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插队生活片断……中秋节

 

照 相

        据我所知，开鲁县全县只有一家照相馆，位于县城里同样也可以冠以“唯一”的新华书店隔壁。一般照相馆的摄影室内出于人工布光采光的考虑，门窗都遮得严严实实的。开鲁照相馆的摄影室可是与众不同，整个房顶都是玻璃的，就象植物园花圃的暖房或是现代化的博物馆图书馆一样。这倒不是照相馆的领导已经懂得了节约能源或是追求“崇尚自然，回归自然”，实在也是出于无奈。原来开鲁县城里白天没电，没法采用人工布光采用，只好向太阳公公“借光”。好在开鲁处于半干旱地区，一年中晴天大大多于阴雨天，照相馆倒不必为太阳光而操太多的心。为了避免过分的强烈的阳光影响照相的效果，玻璃房顶下悬挂着几幅白色和天蓝色的天幕。这样的采光方式只能满足照相时光照亮度的基本需要，其它为了提高艺术效果而采用的侧光、逆光、顶光、底光就统统省略不用，所以，照出来的相片平淡得很，要不是相中人物睁着两只眼，就跟遗像差不多。在那个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照片上不能有一点儿带人情味和温情脉脉的东西。我见过一些农村青年的结婚合影，小夫妻俩坐得端端正正，二人之间的距离起码可以放下一个拳头，面部表情严肃认真，没一点儿喜庆的气氛，这种照片说它是离婚照准有人信。
        一次，我坐大车到县城去，同车的还有同村的一位大娘和她的儿子及未过门的媳妇。问起她们到县城作什么，老太太告诉我：前些日子，她儿子在照相馆照了一张定婚照，没想到取回来一看，一个陌生小伙子横躺在媳妇的怀里，“唉，要多丢人有多丢人哪！”这次是上县城补拍。我在下乡前曾经玩过照相、印相，不用看那张照片也可以知道，这是一次疏忽大意造成的质量事故——在一张底片上曝了两次光，并且正巧把一个小伙子迭印到那小媳妇的胸前。
        要想真实反映我们在农村的生活，必须到队里来照。可是我们十个人谁也没有照相机（包括家里也没有）。在这贫穷偏远的农村，吃饱穿暖都成问题，谁家会添置这种奢侈品呀。也是“天无绝人之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们队就有一架照相机。我们公社有位姓高的副社长，还兼着一家地方报社的记者，所以有一架120双镜头照相机，他家就住在我们队，他的大儿子就是演过李玉和的高玉明。凭着小高的“哥们儿”关系，老高很爽快地答应了，但有个附加条件，由他给我们照。老高前后帮我们照了两三个胶卷的照片，120十二张的。到底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记者，有点水平，光圈、焦距、快门都掌握得相当准确，构图也比较讲究。照片大多是合影，有的是知青们合影，男生和男生，女生和女生，男生和女生；有的是知青和社员们；到后来，还有单人照的。有一张是我们全组知青的合影，地点选在我们家院前的小树林边，背景就是我们的五间住房。照的时候我们没注意，等到照片印出来才发现，我们养的那只大肥猪当了这张照片的不速之客，原来它正懒洋洋地躺在我们房子的窗下晒太阳，无意中成了背景的组成部分。
        六八年秋，老高帮我们照了几张合影。拿到北京去印，有一张被照相馆拒绝了，理由是作为背景的主席像被遮住了小半边。店里的人还算客气，既没有抓人也没有扣底片，给我们留下了这宝贵的历史记忆。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有政治问题的照片.jpg：

 

我变土了

        六九年春，接到家里电报，让我到通辽接一个同学，有东西带给我。我赶到通辽，因为火车还没有到，就一个人在大街上逛。走着走着，就听后边“笛笛笛……”一串喇叭长鸣，惊得我浑身乱抖。回头一看，是一辆解放卡在发脾气。低头再看，我正走在马路中间。我马上跳到路边。吃了那司机甩下的一串骂声和汽车扬起的一团尘土后，我才慢慢地醒过味儿来，我变土了，忘了作为城里人都懂的交通规则——行人走便道。

        在乡下，从来没有什么交通规则的概念。虽然就有一条县级公路从我们队穿村而过，但由于路上很少有车行走，即使有车也是以驴马牛车为多，难得见到一辆汽车驶过。所以农民们习惯成自然，一走上公路就走路当中。我下乡才一年不到，连这点常识也忘了，土得够可以的。

变土的例子还不只这一件。

        六九年底，我探亲回到北京，住在亲戚家。一天，想给同学打个电话，让表妹带我找到单位传达室的电话。面对着电话机拨盘，我忽然慌了神，一时想不起应该先摘耳机再拨号，还是先拨号再摘耳机。这种事在现在简直是丝毫不成问题，可是那时候对我倒真的成了问题。当时我们县农村普遍使用的是磁石式电话机，电话机上有一个摇把（实际上是一个手摇发电机）。打电话时要先把摇把摇上几圈，再拿起耳机来，向总机话务员说明要接的地方，等话务员接通后再说话。正在我犹豫不决时有个本单位的人也要打电话，站在旁边等，显出急不可耐的样子。我就慌了，身不由己地一手按着耳机，一手去拨号盘。表妹在一边也看着好笑：“你怎么不拿起耳机就拨号呀？！”我更慌了，简直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只好让位，站在一边先凉快凉快，定定神。心里还不服气：“你先别笑我，等你姐姐（在内蒙巴彦淖尔盟临河县插队）回来，还不知道怎么露怯呢！”

        六九年底七〇年初在北京知青中流传一句话，“内蒙（知青）土，山西洋，陕西都是……（隐去的几个字有点伤人，打击面太宽）。”虽说不是很恰当，但也有点意思。北京赴内蒙的知青大多是六八年五、六月份到九月份之间下乡的。这时候毛泽东的“接受再教育”的“最高指示”还没有喊出来，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没有到达高潮，这期间下乡的知青大部分是自愿报名的，每个班一、两个人，到农村后也比较老实。老老实实地干活，踏踏实实地过日子，他们从衣着到言谈举止都多多少少地被当地人同化了。就是回到北京，不少人仍然穿戴着毛茸茸的狗皮帽子和羊皮大衣，牧区的知青甚至有人把蒙古袍和毡靴穿到了王府井，走到哪儿都是一股子羊嬗气。不少男生还佩上了烟荷包（都是请村里大娘大嫂们做的）和旱烟叶，并且能非常熟练地用纸条自卷喇叭筒。

        在城里生活时，从来没有感到门框对人有什么威胁。真没想到，来到农村受到的第一个威胁竟然是门框。原来农村的门框普遍比较低，只有五尺到五尺五，也就是1米67到1米77高。我身高1米80，再加上鞋底和门槛的几厘米，门框所提供的净空高度是绝对不允许我昂首挺胸走过去的。在县城时，我们被安排住在县中学里，我兴冲冲地跟在同学后面想走进临时用作宿舍的教室，刚到门口，就觉得头顶被人狠狠地敲了一下，顿时眼前漆黑一团，外加金星飞舞，差点儿一屁股坐到地上。这是第一次领教门框的利害。有了这次的教训，以后每逢进门我总是早早的先把头低下。可是遇上有急事，还难免重蹈覆辙。这样过了一两个月，才算基本过了这“进门关”。关是过了，却养成了进门先低头哈腰的毛病，以后回了城，还改不了这毛病，令城里人见笑。

        七一年，我被招工进了厂。第一次领工资那天，我兴奋地向妈妈说：“我们今天分钱！”爸爸在一旁听见了纠正我：“农村集体经济才叫‘分红’、‘分钱’。你现在是国营企业的工人，应该说是‘发工资’。”这是我又一次犯土。

全县一个照相馆，

乡下求人照个全，

知青渐渐学得土，

表现遍布各方面。

 

当民工

        现在一提起“民工”，就会想到进城打工的农民工。那时的民工是给国家（县、地区、省、国家）干活，是尽义务，没有报酬，由生产队记工分，例如修公路、铁路、修水利。按中国古时候叫法是“徭役”，像修长城的范杞良之辈。当地的叫法是“建勤”，我们也是听老乡们这么叫，到底是哪两个字，什么意思都不知道。后来看了溥仪的《我的前半生》，才知道伪满时有“建设勤务”一词，可能是它的简称，不知怎么会流传至今。

        当时大家都抢着干民工，原因有三：一是民工干的活大多是实行计件包干，只要身强力壮能吃苦肯出大力，想多挣工分还是比较容易的，比在家挣那“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寨分”要合算得多。例如每年的疏浚河道，就是年轻人争着抢着要干的好差使。北方的河道大多是季节性河，不下雨时都是干枯的。由于内蒙土质以半沙半壤为主，一遇下雨，地表土流失严重，河道淤塞也就严重。为了保证过水顺畅，过水前或过水后都要疏浚河道，必要时一年得两、三次。除了天然河道外，农田灌溉用的水利工程也要定期疏浚。疏浚河道都是按土方计件包干，早完工早回家。这种工程总是安排在相对农闲的时候。在队里干一天顶多挣十分工，到河工上只要有力气能吃苦，一天挣二、三十分没问题，有些人还能挣得更多。第二，即使是干些不能包干的活，只要跟工头或领队的搞好关系，完工时工头多开些工分，就比在队里挣得多。第三，在队里一天只有八、九两粮，出民工因为顶着“国家工程”的旗号，可以吃一斤多到二斤，有时国家还有补贴粮。第四，有的特殊的工程，还会有营养费，虽然只有每月几块钱，但是对于年底才有可能分钱还不一定分得到的农民来说，无异于一笔飞来的横财。

        内蒙古自治区号称中国东西跨度最大的省份，当时不要说没有一条横贯东西的大铁路，就连一条像样的东西向公路也没有，这对于巩固“反修第一线”十分不利。七一年，国家要修一条横贯内蒙东西的国道，代号“零八五工程”，正好从我们公社穿过，于是我们公社分到了几十个民工名额。我们大队有五、六人，我们生产队有二人。听说我们公社的领工头和工程负责人很熟，所以把最好的工种安排给了我们公社。社员们都是消息灵通人士，他们早早地就打听到修路的消息，纷纷找队长活动，等我们知青听到信，早已是传得沸沸扬扬尽人皆知了。我和WBG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找了一次王队长，谁想到一说即灵，我俩的高兴劲，不亚于买彩票中头奖。

        当时，全哲里木盟只有一条沥青路面的公路，就是从通辽到开鲁的路，不到一百公里，从开鲁再往西都是土路了。当地土质是半沙半壤，没有多大粘性，所以修出来的路面很不耐用。不要说车轮碾马蹄刨的人为损伤，光是老天爷的破坏就吃不消。夏天一场大雨或是暴雨过后，路面上就布满了深深浅浅的沟，小的浅的给过往车辆增加点颠簸的乐趣，大的深的就毫不客气地把路拦腰截断。冬天的凛冽寒风的威力虽然没有夏日的暴雨那么大，可以立竿见影，可是它们持续时间长，有点“铁杵磨针”、“愚公移山”的精神。一条路冬前还是平平整整的，过了一冬就变得高低不平了。就是相对比较高级一点的沙石路面，由于没有强有力的粘合剂把沙子和碎石牢牢地粘在一起，所以寿命也比土路长不了多少。这时有人提出用渣油代替沥青铺路。渣油和沥青外表上看差不多，都是黑乎乎粘糊糊的，也是石油开采和提炼中的副产品，只是凝固点的温度比沥青低，所以在一般的温度下它就会变软融化，就像三伏天毒日头暴晒下的柏油路面被热化一样。据说大庆油田里这种渣油多得很，要多少有多少，并且不要钱，随便拉。我们公社的任务就是把渣油烧热，使粘稠的渣油变稀，直到可以用喷洒机喷出去。因为沥青受热会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所以我们每人每月有几块钱的营养费。发钱时，工程领导一再嘱咐要贴补到自己伙食里，可是一般社员特别是拖家带口的，发下钱马上送回家。有的人刚开工时还是面色红润，几个月下来，脸上就透出点菜青色来。

        参加工程的除了我和WBG外，还有几个知青，如东兴大队吴家堡的侯寿荣和FXL，永兴大队的BGY等等。我们几个的营养费差不多全都交给了自己的胃。每次发下营养费，我们几个马上跑到开鲁城里的工农食堂（就是饭店，文革时改的革命化名字），叫上两三个菜，几两酒，美美地解他一次馋。吃菜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喝酒。酒不是瓶装的，就是本县酒厂生产的散装货，好点的一元钱一斤，但不一定能买到，就喝几毛钱一斤的。这种酒除了辣，几乎没什么酒香，更谈不上回味，特别容易上头，喝下去没一会儿脑袋就晕。有一次店里说是果子酒，倒在碗里看，带点淡淡的桔黄色，喝到嘴里，没有一点儿水果味，反倒觉着有那么点红薯味，大概是红薯酒精（红薯制的）加食品色素和香精勾兑的。永兴大队的知青BGY，老初中的，是个高干子弟（其父是个副部级干部，此时已被揪出，没了权力），人挺老实，书生气比较足，干活踏实。有一次喝酒，大家在他钱包里发现一张姑娘的照片，大约十八九岁。那时大家都没什么钱，有点钱就放在兜里，嫌带钱包累赘。把姑娘的照片放在钱包里，可见重视的程度。于是大家有了取笑的对象，借着酒劲儿逼问他，是不是女朋友。BGY本来就腼腆，又有点口吃，喝了酒，脸涨得像块红布，结结巴巴地说了半天也说不明白。大家一边笑，一边继续灌他酒……那天喝了有两个多钟头，始终没问出个究竟来。后来FXL旁敲侧击问了出来，那姑娘是他异父异母的妹妹。文革中，一家的父亲和另一家的母亲不幸被迫害致死，两家过去的关系不错，于是合为一家。这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妹妹当时在山西插队，知青小组里过的是“共产主义”式的生活，即所有个人的财物收入归小组集体所有。BGY略带愤恨地评论她们：“什么共产主义，纯粹是‘共产共妻’！”不知是对她们幼稚行为的蔑视，还是带点醋意。

        熬渣油用的是一种特制的大锅，呈立方体形，锅底略有点向下的圆弧，一锅大约可以装一吨多的渣油。熬渣油不像烧水，要有点技术。渣油在生产运输保存的过程中难免会掺进一些液态水，虽说是“油水不相溶”，但是因为渣油比水黏稠的多，所以一般的办法不能除去油中的水，只能靠加热，使液体水变成水蒸汽。加热的时候不能着急，火太猛了，短时间产生的大量蒸汽来不及浮出油面，就和渣油搀和在一起变成油泡沫，油泡沫的体积比油大很多倍，油锅里盛不下，就从锅边冒出来，流淌得到处都是，大伙称作“跑锅”。要想不跑锅，烧火的时候千万不能着急，一定要掌握好火候和油温，等到估摸着水份蒸发得差不多了，再逐渐加大火力，油温就可以很快达到要求了。这个道理技术员专门给民工们讲过，具体操作和掌握火候，就要靠自己体会和摸索了。干力气活是农民的强项，这种带点技术的活儿，知青们有了展示的机会。凡知青负责的锅，升温快，“跑锅”少。一些农民常为烧不好火而挨技术员的骂。

        熬渣油的活干长了感觉有些单调，于是想方设法地搞点小小的恶作剧。为了运渣油方便，熬渣油的工地就安排在公路边四五十米的地方，每天几班西行的长途客车都要从工地旁路过。高兴劲来了，事先准备好一大勺渣油放在炉门口，看好风向。等到客车离得近了，掌握好时机，猛的把一勺渣油泼进炉火汹汹的炉膛，立马有一条又黑又浓的烟龙从烟囱钻出来，随着风直扑客车，瞬间，客车就被黑烟所吞没。幸好草原上的公路相当直，暂时的昏天黑地没有对司机的驾驶造成什么影响。

        为了便于技术管理和指导，公路局安排了三位技术工人和我们民工一起工作。其中一位姓孙，一米八的大个子，大头，方脸，络腮胡子，浓眉大眼。脾气耿直，比较爱发火。但是对我们几个知青很好（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的火烧得好的缘故），从不发火。没事很愿意和我们聊天，谈在学校的生活，谈农村的生活，有时还开开玩笑，譬如找对象娶媳妇之类。我们也视他为朋友，无话不谈。这年九月，我接到上调进厂的通知，临行前向他告别，他送给我一句话：“到了厂子里，干活悠着点！” 悠着点的意思是有所保留。别看他样子粗旷，心思倒是挺细，看出来我身体不是很强壮，干活不惜力，担心我进工厂长久如此，对身体健康不利。

        FXL、BGY，你们现在好吗？

当时极盼出民工，

收入增加还轻松，

技术掌握比较快，

还能结识新友朋。

 

书

        作为一个知识青年，与书相伴十一二年，一旦离开书，那个滋味可想而知。县城里只有一家新华书店，那是我们每次进城必定要去的地方，但是失望的次数比如愿的次数多。究其原因，是书店经常不开门。我们难得进城一次，去了十次，倒有五次书店大门紧闭。就是运气好遇上开门，也没有什么书。柜台里，书架上，几乎全是红宝书——《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著作选读》、《毛主席语录》之类的书。后来普及样板戏的时候，有一些样板戏的剧本上柜，我们就各买了一本回来。由于书的品种极少，尽管我们的财力有限，倒也把书店里的几种书几乎收齐了。再后来，政策又松动了一点，允许科技书籍出版发行，于是，几种文革前版本的书逐渐露面。县城书店，比较多的当然是农业科技书。于是我们又买了些蔬菜、气象的书回来。男生WBG手挺巧，自己做了个木制小书架。渐渐地，小书架上的“藏书”多了起来。

        我们白天要下地干活，看书只能在午间休息时看，晚上下工后看。有时吃饭时也看，边吃边看，多少弥补了菜肴的贫乏，倒也吃得津津有味。晚上就围着一盏小煤油灯看。现在电影电视里的煤油灯都有一个玻璃罩，这种灯的灯光比较亮，还没有油烟，在农村，算得上是奢侈品了，只有队里开会或是会计算帐时才用。一般人家嫌它费油，一斤煤油点不了几天就没了。当时煤油定量供应，有钱也买不到，何况我们根本就没几个钱。于是就用小玻璃瓶自制煤油灯，火苗不大，亮度有限，烟挺大。围着它看一、二个小时的书，鼻孔就熏黑了。天冷了，冻得人坐不住，就躺在炕上被窝里看。这样一来离灯的距离更远了，仗着年青眼神好，居然也看得见，并且一看三年，四个人没一个近视的。

        我们的房子建成后非常冷，需要用吊顶棚和把墙壁糊上（见《书》）。糊壁需要大量的废纸，这事在北京根本不成问题，谁家没点儿废书废本废报纸的。整个生产大队六个小队三四百户人家，好象只有大队订了报纸，可也存不下。当地农民抽烟除了用烟锅的，大部分人是自卷喇叭筒。卷喇叭筒需要纸，农民们想方设法到处找纸。日历（指每天一张的那种）纸好。为防止烟民乱撕日历，一本新日历在挂出来之前，先密密麻麻地扎上好多窟窿眼，让你漏气卷不成烟卷。报纸与日历纸相比，差了一等，但也可以用。所以大队的报纸也没指望。我在信中对妈妈谈了这个情况，妈妈马上给我寄来了一大卷报纸。同学们如获至宝，每天一下工就看。看了一两个月，才把报纸糊上墙。

 

国 庆

        我们到村后一个月，就是建国十九周年的国庆节。这时正是秋收大忙时节，我们也被累得筋疲力尽，但是按照城里人规矩，国庆节要放假两天（那时的法定假是两天），隆重庆祝一番。干活时我们私下问社员国庆怎么庆祝，他们似乎闻所未闻：国庆节还要搞什么庆祝活动。我们一听感觉问题严重了：新中国的诞生日怎么可以不纪念呢。于是我们一本正经地去找邵队长，邵队长把民兵排长推出来，民兵排长被我们上纲上线地一说，知道此事非同小可，答应国庆晚上组织个纪念活动。国庆这天，照常上工干活，照常下工休息。晚饭后进入会场，一点儿气氛没有，连条横幅标语也没有。纪念会开始，民兵排长首先发言致辞：“今天是我们中华民国成立……”我们几个听见几乎呆住了：怎么这位民兵排长水平这么低？……可是想到我们下乡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怎能对贫下中农说三道四。于是大家都装糊涂，社员们一个个哈欠连天，只好唱几个歌，草草收场。

        很多年后，我看到一些回忆建国过程的文章，政协会上提到讨论即将成立的国家国名时，大家同意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有些民主人士建议，在正式国名后加上带括号的 “中华民国” 作为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让老百姓有个适应过渡的过程，待时机成熟再把这个简称去掉。现在看来，老先生的顾虑很有些道理，如今已是建国十九周年，我们这个地方“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起边疆偏远地区算是开化的了，作为一个农村基层干部，还这么称呼我们的国名，只好引用毛泽东的一句至理名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第二年，我们再也不提此事。

 

过 年

        六九年初，是我们下乡后过的第一个春节。

        大概是节前的一天下午，太阳快下山了，我没事散步，走到村边的羊圈边，正赶上队里的羊倌赶着队里的羊群回来。老远的，就看见好多只羊急急忙忙地往羊圈拼命地跑，一边跑一边“咩……咩……”地叫着。大概是听到了母羊的召唤，圈里的小羊跌跌撞撞的奔出来，一边跑一边也“咩……咩……”地回应着。小羊的叫声有尖又细，带着点颤音，就象是个幼儿在叫“妈妈……妈妈……！”一声声叫得令人心酸，两眼模糊，眼泪在眼框里打转。我从小崇拜“男儿有泪不轻弹”的英雄好汉，这时候发现自己差得太远了。一忍再忍，好不容易才把眼泪咽下去。四十年过去了，这事还是忘不了。

 

中秋节

        每年逢到过中秋节，总是秋收最忙的时候，所以农民们基本上不怎么过这个节。不过，中秋这一天的午饭总是要弄得丰盛些，吃肉是最低要求，大部分人还要打点酒助兴。因为有中午这顿饭牵挂，大家一上午干活都没有精神。开始干活才一个多钟头，就有调皮的小青年怪声怪气地叫：“队长，是时候了！”队长当然不理他，闷着头只管干活。过了一会儿，又有人叫起来，并且独唱变成二重唱，有腔有调地一唱一和。慢慢的，又变成了四重唱，小合唱，只听人群里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队长硬挺着脖子坚持了一阵，想想再这么拖下去也干不出好活儿来，索性作个顺水人情，一声令下：“散了吧！”众人们一声欢呼，扛起干活的家伙飞奔回家。这顿饭一吃就是三、四个小时，等到再开始干活时，一个个脸红脖子粗，满嘴的酒气，有的几乎是摇摇晃晃的。这一下午，自然也干不了多少活计。

        中秋节吃肉，农民们自有苦中作乐的理论依据，说是要“抓秋膘”。在牧区，到了秋天就要尽可能地让马牛羊多吃食物，使它们尽可能地多长些肉（当然也包括肥肉）。牲畜肥了秋后可以多杀肉，即使不杀，肥壮的牲畜也有充足的体力过冬。这是“抓秋膘”的原意。其实农民们这么说也有他的道理，秋收大忙在即，吃些营养丰富的肉食，补充点体力，也在情理之中。只是光吃这么一顿能补充多少营养，值得切磋。反正心理上能满足一下也是好的，要知道，一般的农民自五月五到八月十五，几乎是与肉无缘的，个别的大概还是过春节时才吃过肉呢。

买光书店旧报留，

国庆庆祝从没有，

过年伤心羊归圈，

八月十五必吃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