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长黑家堡杨家湾大队的知青们 - 延河水 - 中国知青网

从“二百二”到“接生婆”

漫天的白雪，崎岖的盘山公路，沿途的彩门，高亢的锁呐声,听不懂的陕北话，1969年1月27号，当我踏上延长这块土地时，呈现在眼前的就是这样一副奇妙又陌生的图画。今天回忆起来，这一切是那么的遥远,却又像是刚刚过去,仿佛就在眼前。

从此，我日出而做，日入而息，开始了在延长县黑家堡近三年的插队生活。热热闹闹，嘻嘻哈哈，日子过的真快，转眼到了1969年的秋天，政府要在农村推行合作医疗，要求每个村都要建立医疗点，配备赤脚医生，此时队长找到了我，并说到：知道你家老人是医生，古话说，门里出身自带三分，我看就你当这个医生吧。于是女承母业，我就成了一名赤脚的医生。虽说是门里出身，我又涂的一手的好红药水，之前就经常爱给大家胡乱涂抹的，因为红药水又叫二百二，因此同学们也早就戏称我为“二百二”了，但要当医生，虽说是赤脚的，我也自知是不称职，因此心里没底，怯怯的。此时天降祥云，北京301医院的医疗队正在延安配合搞合作医疗，他们要办培训班，培训赤脚医生，给每个大队分配了一个名额，顺理成章，我们大队就由我去参加了这个培训班。速成三个月，我就成了一名赤脚医生。仅仅学习三个月，就要从事这样一项技术含量非常高的职业，放在今天，简直是匪夷所思之事，但在当时、当地这却是一种再普遍不过的事情。好在我们村是个只有三十多户人家的小村，人口少，病种又很单纯，更主要的是纯朴的陕北老乡对我是那样的信任，他们给了我实践的机会，因此我应付起来还是满像那么一回事：处理简单伤口、打针、扎针灸，以至谁有个头疼脑热、拉稀肚痛的，大家也基本不用出村，全部由我处理了。因为我每天下工后都要去病家巡诊，治疗，串东家，走西家，以至于狗们也与我熟了起来，把我当成了自家人。可爱的它们看到我要进主家门，只是懒懒地抬下头，不再向我乱吠，有时甚至会向我友好地摇摇小尾巴。随着经验的积累，我在“二百二”的基础上还是有了不小的进步。赤脚医生的生活就这样继续着。

做为壮劳力，我平时上山干活是不与婆姨女子们在一起的。有一天，忘记何故了，队长把我这个壮劳力与婆姨女子们安排了在一起干活，劳动中，我突然发现了聚财婆姨的身子有些沉，便不由自主过去与她拉开了话，“可是有了？”“嗯。”“啥时的？”“你给咱算算。”当然，我很准确地算出了预产期。她对我佩服起来，认为这个人居然能算出坐胎与生产的日子，可真神！可能也是出于平时对我的信任，此时她提出了想让我帮忙接生的要求！陕北人说，人生人怕死个人，妇女对生产还是很有些畏惧的，我理解这个初为人母之人的内心恐惧。而此时的我一方面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另一方面也是职责所在，我没有一点犹豫就欣然同意了她的要求。答应了人家，我开始了准备：手里翻着书，脑子里复习着在实习时，老师接生时的操作要领，同时向妈妈求援，请她给我邮寄供接生时所用的医疗用品。很快妈妈将钟型听诊器、缝合针、医用手套、血压计甚至洞巾悉数寄来。同时，信也到了，而随信寄来的是老妈的百般叮咛，万般嘱咐：初次接生一定要取得上级大夫的指导，要服从上级医生的领导，等等，等等。在大城市大医院生活、工作的妈妈，如果知道她的女儿的上级大夫只是一本“赤脚医生手册”，不知会是什么反应，她还会支持我吗？不敢想象啦。

我按照所学知识给聚财婆姨开始了认真的产前检查，那时她怀孕不到五个月，离生产的日子还早。我不着急不着慌，过半个月给她量量血压;查查胎位、胎心是否正常，当检查一切都好时，我很高兴。直至产前一个多月的一次例行检查时，咦，突然觉得与平时不同，怎么胎儿成了屁股朝下？按教科书中说，此时的孕妇必须要膝胸卧位，以纠正胎位。可怜的聚财婆姨哟，开始了每天两次的受罪—炕头撅着。但为了胎儿能正常娩出，她像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只能受着了。还好,配合着我的针灸涌泉穴，很快胎位正了，令人鼓舞！瓜熟蒂就要落，我的准备工作也进入了倒计时。此时，我将早已包好的接生包交给了聚财婆姨，要求她每隔三五天要将此包在烧饭时放在锅内蒸二十分钟，以备不时之需。终于，聚财婆姨的预产期快到了，我向队长提出不要再安排我去远处受苦，我得随时待命的请求，这可是真正意义上的待命，等待新的生命降临的待命啊！队长很痛快的答应了我的要求。蒂，终于要落了。那天上午，我正在川地里干活，聚财慌里慌张的跑到地里，找到了正在干活的我，他说“有动静了”我问“啥时的事？”，“夜儿晚”，“不急不急”我边安慰着聚财其实也是在稳定着自己的情绪，同时立马扔下手中干活用的锄头，往回就跑。日急慌忙，气喘嘘嘘得终于跑回了村，跑到了他的家中，看到了正在炕上折腾的聚财婆姨。我二话没说，打开接生包，戴上手套开始了检查。宫口没开全，又是初产妇，还得折腾些时候，我心里有了底。“烧水，准备好包娃娃的布”我边指挥着聚财和他的老妈，边将一把新剪刀放在盘中，然后倒上酒精用火点着后消毒，脑子里则在飞快地转着、复习着接生要领。蒂落的时辰未到，我留在聚财家吃了午饭，并强迫已折腾得筋疲力尽的孕妇吃了一碗荷包蛋。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的过去，终于在下午时分迎来了蒂落的关键时刻。随着羊水破、胎头露、胎头出，这时一个湿漉漉的小婴儿被我托到了这个世界，经过我的拍打，婴儿特有的嘹亮啼哭声响满了整个窑洞。“是个男娃”，此时的我边剪着脐带，边说着，而聚财的全家人则是在乐着。接生，尤其是炕头边的接生，最要紧的是消毒、是脐带断端的处理，我深知这一点.于是我仔细地在脐带断端涂着碘酒，处理着脐带。当我收拾完一切，把粉团团的小婴儿交到聚财婆姨手中时，抬头一看此时的产妇已变了模样，头上的帽子戴好了，全身则是捂的严严实实，而窑门口不知何时也按习俗挂上了红布条，那是在告示众人，家里有坐月子的人，有个小月娃娃。我看了看来到这个世界后与我第一个打照面的小婴儿正在熟睡，而面色苍白、疲倦的产妇也需要休息，嘱咐了几句就告辞了。

我们的知青们灶是个有8名女生、5名男生的集体大灶，每天不论男女,都是留一人轮流做饭。那天晚上收工回来，他们早已从不同渠道知道了我的壮举，大家吃着我从聚财家带回的大枣、花生，女生们高兴地询问着，热闹着；而与我们从来不多说话的男生们虽然嘴中不停地咀嚼着，起哄却很带劲,明知不是我做的饭，但他们仍故意地说着“手那么脏，再不吃她做的饭啦！”我赶紧解释着“我可是戴着手套接生的”，同时白了他们两眼，而心中窃喜，“做饭这种活，最好别让我干才好！”

那是1971年的春天，我2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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