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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四章     二婚

        这是1973年发生在南疆阿克苏某团农场的一个故事。

只要10月15日这天一过，天就明显地凉下来，不少家庭都早早生起火，把火墙烧的烫烫的，房间里暖暖的，散发着一股烧红柳的特殊香味。

王金奎排长一走进家门，就感觉特别的温馨、温暖。他的妻走过来，为他褪去身上的脏衣服，一杯热茶送到手中。她女儿也亲热地走过来：“爸，下班了......”

要知道，一个月前，他还没有这个“家”，就他一个人，回到家，到处是冷冰冰的。由于太累，他放下砍土曼，衣服也不脱就倒在床上。肚子实在饿了，就爬起来抓起中午在食堂买下没有吃完的冷包谷馒头咬几口。不过这是他实在太累了，一个人忙里忙外，毕竟是40岁出头的人......

王排长是甘肃省民勤人，早年当兵转业后到兵团在沙井子某劳改队当排长。后来改制为基建队，整体搬迁到某团。

在沙井子时，他与一河南逃荒到新疆的女子结了婚，但由于王排长在当兵时一次战斗中受伤失去性功能(当时部队给立了三等功)，时间久了这河南女子死活不干，不让王排长睡上床，不让王排长碰她身子，还硬要与王排长闹离婚。

为这事的处理，当时老连长还吃了个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

因为王排长除了这一“毛病”外，真正是个大好人、老实人。工作踏踏实实，年年被评为先进。

老连长是与王排长一起从部队转业下来的，在部队就是王排长的领导。因此，老连长看这女子要跟王排长闹离婚，他急了眼：

“这王排是有功之人，那时见她可怜收下她，现在倒翻脸不认人了。这哪行？”

还说这女子是猪尿泡打人不疼，“骚得很！”

一个星期天，他吩咐几个女老职工强行将这女子衣服脱光了，用绳子将她手脚捆在床上，然后，几个女职工又将王排长硬推进房间，反锁上门。

谁知这事闹大了，这女子寻死觅活要与老连长拼命，后来一直闹到师部，老连长最终吃了处分。

王排长与这女子离婚，还倒赔八百元让她回了老家河南才了事。

然而，这一次的婚姻给王排长很大打击。作为一个男人，哪个不想有个温馨的家，有个温顺的老婆。下班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有个伴说说话。

可是他王金奎不能。一度他有点自暴自弃，对什么都失去信心。不到两月，人消瘦了不少。

连队整体搬迁到某团后，团部对基建队干部进行了相应调整，调入几个新排长。三排长就是新调入的，他老婆是四川人，人很热情，当知道王排长的感情遭遇后，主动表示帮王排长介绍一个。

这就是我在文章开头说到的王排的妻子和女儿。

王排长的妻叫许淑华，四川人，与三排长老婆一个镇的，有点表姐妹关系。她原来的丈夫是个铁匠，平时爱好喝酒，醉了就要打人，他有劲打起人下手重，许淑华经常是被打的鼻青脸肿，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但她从不给别人讲，都说是自己不小心摔着了。他怕坏了丈夫的名声，没有人再上门买货。她女儿小蓉看着妈这样，只是哭，背后骂她爸不是人。

后来，王淑华丈夫的酒越喝越上瘾，有时晚上喝了，半夜还爬起来再喝。终于一天，被查出是“胃癌晚期”，王淑华精心照顾了他三个月后走了。

这年，三排长老婆回四川探亲，了解到表姐的这些情况，就一方面给王排长写信征求意见，王排长说：“我没有任何条件，一切听你安排。”她就又到表姐家做工作。

“华姐，你现在娘儿两，生活过的蛮清苦。”她放下专门买来的一些礼品：“想开点，人走了回不来，自己想开点，身体要紧。”

“那死鬼，我才不想他咧，早走了好！”许淑华连忙招呼表妹坐下，递上杯热茶，然后悄悄地说：“就是晚上有点怕，总是这死鬼的影子....小蓉也怕的晚上不敢一个人睡。”

“那.....就再找一个仨！”                 

“你看你妹子说的，我这半老徐娘，又拖个油瓶，谁还敢要？”

“还真不用说，打着灯笼也不好找。我这次呀，就是带着任务回来的......”然后，她就把新疆王排长的事讲给了许淑华。

“嘿，还真那么回事？”许淑华心中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你容我想几天......”

晚上，许淑华把这事侧面给小蓉讲了，这小姑娘就闹着要跟姨娘一起去新疆。

三排长老婆就在探亲的这段日子里帮忙着把这事两头拉扯，最终成功了。

许淑华在最短时间内处理完家里的一切事务，办好一切该办的手续，随表妹坐火车到了新疆。

她们先在三排长家住下。

大家听说三排长老婆给王排长带回个老婆，都争先恐后跑到三排长家，只见许淑华白白嫩嫩，上身穿一件碎花夹袄，下面一条蓝平脚裤；她女儿小蓉也是穿的清清爽爽，齐口称赞三排长老婆干了件天大的好事。 

老连长也代表王排长前去征求许淑华的意见，看这婚事如何安排。许淑华见到老连长，有点不知所措，她说：“连、连长，我、我表妹把情况都说给我听了，我们都是过来之人，就不要那么闹腾，简简单单就行了。而且，我还有个姑娘......”

老连长见许淑华这么通情达理，也很高兴，就帮他们选了个日子，八月十五这天，为他们举办了婚礼。

第九十五章    我的新疆情结 

             

有人问我，你怎总是写一些新疆的事儿，我说，这就对了，新疆对我有着特殊的感情，我在那里生活、战斗了有17年，我的爱情就是在那萌发、开花，我的儿子就出生在那里，我和我爱人的青春年华基本都奉献给了她。可以说，她也就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只不过那时候，不知道自己老了还能在网上写点博客，要不，从那时开始坚持每天写日记，到现在整整一大摞，那现在就省劲多了，随便整理整理就成几部长篇，呵呵。

新疆天山溶雪流下的水清又清，是它滋润着新疆广袤的大地，虽然我们生活是在南疆，但一眼就能看见那雄伟壮丽又白雪皑皑的天山巍峨耸立的身影。多少次曾激情想写下她的雄姿，但终因自己水平太低而找不合适的词语。今天，虽然我已远离她，但她仍耸立在我的心中，让我思念、回想和留恋。

我们刚进新疆，分到农场。首先要学会的农活，是打埂、平地、灌水。

那一大片土地，是由一块一块的地构成，每块地小的六、七分，大的一亩多。要打上埂子将它们分开，便于平地、灌水。打埂实际是力气活，只要有力气，当然要将土埂打直，成一条直线。要从下一块地取土，往上加，再夯实，埂一般高30、40公分；平地，是一项技术活，要学会看水平。将高地方的土挖到低洼地，使整个地面保持水平状态；灌水，就是往地里灌水。就要等整个一片地平整好后，统一调度，才能开渠放水。渠分为总干渠----干渠---斗渠----农渠----支渠，放水一般指在支渠上开口子，沿田间的沟渠进到一块一块地里。灌一块堵一块，最后整个地放满了水，就要在支渠或农渠上堵。就是用砍土曼在渠道里挖上一大块湿泥，先从“哗哗啦啦”流水的口子边堵起，逐步将整个口子堵严，不能有漏。这就要心不慌，动作快，干净利落。

以上平地、打埂、灌水，就是我们在新疆生活十几年中的主要工作。最最基础的工作，是基本的生活技能。你不掌握，就将失去在农场生存的能力。

正是新疆十几年的锻炼，使我们得以坚强，学会了在艰苦环境中坚持的决心和期望，在逆境中奋争的勇气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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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六章             巴扎

老来无事，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下一篇《三张照片》的短文。记录了自己与老伴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的一段感情故事。

    不曾想，一位笔名“休止”的朋友写下一段感言，现抄录于下:

        爱情何须浪漫……时代的不同，爱情的方式自然不同

        不要说平凡，曾用心爱过的婚姻都是一段传奇

        依我看，这样平凡的故事写出来肯定不平凡

        一来可以叙述些当时文革时期的社会风气，让现代人多多了解

        二来可以回忆过去……

    回忆就等于再活一次，老先生何不重新再体会一次呢？再细细描述当年一次呢？

    因此，就又写下如下文章，题目《巴扎》：

   “巴扎”是什么？是新疆人的乡村自由贸易巿场，正如口内说的“集”、“场”。赶巴扎就是赶集、赶场。

    那是二十世纪60年代，每个星期日这天，十里八乡的老乡们，骑着毛驴，赶着牛车、马车，也有的骑自行车，而绝大多数老乡，特别是些身穿连衫花裙的维吾尔妇女、头顶扎着十几根小辫的小姑娘，也都是将鞋提在手上、挎在肩上，光着脚丫走路，眼看快到巴扎了，脚也不洗，穿上鞋继续走。他们把家里的土特产、日用品，家里养的鸡、鸭，鸡蛋、鸭蛋以及自制的酸奶全都拿到巴扎上卖。那些小商小贩们都提前占据有利地形搭起棚架，摆开摊位，有卖猪肉、牛肉、羊肉；有卖米饭、羊肉拉面、面包馒头；有卖布匹服装、卖鞋袜碗碟、卖农具农药、卖蔬菜姜蒜、卖瓜果桃李；有耍把戏卖狗皮膏药、有唱小曲卖面人糖果，斗狗的、斗鸡的、当场表演杀牛的.....渠道旁、树荫下，到处坐满人，整个巴扎热闹非凡。

    巴扎，对于从大上海来的知青来说，也显得特别的兴奋。一到星期天，各个团场、各个连队的上海知青们，吃好早饭，就三五成群地纷纷走向附近的巴扎，去买一些日常用品，去吃碗酸奶，去看杀狗，去凑热闹。所以巴扎更是人山人海。从远处看，整个天空，被一片沙蒙蒙的灰土笼罩。

    赶巴扎也成了我和蕴玉当年谈恋爱的最佳方式、最佳时机、最佳场所。开始几年，我们是赶团部巴扎。巴扎离一连有七、八公里路。在团部前总干渠旁的一大块空地上，称“荒地”巴扎。我俩肩并肩边说边走。虽然当时文革，我们分属两派，当我们谈到“观点”问题，有时也会争论几句，但绝没有左右我俩的感情。我们走在大路上，左手边是流经各连队的总干渠，渠水“哗哗”往团部方向奔涌直下，她是六团的主动脉。渠两边垂柳在风动中摇摆，右手这边是大道，在涌动的牛车、马车和步行的人群中，我俩手拉手悠闲地走着，走累了就停下来在渠道柳树边坐下，说会悄悄话。那时我的基本工资是49元，蕴玉41.5元，所好我们也不需要购买什么东西，只中午在巴扎上一人吃一只老乡的包谷囊，再买一点水果。到下午4点半左右就往回走。从68年到69年上半年，每个巴扎，我们都是这样来来去去的走。大路上留下我俩爱情的足迹，洒下爱情的汗水。渠水为我们喝彩，柳树为我们见证。

    1969年2月，根据兵团内部指示，各团场抽调人员组成“工宣队”,进驻地方一些尚未实行两派大联合的单位。我幸运地参加了“工宣队”进驻阿克苏扎木台林场。这时蕴玉也被调到二连子弟学校教书。

    “人分两地相思愁”。那时还没有现代手机，交通不便、通信困难，一度时间我俩无法联系。

    扎木台林场，当时两派势力相当、派性严重对立。我们进去后,不敢轻易表态，只是多听。其主要也就是为了林场的一个副场长的问题,是“打”还是“保”。

    工宣队队部指示，我们的任务是稳住各队，不让到场部串联和互相串联。

    队部指定我为组长，还配带一个翻译，带4个组员分到林场育苗队。育苗队当时有职工200多人,其80%是维吾尔族，极少部分汉族。我们下去后不敢贸然动作,先也不敢接近群众，特别是汉族同志。少数民族同志因为语言的不通，对“工宣队”普遍带有抵触情绪，你如果跟汉族同志接触了，他说你亲他们，支持他那一派，就会联合起来反对你。我们只好请翻译配合，先到一些观点顽固的老乡家了解情况，跟他们套近乎。少数民族同志的另一特点是：你对他好他就可以把你当亲人。因为他们失去和场部的联系，加之我们在下边的瓦解工作，问题很快就不那么对立。这也就是少数民族同志----指乡村的民众的又一特点，是思想比较简单，想问题是一通百通。如果被他钻了牛角尖你也就大麻烦了,一年两年不一定能解开。问题的症结被打开，工作就好开展了。老乡也跟我们一条心，汉族同志也跟我们一条心，只是他们还不愿意坐到一个板凳上来。

    工作局面打开后，我就慢慢思念起蕴玉。我跟他们打听与六团最好的联系方式。

    这一问,还真是希望大大。原来,从育苗队过去有一条道可通一个叫黑孜巴扎的地方，而黑孜巴扎再过去大约有十公里，就是六团。有几个老乡就亲自走过。

    我乐的一晚上没有睡好!

    一个星期天,我们就实地考察了一番，走到了黑孜巴扎，又用另一个休息日，从早晨六点出发，一直到下午五点走到六团二连。蕴玉见到我回来，高兴的直跳，她不顾他人在一旁，上前来抱住我就地转了三圈。我们约定：从此以后每两个星期天碰一次面，地点就在黑孜巴扎。

    育苗队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队部对我组工作经验进行了推广。整个工宣队工作开展顺利。

    可是我确遇到了一点小麻烦。

    这一个休息日，我向老乡借了部自行车去黑孜与蕴玉约会。走的时候,我们小组的一个叫向梅的，她硬要坐在我自行车后边，带她去。

    向梅，也是上海知青，从五连抽上来的，当时也有23岁，人较活泼大方，大大列列，有点不拘小节，还没有谈朋友。

    那天，我们的自行车快到巴扎时，我老远就看见蕴玉和其他几个老师站在那路边，翘首朝我们的方向看来。快到她们身边，我一刹车，向梅一个惯性朝我身上一趴，然后拉住我衣服下摆跳下了车。这一刹那间，我发现蕴玉眼睛闪过一种忌恨的目光，然后一扭走开了。这一天她中午饭也没吃两口。我只好将情况给她同来的一位老师讲明,她答应我回去做她的工作。

    工宣队的工作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我们适期召开了忆苦思甜大会。热地罕娜大婶，阿不都拉大爷以及买买提.库乐班大叔先后上台忆苦，汉族小伙王启民等纷纷上台表决心，紧跟党中央搞好革命大团结。公、检、法三家又在场部召开了公审公判大会，对文革中公开制造谣言、挑起武斗、致死人命的原场部武装部长沙依木予以公捕。先是各队，然后整个林场实现两派大联合。新的革命委员会成立。

    工宣队领导宣布工宣队从林场撤点，立即开赴新的工作地点：农一师驻新河、二八台、库乐勒、大河沿各转运站，继续开展新的工作。

这在林场休息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我又赶去黑孜巴扎和蕴玉约会。我向她报告了新的任务，她看着我红仆仆的脸膛，羞涩地低着头，依偎在我的怀抱，静静的流下两行眼泪。这是我和蕴玉这一生中恋爱期间的最后一次“约会”，是在新疆阿克苏地区黑孜巴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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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记） 第九十八章      大篷车

                                                                        

     一位网名“lypht”的朋友在看了我发在“老知青之家”上的《我这四十年》，问我：

“70年代末的那场上海支边青年回城大风波，怎么没有提到呢？”

还说：“最有史料价值的就是那次上海知青回城大风波，缺少这点，文章的格局就小了。”

是呀，我在《我这四十年》第四章“送给你一束沙枣花”中，曾经写道：

“20世纪60年代初期，成千上万的上海知识青年响应‘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们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垦农场，屯垦戊边的壮举，激动了整个一代青年人，记录了一个划时代意义的壮举。”

本来这应该是我们的作者、文艺工作者去创作、去歌颂的现成话题，可是，几十年来，上海人在“内蒙”、上海人在“云南”的文章随处可见，却没有人去描述上海知青在新疆的文字。

……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这一次的“上海知青回城大风波”。上海知青成了“危险的极端分子”，成了一堆“臭狗屎”。

是呀,对于支援边疆建设的上海知青来说，这的确是一次“大风波”，是一个让人们不敢触及的话题，是一个极度敏感的话题。

因此，也是我迟迟不敢去写它的原因之一。在《我这四十年》第四十一章“商调函”中仅轻描淡写了一句：

“很快，到了11月份，地处塔里木河下游一些团场的上海知青大批涌向阿克苏，要求返城。真是的，那段日子真是搞的人心惶惶。”

不过，思来想去，几十年过去了，这一段历史还是应该将他如实记录下来，提供给上海知青的下一代去思考。

所以，我庄重地写下了这篇文章：“大篷车”。

事情发生在1980年年底。

起因是：位于新疆南疆塔里木河下游农垦十四团的一位女教师（上海知青）去阿克苏办事，遭遇不测，被几个维吾尔歹徒挟持，强暴后惨遭杀害。激起该团场上海知青的愤怒，该团部分上海知青于1980年11月12日集中到阿克苏，到行署讨说法，要求“严惩凶手，还我公道”！

过激的言行，行署的领导一个个藏了起来，后来干脆不见人影。这样，上海知青也更加气愤，他们一方面占据了行署办公大楼，一间间办公室成了他们的宿舍，同时支起锅灶，生火做饭；一方面在阿克苏“大十字”搭起“灵堂”，悼念亡友，向群众揭发、痛诉“女教师被迫害致死”的经过。群众无不为之动容，纷纷解囊，将身上仅有的几元、十几元“钞票”投进设在“灵堂”边的“募捐箱”。

但，没有领导出面。

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到11月19日，已聚集上万上海知青。

21日，有人开始“绝食”，23日上午10时有500人参加，26日发展到1300人“绝食”。

仍然没有领导出面。

当时的阿克苏“大十字”，到处是横七竖八躺倒在地的上海知青，经前后近100小时的“绝食”，终于有消息称：“XX工作组来疆”。

27日中午开始复食。

但一直等到12月上旬，仍没有领导站出来。在焦急万分的时刻，有一小部分人就开始砸窗户玻璃，有的将办公桌砸烂，当柴烧。事情也由原来的“悼念”演变成“上海知青要求返城”的大举动。

后来，经研究，决定组织少量人员去乌鲁木齐直接找自治区政府。

1980年12月11日，这一天是个难忘的日子。

上海知青组织的“大篷车”队出发！

“大篷车”队由三十余辆卡车组成，每辆车20人，另装上半车红柳和和烧饭用的大铁锅及被褥行装。

这里，我要说给大家的是，在第一辆车上，有一对恩爱的小两口，但严格说来他们还没有结婚。女的是原师部文工团的独唱演员“铁蛋”，文工团撤销后，她被下放到某团。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她已30出头，但始终未婚配。到某团后，她认识了小她三岁的现男友小卢。这次到阿克苏，她俩都参加了，去乌鲁木齐也双双被选中。他们已经商定，待这次成功返回上海，就立即举行婚礼。

几十个人高高兴兴登上车，一路高歌开出了阿克苏城。

再要说给大家的一件事是：车虽是开出去了，但开车的人全都是上海知青，在农场只是开拖拉机的，没有正而八经地开过卡车，更不用说这长途跋涉。

出城后，他们选择了一条较近的路线，从“拜城”绕道“库车”。

然而，当天晚上传来消息，“大篷车”在一处陡峭悬崖的地方，第一辆车翻了。当场死亡三人。“铁蛋”和她的小卢均不幸遇难。

“大篷车”计划被迫取消。

此时，传来上级通知：“凡上海支边青年坚决要求回沪，劝阻无效者，按离职发给粮户关系，车送到大河沿（注：火车站）”。

正在大家欢呼胜利的时刻，一个个满怀希望的时刻，一个可怕的消息传来。

12月26日的清晨，阿克苏地区公安处采取行动,对参与组织这一次活动的七名主要头头分别抓捕，定为“闹事”。聚集到阿克苏的上海知青分别被遣返回各自团场。“所发户粮关系作废，不发工资、粮票，沿途设站劝阻，无效者就地收容”。

12月29日，根据上级精神，宣布：对十四团、阿拉尔渡口、阿克苏主要交通要道实行“军管”，各团场开办学习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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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历史我们听说过，很感兴趣。认真下载了细看。

感谢陈泰朋友的文章。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欢迎.gif：

感谢冷燕老师的关注。我的文章没有出书故没法邮你，对不起。

第九十九章  2009纪事   （一）小序

作者：陈泰

  

2009年8月21日，当我将装满照片的50个信封送到邮政局，我这一次的江苏、上海之行才算划上圆满的句号。

我是8月16日回到贵阳的，一回来就忙着整理照片，400多张照片、50多个人，要一个个分发清楚，也不是容易的事，这不，总算搞好了，我才有时间坐下接着写我的这一篇“后记”，因为文章的总标题叫：我这四十年，现在再接下去写，就超出“四十年”了，但我也顾不得那许多了，就这样往下写吧。

这次的旅程，总的来说，用我姜堰当年一起在“业余文工团”的战友李宝章说的一句话，是：“四十五年喜相逢”。

还是利用假期，也正好是蕴玉的父亲诞辰一百周年，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分别45年之久的原姜堰“青年业余文工团”的朋友和新疆六团一连的老战友在向我们召唤，对我们发出盛情的邀请，我就和夫人蕴玉带孙孙三人一起买了火车票，7月18日开始了这次的江苏、上海之旅。

第一百章  2009纪事 （二）姜堰行

回姜堰，是我一直的梦想。我曾经说过：我想回家，我想亲吻故乡的土地，我想抚摸故乡的桥栏，我想重温儿时的美梦，我想寻找青春的足迹......

                

           

          姜堰的早晨

这次回姜，我有一个愿望：就是能见到新、老两代朋友。这是指：一是在“姜堰论坛”网上结交的新朋友，一是40多年前在“泰县青年业余文工团”一同战斗的老朋友。

我于7月19日到达上海，事先联系好的一个开出租的朋友在车站外等我，他直接开车送我们到了上海汽车客运总站，买上16：40返姜的大客，当天19：20到姜，弟弟早在车站出口等候我们。

    我俩和弟陈建、弟媳红梅

弟媳热情接待我们，他们在南京上班的儿子、儿媳请了假回来与我们相见。一个安徽姑娘、2007年在姜人民医院就职、寄宿在弟家曾与我们有过一面之交后来到苏州某医院当护士叫张旖旎的，也专程请假从苏州来探望我们。

 

     

李宝章是25日从南京（他长住南京女儿家）过来，找上一些有45年未见面的原“文工团”的朋友黄素华、张和顺以及已80高龄的当时“文工团”负责人、离休干部陈银山及黄明珠、程万宝等共十多人，与我共进晚餐。黄明珠、程万宝也分别请大家一起聚会，第三天，当年的小妹、现也早已是“奶奶”的黄素华因我时间安排太紧，特地在姜堰有名的餐馆请我和大家吃“早茶”：“姜堰酥饼”。

        

          

             

     

大家坐到一起，共同回忆1963年在“文工团”时唱唱跳跳、那年轻人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张和顺也饶有兴趣地唱起了当年《朝阳沟》里的唱词，大家又如回到那个年代。大家一起合影留念，李宝章拿去照相馆洗印，取名：“四十五年喜相逢”。

       四十五年后的相聚

我又去了刘家桥巷老房东家，两位90岁高龄的大叔大婶精神矍铄，大婶对着蕴玉说：我还记得你那年一个人来姜堰的情景，逗得大家都笑了。我们和自幼一起长大的房东家几弟兄一起吃了饭。

  

27日上午，当年从新疆六团一中调到泰州巿工作、现已退休的莫璟老师来姜堰与我一见。

第一百零一章  2009纪事   （三）一连战友

作者：陈泰

我在《我这四十年》第二十一章“一连聚会”写道：真没有想到，在这许多年中，我们先后回上海也有四、五次，回去了也和一些原来在新疆一起战斗过的朋友碰头、聚会，可就是没有遇见这些一连的……只要他（她）们再有聚会，事前通知我们，我们一定要回去，在上海与他（她）们相聚，重叙一连的旧情。

2008年初，当我们终于与一连的一些战友电话联系上后，就有不少的人常常在电话中要求我们回去上海与她们相聚。我们也一直在犹豫，因为2007年刚刚回过……

这一次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定下的，而且事前作了很好的计划、安排，设计了“行程图”。

7月29日，我们从姜堰回到上海，在宝昌路四姐家待了一宿，按“行程图”，第二天即去了宝山区淞南五村当年我们恋爱的第一牵线人---杨月芳家。

杨月芳的爱人何永康，当年先在一连畜牧班，后来调到值班连当警卫，退休后成了正而八经的“国家公务员”。杨月芳后来从一连调到五连，自己带着孩子在大地里劳动。在回上海的历程中，他们也是吃尽苦头。现在总算安定了，他们现在与儿子、儿媳及孙女住一起，大女儿和女婿及外孙女住在附近，也经常回来。一家人关系密切，其乐融融。在他们家的两天中，他们叫来住在附近的原一连战友姜廉都、袁征霞、邵扣才、张新琴及外号“小皮匠”的李存五来家中，拿出丰盛的菜肴，大家边吃边聊。说到高兴事，又如回到那以往的岁月。

         杨月芳、袁征霞、蕴玉

因时间太紧，31日吃了晚饭，不得不赶去住在浦西的蔡璇家（也是应蔡璇强烈要求）。

所好，杨月芳的儿何俊是开出租的。7月19日，就是他去车站接我们，因为火车晚点一个小时，他硬是在站外等了我们一个多小时，然后又将我们直接送到上海汽车客运总站。

31日晚上，小何开着车，将他爸何永康及我们三送到长阳路蔡璇家。

蔡璇曾经在一连畜牧班，因为是女同志，又戴一付深度近视镜，放羊并不是她的强项。一次羊走散了，同在畜牧班的何永康帮忙很晚才从老乡庄找回走散的羊。为此，蔡璇对何永康多年来一直心怀感激。这次是蔡璇亲口交待让何永康与我们一起去她家一聚。第二天，蔡璇又电话叫来家住“五角场”附近的孙珊珊、祝梅凤、吕辉和帖松云。大家一起包饺子，一边包一边谈论着往事。蔡璇后来嫁到西安，后又周折返回上海。她的丈夫周先生虽已70有余，但也高兴地楼上楼下地跑，为我们烧饺子、当好后勤。

            

饭后分手，接着是下一个目标：浦东—南汇—六灶---尹月娣家。

我们坐公交车，蔡璇送我们到车站，吕辉要跟我们一起去六灶。吕辉是16岁就支边去了新疆，返城后，接任母亲的工作，在公交车上当售票员，由于工作认真被评为上海市劳模，奖励了一套一室一厅住房。

公交车到张江，尹月娣老公戴项德、她女儿、女婿开着车到张江接我们。不一会，车到鹿溪，就到了她们的家。

尹月娣、蔡璇当年都是四班的，蕴玉是副班长，她们同住一个寝室，关系亲如姐妹。1973年，我们调基建连搬到下边后，尹月娣调到五连，她与戴项德结婚时，我们只送了几个茶杯。后来，戴项德去修铁路，尹月娣一人带着孩子很是艰苦。待我们再调去团部一中，慢慢就失去联系。

现在她家住的是新修建的一幢有300多平米的二层（加一阁楼）小楼。这小楼的修建倾注了月娣不少的心血。见到蕴玉如同见到亲人，一个晚上，月娣滔滔不绝，谈起建房，她就泪水盈眶。

            尹月娣、蕴玉、吕辉

8月2日，外边下着大雨，戴项德电话召来一“面的”，拉上我们六人去了惠南镇马国良家。

马国良，当年六团少数派头头，1968年“10.12”事件后，我就再没有见过他。只知道他与一连四班的夏凤琴结婚后又调去五团，后来当上五团宣传干事。2008年联系上后知道他曾两次脑梗。见面，大家都很高兴。夏凤琴昨天就通知了家住附近的原一连邬桂鑫、王杏仙两口和住在荡湾新村的王文彬、赵秋娥（大家都叫她“阿六头”）两口。他们到后，闲聊一会又拍照留影，继而在一家有名的海鲜酒楼共进午餐。平时很少进油的马国良显得特别高兴，烤鸭、熏鱼连吃了好几块，还喝了满一杯“红酒”。本来是饭后就回六灶，可王杏仙不让，一定要请大家晚上吃晚饭。

王杏仙，也是四班的，当年我被下放四班“监督劳动”，曾被班长周玉妹安排我俩晚上同去棉花地放水，一人管两“农渠”。她也不害怕，硬是连放了三个晚上。下午我们去她家聊天，她给我说，我和蕴玉恋爱传信人才不是杨月芳而是她和陆蕾行。这话也对，在我和蕴玉恋爱中，有时也闹点小矛盾，王杏仙和陆蕾行确实从中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闲聊中，王杏仙问我是否6日要去张秀君家，如定了，她们也过去。因为她知道当年蚕桑班传我跟张秀君的故事，而张秀君原也是惠南镇的，她们都是初中一个班的，从小一起长大，只是后来张秀君爱人在普陀区买下房子，但她们经常保持联系。

晚饭，他们安排在一家“农家饭”餐厅用餐。饭后，邬桂鑫开着“私家车”

送我们回六灶。

第二天上午，我们离开尹月娣家，吕辉自己坐公交走了，戴项德与我们一起去张江，又陪我们上了轻轨2号线到人民广场，看着我们转上8号线，他才返回。

8月6日，按“行程图”，我们先在火车站预售窗口买了15日的返程票（预售10天），然后坐63路公交车去普陀区张秀君家。当我们10：30到达时，王杏仙、邬桂鑫、夏凤琴、“阿六头”已早我们先到。

张秀君和她90高龄的老母亲在家，她先生徐伟利因事去了青海。徐伟利原在六团团部宣教科，画有一手好画。与张秀君结婚后调去青海，成为青海美术家协会的理事。张秀君的儿网名叫“阿迅”，是一名警察，这一年多时间，我们经常网上聊天。这次去他家，可惜他正在上班没见上。

中午，张秀君未来的女婿安排，在一家“酒楼”宴请我们。开始说是不远，她母亲也跟我们一起走，可一会天下起雨，这时又打不上车，走了有三、四站路，终于到了目的地。90高龄的老人一点也不显劳累，倒是我们一个个气喘吁吁。这一餐就化了700多。回贵州后，我QQ与阿迅聊天，说起这事，阿迅说：“我给我妈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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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二章  2009纪事 四）兄弟姐妹

    陈泰

说起蕴玉的兄弟姐妹，那是要吓你一跳。她们家共有九兄妹，六女三男，六姐妹中，蕴玉排行老五。除她二哥在北京，三姐在安徽合肥，我们在贵州贵阳，其余都在上海。

        邢家九兄妹

定今年去上海，主要是去看望那些几十年未碰面的一连战友，所以一开始就准备除去一连战友和校长祝善生家住，另安排只去看望二姐。

这也是因为：2007年我们去上海时，是住在武进路。这里是蕴玉父亲在世时的居住地，是蕴玉幼时直到新疆支边前生长的地方，后来是蕴玉二姐、二姐夫与父亲住一起，到大约1983年，二姐家搬到许昌路后，就由小妹和妹夫住进这里陪伴父亲。父亲去世后，就他们单住。2008年，他们搬住到儿子的的住处，将武进路房子租了出去。这样，我们如果去上海，落脚的地方就成了大问题。

所以我们决定，去上海我们打算住旅馆，不通知上海兄弟姐妹。

但因为今年是蕴玉的父亲诞辰一百周年，想去苏州给老人家上坟，就告知在上海的弟弟建平，让他带我们去坟上。可这事建平给四姐讲了，四姐打电话来询问我们，我们回说：日程已安排好，婉转地回绝了。四姐就将电话打去北京，二哥来电话批评我们，他说：“你们还能有几次回上海，都七老八十的人，你们不去看望一下好吗？住旅馆，你们有多少钱？”这样，我们才修订了原来的“行程图”：哥姐每家一天。

这次是四姐理解和解决了我们这“住”的难题。她让我们住到她家。四姐家原住四平路，也是搬住到宝昌路儿子购买的一室一厅房。姐夫已70多岁，四姐也67，他们将房间的一张大床让给我们睡，而四姐夫将就着睡在一张临时搭的小床上，四姐则睡沙发。与他们住一起的小儿子和孙儿（暑假期跟他们）就睡到地板的席子上，很是让我们过意不去。

               四姐和四姐夫

                   

我们于7月29日在宝昌路住了一宿，8月3日从六灶又回到这里。

按照新排的“行程图”，8月4日，8月5日四姐陪我们先后去了娄山关路大哥家和闵行区七辛路的二姐家。

去大哥家，小妹后我们一步也去了。已77岁的大哥亲自下厨，烧一桌丰盛的菜肴，就一间十多平米大小的房间里，摆上圆桌，有坐在床上，有坐在凳子上，就着饮料边吃边聊。大哥一生辛劳，几十年与大嫂就在这一间房里（厨房、卫厕与人合用）相依为命。但他很乐观，从不埋怨。他的邻家有一小女孩，四、五岁大，大哥亲如自家孙女，有好吃的都要拿去给她。那天桌上的大虾，我们都不舍得吃，留着本想晚饭时再吃，可大哥生气地（说我们不吃）将大吓一只只装在碗里端去小女孩家。说起我们回上海，大哥一直在埋怨（批评）我们一开始不应该不安排去哥、姐家，他说：我是邢家老大，大姐也80岁了，你到上海能不来看我们吗？接着又批评小妹说小妹夫今天不应该不到他家来。我们只好一边道歉一边解释。吃过晚饭，又聊了很久，这时天下起大雨，等雨小些大哥才让我们坐轨道车回去。

5日，也是四姐陪我们去闵行二姐家，建平弟也从奉贤南桥来到。二姐身体一直不好，特别是二姐夫去世后，2007年，二姐带儿子、女儿去姐夫老家四川探望，不小心夜间上厕所时摔了一跌，一直没恢复过来，现不能出门，就由儿子整天陪伴着、侍候着在家休息。我们对二姐一直很敬重、有着特别的情感。我们在新疆时多次去上海，那时二姐与父亲住一起，去后，二姐理解我们在新疆的苦处，每次都千方百计让我们吃好、休息好，回新疆时又给我们买好多东西。这次去看她，二姐很高兴，一定让我们吃了晚饭再走。这样，中午就买了几份凉面将就，晚上二姐坚持着和我们一起走到外边饭馆吃了饭。

   

8月7日，是安排去苏州上坟的日子。四姐、小妹、建平弟和我们三坐火车到苏州，又辗转着打车来到墓地，恭恭敬敬地供上香烛和酒水，为老父亲在天之灵祈祷，祝福老父亲诞辰一百周年。晚上回到上海，四姐的长子王伟请我们吃晚饭。

            

           

8日，是星期六，我们去看望家住在浦东新区成山路的大姐，四姐、四姐夫陪我们同行。这是特意安排的，因为平时去，就大姐、大姐夫老两口在家，都是80岁的老人，招待很麻烦。星期六去，大姐的儿子们也休息，就方便多了。 

大姐家原住在陆家浜路，后拆迁搬到浦东，老两口一室一厅；大儿子启人住他们隔壁，二室一厅。因启人的儿子（也是大姐的长孙）要结婚，大姐就将自己的一室一厅让了出来，重新装修给长孙当了新房。启人将大房间让父亲、母亲老两口住，自己和媳妇住到原来儿子住的一小间。这天我们五个人去，加上后来，大姐的小儿子和儿媳回来，一下子，作为客厅的一间立即变的有些拥挤。当然如果大姐的子女和孙辈们都回来，就有近20人，那就更无法待了。

大姐和大姐夫虽80岁，除耳朵有些聋，身体还硬朗。由于家中子女多，大姐17岁就嫁到黄家，当时四姐蕴兰5岁，基本上都是大姐给带大的。我们对大姐也有一定的情感，每次去上海都是要到大姐家的。2007年，大姐夫80大寿我们专程来上海为他祝贺（见《2007的那个夏天》）。

            

中午，大姐给我们包了水饺，晚上，启人烧了一桌好菜。大姐夫还是一个劲地对我们说：没什么好的招待。我们在大姐家待了一整天，还在准婚房内拍了不少照片，大姐和大姐夫也显得特别高兴。走时，天都黑了，大姐的小儿媳储呜开车将我们送到附近的地铁站。

         

小妹和妹夫在我们29日回到上海时就来宝昌路看我们，以后也来过两次。他们的儿和儿媳双方都是独生子女，按政策生了二胎。所以两个孙女，和亲家一家带一个，也顶忙的。只能忙里偷闲来一会。小妹说她家就住在不远的附近，我们没有去。

弟弟建平，原在黑龙江插队，后调合肥，也是四姐帮忙，作为“监护人”将儿子的户口落到她家，后建平经自己努力，在虹梅买房，经倒手一下赚了30万，就在奉贤买了住房。2007年时我们去他家住了些日子。所以这次就没再安排去他家。但他很热心，陪我们去二姐家，去苏州，还专程到武进路为蕴玉开出一张去新疆时的户籍证明。8月15日当我们返贵州时，建平和弟媳带着孙女佳欣特到南站将我们送上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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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该是第二次在论坛读陈泰大哥的大作 了!

时值新春佳节，特祝愿陈泰大哥健康快乐!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