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第二次上山下乡，我差一点搞出个湖南的“小岗村”

 

第二次上山下乡，我差一点搞出个湖南的“小岗村”

 

最近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许多媒体又多次提到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因为中国农村的改革，也就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从他们那里开始的。不过，三十年前，我也差一点成了“小岗村”中人，差一点在湖南搞出个“小岗村”。

当然，湖南的“小岗村”终究没有搞出来。为什么搞出来，说来话就有点长了。让我还是从我当年参加地委“农业学大寨工作队”说起吧。

 

 

一、我“参加工作”最先接触的三个Ｄ的干部：S部长、X科长与G局长

一九七七年十月间，脱离九年上山下乡知青生活泥淖才三年的我，刚完成工农兵学员的学业不久，就被单位派去参加“地委农业学大赛工作队”，赴郴州的高寒山区大奎上“蹲点”。

大奎上这个地方，是南岭山脉北坡与罗霄山连接部海拨1500米上下的群峰间一片海拔近千米的台地。那地方山高水长、风光壮丽，但也云雾缭绕、气象多变。据说明朝一位高僧南游到此，见这片大山云遮雾盖,便提了“霜、雪、雲、雾、露,盖山头”这半幅对联。于是，大奎上依偎着的那一片巍峨延绵的大山，就被人们称作了五盖山。

五盖山怀抱中的大奎上公社是个当时只有7000多人口的小公社，也是一个穷公社。直到我们来蹲点前的一年，这里的农民还没有完全解决吃饭的问题。我们地委“农业学大赛工作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驻这里的。

我们这支“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是由地委宣传部组队的。队员来自地委宣传部，以及属宣传系统的地区教育局、卫生局和这两个局下属的学校和医院。工作队的队长，是地委宣传部S副部长。

S部长（大家都这样叫他）是一个头发已经全白了的六十岁上下的老头，南下干部。他资格似乎不浅，但平日在地委宣传部却很少见他抛头露面。从外表上看，S部长象个温和派，不过我仍旧发现，从他老人家的嘴里冒出的，常常是一些左的言辞。

    例如，一粉碎“四人帮”，我就预感到为彭德怀元帅平反昭雪的日子不远了。但我们的S部长到一九七八年还在我们工作队的会上以批判的口气数说彭老总的“错误”。

    S部长虽然是个“老实人”，但来自宣传部的人，就连左得特别可爱的主持工作队日常工作的宣传部政工科X科长，卫生局G局长（实际上的副局长）都对他，至少在口头上表面上都相当尊重。

    工作队有三个副队长，除X科长、G局长外，还有一个是地区人民医院的党委郭书记。

    郭书记也是一位抗战期间参加革命的南下干部。他待人和谒朴实、实事求是，真正关心农民疾苦。不过显然，他的这些作风在当时、在我们工作队一点也不合时宜。只是因为他资格老，所以在工作队里没有谁与他过不去。不过很明显，X科长、G局长并不把他放在眼里。他被派在一个偏远的大队负责那一片的工作。他的工作队副队长的职位实际上只是个挂名。

    G局长与X科长这两位副队长与郭书记完全不是一路人。他们两人的最大特点是极左。他们都踌躇满志，一到大奎上，就摆出一付大奎上人的救世主模样。在他们眼里，大奎上的农民之所以穷得没有饭吃，一是因为大奎上公社党委是一群不顾群众死活的贪官污吏，二是因为大奎上人懒。然而当我接受G局长们领导了一段时间以后，从G局长们的种种德性，我发现G局长们也同样属于那种既在经济上厚着脸皮括下属的油，又在工作中不顾农民死活的“急敛暴征求考课”的贪官污吏那一类人。

    对于那些想当官、当大官的人来说，“搞点”常常是一个向上爬的好机会。因为他可以乘“搞点”大抓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是老毛的法宝。极左路线就是靠宣扬阶级斗争而起家的。正因为是法宝，所以一直以来，极左路线都靠从“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来识别、提拔干部。

    然而平时在机关、在单位，不搞“运动”哪里来的搞阶级斗争机会？所以对于那些在一个位子上已坐了几年，想再往上拱一拱的人来说，“搞点”正是一个大抓阶级斗争、并以此显示自己抓阶级斗争既坚决又能干的绝好机会。正因为如此，每当一批工作队搞完点后，就会有人因在“搞点”时狠抓阶级斗争成绩显著而升官，成为其他人羡慕的对象。

 X科长和G局长，显然都是靠搞“阶级斗争”爬上官位的。而“搞点”这个施展他们搞阶级斗争的才干的极好机会他们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他们一心想在“搞点”时狠抓阶级斗争，揪出几个“阶级敌人”踩在脚底下当垫脚石以便往上爬。他们在大奎上的那付嘴脸、那套行径，使原来对此一无所知的我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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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盖山狩猎场看五盖山主峰

  2、G局长、X科长的为官之道

我被分在一个叫做曲江生产队的只有九户人家的小山村。它在一条山沟的尽头,因此比其他生产队更偏僻,条件也更差。不过我却仍然感到很高兴。一来，我认为小生产队人少心容易齐，工作较好开展，二来曲江生产队的九户人家全都是贫下中农，这也有利于开展工作，自己也可以避免犯“阶级路线不清”的错误。据说以前就有工作队员犯过这类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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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奎上的田野
    我们到达大奎上以后，又在公社开会学习了几天，了解了一些大队、生产队的基本情况，又由工作队队部作了下乡后第一阶段的工作布置以后，我们才奔赴各人“蹲点”的生产队。

    我在农村当过九年“新式农民”，所以一到生产队就与乡亲们相处得很好。工作——在田里大搞堆肥，也按照工作队的布置开展得顺利。我的自我感觉良好，以为自己深入、扎实的工作会得到工作队领导的肯定。可事实却证明我太幼稚了。

    在生产队干了几天后，工作队召开第一次队员工作汇报会。我完全没有想到，当我(还有其他几个年轻队员也是如此)一汇报完自己几天来的工作,得到的不是领导对自己工作的肯定,而是G局长们的一顿劈头盖脑的臭骂。这使我感到既委曲又惶然。我不明白，我们的汇报为什么会招来臭骂。

不过我后来终于明白了。因为几个星期后回单位，我向一位农民家庭出身、以前也搞过“点”、政治上比我老练的同事说起此事时，他哈哈大笑,说:“你肯定要挨骂呀，因为你在汇报中没有讲你所在的生产队阶级斗争如何激烈。你不抓阶级斗争，怎能不挨骂呢？”。

这位好同事还告诫我说：“等到搞点快结束时，你的汇报就要换成另外一种模式。这时候，你要大讲成绩，要讲通过抓阶级斗争后怎么推动了生产，使粮食获得了丰收。不管是否获得丰收，都要讲丰收了，不然，工作队领导不好写总结”。

哦，原来如此。

 “四人帮”垮台后，我以为中国的政治会进入一个温和期。虽然我对大趋势的预料并没有错，但我却严重地低估了由极端、极左的政治转变为较温和、较为实事求是的政治的艰巨性。“四人帮”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虽然有一年多了，但至少在湖南省，无限上纲地抓阶级斗争仍是当时一切工作的开路先锋。当然，我体会到这一点，靠的还是亲身经历。

    我所在的曲江生产队，九户人家全都出身贫下中农。然而即使如此，它还是成了G局长搞阶级斗争的重点“开刀”对象。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曲江生产队的队长陈满勤，当然还有我，对G局长分配的卖“三超粮”的任务有些不同的看法。

    那时候的大奎上公社，农民生活还很困难。湖南省虽说有“渔米之乡”之称，郴州地区也资源丰富，但二十几年的“大锅饭”农业政策和瞎指挥，再加上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农村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在大奎上，农民一日三餐，都是吃红薯丝、马铃薯、萝卜与米混合煮成的“饭”。缺粮，在这里是普遍现象。然而尽管如此，我们工作队进驻不久，就向各生产队下达了向国家交售“三超粮”的任务。

    说实在的，当工作队宣布要各队卖“三超粮”时，我就感到有几分奇怪。因为所谓“三超粮”,是当农民粮食丰收了，有了余粮后,由生产队自愿向国家交售的。而大奎上各队根本谈不上丰收，农民还普遍缺粮，怎么也要卖“三超粮”呢？不过,奇怪归奇怪,“三超粮”还是得卖，我这点头脑还是有的。

    然而，宣布各生产队应卖的“三超粮”任务又使我吃了一惊：曲江这个位于山沟沟尽头、生产条件差又只有九户人家的小小生产队，分到的卖粮任务，竟比就在公社近旁的、生产条件好又有四十多户人家的牧场生产队还要多。

    为什么会如此呢？

    看来原因十分清楚，因为牧场生产队是由G局长蹲点。而且凡是由工作队队长、组长蹲点的生产队，分的任务都相对较轻，而我们这些“小”队员所在的生产队,分的任务都重，而曲江生产队务,则相对来说是最重的。

    我记得不久前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文章，讲对农民不能搞“竭泽而渔”，当时我很有同感，觉得这是一篇少见的能够为农民讲话的好文章。S部长不久后在一次工作队队员大会上也讲了对农民不能“竭泽而渔”。G局长显然也知道这个道理，否则他在分配卖“三超粮”任务时，不会只给自己所在的生产队分一个很轻的任务。他知道缺粮会影响自己所在生产队社员的生活和生产积极性，并进而影响来年的生产和收成。不过他却丝毫不考虑我们这些“小”队员如何调动社员的积极性，不考虑我们这些“小”队员所在的生产队农民缺粮怎么办。

    G局长知道不能泼干自己的池圹来捉鱼，但他却要泼干我们的池圹。因此，他把主要的卖粮任务压到了我们这些无权无势的小萝卜头身上。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处级干部，G局长实际上不配称为共产党人。但极左路线建立并顽固坚持的政治体制却使大批以共产党的宗旨来衡量完全不配称为共产党人的人不但钻进了共产党，而且还掌着权。

    我当时并不知道G局长的这一套其实很正常，是极左路线下官僚们的一贯作风。于是，我觉得不公平。在G局长宣布完卖“三超粮”的任务后,我立即找G局长,请他考虑曲江生产队队小，将分配的“三超粮”任务适当调低一点。

    G局长一口回绝了我的请求。我也没有多说什么就退了下来。我想，既然G局长不同意对卖粮任务进行调整，我就只有回去动员乡亲们，叫他们思想境界高一点了。

然而，曲江生产队的山民思想境界却高不起来。

当一个人年年吃不饱肚子，可你还要从他口中夺食时，他的思想境界又如何能高呢？

乡亲们听到要卖三超粮的消息时已有怨言，当他们从队长陈满勤那里知道自己生产队分的任务过大时更是意见纷纷。他们当着我的面埋怨，说自己生产队在山沟沟深处条件太差，没有大头头愿意来“蹲点”，只有无权无势的小萝卜头教师来，所以不但得不到半点好处，还多吃些亏。

    他们说S部长蹲点的队得了多少多少拨款、多少多少无偿提供的农机、化肥，G局长的队得了多少多少不要钱的化肥……，他们说得有根有据，而我对此却一无所知。

    乡亲们埋怨我不能带给他们好处并没使我感到心理不平衡，但我认为G局长分配的“三超粮”任务确实不公平。面对乡亲们的埋怨和几个火爆的青年社员的抗拒情绪，我只得接受队长陈满勤的请求，再一次去求G局长适当调低曲江生产队的“三超粮”任务。

    我向G局长反映了乡亲们的意见，请求他考虑对曲江队的任务作适当的调整。G局长不但不听，反而指着我的鼻子大声训斥道：“你怎么这么右！他们不卖吗？我搞他们！”。

    G局长说“搞”字时语气很重。后来我又多次听G局长说“搞他”或“搞他们”。这个“搞”是什么意思呢？我很快就明白了。

    我讨了个没趣后没几天，在完全没与我通气，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工作队对曲江生产队采取了纠“走资本主义道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突然袭击”。先是将队长陈满勤叫到公社实行隔离交待问题，原因是陈满勤几年前曾搞过偷窃。然后又将前任队长陈修青老汉叫到公社，叫他“谈”曲江生产队“搞资本主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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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奎上的田野
    修青老汉是个老实农民，在公社一连“谈”了几天问题以后，他“坦白”了以前曲江生产队搞资本主义的事实──冬闲时每家每户都上山烧木炭,而且各户自烧自卖,收入不必交生产队进行再分配。满勤则在审讯式的谈问题时又一次“坦白”了在大奎上早已尽人皆知的他十六、七岁时随一个外地来的窑匠进城偷过东西的事实。满勤还有一根“辫子”在工作队手里捏着──虽然家庭出身是贫农，但老子陈修华是右派、劳改释放犯。

    曲江生产队的两大支柱被叫到公社“谈问题”一去好几天，工作队的几个组长则坐镇曲江施压。另外，还在大队开了一个批判曲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现场会，搞得曲江风声鹤唳。然而，这次搞曲江生产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搞出了什么成果呢？除了使大奎上人、曲江人知道了工作队的厉害，服服贴贴地卖完了“三超粮”以外，原先大肆批判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行为──烧木炭，在大奎上各个生产队仍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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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山村曲江，海拔８２０米，五盖山狩猎场在它上方三里路处
    在G局长们导演的那一出抓阶级斗争、纠“走资本主义道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闹剧中，我对自己来了几个星期竟然不知道队长满勤以前偷过东西、父亲是右派、反革命，反而信任他、依靠他，是有些惭愧的。但是对以G局长为首的工作队头头不打招呼搞“突然袭击”，对他们那种无中生有、小题大作、无限上纲的抓阶级斗争、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做法，我十分反感。

    曲江生产队的乡亲们其实只是在冬闲的时候进山烧点木炭，而且木炭全都是卖给公社供销社。一百斤木炭也只能卖一块九毛钱。我后来亲自翻山过坳地到他们烧炭的窝棚里看过，不说伐薪烧炭时风餐露宿的辛苦，他们从深山将炭挑回村就有好几里崎岖的山路要走。从村里到供销社又有四、五里路。一百斤炭才卖一块九，放到别的地方做脚力钱别人都不一定干。也是山民生活苦才干这个。纯粹是个辛苦钱，算什么“资本主义”呢！

    当然对烧木炭，我也是反对的。但我是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反对烧木炭。因为它会对森林造成破坏。大奎上的深山里虽然还有成片的原始森林和原始次生林，但伐薪烧炭的刀斧之厉害我是知道的。所以我也曾多次劝乡亲们不要以烧木炭为副业。但是对G局长们大会小会、处处哇喇哇喇说烧木炭是搞资本主义，我并不认同。实际上供销社收购的木炭，最终还是送到城里的机关，供G局长们贱价享用的。

    虽然我对自己没有掌握队长满勤以前偷过东西、父亲是右派这两个情况有失职感，但满勤从公社交待完问题回来以后我仍旧还是相信他依靠他。从他回队以后见到我脸上露出的内疚表情，从工作队并没有说要撤他的队长职务，我知道至少在抓生产上他还是值得依靠的。此外，虽然当时全国的“右派”还没有平反，但对他父亲修华老汉的右派、反革命问题，我心中也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

    我与七十好几、已不参加集体劳动的修华老汉打交道很少，新来乍到也使我还不知道他的底细，不知道他“土改”运动时曾是一位土地测量员，后来又成了一名乡村小学教师；不知道他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并接着成了反革命然后在劳改队熬过了十几年，只是早两年才释放回来。但我初到曲江村那天晚上在满勤家吃饭时与他短短的几句交谈，却使我感到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与我十分相似。加上他家是贫农，平时也表现得十分关心、爱护集体，所以我对他是有好感的。

    知道修华老汉的底细以后，我的感觉十分复杂。尤其是当G局长亲自到曲江生产队“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歪风”“割资本主义尾巴”时与修华老汉不期而遇，我看到不是修华老汉这个当年的右派反革命不自在，而是当年在县公安局工作的、经办修华老汉案子的G局长显得不自在时更是如此。

九十年代初我又回曲江村看望过乡亲们。这时修华老汉虽然八十几岁了，却仍健在。他请我到他家喝了茶,并告诉我,他的右派和反革命问题都平反了。其实修华老汉不告诉我，我也料到了这个结果。因为通过在工作队的接触，我感觉到G局长这些人是制造冤假错案的老手，是靠整人、靠制造冤假错案爬上官位的。修华老汉只是他在爬上局长宝座的过程中踩在脚底的许多人中的一个而已。

 

3、卑鄙的整人在继续

    在极左的年代，在机关、团体、学校、农场，以开批判会、斗争会的形式整人，把一些所谓出身不好、思想不好的有“问题”的人整得抬不起头，甚至置于死地司空见惯。

    不过，就我来说，自从到生产队插队落户以后，由于生活在淳朴的农民中间，又没有人来挑动，所以那种悔辱人格、摧残精神、甚至触及皮肉的斗争会我就基本上没有经历过了。正是这一点，使我们这些知识青年觉得生产队虽然生活苦、劳动累,但政治上不累,不用成天为避免挨整而提心吊胆。

    四人帮垮台以后，我曾大大地舒了一口气，以为那种可耻的整人不会再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然而我错了。在我参加地委工作队不到两个月，我就重新见识了整人，两次整人。而且每一次都不是“请客吃饭”，当然也就不会“温、良、恭、俭、让”。

    第一次是整医疗队几个医生。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1976年冬，地区卫生局组织了一支医疗队，在板桥公社作巡回医疗。到1977年冬，这支医疗队在乡下工作已满一年。按卫生局原来的计划，他们该从板桥公社撤离回城了。

    然而正当医疗队员们准备打点行装，回城与亲人团聚时，谢副局长未经卫生局党组集体研究就发了话：医疗队暂不回城，到大奎上公社再作一年巡回医疗。

    向缺医少药的农村派遣医疗队，“为贫下中农送医送药”本来是件好事，也是应该的。但话又要说回来，被派下乡，对医疗队员个人来说还是有所损失的。生活苦、不安定、不能照顾家庭不说，对提高个人业务水平也不太有利。因此在那极左的年月，被派下乡搞医疗队的，除了少数典型模范和刚毕业的年轻人外，就是一些被认为有“问题”的人。而且即使这样，各单位一年也要换一次人。

    而到了1977年底，报纸上已开始讲“拨乱反正”、讲平反冤假错案、讲抓科学技术,开始号召知识分子提高业务水平,开始讲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因此，已在乡下干满一年、归家心切的医疗队员面对毫无理由地要大家又到这山上再干一年，无非是对自己的个人健康要求很高的G局长们需要有医生在这里为之保驾，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他们联名上书，要求G局长按卫生局原来的承诺办，让他们按时回医院。几个在单位上受歧视，又觉得久在山乡不利于业务水平提高的中年大夫还提出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要求。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什么！？是团结、教育、改造！”。

    在全体工作队、医疗队员批判医疗队“少数人”“严重错误”的大会上，G局长、X科长拍桌打椅、厉声叱骂、大声咆哮。而医疗队那几个要求回医院、要求“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首要分子──一个前不久才由右派变为“改正右派”（G局长们在背后这么称呼他）的中年大夫和另外两个大学毕业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医生，则站在会场一角，面对G局长们指到鼻尖的手指和飞到脸上的唾沫低着头发抖。那样子就象电影里描绘的挨斗争的地主。

    我也曾对近来报纸上讲得较多的“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抱有幻想。“团结、教育、改造”？原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这么回事。我感到十分失望。

    挨了整的医疗队员们老老实实地留在了大奎上。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报纸上登出了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他们就可以翘尾巴。不过也幸亏党中央有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声音，不然，他们的下场可能会很惨。

    工作队的第二次整人，对象也在医疗队。那次所谓的“对医疗队小廖违纪谈恋爱进行帮助”的全体工作队、医疗队队员大会，其“暴风骤雨”式的激烈程度，与文化大革命中斗争阶级敌人比也一点不逊色。

    会上,也许是为了洗刷上次自己在G局长心目中留下的坏印象,那位“改正右派”拼命地讨好G局长,充当着斗争群众,即批判小廖的急先锋。他精添油加醋地检举揭发小廖是如何如何“绿头苍蝇叮牛屎”似的地与公社卫生院黄某某打得火热。

    看着别人往自己身上泼污水，小廖不能作任何申辩。只要他一开口，G局长、X科长、雷科长就会一声断喝“先端正态度！”。接着就是一阵拍桌打椅以及直指鼻尖的、由马列主义斗争术语包果着当地粗痞话的叱骂，就连小廖近视眼戴着眼镜都成批判内容。说小廖想装成臭知识分子（小廖虽是贫农家庭出身，但在医学院当工农兵学员时眼睛近视了）。G局长则更是左一个“你妈拉个×”,右一个“你妈拉个×”。既喝令“你老实说清楚！”,当小廖一开口说，却又喝令“先端正态度！”。面对这种场面，我浑身都紧张得发抖。小廖当然更不用说，弯着腰、低着头，眼泪、鼻涕流满一脸，哭都不敢哭出声来。

    小廖之所以挨“帮助”，是因为他违反纪律，谈恋爱。

    我们工作队有一条纪律：不许在当地谈恋爱。但医疗队并没有这条纪律。小廖与公社卫生院年轻的副院长小黄关系之所以较为密切，实际上也是G局长起的作用。小廖后来告诉我，说G局长曾几次在他和小黄之间开玩笑,说要给他们俩作介绍。小廖信以为真,于是有心较多地同小黄接触。而小黄也有意发展与小廖的关系。

    小廖和小黄，一个医学院毕业，一个卫校毕业，都是工农兵学员，工作上又常接触，当然容易产生共同语言。况且医疗队的驻地就在公社卫生院。即使G局长不说给他们作介绍，两人关系密切一点也不奇怪。当然，小廖与小黄的恋爱故事的结局我们可以想见。

    据我后来所知，G局长之所以要整小廖，完全是为了使自己逃脱一场危机。

    事情是这样的。G局长“蹲点”的生产队在公社卫生院附近。虽然，工作队将每个队员都要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作为一条纪律，但G局长却因为“胃不好”而常跑到卫生院去开小灶，也在卫生院用热水。这就括了卫生院的油，也加重了卫生院仅有的一个炊事员的工作负担。这个情况引起了炊事员的老公，大奎上公社一个从部队转业不久的党委副书记的强烈不满。

    我们工作队进驻大奎上公社以来，G局长他们对几个公社党委书记就没有正眼看过。在G局长X科长等人的眼里，大奎上公社党委一班人简直就是一群贪官污吏。

    “原来你们也不是什么清官呀！”，公社副书记心里有火，就向S部长告了状。不过，他还是不敢点G局长的名，只是拢统地表示了对工作队、医疗队在卫生院的一些事不满。而当S部长查问起这件事时，G局长慌了，为了替自己开脱，就将小廖揪了出来，说是小廖违纪谈恋爱，在卫生院影响很坏。

    不过,在那次“帮助”小廖的大会上,G局长差一点漏了馅。当马屁精小李不知深浅地检举小廖“说谎”，说“廖××还说他谈恋爱是G局长给他做的介绍……”时，G局长就象火烧了屁股似的立即蹦了起来，他不顾小李正在发言，烟头一掐，桌子一拍，指着小廖的鼻子大声骂道：“你妈拉个屄的，造谣！你倒说清楚，我什么时候说给你做的介绍？”。这个时候的小廖，除了将眼泪往肚里吞以外，又能干什么呢？

    小廖被取消医疗队员资格，发配到我们学校政工科雷科长所在的生产队由雷科长管教劳动。

    二十年后，当“小廖”成了学术上颇有成绩的沿海某省医学院博士、教授到我家来做客时，他告诉我说，那一次，因为自己的人格遭到贱踏，他动了自杀的念头。不过想到穷山沟里的老父母只有自己一个儿子，他终于没有走那条路。不过那一次的屈辱最终成了他发奋学习的动力。他说，G局长雷科长们的所作所为使他感到他必须离开郴州，尽管这是他的家乡，他爱自己的家乡。

说实在的，在那以前我与小廖并不熟，但小廖后来一直把我当成他的知心朋友。而原因就在那一次。因为在那天的会上，我没有发言对他进行“帮助”。而且，当“帮助”会开完后吃午饭时，面对低着头、哭丧着脸缩在一旁的他，我给了一个笑脸。那个笑脸本来十分平常。但那个时候在整个工作队和医疗队，他已经成了人人都不愿或不敢接触的“贱民”，就连做过他学生的工作队的小字辈小王，从此也不再叫他廖老师，而是直呼其名廖××。

  ４、不敢搞包产到户，只有当春耕大忙的排头兵

  

    一九七八年开春以后，工作队“割资本主义尾巴”之类的运动和整人逐渐停了下来。搞了一个冬季的“阶级斗争开路”，春天要大抓生产了。令人胆战心惊的日子过去了，我开始一心考虑怎么打好春耕生产这一仗，怎样使今年粮食丰收。

    多年的知识青年生活使我明白,靠所谓的“大寨式生产”,想要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不可能的。曲江生产队的乡亲们显然也明白这一点。因此，在我为研究怎样搞好当年生产而招集的一次生产队干部会上，我和曲江生产队的队干部们都想到了搞包干生产：秘密地进行包产到户。

    我确曾想冒这个险。因为一来，我知道要使农民能吃饱饭吃只有那样干。我的知青岁月已使我尝够了一年到头吃不饱的滋味。二来那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还没有开，但在中央的一些报刊上已能看到一些实事求是的文章,这也给了我一些幻想。再者,我知道包产到户是曲江生产队乡亲们心中的愿望，也是中国绝大多数农民的愿望。最后，曲江生产队的九户人家属同一个家族，大家都还没有出五服，也许可以保住秘密。

    会上，大家低声、却十分热烈地议论着，我看到村干部们眼里都闪耀着兴奋的光。不过，大家眼里那兴奋的光并没有闪耀多久。商量了一阵以后，大家还是决定作罢，因为人人毕竟还没有忘记两个月前挨的整，因为G局长X科长们整人时的面孔在大家的记忆中还是那样生动。

    为了调动大家搞好生产，我只能用身先士卒的办法，以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大家。因此在春耕生产中，我就成了曲江生产队春耕生产的“排头兵”，每天天不亮就挨家挨户叫大家上工，然后一身泥一身汗地和大家一道干到天黑。为了不误农时，赶时间插完田，“突击”的那一天大家竟从凌晨三点就起床扯秧，然后又一直插秧插到夜里十点多才爬上岸。接连十八、九个小时泡在水田里。三餐饭全在田头。过后回想起那一天,都感到不可思议。人的潜力之大令我感叹。

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秋天，曲江生产队的粮食比上年增产了两成。

 说实在的,如果不是G局长X科长搞极左的一套、搞瞎指挥,我们的收成还会更好些。当然，我也是瞎指挥的执行者。在我执行极左路线的瞎指挥命令时,曲江生产队的乡亲们曾多次对我说:“T老师，我们会种田，我们自己也要吃饭”。

 我在农村当了九年的知识青年，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虽然我十分同情他们连种田都不能自主，但有什么办法呢？我最多只能在一些不显眼的地方对G局长们的瞎指挥搞点“阳奉阴违”，对于大的方面我是没有办法的。

    一九七八年十月下旬，工作队在大奎上的工作结束了。工作队解散前，我们按贯例在地委总结了几天。在总结会上，我的发言当然再也不会遭到G局长们的叱骂了，因为我也学乖了：我也学会了按照人人都遵循的“八股”方式，先谈如何在地委、在工作队头头的正确领导下大抓阶级斗争，然后再大谈抓阶级斗争又如何促进了生产……。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一点是只谈成绩。当然自己一年的辛苦也换来了成绩，曲江生产队的乡亲们会比去年吃得饱一些是确定无疑的。

一年的地委工作队生活，虽然使我对极左路线下Ｄ的干部有了更深、更具体一些的认识，但我最初却是从一些人的个人品质这个角度来认识Ｄ的干部的。不过后来仔细一想，我感到Ｄ内之所以有大批G局长之类的思想水平差、工作作风坏、工作效率低，却在整人方面水平高的干部，主要原因还是在于Ｄ当时的运行机制。G局长之流是那种机制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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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江村旁的小溪中

欣赏楼主图文并茂的好文，那么山清水秀的地方却笼罩在一片迷雾中，让人心里很是不舒服，那个年代终于一去不复返了，但愿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欣赏楼主的好文笔。
    那个时期的干部向上爬，靠无中生有地抓阶级斗争，想方设法地整人。现在的干部向上爬，靠贪污行贿。改革三十年了，现行干部人事制度的弊端一直解决不了。

工作队员去蹲点，
政治眼光更明鲜，
只是地位太低下，
极左高压无力变。

谢谢槐乡、莫旗知青、龙行天下三版主对拙帖的点评。
当年，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湖南也许是全国最左的，是“两个凡事”的重灾区．我第二次＂上山下乡＂就是在这个时候。当年湖南郴州极左横行，现在则是产生贪官的沃土。极左和贪腐，其实是一脉相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