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知识青年” - 纪实文学 - 中国知青网

初探“知识青年”

我是一名1963年响应党和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的北京支边青年。而后每年都有各大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参加农业建设，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又有更多的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到了农村。这就形成了我国把城市青年到农村的现象称之为“知青”问题了。

“知青”——在中国历史的乐章中是个很特殊而又抹不掉的音符。在中国历史的长卷中虽然是过缝之驹，却也能闪烁出刺眼的光芒。

“知青”一词，是“知识青年”的简称，已经不只是对一批人的称呼，而是代表着那么一个历史的年代，代表着那个年代里几乎牵扯着全国亿万人民心弦的一个弦钮儿。因此引发了国家对“知青问题”的一系列的决策、政策文件的颁布与实施，这也是世界各个国家历史上所没有的篇章。

已经有很多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们著书立传地阐述过关于中国的“知青问题”了。而反映这段历史的文学作品，又被大家划定为了“知青文学”。

作为我，是“知青”当中的一员，也想就我自己本身的体会，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一说“知青问题”。

什么是“知青”？这一词好像是对所有到农村或是农场去的城市“知识青年”的统称，但是由于历史年代的不同，却包涵着不同的含义。

早年在农村生长的学生，到城市读书后又返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建设的，那时称之为“返乡青年”。而后有一些城市的学生到农村或是到农场参加农业劳动的，当时有叫“支农”的，则称之为“下乡青年”。1955年，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有一批中学和高中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报上发表了《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报道了这个乡的事。毛泽东主席读了很兴奋，亲笔写了按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的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以后报纸上又相继宣传了一些到农村参加生产建设的“知识分子”的事迹，代表人物有邢燕子、董嘉耕、侯隽还有在北大荒的梁军和杨华等人。

北京是从1963年9月，由北京市万里副市长为各学校的失学的学生做了动员报告，动员大家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到边疆、到农村去支援农业生产建设。从那时起，才有成批的北京市的青年学生和在家待业的青年下乡到农村和农场去。那时还不叫“知青”而是叫“上山下乡青年”或是“支边青年”，简称为“支青”。

一直到65年以前，到黑龙江国营852农场的就有；63年是163人、64年是251人、65年是321人。

我是63年下乡到国营852农场的，当时就叫“支边青年”。和我一样到农场的“支青”中，有一部分人也是因为考学落地后而等待工作的。当时在北京是能找到工作，共有四项选择的余地，可是我们这些人却都志愿地选择了到“北大荒”。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既1966年开始几乎全国的大、中、小学都“停课闹革命”了，学校的正常升学、进级制度都停止了运转，与此同时，厂矿企业、国家各事业单位等几乎都处于半停滞状态，已经没有了人员的吐故纳新运作。但是人的年龄却依然按自然规律在增长，后续的学龄青少年不断地在增多，中国又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无论是学校还是社会上都是无法容纳的。这一突出的矛盾如何解决？是摆在中国当时领导人面前的大问题。

北京市只在66年没有向852农场输送“支边青年”外，67年又输送了343人。68年6月852农场又接收了北京“支边青年”1567人，9月接收了天津“支边青年”1323人，10月接收了哈尔滨“支边青年”1255人。

1968年8月起，全国掀起了宣传“接受再教育”的高潮。毛泽东主席发表了一系列指示，指出：“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那时提出的还是“知识分子”。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时毛泽东主席提出了“知识青年”的名称。由此，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就成批的强行地把城市的学生送到农村和农场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66年以后852农场共安置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哈尔滨、佳木斯等城市的“知识青年”就有9480人。从那时起才把城市来农场的学生称之为“知识青年”简称为“知青”。而后才把它的范围扩大到以前下乡的农场的所有的城市青年中来（农场招募、毕业分配、投亲和盲目流入的人员除外），从那时起我们的“支青”称呼才换成了“知青”的称呼。

关于“知识青年”的另一种解释，看来也应该是从文化大革命起出现的。66年底的学生全国大串联，影响着一部分城市上山下乡青年的“大串联”。这些“上山下乡青年”为了“反映”自己在农村的种种不公平的待遇，集结到了北京。并在国务院上访接待站相互串联并组成了“造反团”。在如何命名的问题上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叫“全国上山下乡青年造反团”，以后又加上了“知识”两个字，就成了“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造反团”。为了解决“上山下乡青年”反映的问题，经过国务院上访接待站人员的介绍，“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造反团”开进了北京砖塔胡同的“农垦部”，在三楼的一个房间找到了“上山下乡青年安置办公室”。

在“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造反团”里，我才了解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全国已经有几百万的各大城市学生上山下乡到了农村和农场。其中有很大部分学生不是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就是被认为“难以管理”的人员而被强行安排到农村的。被安排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与我们一样被安排在国营农场、内蒙兵团和其他地方农场外，比较好一些的是这些青年们组织在一起成为了“集体户”，差一些的是不少女青年被强行安排在单身男子的困难户家中，还有一部分是把男女青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就成双成对儿地安排在了边远的农村……当时由于农村的落后和土地少而人口多的矛盾，很大部分的“上山下乡青年”是不受农民欢迎的，因此他们的处境是十分悲哀的……

虽然如此，但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农场去都起到了双方面的效果。比较好的一面，千百万“知识青年”到了农村、农场都对农村、农场的文化传播和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再者这些“知识青年”的确也受到了与学校不同的“再教育”，锻炼了身体，磨练了意志，也学会了不少的生产技能，提高了自我的生活本领。而另一方面，则是很多文章揭露与批判的负面效应，那就是对很多有才华的青年磨损了、泯灭了他们伟大理想和抱负；使很多的小学、初中文化水平的小青年失去接受更高等级的教育权；使得一些女青年受到了心理和身体的蹂躏和摧残……

尤其是66年以后，很多城市乃至于乡镇都强行地把一些还不到十六岁的小青年都安插在了农村和农场……

所谓的“知识青年”，竟包括了小学都没有毕业的文化水平，直到大学文化水平的所有安插到农村和农场的青年人……

所以，以上这些中国特有的“知识青年”问题，丰富了文学界和文艺界的素材，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知青文学”、“知青影视”等等。

我认为，“知识青年”也好，“知青文学”、“知青影视”也好，都应该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综上所说，所谓的“上山下乡知青运动”却并不是单纯的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了，其历史年限更久远，是根据我们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发展的社会因素而决定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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