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阳山知青的“山书”面世啦！

为知青写真   黄启枝

很想为可爱的阳山知青来个写真，就试试吧。1971年春节过后，我们从平原的新圩公社调往处于山区的江英公社。 我和如芸、声煜、老饶、穗立5人分在寨狗塝生产队，老饶是我们家的大哥，也是家长。在外他是出了名的壮劳力，是我们队的副队长，是知青积极分子。他经常要和队长杨灶一起商量队里的事情，队里任何的重活苦活他都干过。别看他平时不苟言笑，但内心挺善良的。有一回，队里安排在村外种树，我们都去了，活干到一半，天就下起雨来。那时候，每个知青干活都是很不惜身的，农民一遇到下雨，就把整个身子裹进蓑衣里，只有我们才不顾一切，任由大雨把身体淋得湿透。放工了，回到自己家的厨房，声煜已蹲在灶前边，一边烧热稀饭，一边烤着弄湿了的衣服，本来也无可非议，但老饶一回到家，看到我和如芸站在一边，忽然一个箭步走过去，把声煜揪了起来，还说：“快起来，给女同学先烤！”上山打柴，我们都会走在路窄坡陡的悬崖边，这时我就会战战兢兢，老饶每次都走在我的后面，不停地提醒我“慢慢走，前面小心！”他真是一个好人。

穗立干活很卖力，与乡里的老老少少都十分要好，也许他还是我们几个人中对寨狗塝感情最深的一个，当他要送女儿到国外留学前，还专门带领女儿来这里探望那些依然穷困的父老乡亲。他还是我的救命恩人，那年，一起到江英茶场救山火，我不小心掉进坑里，是穗立和光远，一个推，一个拉，把我救了上来。

如芸是到江英的那两年里，对我帮助最大，也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个知青，在我的文章,《姊妹情》里，我专门写了这段情谊。

李明是我十分佩服的一个知青，她人很内向，但就十分坚强。她是阳山知青中最后离开的一个，纯粹是因为家庭问题拖累，否则，按她的表现，应该第一批就去上大学。我真是很难想象，她当时一个人，瘦瘦小小的，在那样的环境中生活，心里彷徨吗？那些年，她是怎么过的？要换了是我，我肯定不会那样冷静。

萍儿的文学味儿很浓，她带往新圩的书，把第一天来接我们下队的民兵的扁担都压断了。每天晚上，煤油灯下，萍儿不是写日记就是看书，再不就是在一大本的相簿里，给每张照片题词，她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真是牵肠挂肚呀”(指思念家人)。我觉得这四个字真是很准确地表达了我们当时的思念之情。

以上写的都是发生在当年的一些琐碎的事，但就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往事，鼓励我前行。我经常对女儿说，不要害怕痛苦的经历，任何的经历，对于我们，都是一生受用的精神财富。

青春历史作勾沉，

要为知青来写真，

生动活泼当年事，

历历在目存毕生。

姊妹情    黄启枝

1971年春节后，我们从阳山县相对比较富裕的新圩公社，调往阳山北部，地处英德、阳山交界地带，据说是阶级斗争十分复杂的，贫困的江英公社。这次调迁是阳山县党委的决定，而当年的我们也的确怀着满腔热情，要用自己的青春去改造穷困的山区。

到江英后，因为地区的复杂性，凡是分去边远一点的生产队的，都要求男女同学同户，以便互相照顾。于是，我和如芸、穗立、声煜、老饶就分在了同一个生产队，即江英公社向阳大队寨狗塝生产队，听说那个生产队所在地，是解放前土匪头目集中的大本营。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北风呼啸，村外的野地里结了厚厚一层冰。当地的农民看见我和如芸，每人只有一床硬硬的棉被，几个大婶便快手快脚地给我俩赶编了两床厚厚的稻草垫子。到了晚上，北风吹得更紧，昏暗的油灯下，我俩坐在一张旧木桌的两边，各自看着自己喜爱的书。如芸大多是读哲学、经济学方面的，而我就爱看文学方面的著作。在那些艰辛的日子里，我们从书中寻找精神支柱。夜阑人静，远处传来夜归人的脚步声，从远到近，又从近慢慢地飘远。稍有动静，村里的狗又咬起来了，往往是起初汪汪的两声，之后就引来一大片的回应。夜深了，天越来越冷，空气也冻得像凝固了似的，牙齿冻得格格直响，“你冷吗？”我看着聚精会神地读著书的如芸问。“今晚真冷呀，这么冷，咱们能睡得着吗？”如芸作出了回应。还是她聪明，说：“干脆我们把两床稻草垫垒在一起，再加上一床棉被，然后我俩一齐盖一床棉被，互相取暖，好不好？”我欣然同意，“还是你想得周到。”这时，一个问题又出现了，究竟拿谁的被子作垫呢？因为谁都知道，被子让两人压过之后就更不暖了。“用我的吧。”“不，用我的。”我俩争执了好一会儿，最后还是如芸争贏了，因为如果从年级来划分的话，她始终是姐姐。两人睡在一起，虽然也还是冷，但也比各自睡暖和一些。晚上我还做了一个梦，似乎又回到了我的幼年，也是那么寒冷的一个冬夜，我把小脚伸进了妈妈暖暖的手心里，冻得通红的小脚慢慢地暖和起来。拂晓时分，隔壁农舍的公鸡喔喔地叫着，啼声把我从梦中拉回到现实，这时，我才发现，冰冷的泪珠已经打湿了枕巾的一角。

开春后不久，村里来了工作组，他们几人就驻扎在生产队里，和农民三同。来寨狗塝的工作组是从韶关派来的，毕竟都是城里人，与知青们共同的话题也就多一些。其中有一位姓梁的女同志，年纪约四十几吧，大家都叫她梁同志。她每天都和我们一起开工，争着干重活，到了晚上，就挨家挨户地去访贫问苦，也问及队里地富的情况，边问边做笔记。我总感到她对我和如芸特别的好，那眼神里总流露出一种慈母般的疼爱。一天夜里，她轻轻地敲开我们泥砖屋那扇破旧的房门，直至那晚，我们才知道这位“梁大姐”的故事。原来，她的女儿也是知青，和我们一样，1968年底到连南山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她没我们这么幸运，她是一个人下一个生产队。下乡的第二年，春节刚过，她就急急地要回队里去，梁同志说她是一个很听话的女孩子。就在回村后不久的某一天，她上山砍柴，由于迷了路(她是个大近视)，天黑了还在山里。这时，一个男人好心地说为她带路，结果半路上把她污辱了。那女孩在第二天的清晨，回到队里，就自杀了。我望着梁同志，她强忍着泪水的神情，令我想起了我的妈妈，想起了冬夜的寒冷，心里隐隐作痛，忽然间，我觉得十分理解眼前这位坚强的母亲的心情。她慈爱地抚摸着我们被北风吹裂的双手，缓缓地说：“我的女儿，年纪跟你们一般大，所以，一到队里，看见你们，就感到像见到自己的女儿一样亲切。你们知道吧，我真是很疼爱你们呢。”夜深了，梁同志离开了我们，消失在茫茫的夜雾中。临别前，她嘱咐我们，晚上一定要关好房门，还要在门缝的位置插上把柴刀，因为我们的那道门也实在太松垮了，只要在外面，用手指往门缝里轻轻一挑，拨两下，准可以把门弄开的。

1972年春节后，学光和绍海到队里探望我们，之后，我和绍海通信也有一段时间了。一天黄昏，我和如芸一起在自留地里除草，春夏之交，白昼渐长，离天黑还早着呢，农作也不必太赶了。休息时，我俩并排坐在田埂上，凉风徐徐，拨弄着我们的发丝，抚摸着我们的脸。太阳快要下山，落日像一颗鲜红的蛋黄，挂在两山之间。几只小麻雀还在荒地里觅食，它们跳跃着，追逐着，偶尔发出一两声啾啾的叫声，更突显四周的宁静。我望着远处村边的小路，若有所思。每隔几天，山区邮递员就会骑着那辆破旧得哐噹哐噹响的自行车，到村里送信，今天也差不多是派信的日子了。如芸看见我出神地望着村外，亲昵地扶着我的肩膀，微笑着问我：“你希望找个职业军人吗？”“啊？我……”我不知如何回答她的问题。因为那时，我和绍海真不是那么熟悉，只知道他是个铁路工人的子弟，再就是听说他是部队里的特等射手，还听说他在一次比武中，一拳打碎了一块砖头。就这么多了。我想了好一会儿，然后神秘地笑笑，说：“他力气这么大，以后打起架来，我岂不是准输给他？”如芸一听，咯咯咯地笑起来，笑了好久，几乎喘不过气来，笑声停止后，她的脸上又浮现出大姐般和蔼和理智的神情，“你真是个大傻瓜，那是对敌人，对自己的亲人又怎么会呢？”

1972年中，我和如芸决定调往离公社很远的企山生产队，离开曾经一同愉快生活过的三个广雅男生。对我俩的忽然离去，老饶他们深深不解。当年的好强、幼稚和执拗是我们决然离开寨狗塝的原因。老饶曾询问过我，我不忍心伤得他太深，因为毕竟在近一年的相处中，他也曾给予我关心和爱护，所以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令我至今依然感到难过和遗憾的是，老饶38岁那年，因患重病与世长辞，我仍然没有给他一个解释，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始终还是一个谜。他哪里会想到，我俩的调队竟会是因为他的一篇讲用稿？那时老饶参加了一次讲用会，他在讲述参加农村阶级斗争的经历时说：“……我之所以能够安心地参加这些斗争，全赖我们有好后勤，她们就是我们集体户里的两个女同学。”老饶以为这样讲是为我和如芸记了一功，但我俩并不领情。听了他的讲用，我俩火了，“就他懂得参加阶级斗争？我们来江英就只配做后勤？咱们走，要求调到更边远更复杂的生产队，让他自己去搞什么后勤吧。”我俩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并立即付诸行动，结果大队党支部也答应了我俩的要求。

到了企山，一切从头开始。虽然队里给了一些用作熬稀饭煮番薯的柴草，但却很不够。我和如芸商量好，天亮后，就上山打柴去。天蒙蒙亮，我俩早饭也顾不得煮就出发了。我们仗着自己年轻，饿一会儿不算什么，等打完了柴再慢慢张罗早饭吧。清晨，静谧的山林，空气特别的新鲜，到处散发着泥草的香味，深深地吸一口，人也精神起来。林里不时传出唧唧喳喳的鸟鸣，悦耳动听。在山坡上往下一瞅，远处依山建成的小农舍，屋顶上正飘着缕缕炊烟，这是一个非常晴朗的早晨。我们找到一处茂密的林子，就砍伐起来。饥肠碌碌，不久我就没劲儿了。忽然间，我怀念起寨狗塝的日子，那时有老饶，有穗立，他们有的是力气，这些重体力活，他俩总抢着干。即便一齐上山打柴，挑着柴草回程时，走在一边靠山，一边则是深沟的羊肠小道上，老饶也总跟在我的后面，不停地提醒：“小心，小心。”这下可好了，什么都得自力更生了，心里竟有点点的后悔。如芸可没我那样的心思，她熟练地挥舞着柴刀，认真地把打好的柴枝堆好，看见我打得比她慢，又走过来帮忙。那天的成绩还算不错，很快就可以下山了。“我去那边找些长一点的茅草打草绳，你先歇一会儿吧。”如芸对我说。我俩相处时，我总会成为照顾的对象。这时，留下我一个人在整理柴草，当我低下头去，眼前一黑，突然间感到天旋地转，站也站不稳，也许是饿了吧，我只好慢慢地坐到地上，倚靠在柴堆旁。如芸拿着草绳回来了，看着我苍白的脸，微紫的嘴唇，豆大的冷汗从额头上滚下来，她吓坏了，急切地问我：“你是饿了吧？你一定是低血糖，我扶你下山去，马上给你煮东西吃。”“不要紧的，我一会儿就会好，再坐一会儿，咱们一起把柴挑下山去。”我望着那好不容易打下的柴草，心里很是舍不得，如芸像看透了我的心思，她说：“你呀你，身体这样了，还舍不得这点柴草？不要紧，我陪你下山后，我再回来挑。”听着那么体贴的话，一股暖流淌进我的心里。

秋收后，我到江英茶场参加公社举办的干部学习班，一去就要好几天的住在那里。凡是那一类的学习班，都是闷极了的，倒不如在生产队里劳动来得痛快。山区的天，说冷就冷，一夜秋雨就似乎预示着冬天即将来临。我一方面确实需要回队里拿寒衣，而另一方面也想回去看看如芸，说说几天里发生的事情，也趁机解解闷。但那时的学习班是不让请假的，只好下午的学习结束后才赶回村里去。从茶场回村，有一段颇长的路程，秋分过后，白昼很短，才走了一小半路，天就开始暗下来，很快地，就黑得不见人影。路上行人极少，偶尔遇见的一两个也行色匆匆。这时我倒不怕鬼(因为我不信有鬼)，而是怕人，怕坏人。尤其想起梁同志的女儿的遭遇，就更是寒心。我打开电筒，像村民们教我的，拿手电的手要离身体远一点，那样即使有情况，也不容易马上受到伤害。道路两旁的山峰，黑压压的一片，像怒海中的恶浪，汹涌澎湃地往身上盖，令人有一种窒息的感觉。越走就越害怕，越害怕就什么以前遇过的可怕事都一股脑儿浮现在眼前。这时脑海里又出现了一条黑黄相间的可以横跨公路的大蟒蛇，那是在新圩连陂时，和萍儿一起去公社看电影，回来途中遇见了一条这样的蛇，当时两人都吓呆了。心里害怕，脚步也越走越快，忽然，电筒微弱的光线照见一团黑乎乎的东西窜过来，越过我的鞋面，吱的一声钻到山边的土堆里去。“老鼠”，我第一反应就是这只曾令我有心理阴影的小动物。也是在连陂的时候，和萍儿、李明一个集体户，一次挑水回厨房，看到地上掉了一根“桶绳”，于是就弯腰去拣，结果那“桶绳”忽然窜动起来，唉呀，原来是老鼠的尾巴，差点没把我给吓死。惊魂未定，又听到黑暗的草丛里沙沙地响。我安慰自己，别怕别怕，也许是小野兔罢了。古人说：“夜过坟场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可惜我连口哨也不会吹。时间像过了一个世纪，我终于看到企山村里微弱的灯光。当我经过村口的祠堂，里面传出“哭葬”的低吟声，这里的乡村习惯，女儿出嫁有曲子唱，叫“哭嫁”；而死了人也有曲子唱，叫“哭葬”。这时我还闻到阵阵的香烛气味，一种阴森森的感觉令人不寒而栗。我快步推开自家的房门，跑进屋去，这下倒把如芸吓了一跳。“你怎么一个人回来？有人陪你吗？你真够大胆的。”如芸这般的夸奖我，“别说了，刚才我差点就给吓死了，你知道我是最怕黑的。祠堂里是怎么回事？我刚才走过……”如芸没等我把话说完，就说：“没什么，是村里一个老婆婆去世了，遗体停放两天，搞完仪式就下葬。”如芸像说着一件很平常的事。“你一个人在家，不害怕吗？祠堂离我们这儿挺近呢。”“不怕，我从小就不怕这些，以前和余颖华在四队，那停尸的祠堂就在我们睡房的旁边，打开窗就能看见，我们也没害怕呀。”如芸倒安慰起我来了。

那个年头，农村里的各种运动甚至比城市还多，没完没了的，一个接一个，这会儿又来了一场运动，我和大队的干部分片包干，宣传阳山县委“种矮种，夺高产；种高粱，战饥荒”的指示。当时的策略是，无论什么样的自然条件，都要种矮种(一种据说是高产的水稻品种)，都要种高粱(据说比玉米、番薯高产易种)，不许种玉米，也不许种番薯，更不许种高种。可是当我来到边远的生产队里，所遇到的情形却令我大吃一惊。老农民们举了很多的例子，说明在他们那个稻田像沼泽地的村子是没法种矮种的，因为人站在田里，很多地方泥浆已齐腰深，就连高种的稻穗都是刚刚伸出水面，若是矮种就全给泥浆淹没了。又说，村里的人都是靠番薯叶来喂猪，高粱的叶子不能喂猪，那么猪的粮食如何解决？一个老农民对我说，如果真要这样做，他就只好等着饿死，他说，到时候自己会蠕到粪箕上，让家人把他埋掉。更离奇的是，在那种路线下，为了证明喂猪是不需要什么番薯藤玉米糠的，向阳大队的路口竟建有一个现代科学养猪的试验场。那里养的猪不用饲料，而是用每天路过进去解决的行人的粪便来喂养，然后猪粪就用来做稻田的肥料，还说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结果场里的猪一只只瘦得皮包骨，像山里的流浪野狗。

机会终于来了，阳山县委书记张部长要接见知青，我满心欢喜，以为总算可以为农民反映反映了。但是我太幼稚了，张部长听完了我的汇报，说：“小黄，你要好好检讨一下你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你想想，这几年各级党组织是怎样培养你的？你就不能和他们站在一条阵线？唱什么反调！”张部长严厉的目光令我连稍稍辩解的勇气也全部消失。从县委大院出来，我心里觉得十分委屈。这些年来，无论多苦多累，我都没想过要哭，可我就是受不了委屈，这时我真想找个地方痛痛快快地哭它一场。所以我竟愿意和其他的知青一起，花一个下午的时间，花三场电影的价钱，看同一出样板戏《红灯记》。因为在黑麻麻的影院里，哪怕流多少眼泪也没人看得见。回江英的路上，知青们兴高采烈地对刚才的电影大声地评论，我却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连张部长都这样批评我，他们还会支持我吗？我这样想。我不是担心自己的“仕途”，而是始终难忘那个干瘪的老农民那双可怜巴巴的眼睛。和其他知青分手后，我和如芸踏着暮色，走在回企山的路上。如芸终于打破了难熬的寂寞，“别人怎么说不要管他，反正我是支持你的。”她坚定地对我说，此时此刻，我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这短短的两句话给予我的惊喜和感动，就像一个无依的孩子忽然找回了亲人。

   自从佩带着红领章红帽徽，负责来招工的五六二八厂的何参谋，在江英公社出现的那一刻起，我的心已飞到相隔几重山的那个军工厂。五六二八厂属于五机部，专门生产军用的精密光学仪器。在众多的机遇中我选择了去当一名军工，多少是出于一种神圣的使命感。1972年11月的一个上午，五机部国营五六二八厂一辆崭新的大型军用卡车，来到江英公社所在地，接载往该厂当军工的我们。上午10点出发，而企山往公社所在地则有将近一小时的路程。在下乡整4年，即将结束知青生涯的日子里，如芸却因患肝病，还在广州治疗。队里的干部、老贫农骨干以及一群平时总爱在我们晚饭时来到我们的饭桌旁，叽叽喳喳，谈天说地的可爱的女仔，已在前一晚到来告别，这时他们都已开工去。萍儿一早特地从田心生产队赶来企山帮助我搬运行李。我们居住的小土屋里，只剩下我和萍儿做最后的收拾。看着这间虽然只住了仅半年的房子，我的心里却百感交集，一切都那么熟悉，那么温馨，以至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一边拭着眼泪，一边打扫着房间。这两年里，如芸给我的帮助是那么多，而我给予她的是那么少，在这离别的前夕，很应该为她做一点点事，例如多上两趟山，把旁边柴房的柴草打满；又例如，把我睡过的床铺拆了，让房子宽敞一些；又例如，留下一封深情的信，给正在患病而尚留农村的挚友，一点小小的鼓励。然而都没有。随着卡嚓一声门锁扣上的声音，就为这段一生中最难忘的历史划上了句号。倒是当如芸养病回村后，千方百计地给我捎来了数封绍海寄往江英给我的信。因为我一到军工厂就投入了紧张的军训，之后又日以继夜滚打在基建工地里，以至一段短时期内停止了与外界的所有通信。如芸在信里写道：“如果你对他还保持着那份感觉，请不要放弃。……最后，衷心地祝你幸福！”这段曾令我深深感动的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在文章的最后，我只想说，如芸，我感谢你。

作者简介：黄启枝，1966年广东广雅中学新四丁班学生。1968年11月赴广东省阳山县新圩公社连陂大队第八生产队插队。1971年1月转赴阳山县江英公社向阳大队寨狗塝生产队插队，后转赴向阳大队企山生产队插队。1972年11月 招工进国营5628厂工作。1979年1月 进入广州南洋电器厂工作。1989年1月 赴港定居。2005年10月退休。

从打下乡到招工，

姐姐如芸陪伴中，

事事支持处处帮，

真心感谢一生同。

岁月印记

徐婉玲

1968年的秋天，广东广雅中学的28位同学，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这些天真、活泼，还带几分锐志的知识青年踏上了上山下乡之路，立志到最艰苦的地方——阳山县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据当时学校工宣队说法，在全省的知青上山下乡的地域中，阳山正是最艰苦的地方，传说中“天下之穷处也”。从那时起我们就烙上了知青的印记。

在这些同学中，我和尹泉香最熟悉。就在大卡车上整整的一天，我们28位大小同学很快就成了阳山知青大家庭里的成员。崎岖山路行车一整天，好不容易在傍晚到达阳山县城。为了照顾城里来的知青，县委把我们安排在条件较好的新圩公社新圩大队和连陂大队。在分组到大队和落户的会议上，我惊讶地听到我被安排参与大队队委工作，协助妇女主任黄勉搞好大队妇女工作。这一工作安排，我当时是毫无思想准备的，我想，怎么就把我安排当大队干部了呢？“重任”在肩，只有一个念头，服从安排，做好工作，回报信任。

在大队部的工作使我的思想道德品质得到很大的提高。大队支部书记潘石安身上，有一种贫下中农憨厚、忠诚、实干，不怕困难的高尚品德，每当遇到工作上的难题时，他总是沉着应对，从不畏惧，从中找出积极因素，有条不紊，乘势而上。妇女主任黄勉大姐，勤劳俭朴，平易近人，是农村妇女工作的一把好手，平时是妇女们的知心朋友，遇事解决问题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当今说法就是，平日建和谐，遇事动真情。说到大队民兵营长张楼，性格开朗，为人正直，为练出一支优秀民兵队伍，勇于吃苦耐劳。大队会计黄河，是知青的好朋友，他主管整个大队的经济往来，结算工作，他的每次工作汇报和计划都显示出严谨态度，支部书记对他的工作汇报，每次都表示满意，知青不论是工作和生活上遇到什么困难他也总是第一个出手相助。大队出纳胡玲，为人老实肯干，是一位信得过，可放心的好管家。大队委中还有一个张天有，他言语不多，但往往一语中的，我们知青都很佩服。为了加强大队干部的年轻化，部队退伍军人杨天雨加入到大队委工作，这位年青人干事干脆利索，军人作风，虽然性子有点急，但做事敢担当。新圩大队领导班子有很强的领导能力，作风民主，办事从不得过且过。我在这个班子里得到了大家的爱护和帮助，也从中受到了难忘的教育，使我的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得到磨练。在工作劳动中我认真学习，踏实工作，为多增加集体收入，多出点子，多想办法，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得到当地群众的充分肯定。

我和尹泉香落户在新圩大队11生产队（下坪），我俩是好姐妹，好知己，友情至今不能忘怀。当我大队工作较忙时，往往是她忙前忙后把家里的内内外外和自留地工作做好。她对生产队的每家每户都了解得很仔细，通过我俩的交流，能把生产队中一些不良倾向及时反映到大队部，起到指导大队部分工作的效果。在回广州探亲时，我俩都会相互探望两家的父母，尽尽孝心。后来，当我得知尹泉香和大部分知青将要调离新圩大队到江英公社去时，真是难舍难分。记得大队支部书记潘石安当时对我说：“我们有什么地方对知青不好的，可以提出来，让我们改啊，为什么要离开新圩呢？我好不容易才把你和翟广两人留下来，绝对不放走。”此时此刻，我在流泪，为赞扬而感动，为农友们的调离而不舍，复杂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记得在春耕、夏收夏种和秋收的大忙季节里，新圩大队的《农忙战报》，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用支部书记的话说是，农忙就像打仗，田头就是战场，战报就是冲锋号，冲锋号吹响，胜利就在望。为了出好每期《农忙战报》，笔手吴幼坚在微弱的煤油灯光下，埋头苦干，加班加点。为了把大队的农忙有线广播搞得有声有色，及时快捷，我每天跑田头，自己组稿，回到播音室上演起脱口秀。一天下来真够累的，但内心感觉挺充实的。

在知青印记中，还有几件难忘之事。有一次我接到一个在全县万人大会发言的任务，真的吓了一跳，这么大的场面不会是开玩笑吧？大队任务下达后不可更改，我只能积极地做好准备，届时在阳山县城广场发言。这一次的大会发言真把我的胆子练大了。会后大队书记说，这样不是很好吗？我真的无语，但内心在想，胆子真的是要练出来的。还有一次，知青朋友们都很客气，把我推荐回母校广雅中学给在校同学们作报告，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体会。说来也巧，在听发言的同学当中就有我自家的小弟，而当时留校的一位同学恰好是我弟那个班的辅导员，还问了一句是亲姐弟吗？回家时我对小弟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对自己意志的一种磨练，阳山很穷，日子过得很艰苦，锻炼是必要的。我弟回应说，同学们都说阳山知青好样的，但要轮到自己就要深思了。我想，复课后就读的中学生的想法是否实际了许多？当下的某些社会现象，是否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当今的青年缺少一点艰辛的磨炼？

知青的印记教会我如何面对现实，在艰难和困境中如何锐意进取，在做人和做事的哲理中，只有学好做人，才能办好事。

值得高兴的是，1972年我通过考试被录取到华南师范大学化学系就读。接到入学通知书后，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新圩大队和11生产队的乡亲们，重新踏上了求学之路。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间，三年的大学生活很快就结束了。毕业分配之时，在第一个分配方案中，凡广州下乡的知青都留在广州学校分配工作。可没过几天第二个分配方案匆匆而至，全校毕业生“社来社去”，也就是说哪里来的考生回哪里去。我和阳山又一次结缘，被分配回阳山县工作。当时正值阳山县搞氮肥大会战，我被分配到氮肥厂。说句老实话，化肥厂工作真的挺艰苦的，由于是大会战后刚刚投产不久，机械设备新，年青工人多，化工生产还没有转入正常化，生产事故和故障停产时常发生。当时我被安排在4位女同事一室的集体宿舍里，一张床，一个小箱子，蚊帐上都盖上一张透明胶纸，往往没几天透明胶纸上就一层厚厚的黑灰。为了能够较快接上化工生产调度岗位的工作，除了三班倒跟班生产外，我还要利用业余时间，坐在床边学习细读氮肥生产的每个车间生产流程，事故处理，调配平衡知识和技能。上天不负有心人，靠自己的努力和厂里技术员和调度员的共同扶持，我用超短的时间，掌握了调度员技能。在化工厂我被工人阶级敢于战斗，不怕牺牲，以厂为家，乐于奉献的精神所感动。记得化肥生产的总指挥是当时县里唯一的八级技工（顶级）蒋主任，每次抢修都是他带领大家冲在生产第一线，有时一个难关就得花上20多个小时才能解决。他们就是这样以顽强的意志、无私的奉献去克服一个又一个的生产技术难关，夺取化肥会战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而当时大家的工资每月也只有几十块钱而已。

化肥生产一条龙，每个车间，每个岗位的每位操作工的操作环环相扣，差一不可，误一不得。记得一次，由于造气车间供气不足，造成合成车间面临停机状态。作为调度员的我，箭步从合成车间往造气车间飞跑。登上造气车间炉台边，发现工人们满头大汗，不断翻动炉内煤块，可炉温老是升不起来，气就生不成。在与工人们找原因过程中，大家异口同声肯定是煤的质量问题。说时迟那时快，作为当班调度员的我立即指令，对煤的质量进行化验，结果很快证实新换的一个煤种存在问题。我马上转换原煤，并指令合成车间调整合成流量。使生产转为正常，避免了一次全厂停产的事故。

正值化肥生产如火如荼，县委提出了扩大再生产的指示。当时厂里招来了不少的新工人，为了更好地帮助新工人学习化工知识，厂里组建了“七二一”工人大学。我很荣幸地当上了“七二一”工人大学的教员，人人见我都叫我徐老师。从那以后，我天天给新工人上课，讲的是氮肥生产流程、原理、岗位责任等。在阳山氮肥厂工作期间，我念念不忘在阳山中学执教的好校友、知青朋友——可爱又可亲的胡萝卜。凡休息的周末我们都聚会，真够放松，我俩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二三十岁的两个大女孩同床共枕，一聊就到三更半夜，话匣子总关不上，往往也不知是谁先入睡，只剩下一个人自言自语。长长久久的友情和快乐难以忘怀。

当过农民，也当过工人，烙上知青印记再加工人印记，在化肥厂的大家庭里，又接受了工人阶段的再教育。1979年我即将调离氮肥厂时，连续一星期各家各户工友们邀我聚餐相送。厂里还派专人和专车把我送回广州，此时此刻不舍的热泪强忍在眼眶中。阳山啊阳山，我们的青春奉献在你的田野上、工厂里，蹉跎岁月中的十年阳山路，给我的人生旅途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作者简介：徐婉玲，1966年广雅高二甲班学生。1968年在新圩公社新圩大队插队，参与大队领导班子工作。1972年离开阳山，就读华南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分配回阳山氮肥厂工作，任技术员.及"七.二一"工人大学教员。1979年起先后任惠州市惠阳县氮肥厂技术员、惠阳县教育局电教仪器站站长及任惠州市工商联副秘书长秘书长等职。退休后定居惠州市。

广州知青到阳山，

当地村民教育全，

上学重新回县里，

又当工人作奉献。

往事只能回味 

                                            李志远

回城多年，回忆过去，许多往事，历历在目。

1968年11月10日上午，在广雅中学的大门口，没有欢送的人群，只有几位老人送行。我们28位同学分坐两辆大卡车，向从来没听说过的粤北山区阳山县出发。

我是抱着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干革命的思想，由学校军训团和工宣队分配到阳山的。

那天天气有点冷，沿路有人一路高歌，有人一声不响，直到清远县城。那时还没有北江大桥,要等汽车轮渡才能过江。我们站在江边欣赏风景，只见北江的水清澈见底，能见度足有两米。远处大山像一堵墙挡在前面，觉得有点神秘。过渡后要绕道到英德的西牛镇，西牛渡口也很漂亮，有点像凤凰古镇的河岸。再过浛洸，大湾，江英，青莲等，直到天黑了才到达阳山县城。只见街上有霓虹灯在闪烁，车上有人欢呼好靓，有点像北京路。阳山县城只有一条街，看上去还是有点繁华。当夜在县城住宿。第二天，再从县城坐车到达新圩公社。在公社学习几天后再下到生产队。在11月15日我们就成为新圩大队第九生产队的社员。

我和杨小杨同在一个队，这个队的旧名叫寨脚生产队，我们曾登上过生产队的后岗山，发现山上真的有用石头砌的寨子，可惜已没了房顶。我们猜可能是先人为躲避土匪强盗而建的避难所吧。队长是郑益，会计是刘钦，有140多人，十几头牛，男劳力还是充足的。我们开始主要是跟女社员干活。

由于生产队较穷，我们两个只能住一个小房间，小得刚好放一张床和一张桌子，我俩只能同睡一张床了。好在头半年我们还在三同户家里搭食，不用在屋里生火。那年冬天很冷，我们的床下面是用稻草做垫褥，还是比较暖和的。也可能是我们刚到粤北生活有点不习惯，睡了一个晚上，小杨身上全是疙瘩，可能是让跳蚤咬的，而我睡在旁边却一个包都没有，现想起来还觉得不可思议。后来生产队腾空了一间较大的房子给我们住，我们才分开两张床睡，也有了小炉子煮饭，这是后话。

开始的半年我们是在农民家里搭食，我的三同户名字是刘鹏，夫人叫朱石英。刚开始有点不习惯，第一餐吃饭的时候，我看着一大盘稀饭，那粥面可以当镜子用，我用勺子装稀饭，可是捞起来的都是很稀的粥水，稀饭实在太稀了。后来还是刘鹏大哥教我盛稀饭的方法：先用勺子把稀饭搅动几圈，等沉在下面的米粒浮起来后，再用勺子迎着水流的方向兜才能装到理想的稀饭，否则就只能吃粥水了。真是吃饭都要重新学习。那时候农民的口粮是不充足的，稻米较少，主粮是玉米和红薯，记得那时有句话番薯麦羹半年粮）。每7天吃一餐饭，名叫“圩日夜”。（那时阳山县是7天一次圩日集市）

有一天，队里要把生产队的次谷拿到七拱去卖。邀我们也一起去逛逛墟市。当时分配我们两人合挑40斤去（40斤次谷只有大半箩筐），分开两个箩筐装，我想应该没问题，就去了，谁知担子越来越重，我们两人还要轮着挑，肩膀都挑痛了，最后总算坚持到了目的地。看到同行的社员挑起一百斤的担子，行走如飞，我俩自叹不如。几年后，我们也能轻松挑起一百多斤行走如飞了。那时候大队对我们知青还挺重视的，有时大队召开生产队长会议也邀请全体知青参加。每次会议后都会进行会餐，名曰：“打斗四”（译），就是吃大锅饭，菜式多是红烧豆腐（当年新圩的油豆腐很有名）吃饭时大家围着大盘菜，夹菜时要有一个人发声“来”，众人听口令才开始动筷，每一声口令只能夹一块，让我领教了什么是“绝对平均主义”的“农民意识”。大家吃饭都很高兴。

那年的冬天很冷。有一天，公社组织我们学习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我们应要求写倡议书，要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好像在报纸上发表了。

由于写了倡议书，我们就不能回家过春节了。后来我就叫家里打电报到新圩谎称母亲有病要我归家， 这样就可以写证明回广州探亲了（谎话好说，后来我父母到新圩探我们时差点闹出笑话，好像由父亲补了锅）。

为了实现自己的诺言，我们决定在年初一就赶回阳山过春节。 年初一大早我和小杨从越秀南汽车站出发，中午赶到阳山，当天回新圩的车票已卖完，没办法走了。但为了我们的承诺，就决定走回新圩。那是一条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的山路，当年我们都很年轻，认准前进的方向就出发了。天空乌云密布，下着小雨，地上有点泥泞，我俩冒着细腻的细雨，没有打雨伞，拿着行李，向着新圩方向走去。那是一条还没修好的公路，走到山顶就没有了，只有一条山间小路，沿路一个人都没有。走到山顶的垭口，在路旁一家人那里买了一条柴棍做扁担，把我们的行李担起来，总算走快了。走到半路肚子饿了，没办法，只好把我们从广州带回来准备送给农民的春节礼物油角先慰劳自己了。走到天都黑了，这时看到远远的山下有灯光，我们高一脚低一脚地向着灯光走去，走上了大路，终于安全走到了新圩。经过大队书记潘石安的家，在支书家还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后来听潘支书说当时他感动得眼泪都掉下来了。整个行程足足4个小时。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主要是跟着女社员干活，种植，收割，积肥，修水利，上山割草（烧石灰）等等。 重活都由男社员用牛来做，犁田，耙田，烧石灰等重活就由男劳力来做。

当时阳山县及公社领导对我们还是挺重视的，每个月都组织我们集中到公社学习一天。县里还组织我们到县城参观，参观阳山的电站，三大水库，化肥厂，水泥厂，配件厂等等，让我们领略阳山县的面貌。这无意中还促成了当年文艺汇演的一个节目《阳山巨变》。记得是由知青集体创作的，当时由公社组织我们到江英茶场集体创作，许光远负责谱曲，文字由谁执笔就忘了。节目在阳山演出还获得好评，记得县委书记还接见过我们，对于我们某些错误看法进行纠正。记得他说，农民最大的贡献就是对于国家的公粮的缴纳从来不会拖欠（大意）。让我们对于如何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了新的认识。

不知什么原因，县里把我们调到阳山比较艰苦的江英公社。说是山区，其实是山间小平原，知青户重新组合，我们和连陂大队的余颍华，章淑萍分在一家（终于有点家的感觉）。落户到向阳大队新屋生产队。

江英公社是阳山县与英德县接壤的山区公社，典型的望天田地区。那里有一棵很大的杉树，要6人才能合抱。据说全韶关仅有两棵如此大的杉树，因此向阳大队以前叫杉树乡。男人着装还可以，妇女还是习惯穿黑色的衣服，每逢公社开大会，会场下面黑压压的一大片，场面是很壮观的。公社所在地只有一条街，只有一间饭店，饭店有个师傅能很快杀一只鸡，据说一分钟可以完成杀鸡的全过程。我们对这个饭店有很好的印象：有一年，我们从新圩回广州探亲，那天早上从阳山出发，走到青莲车就坏了，司机在路旁修理了半天还没修好，天空下起小雨，司机就截了一辆卡车，把旅客先送到江英圩休息，等他们修好车再送我们到英德。那天我们第一次在这间饭店吃了一顿很香的白切鸡饭，印象好极了。所以我们到江英后，每次趁墟都会光顾这间饭店。

新屋队门前有一条小河，平时河水从桥下流过，水面离桥面有两米多。可下大雨就不同了，记得那年夏天，有一天，天降暴雨，大队通知要我们去鱼坑水库抗洪，我们跟着十几个社员，冒着倾盆大雨，从桥面趟水而过（当时水流还不到膝头），赶到目的地时大队干部说险情已过，我们马上可以撤了。当我们回程再过河时，只见洪水已涨了很多，水面已淹没桥面，看起来有齐腰深。新屋村就在河对面，我们以为会游泳，就和几个大汉手拉手，试行蹚水而过，可是走到桥中间时，水面已齐腰深，水流很急，脚下都有点站不稳，走到中间身子晃了一下，吓得我们赶紧退回岸边，站在河边干瞪眼。真是有家不能归，只好各自投亲靠友了。当晚，我跟着社员陈寿到了公社附近的生产队，找到同学陈子元投宿，第二天水退了再回新屋村。 真是欺山莫欺水。

江英的生活比较艰苦，吃的主要是玉米、红薯、芋头，青菜就较缺了，菜地里就是君达菜、芥菜和辣椒。我原来在广州是一点辣椒都不吃的，可是到了那个环境，唯一的青菜是辣椒，只好硬着头皮吃。刚开始吃不了，可吃多了慢慢就习惯了，可见环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习惯。

    我们到江英第二年的春天，按照公社的要求，由钟如芸、杨小杨和我组成一个小组，到坑边大队搞调查。我们三人跟着李镇英走了4小时的山间羊肠小道，到达坑边大队。据说那里解放前是土匪窝（还听说当地40岁以上的人都当过土匪）。到了坑边大队，我们再到一个叫六仔崆的生产队搞调查，那是一个很穷的生产队，没有饭吃，玉米都少，春天就只能吃红薯干汤，咸菜，蕉芋羹。当地的人很好，还有从佛山“走难”上阳山落户的（因日本军队那时才打到大湾）。吃水要到一个很深的山洞里挑。基本是种玉米、红薯等。当年他们还试验种水稻，并成功长出了禾苗，可是阳山县推广矮种水稻，要消灭高种，大队支书为了执行上级指示，强行要求该队把已经长得很好的大禾全部犁平，生产队长想不通，我们也觉得没道理，可是在当时却只能这样做！？

    江英的房子窗户很小，关起门时房内就是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晚上把房门一关，就是一间理想的晒相暗房。利用这一点，我们从广州买回显影和定影的药水，把照片贴着相纸，用手电筒进行曝光，在简陋的暗房里也洗晒出几张照片，在江英留下几张当年的照片，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江英的农民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每年春天都要烧荒，把田埂边的野草烧掉，搞不好很容易引起山火。有一次我跟新屋的李新上山砍柴，到了目的地，只见野草很高，看不到杂树，李新就出了个主意：烧掉杂草，木柴自然会露出来，我们会省事很多。只见他拿出火柴，点火后往草丛一扔，火焰马上熊熊然烧起来，就在这时候，草丛中有一个人大喊着冲出来，吓得我俩目瞪口呆。幸亏那人早发觉，否则我们成了罪人，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

1973年夏天，我们参加了县里组织的大学考试，录取了小杨等。杨小杨要去读大学了，真有点舍不得分开。记得有一天，在煮晚饭的时候，小杨在烧火，我在炒菜，一边炒菜，不知不觉眼泪哗哗地流出来，实在没法干活，只好回屋躺在床上，让眼泪流干后，再回到厨房煮饭。后来我们送小杨去读大学，送到公社，看着汽车远去。，心里“无限的空虚”。

那一年的秋天，广州来人招中专生，我和老皮一起被录取。离开江英之前的一个晚上，生产队长李章仁、林伯，请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那天晚上我喝醉了。人的心情总是很奇怪的，平时在一起干活说不上两句话，一旦要分开就觉得宝贵了。离开阳山时倒有些舍不得，毕竟我们的青春留在了阳山，和当地人有了感情，有点说不出来的情感，现在说走就走了，可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贫下中农的感情吧？！阳山再见了……

1973年11月我回到广州，在广钢当工人。可能我们下过乡，对农民有一点了解，也可能有点感情，在工厂当工人的时候，看到农民工不会像其他工人一样另眼相看，这是后话。

阳山和我们产生了感情，只要有机会我都想着你，想看看你的新面貌。回广州后，我回过阳山很多次，看着阳山在变化，阳清公路拉近了广州到阳山的距离，青莲高速公路加快了广州到阳山的速度，看到阳山的城区在扩大，高楼林立，道路宽阔，风景越来越美丽……

作者简介：李志远，1966年广雅中学初二乙班学生。1968年11月到阳山县新圩公社新圩大队第九生产队插队。1971年到江英公社向阳大队新屋生产队落户。1973年10月就读广州市冶金中专黑色专业班，1976年2月分配到广州钢铁厂第三炼钢车间炉前工段，从炉前工干起，后曾任车间保卫员，计生员，环保员，安全员，2006年4月从炉前工段材料班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