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没有意识到:由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量的城市青年涌入农村,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乡规民俗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陕北农村,由于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当地人民的生活极为贫困,甚至满足不了最基本的温饱。北京知青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优越感,生活上与当地农民的巨大差距,有的知青不珍惜粮食、偷鸡摸狗等劣迹也引起农民们极大的反感,虽然当地农民质朴的本性认为知青们理所当然的不应该象自己一样“受苦”,认为知青青年上山下乡只是暂时的,毛主席、党中央不是离开陕北后再也没有回来吗?就像以前的历次运动一样,既然有开始,同样也会有结束,这些来自毛主席身边的娃娃们,用不了多久就会回去,一切都会恢复原样,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但知青们并不令人喜欢的形象逐渐冲淡了农民们对知青的同情和忍耐,和农民亲如一家的知青和与农民势如水火的知青同样存在着。
很快知青们意识到情况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以车站搬运工为首组成的一支彪形大汉的队伍很快控制了车站,他们气势汹汹地围住汽车,严令交出打人凶手,为首的一个长着一张鞋拔子脸戴眼镜的瘦子(车站负责人老韩)更是凶神恶煞,他手指车上的知青凶狠地叫喊:你们敢打人,韩城县几百万人你们打打看?北京知青没一个好东西,今天不交出打人凶手,绝不发车,所有车票全部作废……。
面临如此的窘境恐怕所有知青都没有想到,插队后回京探亲时受到的歧视毕竟仅是心理上的一种失落,而当下面临的事实无论在精神和现实上都给了这些涉世不深的小青年们以沉重的打击!继续抗争?与一盘散沙的知青相比,有组织、有领导的车站工作人员,特别是主要由搬运工组成的一伙酷似“打手”的彪形大汉的队伍,知青们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打手”们在老韩的指挥下,将卡车团团围住,声称必须交出打人凶手,否则绝不发车,车票一律作废……
有人提出坚持下去,但明显底气不足,在没有后续手段的前提下,看不到出路的坚持到底能坚持多久?但让引起事端的知青个人自首,独自面对强大的对手又无异于出卖同志;无论后果如何,只有坚持才是唯一的选择。车站内的知青都上了第一辆车,他们有座有卧,有的站着和车下的“打手”对话,诉说着知青们的无奈,催促他们让领导发车,可以想象无论是同情知青或者痛恨知青的“打手”们又能作出怎样的回答呢?知青们亢奋的情绪继续高涨着,大声的聊天、唱歌,文思远甚至拉起了小提琴《共青团之歌》、《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新疆之春》,同学们跟着音乐高声歌唱……时间在僵持中慢慢地流逝,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半天过去了,车站方面完全没有松动的迹象,在此期间,车站安排第二辆车发走了,车站的人越来越少,只有一车的知青和围困住车辆的“打手”们还在抗衡着。怎么办?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现实问题重新摆在了知青们的面前。看来和车站的谈判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了,经过协商选出了包括文思远在内的6个北京知青作为代表到县革委会上访,寻求出路。
县委在县城的中部,傍晚的县城行人稀少,人们经过一天的劳累,现在已经回到了他们温暖的家。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在亢奋中渡过一天,此时也是心力疲惫,县委看门的老人用同情的眼光看着这些孩子告诉我们:现在已经下班,信访办没人,他也没有什么办法。在我们的苦苦哀求下,他小声地告诉我们:县委的军代表家不在韩城,就住在县委,你们找他试试看。他的建议给我们近乎绝望的心情又带来一线希望。在一间简陋的办公室兼宿舍的小房间我们找到了县委的军代表,军代表面无表情的听完了我们的陈述,他的回答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他告诉我们:车站的老韩也是韩城县革委会副主任,革委会主任不在,现在老韩主持工作,他作为军代表不宜插手老韩的事情,你们还是应该找老韩好好谈,有错误要认真检讨求得谅解,协商解决。无论我们怎样解释,他自始至终老是这几句话,话说到如此地步还能指望他帮助我们吗?看来想通过县委解决问题是不可能了。
刚出县委的大门,两个风尘仆仆的士兵驾驶着一辆跨斗三轮摩托车与我们擦肩而过,摩托车的跨斗里头朝下塞着一个人,从穿着上看象北京知青。我们问看门的老大爷怎么回事?老大爷告诉我们:此人确实是北京知青,前两天在韩城偷东西还打架,这是被追捕回来了。“兔死狐悲”我们的心情陷入更强烈的悲愤和失望之中。回来的路上大家情绪低落,路过一个邮局,有人提议:我们给北京市知青办发电报,请求帮助。但想到远隔千里,谁又能很快解决我们的困境呢?对此提议没有人响应。回到车站,天渐渐的黑了,车站内几盏昏暗的灯光照着知青们模糊的脸庞,“打手”们的身影若隐若现,三月的陕北之夜寒气刺骨,即便穿的再厚,蜷缩在车厢内一动不动,一会双脚就被冻僵了,不时有人站起来活动活动身体,但还是冷!冷!!冷!!!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压力啃噬着知青们并不坚强的神经!终于那个背包被扔上车的知青看到大家的境况忍耐不住了,决然的说:不就是要我吗?我去,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虽然大家一致反对,但谁又能拿出更好的办法呢?无奈之下,也只能如此了。
大家爬下车回到旅馆,旅馆里的知青更多了,大家商量好,由那个惹事的知青的同伴陪他一起去车站,另外派几个女知青在车站外探听,做好最坏的准备:如果有人打他,立即回来叫人,所有知青马上增援,跟车站拼了!不怕把事情闹大,越大越好!可以想象如果事态真如我们想像的那样发展,肯定会发生震惊全国的流血事件。
知青们毕竟年轻涉世不深,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又有谁愿意在自己管辖的地方制造重大的流血事件呢?何况面对的毕竟是毛主席派来接受再教育的北京知青。车站方面只把这个知青扣留在韩城,第二天就按时发车,我们也无暇顾及别人了,离开了我们一生难忘的韩城和在韩城的日日夜夜。
离开韩城抵达了宜川县,同行的张忠在宜川插队,我们在他插队的生产队住了一天,又回到宜川,计划前往此行的目的地延安。
宜川和韩城一样,滞留的旅客太多,车票也不好买,何况客车是从黄龙发车的过路车,只能有几个空位卖几张票。我们5个人排队两天都买不到票,可是大家所有的钱凑在一起留足车票钱和少量的伙食费,实在无钱住旅馆了。
住的问题迫切的摆在面前。
困难在知青眼里从来就不是不可克服的障碍,白天我们经过认真侦查选择一个商店的门洞做为我们夜晚的住地;一个场院上的柴垛在夜间实在冻得难耐时可以作为应急的能源提供热量。我们几个人将所有能御寒的衣物都盖在身上蜷缩在一起,小小的篝火飘忽着忽明忽暗的火苗,陕北三月的夜晚么那么长?那么冷?……不时有路过的当地人询问我们为什么不住旅馆,然后嘴里念叨着“可怜!可怜!”摇着头离去。这时我们才发现张忠、董长武怎么不见了,几个人分头去找,怎么也找不到,他们能去哪呢?管他呢,反正丢不了。等天亮他们回来才知道:原来他们溜到县医院的住院病房,找到两张空床享了一夜的“福”,这两个小子真不“仗义”!
一夜的煎熬真把我们惹急了,天还没亮我们就占据了车站售票处的窗口,黄龙的车来了,我们也顾不上遵守什么:解放军、出差人员、农民等先购票的规定了,反正不卖给我们票谁也别买。面对几个混不吝的混小子,谁又愿意招惹他们呢?我们总算登上了开往延安的汽车。
当天抵达延安,虽然延安距离文思远、徐志插队的枣园公社所属的庙沟村还有几十里路,陈宁和董长武、王磊又分别在甘古驿公社和安塞县延河湾插队,但毕竟不远了。
文思远回到村里才发现,与他们同时从北京出发,走另一条路线回延安的几个知青还没有到达。他们又经过了怎样的坎坷和磨难呢,后来才知道他们那段经历比起自己的所经历的“风雪韩城”更为艰苦和难耐、更富传奇色彩……
远文
200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