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阳山知青的“山书”面世啦！

    在乡下像这种“一朝被葱伤，三年怕吃葱”的现象在南方比较普遍，由于气候原因，经常是在某一个季节，只有一种菜可以生长。我们在云南瑞丽就是这样：吃茄子就要吃三个月，吃起冬瓜来也有两个多月，那时，一天三顿都是米饭就茄子，或米饭就冬瓜。现在想起来，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好多同学回京后，就是不吃茄子和冬瓜。也是上山下乡的“成果”之一吧!哈哈……

下乡分配到阳山，

艰苦生活难忘牵，

至今历历皆在目，

记录下来众友观。

难忘的回忆      

 许光远

从城里到农村，从学校到社会，这期间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在农村，我们经历了许多的磨难，它锻炼了我们的意志；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的社会现象，它引起了我们的深思。我们从中学会了许多书本里、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以下是我在阳山插队落户期间，一些难忘的回忆。

赶集

1969年初的一个墟日，我刚到阳山县新圩公社落户不久，生产队让我和几个社员一起，挑着队里生产的萝卜、大白菜等，到隔邻的七拱公社集市上卖。这是我第一次挑菜赶集。

从生产队到七拱公社的集市，约有40分钟路程，我的担子约有七八十斤重。这对一

般社员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可对于我来说，是第一次挑着担子走如此长的路程，何况

我的左肩还不很适应挑担子，疼得厉害。而长途挑担子，是需要来回转换使用两肩的。我

坚持着走下去，尽管是寒冬季节，我还是挑得大汗淋漓，体力消耗很大。

  集市上有很多晏店，提供炊具、柴火、水、碗、勺、筷子，桌、櫈等，供赶集的人们

在店里做饭和吃饭，而店里则向在店里用餐的人，按人头收取一定的租金。 按当地的习惯，

赶集的社员，从卖菜所得的资金中提取部分，在市集上买来大米、猪肉、青菜等，在晏店

做饭做菜，并在晏店里吃午饭。

  那天，我队赶集的社员买来了一大块肥猪肉，把猪肉切得大片大片的，只是放些蒜、

盐，在锅里兜了两下，就算是做好了。在当时的饥荒年代，这对社员来说，确是难得的一

餐。由于长期缺少油水，社员们都喜欢吃大块肥肉。吃饭时，社员们出于对我的好意，争相把大块大块的肥肉夹到我的碗里，不容我再三推辞。说实话，我的肠胃一向不太好，从未吃过这么多的大块肥肉，更何况当时我很累，抵抗力有限，就更不应该吃下这么多的肥肉了。本来，按当地习惯，用大铁锅做饭，会放多些水，在水开了以后，取出部分米汤当水喝。可那天取出的米汤太少，在吃过饭后，想喝点，却没了。而晏店伙房旁边有条小

圳流过，镇上的人洗衣服、洗痰盂、洗菜都在那儿进行，所以圳水并不卫生。有社员拿了

个大木勺，在小圳上舀了一勺水，拿回来给大伙喝，我说这不能喝，可他们说没问题。当

时，在知识分子要和工农打成一片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只好抱着侥幸的心理，喝了这没煮过的圳水。

 在回家的路上，我的胃疼得要命，急性肠胃炎发作了，我强忍着疼痛，坚持着走回了家。接着，到公社卫生院看病，医生为了给我止疼，给我服用用酒精溶解的颠茄浸膏。没想到的是，服用颠茄浸膏会令眼睛的瞳孔放大，而我却没有这个常识。服药不久后，我开始视觉模糊，神志也有些模糊。那天晚上，我睡在床上，总觉得飘浮不定，不知自己处于何方，我不断用手摸着床边，确信自己躺在床上。当时罗伟平并不在场，可能参加县里工程建设去了。

第二天，我艰难地走到卫生院，找到医生，诉说我的病情，医生告诉我，那是服用颠茄浸膏导致的，马上给我开了解药。但即使服用了解药，瞳孔也不能马上缩小，恢复视力，只是头没那么晕而已。正好这时收到了妈妈的来信，可我怎么也无法看到妈妈写的字。一个星期之后，我终于恢复了视力，能看到妈妈的来信了。为免让妈妈操心，我没有把此事告诉她，直到回广州后，才告诉了妈妈。

在阳山的第一次赶集，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现在想起，还有一点儿那种漂浮不定的感觉。

评工分  许光远

在新圩插队时，我所在的七队对每个劳动力的等级评定采用的是自报公议制。即在评议会上由社员先行自报等级，再由大家做出评议，评议结果即为最后裁定。而最高级别为十分工。对于评工分的事，我一直有着自己的看法，总觉得存在不公平的现象。现写出印象较深的两件事。

我队只有一户富农，没有地主。按当时规定，富农夫妻及其子女均无权参加工分评议会。评议会期间，他们被队里安排劳动去。当会上轮到评他们的工分时，有社员提议８分工，另一社员提议７分工，再有人提议６.５分工，……如此下去，直到没人提出更低工分为止。一般都是5分工左右。也就是说，他们的工分只相当于一个小学五六年级学生。对此事，我心里总觉得不公。因为当时他们已没有剥削行为，与其他社员一样自食其力。特别是他们的子女，从来没有剥削过别人，更没有选择出身的权利。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我只能沉默。

队里一个女青年，十八九岁，个子高大，很能干，工作主动，又乐于助人。插秧时，社员们都是横着排成一排地一起插。她就在我身旁插。由于我是城里长大，没干惯农活，尽管很努力，有时也难免落后。每当我落后时，她都会主动为我多插几行，以让我赶上大伙进度。可我不明白，为什么她的工分总比同龄女青年稍低，评议时却没人出来为她说话。她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老贫农，不太会说话，她母亲据说原是地主婆，解放后才改嫁给她父亲，不知是否与此有关。而她父亲与队长是属叔伯兄弟之类关系，队长可能不便为她说话。为此，一次工分评议会上，我提出为她加分到同龄女青年之最高分，大家同意了，并没有什么阻力。

从此她工作更努力，更要求进步，据说，在我调去江英公社后不久，她入了党。我觉得我做对了。这说明，实行公平的政策，有利于最大限度调动人的积极性，有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生动的一课   许光远

1968年底，我们刚到阳山县新圩公社插队时，正值秋收结束，准备分配之时。可能是受文革极左路线的影响吧，上级提出了我所在的新圩大队实行大队核算的试点。也就是说当年的秋收分配停止已实行多年的、行之有效的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分配制度，代之以大队为核算单位的分配制度。对此，生产队里不少社员颇有微言。因为我大队十八各生产队中，我队（即七队）、六队、八队等是较为富裕的队，担心实行大队核算后，分配水平会被拉低。

可对于我们这些刚从学校里出来的、充满理想主义的知青来说，则是举双手赞成实行大队核算的。因为按当时的教育，大队核算显然离我们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社会更为接近，从而能为更快地步入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可是随后的事实却不断地给我们的热情泼冷水。一次队里收获了一批玉米，并没有如实向大队报产量，而是让社员把少报的部分玉米送生产队猪场供养猪用。也就是瞒产。当时国家就养猪的政策是购六留四。即每卖出一头猪，六成肉按国家收购价卖给国家，而余下四成，归卖猪的农民支配。而大队并没有规定生产队养的猪也要经由大队统一分配。这样，生产队

把越多的玉米送猪场喂猪，队里的社员则能分得越多的猪肉。而少报玉米产量，只会导致从别的队调拨玉米到我队，因为全大队社员是平均分配全大队的玉米产量的。我知道此事后，非常气愤，觉得这明摆着是拆大队核算的墙。如果每个生产队都这么干，大队核算岂有不跨之理？于是我到大队告状去了。可令我不解的是，大队干部并没有因此大发雷霆，可能这是他们预料中的事，毕竟，他们的社会经验比我们丰富多了。

一天， 吃过晏（即午餐）后，队里的通知开工的钟如常敲响了。我与往常一样赶到文

化室等待分工。文化室内社员们七嘴八舌，在谈论着他们的新发现。说几天来，隔邻生产队都是如常敲钟。可敲钟后，却没人出工，都躲在文化室里聊天，待到太阳快下山了，没那么毒辣了，才出工，糊弄两下，就收工了。我们可别那么傻，也得学着点。反正，收成少了，就共产别的队的。就这样，从那以后，每天吃宴后，听到开工的钟声敲响后，社员们都到文化室聊天，直到太阳没那么毒辣了才出工。

不久，我又听到其他队的知青说，他们生产队竟然把大队分给的用于生产的化肥分给队里社员种自留地。理由同样，即使队里农作物收成少了也不怕，可以共产别的队的收成嘛。

就这样，大队核算很快就走上了末路。头一年，因为所分的还是生产队所有制下所得收成，故每工还有8角钱。第二年就降到了6角钱。上级终于宣布终止大队核算，回复生产队核算。

这件事，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给我上了极其生动的一课。在学校里也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方面的知识，但却过分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而忽略了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道理。我国的建设在这方面吃的亏可真不少啊！

作者简介：许光远，1966年广雅中学新五乙班学生。1968年11月赴广东省阳山县新圩公社新圩大队庙角生产队（七队）插队，1970年1月转赴江英公社江英大队田心生产队插队。

1972年9月—1975年8月 在广东师范学院数学系学习。1975年9月—1993年1月先后在广东省韶关地区师范学校、广东省热带海洋气象研究所、中山大学数学系及广东省外经委计算中心工作。1993年3月—2010年12月在香港深业集团、香港华德集团和香港珠江船务企业集团电脑部工作。2011年1月退休。

下乡插队身心苦，

当年情景历在目，

实践才能出真知，

学会道理终生福。

                    阳山恋      陈其晖                                                                我虽然不是阳山知青，但我选择了阳山知青，阳山就成为我梦萦魂绕的地方。为了写我的“阳山恋”，我翻出了我俩厚厚的几本“两地书”。我为当年怀着崇高理想，迎难而上，坚韧勇敢的阳山知青感动，也为我自己当年的选择感动。

之一 ——送别 

同学们常问我，你和卢学光不同班，不同级，是如何认识的呢？我想在此感谢母校当年的“哥哥姐姐班”传统和“哥哥姐姐班 ”里无意间为我们当了红娘的石隋琴姐姐。

当年，她是我们“哥哥姐姐班”的大姐姐，是我走进广雅认识的第一个人。她在校门口将我迎进广雅，带进宿舍，领进教室。虽然她所在的高三丁班做我们班的“哥哥姐姐班”时间并不长，但我和她一直亲如姐妹。我上广雅的头一年，全家都随爸爸迁往野战部队，许多个周末，我都是和石姐姐一起度过的，留下许多温馨记忆。

石姐姐上大学后，我们保持着联系。文革期间，我和同班的几个同学组成长征队，步行串联走到黄山洞时巧遇同样“长征”到达当地的石姐姐，而和她同一个“长征”队的有她的好友卢学光的姐姐卢学明。

因为中央突然宣布停止步行串联，我们没能继续北上，一起回到广州。在卢学明家里，我认识了她的弟弟卢学光。

文革后期，学生们最富有的就是时间了。我觉得卢学光懂得的东西比我多，喜欢和他在一起。我们一起聊天，一起游玩，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地处我们两家中间的烈士陵园。我们交流各自的藏书，我还拿家里的《参考消息》报给他爸爸看。他爸爸后来说，文革期间，我是他家仅有的两位常客之一——另一位是石姐姐。

我们彼此吸引，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我也经常到他那个红卫兵组织住处找他。许多时候都是袁绍海首先发现门外的我，然后对着屋里大声喊道：“卢学光，有人揾！”

在他们那个“山兵”对面的一间教室里，我们一聊就是半天，谈读书心得，谈各自的经历。我像小妹妹一样向他请教各种问题，常常忘记了时间。还记得我们在一起谈《红楼梦》，他告诉我，自己小时候是个爱哭的男孩，虽然在学校一直是学生干部，很受老师喜欢，但骨子里性情懦弱，多愁善感。我也告诉他自己小时候的事情，甚至爸爸妈妈的感情生活，告诉他我小时候种种的苦闷和忧郁。在此之前，我们都没有与任何人有过这样敞开心扉的倾诉。我们都觉得虽然彼此经历环境大不相同，但在心灵深处却有许多相通的地方。

虽然我很喜欢和他在一起，但在心里总设有一道防线，因为他是男同学。

文革结束了，不同的家庭出身决定了我们不同的命运。

但他对于即将到来的知青生涯没有表现出半点彷徨，更没有怨天尤人，反而好像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豪迈。他告诉我，决定和古汉岗一起到粤北山区插队落户。他说，毛主席说，中国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只有到农村去，了解农村，才能了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为国家做出贡献。

为此，他放弃了相对好一点的去向。学校原本分配他到海南建设兵团，他和别人调换了；家里希望他去老家东莞，他嫌那里不够艰苦。

1968年11月10日——我的日记里记下了这一天，但只写下简单的一句话：“今天回广雅送卢学光去阳山。”

在这一天的前一天，他到我家，送给我一个抄满了名人励志语录的小本子。我则送给他这块绣着毛主席手书体的小手绢。这件礼物其实是他要求我送的，他将毛主席的“改造中国与世界”几个字用复写纸临摹到手绢上，让我绣出来作为临别礼物。可见他奔赴阳山时是何等的豪迈，何等的气壮山河！

然而，那一天让我刻骨铭心的是他的一个眼神。

临离开我家时，他突然提出要我送给他一张照片。一向不会说“不”的我脱口而出，回答说：“不行！”接着又补充道：“哪有男同学向女同学要照片的呢？”

此刻，我看到他满脸通红，尴尬极了。眼睛里流露出我从未见到过的眼神：是失望，失落，还是忧郁，痛苦？我讲不清楚。我觉得，人的眼神所表达出的情感比语言丰富得多，清晰得多，带给人的感动也深刻得多。可惜此时我不懂得“爱”，我不明白，为什么他对一张照片的反应竟会如此强烈，但这眼神却清晰地印在了我的心里。以至于6年之后，当我知道了有一种人世间最难得的情感叫做“爱情”的时候，再次读到他的这个小愿望，就毫不犹豫了。当时，通信员收信的时间已过，我放下手头工作，骑上单车，从省军区后勤部机关大院，直奔沙河邮局，给我的阳山郎寄去他多年的期盼。

那天晚上，我又来到他家。

当时，他爸爸妈妈都到干校了，被造反派多次光顾的家里显得凌乱寂寥。昏暗的黄灯泡下，从小带大他，专程赶回来为他收拾行装的老保姆正在帮他缝补旧衣破袜。我在这里感觉到的是凄凉和落寂，与他平日的激情、豪迈形成强烈的对比。

在帮他的书籍装箱时，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滑落下来一张我的证件像，背面写着“初一丁班陈其晖”，一看就知道那是我入初中注册时交给学校的。我记起他曾经提起过，在学校已经砸烂的教导处看见过一张我的照片，看来他是私自收藏起来了。想到白天他的尴尬难过，我假装没看见，又悄悄地放回书中——但这一幕也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记得大院的大门还没打开，我是翻墙出去的。来到广雅时，场面已经很热闹了，我找到卢学光时，他已经坐在卡车上了。我们双目相视，但都没有说话。在这个喧嚣激昂的环境下，我心里却有一丝惆怅难过。

之二——牵挂

     1972年夏天，卢学光作为工农兵学员回广州上学，他放下行李就来到我所在的部队医院找我。那三年，我们有了更多的机会交流沟通。

    然而，让我第一次听到他对我的爱的是他的爸爸。在那个不讲“爱”的年代，我们广雅中学的这位老校长不但对我讲述了他儿子对我的爱，而且说，这爱让他都感动了，使他从反对变为期盼。他说：“如果我这个儿子能够得到你的爱，就实现了人生最美好的愿望，他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这句话让我做出了抉择。我常想，没有这位老教育工作者对儿子、对我的深刻了解，当年我们这对地位环境相差悬殊的有情人是不可能成为眷属的。

    很快，他毕业了，分配回阳山县新圩公社中学。我在电话中听出他情绪不好，找到两张奥地利交响乐团演奏会的门票，放下手头的工作，急急赶到华师大。他说：“我们的事你还是重新考虑吧！” 我说：“我们不是早有回阳山的思想准备吗？”

　　可以想象得到，吃“回头草”的滋味不好受。当时，和他同时插队落户的知青已经全部离开公社。况且现在还有与我的关系问题。我理解他的心情，说什么都是无谓的，我要给予他最需要的支持。

　　第二天，我给部队组织写了“恋爱申请报告”（部队要求每一个干部谈恋爱时都要向组织提交报告，批准后才能建立正式恋爱关系）。还特意约他和我一起到政治处主任家里，递交了这份报告。我想以此表达自己的决心，解除他的后顾之忧。

　　距离送他上山下乡当知青7年后的一个晚上，我又来到他家为他送行。他们家不再似当年般冷落凋零，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济济一堂。可我的心情却比当年沉重得多：当年送别的只不过是一个我关心着的同学；现在送别的却是与我命运相连的伴侣。吃饭前，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像村妇那样呜呜地痛哭起来。但我送给他的赠言很坚强，很豪迈：“……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生，为了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爱，既非环境所能改变；爱，亦非时间所能磨灭。”——与我的爱人共勉。

　　第二天上班，同事们笑我怎么变成“金鱼眼”了？领导也关切地询问“遇上什么伤心事了？”那天正赶上机关干部进行手枪实弹练习。有人建议我不要参加了，说：“你心情不好，眼睛又肿成这样，别把我们当活靶子了。”我觉得自己需要振奋一下精神，还是参加了。举枪时手直打哆嗦，可是我竟然可以哆嗦到手枪的缺口、准星和目标靶心对正的那一瞬间扣动扳机，居然打败了全体男士，得了个第一名。领导把我高度评价了一番。我的士气顿时上来了。回到宿舍后我给他写信说：“现实是严峻的，而我们是幸福的。我们都要坚强，我们都要努力！” 

我非常想到他生活工作的地方去看看。那个他描述得很美的，坐落在虎头山下的学校，他住的小泥屋，他睡的木板床……都时时牵动着我的心。

    在阳山的公社中学，他虽然是当教师，许多时间还是在从事农业劳动。他很得意地告诉我，担柴、扛杉、犁田、插秧、割禾、烧石灰，这些活他干起来都驾轻就熟；烧石灰干到凌晨三四点，第二天照样上课也没觉得累；由于学校没有开设英语课程，他这个英语专业毕业的老师要教数学，居然也能胜任；他说要再努力一下，争取物理、化学都能教；他还说37元的月工资绰绰有余，可以省下10元（当时我的月工资是57元）等等。总之，孤身回到当年插队的农村，他并不沮丧，还有点斗志昂扬的感觉。他说，因为有我，心里全是幸福和甜美，再装不下其他了。 

就在那个冬天，我在一份部队上报的汇报材料中发现了韶关市守备团卫生队用中草药治疗血小板减少的经验。阳山是属韶关地区的，我顿时就对这份材料有了特别的兴趣，提出前去采访，写一篇报道。领导给我一周时间去完成这项任务。

我一到韶关就觉得离他近了，产生了想去探望他的念头。我马不停蹄地四处调查情况，几乎是通宵达旦地赶稿，第三天晚上，在将稿件交给卫生科刘科长审查时，我提出想抽两天时间到阳山去探望男朋友，希望他能为我保密，万一单位找我，请他替我搪塞。刘科长对于我有个在穷乡僻壤当乡村教师的男朋友感到吃惊，他说太不可思议，太感动了，不但答应为我保密，还主动提出审稿后帮我打印装订,以便我从阳山回来取稿当天就可以返回广州。但他同时告诉我，我对韶关地区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了解太少，从韶关到阳山其实比从广州去更不好走。但我决心已定，恨不得立即飞到他的身边，已经收不住脚了。当天深夜一点多钟，刘科长骑单车载我到韶关火车站，送我登上了南去的火车。

     按照刘科长的指点，我在英德下车。当时才凌晨4点，到处黑黢黢的，茫然中，我找了个干部模样的人问路，他说：“正好，我们也要转汽车，你跟着我们走吧，你自己摸黑是找不到道的，天亮再去又可能买不到票了。”我只好跟着他们一行四五人沿铁路线往汽车站走。路上荒荒凉凉的，没有路灯，也没有人家，我跟在几个陌生男人后面，越走越害怕，可是已经没有退路了，心想，豁出去了，听天由命吧！

     总算到汽车站了，那里乌烟瘴气，人头涌涌，这种环境和阵势我还真没见过。那个干部模样的人见我一脸茫然说，：“看来你是挤不上去‘抢’票的了，我们帮你买试试看。”我将票钱交给了他。他很快就消失在众多的人头之中。我想，他不回来就糟了，不但钱没了，今天还可能走不成了。我踮起脚跟急切地盯着那些人头瞧。还好，我盼望的那个终于出现了，他将票和找回的零钱交给我，叮嘱道：“自己多加小心啊！”我庆幸自己又遇到了好人。

长途汽车只能到七拱公社，我下车后还需要转到新圩公社的车。可是一打听，到新墟的车每天只有一班，早已经开走了。我打听清楚路线，拔腿就走。心里想象着他见到我时的兴奋和激动，虽然通宵未眠，却像是脚底生风一样，越走越快，简直就想跑起来。突然，我听到了他和别人说话的声音，还以为是错觉，就在我看清楚的确是他的同时，听到他激动的欢呼声：“啊！你怎么来了！”——他正好骑单车送陈健的妹妹返回驻地（当时陈健的妹妹在中山医学院上学，开门办学来到阳山）。

 擅自离队又几经艰辛，终于见到他了，真是开心不已。我坐在单车后架上，把他搂得紧紧的。我说：“我就这样搂着你，你到哪我就到哪。” 

     现实生活却并不像搂着他那么舒服。他所在的新墟中学校舍是半截干打垒，半截泥砖砌成的平房。他住的小房间阴暗潮湿，基本与太阳无缘，充满了难闻的霉味，以及咸鱼、咸菜味——那是他的学生存放在这里的菜发出的味道。墙角还堆放着一些锄头箩筐之类的劳动工具。“窗户”是在泥砖屋上开了一个洞，再遮上一块农用塑料薄膜。进屋后他撩开那块塑料薄膜，用夹子固定一下，算是开了窗。地面渗着水珠，踩上去脚底打滑。就如曾随他爸爸一起前来探望过他的人对这里的形容：“像延安窑洞”。总之，这里像农舍多于教师宿舍。我突然觉得好难过。

    他用来款待我的馒头不知道是用什么粉做成的，黑得像炭。我塞进嘴里不断咀嚼，就是无法下咽。硬往下吞，食道经不住刺激，眼泪不听话地涌了出来，才吃了半个就已经泪流满面了；晚上在四面透风的公用洗澡间洗澡，冻得我直打哆嗦；半夜被蹿来蹿去的老鼠吵得惊醒了几次……。我这才发现，我们的生活环境差距有多大。

他倒是一副心满意足的模样，兴高采烈地领着我参观他的学校。

在他的引领下，我也领略到了乡村中学的美。学校两面都是山，一条清澈见底的水渠从校舍后流过，可谓山清水秀。校舍虽然是土制泥砖垒砌的，但十分整洁。三个不那么平整的篮球场和远处的稻田相辉映，让人嗅到乡村的勃勃生机和文化气息。

第二天是个周末，我们一起到七拱乘车去阳山县城。从新圩到七拱要经过一条小河，他说叫白沙河。那是一条浅浅的小河，潺潺流水荡漾着微波，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清澈的河水下，白沙和碎石像是在镜中似的反射出点点星光。我说，将来我要是来常住了，我们每天都来这里走走。

他告诉我，就在前几天，他领略了这条河冷酷的一面。公社利用寒冬的农闲时间搞水利大会战，分配给学校210立方的填土任务，那几天正好霜冻，冷极了。师生们从清晨4点半干到晚上8点半，担泥抬石筑围堤，而白沙河是必经之地。这条小河只是在远处的上游有一座小桥，为了节省时间，同时人多，小桥也不堪负荷，他和几位老师脱下鞋袜，带着学生，踏进了冰冷的河水中。挑着上百斤的担子，双脚踩在碎石上，觉得刺骨的痛，很快又冻麻木了……

听到这里，我说，我也趟过去试试。说着，没等他表态，就脱下鞋袜和军大衣，卷起裤腿，他立马迅速行动，一手接过我手中的军大衣，一手牵着我，踏进水中，为我领路。这下我体会到啥叫“冰凉刺骨”了。最难顶的还是冰凉的河水下那些既扎脚又滑溜的沙石，弄得我站立不稳，全靠他有力的双手搀扶才能前行。但没走几步，冻僵的脚就在鹅卵石上打了个滑，一下倒在了他的怀里，我们都开怀大笑起来。

在公共汽车上，望着窗外峰峦起伏的景色，他告诉我，当年在田头劳动时，接到大学入学考试的通知，非常开心。马上回家洗干净泥腿，带上复习的课本，步行赶往县城（当时开往县城的班车已经没有了）。翻山越岭走了近4个小时，边走还边背数学公式和英文单词。我随着他的目光望去，仿佛看到他在山间小路中奔跑的身影。我想，当年我没能陪伴他，今后的路，让我来和他一起走吧！

之三——探家

      1977年，我们结婚了。令我们惊喜的是，这个决定居然是当初强烈反对我们结合的，我的妈妈做出的。

    原先，对于我选择了一位阳山的乡村教师为终生伴侣，妈妈是坚决反对的。为此，她做了可以做的一切努力。妈妈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最珍惜的人，我向她表示，没有她的首肯，我绝不会结婚，但我也不可能爱上除他以外的任何人了。妈妈最终接纳了他。爸爸妈妈亲自将这个未来的阳山女婿接回家，并且说：“你们结婚吧！”——这句话让我们欣喜若狂，也让这位阳山女婿感恩终身！许多年之后，当我也成为母亲的时候，我才更体会到，当年妈妈的这个决定中蕴含了多么厚重的信任，多么无私的爱！在军营中，能做出这种决定的父母并不多。

     我们选择了五月四日青年节—一个充满革命豪情的日子。没有什么婚礼仪式，婆家除了自己家的人外就只请了他们的世交：陈残云和黄宁婴两夫妇到家里来吃了餐便饭。吃饭那天是五月三日，因为那时没有冰箱，他从阳山带回来的猪肉放不得了。

五月四日那一天，我们到沙河街办理了结婚登记。新房是我在部队机关大院的干部宿舍。

当时，我是部里唯一的女干部，我的婚事虽不事张扬，部里也人人皆知了。我花几十元买了些糖果请单位的领导、同事和朋友们吃。部、处领导都来贺喜，他们对他说：“我们的‘军花’嫁给你可不容易，你一定要珍惜啊！”他说：“我一定会的。” 

   没有蜜月。因不能耽误学生太多的功课，结婚三天，他就回阳山了。

   大约十几天后，有人告诉我，后勤部有车到阳山拉猪糠。我立即萌发了去看看他的念头。同志们笑我：“新郎官才走了几天就受不了啦，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啊！”取笑归取笑，大家都支持我搭这个顺风车。于是，我请了两天假，喜气洋洋地坐上解放牌大卡车奔赴阳山，探望我的新郎官！

车上，司机大兵哥好奇地问我：“你上那个穷山沟去干啥？”我说：“探亲。”他俩同时不太相信似的“啊？”了一声。接着又问：“探谁? ” “探爱人，”我回答道。“啊！你家在阳山呀？”——这次“啊”得更大声了。这一声“啊！”提醒了我——爱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阳山已经是我的家了！

来到阳山新圩公社中学已经是夜里了。敲开房门，他喜呆了，高兴得不住地念叨：“你怎么突然来了？”而送我的两位小战士也是一脸的惊奇：“陈干事，怎么你们家比我家还土呀！”——这句话不久后就传遍了我们省军区后勤部大院，为我们的爱情传说增添了一抹新色。

这间泥砖小屋我来过一次，那次也像这两位小战士一样惊异于乡村教师宿舍的简陋。这次“回家”，团聚的喜悦让我觉得蓬荜生辉，而且，我发现，与我第一次来时相比，这里已经改善了许多。

早前，他已经在信中向我详细讲述“装修”过程——点点滴滴都是他的劳动成果：他用自己参与烧出的石灰开灰浆，上山砍茅草做成刷子，将房子粉刷一新；漏水的房顶也在同事的协助下加了瓦片，天花板用报纸重新糊了一次，房顶看上去干净多了；最让我刮目相看的是他居然会干一点木工活，在同事的指导协助下，为墙上的那个洞镶上了窗框，看上去不再是个“洞”，可以算作“窗”了；地板也用石灰混上沙土重新打了一遍，不再是滑溜溜的了。——变化是我看到的，过程则是他在每周两封信中讲述的。

这间7平米的小房间里，处处有我的影子，让我感到这里确实是我温馨的家：不但桌子上摆放着我们的合影，我的小照，墙上还挂着一幅女兵的条幅画——他说在县城看到这幅画马上想到了我，就买了回来挂在家里；虽然天气已经转暖，床头还放着那条我为他织的毛裤，他说，舍不得收起来。

这一夜，我们通宵无眠。

因为第二天解放牌卡车就要来接我了，我们只有一夜，更加珍惜每分每秒，珍惜得不忍睡去。缠绵之后，我在床角倚墙而坐，他躺在我的腿上，我们互相抚摸着，亲昵地聊天，直到挂在窗上的塑料薄膜泛白。

时光荏苒，人生跌宕，不管顺境逆境，不管他让我喜欢还是让我恼，这一夜总会不经意地就出现在我脑海中。而他则更是将其作为入睡前最美妙的催眠曲，在我耳边一遍遍重复。

——阳山的不眠之夜是我们珍藏心底，享用终身的宝贵财富。

作者简介：

    陈其晖  1966年广东广雅中学初二丁班学生；1968年分配到广州市第89中学就读，1969年7月高中毕业；1969年12月参军，广州市第197医院战士；1972年调广东省军区后勤部工作；1991年8月定居香港，同年9月到深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作；2007年退休。

中学时代喜相识，

插队下乡分处施，

终于喜结良缘后，

珍爱阳山甜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