，惠志忠死后，为掩盖真像，他们草草给包裹一下，用牛车拉上到沙包里随便埋了。 

　　后来，我们就在沙包里“大海捞针”，天天在沙包里转。 

　　当事人也去了，可他说，由于当时自己也害怕，只是挖开了一个沙包，将人塞进去埋上沙就快快的离开了。现在他确实是记不清位置了。 

　　我们几个人，就在他讲的大致范围，认真查找。终于被发现了，在一个沙包的侧面，看上去沙子有松动的感觉。用砍土曼一拨拉，不一会就看见一块布，再一挖，就是惠志忠的遗体，干干的，一点没走样。 

　　回去后，连队专门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他的妻和两个儿，经团部同意联系调动到乌鲁木齐的哥哥处。 

　　１９６９年５月，根据兵团党委内部指示，各团场抽调人员组成“工宣队”，进驻地方一些尚未实行两派大联合的单位。我幸运地参加了“工宣队”进驻阿克苏扎木台林场。 

　　关于扎木台林场，我在另一篇《巴扎》里已有详细描述，为节约笔墨和重复，这里不妨转录部分：

我幸运地参加了“工宣队”进驻阿克苏扎木台林场。这时，蕴玉也被调到二连子弟学校教书。

“人分两地相思愁”。那时还没有现代手机，交通不便，通信困难，一度时间我俩无法联系。 

扎木台林场，当时两派势力相当，派性严重对立。我们进去后，不敢轻易表态，只是多听。其主要也就是为了林场的一个副场长的问题，是“打”还是“保”。 

工宣队队部指示，我们的任务是稳住各队，不让到场部串联和互相串联。 

队部指定我为组长，还配带一个翻译，带４个组员分到林场育苗队。育苗队当时有职工２００多人，其８０％是维吾尔族，极少部分汉族。我们下去后不敢贸然动作，先也不敢接近群众，特别是汉族同志。少数民族同志因为语言的不通，对“工宣队”普遍带有抵触情绪，你如果跟汉族同志接触了，他说你亲他们，支持他那一派，就会联合起来反对你。我们只好请翻译配合，先到一些观点顽固的老乡家了解情况，跟他们套近乎。少数民族同志的另一特点是：你对他好他就可以把你当亲人。因为他们失去和场部的联系，加之我们在下边的瓦解工作，问题很快就不那么对立。这也就是少数民族同志----指乡村的民众的又一特点：思想比较简单，想问题是一通百通，如果被他钻了牛角尖你也就大麻烦了,一年两年不一定能解开。问题的症结被打开，工作就好开展了。老乡也跟我们一条心，汉族同志也跟我们一条心。只是他们还不愿意坐到一个板凳上来。 

工作局面打开后，我就慢慢思念起蕴玉。我跟他们打听与六团最好的联系方式。 

这一问，还真是希望大大。原来，从育苗队过去有一条道可通一个叫黑孜巴扎的地方。而从黑孜巴扎再过去大约有十公里，就是六团。有几个老乡就亲自走过。 

我乐的一晚上没有睡好！ 

一个星期天，我们就实地考察了一番，走到了黑孜巴扎。又用另一个休息日，从早晨六点出发，一直到下午五点走到六团二连。蕴玉见到我回来，高兴的直跳，她不顾他人在一旁，上前来抱住我就地转了三圈。我们约定，从此以后每两个星期天碰一次面，地点就在黑孜巴扎。 

育苗队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队部对我组工作经验进行了推广。整个工宣队工作开展顺利。 

可是我却遇到了一点小麻烦。 

这一个休息日，我向老乡借了部自行车去黑孜与蕴玉约会。走的时候，我们小组的一个叫向梅的，她硬要坐在我自行车后边，带她去。 

向梅，也是上海知青，从五连抽上来的，当时也有２３岁，人较活泼大方，大大列列，有点不拘小节，还没有谈朋友。 

那天，我们的自行车快到巴扎时，老远就看见蕴玉和其他几个老师站在那路边，翘首朝我们的方向看来。快到她们身边，我一刹车，向梅一个惯性朝我身上一趴，然后拉住我衣服下摆跳下了车。这一刹那间，我发现蕴玉眼睛闪过一种忌恨的目光，然后一扭走开了。这一天她中午饭也没吃两口。我只好将情况给她同来的一位老师讲明，她答应我回去做我蕴玉工作。 

工宣队的工作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我们适期召开了忆苦思甜大会。热地罕娜大婶、阿不都拉大爷以及买买提.库乐班大叔先后上台忆苦，汉族小伙王启民、维吾尔青年巨曼等纷纷上台表决心，紧跟党中央搞好革命大团结。公、检、法三家又在场部召开了公审公判大会，对文革中公开制造谣言，挑起武斗，致死人命的原场部武装部长沙依木予以公捕。先是各队，然后整个林场实现两派大联合，新的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林场休息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我又赶去黑孜巴扎和蕴玉约会。我向她报告了新的任务，她看着我红仆仆的脸膛，羞涩地低着头，依偎在我的怀抱，静静的流下两行眼泪。这是我和蕴玉这一生中恋爱期间的最后一次“约会”，是在新疆阿克苏地区黑孜巴扎。 　　

　　工宣队领导宣布工宣队从林场撤点，立即开赴新的工作地点：农一师驻新河、“二八台”、库乐勒、“大河沿”各转运站，继续开展新的工作。 

　　新河、“二八台”等是农一师设立的从大河沿到阿克苏的途中客运休息的站点。当时主要的是由于站点线路太长、分散，各站可能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男女作风问题和其他问题。 

　　我被分派到大河沿站。开始展开正面教育，然后直奔经济问题，个人主动交待和群众相互揭发，查出时任会计王大毛的经济问题。但由于这几个站虽是独立核算，但又互相有着扯不断、理还乱的经济往来纠纷。所以，工宣队领导决定：集中－－－将所有人员集中，将四个站点的会计账目集中，将现查出已有问题的人员集中。地点：“二八台”。 

　　从“二八台”转运站坐车再往里约２０公里，有一片空阔地，这里有几排空房子，房子四周栽种着大沙枣树。那沙枣就跟山东大枣一样，又甜又脆又香。这里是师部原来设的一个养殖场，后来垮了，现在归“二八台”，种些蔬菜、瓜果之类。 

　　我们在这里过起部队式的生活：早晨６点起床，集体跑操；白天各小组活动，有查账的，有负责谈话的；到下午５：３０必须集中到一起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新闻联播”。然后，吃饭。晚上再集中学习时事政治。 

不到半个月，我们工宣队完成了光荣任务，每人背着一大袋大沙枣胜利返回自己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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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章      　结　婚 

                                                 

　　已是１９７０年秋季，我又一次回到一连。此时桑田里的桑树已基本被砍光，改种上麦子。 

　　已有好多对上海知青结了婚。他们见我回来，有的表示惊讶： 

　　“技术员，你还回来一连？” 

　　“你不是在外边混得不错嘛，工宣队队长？” 

　　我只是笑笑，无言以对。 

　　我被安排在文教吴江住的一间宿舍，他睡里间，我在外间。工作也是暂时协助文教搞些宣传鼓动。 

　　在一连，我实际上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但蕴玉很高兴，我除了必须在一连工作的时间外，全部待在了她的办公室。 

　　９月２６日，我俩各自开了证明，在商店买了些糖果，一起去团部办理结婚登记。 

　　团部负责行政户籍和办理结婚登记的是原一连蚕桑班班长沈雪芳。她早几年嫁给了团部公安科科长严江平，也就是我们赴疆时，到苏州蚕桑学校接我们的那位“严同志”。 

　　我到六团后不久就知道了“严同志”的真实面貌，只不过那时他还不是科长，只是一般科员。我单身的时候经常到团部去他那聊天。但后来因文化大革命，我们联系就少了。他与沈雪芳结婚，我倒是今天刚刚知晓。我很高兴地对沈雪芳表示祝贺。 

　　沈雪芳热情地为我俩办理了手续，去把严科长叫来。 

　　严科长还是那么年轻，我们一起说起过去的事情。他告诉我，那次在阿克苏分配，一开始，我是分在九团，后来是他坚持将我要到六团。他说： 

　　“当时，我就看你是个材！” 

　　“严同志，”我还以老习惯称呼他：“还‘材’咧，现在都快失业了，没人要了。” 

　　“什么，那怎么会？” 

　　我将情况详细给他说了，他说： 

　　“那不行，你先回去，我帮你想想办法。” 

　　回连后我和蕴玉就忙着找房子，准备婚事。可一连回答的很干脆：“没有空房子。” 

　　最后，还是二连学校校长帮找了二连连长，答应给我们腾一间。             

　　原来我俩准备元旦日结婚，可房子一直没腾出来，元旦后才有了，给了我们钥匙。我们又立即打扫、粉刷、搬箱子，将我们原有的床板拼拢在一起，铺上新的床单，赶在元月９日（星期六）这天办了婚事。 

　　没有现代人的汽车，没有鞭炮，没有鼓乐队，没有婚纱，也没有伴娘，那天只是请了原四排长一家，学校老师，以及兰万生、杨月芳等大约十几个人，在新房里烧了一桌，大家热热闹闹、高高兴兴，为我俩庆贺、祝福。 

　　第二天，我没有忘记，带上大包大包糖果，香烟到一连一家、一家进行分发。 

　　当我走进蔡文绍家时，给他们送去一包糖果、香烟时，他和周玉妹正在为出生不足一个月的第二个儿子穿衣服。 

　　就这样，我和蕴玉就成了结发夫妻，到现在也已有３７年光荣历史了。这３７年也是风风雨雨，而我们是风雨同舟、恩恩爱爱地过来了。 

　　一天，我和吴江文教正在商量一件事情，突然有电话找我，我一听是严科长打来的。他让我在尽短时间到团部一趟，我的工作已有新的安排。我都差点把上次和他谈的这事给忘了。 

忙完了手头的工作，一天，我就给连队请了假，去了团部组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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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章　新的生活 

                                         

　　团组织科决定调我去基建连，担任文教，暂时先在连部小学代一段时间的课；蕴玉去基建连小学任教师。春节后上班。 

　　节前，我先去基建连报到。 

　　基建连在三连下边，处于从一连往团部的中间地带。原来称为水磨，就是引用总干渠的水，进行麦子、包谷加工磨面，建有一大型磨面房，有很多机器，另盖有好几间大仓库。后来，基建连整体从沙井子那边搬迁过来，从三连划出数百亩地加水磨这一片就给了基建连。 

　　跨过总干渠上架设的一座桥，越过一片林带，就进入基建连地界。只见那一排排整齐划一、低矮简洁的房子，离房前有三米堆放着一堆、堆干柴禾。一些鸡悠闲地在地上找食。 

　　我跨进一间办公室。只见里边坐着两、三个人，走进去，其中一人是原来一连多数派的一个被我称为“帽子遮不住太阳”的古文田，河南人，是一个畜牧兽医。后来知道，他于前几年先调到值班连，与一位上海知青结婚，后调到基建连。 

　　我们相互点了点头算打了招呼，我说找指导员，他说刚出去，我坐等一会，指导员进来，一看，是原来团部子弟学校校长，叫严兴高，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去学校找人，跟他有过一面之交，后来他也被作为走资派被揪斗。 

　　他接过我手中的《介绍信》，很高兴地让我坐下，说欢迎我到基建连，听说我节后搬过来，他说： 

　　“你回去作好准备，这边的房子我给你安排好。说好，正月初五，我用车过去接你们。”

　　这样，一挂牛车拉上了我们的全部家当，搬到了一个全新的地方。 

　　一间进深有十几平米的房子，门后就是一堵火墙，我们将大床铺下，将一个柜子和箱子等堆放好，也还有足够的空间。 

　　我们又利用时间去见了连长等领导，他们都很热情，说目前地里也没什么农活，学生也在放假，让我们多休息些日子。 

　　慢慢我们知道了，基建连的职工除排长以上，大多是解放前国民党新疆残部俘虏后被集中劳改、劳教后的新生人员和他们的家属，文革期间是“军管”单位。所以，经多年改造教育，这些人随从性强，长期形成一种唯唯诺诺，领导指东他们不敢向西的习性，劳动纪律性相对而言比较强。现在对他们一般采取的政策是：“不揭伤疤、不究以往、重在表现、立功受奖”。 

　　因为放假，有好多学生听说新调进了老师，都三五一群走到我们家门口，试探着看我们。其中有一对姐妹，称“小三”、“小四”的７、８岁小姑娘，是严指导员家的，上次我俩去他家见过，她俩胆大一些，径直进了我们家，蕴玉就拿出自己的心爱给她们吃。这阶段，蕴玉正在“闹喜”，反应很大，想吃酸的东西，吃点东西就吐。所以家里东西不少，这“小三”、“小四”也不客气，抓起就吃。 

　　慢慢跟我们熟识了，她俩就拉我们去她家玩。她妈李淑英是连队的统计，跟指导员都是河北高碑店人，人很正直，讲话很直，不拖泥带水的，她已生有５个小孩－－三女二男。时间久了，我们两家关系在外人看来：很好！ 

　　我们俩就这样地过着。她肚子里的小宝宝也在茁壮成长着，肚子也慢慢显露出来。而反应也一天比一天大，常常不能吃东西，所以脾性也大了，要经常给我发个火，跟我吵吵闹闹，我也都是忍着。 

　　终于有一天她跟我来了个大爆发，是从我跟她谈朋友以来前所未有的。 

　　放假在家，她没事，就翻出家中的毛线给未来的宝宝结毛衣。 

　　这新疆的毛线纯度高，不像“口内”，嘴说含纯毛８０％，其实２０％都不一定有，而新疆毛线那是绝对的纯毛。 

　　一天她看家中一种蓝色的毛线还不错，想给上海小妹寄去，可估计上海小妹如果结衣服，大概要差个几两。那天她让我去团部商店再买半斤。临走时扯了一小节线让我比对。 

　　可我到了商店，就那一家商店，就那一个柜台，翻来找去，比对来比对去，都跟我手中的毛线顏色差一点。营业员也是上海人，她不厌其烦，跟我翻遍，连库房也看了，就是没有。她说： 

　　“就这种了，相差不了多少，没关系的。” 

　　我真的没了办法，心想既然来了，不能空手回吧，就买了半斤。 

　　回到家，她一看，马上变了脸色： 

　　“你猪呀？这颜色那对那呀？你怎么这么不会买呀？” 

　　我给她解释，越说她越火气大，举起双手捶打着我。 

　　“好啦好啦，还有完没完了？你自己咋不去嘛？” 

　　“我去，我能去吗？”说着“呜呜”哭了起来。 

　　我也生气了，随手将一团毛线扔在了地上。这一下可不得了，只见她发疯一样冲向我，顺手拿起门边的一根扁担，挥舞着朝我打来。我一个箭步，冲出门外，她就这样挺着个肚子也冲出门外，双手拿着扁担在追打我。闹得左右邻居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都出门看。 

　　这个晚上，她背朝我，一直在“呜呜”地哭，一、两个小时过去，还在“嘤嘤－－”不停。 

真是吃老酸，这种人我是彻底服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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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章     　　  我该站在哪 

                                                 

　　３月，学校开学，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一共开设五个班，每个班最多的２０多人，最少的只有９人。一个是古文田的妻朱国华，一个是蕴玉，一个是严指导员老婆李淑英（暂代课），一个是我（暂代课），还有一个姓王的老师。一人包一个班，语文、算术全教。其他体育，图画等是谁的班谁教。 

　　当时，我是代五年级班。可是只有课本，没有参考教材。算术还好，是珠算，对我是难不倒的。“三下五去二、五去五进一”，还有“九一下加一、七三四十二”，因原来在老家白米和兴泰就是靠算盘吃饭，对珠算口诀我是一辈子不会忘记。可是给学生们讲，他们就是搞不明白。而且，五年级的学生，１２、３岁，还没定型，上课好动，讲话，跟老师顶嘴，给点颜色就要开染坊，给个梯子要上天．．．．．．我简直烦死了。 

　　虽说我自幼的理想是当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可面对眼前这些小“神仙”，我简直是被搞得缩手无策。加之我自己的普通话不标准，这普通话对小学生特别重要。所以，教学效果很不好，学生就更不愿听，有过分调皮的，我还上前暗中拧他一把。 

　　时间久了，就有家长去连长那告状。 

　　所好，我代课不到两月，学校调进一叫李振华的校长。原是三连学校校长；她先生就是前面我讲过的，三连在文革中打人致死的邱应龙。邱应龙被判有期徒刑３年监外执行，现期满后被送基建连。 

　　这样我就出来到连部，主要是搞连队文教工作。 

　　一开始，连长安排让我重新丈量土地面积，我就手持一把拐尺，整天在地里横量竖量，然后回来计算。你想几百上千亩地，有的地在离连队有一、二十里外的地方，要用这三米的拐尺全部去丈量，那可能是整个量下来起码得绕地球半圈。成天累得我够呛！ 

　　慢慢，我就听说这基建连的事情也是挺复杂的，斗争也是挺激烈。 

　　虽然，我前边讲过，这是一个以劳改、劳教新生人员为主体的单位，人员比较听话，平时也好管理，在工作上也不用化太大气力。因为在基建连，可以说这些人个个是多面手，干什么都成，盖房子、挖大渠、平地、灌水、烧饭、打铁是样样都能拿的起。 

　　而问题是在领导之间，据说是有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连长徐连东的军阀作风。徐连东是一个相当初中文化的河南人，当年进疆后，由于年轻体壮，完成工作任务突出，先是调在基建连当排长，继而提升为连长。好多年下来，养成了一种主观主义、军阀作风，说话粗鲁、作风暴烈，是一个不能有人反对的人。谁要是敢反对徐长东，那除非是吃豹子胆。 

　　在一次会议上，指导员严兴高给连长徐连东指出“军阀作风”这一问题，徐连东当即暴跳如雷，粗口就骂人，严兴高毕竟是个知识分子，不与他一般见识，没吵起来，但会议却不欢而散。从此，徐连东连长就不再买指导员的帐，支部会也开不起来。跟当年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说法一样，闹到连长就要停发指导员的工资，而指导员（也是支部书记）要开除连长的党籍。反正是水火不相容。那些中层一级，几个排长、司务长都跟着徐连东；指导员这边就没什么人了，我大概是算一个吧？反正徐连东一直是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看不惯。 

　　第二是连队的定向。主要是现在的这片土地太分散，盐碱性大，不易排水，又没发展余地，指导员通过调查，也请团部生产科的同志做过论证，感觉应该搬出去，重新到八连下边开发，建立新的基地。而徐连东却认为，基建连这些老职工，都是些５、６０岁的人了，还要去开什么发？就在现有的土地上搞到什么程度就什么程度。不想再搬家了。 

　　为这两人也是各持已见，矛盾没有调和余地。 

　　可是，真的，我进疆也好多年了，虽然学会了一些平地、打埂、灌溉的基本技能，但对以上两个问题，我无论如何是没有发言权的。想站在指导员这边帮他一把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也不清楚，我该站在哪？ 

　　可是，我却经常发现古文田，还有二排长、司务长等有四个人成天在连长那嘀嘀咕咕，而且是一只眼睛整天好像在盯着我，打我的小报告。 

　　我有时就给指导员反映一下这种情况，可指导员总是哼哼哈哈不表态。 

　　一天晚上，我喝了二两，突然心血来潮，拿起毛笔，在墙上贴的报纸上写下了： 

　　“打油诗一首 

　　　----基建连狗多，有四条 

　　出门小心慢慢走 

　　脚前脚后防恶狗 

　　恶狗阴险暗伤人 

　　为着两根肉骨头。” 

　　当时是一时兴起，不想，为这几句话，两年后我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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