瞒 天 过 海
退休了，选了个“黄金周”，我开着车，带着全家老小；到自己曾经下乡插队的地方游玩、度假。那里就是与缅甸接壌的“外五县”，它不仅风景优美、独特，还有民风淳朴、善良的傣族、景颇族、崩龙族……
年轻人开车，从昆明到芒市，一天就可以到达。我开车不赶路，用两天的时间慢慢走；一方面考虑安全，毕竟自己也上了年纪，另一方面也让家人尽情地领略沿途异乡的美好风光。
好不容易到了遮放镇，再穿过高速公路，沿着熟悉的马车路，就到了江边；当年自己参与修建的户弄桥，尽管已经有些残破，仍然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在桥头两边的立柱上，还能隐隐约约地看到当年我用红色油漆在上边写的“提高警惕，准备打战”的字样。
过桥后往左拐，沿着马车路穿过竹林就应该进寨子了；可是却走错了路，竟然来到了江边的挖沙场。调头出来后，再从另外一个陌生又笔直、宽阔的岔口进入，就到了村口熟悉的大青树下。真是旧貌换新颜！
我见树下有几个小孩玩，就伸出头用傣语问道：“牟宾抔浩？〈你是谁家的孩子〉宰隆儒目儒？〈大人在不在家〉”。小孩透着好奇的目光摇了摇头。此时，一个老蔑巴〈老奶奶〉走过来，看了看我，停了一会儿，随口道：“小苏玛啦〈回来啦〉”；我也接上她的话道：“莱呀，莱呀！高宾小苏。〈是呀，是呀！我是小苏。〉”。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老婆问我：“你说些那样？怪激动的！”；我顺嘴说：“我说我是小苏……”；全家人都很诧异：我怎么会姓苏？
说来话长，这要从我下乡到达芒市时说起。
原来认为，知青下乡接受“再教育”的待遇应该是一样的；没想到我们兄弟俩下乡，只因我哥曾经参加过“炮派”，划线站队中被认为是站错了队的人；所以，按照中国传统的“连坐法”，我也被“发配”到最艰苦、最贫穷、最闭塞的江东区。
当然，被“发配”的也有好几十人；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把愤怒压在心里，跟随着区上派来的马帮走了。那些赶马帮的人，所穿的衣服不仅破烂，而且很脏，不用靠近就能闻到一股汗臭味。我对他们不由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怜悯；但马上又警告自己：接受“再教育”的根源可能就在于此。果然，我没有猜错；一路上，他们嫌知青走得太慢；即便是女同学，也会被他们励声的喝斥；好象声音不大，自己的立场就不够稳定一样。
我们用了两天的时间才到达目的地。头天旁晚到达区上，住在用马厩改成的临时“招待所”里；各人打开自己的行李，在大通舗上睡了一夜。即便条件再差，大家也睡得很香；因为每个人都很累了。第二天起床后，一队知青就被那些赶马帮的人“瓜分”了。原来这些赶马人是各村各社派来接知青的书记、社 长。我跟着芒蚌社的书记挨晚才到达村子。一路上，他几次招呼我吃点出他自带的干粮；虽然我很饿，却假装客气地谢绝了；因为他的那一身和味道，我的确吃不下去。
我暂时住在书记家。尽管是书记，当我跨进他家后；才真正知道什么是“一贫如洗”。摆设就不用说了，看得见的只有自己用竹子编成的床和饭桌；几个“小凳子”其实就是几个树疙瘩。靠墙摆着几把锄头和镰刀。我被安置在一间四处透风且看得见星星和月亮的耳房里；看得出，这是一间很久没人住，但曾经有人住过的房间……
刚到那天正好是春节。我在书记家吃了一顿年夜饭，也仅仅在碗里多了几砣带肉的骨头。第二天就没有油腥味了。然而，我也知足了；当时在家里，每人每月也只有二两肉。
据说，这个村里有许多老人，从出生到死都没有下过山。我想也是，没事他〈她〉们下去干什么呢？即使不要通行证、介绍信；你背着几天的干粮到处乱转，肯定是进收容所的脸嘴。
那天出工，我旁边有一个弱不禁风的老头被一个抬枪的民兵训斥；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地主。这个地主与我头脑中早就成形的地主黄世仁、南霸天相去甚远。据说，他被定为地主，是因为他家的房子比别人家多了一些瓦。那些年，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很多的“敌人”是被按比例划分出来的。我们读书那个年代，也感到很压抑，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只能“夹着尾巴”过日子；如果你想“表现一下”或“积极一些”，人家都会认为你想混进“革命队伍”，成为将来的“定时炸弹”。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与人斗，其乐无穷！”；伟人的“乐趣”，我们不可能与之有同感。
至此，我对“人望江东坡，眼泪往下梭！”有了一点粗浅的认识。
我们村还不是最远、最偏僻的。过年后的几天，有一位女知青路过我在的村子时找水喝；才告诉我，她在的村子距离“区革委”比我在的村子还要远。出于感谢，她还告诉我：她表姐在芒市找了关系，把她转到风坪乡的傣族寨子去了；现在，先到区上办手续。看着她匆匆离去的身影；我脑子里闪过了一个念头：尽管都是下乡，我凭什么就只能在这里接受“再教育”？
到芒市等待分配的当天，就听到一些传言；说是当地有很多人出境参加“缅共”，支援“世界革命”。还有，上一批送知青下来的一位昆八中的老师也出去了；他的家庭出身是地主……我当时听了也没在意，因为从小自己就被冷落、排挤；凡是有什么好事，我都不去想；少一分希望也就少一分失望。现在，我却在盘算着：与其在这没有出头之日的地方苦死、累死；不如支援“世界革命”；等到红旗插遍全缅甸时，说不定可以搞个旅长、团长当当……
事不宜迟。第二天，为了不惊动其他人，我什么东西也没收拾，只顺手拿了几个煮得半生不熟的包谷；揣着仅有的五元钱下山了。
我最当心的是美梦不成却被戴上一顶“偷越国境”的帽子。这个罪名是承受不起的；它会影响到父母、兄弟姊妹全家；所以，我还是先到县上打听一下，最好能办个合法的手续。
下山的路比上山也轻松不了多少；一路上忍饥挨饿不说，在离“区革委”不远的路口，我因为没有通行证而被扣押。我知道逃跑是不行的，如果没有相关的证件，即使躲过了初一，也躲不过十五。于是，我只能“申诉”自己是到县医院看病的；审查我的干部，看我也不象坏人；最后又核对了刚分到江东的知青名单，才教我先到乡卫生所开介绍信，再到“区革委”开通行证。好在我们乡的卫生所离“区革委”不是很远；不过，办完手续后，天色已经挨晚了。我凭着这张通行证，又到临时“招待所”，利用还在大通铺上的那些草席和稻草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夜晚；尽管这一夜很冷，我却睡得很安稳；因为我已经是个有“身份”的人了。
我终于怀着支援“世界革命”的“雄心”；顺利下山，又来到了德宏州的首府——芒市。尽管有“雄心”，但还得解决肚子问题；我正准备在夕阳斜照的一家饭店吃点东西；忽然，看到有好几辆满载知青的卡车接二连三地开进“芒市一小”。我以为又是昆明下来的知青，就跟了过去，想看看有没有本校的熟人或同学；结果，是从四川下到瑞丽农场的知青；他〈她〉们今晚就住在临时的接待站——“芒市一小”。
正要扫兴离去，却闻到了一股久违的饭菜之香；在学校最里边的拐角处，有几张课桌上摆着两大筲箕热汽腾腾的大米饭；我忽然打消了离去的念头。
那些学生下车后把自己的行李扔在地上就嚷着要吃饭；他〈她〉们肯定也是饿怀了；菜还没有炒好，就密密麻麻地围在摆米饭的桌子前……我利用炒菜的这段时间，到芒市广场边的饭店里“抓”了一双筷子和一个大土碗；又回到了“芒市一小”，混在打饭的人群中；先去大筲箕边用大勺子舀了一碗饭；再到另一边接了食堂工作人员舀给的一勺菜。然后，蹲在一棵榕树下美美地享受了一顿……
我跟这些初来乍到的学生，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他〈她〉们知道我是来混饭吃的，却并没有揭发；只是问了一些连我都不清楚的问题：兵团战士发不发枪？傣族小仆哨是不是都会唱歌、跳舞？边境地区是不是经常打仗？……那天晚上，我就与几位男同学挤在一张在教室里用课桌拼成的大通铺上过了一夜。
第二天分手时，他们还要了我的江东地址和姓名；说是等安顿下来以后，回头再来找我玩耍……我心里想，等到下次见面时，只能是在异国它乡了。
在去“县革委”的路上，我碰到了我哥的一个同学；由此，打乱了我的全盘计划；也使得我当“旅长、团长”的美梦化为了泡影！
这位同学叫苏得宝。我之所以能记住他，就是因其与众不同：心脏生在右边；医学术语叫“先天性内脏倒置”。一跟他照面，我就心生一计，且只能让他来帮忙；他毋须帮自己，因为他已经在芒市坝的傣族寨子里落户了。跟他打了招呼后，我就求他帮帮忙。
他说：“我两个都是一根线上栓着的蚂蚱，我能帮你什么呢？”
我说：“你陪我到县医院开个病情证明。”
他说：“你自己去吧，我又认不得人！”
我说：“你一句话都不用讲，只要陪着我去就行了！”
他说：“就这么简单？行，那就走吧！”
我俩一同来到县医院；进门时，我再次叮嘱他：“你一句话都不要讲！”；然后，让他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我扶着他进了急诊室……
一位值班医生问：“怎么了？那里不好……”；我回答说：“昨天，他从树上摔下来；不想吃，不想喝，只喊头昏、心翻……”。医生用手摸了摸他的头，也不发烧；便用听诊器来听心脏的搏音，但听来听去不见动静……此时，苏得宝不耐烦地嚷道：“在这边！”，并用手指着右胸。医生好奇地把听筒移到了右边；从表情上可以看出他是听到了令他难以置信的动静。更让他尴尬的是，面对这样一个把心脏从左边摔到右边的“病人”；他是无法医治的。
我看他很为难，于是就提出了一个要求：“他在山区，以后治疗不方便；是不是开个病情证明，把他照顾到附近的寨子……”他说：“我没有这个权力！”；我说：“那请你写个不能照顾的情况，顺便签个子；将来如果有个好歹，才好向他的家长交代……”。医生听后更不敢写，就起身去找来了院革委主任；我看主任也是一脸的难色；肯定医生已经向他汇报过了情况。我不失时机的再向他施加点压力：“三万八千分之一的重病知青，你们都不照顾；还谈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救死扶伤……”；他赶忙解释道：“不是我们不想照顾；而是县革委已经三令五申，不准医院再开证明了。说是拿着我们开具证明的许多知青，都是弄虚作假、装病……”。至此，我估计这场把戏是耍不下去了。于是，我无可奈何地说了一句：“他是不是装病，你看着办吧……”。没想到他却安排医生道：“开给他，这是最后的一张！”，并让苏得宝拿出自己的学生证以此验明正身。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觉得那句话中还有什么意思？不管怎样，已经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我与苏得宝分手时，拿出了身上的五元钱，请他到芒市最大的饭店，点了好几个荤菜；共进了下乡后最奢侈的一顿饭……
下午，我拿着“病情证明”到县革委去换“介绍信”；县革委主任见我的“医院证明”又来了，什么都不说；把它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转身进了里屋；然后，把门“砰”地关上。我在外屋仍能听到他愤怒地嘶叫声：“怎么又开证明来了？……再也不许开了！”一会儿，他开门出来，铁青着脸为我开了一张到遮放插队落户的“介绍信”；并解释说，芒市坝子实在是安排不下去了。
从此，我就变成了苏得宝。拿着这张“介绍信”，我先步行到风坪乡；在去遮放要经过的上“三台山”的大坡上，我爬上了一辆拉化肥的货车；悄悄地来到了遮放。这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我已经身无分文；再说，当年要想免费搭个便车；只有女知青才有这种可能！
我很珍惜在遮放插队的日子，面对着美丽、富饶，风景如画的坝子，我与它共日月、同风雨；面对着勤劳、善良，亲如家人的傣族，我与他共衣食、同悲喜……
我也不会因为自己动了歪脑筋而感到内疚；因为我是对自己受到的不公正的对待而作出的力所能及的反应；而不是象以往那样逆来顺受。我同情与我有着同样遭遇的同学、朋友；就象我自己过去也被许多人同情过一样；但是，对这些逆来顺受的人来说，同情又有什么用呢？
正因为往后的我，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麻烦，都不会轻易地放弃或逆来顺受；所以，才会有今天这个还算不错的结局。
加好友 
发短信
Post By：2010/4/13 22:07: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