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4 蔡元培.jpg：

 

（蔡元培 1868年－1940年，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浙江绍兴山阴人，原籍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蔡元培在香港因病逝世，享年72岁。 原书插图）

国立浙江大学 (4)

　　蒋梦麟对施行大学区制的态度，我以为是赞同的。此前他已在北大代蔡元培行使过校长职权，从杭州北上之初很是低调，在教职员会议上甚至说，我只是蔡先生派来按印子的，一切仍由各位主持。所以蒋梦麟的办学主张，与蔡元培可以说是一致的；筹备第三中山大学的那次聚会，蔡元培、李石曾、蒋梦麟等也都在场，其时蔡和李已经是中央教育行政委员会的常委，况且也正好是那天，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蔡元培不久即被推举为大学院院长，大学院

和大学区制同为教育新措，会上没有人对此表示出异议。

事实上聚在蔡元培周围的这群人，对大学区制的提出都不会陌生。蔡元培是主张教育独立的，早些年就发表过《教育独立议》的文章，他所设计的蓝图，也正是“分全国为若干大学区，每区设立一大学；凡中等以上各种专门学校，都可以设在大学里面。一区以内的中小学教育，于学校以外的社会教育，都由大学校长办理。大学的事务，由大学教授所组织的教育委员会主持。大学校长，也由委员会选出”。蔡的这个想法不是凭空想象，他自己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位”。以此推断，蒋梦麟出任第三中山大学校长后，也会是按照大学区组织条例来办学的，毕竟其时只定了浙江和江苏的第三、第四两所中山大学来试行。现在看来，对于当初的教育制度，应该说这也是一种革新之举，虽然施行的结局是无果而终。
　　蒋梦麟在第三中山大学改称国立浙江大学后没几个月，就去国民政府担任教育部长了，校长的名分虽然还挂着，具体事务已由副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邵裴子代理。他是国民政府的第一任教育部长，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部长。按照蔡元培的观点，教育部应是“专办理高等教育会议所议决事务之有关中央政府者，及其他全国教育统计与报告等事，不得干涉大学区事务”，也就是说，教育部只是个办事机构，在这个办事机构里做一个“长”，与大学校长的那个“长”不可同日而语。但蒋梦麟是在大学校长的位置上来做教育部长的，两者间就有了一种结合的可能。大学区制取消后，他去了北大，依旧回归大学校

长的位置。

　　有一种似乎很流行的说法，说是在台湾的某次北大纪念会上，傅斯年在其演讲中称：孟邻先生学问比不上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又说他自己学问比不上胡适，办事却比胡适高明。蒋梦麟听后笑言：此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

北大的“功狗”。
　　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傅斯年均为北大前后校长，其中蒋梦麟的在任时间最长。蒋梦麟五四运动后初到北大，是替蔡元培代行校长职权的。蔡元培5月6日向大总统和教育总长递交了辞呈后，于次日清晨悄然出京，并且在留给北大师生的一张便条上写道：吾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也”。“民亦劳止，汔可小休”。吾欲小休矣。蔡元培引此典，自喻为马，那“道旁儿”就多少有些抱怨学生了，乘者因路旁小儿赞马快，喜之，乃驱驰至死，他是不愿意的。蒋梦麟到了北大，虽自谦“是蔡先生派来按印子的”，却到底引领北大涉过了非常时期的一道险滩，尽管磕磕绊绊、如履薄冰，“处境最难，憔悴也最甚”。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4－2 蔡元培故居、纪念半身像和香港墓地.jpg：

 

（蔡元培故居位于绍兴市区萧山街笔飞弄13号，是一个颇具绍兴特色的明清台门建筑；也是我国目前唯一专门介绍蔡元培一生事迹的名人纪念馆。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葬香港仔山巅华人公墓。编者）

 

（待续21）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5 胡适.jpg：

 

（胡适 1891—1962，安徽绩溪人。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改良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与陈独秀同为五四运动的轴心人物，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曾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等职。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1939年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编者）

国立浙江大学 (5)

　　后面的那两句话是胡适说的，在胡的眼里，蒋梦麟“是一个理想的校长，有魄力，有担当”，这当然都表现在他掌校北大期间。蔡元培当时就说了，五四运动胜利后的北大，“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但在蒋梦麟看来，其实还不光是因为学生们“为胜利而陶醉”，也在于“大度包容，思想自由”这两个北大最著名的精神特点的负面：纪律弛、群治弛，他后来有针对性地致力于“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并取得成效，是一个奇迹。至于对胡适等文、法、理三个学院的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当然更是他有魄力、有担当的体现，所以孙中山曾预言其“他日当为

中国教育泰斗”。

　　蒋梦麟所具备的这些作为大学校长的素质，在他出任第三中山大学及随后的国立浙江大学校长时，应该已经表现得游刃有余，因为此前他已在北大有过代理校长的实践。反过来说，因为有了蒋梦麟为第一任校长，国立浙江大学从一开始就把底子打扎实了。虽然蒋本人实际掌管校务的时间并不长，又鉴于大学区制施行中的不确定性，学校在开办初期似乎尚未显露锋芒，但是作为日后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国立浙江大学在师资的拥有上，单是新筹建的文理学院，就已然令人惊叹：邵裴子、刘大白、钱宝琮、纪育沣、王守兢、孟宪承、俞子夷、唐庆增、袁敦礼、郭任远、钟敬文、顾功叙等，诸多文学、物理、化学、数学、教育学、心理学的才俊名流，济济一堂。院长邵裴子同时也是副校长，并在蒋梦麟去北大之后继任校长。
　　在今天，即便是描述性地复制第三中山大学成立时的情景，也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了，不过在1927年，在新文化、新气象生如夏花的杭州，哪怕这是浙江近现代史上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的诞生，也不见得就一定会举行隆重的集会或庆典，就像事关该校决策的筹备会议是以泛舟西湖、扶风江轮的形式举行，谈笑风生的奠基者们并不以为是在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样，第三中山大学出现在浙江，可谓顺理成章，无论文化积淀、教育思想抑或人才资源，其无可厚非的条件都是显而易见的，几乎可以说是应运而生。
　　但是就第三中山大学落户的蒲场巷而言，这样说也许又显得轻飘了，自晚清开明知府林启在此将普慈寺改为求是书院以来，先贤们为在杭州建立新式大学的梦想绵延不绝，其路漫漫，虽然这一夙愿的终于实现未能亲睹，然而“花开老庭院，鸟栖新枝丫”的喜悦到底也是莫大宽慰，没有隆重的集会或庆典，想必无碍蒲场巷气息的欢快弥散，杭州城东沿用至今的大学路，比任何热闹一时的庆祝仪式更能给人以深刻的记忆，尤其是一年后改第三中山大学为国立浙江大学，这条街的学府痕迹就再也抹不去了。
　　蒋梦麟是1927年初回到杭州的。上一年的4月，《京报》记者邵飘萍被张作霖以“宣传赤化”的罪名枪杀后，他偶然得知自己也上了黑名单，遂逃至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暂避，数月后化装出京，到天津港搭英国商船抵达上海，其时沪杭铁路因战事中断，不得已又在上海待了半年，才转道返杭。如果没有这一趟的南下，他会不会依旧留在北大呢？这样的“如果”当然是不存在的，事实是回到杭州的这一年，蒋梦麟参与了第三中山大学的筹备，并就任校长，以至于国立浙江大学甫创之时就得到这样的一位教育大家为之掌门，幸矣！
　　顺便提一句，中国报业先驱、新闻教育开拓者邵飘萍烈士，1909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亦可谓浙江大学校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5－2 图为胡适故居、墓、纪念馆.jpg：

 

（胡适故居位于安徽省绩溪县上庄村。大门前和正厅上各悬着我国著名书法家沙孟海亲题的“胡适故居”直，横两块黑底金字牌 匾。转过正厅就是后堂，中间隔一小天井，小厅上悬一块红底金字大匾，上书”持节宣威“四字。是当年胡适出任美国大使时，国民政府所赠。

胡适墓位于台湾省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对面的胡适公园小山上。1962年2月24日，胡适于台北参与中央研究院第五届院士欢迎酒会的胡适，于会议中突发心脏病去世，终年71岁。胡适墓志铭由知名学者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壮为先生书写，其内容为：“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胡适纪念馆位于台北市南港区“中央研究院”院内，纪念馆由故居、陈列室和墓园三部分组成。图为胡适墓园内的胡适雕像。编者）

 

（待续22）

 

【编后语】

在这第一章里，作者又让我们认得了闻一多、张澄斋、秋瑾、李石曾、胡适、蒋梦麟、陈聘丞、吴山求、高维力、叶公超、康有为、杜亚泉、马用锡、胡道南、余云岫、李石岑、朱光潜、汤尔和、傅斯年、刘大白、钱宝琮、纪育沣、王守兢、孟宪承、俞子夷、唐庆增、袁敦礼、钟敬文、顾功叙及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

 

附：20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附20 闻一多.jpg：

 

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又名多、亦多、一多，字友三、友山。湖北省蕲水县人（今黄冈市浠水县）。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诗人和学者。新月派代表诗人，作品主要收录在《闻一多全集》中。1922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赴美留学。先入芝加哥美术学院，次年转入科罗拉多大学美术系。1925年回国后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1927年，任南京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改为中央大学，49年又更名南京大学)外文系主任。1946年7月15日在昆明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闻一多忍受着连日饥饿带来的折磨，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终年47岁。

闻一多故居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南区鱼山路5号中国海洋大学校园东北角，该建筑建于20世纪20年代，具有南欧建筑风格，砖石结构，地上两层，有地下室和阁楼，屋顶呈四面坡状，占地面积214平方米，建筑面积607平方米。闻一多住于南面一间房子，面积约20平方米。1930年8月，他应聘来到青岛担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中文系主任，一直到1932年夏，就住在此楼内，故此楼又称“一多楼”。该故居现为青岛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闻一多墓位于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内。差不多有一人高的青灰石墓碑上，是闻一多铜质浮雕头像，叼着烟斗，戚眉沉思。下面，是一本展开的书卷，刻着1951年安葬闻一多骨灰时民盟中央敬撰的生平简介：“闻一多同志，湖北水人，生于一八九九年。历任武汉、清华、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早年写新诗，中年精研诗经、楚辞、古代神话。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发生以后，献身人民民主革命事业。一九四四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遭蒋匪帮暗杀。享年四十七岁。”

闻一多铜像位于湖北浠水县闻一多纪念馆，是我国当代杰出人民艺术家、雕塑艺术大师刘开渠和中国雕塑研究所所长、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王克庆教授共同设计创作。铜像通高3.9米，其中像高2.5米，基座高1.4米，像全身为青铜铸造，基座为钢筋混凝土立方体结构。正面镌刻着原民盟中央主席楚图南书写的“闻一多”三个金字，阴刻阳文。 编者

 

在编辑过程中，只是着重在网上搜寻到了蒋梦麟、蔡元培、胡适等三人的故居及其它相关资料，并特意跑到杭州西湖平湖秋月对面的“明鉴楼”去拍摄了几张照片。说说此楼，记得文革时入住者曾相识，故几次进入游玩过，如今已经成为了浙江省老干部书法家（美术）协会的几个社团的活动场所了。

 

汤尔和（1878－1940），原名调鼎，杭州人，政界人物。早年曾在杭州府中学堂就读师范，1902年协助其师在沪创办《新世界报》。留学日本，毕业于金泽医专，其间被推为拒俄义勇队临时议长，加入同盟会。又游德，获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任两级师范校医、北京医专校长。1922年后，历任教育总长、内务总长、财政总长。七七事变后投向日伪，任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等职。译著有《生物学精义》、《近世妇人科学》、《诊断学》等。其因肺癌病死于北平，去世后，周作人在其悼念会上致辞，表示深切哀悼。

 

刘大白（1880～1932）中国诗人，原名金庆棪，后改姓刘，名靖裔，字大白，别号白屋。浙江绍兴人，与鲁迅先生是同乡好友，现代著名诗人，文学史家。曾东渡日本，南下印尼，接受先进思想。先后在省立诸暨中学、浙江第一师范、上海复旦大学执教数十余年。1919年他应经亨颐之聘在浙一师与陈望道、夏丏尊、李次九一起改革国语教育，被称为“四大金刚”。后任教育部秘书、常务次长，中央政治会议秘书等职。二十年代，他曾莅校考察并讲学。去世时只有五十三岁。编者

附：21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附21 汤、刘、李、朱.jpg：

 

李煜瀛（1881年5月29日－1973年9月30日），字石曾，笔名真民，石僧，晚年自号扩武，河北高阳人。李鸿藻第三子。中国教育家，故宫博物院创建人之一。曾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早年曾发起和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1956年定居台北。1973年9月30日病逝，终年92岁。

 

朱光潜（1897年-1986年），笔名孟实、盟石。安徽桐城人。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北京大学一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政协二、三、四、五届委员、六届常务委员，民盟三、四届中央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编者

 

纪育沣（1899－1982），浙江省鄞县人。有机化学家。1921-1922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化学硕士学位。1924-1926年回国在武昌大学任教授。1928-1933年分别在东北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等校任教授。1936-1945年分别在广西大学、上海医学院、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1949-1951年任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究员。他的研究领域涉及有机化学、药物化学、天然产物化学，尤其毕生以研究嘧啶化合物著称。用经典方法对一些中草药的化学成分进行分离鉴定，属于首次研究。病故于北京，享年83岁。

 

钟敬文（1903－2002），原名钟谭宗。出生于广东汕尾海丰公平鱼街，客家人。1934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文科研究院学习，并继续民间文学研究。1936年夏回杭州，从事教育和研究上作。后到桂林，在迁至桂林的无锡教育学院任教。1941年到中山大学文学院任教，至1947年夏，因“左”倾思想被中大当局解聘。旋转香港，任达德学院教授。1949年到北京参加第一届文代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候补委员，文学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不久就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系教授、副教务长、科研室主任，并兼任北京辅仁大学教授。他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和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和创作工作，贡献卓著。是我国民俗学家、民间文学大师、现代散文作家。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编者

 

附：22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附22 纪、钟、叶、顾.jpg：

 

叶公超，1904年10月20日出生于江西九江，著名外交家、书法家。原名崇智，英文名乔治（George，字公超，广东番禺人，1981年11月20日因心脏病复发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终年77岁。晚年寄情于书画创作，著有《介绍中国》、《中国古代文化生活》、《英国文学中之社会原动力》、《叶公超散文集》等。

 

顾功叙（1908年－1992）浙江嘉善人。中科院院士、地球物理学家、原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29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理科，获得理科学士学位。1929-1933年任杭州浙江大学物理系助教。1934-1936年 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矿业学院学习地球物理勘探，获得硕士学位。1936-1938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地球科学系作研究工作。1938年回国后，曾任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和中国地震学会的理事长。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50年来对中国地球物理勘探事业和石油等矿产资源的发现及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先后编著《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和《地球物理勘探基础》，对发展地球物理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逝世于北京。享年84岁。编者

 

第一章·完

  二、《杭州瑰宝》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1 邵裴子.jpg：

 

（邵裴子1884－1968，原名闻泰，又名长光，杭州人。1930年7月至1931年11月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早年入上海南洋公学经济特课班习英文，后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蒋介石视察浙大时，动员他加入国民党，被拒绝。1949年后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革浙江省委常委、副主委、主委，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邵裴子在杭州病逝，享年84岁。生前遗嘱将其全部藏书、文物捐献国家。 原书插图）

杭州瑰宝 (1)

　　清宣统三年，余在浙江高等学堂正科毕业，以请病假扣分，只得第四名，未有学校特颁之奖品，同学咸为不平。邵先生招余往，慰勉备至。谓教师及学校均以远大期尔，勿介介于等第名次而自馁。邵先生且谓余非不利于考试者，然学问贵有真实之造诣，尔天资不居人下而沈潜不足。宜随时自策，无负众师之望。邵师平日遇余最严，在同级中对余最不假以辞。至是，乃知其望余之切，终身感之不能忘。……
　　上面这段文字，出自陈布雷的《回忆录》，文中提到的“邵先生”，便是他在浙江高等学堂就读时期的英文教习、教务长邵裴子。陈布雷离校后很少与邵裴子再见面，但心里始终惦记，称其为恩师，在外见到浙江熟人，必定会托他们带信问候。
　　不过邵裴子倒是很少对人说起陈布雷是他的学生，别人说到“布雷先生问候邵先生”时，也总是淡淡一笑说：“他太客气了。”但是后来听到了陈布雷自杀的消息，邵裴子老泪纵横，言道：“他一死，国事前途可知矣！”
　　邵裴子是1909年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学成回国的，学的是经济学，却又带回了一个文学学士学位。那一年是宣统元年，19岁的陈布雷已经在浙江高等学堂读书了，新进校的英文讲习邵裴子仅年长他6岁。说是新进校，其实也不然，邵原本就是浙江高等学堂前身求是书院的学生，校园依旧在城东蒲场巷，环境熟悉而亲切，学生亦如同当年的自己，一切恍若从前，像陈布雷这样学业优异、思想活跃的学生，他自然会给予特别的关注。
　　陈布雷对学校的师长，也一向很是尊爱。吴雷川自不必说，陈能够进入“浙高”预科就读，正是吴以学堂监督的身份特例准许的。预科毕业时，吴雷川还专门为之把酒祝贺，令陈布雷感激不已；德文教习张褧伯，也是一个。辛亥革命前一年的秋天，已经剪去发辫的张与陈布雷等几名学生泛舟西湖，一句“君等奈何犹留此可耻之纪念物于脑后”，让他们感觉难堪，回校后当即相率剪了辫子；但以“无施不可教与其风度之和悦闲雅”为陈布雷“独深慕乎”者，实乃教授地理的张阆声先生，用陈布雷的话来说，是“亘30年不能忘”。
　　张阆声即张宗祥。《杭州日报》上曾刊登过一篇文章，说杭州从前有“三大地保”，分别为马一浮、张宗祥、邵裴子。“据说历届浙江省主席到了杭州，都要登门拜访这三位先生。”三位先生中，真正是杭州人的，只有邵裴子，马一浮系绍兴籍，张宗祥则为海宁硖石人，将他们以“三大地保”称之，想来是因三人作为学界名宿，一生的重要活动都在杭州，并最终定居杭州。但是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对“地保”这个词的注释，却是“清朝和民国初年在地方上为官府办差、压迫人民的人”，这显然不是那篇文章中的“地保”的意思。马、张、邵三位都是杭州西泠印社中以学术立身的学者型篆刻艺术家，在20世纪50年代初，印社恢复活动时，被人称之为“湖上三老”，这倒是贴切的。
　　在这之前，我还曾见过另外一说，据称是流行于抗战之前，有两位先生人称“杭州瑰宝”，一个是马一浮，一个是邵裴子。将邵裴子与马一浮以“杭州瑰宝”并论，无疑是出于邵作为著名教育家，对于浙江大学的创办功不可没，学问与人品俱佳。1936年竺可桢接任校长时慕名求贤，力邀邵和马一浮执教国立浙江大学，显然正是基于坊间的这一美誉，并且自己也是认同的。
　　邵裴子之于浙大，意义非凡。他是国立浙江大学前尘往事的见证人，也是创办之初的奠基者，更是蒋梦麟掌校时期的副手和蒋梦麟之后的掌门。虽然在邵裴子和接任前的竺可桢之间，还隔着两任为时不长的校长，但国立浙江大学的学脉却因了两者的殚精竭虑，得以萌生、确立和光大，由邵开创的文理学院，在蒋校长时期就设有8个系，可谓整个学校半壁江山。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起步较晚，但先行者基本都具有海外留学经历。尤其是担任大学校长的，除了自身的学术地位和名望，在办学理念和方法上，大多受日本或英美等国影响，彼此间差距不远。就像蒋梦麟五四后前往北大代替蔡元培行使校长职权，几乎没有任何的缝隙，很快就衔接上了，后来做了国立浙江大学的首任校长，贯彻的也是蔡提倡的“民主办学，教授治校”之精神，对邵裴子来说这显然也不是什么绝招，就其“学者办学，舆论公开”的主张而论，本质上可以说和它是一回事，但具体施行起来，又到底还是因人而异的。譬如礼聘人才，邵裴子就自有一段广为人知的佳话。
　　数学家苏步青1931年初从日本留学回国。他是带着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的理学博士学位回归的，在他之前，获该校博士学位的外国学生仅陈建功一人。陈是绍兴人，回国前就打算前往国立浙江大学，作为学长，希望苏步青也能与之同校执教。陈对苏说，你得到学位以后要到浙大来，到浙江大学来。其时苏步青不仅欣然答应，且雄心勃勃地说，你先去，我毕业后再来，让我们花上20年时间，把浙大数学系办成世界第一流！许多年后，苏步青在他的《自述》中，曾提到过这件事，说当时接到的聘书很多，“因我与陈建功先生有约在先：学成后一起到浙江大学去，花上20年时间，把浙江大学数学系办成世界第一流水准，为国家培养人才。我怀着对祖国和故乡的深深怀念，终于回到阔别12年的故土，到浙江大学数学系任教。”而1931年的国立浙江大学校长，正是邵裴子。
　　据说初到浙大时，苏步青聘书上写明的月薪是大洋300，而燕京大学开出的价码则为240美金。虽然苏还是选择了浙大，但学校承诺给他的薪金，后来却未能兑现。“当时，国内教学的条件很差，工资都发不出。”苏步青说。他这么说并非空穴来风，在他说的那个“当时”，已经连续4个月拿不到一分钱了。随苏一起回国的有他的日本籍夫人和两个孩子，经济上的捉襟见肘，使他的家庭生活颇感窘迫，思来想去，苏步青萌生了去意。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1－2.jpg：

 

（老照片·上世纪50年代初，环城西路20号，文管会成员合影。前排从右至左：沙孟海、邵裴子、郦承铨、陈训慈、朱家济。第三排右四王士伦，右六汪济英。史前考古专家牟永抗从老相片簿里找到它。那时，青年牟永抗刚入文管会，家乡的兄弟前来看望。他们对着镜头淳朴地微笑，那是五十年代的笑容，是新社会当家做主的自信。那也是环城西路20号原始的模样：脚下的方砖清晰光润，身后的门窗精美气派。背景中的青砖质地，让人想到不远处的沙孟海故居，同样也是水磨青砖，西式洋房。想来当年环城西路上应该有不少这样的精致院落。编者）

（待续23）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 苏步青.jpg：

 

（苏步青 1902—2003，原名苏尚龙， 浙江省平阳县人。著名数学家，共产党员。1919年6月，以优异的成绩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毕业后，今温州中学，赴日本留学。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后入该校研究生院，1931年毕业获理学博士学位，同一年3月应著名数学家陈建功之约，载着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的理学博士荣誉回国，受聘于国立浙江大学，先后任数学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训导长和教务长。其间，与陈建功一起创立了“微分几何学派”。1952年10月，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来到复旦大学数学系任教授、系主任，推动复旦大学数学学科快速发展，使之成为中国数学领域的中心，并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后任复旦大学教务长、副校长和校长。苏步青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编者）

杭州瑰宝 (2)

　　得知消息后，邵裴子连夜登门，竭力挽留。邵先是从自己的薪金中拿出200大洋救急，对苏步青说，你不能走，你是我们的宝贝。在随后几天里，又为之筹措了1200大洋。有一段故事，是这样描述当时情景的：
　　“我听说，苏先生准备重回日本……”惴惴的，邵校长问话时脸涨得通红。“我实在是面临诸多困难，事出无奈，确有此想法……”吞吞吐吐的，苏步青回答时脸也涨得通红。“不能回去！你是我们的宝贝……”邵校长情急之中，脱口而出。“这是真的？”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真的，千真万确，你是我们的宝贝！”他再一次表示肯定。“好啦，那就不走了，那就不走了！”苏步青活脱脱就像一个孩子似的，攥紧邵校长的手连声地说。（张光武《苏步青与松本米子的爱情故事》）
　　我相信一个大学校长和一个数学教授的对话，不太会是这个样子，并且邵裴子和苏步青谈论学校经费、教授薪金，以及人才的去留等问题，也不可能这么简单这么轻松。邵裴子是教育家，也是经济学家，对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当时肯定正受着理想和现实无法协调的煎熬，苏步青对邵校长的苦衷，一定也具有知识分子的肝胆相照。只发生在他们两人之间的对话，既无旁人在场，后来的讲述也就难免是凭借想象了。事实上许多年后，谈起这段往事，苏步青只淡淡一句：“我在代理校长的帮助下，克服困难，坚持教学和科研工作。”在邵裴子心里，苏步青这个“宝贝”于浙大，无疑是不可或缺的，但道理讲得再多，要留住宝贝的燃眉之急，还是钱，掏自己的腰包是最简单，也是最实在的，虽然邵裴子自己的校长薪俸也只有600大洋。
　　邵裴子正式担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的时间，是从1930年的7月到1931年的11月，他在这期间引为“宝贝”，委以重任的知名学者，除苏步青外，还有物理学家张绍忠、生物学家贝时璋、教育学家郑晓沧等。这些名家受聘国立浙江大学的意义，不只在为学校师资壮大了阵容，更在于对各系的建立，起到了开创和奠基的作用，而且此后多年，他们也都一直效力于浙大，痴心不改。
　　张绍忠是蔡元培推荐来浙大的，邵裴子除聘其为教授兼物理系主任，还让他作为自己的助手，担任文理学院副院长。张绍忠不仅自己来了浙大，还从留学回国后最初执教的厦门大学邀请了朱福炘助教和金学煊技工。就是他们这3个人，一个教授，一个助教，一个技工，掀开了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历史。该系创办的当年即招收新生，开设了一年级全部物理课程与实验。稍晚一些，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了教育学硕士的郑晓沧，也创建了浙大教育系，请来任教的孟宪承、俞子夷、庄泽宣、黄翼等，堪称当时中国教育学、教育心理学领域的最强师资团队，而留学德国获博士学位的贝时璋，则随后创建了生物系。贝的作为尤其传奇，在师资尚缺的情况下，他居然一个人开出了组织学、胚胎学、无脊椎动物学、比较解剖学和遗传学等多门课程。经邵裴子网罗的这批专家学者，或具备广泛的号召力，或能独当一面，都是青春时代的国立浙江大学之栋梁。无论岁月如何流转，前辈们的卓著学识和报国之心，都依然为今人所感佩。
　　在邵裴子掌校的1931年，也许正是创办之初的浙大数学系在教学上首先显露活力的一年。那一年，陈建功与苏步青分别主持了函数论和微分几何两个讨论班，这个教学方式不但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还逐渐完善成了一种模式。苏步青在谈到讨论班这一形式时，曾经说过三点体会，一是培养学生的严谨作风，二是有利于学生的独立思考，三是教师可根据不同学生的具体情况，分别给予个别指导，三点体会均为一个指向，那就是以学生为本。以讨论班的形式授课，学生事先须仔细阅读书籍和最新文献，阅读中遇到问题要习惯推敲，这样，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就被激发出来了。苏步青第一批学生中有个方植德，经这一模式的培养而成材，方植德毕业后执教于厦门大学时，又沿袭这一模式，在厦大培养出了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当然这是后话了，然而对于校长邵裴子来说，却正是其提倡“学者办学”的一个注释。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2苏步青故居.jpg：

（苏步青故居位于浙江省平阳县腾蛟镇腾带村大溪边，背靠青芝山，也就是卧牛山。旧居为祖遗木构平房，建于晚清，面阔5开间，20世纪40年代苏步青兄步皋在东首续建两间，尽间为凉亭；坐东北朝西南、占地3500平方米。西侧古藤缭绕，房前有奇树榕抱枇杷，后院有井，水清如镜，冬暖夏凉，四面围墙，门台偏西，前庭广阔。后院深幽，是典型的浙南村居民舍、农家住屋。 编者）

（待续24）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3、杜与俞.jpg：

 

杜亚泉 1873－1933，原名炜孙，字秋帆，号亚泉，浙江上虞人。近代著名科普出版家、翻译家。杜亚泉因患肋膜炎无钱医治而不幸去世，享年六十岁。去世本无财产积蓄，“平时卖文所入，除供简单生活费用外，悉捐作教育公益费，因此身后萧条，无分文遗产”。病笃时无钱医治，死后借棺入殓。蔡元培与杜亚泉是道义相交的挚友，杜去世后，蔡在《杜亚泉君传》中对他的治学精神有一段生动的描绘：“君身颀面瘦，脑力特锐，所攻之学，无坚不破；所发之论，无奥不宣。有时独行，举步甚缓，或谛视一景，伫立移时，望而知其无时无处无思索也。”杜亚泉就是凭他深邃的眼光，独到的见解，探索的精神，在中国近代文化学术史上，创造了四个“第一”。

俞子夷  1886－1970，名旨一，字遒秉，祖籍江苏苏州，后迁居浙江。中国教育家。早年肄业上海南洋公学、爱国学社。爱国学社成立于1902年11月，是中国教育会为接纳南洋公学俞子夷和沈联、胡炳生等200多名学生反对当局的压迫，愤然退学而设，1903年春季开学。俞子夷曾参加反清革命运动，从1902年至1905年，曾先后两次跟随蔡元培先生，参与过光复会的部分活动。1933年以后，长期在浙江大学教育系任教授1951年后，俞子夷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1958年，俞子夷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编者

杭州瑰宝 (3)

　　至于教学上的事，邵裴子也不是全然不管。副教授佘坤珊刚从美国回来，英文比国语还顺溜，对学生的要求，则近乎自己在美国课堂，连一年级新生也必须能通读原版哈代小说，而且还要掌握英文诗歌散文，令不少学生难以承受。邵裴子听说后，就找了佘先生，完全以商量的口吻，问能否视程度不同，将学生分为A、B、C三个班，按部就班，因材施教。邵裴子也是留美的，回国后在浙江高等学堂也讲授过英文，对自己在教学中感知的学生学习之长短优劣，他都一一告知于佘坤珊，至于分班的具体实行，全由佘定，佘坤珊采纳了邵的建议。
　　邵裴子这个校长，当得很够格，也很出色。辛苦很多，比如向南京国民政府催讨学校经费；尴尬也不少，比如对国民党要求在学校推行的“党化教育”。蒋梦麟在校时，他是副校长，主要操持文理学院；蒋不在时，他代理校长，需要打理的是整个学校。想必蒋梦麟和他说起过如何替蔡元培掌管北大，自谦是“竭力维持蔡先生的精神不堕”，邵裴子辅助蒋校长，则是打造一个新生浙大。1930年蒋梦麟正式掌北大，浙大完全交给了邵裴子，也许他原本可以在这个位置上较长时间地施展身手，但实际却还不到一年半，就辞职或被免职了。
　　据说邵裴子的去职起于蒋介石对国立浙江大学的一次视察。老蒋对其家乡的这所大学一向是很重视的，让校长蒋梦麟做了教育部长，对继任的邵裴子也想按自己的意愿来要求，要求之一，就是加入国民党。这个要求当然也不是只对邵裴子一人，当时的大学校长，都必须是国民党员。邵裴子的不同，在于蒋介石那次视察浙大时，亲自予以“动员”，却被邵婉拒了。虽然蒋介石还不至于当场发作，但后来的事实是，邵不仅受到了校内国民党CC派势力的排挤，学校经费也被南京政府克扣，教师连续几个月拿不到薪俸，苏步青家庭经济上的捉襟见肘，就是出在那个阶段。因此有资料说，“邵裴子终于怒火中烧，拂袖而去，辞去校长的职务”。邵裴子是有骨气的，宁折不弯；但邵也并非知难而退之人，国立浙江大学不会在他的手里办不下去，所以也有另一说，邵裴子的卸任，是被免职的。继邵裴子之后上任的校长程天放，乃国民党CC派骨干，时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
　　杭州直大方伯是个很出名的地方，也是现在不太容易搞清楚的地方。这一带在南宋时期是宗室子弟的居处，应该建有许多深宅大院，当时名为中班街。明仁宗年间，布政使应朝玉把家安在了此地，因布政使又称“方伯”，故地名改成了大方伯里。宋时的老房子大概都在那时候拆除了，应朝玉重新建了宅邸，是很大的一个建筑群，跨越横、直两条巷子，所以又有横大方伯里和直大方伯里之别。但时至清代，横大方伯里已不复存在，只剩了直大方伯里，其位置从现在来看，约摸就是解放路和庆春路之间，临东河的那一段。
　　邵裴子担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时的家，就在直大方伯里，具体门牌据说是直大方伯大德里7号。按理说邵裴子作为杭州文化名人，其故居应该得以保护，可是我数度寻访，还是未能寻见。邵裴子在直大方伯里居住的民国年间，东侧临河一段因宋时为回民丧葬之地，人称“回回坟头”，很是荒凉，故八叉弄、大德里、萧王弄、马所巷等里弄，均应在西侧，现在也都已经消失殆尽了。我不知道邵裴子究竟在直大方伯里住过多久，听说新中国成立初期任浙江省文管会主任时，他是住在马市街的：“邵裴子家在马市街，是一个有百年历史的老墙门。……政府本来安排邵裴子住别墅，但老先生一定要住老墙门。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满足了他的要求，为他觅得这一处极富杭州市民文化色彩的院落。”马市街与直大方伯里相邻，都是南北走向，现在有小营巷可连通，估计过去的大德里，也可连通，说不定所谓住在马市街和住在直大方伯里一样，其实就是大德里。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就不是省机关事务管理局为邵裴子新觅了一处住房，而是邵执意不肯搬离其老屋。他在“大德里7号”一直住到去世，这故居未能留存，实在是太可惜了。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3－2 吴与黄.jpg：

 

吴雷川 1870—1944，本名吴震春，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和中国基督教激进思想家，中国本色神学的开拓者之一。他是清朝（1644—1911）末年著名的文人，曾经获得过科举考试的最高功名。 出生于江苏省，1905—1910年期间，在地方从事教育活动。1911年后，曾担任杭州市的市长。1925年到著名教会大学 燕京大学担任教授。1915年他接受圣公会的洗礼，开始积极参与基督教活动。 20世纪20年代以后，他的基督教思想开始发生转变。特别由于他接受的是传统的中国儒家教育，所以在思想方面有独特的经历。从1922年开始，他结合中国的儒家传统，联系社会现实，被人们称为“折中的神学”。致力于基督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沟通，以探索使基督教在中国扎根，同时改革中国社会的道路。 为此，他发表了大量学术著作，他的观点也与传统的基督教正统派产生了冲突。但是，作为具有开拓性的思想创新者，吴雷川可以说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是很有代表意义的。

 

黄 翼 1903—1944，中国现代心理学家，字羽仪，福建思明人。1924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后赴美国在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专攻心理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在美国跟从耶鲁大学格塞尔（ArnaldGesell）研究儿童心理学，协助斯密斯学院格式塔派心理学家考夫卡（KurtKoffka）进行心理实验工作。黄翼1930年回国任浙江大学心理学教授，讲授儿童、教育、实验和变态心理学等课程达十五年，诲人不倦，直至病逝。在浙江大学时曾筹建心理实验室，并首创培育院，依照心理卫生的原则，对学前期儿童实施科学教育，以促进儿童心理的健康发展。先后四年，刊有实验报告。编者

 

（待续25）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4 1931年苏步青初到浙大时的留影（第二章）.jpg：

 

（老照片·1931年苏步青初到浙大时的留影。原书插图）

杭州瑰宝 (4)

　　从直大方伯里过万安桥，横穿建国路，经华藏寺巷，就到了大学路；再左拐走不多远，便是蒲场巷。应该说是蒲场巷旧址，巷已经没有了，但巷址上由普慈寺改建的求是书院，还有一小间门面，挂着门匾，露出院内的一角飞檐。邵裴子先是在这里做求是书院的学生，留学回国后又来这里，先后担任已改称浙江高等学堂的英文教习、教务长，直至校长，然后去北京；北伐战争前夕返杭，参与第三中山大学的筹备，依然是在这里，从辅助蒋梦麟校长，负责创建文理学院，渐次延续到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
　　在有关浙大初创时期的各种资料中，邵裴子的回忆尤其弥足珍贵，他是最直接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以浙江大学的地位，称其为“杭州瑰宝”毫不为过。在众多浙江文化名人中，邵裴子的一生并无鸿篇巨作，却极具声望。在他为数不多的编著校译中，有一部四卷本《林和靖先生诗集》很是特别，杭州人对寄情西湖的林和靖大多偏爱，邵裴子亦然。苏东坡称赞林逋，将其诗、书与人品兼之，邵裴子于历代书法颇多研究，能治印、工诗文、精鉴赏，对林和靖的偏爱，也有着人品上的认同，其私德之高洁，之澄澈淡远，皆为人称道有加。除了在直大方伯里住普通民房，“校长当时有专用轿车，他却不轻易动用；公务出差，不住高级饭店而是住在普通旅舍”，他自己一辈子与教育打交道，孩子却没有上过大学，“邵先生的大儿子在皮市巷路口修皮鞋，二儿子在大连铁路当锅炉工”。这当然是后话了。
　　曾任国家高教部部长的马叙伦写过这样一首诗：
　　多闻直谅邵南江，金石名家书更长。
　　世态趋炎君态冷，一官长因度支郎。
　　榆钱满地不疗饥，断石残金有尽时。
　　贫士交情竞何恃，风阑心事我空知。
　　炎田寄我一封书，相爱终惭我不如。
　　欲使儿曹知古谊，锦囊吩咐好收储。
　　此诗题为《丙寅岁暮怀邵裴子》，从时间上推算，应作于1986年，其时邵裴子已去世18年了。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4－2 马叙伦.jpg：

 

（马叙伦 1885－1970，字彝初，更字夷初，号石翁，寒香，晚号石屋老人。浙江余杭人，祖籍绍兴。现代学者、书法家。少年时入杭州养正书塾师从陈介石，读《黄书》、《民约论》等。后因主持正义，一次学潮后被校方除名。出校后刻自学，致力于六法训诂、经史、韵文兼治新学，曾任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编辑、《新世界学报》主编、《政光通报》主笔，后又执教于广州方言学堂、浙江第一师范、北京大学等。1949 年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教育部部长、高等教育部部长等职。1946年举凡将所藏2万余册归于辅仁大学图书馆；1950年，又将杭州的藏书1944册捐给浙江大学图书馆，文物归于浙江博物馆。

为了表达历史和人民对爱国民主人士的永久纪念,我国邮电部于1994年2月25日发行一套《爱国民主人士（第二组）》纪念邮票，当中面值50分的一枚图为马叙伦。设计者采用竖式票幅，白色底衬，深动动刻画了人物的面部形象：长髯飘胸，双唇紧闭，眼镜下目光炯炯，额头上层层皱纹，既透着学者的儒雅风度，又洋溢着热爱祖国、追求民主的热情，可亲可敬。 编者）

 

（待续26）            

 

【编后语】

在这第二章里，我们又看到了吴雷川、张褧伯、马一浮、苏步青、陈建功、张光武、张绍忠、贝时璋、郑晓沧、朱福炘、金学煊、庄泽宣、黄翼、陈景润、佘坤珊及早年林逋（林和靖）先生的名字。

在编辑中首先从网搜寻到了苏步青故居，但作为曾经是浙大校长的杭州人邵裴子，他的故居就没能找到。那天特意去到了解放街与庆春路之间的直大方伯，并绕道马市街，可就是没能寻找到邵校长的居所。就像作者所言“他（邵裴子编者注）在‘大德里7号’一直住到去世，这故居未能留存，实在是太可惜了。”倒是去到了孤山拍摄林逋（林和靖）老先生的墓地，脑海里翻腾着——如今有这样的清官与文人吗？

而在此中，还专程去到了杭州转塘镇大诸桥村寻找马氏“世堂春”墓地，虽然在村民的指点下找到了，但因到凌村坞避暑走得仓促，很好的一组照片没能在此展示，想来较为遗憾，也只有在回到杭州后补上。

附：23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附23 林墓与画.jpg：

 

林逋（967一1028）字君复，汉族，浙江大里黄贤村人（一说杭州钱塘）。被后人称为和靖先生，北宋初年著名隐逸诗人。幼时刻苦好学，通晓经史百家。书载性孤高自好，喜恬淡，勿趋荣利。长大后，曾漫游江淮间，后隐居杭州西湖，结庐孤山。常驾小舟遍游西湖诸寺庙，与高僧诗友相往还。每逢客至，叫门童子纵鹤放飞，林逋见鹤必棹舟归来。作诗随就随弃，从不留存，过着“梅妻鹤子”的隐居生活。1028年（天圣六年）卒。其侄林彰（朝散大夫）、林彬（盈州令）同至杭州，治丧尽礼。宋仁宗赐谥“和靖先生”。

在《西湖梦寻》说，南宋灭亡后，有盗墓贼挖开林逋的坟墓，只找到一个端砚和一支玉簪。现在杭州西湖孤山面对北山路一侧，仍有“放鹤亭”和“林和靖先生墓”，便是纪念林和靖的景胜。大图为安葬在杭州西湖孤山的林和靖墓，左下角小图为林画作品《梅妻鹤子》。 编者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