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阳山知青的“山书”面世啦！

我们住过的房子已经倒塌了，一窗之隔的梁屋厅堂也荒废了。当年狼某可能万万没想到，趁她不在的时候，我曾经在这个房间里捂着棉被收听美国之音（山区的接收效果比广州清晰多了）。虽然那时还只是为了学英语，但也许这对我的思想转变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用过的万叔家厨房也荒废了，从我们的住房经厨房到村口水圳的大石板路还在，但已铺满了尘土。梁屋的大门还在，大门的外面还是那个地堂，我们以前白天曾在这个地堂上晒谷风谷，晒番薯干和芥菜（芥菜晒至半干，放在罐里用来做酸菜），晚上曾在这里点着煤油灯练手腕力（剁喂猪的番薯藤）。那年在这个地堂上分番薯，我分到162斤，两个箩满得堆起了两座小山，我竟然一下子挑起来了，一直挑到我们的房间里，堆到床底下，这是我的最高记录了。然而现在的地堂已经长满了野草，鸡群在上面觅食，似乎成为它们的乐园。我不禁感到失落，现在是潮州音乐，自己顾自己了，人们都跑到别的地方盖房子了。似乎那时有生产队的梁屋是整整有条，现在没有生产队的梁屋却变成了一片废墟。也许数百年或千年之后，这些废弃的由厚厚的泥砖砌成的冬暖夏凉的房子，以及梁屋的村落结构，会成为阳山的宝贵历史遗产呢

在那长满野草的地堂之外，我们见到梁兴嫂在她的晒谷场上晒谷。她的地堂以前是一块水田，显然是分给她了。岁月如梭，她似乎有点驼背了，她是当年拿八九分的得力干将，样样活都干在前面，也是热心帮助我们的大嫂。一辈子当农民，辛辛苦苦几十年，真不简单啊。差不多走到村口，我们又见到梁钦。他是狼某的三同户梁松的弟弟，当时还很年轻，现在已有孙了。梁钦和当年的女青年梁顺（这次没有见到），是我们的好伙伴。阿钦现在生活富裕了，送给我一封利是。

    我们走在通往村口小水圳的石板路上，当年余颖华和我每天收工后就是走这条路去挑水的，路上的石板很大，蓝灰色的，被人们的脚步磨得很光亮。石板路跨过水圳，成为石板桥，然后伸向村口。桥旁的水边也铺了几块大石板，村民们在上面洗衣服，挑着木桶站在上面取水。圳里的水是那么清澈碧蓝，我们在广州从来没有见过。圳水不知经过多少村庄，那么多人在水圳边洗衣服，用簸箕洗番薯，也许调皮的男孩子会跳到水里玩耍，把禾杆抛到水里，似乎都没有污染水质，也不知多少年过去了，水还是那么晶莹透亮。在淡棕灰色的珠江里游过泳的我们，决不错过穷山沟赐给的秀水，晚上收工回来，吃过饭，社员们都躲到屋子里去了，我们就跳到圳里。那是多么写意的时刻啊：皎洁的月亮当空，静悄悄的大地变成了银色的世界，我们泡在清凉的水里，洗去一天的汗水，一天的劳累。我们欣赏着依山傍水的田园的夜景，那嫦娥和白兔的舞姿，那闪烁不停的星星，那远近连绵的群山，那轻轻走来又慢慢离去的闪着银光的圳水。我们享受着微风送来的田野和稻花的清香，享受着纯洁美丽又含蓄的大自然的拥抱。

今天的水圳变宽了，石板桥已经被拱桥代替，使人伤心的是水的颜色变了，那种象宝石一般透明的蓝绿色消失了，我们看见的是绿色的水，几乎象大跃进时小球藻缸里的水一样。梁屋不再是我记忆中的梁屋了。

    我们到当年的连陂小学转了一圈，学校已经建起楼房，孩子们围上来跟我们打招呼，他们穿的衣服已经跟上潮流了。离开学校，我们一起沿着水圳向雷屋走去，梁屋和雷屋之间是莫屋，这三个村相互连接，雷屋是是最富的，梁屋也相当不错，莫屋却很穷，据说是“阶级斗争”比较复杂，是当年卢学光和古汉光插队的地方。从卢学光的《斗鼠》一文可以看到，他们在莫屋的遭遇与我们有多么不同。也许由于莫屋比我们梁屋穷，也许由于他们的“阶级斗争”比我们复杂，我觉得我被照顾了，觉得我们队不够艰苦，没有机会给我足够的锻炼，没有机会让我深入地认识社会，认识阶级斗争。这就是为什么我向县委张部长（张士儒）要求调去新墟公社最穷的桂花大队。

我记得莫屋有一位社员经常对人说，“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我就是太阳”，人们说他得了神经病。毛主席的政治真是深入人心啊，就连这个边远的穷深沟里患神经病的农民都念念不忘文革中的红歌。记得上山后第一次回广州探亲时（69年春节期间），我们骑着单车，冒着冬天的毛毛细雨去派潭访问，除了尽情地吃丝苗米饭，被称做“阳山饥民”，我还记得派潭的知青们有生有色地描述了他们生产队跳忠字舞的情景：晚饭后，晒谷场上站满了男女老少，还有那些背着孩子的大嫂大婶们，穿着木屐，两手向上前方伸向“红太阳”，一上一下交替摆动，穿着木屐的两脚也交替地在地上踏跳着，发出踢踏踢踏的声音，口中唱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你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你唱…” 也记得我们在新墟公社表演《红灯记》片段，李明，罗伟平和陈挺分别扮演李铁梅，李玉和和李奶奶，我则扮演后台的角色，为铁梅吊嗓子（奇怪的是，我回城不久，嗓子就吊不上去了）。红歌至今仍如源远流长，毛主席的思想可能已被违背，红歌已不能表达我们的感情，却象打在我们身上的烙印，不能简单地抹去。

经过莫屋，我们来到了雷屋。雷屋的地堂仍然象过去一样整整有条，大婶们忙着晒谷，好不热闹。当年陈挺和章淑平（老皮）在雷屋，居住条件比较好，狼某和我经常去她们那边聚餐。我们会到她们的自留地里帮着干活，摘回来一些菜，然后一起烧饭煮菜，谈天说地，共享晚餐。有一次我们酿了糯米酒，狼某把酒倒起来了，把酒糟留在锅里，先到雷屋帮着种自留地去了。我从田里放工回来，快饿死了，打开锅盖，看见酒糟，高兴地吃起来，那酒糟又甜又香又顶肚，整整一钵我一口气吃光了。到了老皮她们的自留地，坐在田基上就站不起来了。后来不知谁帮我回到她们屋里，我就一直睡，连晚饭都没吃。这是我的第一次酒醉。

    我们来到老皮的好友伙娣家作客，她还是叫我们“烂鬼华”和“烂鬼芸”。

梁屋经历细回忆，

清清楚楚记点滴，

生活琐事劳动状，

都是青春内涵集。

阳山县城  钟茹芸

    下午，小杨回头接我们到新墟转了转，就向阳山县城开去，从新墟到阳山的这条步行四五个小时的路，翻山越岭，我走过不止一次。记得第一次与狼某从白天走到天黑，当我们翻过山，看见不远地方的“密集灯火”，高兴极了：阳山县城近在眼前，快到了。结果走了一个小时，我们还在路上。阳山县城是我们从新墟回广州的必经之地，少不了一年访问一两次。有一次我独自一人回广州，为了节约，也许还为了“锻炼自己”，准备把住旅店的钱也省了。当时是夏天，我走到阳山体育场，体育场是露天的，场外亮着路灯，观众台是用水泥砌成的一级一级的又宽又高的阶梯。我在较高的一级找了一个地方，用书包当枕头，就躺下来了。我闭上眼睛，开始朦胧地有点睡意。没等我见到周公，就被人叫醒了。叫醒我的是一个保卫人员，他说睡在这里是很危险的，是不允许的，等等等等。我就被带到旅店里，不得不又掏钱住了一夜。

 在县城我们访问了我的同级同学，我们连陂大队的伙伴，扎根阳山的沈苏民。他精神饱满，脸色红润，在他那宽敞明亮房子里，我们很快就谈开了。退休生活并没有让他闲着，他研究家用电器的电路，修理技术，在科技杂志上发表了很多文章。苏民带我们访问了我在梁屋时三同户祥叔的大儿子梁东发，东发哥的妻子那时在生产队里也带过我们去耕田，他们夫妇招待了我们。苏民回忆到：“我带你们到东发家后，东发带我们参观花溪渠化和电站（离他家不远、公路对面）。后来，留我们在他家吃糍。梁东发在阳山电排总站工作。在一次事故中，把右手炸飞成残废，现已退休。” 东发哥以前在阳山水利局当司机，他让我们好几个知青搭过他的顺风车回广州，其中有一次是陈挺和我，一次是狼某和老皮。

    辞别了苏民和东发哥, 我们向江英开去，在沿着小北江的一段路上，优美诱人的景色使我们下了车，将近黄昏，夕阳映照小北江，令人联想万千。今日重返阳山, 蓝天和石头山还没变, 远处的重叠群山也没变，可惜水的蓝色成分消失了。

寨（柴）狗塝  钟茹芸

    天色近黑，我们访问了我当年落户的寨狗塝生产队（江英公社向阳大队）。刚进村，就见到那几十年前写在一家土屋墙上的巨大红色标语：“毛主席万岁！” 我不禁感慨：文化革命的遗迹可能会在这里千古长存哪。我们与当年的生产队干部和队员拉了家常，叙了旧事。寨狗塝已经点起了电灯，建了很多新房子。不过没有路灯，小杨踩到很深的水沟里，鞋和裤子都湿了。我则在离开时踩到牛屎，为我高强度的工作鞋增添了光彩。

    1971年春节后，我们被调到江英公社。出师不利，搬家时我左手无名指根部被木刺插得很深，又红又肿还化了脓。回到广州，妈妈一看就说要动手术。大年初一，她带着我到中山医二院急诊室，医生用手术剪刀从手指的一边戳到另一边才肯罢休。

   我被安排到向阳大队寨狗塝生产队，和我一起同煲同捞的有黄启枝，饶建生，徐声煜和李穗立。老饶那憨厚的充满善意的面容和强壮的体格，他的忠厚朴实，脚踏实地，乐于助人的精神铭刻在我心中。他常常为我们着想，随时伸出手来帮助我们，在家里主动挑重担。由于强壮的体格和脚踏实地的精神，老饶在队里很快就成了主要劳动力，得到社员的信任，也得到上级领导的重视。可惜我的争强好胜的性格不能容忍被人认为是后勤，竟然为了他的一句话，没有说明就“离家出走”，真感到惭愧（参考启枝的《姐妹篇》）。今天我并没有后悔我和狼某到军训团申请到阳山落户，但是我后悔这次离开寨狗塝的行为。

   我和启枝住在一个房间里，两张床各靠一边墙，中间摆一张桌子。虽然启枝是大队干部，但完全没有一点架子和特殊感，在队里和我们一起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打柴做饭，种自留地。她的心地是那么善良纯洁，对人是那么真诚坦白，我们很快就成为好朋友。她经常去大队开会，可是晚上回来我们总是互相交换思想，生活上互相照顾，互相帮助。后来我们一起去企山生产队，离江英墟更远了，要走一个小时的路。离开了三个男生，我们更是互相鼓励，互相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