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在农村的那两年

 

    

     我在农村的那两年

     （一）

看完电视剧《北风那个吹》，一连几天都勾起我两年农村下放的回忆。

68年，我十五岁，不管上没上课、学没学到知识，初中毕业证拿到手了。正赶上全国的学生一窝蜂“下放”，我也有幸被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落户的地方比较偏远，距最近的公路要徒步25里，中间还要花3分钱渡过一条很宽的湖。

军车把我们几百个知青们丢在公社大院，之后的几小时，陆陆续续来了拖拉机（个别）、马车（很少）、和四个木轮的牛车（较多），大家分别被各自的生产队接走。

我和三个同班同学和一个高一级的学哥被分在一起。在公社大院等了约两个小时后，来了一个走路总是趔着腿的汉子，先是一一验明正身，然后让我们拿好各自的行李，登上了一辆略显沧桑的牛车。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几乎全部由木头做成的车，四个轮子朴实厚重，车头、车尾互为镜像（为显示俺是文化人，故意拽文。当地话就是“两头一个熊样”！），动力是一头健壮的水牛，走起路来“轰隆轰隆”惊天动地，颠簸但很排场、很风光！

趔腿汉子告诉我们他姓金，是我们落户生产队的队长。后来知道了他走路趔腿的原因---很严重的下部疝气，当地人称“大气蛋”。

接风的第一顿饭是在金队长家里吃的。主菜（也是仅有的一个菜）是羊血炖豆腐。金队长一边热情地招呼我们吃“羊味”，一边给我们介绍村里的情况。

我光荣成为一名成员的村庄叫“周集”。从名字上可以得知，曾经有过集市繁华的历史。后来为便于管理和防止资本主义泛滥，周围方圆几十里合并成一个“社会主义大集”，周集被抛弃了，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周集由两大家族组成——姓周的和姓金的。多年来，两大户纠纷不断，严重影响了生产力，目前已基本沦落为全县最穷的几个生产队——有时是两个，有时是四个。合了分，分了合，没事就折腾！

周集每个工分值只有2分钱，也就是说，一个壮劳力每天做满10工分（一天3次出工，早晨2分，上午4分，下午4分），一天也就2毛钱的收入。

当时的粮价每斤糙米3毛钱左右（市场价。城市粮站的商品价是1毛5上下，农民是享受不到的）；红薯干7、8分钱一斤。如果要活下去，只能是以红薯为主，伴以少量其它粗粮。

北方的红薯，我们叫红芋或芋头，乍一吃非常可口。尤其是麦茬芋头，嫩嫩的，糖分多，现在已经成了富人桌上的水果。可你试过顿顿吃、天天吃、月月吃，一年至少要吃7、8个月的滋味吗？

这里老百姓常说，吃红薯，拉红薯。意思不光是指此地人们常以红薯为生，还形象地刻画了“红薯人”排泄物的形态——无臭、无味，无污染，相当环保和“绿色”！

对上面这句话，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还有更深刻、更直观的认识。

生产队曾指定我去各家“夹后”——也就是各家茅房收集粪便。

不要觉得那是个低贱的活，在当时，那是一种荣誉和信任！一桶质量好的人粪尿可以加10个工分，面对着“巨大的”利益诱惑，一些贪图小便宜的村民就会在自家茅坑里加水、加土蒙混工分。因此，搜集粪便的人一定要秉公守法、铁面无私！

可能队长们觉得我面相实诚，加之没有宗族背景，经常会把这种光荣的任务安排给我。

在实践中，我的职业素养在不断地积累、提高。比如说，谁家的粪便味道不够浓，不是吃红薯的排泄就是掺假；如果苍蝇多、气味重并伴有头晕的感觉，那就可能偷偷开荤了，有保留资本主义尾巴的嫌疑！

（大家作呕了吧？嘿嘿~）

 

（待续）

 （接上)

        （二）

起初的一段时间，偏远地区的农民们不十分了解知青下放的“伟大意义”；并且看到政府为知青们提供部分商品粮和生活费；当地人就风传知青们相当于“工作组”，是深入基层开展革命教育的，对我们礼貌有加，尽其所能给与照顾。住的是“公房”；吃得是“派饭”，还专门有队里干部负责知青事务。我们这些毛孩子因此很是风光和惬意。

那些日子，知青们很少干农活，白天去各知青点溜串，捎带谈恋爱、打架、交换违禁书籍等；早晚则装模作样地安排地、富、反、坏分子对着伟人像站立认罪，监督他们背诵相关的伟人语录和政策。如“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

每逢生产队开会，知青们更大显身手，通常都会耀武扬威地指挥大家教唱革命歌曲和样板戏。最常听到的有《老两口学毛选》、《社员都是向阳花》以及一些脍炙人口的语录歌。

说来也怪，农民们很热衷这些类似娱乐的活动，一时间，粗嗓、细嗓、走音、跑调、吼的、唱的、哼哼的嘈杂混响，倒也非常热闹。个别耍小聪明者，还会篡改歌词，比如“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火车轧了xxx（一位当时被打倒的伟人）的头，他老婆跟在后面哭的唏溜溜……”，赢得大家一片哄笑。

在“广阔天地锻炼自己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光环照耀下，大部分知青还是中规中矩，夹着尾巴做人；但也有不少“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造反青年，开始不甘寂寞，痞子精神逐渐暴露出来。时常听到谁家小鸡见天失踪；谁家活猪少了一只耳朵；谁家瓜地被偷，吃了瓜还把生瓜蛋子扔的到处都是；谁家狗嘴突然肿了，成天痛苦地狂叫等等。

这后一件事我知道原因，有人把煮的大半熟的芋头捞出用冷水一激，然后迅速抛给狗吃。哪想到那东西外凉里烫，狗一口咬下去，能把狗嘴烫伤，而且还粘在牙上，甩都甩不掉！（我也知道是谁干的，我就是不说。）

这些事的始作俑者最后都集中在一些知青身上。虽然构不成重大事件，可是破坏了村里的安定团结，农民们不干了！

通过公社知青办的说明，很快，村干部们都懂得了这些年轻娃不能亏待~那是要破坏伟大战略部署的！但也不能惯~要他们接受再教育！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有所低落。

拿我们4人来说，首先是公家不再“派饭”，必须自己动手烧饭吃；其次，在上级拨划的每位知青0.3方建筑木材到来前，我们先在一间破旧磨房安身。再次，知青们必须参加劳动，商品粮只供应几个月（好像是6个月），之后全凭自食其力。

至于那间磨房，我想多给大家描述一下。因为之后2年那一直我的住宅。

为什么是住宅是“我的”而不是“我们的”，听我慢慢叙述。在那里发生过的一些事使我终身难忘。

远离村民居住区有一排土坯草屋，南向。

屋后有个水塘，屋前也有个水塘。

后面的水塘把这排房子与村民居住区隔开，两者联系的是一座米来宽的小木桥；前面的水塘把这排房子与一片坟地隔开，两者相连的是一座可以走牛车的大石桥。

这排房子共有8间：

东边3间是队里粮食仓库。在宗族矛盾激化的时候，仓库门上同时会挂着三把锁，也就是说谁要动仓库的东西，必须3个人同时在场。一般是姓周的、姓金的各族1个，再1个是没有宗族背景的外姓仓库保管。

西面3间是牲口房，大小十几头牛和驴。生产队穷，置不起马。水牛2头；驴1头；其余是黄牛。牲口房通常会驻有1~2个饲养员，村里人称他们为“牛头”；

中间的两间是磨房，后来用玉米秸把做了隔断成了里外间，里间就是我的行宫。

屋子里原设计没有考虑采光。我们到了以后，在南墙上开了一个一尺见方的洞，蒙上一块塑料布就变成了窗户。

刚搬进这里的时候，没有床，四个人就打地铺。当然，身下厚厚的麦草还是体现了生产队的热情和关怀。

我们下放时是年底，很快就在这间磨房里体验了知青的第一个冬天。

印象里那年特别的冷。冰雪积压在年久失修的磨房顶吱吱作响。寒气从破扉门里直往里钻。我们几个知青裹着被子，把自己埋在草堆里谁都不想动。

经过商量，我们达成了几项协议：

第一、轮流做饭，平均分配，谁也不准多吃。

下放前，奶奶知道我吃饭慢，教我一招吃大锅不吃亏的方法：

买一个不算小的碗——不能太大，否则容易暴露意图，如果是米饭，第一碗要少盛一点。如果同时动嘴，无论如何第一轮我都会比别人快。然后抢先开始第二轮盛饭，这时要拼命压实、装满，这样就可以填饱肚子啦！

如果是喝汤，盛汤前先把锅里的汤顺一个方向搅起一个漩涡，然后对准漩涡的中心稳、准、狠地下勺，就能捞起很多的菜。

这都是穷人吃饭的秘密，这些年我都没告诉别人！呵呵~谢谢奶奶！

第二、免除地主、富农两对老夫妇一天两次的请罪仪式。

既然不把我们当成“工作组”，革命激情就有所下降。每天天蒙蒙亮，懒觉睡得最美的时候，要强撑着从被窝爬起应付地主富农的请示汇报，也着实辛苦！

说心里话，看着和我奶奶年龄相仿的几个人寒天冻地深一脚浅一脚过来受训，真不忍心。这是我们的阶级立场出了问题，大家不能对外说！

第三、这个冬天不能这样过，雪停后就回城。几天后，才知道这个决定是那么轻率。

大雪封路几天，金队长来看过我们（那是个好人。以后还会说到他），给我们支了很多抵御严寒的招。

他帮我们从牲口房里又抱来一大捆麦草，告诉我们“寒打底下来”，铺的要比盖的厚；他把门上的破洞尽可能用麦草塞上，减少冷风灌进；他让我们两人一个被窝通腿睡，相互暖脚；他还要我们睡觉时尽量少穿衣服（当地人睡觉多是脱光的），虽然刚进凉被窝有些受罪，但被窝升温也快，还减少起床后感冒（穿衣服睡觉是容易感冒，不知为什么）。他的办法还真灵，起码被窝里是暖和多了！

老金临走前，对门边一滩的尿冰欲言而止（那是我们起夜对门上小洞射击留下的），最终还是摇摇头走了！

 

（待续）

（接上）

 

（三）

肆虐了几天的风雪终于停了。我们等不及冰雪融化，执意踏上了回家的道路。

眼前一片苍茫，厚厚的雪层抹杀了沟塘河渠与地面的落差，只能凭着记忆和村庄分布的大致方位探索者前进。

我们安排一个身材比较灵活的人为排头兵，其人腰间系着一根3、4米长的绳子；绳子的另一端有后续的3个人拉着，一旦排头兵陷下雪坑，后面的人一起使劲把他拉出，然后往左或往右调整前进方向。

我年龄最小，身体也最单薄，刚开始的时候把我排在最后一位，算是照顾。但没走多远，我就坚决放弃了这个待遇。

原因是担任排头兵的那位可能家里粮食紧张，非要装了20斤豆子带回城。装豆子的口袋使用长裤改成的，裤腿扎紧，装上东西后，裆处吊在脖子上，倒也不十分难驮。人家排头兵已经担任了最危险的探路任务，当然要给一些回报。我们约定，谁走在最后，谁就替他驮这个酷似马具的粮袋。也就是说，谁最安全，谁就得最劳累。然而“远途无轻担”啊！况且还是在雪地走路！推来推去索性规定轮流作“副班长”（排尾兵），轮流驮袋子。

为了尽快到达，我们选择了直线距离最近的农田小道。一路上的狼狈可想而知！尽管前方有人用木棍探路，尽管有救命绳索，尽管仔细辨认和观察，深雪掩盖下的坑坑坎坎还是给我们制造了极大的麻烦。……陷下去，拉出；摔倒了，爬起；一路上也不知掉进多少雪窟，摔了多少跟头。深腰球鞋早已灌满了水，冻僵的双腿脚拖着身躯一点一点往前捱。

原野里一片静寂，昏暗的苍穹下似乎只有我们几个黑点在蠕动。最初的冲动过去后，大家思想也凝固了，都不再多说话，木然地一个跟着一个，步履蹒跚地行进。

大约在雪地里摸爬滚打了2个多小时，我们找到了一个座标——高地上一个以打渔为生的小村庄。看到村头标志性的建筑，大家心里一阵骚动——起码证明方向是正确的！按照原先设计的路线，前面不远处就应该是那条宽宽的芡河。

不知为什么，当我们从渔村擦边而过时，偶尔路过的村人盯着我们看。那眼光很怪，有惊讶，也有疑惑。好在不用多久，也就十多分钟吧，我们就体会到那眼光的确切含义——芡河被冻上了！

学过地理的都知道，秦岭-淮河是我国重要的地理分界线，零度等温线大致与这条分界线重合。由于冬季的平均温度仅仅是临界冰点，因此淮河水系（尤其是安徽境内部分）较少结冰；即使遇到寒冬，所结冰层也绝不像北方河流的那么结实和承重。这是常识。眼前的这条芡河属淮河支流，不知什么原因，这个冬天的表现特别怪，不仅大面积结冰，还形成夹层冰——冰下是水，冰上也有水，冰层竟在水面以下20~30厘米处！

在河边，我们徜徉了很久。

坐船渡河——肯定没指望！即使渔民愿意摆渡，河里那么多冰怎么走!?

返回周集——实在不甘心!都走了一半行程，前几个小时的努力岂不全白忙了!?

冒险从冰上走过去——眼下好像只有这一条路了！那时候还没有电影《泰坦尼克》，不懂人在零度以下冻水中生存极限只有30分钟。仗着年轻，仗着在淮河边长大，水性都不错，拼了！

出于谨慎，我们决定拉开距离，一个一个过。我身体轻，粮袋还是由我来扛，但可以最后一个走。

2~3百米的河面说宽不宽，说窄也不算窄。还是那个排头兵最先过河，只见他小心翼翼，轻落轻放，并弯着腰、张着手，作随时准备匍匐状。我们心都悬在嗓子眼上，看着他一步、两步……离岸边越来越远。

也许过了两小时，也许是一小时，也许是我们心太急，只有几十分钟，终于盼到对岸平安无事的招手！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然后，就轮到我啦！

我试探着先把一只脚踏进河中。粗厚的棉裤（那是奶奶亲手给我做的）立即开始喝水，而且顺着裤筒逐渐向上渗透。待两条裤腿都痛痛快快喝饱后，体重似乎一下增加了好几斤！

我鞋不离冰面、硬着头皮着往前蹚。所过之处，冰层痛苦地“吱吱”作响，好像还能感觉冰层下的水在泊泊流动，这些信息通过身体传导，分分秒秒折磨着大脑神经。由于紧张，也由于冻和累，磨蹭到河中心时，两腿开始不停的颤抖。肩上的粮袋也越背越沉，脚下湿滑的冰水，随时都可能让我摔倒。

本能告诉我必须做点什么。我索性把粮袋从肩上滑下，非常小心放在冰面。然后解开棉衣外的武装带（一条部队干部使用的宽腰带，牛皮、铜头。我哥给的。我外出时必备，据说可以当武器用），把皮带放到最长的程度，一头拴着粮袋，一头握在手中，四肢着地，走一步，拖一下，再走一步，再拖一下……。就这样，非常缓慢，但非常有效地向对岸靠近。终于在距岸边几米处，拉住了一位冒险接应同学的手。

现在回想，我那天之所以没有像《泰坦尼克》的杰克一样冻死在冰水中，除了采取了的一点保命措施外，主要原因就是现场没有“露丝”！15岁还没有真正体验过恋爱，死了那不挺可惜！嘿嘿~

有了过河的经历，似乎剩下的路程容易多啦！傍晚时分，我们到达了公路边一个叫“河溜”的镇子。

河溜交通比较发达。可由于我们奔波了将近5个小时才完成了平时2个小时的路程。一天一班的长途车早已开走。最快的途径是第二天早晨的轮船。大冷天这一晚上怎么过？

无奈之下，我们找到了一个类似政府机关的地方。一位值班的同志听说了我们的情况，非常同情。答应给我们找一个房间避避寒风。

那是一间平房，房内没有任何家具，地上混乱地扔着几捆干草。我们把草铺开，就一头栽在在草垫上。太辛苦了！而且自中午出发，到现在没喝一口水，没进一点食！

四个人只有我偷偷带了一块巴掌大的高粱面饼子，此时拿了出来，每人分一点，很珍惜地嚼着，真香！

夜幕降临了，潮湿的衣服跟生命争夺着剩余的体温，大家挤在一起，身上盖满了干草，仍像掉进冰窟一样冻得浑身哆嗦。

一位老兄出了个馊主意：把草点着。此刻是不会有人反对的！随着满房间的烟雾缭绕，房间里顿时有了点暖意。我们轮流送干草续火，把衣裤脱下在火边烘烤。折腾到深夜，衣服半干，干草也烧完了，又累又乏的几个人拥在一起睡了！

再睁眼时已经黎明，看着熏黑的墙和地上的余烬，我们不敢面对值班人，偷偷地流出了机关大院，直奔码头，登上了去城里的班船。

事隔数月，我还有一次机会路过这里，大院里的人显然记不住我是四个捣蛋鬼之一，但态度非常坚决地拒绝我进入，理由是“有知青在屋里乱烧草，差点引起火灾，被上级责骂”云云。

当年的那位值班人如果能看到这篇回忆录，请原谅那几个给您带来麻烦的毛头小孩。一个被您热心关照过的知青在这里真诚地致歉和致敬！

 

（待续）

（接上）

   

         （四）

再次回到周集的时候已经是两个月以后。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知青点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我的两位同班同学因嫌弃这里太苦，非常"不仗义"地偷偷把户籍关系转走，事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失踪了。这两位从那时起至今就没再联系。

其次，那位高一个年纪的学长，虽然回到周集，但几天后因为“太仗义”参与打群架，被劳动教养半年。

关于这位老兄，我可以给大家描述一下。

中等个，黑黄脸，一双肉泡眼始终猥亵地看着人；常见的打扮是头上黑色皮单帽，上身一领运动衫，腰间围着条红色练功带，往下是灯笼裤和当时比较时兴的白边塑料底布鞋。说话嗓音略微嘶哑，但偏偏喜欢唱歌。当时知青间流传的“春风吹醉岸边垂柳，水中花影移”以及“知青之歌”等流行曲都是通过他的怪腔怪调教会我们的。

以前在学校里我不太熟悉他，第一面见到时觉得他非常像袭击过我的一人（参见《我小时候的垃圾事》一文）。可多次追问他都不承认。分配到一起生活后，对我还比较友好。除了他偷吃我从家里带来的白面馒头我非常憎恨外，我们俩没有摩擦。他与公社很多会武功的知青都有交往，遇到打架就像过年一样兴奋。他的名字中有一个“虎”，当年在公社安徽知青和上海知青中打听“xx虎”，几乎无人不晓。

说实话，知道他被公安收拘不意外，但有点失落：知青点之后就剩下我一人了！ 

残酷的现实挑战着我。所面对的不仅是环境孤独；不仅是夜晚那摇曳不定、豆丁大小的油灯，那冰凉的被窝和毫无生气的灶具，那窜上跳下、肆意妄为的老鼠，那坟地忽忽悠悠、时隐时现的鬼火，还有那扇破门总也关不住的嗖嗖野风；而是一种心灵空虚和茫然！我完全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以后的路怎样走，对未来充满了困惑和恐惧。 

在我人生最需要的时候，农民们对我伸出仁爱之手。

金队长代表大家到磨房来看我。在我的破屋里背着手转了几圈后，他宣布了几个决定：第一，保管员刘怀珠每晚来磨房陪宿；第二，农忙时节没空作饭，可在刘保管家里搭伙，最后由队里统一结算；第三，金队长家有一张旧床，修理后送我临时使用。以后有了木材队里再给我打新床。第四、如果有公社组织的修路、修河、宣传队什么的集体活动，尽量推荐我去，管吃、管住还很热闹（当然，修路修河很累！）第五、无论我能干多少活，工分一律按成年壮劳力计算。好像还有第六、第七、第八、……。

总之，在生产队力所能及的帮助下，我挺了下来。我逐渐地习惯了目前的生活方式，学会了不少农活，熟悉了当地方言和风俗，结交了不少农民朋友，也给自己找到了不少快乐！

 

（待续）

 

（接上）                                                        

                                                       （五）

当地农活春耕、夏种、秋收、冬修（修河堤、修路通常都在冬季。那时候有句口号叫“变冬闲为冬忙”）基本上我都体验过。

农活里我最喜欢的是与牲口有关的任务。比如耕地、耙地、耩地（耩念jiang，牛拉着用农具播种或施肥）。大声的吆喝和“啪啪”的炸鞭声很有点横空出世的威风！

当地赶牛的鞭子很怪，鞭长有两米，鞭把却只有20多厘米。鞭体由粗到细，用麻绳编成。最细的部分为鞭梢，为了能炸响，通常采用轮胎子午线或细牛筋制作。农民们把鞭子往地上一甩，就会发出很响的一声“啪”。

我没事就喜欢玩弄赶牛的鞭子。时间长了，自己琢磨出一套方法：扬起鞭子，在头顶横向绕一个盘花，一抖手（不用拍地）就会发出很亮的一声鞭响；由于是悬空的，顺势往反方向一个盘花，第二声鞭响又成功了！如果不怕鞭梢炸飞，我可以不歇气连续做出十几个可与鞭炮声媲美的炸鞭！

很多人模仿我，不是炸不响，就是把鞭子抽在自己脑袋上（很疼，很危险！）。这成了我的绝招，很使我在一帮的农村青年中得意了数日！当地方言，我的炸鞭“麻灿”的好！（“麻灿”是发音，不知道那两个字，是加重语气的意思，相当于“非常”、“很”）

此地接近安徽的凤台县，说话口音既有淮北地区的口音基础，又有独特的发音和词汇。最常见的是“水”和“匪”，“飞”和“灰”，“翻”和“欢”的混淆。比如“喝水”，当地人发音“喝匪”；又如“肥皂”，当地人念成“回皂”。有这么一首说明口音不同的顺口溜：

混（凤）台县，

刮大昏（风），

刮得灰（飞）机欢（翻）哧欢（翻）哧直欢（翻）身！”

很有意思！

当地的一些称谓也非常有特色。比如祖父，当地人称“爹爹”；父亲，却称呼为“爷”！与大多数北方方言里辈分的含义，完全是颠倒的！

还有，如果你遇到别人说“你嘟嘟（叔叔）在家吗？”千万要根据当时的情景来判断，有可能是问你的父亲在不在家！当地风俗，比较娇养的小孩，称父亲可以为叔叔（“嘟嘟”）或大爷。由此类推，为了尊重你（把你看成大户娇养的孩子），就有了如此称谓。

由于我比较乖巧和看起来单纯，尤其是绝不参与宗族矛盾，因此村里一帮小青年不管是金姓还是周姓，都爱到我的房间串门。大家在一起聊谁家飘肉香，谁家拉屎臭，谁家闺女15岁就准备出嫁，谁家媳妇男人不在家半夜有人敲门，谁家瓜地被偷，谁家母猪要配种等等。虽然都是闲扯淡，却减少了我的孤独和寂寞。闲暇的时候，他们还带我去张箔子捉鱼和打野禽。

此地有个现象，只要下上一场不算小的雨，农田附近的沟里总会有鱼从上游顺流而下。“张箔子”几乎是大家都会使用的捕鱼办法。

首先在沟里用土拦起水坝，在中间留出一个宽约60~80厘米的缺口，正对着缺口平放着一排高粱桔或竹篾编成的箔子，旁边用木棍加固。借着水位差，上游流下的东西都会留在箔子里。此方法简单易行，只要有鱼，人们就可以坐享其成！

我张过箔子，也和刘保管的弟弟疤瘌头深夜偷过别人箔子里的鱼。只有一次，只偷到一条鱼，算是偶犯过错，请大家原谅！

每年秋冬季节，大田里会有很多过路的候鸟。能和村里人一起去打野禽，也是我最心仪的事情。说来而怪，那几年为防止文革武斗，政府曾大量收缴武器，而周集竟然仍保留了很多猎枪。据说与周集人从未参加过武斗有关，即使宗族争斗，顶多是棍子、扬场锨之类的，没人敢动枪。

这些猎枪有两种，一种是鸟枪，由无缝钢管和弯把做成。有效距离约20米，通常用来打小鸟或野兔。另一种叫“线枪”，似乎与有些地方的“大抬杆”相似。六棱枪管约一米五~一米八长，直径有拇指粗，有效距离可以达到40~50米开外。这种枪很沉，通常必须有专门的架子才能拉走。由于射程远、威力大，村里人惯用线枪打成群的大雁或野鹤。

两种枪都是用的散弹，从枪口依次装进火药、铁珠和堵塞物。另一端有个点火孔，用点着的香火一杵，就会惊天动地的一声响，随着子弹飞蜂一样奔出，枪杆猛烈向后坐，没经验的人最容易被后坐力震伤。

由于候鸟们很机警，村民们摸索了一整套使用线枪打野禽的程序。比如要把牛赶上，后面拉着一个犁车（专门拖运铁犁的木架）。当然，犁车驮着的不是铁犁，而是吃饱了火药子弹的线枪。打猎的人要装作赶牛犁地，漫不经心地逐渐靠近鸟群。在射程范围内先像犁地一样走几个来回，然后装模作样地作弯腰拔草，偷眼观察鸟群的动静。此时如果放哨的头鸟怠懈了，就猛地把犁车打横，在牛的掩护下（有时从牛肚子下面）点火射击。如果能把握好时机，并且有足够的耐心和演技，一般都不会空手而归。

打回的野禽基本上都是为自家改善伙食，很少有人出售。唯一例外的是捕获了一种叫“老蹼”（读音，外形类似大雁，不知道学名）的大鸟。农村风传“老蹼”可以治病，尤其是嗉囊（当地叫蹼肚子）可以治妇科疑难杂症，很珍贵，仅出售这一部分就可以解决一家人几个月的菜金。我亲眼看到一位捕猎者把一块晒干了的蹼肚子随便切下两条，五块钱卖给了一位妇女。

猎禽固然是快乐的事，但不是都有人都有条件去享受。你必须有枪，必须会打猎，还要等待有候鸟的季节。

穷日子有穷过法，大家各找门路，尽可能为自家饭桌上添上一点油荤。队长老金看到我经常带着一把弹弓，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打下了小鸟就给他送去。   

说来也神，虽然眼睛有点近视，但不妨碍我打弹弓的准头。只要我高兴，每天都会有麻雀斑鸠或野鸽子撞在我的“枪口”上。

我把猎物给老金送去，老金会一边眯着眼很天真地笑，一边把猎物掐开肚子去内脏，用黄泥巴一裹，塞到锅灶的底火中。（农村作饭烧柴火，旺火灭后的碳化余烬叫“底火”。通常玉米秸、芝麻桔、豆秸的底火都不错，烤馒头、烤红薯都非常好。麦秸和稻草最差）。一会儿灶底飘香后，取出泥团扒皮，干焦的黄泥会把小鸟的毛皮去除的非常干净。那一点可怜的肉通常老金都是塞到膝下的三个女儿口里。

有些鸟村民们是不让伤害的，比如一种天亮准时叫人起床的“黑麽虫子”——不知学名，类似知更鸟。燕子大小，尾稍长，在树上一刻不停地跳，比较难捉；又比如大喜鹊，大家认为是有益的或吉祥的。一次有人偷偷打下抱窝喜鹊夫妇中的一只，结果剩下那只不知是“寡妇”还是“鳏夫”发疯一样在村里乱飞乱叫，偷猎者被村民们骂了很久！

我发誓，此事与我无关！是老金不知错了哪根神经，用鸟枪轰下喜鹊给女儿煲了汤！

 

（待续）

 

（接上） 

 

                                                                  

村民中日子稍微滋润的几家有一个是大队民兵营长，姓周。老周是我们村子里最大的官，原先在天津当过武警，为人正直、有见识，在村里也比较有威信。除了享有大队的干部补贴外，他经常会拿网捕鱼调剂生活。我刚落户时，他的撒网技术还很生涩，不仅捕不到鱼，一次还用力过猛把自己扔进了水沟，成为一时笑谈。

我和他的友谊是从一个收音机开始。

老周转业时，曾带回一架几元钱买的手工组装的单管收音机，这也是周集东队唯一的收音机。尽管必须在树梢挂起长长的天线，尽管声音小至5米外听起来就很困难，仍然不失为令人羡慕的奢侈品。天热时，老周会把宝贝收音机拿到门外，与大家分享新闻和音乐。

一天，突然收音机不响了，有人告诉了我。我恰巧很喜欢捣鼓这些玩意，小学六年级就是当地国防体育俱乐部无线电工程组的组长（好大的官儿！吓人！），参加过单管机的制作比赛，获得过奖。

此刻是我大显身手的机会，当然也不排除讨好大队干部的心态。

我把收音机打开检查，发现时一只可调电阻坏了，正好在我的维修能力范围内。于是就用煤油灯烧起烙铁，找了一只旧的微型电位器换上，还重新统调了一下，感觉比原先声音大了不少。

老周非常满意！从此，对我青睐有加。我每次从家里返回时，都会给老周家带个火柴、肥皂、针头线脑之类的小礼物（最贵重的就是一只汽油打火机）；老周则不时请我去他家吃饭、聊天，成为了非常好的忘年朋友。当然，这种交往以后给我带来的乃至影响终身的益处我是始料不及的！

 

（待续）

(接上）

 

           （六）

那年夏天周集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事件，以致民兵营长老周和其他大队干部们紧张了很多天——本大队的一个知青死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由于周集西队一直没安排知青，为平衡村民心态，在我到周集的半年后，上级分配了两男三女共五个上海知青在周西队落户。其中有一对是情侣。

起初，上海知青与安徽知青关系比较紧张，虽然同在一个村庄，大家却互不来往。

不知是水土不服还是什么原因，那对情侣中的女孩突然发高烧；男朋友懂一点医疗知识，就自作主张给她打青霉素。结果一针下去，女孩立即危殆！看着不好，几个人手忙脚乱地往大队合作医疗站送。大队的赤脚医生（男性，40多岁，未受过正式培训）见状没敢抢救，又催着急送公社医院。周集到大队医疗站有3里多路，公社医院却在反方向的6里开外。这样来回折腾耽误了最佳抢救时间，结果没到公社那女孩就停止了呼吸。

当时上海落户安徽的第一批知青刚来不久，后续人员即将大批跟进。在这个节骨眼上死了人那还得了！后续下放的停了不说，公社已经落户的上海知青集体返回，而且一去就是几个月不见踪影。

此事急坏了相关领导，这简直是破坏上山下乡的伟大战略部署啊！立即责成大队开展调查，并拘留了合作医疗站的那位倒霉的赤脚医生。

不久，上海革委会和安徽省革委会派专员，与女孩亲属、公社领导等相关人士一起听取了调查汇报，商定了处理意见。决定分别对上海知青进行动员，要求尽快返回农村；公社择日举行知青大会，说明情况和进行思想教育；遵照家长要求，对死者隆重举行仪式，就地土葬。

后来，我专门去那个女孩的坟墓看过，在公社东边的一条水渠边，有一块很高大的石碑。一个豆蔻年华的女孩就这样说去就去了，着实令人嗟叹！

实际上，这个偶发事件对周西的那几个上海知青冲击很大，一直赖在上海。直到第二年开始抽工回城时，才又见到他们的踪影。

就在这个事件发生不久，我也莫名其妙地生病了。事先没有征兆，就是突然发冷后发热，持续三天，烧的我直说胡话，哭着要回家!

后来明白我得的是疟疾。据说疟疾发烧不能强制退烧，否则有危险。西队的那个女孩是不是因此误诊就不得而知了！

因刚刚发生知青病死的事，队长老金不敢掉以轻心，放弃了农活，没日没夜地守护我。他不时的用湿毛巾冷敷我的额头，后来又偷偷请来老地主给我放血治疗（就是起初冒着风雪天天来我这里请示汇报的批斗对象之一）。

只见那位黑瘦的老人拿起一根很粗的三棱针，在灯火上撩了撩，非常果断地刺入我的腿弯血管处，和头部某个位置。血流出后，又对我几个穴位进行按摩。整个过程，都在老金的注视下进行。老地主没说一句话，麻木的一张脸看不出任何表情。正如他悄悄地来一样，做完这些后他又悄悄地离去。

不知是治疗起了效果还是心理作用，我感到一阵轻松，很快睡着了。再醒来时已经是第三天的深夜，外面下着雨，不时旋进磨房一阵湿凉的小风，我感到很惬意。

这几天我滴水未沾、粒米未进，退烧后第一感觉就是渴和饿。老金先是给我喂了口水，然后在屋子里巡视。除了墙脚罐子里的红薯干，没有任何像样的食物。他踌躇了一下，就毅然脱下鞋，消失在夜雨中。

约摸一袋烟功夫老金返回了，此时他浑身是水，满退黄泥，手里抱着几株毛豆。老金为了我能吃上一点清口的东西，竟然深夜冒雨去找毛豆！我可以想象到老金摸黑冒雨、越过坟地、踉踉跄跄向大田走的情形，非常感动！老金挑选饱满的豆荚放进锅中煮开，又稍放了一点盐。我一边吃一边直掉泪，那是我终身难忘的一顿饭！

数年后，我在上大学时曾有一篇命题作品《小雨中的回忆》，就十分动情地描绘了这段吃毛豆的经过。文章获得了全班最高分。

 

（待续）

（接上） 

                                                                （七）

那场大病后，队里和众多农民朋友不放心我继续独住磨房。刘保管首先在他家堂屋里为我安置了一张软床（就是一副床框，用粗绳网起来，中间很陷，睡着很舒服），欢迎随时去住；一个叫大才的小青年，也要我去他家住。此后的一年我基本上就是在刘保管家、大才家和磨房轮流住。搬家也容易，一个旅行袋，再把布满跳蚤血的铺盖卷拿起就可以走（跳蚤喝了人血后会在床上拉屎，都是血点，很难洗掉）。

相比之下，前期我在刘保管家里住的时间较多。

刘家有个大娘，对我像儿子一样，特好！

大娘年轻守寡，一个人拉扯三个男孩，非常艰难地度日。刘保管是长子；其次是疤瘌头，年龄与我相仿；老三叫怀玉，在念小学，是家里最有学问的人。

为了生计，数年前大娘从相隔几里地的原住处来到周集。当时周集比较旺，更主要的是有一个老木匠愿意帮衬刘家。老木匠在周姓里辈分是最高的一位，我认识他时他已有70岁，但身体非常硬朗。由于有手艺，又是独身，家境宽松，他给自己打做的棺材里经常装满粮食。

老木匠与大娘有一个男孩，当时十岁，这小孩起名小猪，长的很乖巧，很漂亮，是老木匠的心肝宝贝！

至于为什么俩家没有正式结合，谁也不清楚。也可能是老木匠的宗族地位问题吧，很多年已古稀之人都必须尊小猪为长辈，多不方便。如民兵营长老周就得称小猪为叔叔！

这是我瞎猜的！

大娘年轻时得了粗腿病，当地人说是有“血丝虫”，我不太懂。每天笨重地拖着腿给五个孩子（刘姓的三个，小猪，还有我）做饭，很辛苦！虽然是穷日子，大娘会尽量把伙食调剂好，让孩子们吃得合口。

比如红薯，她会早饭安排红薯稀饭配水蒸红薯干；中餐菜汤、红薯面饼夹辣椒蒜泥；晚餐红薯叶炸锅下红薯面面条，如觉得不够，还可以吃几个烤红薯。隔三隔两还会摊一顿红薯面煎饼，趁热卷大葱，也很香。

如果我在水塘里偶然摸到了一条巴掌长的小鱼，大娘会把它切的很碎，拌面油炸，会显得份量很多，全家人都能夹上两筷子。

我有时借着知青的身份，厚着脸到公家油坊或豆腐坊搞一些下脚料，大娘就会把豆饼或豆腐渣用菜叶一炒，满院飘香！

在刘家搭伙前后有半年的光景，大娘的照顾使我很享受。体重增加了，似乎个儿也长高不少。（下放前我身高不到一米七，两年后我成了一米八的帅小伙。当地人说是红薯把我“顶”起来的！）

后来遇到了一件尴尬事，使我不太去刘家了。那是一个上午，还不到吃饭时间，我去刘家取东西。门是虚掩着的。我知道，这个时间通常大娘都去老木匠家洗洗涮涮。我也没把自己当外人，直接推门而入。

进了当门间就听到里屋有悉悉索索的动静。不一会刘保管和一个女人从里屋走出，男的一脸的不自然，女的手里提着一个布袋，低着头快步走开。我装作什么都没察觉，打了个招呼就返回了。那个女人我认识，男人公派在很远的地方挖河，几个月都回不了家。后来，又听说，大娘当晚骂刘保管，说什么家里的粮食都叫他塞给野女人了等等！

此事过后，我总觉得使别人不自在了，心里别扭！就索性找个“刘保管家人多、大娘太累”的理由换到只有娘儿俩的大才家吃饭。

说实在，我非常能理解刘保管。近四十岁的人，始终娶不上媳妇，归根结底是“穷”的原因。

那个庄子一辈子未婚的大有人在，刘家就出了两个——刘保管和疤瘌头。过了几年，老三怀玉成了家，多生了一个过继给刘保管。此是后话。

大才姓周，但并不算周姓的真正后代。他老家是河溜，也就是我曾经借住烧了人家铺草的那个镇子。据说其上辈是那一片有名的财主。文革初期，父亲突然亡故；为避免批斗，寡妇母亲带着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流浪他乡。路过周集，村里当权者见长女出落漂亮，欲留下给周姓一脸上有麻点的人做老婆；并答应事成后可以接受母子落户，可以改为贫农成分，还可以更名换姓接受宗族保护。强势之下，母亲只好答应。从此，大才按其麻脸姐夫的辈分起名，叫周化才。

那个麻脸人其实就是民兵营长的四弟，为人还算忠厚淳朴。大才与周姓人并不很贴心，有点寄人篱下的味道。因为年龄相差无几，我和大才无话不谈，两人的联系一直保持到2000年后。

大才娘可能出身富家，料理家务远不如刘家大娘。好在大队宣传队正式成立，在大才家搭伙没多久，我就享受了公差待遇，去宣传队就餐。

 

（待续）

 

（接上）

 

             (八)

各地农村宣传队无一例外都有知青参加。我们大队也是，十几个有点艺术“脓疱”的人中知青占了一多半，其余为当地一个妇女主任和几个会拉弦子、敲锣鼓的手艺人。

在这些知青中又以女学生为多，男孩子只有我一个。

这也难怪，我们大队本来男女知青就不够平衡，后来我们队走了3个男的；周西队2个上海男生长期不来；湾沟队5个学生只有一个男的还五音不全；结果只能是“阴盛阳衰”。

物以稀为贵，唯一的“男角”使我有点受宠。

这些年龄分别比我大2~5岁的姐姐们对我爱护有加。不忙的时候（我印象里，我们那个宣传队始终不太忙），时常邀我去她们庄子作客。看我路远回周集不便，几个上海籍的知青姐姐们还会把她们的“闺房”腾出留我小憩。

一般宣传队的节目安排都不亚于独唱、表演唱、样板戏折子，三句半、枪杆子诗、乐器独奏什么的流行形式，条件好的还可以排些舞蹈。

我们宣传队因为男士少，折子戏很难凑齐角色；通常是我上台清唱一段《沙家浜》或《红灯记》选段就算了事。老百姓对我的演出敷衍地拍两声巴掌，看得出兴趣不大。

倒是拉弦子的手艺人和妇女主任有声有色地来几句一种叫做“四句推子”的地方戏，通常收到热烈欢迎！如果台上女演员飞一个眼色，再扭几下腰肢，就会形成高潮，全场起哄的、叫好的、跟着一起唱的都有，现在时髦语叫做“台上台下互动”。

妇女主任是个当地的初中毕业生，年龄比我大一岁。个儿不高，面容清秀，声音清脆，会唱不少地方戏。据一个与大队长公子关系很铁的知青哥儿们告诉我，已经“内定”她为大队长的未来儿媳。

可能是胃有毛病，妇女主任经常“林黛玉”状蹙眉捧胸。一次正在演出，竟然胃痛在台上蹲下不起，致使节目中止。

我思想比较激进，觉得她有点“小资”，再痛苦也应坚持，不应该影响革命宣传的伟大使命。于是就把意见写在一个纸条上，悄悄地扔给她。没想到很快就有了回音，也是悄悄扔过来的一个纸团。回信中不仅反驳，还对我的一些行为提出了批评。我不服气，又写了一张扔过去；然后不过2分钟，又接到反馈。就这样你来我往几十个来回，信中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玩笑化，以至于提意见变成了相互关心，情感和友谊有直线上升趋势。

在这关键时刻，还是我觉悟高，突然觉察到我在一步步滑落深渊——竟敢与大队长公子的女友传情送意，那不是找死吗！想到后果，汗流浃背！赶快终止了飞信游戏。之后的几天，我都没敢正视妇女主任。她倒是不露声色，该干啥干啥，似乎任何事都没有发生。

现在想来，如果当初她成了我的“小芳”，也许是身败名裂，也许是一段佳话。世事万变，谁知道呢？！

不久，大队宣传队又增加了两个人，是舅甥关系，他们的到来，使我们宣传队一夜之间轰动了全公社。

那位舅舅姓纪，曾是某地杂技团的顶梁演员，人长得身高马大，黝黑的皮肤，方形大脸。可能与常年练功有关，一对大眼炯炯有神，盯人入骨三分。当家特长是顶技，顶坛子、顶酒瓶、顶飞叉、顶八条大板凳样样炉火纯青。此外，也会一些魔术。外甥十岁左右，腰功特软，擅长翻跟头、蹽踺子、叠砖倒立等技巧。因为文革期间杂技团解散，爷儿俩只好回到原籍谋生。

农村偏远地方这种人才太难得了，回乡后大队立刻让他们加入了宣传队。

老纪因常在江湖走，有阅历，会公关，见人不笑不说话，很快就赢得大家的好感。

此后的一段时间，我们的演出处处爆满。节目顺序一开场就是爷儿俩的杂耍，然后装模作样地间插几段革命歌曲或样板戏，紧接着又是老纪的大把戏。节目的最后通常是顶人——老纪肩上扛2人，腰间盘着1人，双臂各挎1人；最上面一人（那位外甥）手举着毛主席画像，然后老纪在锣鼓声中转圈和造型，场场都能形成高潮。逐渐，老纪成了宣传队的领头人，我们跟着他在各地吃香的喝辣的，威风一时。

但老纪也有很大毛病，就是疑心太重，由于出身于富农家庭，最怕别人把他与政治问题挂钩。一次我非常不成熟地给他提意见，希望他多一点宣传革命思想题材的节目，他立刻戒备起来，盯住我半天没说话。以后我才知道，就因为我提了这个意见，差点把我送进地狱！

在宣传队的生活是我在农村的最后的几个月。那年夏末，上级传达了部分优秀知青可以抽工回城的消息，所有知青都蠢蠢欲动起来。有的积极表现，有的托关系说情，有的四处打听抽工的程序和分配去向，当然，也有的很失落，惶惶不可终日。

我的一个女同学在同公社另一个大队插队。当时提倡扎根农村，女孩子考虑的多，就跟当地一位帅小伙好上了，而且不久又未婚先孕。事情传出，男青年立即被逮捕。

破坏上山下乡在当时是严重事件，动倏就可能判很重的刑罚。

起初我这个同学怕丢人，把责任都推到男方；后来男方家族找到女同学的父亲跪求救命，并保证以后善待女方；在长辈的催促下，我同学终于良心发现，去公社说明缘由，把男方保了出来。之后，就有了下放知青最早的一个婚礼。

首批招工的条件第一条就是未婚。不用说，我这个同学痛心不已。

我的心情也不好受。尽管人缘不错，尽管生产队也竭力给予照顾，可劳动表现这一条无论如何也比不了其他知青积极分子。

记得第一年只干了500多公分；第二年多一点，也没超过1000工分。拿每人每天8工分计除，也就是说我全年的出工顶多120天——占三分之一，真正地“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凭什么跟别人争那百分之几的招工名额！

当然，我也有有利方面：比方说，我虽然工分少，但我在农村待的时间长，起码说明我不是觉悟问题，而是能力问题。其次，我热心为大家服务，只要回家，返回生产队时挎包里始终是满满的，都是为村民们代买的东西，从不嫌麻烦。这明明是我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结果。还有，我们周集曾经落户了9位知青，虽然8位目前都不在，但人头的比例不容忽略，只要有一个指标，非我莫属！

这都是“找出来”的理由。关键是上层要有人帮你去宣传，帮你去解说。此刻，民兵营长老周起了决定性作用。甚至，他还拿出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理由：周集穷，我年龄小，早走早给村里减轻负担！

第一次抽工全大队只有2个名额，为了平衡，确定男、女知青各1名。经过大队干部们的反复斟酌，最后我败北了，男生名额还是给了那位五音不全的哥们！他全年净挣工分2000多，而且与大队长公子的关系又铁，优势太明显。无论民兵营长如何力争也无济于事！

送那位哥们去县里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农机厂报到时，我很伤心。

对于一个比较自信和高傲的男孩来说，掉眼泪并不容易。

到农村插队后，我曾经哭过三次。一次是因为不懂得窖藏红薯，结果把队里分给我的口粮烂了一半，为难的哭（事后金队长指示不再给我分发粮食，只要不浪费，吃多少我就从队里仓库拿多少。可亲可敬可爱的老金！）；一次就是发疟疾，病痛的哭；再一次就是因为抽工落榜。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一个月后，第二批抽工指标下来了。虽然此时大队的管辖范围有所调整，吸纳了一些过去属于其他大队的村庄，同时带来了不少知青；但第一次的抽工排名，奠定了我的地位和名次，没费多少周折，我就拿到了登记表和体检表。

这一次抽工不是留在县里，而是直接回家——一个还算有名的省辖市，而且是国营大单位！“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太幸运了！

 

（待续）

（接上）

 

我丝毫没有看不起县城工作的意思！但想回到父母身边、想有一个比较好的工作单位，这也是人之常情，就是一个小知青的觉悟。

后来，首批抽工的精英们通过很多方法从县城往家里调，因为地区差别和单位体制不同，成功率极少。

我回城工作后，曾经去县城看望那个五音不全的哥们。他的女友（也是我们大队的知青）靠他和大队干部的关系第二批与我同时回城，之后女方却与其断绝了来往。他很颓唐。

有这样一件相关的趣事，说给大家听听。

相邻大队有一位学哥第一批就被选中了，可在体检时却被淘汰!

原因很简单，不是因为身体不健康，而是检查下身时，那老兄可能刚在厕所方便过，竟然落到医生手上一滴残尿！

医生大怒，当即就在体检表注明有“点滴尿”的病（尿道结石或尿路感染之类），宣布体检不合格。

因这样的理由丧失了去县里工作的机会，那老兄懊恼欲死！没想到事隔一个月，第二批抽工又开始了，他体检当然不会再有问题，后来和我一样，成为央属国营企业的职工。

大家见面谈起这段往事，总是忍俊不住：一滴尿轻松帮他从县城调回了省辖市！

其实，我在体检中也出了一件有惊无险的事（绝对不是滴尿！哈哈哈）。

前文说过，我眼睛有些近视，大概有二百多度吧！国营单位招工体检很严，裸眼视力要求达到1.2及以上。为应付检查，我动用了小聪明，事前死记硬背《视力表》。在我认为有把握的时候，进入了眼科检查室。

那天场面很热闹，碰到的多是喜洋洋的面孔。我蒙上一只眼，顺着医生的指向读出那上下左右大大小小的E。可能由于紧张，有些部位我能记得，有些部位却忘记了。不合逻辑的回答引起了医生的怀疑。最后确定我在做假，是近视不合格！

我当时急坏了，对医生好话说了一箩筐，就差点没下跪！但医生表情麻木，不为所动。说：“对你的体检我们要负责任的。……这样吧，你把这份体检表送到下一个体检项目，全部体检完了再说！”我在周围众人同情的目光中，垂头丧气地走出五官科。

出门后，突然灵机一动：别人的表是都是护士专人传递，为啥我的表要我自己送？莫非是医生网开一面……?心里一阵颤抖，赶快掏出笔来，非常小心地把左右眼视力结果分别改为1.2和1.5，然后非常自然地交给下一科室。

之后一切顺利！

正式离开周集的那天，很多人去跟我告别。

刘家大娘叫儿子们把家里唯一一只山羊杀了给我包饺子。大娘含着眼泪叮嘱我一定要经常回来看她。我说这是我第二个家，我发誓不会忘记在我困难时真诚帮助我的周集人！

在这些人中，有队长金奎发，有保管刘怀珠，有民兵营长周长俊，有小学老师周长明，有小队会计周穂芝，有刘大娘，有大才，有老木匠，有疤瘌头，有怀玉，有小猪，还有很多很多…….，一张张善良朴实的脸永远刻在我的脑海中！

在送往的人群中，只有一张表情非常不自然的脸，那是玩杂技的老纪。

当我在县里检查身体的时候，老纪干了一件荒唐事：去公社举报我，说我“破坏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正常活动”（估计举报材料还会有与妇女主任互递纸条的罪行）。

当时这样一顶大帽子扣下来还得了！不仅回不了城，还得进公社学习班，不死也要脱层皮！好在公社主管知青的领导是个明白人，看后轻轻一笑，“屁事不懂的小孩子，跟他计较干嘛!”随手丢开不问。真是万幸！

老纪得知举报没得逞，怕我找后账，就想找个机会给我解释。我没搭理他。可能自觉没趣，不一会他就悄悄地离开。

其实他大可不必如此，这一天是我的节日，所有的烦恼都会抛在九霄云外！看，新单位接我回家的卡车到啦！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