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划痕（1—46章） - 纪实文学 - 中国知青网

　　         稀里糊涂唱童谣
　　                  ——岁月划痕之十三
　　   如今公园里小区里，成群结队的是老太太，唱歌的，跳舞的，耍剑的，还要放着音乐，也算是有中国特色的景观，外国人看着新奇，还给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中国大妈街舞”。按说，中国的男女大致平衡，有那么多老太太，也应该有那么多老头，可不知为什么，老头少得多。最让我不能理解的是，基本没有孩子。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胡同里只要有块空地，就一定有一群孩子，也是又唱又跳，赛过老太太们的地方是还要连打带闹。现在的老太太爱唱红歌，那时我们则爱唱童谣。
　　让我奇怪的是，我们所唱的那些童谣多半是不知所云，但我们却依然唱得兴趣盎然。
　　比如，我们一帮小孩看到小汽车，就会兴奋地齐声高喊：“小汽车，嘀嘀嘀，里边坐着毛主席。汽车说我好孩子，我给汽车挂牌子。”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一直没弄明白。
　　我也曾试着理解它：那时刚解放没几年，小汽车难得一见，当然就只有毛主席那样的领导才有资格乘坐喽！可汽车为什么说我是好孩子？我又为什么要给汽车挂牌子？就怎么也解读不出来了。
　　我们还唱过一个童谣，也有些费解。这童谣的第一句是：“新街口，北大街，百货商店卖土鳖。”后边的我就想不起来了，可就这句就让我憋得慌，商店为什么要卖土鳖呢？
　　还有一首，开始我觉得唱的是“兔子”，可后来又觉得是“秃子”，到底应该是哪个，至今我也没有搞明白。这童谣长了一点儿：“大兔子闹病二兔子慌，三兔子骑马上药房，四兔子找了块板儿，五兔子钻了个眼儿，六兔子钉了个小棺材儿，七兔子抬，八兔子埋，九兔子啼哭兔乖乖。”内容这么凄惨，可我们一帮却唱得像喜歌一样。
　　可后来听说离我们家不远的紫河套，真的有一家有九个儿子，我就有些凄然了。不知为什么，我想当然地认为，这首童谣唱的就是他们。
　　一家有九个儿子，现在听着像天方夜谭，可当时还是可能出现的。中国虽然没有像苏联老大哥那样颁发“英雄母亲”的勋章，但几千年都在讲究多子多福就足够了，一家儿好几个孩子那是寻常事，所以满街筒子都是孩子。我自己就兄弟姐妹五个，严格地说是六个，因为有个妹妹在三年困难时期死了。同院的田叔家有六个孩子，老小就叫“老六”。胡同上坡清和园澡堂老板家有八个孩子，但小名前面加的是“小”，叫“小五”“小六”“小七”“小八”。
　　不过人家紫河套这家儿是清一色的儿子，人们还是觉得足够厉害，所以才传出了名声。但他们家父母给这些孩子起的小名挺怪的，是“大耗子”“二耗子”“三耗子”至“九耗子”。虽然“耗子”肯定不是“兔子”，但我还是觉得这童谣唱的是他们。他们的大哥死了，这是多么令人悲伤的事啊！可实际上我根本就没有去核实过。
　　我还记得一些配合游戏唱的童谣，那内容也有些朦胧。
　　其中一首的歌词大概是这样的（可能不太准确），甲方唱：什么锁？乙方唱：精钢锁，精钢打的精钢锁。甲方唱：什么钥匙开？乙方唱：铁钥匙开。甲方唱：开不开。乙方唱：铁棍打。甲方唱：打不开。乙方唱：碌碡压。甲方：压不开，乙方唱：叽里咕噜过海带。
　　印象中，是两组孩子边唱边做一种游戏，好像是一个孩子一只手握住自己的手腕，另一只手握住另一个孩子的手腕，那个孩子也以同样方法反握过来，形成一个手扣，然后由其他孩子来打来压，如果不能把扣打开，这些孩子就要依次从手扣的下面钻过，这时唱的是“叽里咕噜过海带”。这句听上去也有些费解。不过我们并不在乎，依然很认真地唱。
　　还有一首这类童谣，它的歌词是，甲方唱：我们要求一个人，我们要求一个人。乙方唱：你们要求什么人？你们要求什么人？甲方唱：我们要求某某某，我们要求某某某。乙方唱：什么人来送他去？什么人来送他去？甲方唱：就是我来送他去，就是我来送他去。
　　这首童谣还真是要唱的，其旋律极为简单，索索米索都拉索，拉都来拉索米来，翻来覆去就唱那么两句。游戏时好像要拉着胳膊较力，具体规则想不起来了，反正是最后人少的一方要唱着歌谣向对方要人，对方还得给。
　　还有首童谣，好像配合的也是类似的游戏，它的歌词是：“关老爷，耍大刀，你的兵马由我挑。”
　　另一首童谣则要无限反复地吟唱：“咯啷，咯啷，掉尾（yi，三声）巴长。”内容一直没能理解，只记得是在玩一种类似“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时唱的。
　　还有首童谣，是配合“一二三四五”的游戏唱的。“一二三四五”的游戏类似捉迷藏，先划拳选一个人作为“捉”的，站在墙边，其他人站在离墙十步远的地方。游戏开始后，“捉”的人要面向墙壁拍墙五下，同时唱一句这个歌谣，其他人可趁他面壁之机，向前移动。“捉”的人拍完之后，可猛然回头，察看谁正在移动。如有人被发现，要替换上去当“捉”的。如果始终没有人被发现，则由最后到达墙边的人替换。
　　这首歌谣有多个版本，最紧跟形势的是：“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单打杜鲁门。”但我们经常唱的是：“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面，单打大坏蛋。”我们之后的孩子唱的则是：“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在家，单打小松鼠；松鼠有几只，一二三四五。”
　　为什么要放弃原来的打击目标老虎，而选择另外的打击目标，童谣中给出的理由似是而非，也有些让人费解。
　　看来，童谣不一定都要合乎逻辑，都得讲清道理，只要朗朗上口，充满童趣，就能受到孩子们的欢迎。
　　还有首童谣则是故意说一些颠倒话，却让人感觉挺有趣：“吃牛奶，喝面包，提着火车上提包。下了提包往南走，看到一个人咬狗，拿起狗来砸砖头，又怕砖头咬了手。”
　　还有的童谣可以用于人身攻击，比如有小孩和我们一帮作对，我们就会叫着这个小孩的名字一起唱：“某某的妈，里儿邋遢，被窝里吃，被窝里拉，被窝里放屁吹喇叭。”虽然那个孩子会气得要命，但也无可奈何。
　　也有糟改人的童谣，比如糟改理发师的：“出南门，走十步，前边来到理发铺。理发师，技术高，不用剪子不用刀，一根一根往下薅。”喜子的父母是理发的，我们一唱这个童谣他就不高兴，认为我们是说他呢。我们看他生气了觉得好玩儿，就更使劲地唱。
　　还有针对天气的童谣，一看变天了，要下雨，我们就一齐喊：“老天爷，下大雨，收了麦子供给你，你吃瓤儿，我吃皮儿，剩下麸子喂小驴儿。”这是保定童谣，要把“儿”韵突击出来，才听着好听。
　　王大娘也教给过一个下雨时唱的童谣：“风来了，雨来了，王八背着鼓来了。你敲敲，我敲敲，吓得王八背着跑。”后来得知这是一首很古老的童谣，原词是“风来了，雨来了，禾场背了谷来了。”北京讹传为“风来啦，雨来啦，和尚背了鼓来了。”不知为什么王大娘又将“和尚”给改成“王八”了。是不是她觉得“王八”比和尚更与下雨有关，不得而知。
　　还有针对鸟的，比如“老鸹老鸹一溜儿，打了高粱打豆儿。”这首保定童谣听着有些像农谚，可乌鸦成群结队一起飞的时候，是不是就该砍高粱打豆子了，我也不敢确认。
　　印象中冬天的时候，我们一帮小孩儿会在向阳的墙根“挤油儿”，边挤边唱一首童谣：“老爷儿老爷儿（指太阳）毒毒，我没穿着棉裤。”其实孩子们都穿着棉裤呢，只不过都是光身穿棉袄，有点儿透风而已。
　　那时候没有内衣内裤这一说，基本上都是光身穿棉衣。我是1966年17岁时才第一次穿上秋衣秋裤的，还是父亲从商店买处理的针织内衣布，由母亲做的。那布是鹅黄色的，快成年的男孩子穿这种颜色，感觉很不搭调。另外母亲裁得也不好，都跟鸡肠子似的，所以我虽然有了别的孩子没有的秋衣秋裤，却从不敢露出来显摆。
　　我们玩“打仗”游戏时，也唱童谣，有一首是：“谁是我的兵，往前冲；谁是我的马，往前打。”
　　还有一首提到《平原游击队》中的队长李向阳，但又与电影中的情节无关，内容是：“我是李向阳，坚决不投降，敌人要打我，我就爬城墙，城墙有大炮，我就钻地道，地道有枪子儿，专打小日本儿。”城墙上的大炮是谁的？为什么见了就要钻地道？我也说不清。
　　玩游戏有时会决出个一二三四，对这种名次也有相应的童谣：“老一当当当，老二喝屎汤，老三骑白马，老四做皇上。”这个童谣中，除了老一有“响当当”的意思还能勉强讲通之外，其它的就不合逻辑，怎么得银牌的要“喝屎汤”，而名落孙山在却能“做皇上”呢？
　　玩游戏时往往要通过“划拳”决定前后，“划拳”也唱童谣：“咕噜咕噜锤，咕噜咕噜叉，咕噜咕噜一个，咕噜咕噜仨。”
　　我刚上小学时，还唱过一首歌谣，现在只记得前边两句：“邢志良，专开钟表行。”那时正“反右”，歌谣内容好像与“反右”有关，具体怎么回事，我一直就没有弄明白。
　　现在已很少能看到成群的孩子在一起唱童谣了，或许他们根本就不唱童谣。各种培训班都上不过来，哪有时间和机会聚在一起唱童谣呢？他们可能永远也体会不到我们小时候唱童谣的乐趣了。
　　也不知道是谁给我们编了那些内容莫名其妙的童谣，虽然不知所云，感觉不到有什么教育意义，但还是带给我带来了无穷的乐趣，以致我现在回味起来，都有童心重归的感觉！
　　

清风修竹的岁月划痕很吸引人，仔细的读，你会发现那些故事里也有你的影子，你的记忆。如今，我们都老了，回忆起儿时的一切都是那样的有趣。

当年童谣今又唱，

引起思辨琢磨长，

十分童趣万分兴，

很多内容近似像。

当年的童谣，绝大多数都是口口相传的，小孩子哪有那么好的记性，自然是传来传去就走了样了！清风文章里提到的这许多童谣，有很多都似曾相识，只是内容上也多少有些差别。应该就是这个原因了。

我也很想知道这些童谣的原版是什么样，可从网上搜索也查不到，就是搜索到只言片语，我觉得好像还没有我记忆得准确。不知有没有人在搜集五六十年代的童谣？

儿时的童谣还能记住这么多，清风修竹的记忆已经是很惊人的了。网上的只言片语还真没有修竹记得准确。估计五六十年代的童谣还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记录，这个空白需要有人去填补。

估计太难了！

　　胡同里的吆喝声
　　 ——岁月划痕之十四
　　我爱听侯宝林、郭全宝的相声《改行》，因为里边学吆喝学得太像了。
　　现在卖东西的也吆喝，可像相声里那么吆喝的几乎是没有了。不少的店铺、摊点都有喇叭播放提前录好的吆喝，不仅内容一定是忽悠，而且声音也是声嘶力竭，难听的要命。不知别人如何，反正我一听就反感，就是原先想买，让它一刺激也不买了。
　　为什么以前那样的吆喝声消失了？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一些行当随着时代发展，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另外就是经营方式发生了变化，不再走街串巷，也就不需要那么吆喝了。
　　我小时候住的是胡同，听到的吆喝声就不少，虽没有侯宝林唱的那么好，但许多吆喝也是声彻胡同，韵味十足。
　　比如磨刀的，那一声“磨剪子来抢菜刀！”就比如《红灯记》里的还要纯正好听。我就很奇怪，胡同里来的磨刀的并不是一个人，怎么吆喝声都一样呢？是有培训班培训吗？
　　有的磨刀师傅，除了吆喝，还吹喇叭——一种铜号，也有固定的曲调，一听就知道是磨刀的来了。
　　磨刀的家什比较简单，最早看到的就是肩扛一条长板凳，后来自行车普及，就不再肩扛，在而改为车带了。板凳上有手摇砂轮，有固定菜刀或磨刀石的卡具。他们在板凳上一骑就可以磨刀。
　　看磨刀师傅磨刀，感觉在“磨”上与普通人也没有多大区别，有区别的是多出了砂轮打磨和“抢”的工序。由于一般家庭不具备此类工具，他们的磨刀就显得更为到位了。
　　增加这两道工序，主要是为了给菜刀的刃口两侧去薄。因为如果只磨刃口不去薄，刃口就会越来越钝。那时的刀剪主体是铁的，只有刀刃是钢的（包钢、夹钢或贴钢），正所谓“好钢用在刀刃上”。这样既可降低成本，又能保持刀剪的锋利和柔韧。
　　所谓“抢刀”就是用那个合金的“抢子”刮削刃口两侧的铁。我看磨刀师傅磨刀，觉得最有技术含量的就是就一点了。
　　这类听起来像有曲调的吆喝还有不少。比如锔盆儿的，他的吆喝是“锔碗啵——锔缸喽！”那个“啵”字我觉着应该是“盆”，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喊“盆”非要喊“啵”。锔盆儿的师傅不扛板凳，而是挑担子，担子上挂着小铜锣，一走叮当响，很是吸引人。我一直想看他们怎么干活，可没有机会。后来我吃饭时乱跑把饭碗摔了个大璺，母亲叫锔盆儿的锔，我才开了眼界。
　　锔盆儿师傅的担子，有一头是小柜子，柜子那一溜儿小抽屉里装着大小不一的锔子，他就用这些锔子把碗上的璺扒住。锔子的细腿要钉进碗里，但不能直接钉，要预先打个眼，据说打眼的那个钻头上面焊着金刚钻，要不怎么会有句老话“没有金钢钻儿，别揽瓷器活儿”呢？我亲眼看着锔匠在我的那个碗上用金钢钻打眼，再用一把很小的榔头把锔子钉进去，之后带着一排锔子的碗就又结结实实了。
　　还有修伞的，吆喝起来是：“修理——雨旱——伞！”前四个字悠长，而“伞”字短促、结实。那时候还没有铁骨架的尼龙伞，都是油纸伞，就是《白蛇传》中许仙撑的那种伞。它的骨架是细竹条，伞面是棉纸刷桐油。修理时也围绕这两部分进行，开合不好了修骨架，一般是拆下坏的竹条换上新的。伞面损坏了则是用桐油粘一块棉纸，再刷上桐油。
　　我们家也让他们修过伞，打了补丁之后开合就有些不自如了，也不美观。后来补过地方又裂开一道长缝，就没有再修。我看着上面的竹条好玩儿，就拆下来耍，拿着它又蹦又跳，东劈西刺，结果不小心刺到了妹妹，被母亲训斥一通。
　　洋铁匠的吆喝声，也有固定的曲调，喊的是：“修理炉子——换壶底！”他们修理的主要是薄铁板、马口铁、薄铝板加工的产品，如铁皮炉子、烟囱、铁皮盆、铁皮壶、钢种（铝）锅、钢种壶。有的洋铁匠也补铸铁的东西，比如铸铁锅。
　　那个时代不管什么玩意儿，坏了能修，人们都不会直接扔掉。铁锅、铁壶漏了要换底，昂贵的铝锅、铝壶漏了就更得换了，所以洋铁匠们的生意特别好。
　　由于，他们修理的“白铁壶”以前叫“洋铁壶”，也有人叫他们“焊洋铁壶的”，又由于焊的时候要点小炉子，人们又叫他们“小炉匠”。他们最著名的代表是《智取威虎山》里的栾平。
　　印象中，我们家的锅和壶都换过底，尤其是烧水壶要换多次，换一次就矮一点儿，直到母亲觉得再换就装不了多少水了，才舍得扔掉。
　　现在，这些行当的师傅都很难见到了。社会需求越来越少，已没人愿意做他们的传人，他们的技艺就只能保留在文献中了。
　　除了修补匠人，到胡同里来吆喝的还有小商小贩。
　　印象中，来我们胡同卖豆沙的总是一个人，可能是为了强调他的豆沙经过了过滤，更为细腻，他称自己的豆沙为“澄沙”，他吆喝起来是这样的：“澄沙——的约澄沙！”。母亲曾用他的澄沙包过豆沙包，我觉得口感很好，与月饼里的豆沙馅无异。但母亲却只买过一两次，大概是因为她觉得太贵了吧。
　　那个卖澄沙的推着一个小独轮车，车板上用布包着一小团澄沙，我心想他走街串巷就卖这么点东西，能养家糊口吗？
　　与之类似的还有一个卖老鸡汤的，但吆喝的很没韵味，就直着嗓子喊：“谁买老鸡汤！”。这人年纪较大，有点跛，虽然一走一歪，但提在手里的罐子却能保持平衡，里面的鸡汤一点儿也洒不出来。他提的那个罐子，上着釉，梨形，个头不大，估计连一锅鸡汤都放不下。母亲也买过他的鸡汤，是论勺买的，放到了面汤里，感觉味道确实香于以往。
　　我觉得这东西也值不了多少钱，走街串巷地卖它没什么意思。后来经过公安局边上的马家老鸡铺，突然想到了他，猜着这老头没准跟鸡铺老板是亲戚。马家老鸡铺在保定有名，每天能卖不少，那煮鸡的汤肯定富余，大概倒了也是倒了，就送给他一些让他去卖，要不那汤怎么那么有味道呢？
　　有个卖豆腐的，吆喝挺有特色，就只喊两个字“豆腐——”，但那个“腐”不喊“腐”，而喊“fao”。由于在饶阳老家时听母亲唱过一首歌谣：“苏——武——，有个老头卖豆腐，卖得不够本儿，回去打媳妇，媳妇说不怨我，怨你给得多。”所以听到他吆喝，我就担心他的媳妇也会挨打。
　　还有个卖切糕的，和他有一拼，也只喊两个字“切糕——”，但那个“糕”字喊得带弯儿，要由高到低再到高，听着不像保定话，不知他是哪儿的人。
　　偶尔也有卖冰棍的提着冰棍壶串到胡同里，吆喝的是：“牛奶冰棍——，小豆冰棍——，电激冰棍——！”电激冰棍就是加糖精的纯冰冰棍，最便宜，2分一支，但后来就没有卖的了。
　　还有卖糖葫芦的，就吆喝“冰糖葫芦”。他扛着圆柱形的大草靶子，上面插满糖葫芦。那通红的大红果上能看到一片片的冰糖，十分诱人。不过那时的糖葫芦都没有包装，有风刮过就会粘上土，但没人计较。大人如果给孩子买串这样的糖葫芦，孩子会高兴得不得了。只是到了后来人们讲究起来，才有人的把糖葫芦装到玻璃柜子中叫卖。
　　现在，鸡汤是没人卖了。冰棍升级为冰糕进了冰柜，吆喝声也随着冰棍壶的消失而消失了。豆沙装入真空包装袋进了超市，无人再叫卖。只有豆腐、切糕、糖葫芦虽在超市有了一席之地，但还恋恋不舍街头市场，仍有沿街叫卖的。
　　小时候胡同里还有换糖稀的，也像草靶子上的糖葫芦一样不太卫生。小贩推的是带有方形铁丝罩的独轮车，车上不光有糖稀，还有糖瓜、彩色小糖豆，另外还有洋片、玻璃球、泥模、泥人等小玩具，但他吆喝的时候只喊“换糖稀呦！”
　　糖稀就放在铁丝罩里的一个小铜盆里，色泽黑红，黏稠透明，有些像烤红薯冒出的糖油，看上去很好吃。他为了吸引孩子，往往不盖盖子，所以有风刮过，土也会粘上。可孩子不会想这些，只想着怎样才能吃到糖稀，我也一样。
　　他虽吆喝的是“换”，但拿钱买他会更高兴，只是那时的孩子手里基本上都没有钱，他才强调“换”的。可用来“换”的东西还不少，金属的玩意儿他要，塑料的玩意儿他也要，但他吆喝的时候是：“牙膏皮的换！化学的换！”
　　那时的牙膏袋是铅皮的，废品站收购2分一个，所以他也要。而所谓的“化学”就是现在的“塑料”。当时“塑料”这个词还鲜为人知，一般人都叫它“化学”，大概是因为它的生产加工与“化学”有关吧。那时家用的“化学”的东西主要有牙刷、梳子之类。
　　听他这么一吆喝，一些孩子就从家里拿来牙膏皮、破梳子之类，他收下后会用两根小竹棍在铜盆中蘸绕起一小疙瘩糖稀，递到孩子手里。拿到糖稀的孩子还舍不得马上就吃，要用两根竹棍反复缠绕，直到糖稀变成金黄色才放入嘴里，慢慢品味。
　　看着他们惬意的样子，我也回家找能换的东西。我的父母用的是牙粉，没有牙膏皮，但梳子和牙刷是“化学”的，于是我也悉数拿来交给了小贩，之后也得到了一疙瘩糖稀。
　　母亲看到我吃糖稀，问我从哪里来的，我只好如实以告。母亲生气地拉着我去找换糖稀的，可他已经走了。母亲狠狠拍了我的屁股，还大骂换糖稀的不是东西，欺骗小孩。
　　还有一种换洋火的小贩是面向大人的，她们的吆喝是：“棉花套子换洋火。”那时火柴是2分钱一盒，一团旧棉花套子能换一盒火柴。她们收了旧棉花做什么呢？做黑心棉的被子？交给造币纸厂造纸？不得而知。
　　由于她们吆喝得旋律一致，极具特色，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又被孩子添加了一句：“换你不换我！”我们只要听到她们吆喝上句儿，就接着喊下句儿，把她们气得直骂街。
　　还有走街串巷收废品的，那时叫收破烂的，他们的吆喝的是：“破烂的卖！”
　　以上3种回收行当，前两种基本绝迹了，只有“破烂王”们依然活跃。但沿街吆喝的已经不多，主流是进驻小区，与物业沟通好之后，承包小区内所有的废品回收业务。他们不吆喝，把电话写在牌子上戳在小区门口即可。那些进不了小区的，则分为两种情况，有汽车的一般找个空地儿戳个牌子，就坐等收购，不吆喝。没汽车的则骑个三轮儿，在三轮儿前边挂个牌子，上写：回收废品，回收电器之类。个别的也带个小喇叭，用它播放录好的吆喝声。那种最原始的“破烂的卖”的吆喝基本上听不到了。
　　在胡同里的吆喝声中，完全没调儿的有3种。
　　一是收脏土的，居民每月每人向街道交几分钱的卫生费，其中一部分给他，他负责拉走各院的炉灰和脏土。他拉车进了胡同后就直接喊：“倒脏土喽！”我们听到后得赶紧往外端脏土箱子，因为他没有耐心等很长时间，你慢了他就走了。后来不知为什么街道把收脏土的给“炒鱿鱼”了，在胡同口放了个大垃圾箱，让居民自己把垃圾倒到垃圾箱去。这项改革我觉得不成功，倒土远了不说，主要是放垃圾箱的那个地方总是又脏又臭。
　　二是卖水的，吆喝的也直接：“谁要水？”后来胡同装了自来水，卖水的自然也就不来了。
　　三是送煤的，他进了胡同就吆喝一声：“送煤了！”你如果在煤店买了煤，就得赶紧拿着票儿出去找他，不然他走了你还得等着他再来。
　　我小时候还没有小喇叭这么先进的玩意儿，但有些行当有类似的工具。
　　比如走街串巷理发的，就手持一个类似特大号镊子的家什，通过铁棍从缝隙中挑过，发出“当——当——”的声响。据说中国的理发业兴盛于清代，因为清代之前中国的男人留发盘髻，如现在的道士一般，所以不用理发。而清代强迫汉人剃头留辫子，“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所以就出现了剃头的。剃头的一般都挑着挑子，一头是炉子（烧热水），一头是放工具的柜子（可坐），所以就有“剃头挑子——一头热”的歇后语。而我看到的街头理发师已不再挑挑子，就背一个装工具的小包，你要让他理发，还得从自家搬凳子。那时理发馆已遍布全城，这种街头理发师只能算是理发馆的补充。而今理发馆已升级为“美容店”，但街头理发师还保持着当年的朴素，依然是刀剪和手动推子，唯一的改进是在路口的空地儿放了个凳子。
　　还有卖香油的，也不吆喝，而是敲木头的梆子。不过在家里发了购粮证之后就再也听不到那种“梆梆”声了。
　　还有货郎，则是摇拨浪鼓。我有个王姓的小学同学，住在紫河套，她的父亲就挑着挑子摇拨浪鼓，不过她的父亲不卖针头线脑，而是买卖珠宝玉器。
　　另外，爆米花的也不怎么吆喝，他开盖时那巨大的喷气声，就是最好的吆喝。
　　胡同在消失，曾经回荡在胡同的吆喝声也在消失，不过随着时代发展也有新的吆喝声出现。90年代初就出现过“换大米”的吆喝声，郭达在小品中学得可谓惟妙惟肖。那时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吃副食多了，粮本的粗粮也就富余出来，所以才出现了“粗粮换大米”这样的事。
　　胡同消失，人们搬入楼房，就又出现了“换窗纱”、“擦洗油烟机”等行当。干这些行当的一般都骑自行车游走街头，这也需要吆喝，但我发现他们没有统一的吆喝模式，都是想怎么喊就怎么喊（有的用小喇叭），五花八门，与我小时候听到的大体一致、有腔有调的吆喝，已不可同日而语。
　　就是这么不入耳的吆喝，我觉得都可能会逐渐消失，也许吆喝会成为永远的过去！
　　
　　

幼时串街买卖多，

一般都要紧吆喝，

楼主记载真详细，

直到如今变化得。

　　                  上庙
　　           ——岁月划痕之十五
　　   小时候，有一件感觉特别有意思的事，就是上庙。
　　在饶阳老家我是否上过庙已完全没有印象，但我记得饶阳老家却不把参加庙会叫“上庙”，而叫“赶庙”。我觉着可能是因为庙会也卖农副产品，与集市有类似之处，而农村管去集市叫“赶集”，所以就管去庙会也叫“赶庙”了。
　　到保定后，听大孩子们念叨“上庙”，开始以为是去庙里烧香磕头，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去买好玩儿的东西，去看好看的节目，听起来与农村的赶庙别无二致。
　　听大孩子们说，保定可上的庙有二月二的龙潭庙，有三月十五的刘守庙，而刘守庙规模更大，更热闹好玩。
　　虽然我曾有过一条从庙上买的盘龙鞭，但那是父亲买的，我自己则还没有过上庙的经历。
　　1956年春天，一些上了刘守庙的孩子又在胡同里吹嘘，什么看到戏法的啦，看到马戏啦，看到拉洋片的啦。还拿着从庙上买回的打仗玩的玩具炫耀，什么吕布的画戟啦，张飞的蛇矛啦，杨业的金刀啦，孙悟空、猪八戒的花脸啦。他们还鼓动我说，快去上庙吧，不然庙会就结束啦。
　　我听得心里那个痒痒，回家便嚷嚷着也要去上庙。母亲虽然答应了我，可总是一天拖一天。好不容易定了个日子，她又因有事儿变了卦。我气得大哭大闹，母亲怎么劝也不行，最后哭得昏天黑地，感觉是连自己的存在都不知道了。母亲也生了气，直到半个月的庙会结束都没带我去。
　　第二年三月十五的时候，我没有提出要求，母亲就主动提出带我去上庙，还说要坐船去。这让我兴奋异常，因为我除了想上庙，也想坐船。老家饶阳虽然经常发水，但我的奶奶家、姥爷家都没有船，我还没有坐过真的船。
　　上庙的日子终于到了。母亲带我走了很远的路，才到了一个叫南关的地方，我们要在那儿上船。
　　那儿有一座桥，桥下是一条河，听母亲说那座桥叫天水桥，那条河叫府河。府河里就有船，但它们与我想象的船差距太大了。我脑海里的船来自一种卷烟，卷烟的牌子记不得了，可以肯定不是保定三三烟厂后来出的那种巨轮牌卷烟，但包装上也画了一艘海轮。轮船上面有房子，感觉很大很大。可眼前的木船是太小了，上去20个人就能挤满。河里倒是有能拖拉好几条木船的机械“小火轮”，但它的个头也不大。
　　母亲没有带我上“小火轮”拖拉的船，而是上了人撑的船，船要靠人用大竹杆扎在河底推着往前走。船工将竹篙扎稳后，吃力地用脚蹬船，一步一步地移动，那船也就一点一点地前行，我感觉比走的还要慢。
　　船行了半个小时左右，我们才到了简陋的码头，终于可以上岸了。
　　离岸不远就是庙会。庙会上有卖香烛纸钱的，有卖药材的，还有卖农具、农副产品及日用品的。摊位一般是落地成摊，也有搭棚的，好像不多。庙会上到处都是人，脚下的土地儿已被踩出厚厚的浮土。各类卖东西的吆喝声，拥挤时的叫骂声，讨价还价的吵闹声，与弥漫在空气中的尘土和明晃晃的阳光，混合在一起，感觉就是一个乱。
　　母亲一再跟我强调，她挑选东西时我一定要紧跟在她身边，以防丢失。可我心里惦记着大孩子们说的那些好玩的东西，不时地东张西望。
　　一阵锣声吸引了我，我硬拉着母亲挤过去，只见一个半老的男人正平端铜锣，用锣槌猛击锣里的水，四溅的水星逼得周围的大人小孩纷纷后退，他念念有词，边敲边转，很快打出了一个空场儿。母亲告诉我这是变戏法的。一大阵子开场白之后，那人终于要变戏法了。
　　他先拿出一个碗，扣在了地上，又用两手提一块方布，让大家看布的里外面，以证明这块布没有问题，然后把布盖在了碗上。随即大喝一声“走”，并用锣槌隔布猛击扣在地上的碗。碗应声消失，那块布平平地铺在了地上。他说他还能把碗变回来。只见他在碗消失的地方隔布向下抠，先抠出了碗底形状，又抠出半个碗的形状，最后把整个碗形都抠出来。掀开那块方布，那个碗仍好端端扣在原处。我看得惊讶不已。
　　接着，他开始变第二个戏法。左边放两个碗，右边放两个碗。在左边的一个碗里倒满水，用另一个碗盖上。然后，用手指着右边的的一个碗让人们看，空的，并用另一个碗把空碗盖上。随后，用手使劲向左边碗的上方一抓，用力地扔向右边碗的上方。奇迹发生了，打开左边的碗，里边空了，而打开右边的碗，里边则盛满了水。
　　他要变第三个戏法了，说是“仙人摘豆”，我兴奋地等待更神奇的东西出现。可母亲已不耐烦了，她要去转她要买的东西，硬拉着我离开了人群。
　　后来，我又在别处见到过这人变戏法，才知道他是保定有名的“王快手”。
　　最后一次见到他变戏法是在文革初期，我和一帮比我小的孩子去南关公园玩儿，发现他没闹革命，还在变戏法。
　　他很实在地跟人们说，早上去河边捉蛤蟆，没有捉到，最后只捉了只癞蛤蟆，今天就只能变癞蛤蟆了。他在地上放一个空碗，又拿另一个空碗把它扣上，然后假装往里边扔一下东西，再吹口气，就说把癞蛤蟆变到碗里了。掀开碗，里面真有只癞蛤蟆。
　　他又表演了他的拿手好戏“仙人摘豆”。他反复反转手掌，以证实手里确实没有东西，然后就在自己耳朵、鼻子、眼睛、头顶等处“摘豆”。他从哪儿都能抠出豆儿来，让我看得目瞪口呆。我一直死死地盯着他，怎么就看不出一点儿破绽呢？
　　变完戏法，他拿着铜锣向人们要钱，孩子们不给他会说你考试准考零蛋，大人不给他会说更难听的话。
　　散场前，他说他可以教人变戏法，但要收费，教一个5角，还真有人跟着他去接受培训。后来听说培训的是“锥子扎眼”，那看着让人惊心动魄的“锥子扎眼”经他说破，其实很简单，就是做一个活头儿锥子，扎时锥子头儿就跑到锥子柄里去了。接受培训的人气得骂他是骗子，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我跟着母亲离开看变戏法的人群后，没走多远又发现了新玩意——路边戳着一个一人多高的柜子，柜子上部是敞开的窗口，里边有可着窗口大小的画片，柜子下边围坐着几个人，他们正通过柜子上的黑筒筒往里看什么。母亲说这是拉洋片的，那些黑筒筒就是放大镜。柜子上还装了锣鼓镲，有一个老头手脚并用，边敲边唱。唱一段他就会操控一下边上的绳子，感觉是在为看客调换画片。
　　我从柜子上部只能看到最外边的一张画片，是西洋风景，里边的就看不到了，可从老头唱的歌词看，里边的应该更有意思。终于“西洋风景”也落下去，露出了一幅画着古代人的画片。画中有被几个人被脑袋朝下地绑在了木柱子上，脚和腿正被烈火烧着，他们的下面有穿官服的人和赤膊拿刀的人，听旁边的人说画的是《呼家将》。
　　我特想知道《呼家将》是怎么回事，就央求母亲让我也看一看。
　　母亲问老头看一次多少钱，老头说5分，母亲坚持给2分，老头不同意，母亲赌气拉着我就走。我很不甘心，母亲就哄我说：“里边的那些画儿，人都不会动，回家我要带你去看人能动的真电影。”
　　“快来看！快来看！关老爷骑马耍大刀！活人肚子上砸磨盘！”有人在一个用布围成大场子的门口，扯着嗓子大喊。我又闹着要进去看。这次母亲拗不过我，只得买票和我进去。原来里边是演马戏的。他们是循环演出，随进随看，想走就走。
　　留下印象的节目有猴子放炮。一个木架子上架着一根一米长的铁管炮，一个穿红衣服的人，装上火药，让一个也穿红上衣的猴子点炮捻儿。猴子大概知道一点会很响，拿着火把就不敢上前。红衣人用小鞭子抽打猴子，猴子胆战心惊去点炮捻。一声巨响，猴子吓得真跳高，看客则一片哄笑。
　　还有一个节目，是一个化装成红脸关公的人，穿着关公的戏装，骑马跑圈儿。他边跑边做一些鞍底藏身、地上抓物、马背站立之类的动作。最后是在马上耍一把长柄大刀。由于里边场地不太大，马跑得不快，并没有感到有什么惊险之处。只是马跑到近前时，尘土飞扬，让人感到呛得慌。
　　最难忘是节目是，一个赤裸上身的壮汉，仰面朝天地躺到一块布满钉子的木板上，然后在他肚子上放一个大磨盘，再踩上去3个人。这还不算完，3 个人下来之后，还要由一个壮汉用大锤将磨盘砸碎。磨盘碎了还不算完，那躺着的壮汉还得站起来雄赳赳地走几步，以显示没有任何损伤。据报幕的说，这是硬气功，不是练家子不要模仿。
　　看完马戏，母亲不再带我看这看那，而是集中精力买她想要的东西，好像买了笤帚、簸箕、篦帘之类，另外母亲还给我买了一杆我非常喜欢的红缨枪。买完东西之后我们就回家了。
　　既然是上庙，总得到庙里去看看吧，可母亲没提，我压根也没想。听说庙里供的是神医刘守真。
　　我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又上过一次刘守庙。并从庙上买回了《哪吒闹海》手工剪纸。那剪纸虽然是仿照《哪吒闹海》的小人书画的，可它设计得很巧妙，剪好粘贴之后就有了层次，海浪在前，哪吒在中，蓝天白云在后，让人看着像一个小舞台。由于是彩色印刷的，做好后摆在桌子上像个工艺品，母亲还夸我做得好呢。可这次我仍然没有到庙里去，因为在我脑子里，好像就没有这个庙的存在。我甚至连它的方位都不知道。
　　直到1985年，我才第一次见识了刘守庙。那时我已调入《保定市报》工作，分管卫生报道，在去采访保定中医院时得知刘守庙就在中医院的院内。中医院的同志看我对刘守庙感兴趣，特意给我介绍了有关刘守庙的情况。他们说刘守庙是为纪念我国金代名医刘完素（字守真）而修建的祠堂。刘完素出生于农历三月十五，由于这期间祭祀他的人越来越多，便形成了三月十五刘守庙会。
　　他们还送给我一本保定市修复刘守庙筹建守真书院领导小组办公室、保定市中医学会、保定市守真中医院编写的小册子《刘守真与刘守庙》。小册子中说，刘守真是中医“金元四大家”之首，他创立了“六气皆从火化”的理论，著有《素问玄机原病式》一卷，《伤寒真格》三卷，《宣明论方》三卷，《三消论》一卷等。还说，刘守庙建于元代，至今将近八百年，十年浩劫后面目全非，所以要重新修复。
　　中医院的人说，修复工程已经完成，并带我去瞻观了刘守真君庙的正殿。正殿中的塑像很新，虽色彩光艳，但神情呆滞，全无神韵。不知以前的塑像如何，反正这座不像神医，倒像一般小庙里的泥胎。
　　另外我还有印象，《保定市报》刊登过举办“刘守庙城乡物资交流会”的消息，应该是文革过后重新恢复了这一传统庙会吧。
　　再后来，好像是从2008年起，保定市取消了这一庙会，但仍允许上香祭拜。
　　从历史演变来看，祭拜确实是上庙的本意，娱乐、贸易等活动都是后来附加出的功能，取消庙会似乎有返朴归真的意思。可我觉得市里可能并不是从这点出发的，更多考虑的可能是交通、安全、扰民等因素，因为刘守庙附近人口密集，不是适合举办庙会的地方。
　　据我所知，保定的另一个庙会二月二的龙潭庙会一直没有取消。
　　龙潭寺建于宋代，解放后败落毁损，很少有人再去烧香，祀龙祈雨，但每年的龙潭庙会却保留下来，一到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人们照例到庙会附近交易。
　　小时候我家住的离龙潭寺很远，一直没有上过龙潭庙。大了住的近了又对庙会的集市没了兴趣，回想起来也就只上过一次二月二的庙会。1992年1月底我从单位分到了新楼房，之后便陆续添置一些家具，可一直没有买到又便宜又实用的那种可以折成方桌的大圆桌，这时有人告诉我龙潭庙会上有卖的，我就立即赶去，直接从小摊上买回一个，其它摊点基本都没有转。那圆桌确实不贵，大概也就几十元钱，高密度板的，质量非常好，至今还在使用。
　　听说，龙潭寺已于2006年复建，还增建了千佛楼。庙会则由江城路与建设路交叉区域转移到了西边新开辟的富江路上了。
　　龙潭庙会之所以得以保存，应该说与它找到了新的场地有关。虽然有不少人还在关注刘守庙会，但从目前情况看，其附近一时半会儿出现不了大片的空闲场地，所以什么时候恢复也就难说了。
　　北京比较重视庙会文化，春节前后会举办很多庙会，就是一些没庙的地方也愣要举办庙会。比如，今年2月21日我们参加的昌平兴寿镇草莓庙会，就纯粹都是卖东西的，那儿压根就没有过什么庙。可人家就敢大言不惭地称庙会，不知就里的还以为有什么草莓娘娘庙呢！
　　

过去的庙会是一种民俗，也就成了一种文化。

主题：岁月划痕（1—46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