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理与用典
毛文的第二个特点是知识渊博、用典丰富。
我国传统的治学方法重在继承,小孩子从入私塾那一天起就背书,先背一车经典,宝贝入库,以后用时再一件一件拿出来。毛泽东青少年时正当五四前后、新旧之交,是受过这种训练的。他自述其学问,从孔夫子、梁启超到
拿破仑,什么都读。作为党的领袖,他的使命是从外国借来马克思主义领导中国人民推翻旧中国。要让广大民众和党员干部懂得自己的思想,就需要用中国人熟悉的
旧知识和人民的新实践去注解,这就是他常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一种真本事、大本事,需要革命理论、传统知识和革命实践三样皆通,缺一不可。特别需要
对中国的典籍烂熟于心,还能结合当前实际翻新改造。在毛泽东的书中,几乎随处可见他恰到好处的用典。这有三种情况。
一是从典籍中找根据,证目前之理,比如在《为人民服务》中引司马迁的话:
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这是在一个战士追悼会上的讲话,作为领袖,除表示哀悼之外,还要阐明当时为民族大业牺牲的意义。他一下子拉回两千年前,解释我们这个民族怎样看待生死。你看,司马公有言,自古如此,一下子增加了文章的厚重感。司马迁的这句话也因他的引用有了新的含义,更广为流传。
忠、孝、仁、义,是中国传统的道德观。毛泽东对它们给予新的解释:
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孝于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有益处的,叫做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对农民的土地问题、工人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就是真正的行仁义。(《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号召》)
这就是政治领袖和文章大家的功力,能借力发力,翻新经典为己所用,既弘扬了民族文化,又普及了经典知识。
二是到经典中找方法,以之来作比喻阐述一种道理。毛泽东的文章大部分是论说文,是写给中国的老百姓或党的中基层干部看的。所以,搬出中国人熟悉的故事,以
典证理,成了他常用的方法。这个典不一定客观存在,但它的故事家喻户晓,蕴含的道理颠扑不破。如七大闭幕词这样重要的文章,不但简短得只有千余字,而且讲
了一个《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真是一典扛千斤。他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文学故事当哲学、军事教材来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在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这样来阐述战争中的战略战术: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孙悟空在他笔下,一会儿比作智慧化身,钻入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会儿比作敌人,跑不出人民这个如来佛的手心。1938年4月在抗大的一次讲话中,他还从唐
僧的坚定、八戒的吃苦、孙悟空的灵活概括出八路军、新四军的“三大作风”。这样重要的命题,这样大的方针,他都能从典故中顺手拈来,从容化出。所以,他的
报告总是听者云集,欢声笑语,毫无枯涩感。他是真正把古典融进了现实,把实践融进了理论。
三是为了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随手拿来一典,妙趣横生。在《别了,司徒雷登》中,他这样来写美国对华政策的破产:“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
立,形影相弔’,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这里用了中国古典散文名篇《陈情表》里的句子。司徒雷登那个孤立、无奈、可怜的样子,永远定格在中
国人的记忆中。
毛泽东的用典是出于行文之必需,绝不卖弄,不故作高深地吊书袋。他是认真研究并消化了经典的,甚至认真到了考据癖的程度。如1958年刘少奇同志谈到贺知
章的诗《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以此来说明唐人在外为官不带家眷。他为此翻了《旧唐书》、《全
唐诗话》,然后给刘写信说:
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这里引出一个问题:领袖应当首先是一个读书人,一个读了很多书的人,一个熟悉自己民族典籍的人。他应该是一个博学的杂家,只是一方面的专家不行;只读自然
科学不行,要读社会科学,读历史,读哲学。因为领导一个集团、一场斗争、一个时代,靠的是战略思维、历史案例、斗争魄力和人格魅力。这些只有到历史典籍中
去找,在数理化中和单一学科中是找不到的。
讽刺与幽默
毛文的第三个特点是充满辛辣的讽刺和轻松的幽默。
人一当官就易假,就爱端个架子,这是官场通病。越是大官,架子越大,越不会说话。毛泽东是在党政军都当过一把手的,却仍然嬉笑怒骂,这不容易。当然他的身
份让他有权这样,但一些人就是洒脱不起来。权力不等于才华。毛泽东的文章虽然大都是严肃重要的指示、讲话、决定、社论等,又大都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生成
的,却并不死板,并不压抑。透过硝烟,我们随处可见文章中对敌辛辣的讽刺和对自己人轻松的幽默。讽刺和幽默都是轻松的表现,是一种举重若轻的动作。我可以
用十二分的力打倒你,但我不用,我只用一根银针轻刺你的穴道,你就酸痛难忍,哭笑不得,仆身倒地,这是讽刺;我可以长篇大论地阐述一个问题,但我不用,我
只用一个笑话就妙解其理,让你在轻松愉快中茅塞顿开,这是幽默。总之,是四两拨千斤。这是一个领袖对自己的事业、力量和韬略有充分信心的表现。
先看他的讽刺。
对国民党不敢发动群众抗战,他说:
可是国民党先生们啊,这些大好河山,并不是你们的,它是中国人民生于斯、长于斯、聚族处于斯的可爱的家乡。你们国民党人把人民手足紧紧捆住,敌人来了,不让人民自己起来保卫,而你们却总是“虚晃一枪,回马便走”。(《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
辽沈战役敌军大败,他这样为新华社写消息:
从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十一天内,蒋介石三至沈阳,救锦州,救长春,救廖兵团,并且决定了所谓“总退却”,自己住在北平,每天睁起眼睛向东北看着。他看着失锦州,他看着失长春,现在他又看着廖兵团覆灭。总之一条规则,蒋介石到什么地方,就是他的可耻事业的灭亡。(《东北解放军正举行全线进攻》)
他讽刺党八股像“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 ,“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真是个漫画高手!
再看他的幽默。
他一生担军国之重任,不知经历了多少危急关头、艰难局面,但在他的笔下常常是付之一笑,用太极推手轻松化开。长征是人类史上少有的苦难历程,他却乐观地
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到文化的
重要性时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正式发表时改为“拿枪的军队” 和“文化的军队”)。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这样大的理论问题,他说:
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不能使物质的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
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社会主义一定要比资本主义还要好,还要进步。(1956年
在知识分子会议上的讲话)
1939年7月7日,他对即将上前线的华北联合大学师生讲话,以《封神演义》故事作比:“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象、打神鞭三样
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是比兴手法,只借“三样法宝”的字面同一性。1957年他在
莫斯科共产党和党代表会议上说“现在的世界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这是借《红楼梦》里林黛玉的话,与原意无关,只借“东风、西风”这两个字意。文章有意荡
开去,显得开阔、轻松,好似从远处往眼前要说的这个问题上搭了一座引桥。
尖锐的讽刺,见棱见角,说明他眼光不凡,总是能看到要害;轻松的幽默,不慌不忙,说明他有肚量和睿智,肚子里有货。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大拟决议给毛泽东授大元帅衔,他说:“我穿上你那个元帅服怎么下基层,免了吧”。这是一种多么拿得起、放得下的潇洒和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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