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恐怖的“红八月”

時間：2014-01-22 04:40

作者：王友琴

（上）

【写在前面的话：红卫兵道歉之后

最近几年，有文革中的红卫兵为他们做的迫害行为道歉，并且上了媒体。特别是最近的两个例子，在北京第八中学陈小鲁道歉之后，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也道歉了。北京报纸报道了宋彬彬的“道歉会”。因为红卫兵“道歉”成为大新闻。仅仅我接到的中外媒体的询问采访，就有十家之多。

我认为，红卫兵道歉是社会中出现的一个很好的事情。做了坏事应该道歉，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之一。道歉，对个人来说是有道德心的表现。特别是对文革中大规模的群体性的迫害和杀戮，如果不道歉不悔过，人民向往的和平社会不可能出现。

“道歉”这个新主题显然是和文革紧密相关的。文革已经结束近37年半了，然而关于文革的反省和讨论一直冻结着。这一次，文革中发生的残酷迫害，特别是1966年8月发生的大规模的红卫兵暴力和杀戮，不可回避地被提到，而且将得到思考和分析。

红卫兵道歉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热议。同时我也发现，人们对于他们为之道歉的事情本身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却并不很了解，特别是对在文革后出生和长大的年轻人来说。这显然是和多年来文革历史写作的冰冻状态直接有关的。因此，在这里我愿意把我通过长期的调查和采访发现的事实贡献出来，请大家阅读。

我相信，我们对那段历史的了解，会使得对“道歉”新闻的讨论更有依据更有深度更有教育意义。冻结了的文革历史讨论产生了裂缝，crack。从力学上说，在裂缝边缘处会出现“应力集中”。这次如此多人对红卫兵道歉的关注，就是这种社会思想方面的裂缝出现之后，在裂缝边缘产生的“应力集中”的表现。乐观的看法是，人们将因这个讨论获得一次在智慧方面的发展机会。

《恐怖的红八月》文章在2010年10月《炎黄春秋》杂志发表。这里增加了此后新发现的材料，并且补入了因纸质杂志篇幅限制而未能放入的一节“红八月在外省”。互联网给了我们一个新的书写历史的方式。笔者希望读者电邮给我您所知道的红八月的受难者名字，使得这一历史描述更加全面深入。也希望纠正本文中可能发生的事实错误。我的电邮地址是ywang7@uchicago.edu。为此预先向您道谢。】

1966年9月5日，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简报说，到8月底止北京市有上千人被打死。从简报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打死上千人被当作红卫兵的“战果”受到赞扬。

现在的人们会觉得不可置信：在有三千年文明史的北京城，由学生组成的红卫兵，杀害了如此众多的北京居民。本文将报告1966年8月的暴力迫害，并做简略分析。文中事实来自笔者的调查采访。

未完

一、从打老师开始

1966年6月1日晚，电台广播了一份攻击北京大学领导人的大字报。从第二日起，北京的（很快发展到全国）大学和中学停止了日常课程，几十万学生不上课不学习，用全部时间来“揭发”“和”斗争“学校的领导干部及教师。这些人被按照比例划分为四类，第四类就成为”敌人“。先是用大罪名如”黑帮分子“”三反分子“等对他们作口头和笔头的攻击，紧接着开始使用脏话咒骂（”他*的“就在那个时候开始流行于学校之中，以致文革后需要实行一场”语言美“教育以排除日常生活中的普遍脏话）。到6月中下旬，很多学校里出现了殴打校长和教员的情况。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数十名教员和干部遭到游街，戴高帽子，撕破衣服，在脸上抹黑墨，罚跪和扭打等等。两天后，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做出批示，要求制止这种“乱斗”（不是说“不斗”）。后来他被指责为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7月26日，江青在北京大学的万人集会上宣布6月18日事件是“革命事件”。北大附中的一名学生彭小蒙在台上动手打人。江青在台上给了她一个拥抱。自此，暴力殴打“阶级敌人”（当时称此为“武斗”）立即开始流行。

北京大学附中成为北京市最早对学校的领导干部和老师进行野蛮殴打的地方。副校长、化学老师刘美德（女）被剃了“阴阳头”（剪去半边头发），被强迫在操场上爬行。还有红卫兵把脏东西塞进她的嘴里。有一天她被拉上一张方桌跪下，一个红卫兵站在她身后，把一只脚踩在她背上，由一名记者照相以后，那个红卫兵把她从桌子上踢了下来。当时刘美德怀孕已经很明显。她的孩子生下不久就死了。红卫兵还用塑料包裹的铁条打她和其他老师。她说，那种铁条打在身上，伤痕不明显，但是“疼得钻心”。

“武斗”普遍化的同时，“红卫兵”组织在全国兴起。8曰1日，毛泽东写信向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表示“热烈的支持”。二者都是在6月2日出现的学生小组，都积极“批斗”原学校干部、教员，并集中攻击文革的教育体制和学校里“阶级路线”。显然前者的名称更适合于大型群众组织所用而被推广使用。1966年8月是红卫兵运动的高潮之月，在全国各学校都建立了红卫兵组织。他们被称为“革命小将”，在文革的前三年是暴力迫害的主要驱动力量之一。

二、卞仲耘校长——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人

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今实验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时间是1966年8月5日午后。同时被毒打的还有该校副校长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汪玉冰，一共五人。校级领导人中，只有一名农民出身、平日不管教学只管总务的副校长没有被打。在长达三四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中，包括用带钉子的木棒打和用开水烫等残酷手段。卞仲耘死亡，她的身上遍布青紫，还有几十处血窟窿。另外四人也受到了骨折等重伤。

在北京第二个被打死的，是北京101中学的美术教员陈葆昆。时间是8月17日。一起被打的还有该校十多名教员及领导干部。他们被强迫在煤渣铺的校园小路上用四肢爬行，双手和膝盖鲜血淋漓。一名目击者说，爬行过程中，有一红卫兵用穿着军用皮鞋的脚踩碾一名女教师的手指。

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同一天发出的中央［66］395号文件撤销了刘少奇关于制止北京大学“乱斗”的310文件。这个文件只有一句话：“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这等于是给红卫兵颁发了暴力准许证。

参见：http://tieba.baidu.com/p/2801384040

    这么多人被打死，难道连一个具体的凶手也说不清吗？我看是不想说吧。当年的红卫兵在北京可能就有几十万吧，根据是：8,18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的红卫兵基本是北京的红卫兵，共计五十万人。有人说是一百万，我看是记错了。打死人的红卫兵都是什么人?他们占红卫兵的总数中的多少？为什么不把他们的名字说出来？连一个也不说，让百分之九十的人一起背黑锅？我们学校有1000多学生，一半以上的同学参加了红卫兵。我们的校长是个女的，延安时期的干部，她和丈夫去东北的路上被捕，叛变，致使多名同志被捕。她只受到批判，没有受皮肉之苦。我当时就很奇怪：革命的叛徒怎么会当我们的校长那？现在我也没搞清楚，也不想搞清楚了。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内乱必然造成社会发展的大倒退、社会秩序的混乱、野蛮，历史上的一场巨大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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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太多...。

    为了尊重楼主，在他人的楼里，咱不和网闹对话。

    国民党时的中国，赌博，吸毒贩毒，贩卖妇女儿童，卖淫嫖娼，无处不在，解放后，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基本杜绝这些社会丑恶现象。现在那，这些都成见怪不怪了，受害者何止千千万万。

　　

　　粗线条看问题，往往比较准确些。文革结束后清理了“三种人”，又“拨乱反正”平反了不少人，直到理论务虚会议。这“三种人”都已“强迫领罪”了、“被处理”了（数百万吧？），也用不着不痛不痒地“道歉”了。今日“道歉之人”不是“三种人”，是“刘邓路线的人”。道歉可以，栽赃不好！道歉之“罪”毫不逊色，这黑往哪儿抹？这就是问题了 !..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温家宝曾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 …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虽然文革过去几十年，但文革的“基因”确实还在。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政治见解，只要能认真诉说你的见解，远离不文明语言，大家互相争论一下，丰富退休生活，我认为还是可以的。

又在玩模糊概念文字游戏，欺骗愚弄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