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帖]宋彬彬偷鸡蚀米，王京垚尧跖两伤

明确指出“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是非不是十分清楚吗?有什么理由将西纠头头的做法与毛泽东挂上钩呢?

　　近日，为了“红色娘子军”的春晚演出，右翼公知集群狂吠，天涯网就有这样一个帖子，它不禁令人联想当年西纠的风采：

　　“红色娘子军，央视到底给我们传递一种什么样的信号?个人态度是：艹他老娘!为文革招魂!如果中国再发生文革，我第一个就枪毙冯小刚……抄家外带拷打!”

　　历史和生活都是复杂的。宋彬彬们精心表演的道歉戏，出现这么个结果，恐怕是始料所未及的。

　　文革一样，不能将文革中发生的一切，都上在文革的账上。许多为霸权话语控诉的东西，大多是反文革的产物。右翼公知所掌控的霸权舆论，不光混淆是非，而且贼喊捉贼，将自己们干扰破坏文革的罪行，栽赃到毛泽东的头上。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决心，下的是不容易的。作为至高无上的成功者与当权者，为了坚持革命初衷，为了老百姓，不惜开罪自己的众多战友，毅然自我否定，这在古今中外，还是绝无仅有。

　　毛泽东的文革，代表了大多数，也遭遇了空前的阻力，破坏和干扰无所不用其极

粗线条划分，干扰破坏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一是直接是派工作组搞，将文革搞成抓右派，50多天白色恐怖。与蒯大富绝食同时和稍后，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教师挨整，就是这“资反路线”的产物。是十六条解放了他们。如今，却成了文革的罪状。

　　二是是“西纠”和“联动”式的白色恐怖。8届11中全会后，资反路线被否定，在中央反对文革已无合法市场，保爹派“八旗子弟”接过革命的口号组织红卫兵，制造血腥恐怖，干扰运动大方向。

　　联动垮台后，挑动群众斗群众打派仗，就成了主要形式。这个阶段持续时间最长，形式也最为复杂。

　　右翼公知们导演的忏悔戏，就发生在第二阶段。

鸡公鸭公乌龟公，公道何在？公理何存？

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他下这个决心较当年决定出兵抗美援朝还要难，史无前例的斗争，史无前例的曲折复杂。

　　派工作组是斗争的第一个回合。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标重点是斗走资，工作组却用抓右派的形式整群众。工作组主要是整老师，那叫“资反路线”，但肢体摧残并不多。

8届11全会通过“十六条”，撤了工作组，造反合法，文革取得第一回合胜利。

　　全会后， “红五类”接过造反口号，举着 “血统论”的旗帜，将矛头指向“黑七类”，以干扰“重点斗走资”的大方向，文革斗争迎来了第二回合。

　　“南方”所渲染的红卫兵暴行和“迟到道歉”，就发生在这一时期。1966年8月，制造者将其称作“红八月”。

　　主人公是 “东纠”“西纠”“海纠”们。“×纠”全称“首都红卫兵××纠察队”，其骨干都是些身世不凡的“红色贵族”，这“纠”的门槛极高，连13级以下的子弟都难问津。这批“红五类’们，才是至今没完没了地被清算的“血统论”的“罪魁祸首”， 他们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称之为“鬼见愁”，许多受害“黑七类”的黑色记忆，都是八月“红色恐怖”的结晶。

　　“纠”们瓦解后，又鸠合成了“联动”。 66年10月，这“联动”在中南海政治局礼堂诞生，全称“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可以想见其不凡的声势。

　　控诉“浩劫”的人们，最爱诟病“血统论”，并将其加到文革头上。

　　“血统论”实在与“文革”无关。“鬼见愁”对联和“谭力夫讲话” ，正是8届11中全会后反对派抵制文革的一个重头武器，它一出笼就受到文革派的批判。

　　8月4日，江青在北大讲话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她要大家团结起来，把斗争目标锁定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8月5日凌晨，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出：“‘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

　　8月6日在参加天桥剧场的辩论大会上，江青一再强调“老子英雄儿好汉”口号是错误，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

　　1966年10月9日，周恩来就指出 “谭力夫讲话是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 否定 “黑七类”的提法。

　　连毛泽东都出面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

　　然而，这都改变不了联动们的立场，结果血统论又抛出如下对联：

　　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横批：专政到底

　　老子闯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儿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横批：代代相传

　　老子革命打江山;儿子造反为江山。横批：代代红

　　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横批：谁敢翻天?

　　随着斗争的深入，后来联动也坦言“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他们的口号也“图穷匕见”：“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油炸江青”，“踢开中央文革”。

　　“打砸抢抄抓”，是联动们的拿手好戏，也是其基本活动方式。

　　他们有恃无恐，有过六冲公安部的光辉记录，用今天的话语叫“群体”到公安部打砸抢，连副部长都吃过拳头。

　　后来流行的控诉文革的黑色记忆，细加追索，基本都应记在东西纠和联动们的账上。

　　著名的 “老舍之死”案就发生在“红色恐怖”的八月。1966年8月24日，这一天，也是刘×等组织北京12个学校保皇军袭击清华园的日子。联军浩浩荡荡冲进清华园，包围大字报区，先是宣读最后通谍，然后殴打看大字报的群众，不但撕去揭批刘、邓的大字报，还特别认真地用相机拍下了大字报的作者，准备秋后算帐，最后，还在校园游行一周示威。

　　“老舍之死”是控诉文革的重磅炸弹，具体追索除了在浩然身上纠缠不休外，其余也就难得糊涂了。

文革结束后， “红五类”纷纷转型成“官二代”或“富一代”，他们已经与当年“黑七类”携起手来控诉“浩劫”，而“抽皮带”的清算，未免就扑朔迷离——看看“李刚儿子飚车”的“法制”，也就可以不惑了。

　　历史地看，不应过分追究“红色恐怖”的个人责任。血统论的抛出与猖狂表现，不过是文革中“走社”“走资”两种力量较量的一个阶段性的表现，是政治斗争，不是刑事案件。

　　它是文革中的一股逆流，是抵制干扰运动大方向的，将这些记在文革账上，是不公平的，是历史的颠倒。

　　联动后来随着平民红卫兵的崛起而覆灭。如果说，谭力夫是这批反对文革的“红色贵族”“保爹派”红卫兵的代表，那么，蒯大富和“首都红三司”就是平民造反派红卫兵的代表。两股力量的斗争构成了那一段时间文革斗争的主要形式，这段斗争以平民红卫兵的胜利而结束。

　　毛泽东的许多话都是言简意深、微言大义，往往要在许多年后我们才能领悟。比如他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不是对建国后十几年的党内争论，对文革中史无前例的艰难曲折的一个高屋建瓴的总结吗?而1966年8月的“红色风暴”，不过是澎湃奔涌的洪流中的一个小曲折罢了。

 

0307姚监复 卞仲耘死后的邓楠邓榕谈话

作者：姚监复 文章来源：动向

更新时间：2/20/2014 4:52:53 AM

我在几年前结识了王晶垚，他是前北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长的丈夫。他在家中向我展示了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卞仲耘被本校红卫兵女学生斗争、打死后的血衣，和他当天买了照相机拍下的卞遗照，这是真实的物证，也是历史的真实。他还告诉我八月五日卞校长被打死的那天晚上，邓楠、邓榕找到王晶垚家，并告诉王晶垚，以后只能讲卞仲耘是高血压因病死亡，不能再讲卞仲耘是被打死的。邓楠、邓榕没有告诉王晶垚为什么不能讲卞校长是被打死的，而要说假话，是高血压死的。她们也没有告诉王晶垚是什么人或什么组织委託她们这样讲的，还是她们自己决定的。因此，王晶垚不知道邓楠、邓榕这个通知的来龙去脉和背景。

安全部门警告纪录片制片人胡傑

 

后来，我见过胡傑，他拍摄过北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长在一九六六年红八月被女学生打死的专题影片，受到国内外关注。胡傑告诉过我，他在南京自己家中在计算机上制作卞仲耘被打死的影片时，曾经引用过王晶垚告诉我、也告诉他的那个情节，即邓楠、邓榕要王晶垚以后讲卞仲耘之死因是高血压引起的，不能讲是被学生打死的。胡傑说，第二天安全部门有人到家里来，正式通知胡傑，影片中不能收入邓楠、邓榕对王晶垚讲的“不能讲卞仲耘是被女学生打死的”那段话。因此，在后来胡傑制作的卞仲耘之死的影片中，没有邓楠、邓榕告诉王晶垚的那段话。胡傑不知道安全部门用什么技术手段知道他在家中制作电影时使用了邓楠、邓榕对王晶垚的警告，也不知道官方为什么不准胡傑在影片提到邓楠、邓榕的有关讲话，当然他更不知道删去这段讲话的命令来自何方和何人下令。

希望还原历史真相

王晶垚、胡傑的疑问，也是我的疑问。因此，我将王、胡告诉的上述情况和我们的疑团，向关心文革红八月真实历史的几位学者请教过.我只讲过王、胡告诉我的上述事情经过与疑问，我没有作过进一步的推论和缺乏直接证据的结论。因此，海外有关“姚监复说邓楠、邓榕打死卞仲耘”之类的传言，不是我讲的原话，而是一种误传或别人的推论。我只希望还原历史真相，认真总结历史教训，真正克服文革政治思想文化的遗毒，并消除文革精神创伤的后遗症。

 

 

 

毛岸英战死沙场还被泼脏水，如果参加了武斗那还了得。

这个谜团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