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字得“福”
“头顶香蕉，脚踩波箩，摔一跤后爬起来衣服包包里就装满花生米。”这种宣传效果，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并不亚于当年曹操的望梅止渴。正是带着这种美好的悰景，我在一九六九年二月来到了潞西县遮放区插队。
第一年还真有些“莺歌燕舞”。因为有180元的安家费；所以，大家都基本上不出工，可以尽情地跨区，跨县找要好的同学、朋友玩。被“再教办”的称为“流窜犯”。
第二年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不但没有安家费，还必须出工，否则队上不会借给你粮食。家庭条件好的每月还有点帮补，仍可以继续“流窜”。而绝大多数知青都开始面对现实，老老实实地出工、干活！由于干农活大多数知青都是外行，所以“能力、效力、耐力”都是咱们的弱项，每天的报酬也很底，一般只是二、三分。而强劳动力每天的最高分质是十二分。有一位女知青干一天活还要倒贴“黄瓜”二两。我们队上有土政策，她因为出工时戴眼镜被扣一分，戴手套再扣一分，穿鞋子又扣一分。她几次都只评着二分；那么，这一天出工，她无论怎么卖力，结果，还倒差队上一分。那段日子，对知青来说的确很是艰难。
出于本能，知青群体开始悄悄地分化。除了一些出境参加缅甸人民军或干一些更出格的事以外，不少知青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来逃离“苦海”：如参加县、区文艺宣传队、当赤脚医生、赶马车、开手扶拖拉机、进乡上办的小工厂、甚至还有争当读“毛选”的积极分子……我在这些方面都慢了半拍或是弱者；所以，只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份了。
就在“山穷水尽疑无路”时，对一部分知青来说，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遮放公社要修建一座水电站。我们寨子已经接到通知：派三个劳动力参加会战。对一般傣族社员来说，因为要顾家，所以很少有人愿去。当队长找我商量时，我就爽快的答应了。一方面能记全工分；另一方吃集体伙食，省掉了在家时每天劳累后的“埋锅造饭”，在我看来，自己也已经跳出了一半的“苦海”。
第二天，队上就派了一辆马车，把我和另外两个社员连同行李一块送到了工地。在去的路上，我找到了一点自信和强者的感觉。另外两个社员中，一个是六十多岁的老波淘；还有一个是四十老几还讨不到老婆的“独眼龙”。下午，到指挥部报到后就被安顿在“先遣队”盖好的工棚里。六点整，捧着自己的铝饭盒到食堂里吃了下乡后的第一顿“不劳而获”的晚餐。尽管它是那样的清烫寡水，但对我来说，已经很不错了。
尽管知青是接受“再教育”的对象。但出工前要排队，喊口令，这相对来说知青要强一点。所以，我们乡另外一个队的知青捞了个小队长而我也捞了个小组长的“官”。
干了几天的活，我发现在工地上揽“轻松”活的知青比在生产队里的还要多。除了县、区、乡、已有的名目外，还有通讯员、广播员、保管员、秘书、食堂工作人员……听说指挥部还准备成立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也寻思自己能否再找一点更轻松，更有利的出路；但前思后想没戏。我唱歌、跳舞、玩乐器都是外行，其它松活早已经满员。不过，我觉得已经比上不足而比下有余了。认命吧。
修水电站要筑拦河大坝；筑大坝就要先修导流沟，这就是第一期工程。那天，我们正按照测量队事先划定的线路挖着导流沟。指挥部又派人来下达了再加快进度的指令。不管进度是快还是慢，干累了还是要休息一会儿。我找了一处荫凉的地方，把锄头横在地上而屁股顺势坐在锄头把上，掏出了“毛烟”，裹了一根吸着。这是在队上干活时养成的“习惯”。如果你不抽烟，那么，无论是站着还是坐着都要被扣工分。理由只有一个：偷懒。当我点燃第二根喇叭烟时，指挥部又来人了。这是一位穿戴整洁的女知青。她没有催进度，而是直呼其名地叫我跟她去一趟指挥部。我当时一头雾水，也不敢问什么，就跟着她走了。还是她打破了僵局，自我介绍是指挥部的通讯员。总指挥派她来找我，有什么事，她也不知道。尽管由于自己家庭出身不好，一贯都是夹着尾巴过日子；但此时还是有些紧张。一路上翻来覆去的寻思：自己有没有在无意之中犯过什么事？尽管百思不得其解；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别人干过的那些出格事。如买走私手表、五星打火机、贩卖解放鞋、都没干过；甚至连缅甸猪油都没买过……
到了指挥部，周总指挥让我在他简陋的办公桌对面坐下；然后笑着对我说：“明天来这里报到，把行李也搬过来！”由于没有思想准备，我的脑袋“嗡，嗡”作响。在响声中我反复自问，我能干什么？该不是自己听错了吧？
周总指挥见我没反应。就安排了具体的工作：“你以后就帮我写一写有关的材料、报告……到时我会吩咐你。”他见我还在傻站着，才揭开迷底：“我在邮局看到了你写回家的信封，上面是一手漂亮的好字！我也调阅了你的档案材料：是高中生。你能帮我，我这个造反派起家的革委会主任就能少吃力一些……”
从此，我在水电站工地上很是风光了一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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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0/3/19 17:19:00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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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棒！是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