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那些无谓的嘴仗没有意思。哦,顺便说一句,“同龄人”既然那样歌颂“上山下乡”运动,当初就不应当招工进城的,现在再拿老母亲做挡箭牌也不显高尚。再说一遍,即便那样,也只能说明你个人无悔,而不能说明“山上下乡”对知青整体,对国家民族无悔。
我转载《华商报》一篇文章,大家可以分析。如果“同龄人”能够做到像文中主人翁那样,我就撤回我的文章,向广大网友致歉!
1962年
18岁的西安女知青吴胜玉带着母亲插队到了秦岭北坡的一个小山村。如今,她还生活在这里。从当年一风华正茂的女学生,成了一个普通平凡的农村老太太。
从吴胜玉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那一代人对信念的执著,也可以看到一些悲凉和无奈。
吴胜玉
——留守农村的女知青
46年过去了,当年的西安女中学生如今已成了满头华发的农村老太太。
在眉县董家山村,除了说话时仍透着几分西安口音外,吴胜玉和当地村民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和记者聊天时,她不住地揉搓自己的双手,那是一双饱经苦难的手,粗糙而干涩……
40多年前,吴胜玉就是用这双手写下了“请战书”,要求到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去锻炼。当年,她是西安市第31中的一名18岁的女中学生,正读高二。
1 8岁女中学生携母下乡
1962年夏的西安,单调而热烈。这一年,18岁的吴胜玉是西安市第31中学高二(5)班的文体委员,同时还是学生会的成员,在老师和同学眼里,她是“又红又专"的好学生、好姑娘。
两年前,初中毕业的吴胜玉和母亲从老家重庆迁来西安投奔大哥。大哥吴胜荣在西安工作,一家老小就住在土门附近的一个大杂院里。吴胜玉的人生轨迹是被街道办的一封召唤信改变的。这个来自中央的文件称,“号召有志青年去农村改变农村的面貌,支援农业第一线”……
中央的号召让吴胜玉热血沸腾,她决定,立即停学到农村去!
吴胜玉清楚地记得,她报名的时间是1962年8月10日。很快.她的申请就被批准了——她是当年西安31中唯一一个自愿要求去农村锻炼的中学生。
就在临走的前几天,吴胜玉的母亲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她要跟女儿去下乡。
考虑到吴胜玉年龄太小,组织答应了吴母的要求,将母女的户口一起迁往眉县营头人民公社。
出发那天,有关部门在省委礼堂给他们举行欢送会。敲锣打鼓、披红戴花,包括吴胜玉在内的108名中学生知识青年,分乘数辆敞篷大卡车穿过西大街,驶出西门,一路西去。
她成了全国知青的榜样
大卡车在西宝北线上摇晃了多半天后,终于到达了眉县营头人民公社董家山生产队——位于秦岭北坡的一个山区农村。
18名学生被分到董家山生产队,吴胜玉的母亲负责为几个学生做饭。
在被公社领导带着参观了一番后,许多学生都哭了。这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好多人家摸黑休息,吃水要到1公里外的山泉里挑。磨面更辛苦,先把小麦放到石磨上,套上骡子磨细,然后再用手工筛出面粉。
吴胜玉没有哭。她对自己说:“我就是来农村锻炼的,就是来这里吃苦的,我要用自己的双手改变农村的面貌。
很快,吴胜玉学会了干农活,包括套骡子磨面、背粪、上山砍柴等。
在董家山生产队,吴胜玉和其他知青还成了这个小山村的“文化教员"。农忙之余,她和其他知青一起给大家读报纸.,讲西安城里的人和事,组织青年人演唱革命歌曲……“当年她走到哪里,笑声就会带到哪里!”当地的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回忆说。
在董家山,吴胜玉还做过生产队计分员、村小学老师、妇女队长。1963年,由于她的突出表现,她还担任了村团支部书记。
刚到董家山时,几个女知青和吴胜玉老母亲住的是草房里的麦草大通铺,后来其他知青由于忍受不了艰苦,就走了,上面就给了她们母女一笔建房费,母女才有了自己的家——三间土坯房。
在这三间房里,吴胜玉送走了自己的老母亲,然后又在这里和当地人王志新结婚生子。这三间董家山生产队最早的知青房一直到10年前才被拆除。
由于个人表现特别突出,吴胜玉一度还被树立为全省知识青年的先进典型,“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先后到西安、宝鸡等地作报告,讲述“农村广阔天地的大有作为”。
当时,西安电视台、《西安晚报》曾以《“山里红”吴胜玉》为题,对她的事迹作了报道。她一度成了全省乃至全国知青的榜样和先进。
惊人之举,和当地人结婚
后来,当许多知青无法忍受农村的环境纷纷想办法返城时,吴胜玉又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和当地青年王志新订婚。“当年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表明我是真的要扎根农村!”
在当地人的眼里,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王志新根本不可能和吴胜玉走到一起。当两人订婚的消息传开后,许多人都无法理解。
1963年底,在吴胜玉的建议下,王志新参军去了新疆。1965年,两人到当地民政部门办理了结婚登记。
多年以后,当记者问吴胜玉当年为何要和王志新结婚时,她的理由很简单:都是年轻人,经常在一起干活,感觉他这个人踏实、靠得住。
1968年,来农村陪伴她6个年头的老母亲去世了,这对吴胜玉是个很大的打击。母亲去世后,吴胜玉和丈夫把老人安葬在了村头一块向阳的坡地上。坟冢坐北朝南——南方是老母亲的故乡重庆。
这一年,毛主席在北京签发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命令,号召广大城市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此时,吴胜玉在董家山生产队已经待了6个年头了。
上世纪70年代,已经是4个孩子母亲的吴胜玉先后当选为眉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省青联委员。在那个“突出政治、不计报酬”的特殊年代,每次对她的奖励和表彰都只有奖状而没有奖金。她每次外出一天,生产队就给她记一天的工分,外出开一天会,补助1元钱……吴胜玉的好强,渐渐引来了家人的不理解。公公婆婆都认为她不该为了工作而不照顾孩子,对她意见很大。每当这时候,她只能低下头鼓励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在几个孩子的眼里,母亲是一个爱事业胜过爱家庭的人。让孩子们最不理解的是,母亲为什么要放弃城市生活而来到这个穷山沟。面对儿女们的怨言,吴胜玉只能给他们讲道理,讲人生的意义……
在家里,唯一让吴胜玉感到欣慰的是,丈夫王志新一直都很支持她。
曾有三次改变人生的机会
生活中,让吴胜玉最伤心的是同伴们对她的不理解,甚至抱怨。一些随后几年从西安来的知青埋怨她说。我们当年是因为听了你的报告才下乡来到农村的,结果来了之后发现这里并没有你说的那么美好。
对于这样的怨言,吴胜玉默不作声,她认为自己是响应国家的号召来做事,没有错。
后来.知青走了一拨又来了一拨,但每一拨待的时间都不是很长,不久就纷纷通过招工、上学等渠道离开了农村。
在这期间,吴胜玉也有3次机会可以离开,但她都放弃了。
第一次机会是她来董家山不久后的1962年底,18个知青中有16个人都报名到国营农场工作,吴胜玉没有报名。有同学让她赶快报名,她却坚决地说:“我选择上山下乡,就是抱着为国家分优的目的,如今才来几个月就让我打退堂鼓,要走你们走,我不走。”
同伴讥笑她说:“那你就留在这里来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吧!”
第二次机遇是在1969年,村上分了一个保送上西安交通大学的名额。村妇联主任代表组织征求她的意见,刚刚入党不久的吴胜玉谢绝了。她对妇联主任说:“我在农村为党和国家刚刚做了一些有用的事情,为社会做了一点贡献,才体现了我的人生价值。如今农村需要我,我已经离不开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希望组织支持我。”
最后一次机遇是在1970年,公社领导考虑到她的文化程度比较高,调她去村小学做老师。但在学校待了一段时间后,她发现自己还是喜欢和群众打成一片,而且做老师也不符合她“改变农村面貌”的初衷,又回到了生产队。
很多年以后,当曾经的知青再回董家山时,吴胜玉这才突然感觉到了人生的落差和机遇的重要。
也就从这个时候起,她开始对自己前些年的固执和坚持产生了怀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返城的念头在她的内心里荡起了涟漪,这不仅是因为她希望拥有城市户口和工作,更主要的是那时的农村贫困依旧。
1982年左右,针对知青返城和安置的问题,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一条是一次性安置——给已经落户农村的知青一笔现金。
在要不要一次性安置的问题上,吴胜玉妥协了,因为她的家庭太急需这笔安置费了:4个孩子要上学、家里的老房子需要翻新,公公婆婆体弱多病……
700元的一次性安置费拿到手后,吴胜玉彻底放弃了回城的努力。
去掉“光环"如今生活维艰
在摘掉了头上那个年代的许多“政治光环”后,吴胜玉开始步入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的正常生活,和当地许多妇女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当干完一天的农活后,她喜欢坐在家门前的核桃树下歇凉。这时,她常常望着远处太白山顶的积雪而沉思。她感到,她的人生就像那山顶的雪一样,尽管时间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却没有任何改变。她常常会问自己,如果当年没有积极主动要求来农村,如今会在哪里、做什么?如果当年去了农场。或者留在小学当老师,或者去了西安交通大学读书,现在会有怎样的生活……
每每想到这些,她都会落泪……
开心的事情偶尔也有,比如说同学聚会了,知青聚会了……但在短暂的欢乐后,她又感到心中的落差:当年和她一起下乡、后来返城的人如今大都享受着每月1OOO多元的退休金。而她现在只能靠领取每月60元的养老金维持生计。
这些年来,留守在眉县当地的一些知青也一直在向有关部门反映自己的境遇,希望从政策方面能得到一些生活上的支持和补助。吴胜玉起初无心参与。但后来考虑到自己的现实问题,于是也参与到了其中。
她目前最关心的问题是,她晚年的生计如何保障。她希望有关部门在这方面能给她一个说法和照顾。她认为自己当年毕竟是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而来农村的。
吴胜玉的问题在今年以来变得尤为具体;老伴王志新因为患脑梗而瘫痪在床生活无法自理,儿子一家在县城打工,老两口的日子开销就主要靠她一个人来经营,照顾老伴、料理家务、经营坡地上的果树,里里外外都靠她一个人。已经满头华发的她经常忙得没有丁点休息的时间。而她自己如今也是染了一身子的病,腰椎曾骨折而无法千重活,风湿病、青光眼给她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
尽管如此,吴胜玉的生活和当地传统的农村妇女还是有着细微的差别。比如她在家里养了一条叫“贝贝”的小狗,“贝贝”冲着陌生人狂吠时,她会很温和地叫“贝贝”要听话。
她当年和老伴结婚的旧式柜子如今还保留着。和当地妇女柜子里装满了针线等物不同,她的柜子里放着她曾经的荣誉证书、奖状,还有一些已经开始泛黄的杂志,杂志分别是《红旗》和《人民文学》。’
《红旗》里夹满了她当年做知青时的一些老照片,《人民文学》里的东西鼓囊囊的,打开一看,是一堆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
《华商报》记者李勇钢
岁月小溪注:
这是刊登在《华商报》(2008年12月8日)上的一篇文章,尽管有点长,我还是全文转载于下。作为一个知青,看了这篇文章后,对吴胜玉和与吴胜玉一样经历的人深表同情。一方面是对吴胜玉目前仍处于穷困状况表示同情。另一方面,是对她先前的无知感到同情。她无知、轻信、盲从于别人的煽动,不仅害了自己的一生,还(做报告)害了别人,这也令人遗憾。
类似并比吴胜玉出名得多的人,是不是也会有吴胜玉现时的感觉呢?这些人,只不过是在摧残人性的与历史潮流逆向而行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充当了极左路线的鼓吹手外,在对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没有起到任何好的作用。
不是还有许多人(特别是知青)还在颂扬着“上山下乡”运动永远感到“青春无悔”吗?不是有人还坚持“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吗?不是有的“大官”还在鼓吹要宣扬“上山下乡”中的典型、英雄事迹吗?不是某主流媒体还在宣扬“上山下乡”运动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壮举”吗?读一读这篇文章吧!不要让那些空话、假话、虚话以及骗人的鬼话再蒙蔽善良的人们了,让真诚的“人性”恢复起来,让同是知青的纯洁的灵魂在这篇文章中得到荡涤吧。
感谢这个叫李勇钢的记者,你的真实描写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