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浙江大学?前传——烛照的光焰（作者：谢鲁渤）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qq截图20130825194547.jpg：

（老照片·泰和时期部分浙大老师在上田村浙大图书馆前合影。原书插图）

 

乡村协奏曲 （2）

另有文字记载说：“1937年12月29日至1938年1月8日，西迁江西的浙大师生被困于江西玉山的风雪之中。”这只是个笼统的说法，浙大师生受困于玉山，也不是因为风雪，那段日子时晴时雨，极其阴冷，但没有下雪。十天中竺可桢倒是一直都呆在玉山，他一到玉山就去找了线区司令陆福廷，正好浙赣路局副局长吴镜清、运输处长钟湘清等人也在。竺告之浙大学生已向玉山汇聚，“于星期日或星期一（也就是一月二号或三号）可以在玉山集中，故请陆于星期一拨一列车为浙大运输之用”。陆司令态度还不错，说是“曾见学生在兰溪、金华间徒步，心觉不安，故可保证决计尽力运送”。但实际上因战事突变，金华遭遇日军空袭，自建德溯江而上的浙大师生不得已临时改变了路线。几近抛于乡野的生员与难民无异，如期集中计划成空，并且“因须运广西军队自南昌至衢州，故车头又缺乏，……是否能有列车与浙大尚不可知”，散落在金华、衢州等地的师生们只得自己想办法，无论是伤兵车、难民车，见车就挤，挤上一个是一个，挤不上则走路。元月二日晚，“常山一年级学生由储润科、夏济宇率领徒步来玉，计到一百二十人”。他们是十二月二十六日启程的，从建德到玉山这一段，足足走了八天，虽然第二天经清点，学生“已到三百余人”，但“机车仍无着落”，直到元月六日才得到消息，有十个车皮可给浙大，“其中一为公事车、二辆客车、六辆篷车、一辆高边车”，但机车头为一炮兵营所掌控，非浙大专列。

文字表述已是如此繁复，其时其境之混乱，可想而知，加之气候诡异，浙大师生中病患剧增，最是操劳的胡刚复发烧，竺本人“亦几病倒”。尽管身体已十分虚弱，但听说了物理系四年级学生朱光世于金华即疝气病发，又在车中淋雨三日，至衢州，由衢雇舟至常山，一到玉山就卧床不起，竺可桢立刻亲往探视。朱很是感激，说自己所患系宿疾，无妨的，而校医务室主任周威诊断，却是“小肠五寸落外五日，病人呕吐，系险症”。那天上午竺刚巧见过浙赣铁路局局长杜镇远和杭州铁路医院院长朱履中，遂派储润科与二人联系，请杜允许病人搭其专车赴赣，再由朱院长介绍去南昌医院手术。竺可桢是校长，储乃化学系教授，皆为之操心忙碌，身为浙大学生，朱光世幸矣！

竺是最后一批离开玉山的，时为元月八日中午十一点，同车除胡刚复、工学院院长李寿恒外，还有他夫人张侠魂。张本是前一天乘公事车走的，行前因急事回了一下住地，追至车站，车竟就开跑了。机车头掌控在兵们的手里，兵们想怎样就怎样，乘有教职员家属及女生的一挂车，修理刹车稍稍耽误了几分钟，也被兵们以“不能待”之由遗弃。线区马副司令本“对于浙大事不甚热心”，其属下如此作为，便不足为奇。好在八日那天，未曾挂出的三车，加上后来经校方多次交涉又增补的四车共七车，终于还是驶离玉山了。

由于玉山的耽搁，浙大在吉安基本安顿下来的时间，约摸已经是元月二十日以后了。其实从玉山到吉安，也并非容易，火车只能至樟树，须另再换船，溯赣江行至吉安。譬如教务长郑晓沧率队的九船师生，十四日午间自樟树出发，途遇逆风，到吉安竟就已是十八日晚上。虽历千辛万苦方才抵达，但十九日那天的黎明时分，日机对玉山实施空袭，掷弹二十余枚，面对一地废墟，玉山显然已不再适合做浙大的临时校址。事实上竺可桢在到达吉安的第二天，就去了泰和，再次察看大原书院、上田老村和萧百万之萧宅所在的新村，三天后又去，与总务处滕熙等确定将一年级安排在大原书院，其余年级均在萧宅，并划分了课堂及宿舍地点。吉安不行了，元月十七日下午的特种教育常务委员会议便做出决议：“全校于二月十号左右移泰和”。

因此浙大在吉安的时间，前后大约只二十来天。但在这期间，学校还是遵照迁移之前的决议，完成了“继续上课，两周后大考”的计划，虽断断续续，却总算是结束了该学期的课业。不过元月二十五日至二月五日这十天里，竺可桢本人却并不在吉安，而是经南昌、长沙去了武汉，一方面为学校经费跑教育部，另一方面则了解湖南大学、武汉大学，以及由清华、北大、南开在长沙组建的临时大学等高校战时状态。忙而不乱，临行前还特别关照事务主任沈思玙，要“由学校出函申谢此次迁校非事务人员出力者”，如化学系教授储润科、园艺系教授林汝瑶、史地系教员李絜非、军事教官齐学启等。回到吉安的第二天，竺又安排人员去浙江，抢运杭州文澜阁所藏之《四库全书》及学校滞留在建德的图书仪器。三天后再去泰和，检查临时校址的修缮进度，可谓马不停蹄。二月十日，决定出来了：下一学期十五日开学，二十日选课，二十一日上课。其时学生考试完毕，自十一日起，可以开始陆续前往吉安以南四十余公里的泰和了。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2江西泰和上田村的：

（老照片·江西泰和上田村“浙大码头”。 原书插图）

 

 

（待续45）

战乱年头真不易，

校长当得更艰极，

学子一如逃难众，

命运如球被抛起。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3 快阁.jpg：

“快阁”雄踞在泰和县城东侧的泰和中学校园内。阁楼建于唐代（874），距今已有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它初为奉祀西方慈氏（俗称观音大士）之所，名“慈氏阁”。宋初太常博士沈遵任泰和县令期间，因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常登阁远眺，心旷神怡，遂易名“快阁”。史称：“阁曰快，自得之谓也”。 编者

 

乡村协奏曲 （3）

泰和这个地方，因了黄庭坚一首《登快阁》，对于浙大的许多教授来说并不陌生。快阁始建于唐乾符元年，是一座高台回廊的三层临江楼阁，登阁眺望傍城而过的赣江，“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令北宋元丰年间在此任知县的黄庭坚常于公务之余，乐倚晚晴，留下了千古传扬的“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

浙大在泰和办学的时间，从资料显示是前后六个月，正好是比较完整的一个学期。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战争背景下的浙大，因陋就简地迅速恢复了工作和教学秩序。二月下旬之泰和，“满地油菜花，野中紫堇盛开，……宛如江浙之清明、春分时矣。晨间又闻百舌等鸣禽，亦告春也”。虽然正式开课的时间延至二月二十四日，但开课后的数月间，一切都显得有条不紊，为弥补迁移期间所受到的影响，课程和实验都较上一学期有所增加，学校自天目山时开始试行的导师制，也得以继续贯彻，并且因偏居乡野，整个学校呈开放式状态，师生之间朝夕相处，导师与学生的切磋交流，更其便利，就连新学年的招生，也随之提上了议事日程。五月六日召开的校务会议决定，八月一日、二日招收新生。尽管这个决定还只能说是暂时的。

那天的会议，甚至还酝酿成立一些新系。在会上发表提案的，有农学院院长卢守耕的农业化学系，工学院院长李寿恒的矿冶系，机械系主任周承佑的航空工程系，土木系主任吴钟伟的测量学系，等等。虽说由来仓促，会上议论时多少有些混乱，但事情本身却已表明，其时的浙大不仅未因颠沛流离而萎顿，而且非常自信地满怀着拓展与进取的期待。

今日泰和的上田村一带，依旧可见许多当年浙大的遗痕，如浙大码头、校长办公楼、浙大堤、浙大礼堂、澄江学校、沙村示范垦殖场，等等。这些陈年旧迹可分为两类，一类如码头、礼堂、办公楼、校舍、图书馆之种种，还原的是一所战时流亡大学的环境，其多数建筑基本是借用的当地书院、藏书楼和老宅，而另外一类如学校、农场、防洪堤等，则为浙大在泰和期间帮助地方开展的教育与建设项目。二月十日还在吉安时，特种教育委员会就讨论通过了与当地合作办泰和小学的方案，除了出一部份资金，还推定郑晓沧、张其昀、庄泽宣为校董；二月十二日，又将由农经系主任梁庆椿起草、垦田一万亩的农场建设计划书，寄给了时任江西省政府委员、江西省农业院院长的萧纯锦。

泰和临江，常见水患，浙大来的上一年，就发过一次大水。泰和人兴修水利的热情一向高涨，南唐监察御史周矩主持修筑的槎滩陂，以及其下游的碉石陂水利系统，素有“江南都江堰”之称。江西省水利局局长燕方畋曾言：“泰和槎滩陂创自南唐，载诸通志，迄今千有余年矣。考其平时蓄水、灌田数逾万亩，实为全邑水利工程之冠。”浙大迁至泰和后的当月，燕就与泰和县长鲁绳月等到校视察过附近江情，希望能借助浙大的科技力量筑堤防洪，对浙大来说，这也正好是个社会课堂，具体实施于是就交给了土木系。三月十三日，刚从香港参加了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归来的竺可桢，就听取了土木系唐凤图教授的相关汇报，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做了记载：

“……中午唐凤图来，谈及水利问题，谓上流洲尾村之石坝以及泰和城东之狗头山，共约十五里，若筑堤三尺高，则可防如去年之大水。预计需土方一万方左右。一星期以内即开始测量，预期于两星期内将第一步测量完毕。此外尚有山洪问题，上田村北之玉华、武山，至夏季时有山洪暴发，其中宣泄全赖渠道。主要渠道由玉华山迂回而东，绕过县城东北，折曲而南，终汇于赣江。渠道迂回宣泄不利，但上田以西梁家村附近山麓巨塘积水，与洲尾村附近老河口石坝相连，如辟人工水道使与渠道相贯通，而与老河口筑闸节制，则不妨及灌溉矣”

日记都写得如此详细，足见竺可桢对此项工程的在意。这条修成后东起泰和城南朱家桥，西至三溪村张子山的防洪长堤，就像一首乡村协奏曲，虽则在用工经费上主要由江西省水利局与建设厅分别承担，但建设厅长杨绰庵开出的主要条件，却是“须浙大负其全责”。事实上在筑堤的数月间，浙大土木系师生及校方责任人胡刚复，几乎不舍昼夜地为之出智出力，作为“主乐器”的浙大，在协奏曲各乐章中音色格外鲜明。所以大堤筑成后，泰和人一直都把它称之谓“浙江大学堤”，并延续至今而未变。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3－2 浙大堤.jpg：

赣江上田码头位于泰和澄江镇南圳村库背组东南250米，赣江西北岸上。明朝匡叔昂从文溪村迁此始建，河边原有一座赵家庙，周边为田畈，原名赵田村。抗战期间，浙江大学西迁，在泰和办学，上田码头进入了鼎盛期，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和师生们在这里演绎了一段亲民爱民的佳话，上田码头称为“浙江大学码头”（左下图），码头边的防洪堤称为“浙江大学堤”（右上图），为赣江增添了传奇色彩。千里赣江，码头堤坝众多，然而，以他省之名为别名的，恐怕只有泰和县的上田码头和上田堤坝。虽然60多年过去了，但在上田村临近赣江的村庄一问起“浙大码头”、“浙大堤”，稍上年纪的人都知道。只是“浙大堤”大部分已经崩塌不见了，部分堤面成了乡村小道，但在小道两侧还能找到当年堤坝防洪的闸门和排涝的涵洞，并树有石碑以作纪念（背景大图）。  编者

 

（待续46）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4 竺与家人.jpg：

（老照片·1922年竺可桢与夫人张侠魂及子女。原书插图）

 

乡村协奏曲 （4）

尽管迁址泰和完全是临时性的，但浙大却并不以权宜之计对待。除了在这里筑堤、办学校和垦殖场，他们甚至还有过建造校舍的打算。胡刚复有一天跑来找竺可桢，说是想在上田新村和老村之间的空地处，盖一座理化实验馆。这当然是胡作为文理学院院长出于教学所需的考虑，竺也表示了赞同，但却又认为：新村距学校中心的大原书院较远，“异日浙大如返杭州，新村之屋既交还萧家，而后则在新村所建之屋势必孤立，而大原书院为萧氏公产，萧家以后谅无办大规模学校之能力，则浙大或其他公共机关可以永久借用，因此在大原书院附近建筑，异日可以利用，而在新村则否”。竺的意思，是将实验馆址改一下，建在大院书院的附近，因“此时不能不为将来计”，而其心目中的将来之计，就是“异日在此设立永久学校”，以便把乡村协奏曲一直演绎下去。

竺可桢的这个想法在今天看来，许是过于理想化了，因浙大在泰和的时间实在太短，胡刚复所建议的理化实验馆后来也没能建成。但这半年中，浙大各院系的课时趋于正常，纪念周演讲出的是“抗战与士风”、“消费经济与国防”这样的命题，坚持出版的《浙大日报》满了百期，学生自治会在东头村民众俱乐部举办了儿童健康比赛，来浙大作国学讲座的马一浮，有了后来的《泰和会语》，日常的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临近五月末，教育部派参事陈泮藻、战时教育委员会官员陶百川等，专程来浙大视察，详细询问了关于校舍、导师制、贷金制、学生思想之种种问题，不但看了农学院、学生教室，甚至还要求看学生的国文作文及物理实验报告，事后传回来的反馈是：浙大在所有流亡迁徙的大学中，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的坚持堪为一流。

六月二十六日，学校在萧氏宗祠举行了自西迁以来的第一个、也是浙江大学的第十一届毕业典礼。竺可桢致词，讲了三点，除强调大学生进入社会后，应肩负国难之责任，使中华民族成为不可灭亡之民族，而为社会服务，则应不求地位之高、薪水之优，更在于努力去干外，还特别检讨说，“目前学校缺点在于只传授知识，而不注意智慧，不能使人深思”，希望毕业生以后能慎思明辩，努力“日日新，又日新”。那一届的毕业生共七十人，其中女生十四人，另有“手续不完备及借读他校者若干人”。有意思的是，在授完毕业证书、唱罢毕业歌后，学校又请马一浮先生做了个演讲。马先生于颠沛流离中为浙大接纳来泰和后，敛其性格之矜持，在国学讲座之余，亦热心校务，不仅这次毕业典礼上唱的歌是他嘱托丰子恺请人谱曲的，自己后来也应竺校长之请，撰写了《国立浙江大学校歌》的歌词。对在毕业典礼上的演讲，更是做了充分准备，怕学生不易理解，事先还特意印发了题为《赠浙江大学毕业生序》的讲稿。

这时候的泰和，因日军进攻江西马当之势甚猛，一旦兵舰驶入九江，则无疑将遭受战火之灾，原本相对安定的办学环境，转瞬呈岌岌可危之态，再次迁校的问题，又成了浙大当务之急。六月三十日，竺可桢与胡刚复等人离开泰和，前往南昌、长沙、武汉，直至广西桂林，作新址考察，至七月二十五日方回，前后将近一个月，此番远行对竺来说，可谓毕生无以释怀的舍家之旅。

“今日下午八点，衡儿在泰和间余轩西斋，因患禁口痢去世，余于二十五日下午八点回泰和始知之，呜呼悲哉！”

这是竺可桢写在1938年七月二十一日日记篇末的一段“补记”。为日后浙大再度迁址时的仪器设备运输事宜，那一天他和胡刚复正奔波于南岳、衡阳、祁阳间的湘桂铁路办事处，晚九点才在祁阳三民饭店四号房住下，其时年幼夭折的竺衡气方尽，魂未远，身为父亲，竺可桢似有感应，总觉心慌胸闷、坐立不安。次日转道桂林，向广西教育厅官员邱昌渭咨询有否适合做浙大校址之地，听邱说宜山有一处标营，“足以敷千人之用”，便打算前往考察，却收到了总务长沈思玙发来的电报，催其速回。电报只说竺夫人张侠魂痢疾严重，未提及仲子竺衡。考虑到离校太久，一来走时妻儿双双病卧在床，二来昨夜突感心神不宁，竺交待胡刚复继续西行考察，自己赶回了泰和。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4－2 竺可桢和儿子在赣江游泳（第七章）.jpg：

（老照片·竺可桢和儿子在赣江游泳。原书插图）

 

（待续47）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5.jpg：

（老照片·浙大师生祭奠竺可桢夫人张侠魂、次子竺衡的灵堂。 编者）

 

乡村协奏曲 （5）

到泰和那天已是夜晚，竺可桢一下车就见三个孩子守在路口，急问夫人病况如何，长女竺梅说妈妈好些了，又问衡儿怎么不在，竺梅大哭，说弟弟没了。竺可桢“闻信之下，几不能辨是真是梦，因章诚忘告余谓侠及衡病痢已稍佳，何竟至去世耶？”章系校长室秘书，十六号那天在长沙见到竺可桢，并未言及张侠魂和竺衡的病情危重，否则竺就不去桂林直接回泰和了。进了家门，病卧在床的夫人紧攥其双手，“谓恐不能再相见”，竺可桢更是痛彻心肺。

张侠魂是在竺可桢回到泰和的第十天去世的。期间经多方救治，病情曾一度有所控制，但最终还是没能保住，八月三日近午夜时，停止了呼吸心跳。半月之内连失妻儿，对竺可桢的打击可想而知，这不仅是他本人之大哀，也可以说是战乱中四处求生的浙大之校殇。一周后的八月十日，校方在浙大礼堂即萧氏宗祠举行公祭，由郑晓沧主祭并作五言长歌一首，为诔词，全校师生员工数百人前来送行，马一浮、柳诒征等教职员书写的挽联挂满了整个礼堂，其中校长室秘书诸葛麒的一副，最合竺可桢其时之心境：“驰八百里入湘，[    ]，三徙辟榛莽，我无罪矣。病十二日丧子，又十二日丧君，廿年空梦幻，天乎痛哉！”上联中缺失的那一句，从下联来推测，应似“复八百里入桂”一类。此挽联所表达的，正是竺可桢因自己忙于为浙大寻觅新校址辗转湘桂，无暇顾及家人，遭致变故的复杂情绪，因此在当天日记中，竺自己也写道：“近来早稻均在收获，田亩中景色沈佳，但值此国破家亡，对此大好河山，不能不作楚囚对泣之象也。晚月有华，上田村竞烧纸锭及放爆竹……”

浙江大学是从1938年八月十七日开始迁离泰和的，那天动身的是先遣人员李絜非、滕熙等。两天后，图书仪器装船起运，随后是教职员于三十日启程，首批女生的出发时间，则在九月十五日。那一天也正是张侠魂母子下葬之日，学校教职员与学生百余人为之出殡，墓地在华阳书院东北边的松山，墓碑系国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学家柳诒征所题写。三个月前，柳应邀开设史学讲座，第一讲“非常时期读史要略”开讲才约摸二十分钟，即猝发中风，訇然倒地。竺夫人闻讯前往探病时，曾“以为其不可救药”，孰料如今张竟去世了，而柳老仍健在，竺可桢思之，不免悲喜交加，叹谓“天下事真有幸有不幸也”。

因为学校诸多事务未了，加之张侠魂竺衡母子尚需安葬，竺可桢也是一直到九月十八日才离开泰和，工学院院长李寿恒、土木系主任吴钟伟等十八人与之同行。按说在那个时刻，竺伤痛未泯，无心旁顾，谁知竟忽然提起沙村垦殖场，说是最让他放心不下。八月下旬，竺接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一信，说先前答应给沙村的一万六千余元经费，“除已拨五千元外，概行停拨”。据垦殖场负责人周承澍说，其时场里安置的百余难民，百分之四十次年春天可自立，余下的至秋季亦可，届时以生产之收入，还贷应该不成问题。竺可桢认为，“如省费停拨，则周必去，而沙村将无以善后”，“此种有始无终之办法实不足取”。随后即给江西省建设厅长杨绰庵去信，省府停拨沙村示范垦殖场尾款之因，主要在杨，这事原本系建设厅委托浙大操办，杨不积极，“省府其他委员则以浙大将迁，故亦靳而不予”。考虑到不至于在一棵树上吊死，竺后来又专门拜访了江西农业院院长萧纯锦，与之商讨垦殖场维持办法，得到萧的支持，表示建厅如确实不愿再办，农业院可以接手。其时已是九月上旬了。事情刚有点转机，自己就走了，竺可桢担心这一去，萧纯棉那头只怕也要落空了。

至于广西宜山的新址究竟落实得怎样，更是竺可桢在那段时间里日日牵肠挂肚的事。浙大撤离泰和已陆续行动，李絜非、滕熙去广西，胡刚复亦由贵州入桂后，竺给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发过一份电报，希望尽快将宜山标营及文庙等处拨与浙大，九月十二日接胡刚复电，“知桂省府已拨宜山标营”，遂稍稍安心，之后李絜非也从宜山来电，说标营团部已迁出，房屋正在着手修缮，学生、教职员去宜无问题，总算使准备赴桂的竺可桢松了一口气，“心为之大慰”。

泰和的乡村协奏曲曲终人散，坐在车上的竺可桢，回望历时半年的这一方人生舞台，青山依依，流水绵绵，余音萦绕不绝，多少年后，心痛或可平复，浙江大学的根系，却是永远扎下了……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5－2 卢与张.jpg：

卢守耕（1896－1989），字亦秋，浙江慈溪市天元镇润房村人。先后毕业于杭州中等农业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美国康乃尔大学博士。曾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兼农艺系教授，台湾糖业研究所所长，台湾大学农学院教授等，是著名的农学家和教育家。先后出版专著《稻作学》、《现代作物育种学》、《台湾之农业》及译著《植物育种学》、《作物育种学导论》等。作物育种学家、农业教育家，中国最早了解并研究台湾农业的专家之一。1988年病逝于台北市，享年93岁。

 

张其昀（1900—1985），中国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字晓峰，浙江宁波鄞县人。1923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史地系主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等。创办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学术院。著有《本国地理》、《政治地理学》、《中华五千年史》等。1985年8月26日在台北逝世。编者

 

（待续48）

【编后语】

在这第七章里，我们又见到了许多本所不知的人士——夏济宇、储润科、李絜非、吴钟伟、梁庆椿、唐凤图、章诚、诸葛麒、萧纯锦、杜镇远、滕熙、吴钟伟、周承澍、杨绰庵、朱履中、朱光世、钟湘清、杨绰庵、吴镜清、陆福廷、陈泮藻、陶百川、邱昌渭、竺夫人张侠魂和子女竺衡、竺梅，以及盐商萧炳南、唐代大诗人孟浩然、宋代书法家黄庭坚。

     在编辑中，让我了解到了当年浙大师生不但在艰难的岁月里坚持开学，而且还用一种新型的办学模式，至今在泰和还留存着“浙大码头”、“浙大堤”。其中也被竺可桢突失二位亲人的坚强品格所感动。而更让自己有所收获的是，从书中知晓了唐代与宋代的二位名人，尤其是在上小学就读到过的那首名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就出自这位唐代大诗人孟浩然。

读书真好，能了解历史掌握知识，又舒展了心情！

而从网上搜索到的配乐《上田往事·浙大码头浙大堤》视频，再现了当年那段艰难岁月的浙大西迁尘封往事，以及那些珍贵的老照片，是个极不多得的好教材，让人看了思绪万千。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3MzMxMzUy.html?firsttime=100    

《上田往事·浙大码头浙大堤》 配乐视频

 

 

 

附：35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附35 孟与黄.jpg：

孟浩然（689-740），唐代诗人。本名不详（一说名浩），字浩然，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世称“孟襄阳”。浩然，少好节义，喜济人患难，工于诗。年四十游京师，唐玄宗诏咏其诗，至“不才明主弃”之语，玄宗谓：“卿自不求仕，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未仕，后隐居鹿门山，著诗二百余首。孟浩然与另一位山水田园诗人王维合称为“王孟”。左上图

 

黄庭坚 （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又称豫章黄先生，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诗人、词人、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而且，他跟杜甫、陈师道和陈与义素有“一祖三宗”（黄为其中一宗）之称。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历官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校书郎、著作佐郎、秘书丞、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等。诗歌方面，他与苏轼并称为“苏黄”；书法方面，他则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为“宋代四大家”；词作方面，虽曾与秦观并称“秦黄”，但黄氏的词作成就却远逊于秦氏。右上图· 编者

附：36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附36 齐与熊.jpg：

齐学启（1900-1945）湖南省宁乡县人。国民党新编第三十八师副师长，陆军少将追晋中将衔，著名抗日远征军将领。1923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是孙立人将军的同窗好友，后赴美国学习陆军。

 

熊式辉（1893——1974年），字天翼，谱名西广，别署雪松主人。出生江西省安义县万埠镇鸭嘴垅村。熊式辉幼习军事，先毕业于江西陆军小学、中学、清河陆军军官预备学校，1913年入陆军第一预备学校，旋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1921年被保送入日本陆军大学学习，192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是国民政府政学系的要角。 编者

 

  第七章·完

八、《宜 山 记》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1 《国立浙江大学宜山学舍记》碑记。0.jpg：

（“浙江大学在宜山期间，除东门标营外，用作教室和宿舍的建筑，还有湖广会馆、文庙和工读学校等处。文庙已成公园，但并无太多绿化，唯两株大榕树格外显目，风吹枝叶，有声如叙世事沧桑。”  编者）

 

宜 山 记（1）

记一：现时的走马观花 

自桂林去宜州三个半小时，车票上打出的地名仍旧是“宜山”，这让我感觉踏实。改宜山为宜州肯定是有道理的，但我想要去的是宜山，不是宜州。虽然走出宜州汽车总站，我知道这就是宜山了。

向路人打听的第一个地方，是西大街32号，竺可桢1939年的寓所。回答都说没有这条街。也难怪，时过七十年，星移斗转了。但眼下所在的这条路是宜州主街，谓之城中路，如果城区位置大致未变，应该也就是当年的主街。于是再打听东门，有一辆机动三轮车的女司机知道，上了车，沿城中路一直东去。

宜州的城区交通，出租车少，公交车空，跑得最欢的就是这机动三轮，基本价是2块钱。女司机知道东门，在于那座门楼尚存，其面貌下旧上新，两侧及门洞均可通行，虽有楼梯，但因栏栅隔离，却不能登楼。

出门楼依旧是笔直道路，行不远便见一大门，女司机说是驻军营地，但部队已经撤走了。她说的驻军，当然是解放军部队，我觉得早年曾驻扎过清兵的那座四合院式的标营，也就是此地。在1939年前后的一年零四个月里，它是浙江大学宜山岁月的大本营。

随即又去北门。1939年元月二十九日是个星期天，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午后一人徒步出北门，过江至对河乡，循天河大道行一小时，询途人至离龙头村尚有十一里而返。经望仙亭，知此路辟于民廿年李县长时。经另一新起之浮桥入北门，已四点余。”北门已无旧迹，小街不长，两侧多小店铺，烟杂水果及柳州螺丝粉、罗城滤粉等，建筑低矮，挤挤挨挨，直到江边。江谓龙江，有石砌台阶铺至水边，江岸泊小船数艘，江心有怪石显露，如龙脊之骨，十分奇特。竺可桢就是从这里过江的吗？他要去龙头村做什么呢？

江边景色，静美如画。因无法过江，未见天河大道、望仙亭，想象中的浪漫浮桥亦不复再现。此时已下午两点，饥肠辘辘，抱憾而返。如此瞎碰，恐错漏重要遗迹，决定电话找人。

什么人也不认识，一个电话号码也没有，从黄页簿上查，能找的部门似乎只有两处，一为市委宣传部，一为方志办。先打宣传部，一男性公务员答曰：三点钟才上班，你急什么。再打方志办，一轻声细语的女生，耐心听完事由，说她提供不了什么帮助，但给了我一个电话，说不妨找找文管所的李楚荣李所长，又说需要地方志，可以去行政新楼的几区几室找她，姓梁。

幸亏找到了李所长，如同找到了组织。约好在大礼堂见面，虽初遇，却如相识已久，不及寒暄，即带我四处奔走。多云天气，没有太阳，但闷热。李说他已退休，应比我年长，让他汗流浃背地陪同，于心不忍。他到底是行家，对我的提问善答如流。从前的西大街，竟就是我一出车站就踏着的城中西路。指着一处标以“蜘蛛王”的店铺，李说这就是西大街32号，竺可桢寓所旧址，原是宜山金库库长郭绍缨的家。按照着个说法，往东去的城中东路，就是东大街了。李果然在那里又指着一处店面说，这是苏步青寓所旧址。此店名“金城江”。有意思的是，两家都是鞋店。鞋是穿着行走的，1938年底，竺可桢率浙江大学从江西泰和一路行来；1940年初，苏步青等浙江大学师生，又往贵州遵义一路走去。尽管是牵强附会，这想法还真是一闪而过。

浙江大学在宜山期间，除东门外标营外，用作教室和宿舍的建筑，还有湖广会馆、文庙和工读学校等处。文庙已成公园，但并无太多绿化，唯两株大榕树格外显目，风吹枝叶，有声如叙世事沧桑。我说这树应是当年文庙的遗存，李先生指那盘根错节的石磡说，这都是原物。右侧的那棵树前，立有一碑，乃竺可桢校长所撰之《国立浙江大学宜山学舍记》，可惜碑刻稍嫌粗糙，不易辨读，原件早已不存，此为复制品，与东门外“标营”所立的“浙江大学本部旧址”碑，均系两年前的2007年所立。文庙的老树还在，湖广会馆和工读学校，就只剩大致的位置了，都相距不远，其中的会馆处，现为宜州一中。

和李楚荣先生的一起寻访，还隐约感觉到了两位大师的身影，一位是漫画大师丰子恺，一位是国学大师马一浮。

应竺可桢的邀约，时在桂林师范学校讲授美术和国文的丰子恺欣然就聘浙江大学，于1939年四月八日下午抵达宜山。李先生对北门小街一幢看似木结构的二层楼屋饶有兴致，说竺校长为丰子恺的接风，就是在这家酒楼。店名未变，依旧称“合昇楼”，店面是改造过了，但基本还是当年的形貌。

马一浮来浙大早于丰子恺，是从江西泰和随校迁来宜山的。马是浙大校歌的词作者，创作地点一说泰和，另一说是宜山。马的著述中既有《泰和会语》，也有《宜山会语》，虽然在宜山仅四个月，却印象至深，其后来所作《忆宜山》诗的末两句曰：“龙江余石骨，红豆忆林梢”。诗前有题语，“宜州，山谷嫡迁之地也。山郡荒陋，犹喜水石清峭……”马一浮所言之“龙江石骨”、“水石清峭”至今依旧，也是我此行宜州最喜欢的去处。

可惜丰、马二人的旧居地均在郊外，未能前往，不知人称“宜山第一园”燕山龙岗园何以让“既至宜山，就做宜山人可也”的丰子恺花两百元买下，至于马一浮“南郊茅屋”前那“老干繁枝，垂丹宝如珠”的“红豆一树”，早在宜山沦陷的1944年就被砍伐了。幸好龙江水仍清，石骨依旧。离开宜州前，我又去了北门外的龙江，沿石阶一直下到水边，再过小桥，登上石骨。时值清晨，江上薄雾如纱，船似剪影，有渡自对岸来，仅一挑担农妇，顺了石阶，一步一颤，渐次隐去，方知这是个码头，有一木牌置于崖壁，是谓庆远渡口。真是一条有骨之江啊，清清浅浅的，居然在硝烟中摆渡过一所高等学府，了不起！

                          2009年8月14日记（作者）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1－2《国立浙江大学宜山学舍记》碑记。2.jpg：

（“右侧的那棵树前，立有一碑，乃竺可桢校长所撰之《国立浙江大学宜山学舍记》，可惜碑刻稍嫌粗糙，不易辨读。”  编者）

 

（待续49）

浙大人才辈出，但也是个多难的院校。好帖！

    谢谢龙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