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插队生活片断……中秋节

画画儿

上小学时，我有个要好的同学（后来他没上高中，去甘肃的一个林场就业，算得上咱们知青的老大哥辈），住在我家二楼。他很喜欢画画，我也跟着一起画。时间长了，绘画水平有了相当提高，虽然比这个同学还差不少，但是画的是什么东西还可以辨认得出来。后来，这个同学转学走了，我也因为兴趣转移把画笔扔到一边。

文革中，写大字报成了时髦，作为大字报的附属物——漫画也跟着走红。那时，学校不上课，派系林立，战斗队多如牛毛，为了表示不落后于形势，我和几个同学也成立了一个小小的战斗队，也搞大批判，写大字报。其实，也没什么好写的，无非是抄抄别人的东西。于是我又捡起画笔，画一些漫画。当然，创作是谈不上的，只是把刊登在各式各样造反小报上的漫画复制翻版。抄得多了，多少也学到一些画漫画的皮毛。

下乡后，正值秋收大忙，把我们一个个累得贼死。这时候大队要搞大批判，从一二队各抽几个知青到大队部，不知怎么就把我选中了，这一下，在学校里没事打发日子的雕虫小技到农村成了混饭吃的本事。在生产队里累死累活的干一天挣十分工，在大队轻轻松松地也是十分，何乐而不为。

在大队干了几天，回到队里。没过几天，又让我去学校。文化大革命从开始到这个时候，学校已经停课三年多，老是这么停下去到哪儿是一站。但是，要开学也得闹出点儿动静来对老百姓有个交代。于是，在全国范围发起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大批判，同时让工人贫下中农进驻学校，美其名曰“掺砂子”，意思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学校就像一块捏不动揉不动渗不进水的胶泥，把砂子掺进去，就可以任意地捏，揉，也可以渗进水了。大队贫协派了两三名贫下中农进驻学校，让我去是协助他们搞大批判，当然主要还是画些漫画。题材多是“响尾蛇导弹——空对空”。当时流行一个说法“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以说明在“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教育下，工人贫下中农子女迅速蜕化变质。我以此为题画了一组漫画。为了能联系实际，领导还请了几位贫下中农给我讲“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危害。其实，没有多少文化甚至大字不识的农民哪里闹得清这么多的路线，讲来讲去，无非是哪个老师态度不好，哪个老师体罚学生……甚至哪个老师比较爱打扮，哪个老师比较清高。有些事简直就是对不干农活照样拿工分的教师的嫉妒。我选了一些素材画进漫画中。虽然我没有点名道姓，并且尽可能地表现得空泛一些，但还是明显地感觉到老师们的反感和不满。在学校这段日子，吃了老师们不少白眼。好在只搞了几天，我完成了任务又回到队里干农活。

我画的东西其实很不象样，可是受到农民和队干部们的一致称赞，有人还称我是“画家”。农村文化生活本来就很贫乏，文革一来，电影、戏剧、文艺演出都没有了，走乡串村的民间艺人被禁止了，我画的很不象样的东西在农民眼里也变得象那么回事了。

第二年春夏之交，大队要搞“忆苦思甜”，把我们几个知青集中到大队。这次主要是要搞一套类似连环画的东西，反映贫下中农在旧社会受的苦难。第一步，搜集素材，在本大队的范围里请了几位比较典型的人物，别人不记得了，印象最深的是我们二队的副队长王江。第二步，画画和写说明词，画画这部分主要是我。最后经过大队领导班子审查，在大队的一个什么会上展出，反响不错。大队领导决定，让两名女知青作讲解员，并安排在公社的范围内展出。这时，就没我什么事了，仍然回到队里干活。这一次，在大队干了大约二十天。

七〇年底，公社通知我，叫我画两张画，说是要交到县里去，干什么用当时没闹清楚。好在正是农闲猫冬，有的是时间，我就认认真真地画了两张交上去。一张是搞“忆苦思甜”时画的反映王河差点冻死的故事（见《生产队长》），另一张是反映生产队灌溉时社员们用身体堵水的事。

过完年，接到通知，让我到县里参加《开鲁县首届文化工作会议》。解放已经二十一年，怎么还是“首届”？可能是文革前的十七年对文化工作还重视得不够，没有开过文化工作会议；也可能是表示对文革前的十七年一切工作成绩的全面否定，即便是以前开过几次也一律不算数，惟有这次会议才是开辟了开鲁县文化事业的新纪元——这是文革时流行的思维方式和作法。我们公社有两个名额，我被选上是因为画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多数知青回家了，而我还留在队里，“矮子里拔大个”，充个数吧。另一个是一队的WH，WH天性喜爱文艺，会拉小提琴。还爱动笔写作，下乡前的《西辽河水》（见《离开北京》）就是一例。曾被选派参加公社的文艺宣传队，身兼编剧、演员、伴奏数职。在队里，被农民的称赞包围，我是井底之蛙有点飘飘然。到了县城，我俩去县文化馆报到，见到来自全县的各路英雄和他们的绘画作品，我才知道自己的所谓作品有多么幼稚，距离真正的美术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可能连入门初学的水平也算不上。

参加会的代表分成文学和美术两个组，我在美术组。代表中有知识青年，也有当地农民，还有专业的画家、作家，但是以业余的占多数。有个农民青年（严格地说是回乡知青），擅长油画，素描底子相当深厚，在队里就听说过他。当时盛行画主席像，各个机关企业部队学校都要在单位里最醒目的地方画一幅主席像，他到处画，在开鲁县有相当的名声。我们大队曾请他来画了一幅《毛主席去安源》，就在大队院子里正对着大门的地方，画高和真人大小差不多。为了这幅画，大队特意造了一座又像影壁墙又像佛龛的短墙。农村干部们对他也有点小意见，嫌他画像收费。其实完全可以理解，他不干农活，画像就是他的谋生手段，不收钱，吃什么。

开会时，大家都在听报告，这个小伙子拿着一个画板，在会场里到处画速写。县电影队有个女放映员，长得很漂亮全开鲁县有名，开会时作为工作人员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这小伙子坐到我旁边给她画速写。我在一旁看了他的整个作画过程，够得上专业水平。（后来，我们大队的知青BGL上调到开鲁县某机关工作，向这女放映员发起猛烈攻势，最后如愿以偿。这是后话。）

美术组还有一个北京女知青，她带来的作品是两幅油画写生《静物》。我虽说不懂油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像”。看得出，她即便不是美院附中的，也是进过少年宫的美术班，受过相当的专业训练。

绘画倒有用武地，

先是漫画后多技，

连环展出受称赞，

还被推荐参会去。

    漫画原本是美术门类的一种，以夸张特征见长，有时还具有讽刺性和故事情节的连续性，但是在那个年代就成了丑化攻击的武器，一直延续到文革的后期......我也喜欢漫画，现在我家里的关于漫画名家的资料还有不少，等我老得走不动了时候再好好看看。

阶级与阶级斗争

（一）

刚开始干农活，队里怕我们不适应，安排我们干些老弱劳力干的轻活。第一天是到“打瓜”地里捡瓜，就是把散布在瓜地里的瓜集中在一起，堆成堆，等大车运回队里。那天我们男女生跟着几位老农干，休息时大家就围着瓜堆吃打瓜。这“打瓜”是西瓜的近亲，从外形到瓜籽、瓜瓤看起来非常像西瓜，仔细看才可以看出瓜籽比西瓜的大，瓜籽肉也比西瓜籽厚实，人们作零食吃的瓜籽实际上就是这种瓜籽。就因为它的籽粒大，瓜的营养精华几乎都集中到籽上，瓜瓤反倒变得淡而无味了。不过有个别的打瓜还是带点甜味，当喉咙里干得冒烟时，能吃上这瓜还是感觉甘甜无比。我们不懂挑瓜的绝窍，挑来捡去全是不甜的。俗话说“姜是老的辣”，几位老农帮我们挑的瓜就是甜，特别是有位老农，慈眉善目的，穿一身挂满尘土的黑衣黑裤，带一顶黑色便帽，自己一口没吃，跑来跑去地帮我们挑瓜搬瓜，知青中最为刁钻蛮横的某女生吃得高兴不已，一口一个“大爷真好！”“大爷挑的瓜真甜！”夸得那老农跑得更起劲了……

当天晚上生产队开批斗大会，批斗本队的阶级敌人。令我们吃惊不已的是，第一个被揪上台的人正是白天为我们挑瓜搬瓜的那位老农“大爷”。对他的批判发言，主要就是针对他白天为我们挑瓜搬瓜这事。当然也是给我们敲警钟，紧绷阶级斗争的弦。

这老农叫叶文瑞，他家解放前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由于地多收的租子多粮米也多，就开了当地称作“烧锅”的制酒作坊。因为他家姓叶，他家开的“烧锅”烧的酒质量挺好，于是我们的村子也被称作“叶家烧锅”，方圆几百里闻名。家业传到他手里，被他抽大烟抽得一天天败落下来，到解放那年几乎所剩无几，身体也因抽大烟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只剩一把骨头了。解放后政府强制他戒了烟，给他戴了顶地主的帽子让他“自食其力”。参加劳动后他的身体渐渐地强壮起来，干活可以和一般农民一比高低，六十多岁了还能常年下地干活。回顾这个变化，他说：“共产党救了我一条命。”

吃瓜事件的第二天，队干部特意带着我们十个人在全村一家家的“认门口”，谁家是贫农，谁家是地富，一一交代明白。

阶级斗争的对象不但针对地主、富农本人，还包括他们的子女，甚至于孙子一代。那时队里通知开会，都要说明什么人可以参加。如果说“社员大会”，就是全体社员，也就是全体有劳动力的人。如果说“贫下中农”，一般地说也包括了中农（我们队中农比较多，他们不参加，就剩不下几个人了），还有我们知青。开贫下中农会时，不要说地主富农本人，他们的儿子孙子也没有资格。

我们知青的家长，多半有这样那样的所谓“问题”，按照当时的说法，这种有“问题”人的子女，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言外之意，可以教育好也可能教育不好。为示宽大，给你指条活路，但死活如何，还要看本人的现实表现。顶着这么一个像帽子又不是帽子的东西，那滋味能好受吗。

所幸的是，当地的社队领导和社员们对我们知青没有采取歧视的态度。有一次，队里召开斗争会，斗争本队的地富分子。大会领呼口号的任务就交给了女知青YY。不知道是因为太激动还是太紧张，YY喊口号时把“阶级敌人必须向贫下中农低头认罪！”喊成了“贫下中农必须向阶级敌人低头认罪！”在那个年代，“阶级斗争”就像悬在人们头上的一把刀，稍有不慎，就有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啷铛入狱，甚至枪毙杀头的危险。在北京某工厂劳动时我曾见过，一个青年技术员在辩论会上发言，为了说明世上没有绝对正确的事物，举了共产党历史上曾犯错误的例子，当时就被打成“反党分子”、“现行反革命”关进黑屋子。在斗争会上，一边是群情振奋的贫下中农，一边是低头弯腰的地富分子，喊出这样的口号，长谁的威风，灭谁的志气，后果难以预料……可是真怪，居然没有一个人作出任何反应，坐在会场中的“革命群众”只是楞了一下。YY也意识到自己闯祸了，稍稍缓口气，马上改过口来，大会按原定议程进行下去。会后回到知青点，YY吓得大哭一场。以后，YY没有因这事受到半点非难。

关于“阶级路线”，也就是倚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文革中（也包括文革前的几年）流行的提法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可分不清这个“论”那个“论”的，也弄不明白怎么一会儿是“有”，一会儿又是“不”了。于是，让他们说就变成了“有‘成分论’，无‘成分论’，……。”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在农村，谁家是什么阶级成分，大家都是清清楚楚。我们和社员们混熟了以后，有人有意无意地问知青：“你们家是什么成分？”这可是有点难回答了，只知道填表时家庭出身有“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平民”、“职员”等等，不知道家里算是什么阶级。当时城里正在轰轰烈烈地大搞“清理阶级队伍”，我们中间部分人的家长正是被“清理”、“审查”之中，我们的心中时时盼望他们能早日过关，可是这种情况怎么能向农民说得清呢，只好回答“城里不划成分。”对这样的回答，农民们肯定不满意“瞎说，哪能不划成分呢？！”不过说过就算了，以后不再提起。

下乡本见人人亲，

谁知必须阶级分，

知青待遇还不错，

半遮半掩不认真。

（二）

六九年初春节前，我参加大队的“清队（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组”进驻和平一队。

要过春节了，“工作组”准备暂时撤出。离队的前一天晚上，特地开了个批斗大会，目的无非是教育贫下中农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警告“地富反坏”，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管到什么地方，总有几个特别喜欢表现自己的人。这个队也有，批判起来老话套话车轱轳话翻来覆去说起来没完没了，一不留神，时间就过去了两个多钟头。那年月开批斗会有个规矩，被批斗的对象就是地富反坏分子（包括他们的子孙），必须低头弯腰一动不动地站着。批斗完地富反坏分子，要对贫下中农嘱咐几句，于是把地富赶出会场。我想透透气，借口看押地富也跟了出来。这些人出了会场，因为没人允许，不敢直腰。看着他们，我不禁想起了自己的老父亲。有一次我和母亲去他单位给他送生活用品，看到父亲就是这个样子……我轻轻地对他们说：“直直腰吧。”大概是弯的时间太长了，腰腿已经麻木，他们又敲腿又捶腰的好长时间才把腰腿站直。谁知才享受了几分钟，会场里散会，“左派”出来一看大发雷霆：“谁让你们直腰的？给我撅着去！”一帮人赶紧再次弯下腰去。还好，“左派”也是凡人，这会儿也想享受“老婆孩子热炕头”了，没有深入追究，喊了一嗓子也就完事回家。

六八年十月，我们四个男生到一队去看望那里的同学。回家时，还没有出村子，听到有人喊救火，顺着声音找去，看到是一个当地称作“马架子（东北农村一种矮小的简易房屋，一般不住人。但有些人家盖不起正规房屋，就以马架子为家）”的屋子失火，火苗已经蹿上屋顶，有不少农民正在扑救，我们马上也加入救火的队伍。不多时，火被扑灭，但失火的房子只剩下干打垒的四壁和几根焦黑的檩木。过去报纸广播里经常宣传为贫下中农灭火的英雄事迹，这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让我们撞上了，我们自然很高兴。事后一打听，失火的这家是个地主。完了，彻底没戏。这事如果发生在城里，没准还会有人扣你个“救助阶级敌人”的大帽子。我们只好不声不响地打道回府，此后再没有和别人提起此事。

有一次我们知青和几个社员在一起聊天，说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事，有个农民说有件事想不明白，请“城里来的知青给分析分析”：在“忆苦思甜”会上贫下中农纷纷控诉地主富农的剥削压迫。后来有个妇女也站出来，说她是个童养媳妇，从小进了夫家，吃苦受累，还经常遭受公婆的打骂……。这位农民想不通的是，童养媳妇的公婆也是贫下中农，怎么倒成了“控诉”的对象了。我们只是在书本里和电影上知道有童养媳妇这么回事，以为只有地主富农家才会有童养媳妇，从来不知道贫下中农也会养童养媳妇。一时间谁也回答不出半个字来。

挨斗对象引怜悯，

勇敢扑火出身惊，

贫农也畜童养媳，

知青不解是何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