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插队生活片断……中秋节

民兵集合去巡逻，

说有敌人从此过，

工间摸瓜蚊虫虐，

脸蛋立时胖得多。

“龙行天下”版主出口成诗，佩服！

喝 酒

    人喝醉酒后表现千奇百怪，我们见过一些，还听说的一些。有的人醉酒后闷头大睡，这是最文明的。有的人喝多了酒话特别多，陈芝麻烂谷子或是平时不敢说不便说的话借着酒劲全说出来，正应了俗话说的“酒后吐真言”、“酒壮怂人胆”。还有的喝醉了打人，有的是打自己，抽自己的嘴巴。有的是打别人，大多是打自己老婆，拳脚相交，厉害的还动家伙，镰刀锄头，抄到手里就乱抡乱砍一气。

    一年秋天，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喝醉了，我们去看，他自己把全身的衣服脱得只剩一件内衣，满村子到处乱跑。有人想把他拉回家，无奈他身强力壮，再加上酒劲，几乎是力大无比，没人能拉的动他，也没人敢靠近他身边。那天刚下过一场大雨，村里一些低洼处积了水。他跑了一阵口渴了，就趴在一个水洼边大口大口地喝水。见他这个样子，老父亲急的摇头叹气，怀孕的老婆只能躲在婆婆屋里自己偷着哭。又跑了一阵，不知怎么他想起回家，跌跌撞撞地往家了走来，望风的人回来报信，一家人和来帮忙的吓得躲进屋里，支起耳朵听院里的动静。一会儿，听见他进了院，接着又进了他自己的屋，就再也没有声音。大家轻手轻脚地走到他的外间屋门外，透过窗子向里看，没人。又往他里间屋看，还是不见人影。怪了，明明听见他进了屋，怎么会没了呢。又等了大概半小时，还是没一点动静，老父亲决定，进屋查看。几个小伙子推开他家外屋的门，又去推他里屋的门，怎么也推不开。大家只好打开他里屋的窗子，三个小伙子从窗子爬进去，为防万一，还带上一根短木棍。慢慢地走到炕边，才看见他就躺在炕下呼呼大睡。原来他进了里屋后，顺手把里屋门关上，接着一头栽倒在门前，就睡着了。可巧一只脚把里屋门顶住，所以从外面推不开门。他家里屋一间屋子半间炕，炕就在窗前门边，他倒下后正好躺在门边炕沿下，怪不得我们从窗外看不见他。这时的他可以用“烂醉如泥”形容，任人摆布。所幸有惊无险，他本人和旁人都没受伤，只是把大家吓得灵魂出窍，老爷子气得半死。

    俗话说：“入乡随俗”。我们男知青不久也学着喝上几盅，不过不像酒鬼似的天天喝顿顿喝，只是偶尔为之。有一次，给我们作过饭的魏三大爷的儿子结婚，请我们去喝喜酒。那时我们不参加这样的活动，但是魏三大爷亲自找上门来，情面难却，只好赴席。农村吃席习惯“流水席”，一桌人吃完了，换一桌人添上菜继续吃。我入席时正好碰上和大队贫协主席一桌。我因为经常上大队搞些宣传之类的工作，对他有些了解，对他光动嘴不动手的作风看不惯，心里有些看不起他。过去听说他很能喝，许多人曾败在他手下，今天我不知怎么冒出一个怪念头，忽然想在酒席上和他比个高低。

    寒喧了几句后，我主动挑战：“尹主席，今天咱俩看谁喝的多。”老尹欣然应战。东北人喝酒讲究猜拳赌酒，猜拳本事差的往往一开战就输，输了罚喝酒，几盅酒下肚头昏眼花手指不听使唤，输得更多，喝得也更多，恶性循环的结果是烂醉如泥。我知道老尹精于此道，索性把丑话说在前面：“猜拳我猜不过你，今天咱俩不猜拳，你一盅我一盅，一对一的干，谁也不许偷奸耍滑头。”同桌的几位齐声叫好帮腔，老尹只好答应我的条件。

    农村不喝品牌瓶装酒，一般是一元钱一斤的散装酒。第一口下去，感觉热烘烘火辣辣的，几盅下肚，就不怎么觉得辣了。喝到后来，一盅酒倒进嘴里，反而觉得有些甜了。开始时，一盅酒要分两三口，到后来，是一口一盅。最后，老尹举手投降公开认输。虽说是赢了，我也够呛，一路脚下拌蒜东倒西歪地走回了家，几个胆小的女生见我这样子，赶紧远远躲开。这一夜，可是真够难受的，也不知吐了几回，心里胃里好像有火在烧，再加上头疼，一夜没睡好觉。第二天起来，还觉得两条腿发软。几天后才完全缓过劲来。

    有一次，队里放马的人捡着一匹马，大伙看了，说是蒙古族人的，就把那马和自己队的马圈在一起，等马主人来找。果然不出所料，过了两三天，一个穿蒙古袍骑马的人找到我们队。我也去看热闹，只见那人的马上带了好几大瓶的白酒。听社员们说，蒙族人特别好喝酒，只要喝酒到了位，什么事都好商量。蒙族牧民每年秋天要打很多草，准备牲畜过冬时吃。打草的活一般是请汉族农民干，结算办法是划一块草地，事先讲好多少钱。汉人们摸准了蒙族人的脾气，谈判前先请蒙族人喝酒。喝到八九成时（但是不能喝到十分，醉到连步也迈不开时，什么事也谈不成），再到外面划地块。

    69年，因“战备”的需要，哲里木盟划归吉林省。那年冬天，吉林省从哲里木盟调走了大量白酒。内蒙人向来爱喝白酒，冬天还习惯将酒烫热了喝。为了填补白酒的空白，吉林省向哲盟调进了大批啤酒。那时候啤酒可没有现在这么普及，特别是北方农牧民听也没听过。他们以为啤酒和白酒差不多，喝酒时也用小酒盅盛酒，喝之前先用热水把酒烫热。孰不知这么一烫，就把最能体现啤酒风味的气和味全都烫飞了，剩下的除了被他们称为“马尿味”的一股异味外，就只有淡水一盅了。喝完酒，他们唯一的感慨是“这酒没劲！”啤酒虽没劲，但也有好处，这年过年酗酒闹事撒酒疯的人大大减少。

    我们恰好这年回家探亲，我特地从湖南邵阳带了两瓶“邵阳大曲”回乡。曲酒虽说比白酒酒劲小点，但也有五十几度，比啤酒可是强得多了，况且还有一股曲酒所特有的香气，在当前那种形势下，其魅力可想而知。我那时也够单纯的，居然没想到拿这“稀世珍酒”去孝敬当权者，只想到：与其大家喝每人只喝一点点，不如人少点喝个痛快。于是我和一同回队的H两个人独享了这两瓶酒。这天夜深人静时，把来知青户玩的社员都送走后，我俩把门关好。想把窗户遮挡严，可是怎么也找不到那么大的布，只好用根绳子把一块黑布吊在半空中，遮住射向窗外的灯光，我俩就躲在这块黑布后面喝起来。下酒菜也是现成的，各人都从自家带来不少“好吃的”，本来离家时家人一再叮嘱这些东西要“备战备荒”、准备打“持久战”的，今天为了对得起这瓶酒，也顾不得那许多以后的事了。

吃  肉

        我们刚到村的几天，还能天天有肉吃，只是菜里的肉一天比一天少，到后来觉得肉的味也有点不对劲儿。男生们粗心，没怎么在意，细心的女生们可看出问题了。一天，和我一起插队的妹妹悄悄告诉我：“哥，你知道吗，给咱们吃的肉已经坏了，她们（指某女知青）看见大爷从那块肉上挑蛆。”第二天，我从挂那块肉的地方路过时，用眼角瞟了一眼，果然有些白白的小东西在那块肉上蠕动。后来才知道，这块肉是因为我们要来才特意买的。大约一个星期，这块肉吃完，我们就彻底没得肉吃了。直到第二个月，我们进县城拉粮食，才买了几斤肉解解谗。

        我们下乡的第一年，按上级规定生产队给知青户安排了一名大师傅做饭，大师傅的工分由队里给。我们队的大师傅人很老实，不像有些队的大师傅把知青的粮食往自家拿。我们也很尊重他，口口声声喊他“魏大爷”。有些队的知青与大师傅关系紧张，就辞了大师傅自己做饭，还可以拿到大师傅的那一份工分。我们看魏大爷年纪大了，到队里干活确实很吃力，就让他干满了一年整。到满了整一年这一天，我们说：“大爷，您辛苦一年了，今天我们作顿饭，让您也尝尝我们的手艺。”魏大爷兴致勃勃地在旁边看我们准备菜，切肉片、肉丝、肉丁、肉末。看着看着大爷不明白了：“吃肉就吃肉呗，干嘛还费那么大劲，一点点儿肉还整得那么精细！”一边说一边摇头，表示很不理解。等到端上桌吃到嘴里，魏大爷彻底服了：“嘿，味道还真不赖！”

        当地人吃肉可没有我们这么讲究，比较粗放。他们一年难得吃几次肉，吃一次肉就要吃个痛快过瘾。一般是秋后春节前，劳碌了一年，该干的活计都干的差不多了；养了一年的猪也长的差不多了，天气越来越冷，那猪再养下去可是光吃食不长膘，闹不好还往下掉膘，亏本的买卖不能作，此时不杀，更待何时。于是家家户户兴高采烈地“磨刀霍霍向肥猪”。农民们评价一头猪的好坏，全看肥不肥，具体地说就是看肥膘有多厚。衡量的尺度是几指膘，也就是相当于几根手指并排的宽度。到了杀猪的季节，互相之间就要夸耀较量谁家猪养得好养的肥。如果谁说自家的猪只有三指膘，别人会向他斜着眼撇撇嘴，表示轻蔑。如果是四指膘，定会引来他人的羡慕。最牛气的是伸出五指并拢的手掌：“我家的杀了五指膘！”那付神气活像刚刚在奥运会上摘金夺银凯旋归来。要知道，农民们终年劳作，手指粗壮手掌宽厚，伸出巴掌来像把小蒲扇。猪长了这么厚的肥膘，城里人见了恐怕得吓个跟头。

        七〇年底到七一年初的这个冬天，组里的大部分同学没在队里，有的回家过年，有的回家养病。只剩我一个人守着五大间空房。我所以没有回家过年，倒不是思想怎么好，主要还是从经济上考虑：妹妹生肝炎少挣了许多工分（也不怕现在的小青年笑话，那时的我们个个都变成了“工分脑壳”，事事时时从工分出发考虑问题），回家路费、治病、营养（肝炎可是富贵病，光吃药营养跟不上也好不利索）都要用钱；我家在湖南邵阳，路程比北京远两倍多，我若回家又要多花不少冤枉钱送给铁路局；我留在队里，多少还能挣它几十个工，到秋后又是几十块钱，一进一出，就是一百多块钱的来去。这年开春时我们买了两只小猪崽儿，养到秋收完大小正好，我们就把它们杀了。猪肉我们自己吃了一部分，卖了一些，剩下一些给留在队里的同学过年吃。过完年，猪肉也吃得差不多没了，只剩下零零碎碎的一些猪皮。为了“物尽其用”，我把这些猪皮切成指甲盖大小，放到锅里和黄豆一起用小火煮，一直到把猪皮煮烂，再加上盐和能搞到的作料——葱、姜、蒜、酱之类的东西。最后把这一大锅猪皮黄豆汤盛到一个瓦盆里，在灶间里一冻，就成了一盆猪皮冻。要吃的时候，到盆里挖出来一块，切成片就可以了。在那些整天与高梁米酸白菜为伴的日子里，虽比不上山珍海味，也算得上美味佳肴。自己吃得高兴了，还拿出来卖弄，打上一斤酒，邀上两位要好的青年社员，然后端出来一盘切得方方正正摆得整整齐齐的肉皮冻来请大家品尝。二位吃了几片竟然品不出是什么东西，一个劲儿地向我求教烹饪方法。为了脸面增光，我吹牛说是“祖传秘方，恕不外传（请老祖宗在天之灵见谅）！”

        刚到队里时，我们的房子还没有造好，我们都借住在社员家里。一天晚上，房东大爷神神秘秘地对我们说：“昨天我们家一点猪肉让狗叼了，今天我下了铗子打狗。铗着狗的时候一块起来打狗。”睡到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被房东大爷从梦中叫醒：“铗着了，快抄家伙打！”我们穿上衣服，每人抓上一把锄头铁锹之类的农具冲到院子里，不知谁还没忘拿了一个手电筒。到院里一看，果然一只大狗在那里拼命地挣扎，用手电一照，两只蓝汪汪绿荧荧的眼睛像两只小灯泡。见有人出来，那狗狂吠着一窜一窜地似乎要扑上来咬人，无奈被铗子夹住脚，只能在原地打转转。见到狗这副架势，我们四个不由自主地紧紧靠在一起，嘴里还虚张声势地大喊大叫：“痛打落水狗！痛打落水狗！……”，手里的家伙举得老高，落下去却是软弱无力。

        那狗受到攻击，跳得更高、叫得更凶，如果不是房东父子参战，凭我们四个，这只馋嘴的倒霉狗不知要到猴年马月才能一命归西。打完狗，房东大爷说：“你们歇着去吧，等狗收拾好了叫你们起来吃狗肉。”这些天在队里干活，我们累得疲惫不堪，一门心思只想睡觉。又是不知什么时候，房东大爷再次叫醒我们吃狗肉，我的睡意正浓，但是盛情难却，胡乱吃了几口狗肉，爬上炕倒头继续睡。第二天早上出工，房东大爷用大号饭盒装了满满一盒狗肉，让我们带给女生们品尝。三十年后插队同学聚会，众女士们仍然不忘那次狗肉的美味。我对那次狗肉的味道毫无印象，倒是“痛打落水狗”的场面和狗的两只闪亮的眼睛印象极其深刻。

酒醉汉子力气大，

力拼贫协得胜佳，

得意制作肉皮冻，

打狗更比吃肉夸。

缺 粮

        那时农民们总是喊粮食不够吃，为什么呢？我们开始时也感到奇怪，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宣传教育都说“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社会主义的中国人人吃得饱，穿得暖”。和农民们一起生活的时间长了，多少有了一些感性认识。那时候虽说是口口声声地批判、反对一个“包”字，可是一个生产队每年上缴、出售给国家的粮食却是定得死死的，并且是作为“政治任务”必须完成。如果完不成，就扣减当年的社员口粮指标。

社员口粮指标一年四百斤，还是原粮，加工后只有三百六七十斤。即使是完成了任务，余粮也不能随便自己留下作口粮，更不用说自由上市，还是得卖给国家，然后按超额完成的数量提成百分之多少作为口粮。说来说去还不是个变相的“包”字，“物质刺激”，说句难听的话“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样，上缴征购粮的指标或是定额就成了社员们吃粮多少的关键，一般是以连续三年的平均产量为准。正巧，核定指标的这三年是当地收成最好的三年，以后再也没有过这么好的年成。   

        后来，文革来了，一切都砸烂了，唯有这个上缴粮食指标纹丝不动丝毫不变。管生产的干部没了权威，干活的社员没了干劲，粮食产量总是在那个水平上波动、徘徊。长粮食的土地没有增加，粮食产量不增长，人口却逐年上升（那时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一家四五个孩子是常事），人均口粮只得逐年下降。 

        下乡一年多，我们知青的干活速度可以一般社员不相上下。究其原因有三，一是我们的体力和技术提高不少；二是社员给集体干活，干多干少一个样，积极性不高，出工不出力，得混且混；三是肚里没食身上无力。一般社员家里到开春种地时就陆续断粮，到夏锄时基本上都没粮了。没的吃，只能向队里借，队里每天借八九两，不下地干活的小孩和老人还要少些。这点粮食只能保证饿不死，吃饱是根本不可能。有些社员发牢骚：“过去给地主老财耪地干活还给管饱呢。”这话要是在城里说，准得批你是“散布‘今不如夕’的反动言论”，戴上一顶右派坏分子的帽子。敢说这话的人可不是成分差的，大多数是正经八百祖传几代绝对正宗的贫下中农，他们说：“怕啥，三百六十行，咱农民是最后一行了，还能让咱去干啥。”细分析一下，给雇工吃饱饭也是地主老财们为了抢农时想出的办法，“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财主们这笔帐算得门儿清。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大批特批“经济主义”，流行的一句口号叫“要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最后发展成“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草虽然是社会主义的，却填不饱农民的肚子。这口号那“主义”，最终倒霉的还是农民。

一年刚过完正月十五，我们几个知青到魏三大爷家串门，闲谈中说到吃粮，魏三大爷指着墙角边的几个口袋说：“这就是我家今年的口粮了。”可怜，每个口袋里最多不过十几斤粮。大爷家除老两口外，还有一个二十上下的儿子，和正在上学的一儿一女，正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年龄。这点粮不用一个月就得吃光。

一次流产的“造反”

        我们下乡那年十月底十一月初，队里的庄稼已经全部收割完毕，运到了生产队的场院里。下一步就该脱粒了。不同的庄稼，脱粒的工序不一样。以谷子为例：谷子是谷穗和秸杆一起割下来，打成捆运回场院，然后用镰刀把谷穗从秸杆上削下来，叫“梢谷子”。

        往年梢谷子都是采取定额管理、计件工分的办法。我们从报纸、广播、大字报中知道“修正主义者”在农村搞“三自一包”，一听说这个办法，不正有个“包”字吗，于是就在一帮青年社员中煽动起来，说这是“三自一包”，是修正主义的东西，要批判、要抵制、要造反……社员们一下子分成了“赞成”（主要是青年社员）和“反对”（中老年）界线分明的两大阵营，争论得十分激烈，生产当然全部停了下来。当时的形势很严峻，天气一天天地冷下来，已经下了一场小雨加雪，时间不等人。农民不象城里人停产闹革命照样有工资拿有饭吃，再这样无休无止地争论下去，全队人一年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真的就要“北风那个吹”了。如果不实行计件，社员积极性不高，干活出工不出力，磨洋工。

        面对这样的形势，生产队邵队长当晚亲自找到知青住处，与我们四个男生（可能是受“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支配）谈判。谈判的结果，是既不叫包工，也不叫计件，先派人把每个人干的工作量记录下来，具体怎么算工分，等完事后再讨论决定。邵队长特意安排男两名知青作登记工作。

        我们几个一是没有什么社会经验，二是本来在学校里也不是什么翻江倒海的“造反”人物，都是温和派，见邵队长亲自出马，态度也很诚恳，就痛痛快快地答应了。这个办法立即传达到社员中，明眼人一听就知道还是老一套，所以社员们的干劲十足。梢谷子的进度很快，没有造成什么损失。

        当然，工分还是按计件算了。算下来的结果，女知青们（梢谷子都是妇女干的）得的工分最少。社员们体力强，技术熟练，又有家人（丈夫、老人、小孩）的协助，都挣得不少，有的一天能挣二、三十，甚至三、四十分的。女知青们体力、技术都不如人，又没人帮忙，一天也就挣个七、八分，还累个贼死，外加从头到脚一身土，灰头土脸地回到家里，累得连炕也爬不上去，恨得个别女生背后骂我们男生“个个是叛徒”。

        这件事后，我们处事就比较实际一些了。农村的事，不是喊几句漂亮空洞的革命口号就可以解决问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干农活越来越熟练，体力越来越强，我们也成了计件包干的坚决支持者和积极参加者。

文革极左粮更缺，

干活挣分也要学，

本想批判计件工，

结果还是从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