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网文化 专栏纪实文学 → 阳山知青的“山书”面世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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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阳山知青的“山书”面世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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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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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余颖华

时光眨眼过了八年,时年已27岁,留在阳山的同学已没几个。我属于既不能被招生也不能被招工,应扎根阳山的“阳山职工”。啃着父亲要我学的高等数学,却对未来极度彷徨。彷徨之中唯一的思考就是要赶快读书,不管能读什么,别的什么也别顾。还好,凭着在阳山氮肥会战中的努力学习和拼命工作(我曾徒手爬上了几十米高的脚手架),我赢得了到广州建筑工程学校带职进修的机会。

197610月,地处偏僻的阳山一如往常的平静。我抓了一只足有10斤重的大骟鸡,回广州探亲及到广州建筑工程学校报到。

那天不知是心情好还是交通好,一路顺利,下午两点钟已到郊区新市。然而,不知城里发生了什么事,所有的车都不动了,且完全没有通车的迹象。我的耐性历来很差,干脆提着10斤重的鸡从新市徒步回家。

这次徒步近20公里并没白费,我真实地感受了人民经历的那一个历史时刻。原来那天为了庆祝打倒四人帮,全城的人都自发地上街游行。无组织的现象、没规定的口号和五花八门的横额标语更反映了人心的真实。我们这代人上街游行本是常事,但人们在公开场合毫不掩饰自己真实的狂喜且尽情发泄却是久违了。

我涌进了欢喜的队伍中,忘记了手中提着那只鸡,更忘记了几百公里山路颠簸的疲劳。我的第六感觉知道国家和个人人生都将进入新的阶段尽管那时还不敢大胆憧憬和猜测……

倒是不断有路旁的人对我手中的鸡行注目礼,一路上不下十人直接问我的鸡有多重,在里买,卖不卖。后来才知道,那几天举国上下同饮庆功酒,在经济还没好转的年代,阳山那10斤重的大骟鸡有多吸引人。

1976年,我成了广州建筑工程学校一名在职培训生。尽管属中专,但我终于踏上了从事建筑工程技术工作的阶梯。以后的留校任教,以后的西安深造,以后的华工苦读,都从这里开始。

 

后    记

我熟悉你的每一座山每一道水,当年就在你的环抱里度过了我的青春年华。你大山的雄伟,山谷的翠绿,田野的多彩,小村的恬静,已永远摄入我的心田。我念着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它们在我的记忆中永不褪色……

离开你的时候我在心里一次次说:我再也不回来!然而我却一次次地回来了——回到山里回到小村回到田野。

谨把我的作品同时献给我的第二故乡,献给养育了我的那片青山绿水。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3 余颖华 .jpg:


作者简介:余颖华1966年广东广雅中学新四甲班(1962年入学)学生。196811月插队落户阳山县新圩公社连陂大队梁屋队 1971年转往阳山县江英公社英阳大队新屋队务农。19721976年期间,在阳山县文化局文工团阳山县基建局工作。曾参加七拱、太平东山公社社教运动,参与阳山县氮肥厂会战阳山县航拍地图补充测量工作1976离开阳山19762004年先后在广州市建筑工程学校 西建筑工程学院华南师范大学等院校单位学习及工作。  20052006 年在阳山县七拱镇通儒中学担任支教老师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4-4-4 23:53:31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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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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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千帆过在2014-4-3 22:14:00的发言:
  漆树过敏我们就想象不出是怎么回事,因为北方没有漆树。

 

    因漆树中含有刺激性的漆酚,如果你的免疫系统缺失这种物质,一旦接触上了就会产生过度反应,就好比有的人花粉过敏,有的人粉尘过敏。从发痒发红到红肿,都说“漆大柏”效果好,其实蜂蜜涂抹患处比“漆大柏”更见效。

    当年厂里有油漆工种,有人不愿干就以会过敏为由调换工种,有的油漆工过敏后马上采用蜂蜜涂抹患处,她们说比医院的药更管用,但是如果皮肤炎症严重伴有发烧等,还是得上医院的。很多时候有些民间的土方法还是不可小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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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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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里的路走出来      陈子元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陈子元.jpg:



每当回想起五年的阳山知青生活,脑海里思绪万千,心情久久都不能平静,甚至彻夜失眠。一幕幕的情景时常在眼前和梦里展现……


一,稀里糊涂来到阳山  陈子元

 

临毕业前我们在珠江桥脚下一个地方集中等待分配,负责我们初一甲班的工宣队员和我是同乡,他经常叫我回家乡务农,我告诉他我们家乡是城镇没有务农的。当时父母都受审查不在家里,当年只有我和哥哥面临分配。哥哥早就分配到海南岛,亲戚和朋友都鼓励我和哥同到一个地方好互相照顾,可我哥却要求我去阳山,理由是一个去南边一个去北边,既可以了解南北的情况,也好互相交流两地的生活和习惯。工宣队员听我报名去阳山,马上再三劝说我不要去,并对我说阳山是山区很辛苦的,宁可去新会或增城。我回家和哥一商量,他就生气地说,如果你去其他地方不去阳山我就不给你写信。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就报了名去阳山。

19681110日,我们广雅28个不同级的同学分乘两辆车去阳山。我在没有家人和朋友送行下登上了车,这是我第一次离开亲人独自去一个陌生的地方。环顾一下周围的同学,有的在唱歌,有的在谈话……我竟然没有一个同学是认识的,孤独的心情油然而起。一路上车子越开越颠簸,路越来越不平,一座座山展现眼前,荒凉的地方再加上孤独的心情,泪眼早已模糊了视线……

天黑了我们才到达县城,第二天大概中午11点多我们到达了阳山县新圩公社,公社书记和干部都出来迎接我们,并嘱咐我们吃完午饭后下午开会,晚上在公社过夜。不知黄小励从哪儿打听到我和她都是初一级的,就和我说我俩在同一个生产队好吗?我想反正都不认识一个人,和她一个生产队也无所谓啦,就这样我们就分配到离公社最近的生产队。晚上在公社过夜,小励说她的被子很难拿,就和我合盖我的被子。我不知她有尿床的病,第一晚就把我的新被子全部尿湿了。第二天到了生产队立即把被子洗了,晚上我裹上所有御寒的衣服和棉胎,抖抖索索度过一个既寒冷又孤独的夜晚。


二.新圩公社新圩大队第六生产队   陈子元

 

我和小励来到了第六队后,开了一个社员大会,商定我们每天的工分。当时大家都不出声,后来还是潘支书的襟弟说每天给我们7工分,当时我还不知道工分有什么用。我俩一起在队长—潘杨家搭食,队长不怎么吭声而他夫人五婶对我们很热情,嘘寒问暖像对她的孩子一样十分关心我们。那时早餐和午餐都是吃玉米羹加番薯或芋头,晚上就吃稀饭有时还有米饭吃。但我们经常觉得很饿,特别是中午吃了不到半小时,我和小励就饿得经常溜到公社的小食店买糍粑吃。记得当年我们还是十分的幼稚单纯,印象中最深刻的是,有一次黄小励看见两只狗在交配就大声惊呼:大家快来看啊!两只狗屁股怎么粘在一起啦?马上引来村民们的哄嘡大笑。还有一次,我们为了改善生活养了一只母鸡。每当我们收工回家时,我就看到一只大公鸡经常追啄我们养的母鸡并骑在它身上,我气愤极了,经常拿着一条小竹竿追赶那只公鸡,每次都引来小院子的村民跑出来看我笑话。直到1986年我重返当年下乡的地方,见到村民们都还提起我俩当年的趣事。半年后我和小励就独立生活,自己开煲煮饭了。收工回来有时她做饭,我去管理自留地;有时我煮饭她去整理自留地。我们经常轮换来做。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自留地很开心,小励不知从哪弄来照相机,我俩拍下了一张在自留地上的合影。

当年工作既辛苦又繁重吃也吃不饱,特别是春耕时节雨纷飞,担着秧和肥料赤足走在田埂上,又不会用脚趾抓着地来走路,经常摔得满脸满身都是泥水,一整天都是全身湿着来干活。为了改善转换一下环境,我们要求队长每逢墟日让我们担农作物到墟上卖,队长告诉我们很辛苦的,但在我们的再三要求下队长还是答应我们的要求。这事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真的很辛苦。别人每次都是担七八十斤重,我们只能担三四十斤重。刚开始还觉得可以,可要走一个多小时还要过两座独木桥,没多久我就累得不行了。当时担东西

又不会换肩,肩膀痛得我眼泪都快流出来了。特别是过那独木桥,只有两块窄窄的木板而且又连接不好,中间有一条大缝,下面潺潺流水,刚开始连脚都不敢迈,后来还是硬着头皮低着头硬闯过去。最开心的就是中午不用挨饿还有饭吃,还能吃到有肉炒的菜。为了能吃上这顿饭,每到墟日我们都积极参与。因为我们实在饿得发慌,所有的劳累想的就是为了有这餐饭吃。

社员们都很喜欢和我们在一起,因为我们见多识广能告诉他们很多城里的事情和知识,特别黄小励很健谈。当我们把所有的农作物卖完就可以担着空箩走回去了,这是一天中最舒服的时候,有讲有笑随心所欲。记得有一次我们很早就把蔬菜瓜果卖完,大约下午4点多钟我们担着空箩回去,突然狂风暴雨其势凶猛。我担着空箩前进几乎把我吹起,村民告诉我要弯着腰前进才不会被吹起。我十分艰难地弯着腰一步一个脚印前进……黄小励比我走快几步,可能她没有听见要弯着腰前行。当她走到独木桥的中间,忽然一阵狂风暴雨把她连人带箩吹下河,幸亏河水很浅,我很艰难地走过桥把她扶起。河水雨水把我俩全身都打湿了。艰难困苦的环境逐步锻炼了我们的坚强,我俩一声不哼继续往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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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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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经历真丰富,

篇篇内容细细读,

生动真实特亲切,

都是精彩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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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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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supportLists]-->三、 <!--[endif]-->修筑阳山—清远的公路  陈子元

 

经历了一年多的春耕春种夏收夏种,幼小的身体感到很吃不消,特别是既劳累又饥寒交迫。听说县里要修筑一条阳清公路,为了天天有饭吃又不用干农活,我和黄小励报名参加。当时我看队里的年轻人都不报名,心想这样的好事怎么大家都不报名呢?却没有想到这一报名就踏上了一条更艰辛更困苦的道路。

体力劳动干了一年多,我们的肩膀变硬了,担东西也会换肩了,思想亦逐步革命化了。来修阳清公路,当时的口号是: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早日修好阳清公路!我当年18岁,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明明只能扛四五十斤重的东西,但有革命加拼命的思想支持,每天担担抬抬的重量竟是七八十斤甚至一百多斤,胳膊痛了咬紧牙关忍着泪水一天天就过去了。记得有一次小休,一群年轻人笑谈,看谁能抱起地上一块大约80斤重的石头,我看了一会儿谁也不愿干这傻事,只见黄小励二话没说就把石头抱了起来,大家都鼓掌叫好!我看了也不示弱,使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把这块石头抱了起来,当然也,赢来一阵掌声。农村来的年轻人一个都没有这样做,从此很多粗重的活儿都压在我俩的肩上。修公路真的很辛苦,风餐露宿,修到哪里就在哪里搭个草棚住下,女的住一个棚,男的就住另一个棚,大小便就在草丛里解决。有一次正在大解,真没有想到旁边有个男的也蹲着,想走又不能走,真是羞愧难言,当时真想挖个地洞钻进去……不久黄小励就调上指挥部,我一个知青就和一群农村年轻人继续奋战在筑路的第一线上。

我在阳山5年的知青生活不知为什么都水土不服,满身都长满了疙瘩而且很痒,无论打针吃药都不行,医生们都没有办法。但一离开阳山到了英德就好了一半,到了广州不医治就全好了。这样的体质对我去修路真是难为我了。因为筑路修到有人烟的地方就住阁楼,阁楼一般没有人住,平常都是放杂物的地方,老鼠虱子蟑螂什么都有,我在那住儿每晚都被咬得睡不了觉,满身都是疙瘩痒得我抓得都是血。第二天继续铲泥担石,那些灰尘落到伤口上都化脓肿胀,两个脚背都肿得像个馒头。工地医务所的医生都劝我休息,但不知当时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可能是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吧。在修筑阳清公路的一年时间里,不管是发烧还是脚肿胀,还是肩膀红肿我都没有休息过一天,指挥部的领导来巡视,看到我这样就通报表扬我,有时干得也出乎自己的意料。在修筑阳清公路的火线上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记得我入团的通表大会上,吴幼坚和尹泉香都主动当我的入团介绍人,许光远等知青都表扬了我。当时我觉得很奇怪,我在那么远的地方干活,他们是怎样知道我的事呢?可见我们的知青集体是那么的团结,是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

 

<!--[if !supportLists]-->四、 <!--[endif]-->因病自学针灸   陈子元

 

我去修筑阳清公路一年后,回到生产队已是双夏季节。我参加完夏收夏种实在太劳累了,可能修公路的劳累还没有恢复过来又紧接着这双夏的的辛苦,一下子就病倒了。这是我下乡以来第一次生病,而且病得很严重,回广州看病原来是得了很严重的风湿关节炎。我妈叫我帮她洗菜,我居然连这么短的时间都不能站立,还要搬个板凳来坐着才能完成。医生问我干什么工作?怎么这么严重才来看病?我把修路和农村的工作告诉他,他听了很惊讶说我简直是在玩命来干活,还说我不只有关节炎还有严重的腰肌劳损、慢性阑尾炎等等,说得我非常害怕。我妈把亲朋好友送给她的丙种球蛋白以及好多的补药都给了我吃,还叫亲戚在天山上给我采集到雪莲花煲药材汤给我喝。加上医生的不断治疗,我身体才逐步好转。但医生说我有阑尾炎一定要开刀,我很害怕不想开刀。我爸给我买来很多的医学和针灸的书,说我如果不想开刀就学习针灸,可能对我有帮助,还说在农村生活学一点医学对大家都有好处。从那时开始,我就自学针灸,对着书上所说的穴位就扎下去,阿氏穴就是我最好找的穴位,哪里疼就扎哪里,特别对准我有病的穴位来扎,很快我的肚子不痛了。医生很惊讶说我的阑尾炎好了,关节炎也有好转。我告诉他我自学针灸,他十分赞赏我!结果我不用开刀又重返生产队工作了。由于我经常自我针灸,社员们有什么无名肿毒的都让我给她们针灸,而且我为她们针灸后都好了,所以每天收工后我就特别忙。有一次我给一个农妇针灸时突然晕针,我好不容易才把她弄醒。从此在新圩我再没有给别人针灸了。

 

<!--[if !supportLists]-->五、 <!--[endif]-->得了钩虫病  陈子元

 

   由于病还没有完全好转就回生产队,进入田里工作后不久我就得了钩虫病。当时自己完全不知道,直到去了江英公社很久才发觉。这钩虫病是当时下乡地方的流行病。说起钩虫病真是有点可怕!这钩虫细得像头发丝一样,由于我们都是赤足干农活,浇的肥料都是人的大小便,这钩虫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从卵长到虫。我在田里干活时,那钩虫就不知什么时候从我脚底的毛孔钻了进来,没有多久我双脚趾缝的地方全烂掉了,还不断流出黄色的臭水,我去医疗站看病怎么也治不好。当时大家都以为我又是水土不服,纷纷找来很多药给我涂和吃,后来还是潘支书的嫂子从山里找来了草药,每天晚上煲好给我洗才度过那难熬的时光。直到现在我一想起这件事就十分感激潘支书的嫂子,可惜我忘记了她的名字。还有很多村民都很关心我,有好吃的都叫我到他们家吃饭。没有多久脚就好了。可万万想不到这钩虫病才刚刚开始,以后发展到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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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江英公社江英大队卫忠生产队  陈子元

 

我觉得我们知青集体大家都比较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我那时水土不服,每次我去看病,身为赤脚医生的翟广都很仔细询问我的病情并帮我寻方问药,还经常给我针灸。我们知青有什么好吃的或有谁的亲戚朋友来访,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吃饭聊天。记得我下乡5年有两年的春节都是响应号召留在农村过,县里很重视,还给我们发肉票买平价的肉吃,我们大家都相处得很好。特别是吴幼坚——她是我来阳山后第一个最关心我的人,她经常和我谈心。她谈心的方式很特别,她是先说自己的心里话,然后我在听她诉说的同时也把心交给了她。1970年底县里准备把我们知青调到江英公社(当年我并不知情,后来才知道是有部分知青要求去最艰苦的地方锻炼),吴幼坚和我商量到江英后我俩和尹泉香就组成一个组,后来谭树荣只有一个人,我们就邀请他成为我们组的一员。我们组被安排在江英公社江英大队卫忠生产队(原名西田队)。   

我们四人来到生产队,这里的生活比新圩公社艰苦多了,耕种的大部分都是玉米和木薯,水稻种得很少。吃的除了番薯、麦羹就是木薯和猪乸菜。一个月有一天是当地的节日,可能就是圩日晚上才能吃上一餐饭。虽然生活很艰苦,但我们四人分工合作得很好,一般收工后两人去自留地耕种,两人负责煮饭和担水。我们都当上队里的干部,晚上大家一起教村民识字唱歌或记工分等等。那段时间是我下乡最快乐的时光,我们四人相处得很融洽,我简直都不知道自己得了钩虫病。但那时钩虫从脚底进入身体后已钻进了我的肺部,我经常咳嗽有时还咳出血来。我还不当一回事继续在干农活,后来脸也有点肿了,一干农活就感到很累,双夏都不能全部参加。县知青办陈展了广州,知青办、公社、大队都叫我和吴幼坚回广州找他,我俩还专程去他家找过几次都没有见到他。

从此生产队就只有我和吴幼坚,我俩在一起的时候很快乐。农闲的时候我们教村民识字唱歌,有时我们就谈心聊天。有几个和我们年龄差不多的农村姐妹出嫁时,我们还陪伴她们唱哭嫁歌,场面十分感人!那时我俩身体都不大好,原来四人的农活现在只有我们两人干了。特别农忙时干得我们都筋疲力尽。为了争取多一点时间休息,吴幼坚想出了很多节约时间的方法。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晚上把米放进暖水瓶,然后把烧开的水倒进去,到第二天起床不用去做就有粥喝了。持续了一段时间这样的吃喝,加上繁重的农活终于把我压垮了,那时钩虫已周游完我全身,最后停留在我的小肠里吸血。我当时除了感到没有力气还经常晕倒,把知青办和公社的领导吓坏了。因为在他们这里死掉一个知青是要负很大责任的。公社领导和知青办的陈展泉叫我回广州看病,县知青办还准备帮我搞病退回城。

 我回广州找医生检查才知道得了严重的钩虫病。每天要吃16片像拇指头那么大的药片,一个疗程要吃一个星期的药。我记忆中那药片很大很苦很难吃,每次吃得我都吐,吐了再吃,拉了很多虫出来,我以为可以把钩虫毒死了。谁知一星期后去复查医生居然说没有把钩虫毒死,还要继续吃杜虫药。就这样吃了三个星期疗程的杜虫药终于把钩虫毒死了。但我的心肝脾肺肾都有毛病了,特别是肺——真没想到当年的革命加拼命修筑阳清公路,换来的是严重的肺内伤和腰肌劳损。中西医结合再加上名医推拿按摩还有我自己针灸,我在广州医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当我重返生产队时,吴幼坚已调到县文化局,生产队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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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孤军奋战在生产队  陈子元

 

我回到了生产队后白天就到田里干活,收工就忙自留地的耕种和煮三餐,还要抽空去割柴草,这在当时对我来说真是天大的考验。因为每次砍柴草都要到很远的地方。我经常被柴草割得满脸和手脚都破了,有时还流出血来。割小小一扎还可以捆绑,但每次割多了就不会绑,特别是割草后担回家一路走一路掉,幸亏每次都有村民帮我捆绑,不然没有柴草根本不能开锅。每回想起来真的很感谢一路帮助过我的村民。晚上有时教村民识字有时自己针灸治病。我懂针灸的事很快就传开了,有一次生产队长曾观莲母亲的脚被虫咬了,肿胀得很厉害,问我能针灸好吗?我当时不知哪来的勇气答应她可以。其实自从在新圩曾给村民针灸时晕针,我已经很久没有为别人针灸了,当然我自己针灸是没有断过。结果我用3寸的银针直扎她的穴位——足三里,还旋转了几次,她马上感觉有很麻的、很强电击的感觉,我就迅速拔针。没想到我这一针就把她的脚给治好了。好事传千里,队里很多村民有小病痛都跑来我的住处要我给他们针灸,我每次都很认真看着书对准病患的穴位来针灸,以后再没有出现过有人晕针。记得有一次年三十下午大概5时多,队长的夫人砍柴回来把柴放进柴房,突然她家的猪发疯似的直冲进对面一家人烧红的炉灶,然后在烧红炉灶的另一头冲出去,把别人家的炉灶给冲破,这一下子把队长夫人吓得马上得了脑中风,医治了一段时间留下了半身不遂的毛病。她每天都请求我给她针灸,我当时真不敢给她针,这么严重的病在当时都很少见,后来在她再三的请求下我就答应了。我每晚都很认真地看书找最适合她的穴位,第二天中午或晚上就为她扎针,手和脚的穴位都扎。大概一个月左右她就能自己走路了,虽然走得不是很稳,农活是不能干了,但她就得去放牛。我看见她每天拖着那条不大灵活的腿去放牛,真的感到很心酸。城里的人生病了都躺在床上休息特别是中风的人,哪有像她那样中风了还要去放牛,因为右手不能动就经常尿湿裤子。我决心把她的手针灸好,每天帮她针灸手的时候就用2寸半的银针,从合谷的穴位直穿后溪穴位,她右手不会动的五个手指马上舒展开来,很多人都来看过我为她针灸,都觉得很神奇!都说如果每天像这样针灸,她的手一定会好起来的。但很多事都很难预料到,当我满怀信心的时候,天气越来越冷了,她居然怕冷不来针灸了,我也没有办法只好顺了她的意。直到后来她还是觉得我给她针灸好,再次让我给她扎针后不久,我已被二轻中专录取回广州了。听说我离开没多久,可能她彻底失望,人也走了。

这段时间我一个人在生产队经常得到黄萍儿的关心和帮助,她是第二个最关心我的知青。那时她在公社广播站工作,离我们生产队很近,有什么好吃的她都给我留下,我有什么困难她都是第一时间帮我想办法解决,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她有空也经常到我们生产队看望我,因为有了她我才不觉得孤独。我十分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直到现在。

那时谭树荣因为去香港“非法探亲”被抓回来,听他说在韶关关了一个月,在英德关了一个月,在阳山关了一个月,然后回到了生产队,人瘦了一圈简直是皮包骨。当时我很可怜他,但对他这种做法很不赞成甚至有点鄙视,所以当他回到生产队面对我的时候,我们居然无话可说。他可能很不满意我对他的态度,还写了一首打油诗讽刺我,可惜我不记得里面的诗句了。当时我很气愤!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太不应该了。如果我后来的遭遇提前到来,有机会的话说不定我也会像他这样走人。人生活在最底层肯定有一天会破茧而出的,就看你用的是什么方法了。谭树荣回到生产队没多久,因为没有天冷的衣服,要求回广州拿衣服。我记得当时还要我和吴幼坚来担保,我俩看他这样也就同意了。没想到他这么一走就再没能看见了。

知青中陆陆续续有人招工,有人考大学,当年我也参加了高考,虽然没有学过物理和化学,但经过我一个多月的努力学习,公社领导真没想到我还有两门没学过的科目居然考得那么好!但后来出现了张铁生废除考试制度,知青中只能招去一部分人,我只好继续留在山里第一线务农。我是江英大队最后留守的一个知青,当时连黄萍儿也调走了,我感到十分孤单。有一次在公社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县知青办下来调查知青政策的落实情况。我记得知青中有李志远、李明、李穗立、章淑萍和叶凤妹等人参加。会议中休的时候我听李志远告诉我,罗伟平在江英大队工作的工钱一分钱也没有给,要我在分大队讨论提意见的时候讲出来。结果分大队讨论时我就大胆地说出这事,谁知我这么一说震惊了县知青办下来参加会议的人,大家议论纷纷。中途大队干部还有人拉我到一边说话,警告我慎重说话不要胡来!谁知我不知天高地厚更没有想到日后报复,更加激昂地在会议上在县知青办同志面前投诉,要大队立即返还罗伟平在大队工作的工资。结果在第二天会议中,大队长对我说,因为大队经济也不好,罗伟平的工钱就给大半,以后经济好了再全部返还。我想能帮大罗拿多少钱就多少吧,好过一分钱也拿不到。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公社,知青们都赞我够勇敢的!

     真没有想到这件事过后不久,我在生产队的处境越来越糟糕。我们原来住的是村民的房子,他儿子要结婚向我要回房子,我对他们说我们有知青安置费,怎么不给我们建房子?生产队所有的人都说他们没有收到一分钱,都是他们白给我们住的,叫我到公社找房子住。刚开始我还赖着不想走,心想到公社住有多不方便。可后来有人天天来逼我,搞到我一点办法也没有,那时真是左右为难,想找个知青商量吧,江英大队只剩下我一个知青,其他知青都不在一个大队而且住处离我又太远。就在这为难的时候,广州道路公司来招工。我多么希望能招工可以马上摆脱当下的困境,可一体检我的肺部有个钙化点,就说我得过肺结核,虽然好了也不能招工。什么时候得了肺结核?怎么连自己也不知道?想了很久可能那时钩虫钻进我的肺部,我不断咳嗽还咳出血来时就得了肺结核,什么时候得什么时候好了自己全都不知道。.那次剩下的知青全都去体检了,居然大部分知青的身体都不合格,结果道路公司一个也没有招到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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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住进江英公社  陈子元

招工失败我回到生产队的路就更难走了,真有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那时真的感到谭树荣一走了之做得好!如果我有办法我也很想像他那样逃之夭夭。天天被人赶的滋味真的很难受,实在没有办法只好跑到公社找到书记陈松,他很热情接待我,还很快帮我在公社找到一个小房间住。晚上住在公社白天回生产队干活真的很不方便,在公社吃饭吧时间和开工的时间又对不上号,再加上那时根本没有钱吃公社的饭。幸亏有个农村妇女(可惜忘记了她的名字)向我提出耕种我的自留地,可以免费到她家吃三餐,就这样解决了我的吃饭问题。由于公社生产队两处走,思想负担很重,再加上没有营养,我的身体状况很差,脸浮肿发白、贫血、经常头晕和腰酸背痛。陈松书记很关心我,看到我这个样子,还专程叫司机开车带我去山里的名医看病。我记得那医生用灯芯(很像我们平常喝的去湿茶的那种灯芯)点我额头的穴位、脸部的穴位还有背部的穴位,还告诉陈松我最多只有半年的命,把陈书记吓坏了,还专门联系县知青办陈展泉,帮我搞病退回城的手续。陈展泉还为这事专程到我家了解情况。后来回广州治病半个多月回来不久,大概十几天后陈书记在百忙中又一次带我去找那位医生看病,那医生说我好多了,我告诉他我回广州治病了,他说怪不得。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病时遇上的女孩,她当时的情况还没有我严重,谁知第二次看病时医生告诉我她已经走了。我幸亏生在广州能得到父母和很多人的关爱,要不然早就离开了人间。所以每当回想起往事我都很感恩一路帮助过我的人,没有他们的帮助就没有我的今天。

     在公社住的日子里,晚上是很闷又孤单。公社武装部长温必孝是第二个关心我的公社干部,他经常借《参考消息》给我看,使我能及时了解国家大事,心里有什么不愉快的事也多了一个诉说的对象和帮我想办法解决的朋友,我很感谢他在那段最艰难的时候对我的帮助和爱护。

最艰难的时候往往是最接近看到曙光的时候。当年高考出了个张铁生反对考试制度后不久,全国都在反对。中专招生继续恢复高考的成绩,有一天中专招生办的同志召集全体知青到公社开会,问知青中谁会画画?当时不知谁说我会画,他马上指着公社会议室贴在墙上《常青指路》的那张宣传画问我能把它画出来吗?我不知哪来的勇气说可以,他马上找来纸笔就叫我画。其实我虽然很喜欢画画,但从来没有画过这么大张画,心里确实一点底也没有。不过我很认真地画了一个上午,居然把那幅画全画下来而且还比较逼真。大家都看着我画,个个都称赞我画得好!招生办的同志马上对我说画得不错,叫我等候二轻中专的消息吧。说实在我真的没有好好训练过画画,小时候父亲都是教我哥画画我就当模特,可能这就是父亲遗留给我的天赋吧。

由于身体不好陈松书记叫我回家养病,他们已经帮我办理了病退回城的手续,实际也是叫我回家等候批准吧。我知道陈书记很关心我,但我也不知中专是否录取?回家养好病比什么都重要。在家的日子里其实我都在自我针灸和自己开中药来喝,我妈说我胆子够大的,居然自己开中药吃,所以严禁我自己开药。我也很幸运经常病得很重的时候都有朋友介绍好医生替我看病。在家养病的时候我就接到二轻中专工艺美术班录取的通知书(原来学校里很多领导和老师都是我父亲的学生,再加上父亲当年在工艺美术界也很有名气,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我马上带着录取通知书返回阳山办手续,但真没有想到阳山居然还没有收到通知!我也有点出乎意料!他们都以为我是走后门回广州的,其实这件事连我父亲也不知道。1973年深秋,我离开生活了5年的阳山,结束了知青生活。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知青组.png:

我们知青组:尹泉香 吴幼坚 陈子元,谭树荣和县知青办陈展泉合影

 

九、后记

 

5年的阳山知青生活使我从一个单纯幼稚的女孩逐步成长起来,从一无所知逐步获取了很多知识。艰难困苦的环境锻炼了我的坚强和勇敢,使我以后再面对困难时都有勇气去战胜。虽然我把最美好的青春贡献给阳山感到很不值!特别是当年我拼命修筑的阳清公路现在显得那么的冷清,真感到我们当年的付出更加不值!正因为所有的不值换来的是我的一身病痛,直到现在还留下不少的后遗症,所以我才这么说。但我们在阳山的艰难困苦生活中学会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学会了坚强、学会了面对、学会了怎样处理,学会了适者生存,这都是一生中不可磨灭的!没有这段经历就没有以后的人生。山里的路的确很难走,但我终于从山里的路走出来了。

 

作者简介:陈子元,1966广雅初一甲班学生1968-1972年先后在阳山县新圩公社新圩大队和江英公社江英大队务农。1973年在广州二轻中专读书。 1975年在广州塑料十五厂工作。1981年在广州园林建筑工程公司工作,工艺美术师(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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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英的那些日子   杨小杨            

奔赴江英

1971年春节前夕,我们21名知青,又一次坐上解放牌卡车,告别新圩,踏上奔赴江英的征程。与两年前离开广州时不同,这次来送行的不是我们的父母、亲友,而是新圩公社、新圩大队、连陂大队的干部,以及一众贫下中农社员,还有留在新圩的知青战友。大家依依不舍,有的人眼角还泛起了泪花。

可能有的人搞不清楚,在新圩好好的,干嘛还要去江英呢?这事还得从197012月初县里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说起。当时大部分知青都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钟如芸找到县委书记张仕儒,表达了希望能到更艰苦的地方去锻炼的愿望,记得当时在场的知青还有我和另外一个人,是谁记不清了。钟如芸没有提出去江英,因为当时根本不了解江英,她提出想去桂花、大岗等新圩的山区。张仕儒说好啊,要去就去江英,不要去桂花、大岗,并说和两个公社都说说,安排好后尽快成行。

说干就干,张仕儒一贯是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没过多久我们就接到了集体迁往江英的通知,像下达给部队的集结令一样,通知要求我们春节前必须抵达江英。翻查当年的日历,1971年春节是127日,也就是说从议论这件事到我们抵达江英,不过短短一个多月时间,所以有些人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到了江英。

其实当时新圩的干部社员都很舍不得我们离开,他们把徐婉玲、翟广、陈挺、沈苏民、卢学光、何莲彬等6人留了下来。一天,时任公社书记的吴和蒙亲自来到寨脚,与我和李志远同煮同吃,边吃边谈,晚上就睡在我们那间陋室里,谈至深夜。吴书记虽然没有直说,但想让我留下的意思表露无遗。

我何尝不想留在新圩!对我这个城里人来说,新圩虽苦,但好歹还能吃得饱,1969年新圩大队核算的头一年,一个工日还能分到八毛钱,折合下来一个月也有20来块钱,而我在广州的爷爷奶奶因父母被打倒工资被冻结,他们每人每月只能拿到12元钱生活费。我在农村的开销比城里小,生活显然比爷爷奶奶过得还宽裕些。当时不少知青还能得到家里或多或少的接济,而我却要拿钱去接济家里!江英的条件比新圩差,到了江英还能养活自己吗?所以从内心来说,我是很不願意去江英的。

但我又不好说我不想去江英。在那个年代害怕艰苦是被视为可耻的事情,特别像我这个“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儿子,更理所当然地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洗心革面。除此之外,我心里还有个小九九:中学在广播室师从李渤海,又在广州无线电俱乐部接受过一年的专业培训,对扩音器等广播设备比较熟悉,在新圩帮丘水发修过扩音器,丘水发很想把我调到公社广播站和他搭档,但往县里报了两次都不成功,理由很简单,广播这块重要的宣传阵地不能掌握在“叛徒、特务、走资派儿子的手上。除了对设备熟悉外,我的广州话、普通话都说得好,声音又很“入咪”(声音适合播音),这也是自认为可以进入公社广播站的优势所在。有一次在县城学习,恰巧碰到毛主席那段著名的“吐故纳新”的“最高指示”发表,作为北方人的张仕儒不满意只用粤语来播“最高指示”,可当时的阳山,找遍全城又能找到几个普通话还过得去的人来播音呢?不知是谁推荐了我,晚上11点多我来到县广播站播音室,看了两遍“最高指示”就开始“直播”了。这次直播的经历,又一次点燃了我进入公社广播站的希望。但在新圩肯定没戏了,因为陈挺已经进了广播站,到江英兴许还能圆我的“广播梦”,因为当时说了,到江英准备安排一名知青到公社广播站,我当然希望能去啦,兴趣是一方面,不用干那么辛苦的农活,又有二三十块钱稳定的收入,如果爷爷奶奶被遣散到阳山来,要养他们我底气也足点。但事实证明我错了,那次直播,成了我在阳山的广播站里唯一的一次“绝唱”。

到达江英后开始“分配工作”,公社广播站的那块“肥缺”给了黄萍儿,我心里很清楚,父母的问题不解决,我的广播梦是不可能圆的,当时的心情异常压抑,我只能不断地用“公社需要一个女播音员”来安慰自己。

到江英后我们重组了“家庭”。在向阳大队的有我、李志远、老皮(章淑平)、狼某(余颖华)是一家,到新中生产队(新屋);钟某(钟如芸)、黄启枝、饶建生、徐某(徐声煜)、李穗立是一家,到团结生产队(寨狗磅);李明、叶凤妹、林碧影是一家,到田心生产队(下田心)。在江英大队的有大罗(罗伟平)、秃驴(许光远)、萝卜(胡珊妮)、黄小励是一家,到田心生产队(上田心),吴幼坚(毛钢坚)、谭树荣、尹泉香、陈子元(陈向军)又是一家,到西田生产队。在公社篮球场分完“家产”,我们就分赴各个生产队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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