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岁月留痕——纪念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祖厝情缘

原稿

祖厝情缘

1969年秋天，我们原本互不相识的七男五女来自漳州的“老三届”知青先后被分配到华安县高安公社三洋大队第一生产队插队落户。一队有座小山寨，村民的房屋大多分布在山寨周围，所以又称寨脚队。队长邹钟城安排知青们住进一座村民称之为祖厝的古老的祠堂。祠堂内有四房抱一厅，鹅卵石铺地的天井。由于年久失修，地处偏僻，尤显出其荒凉冷清。随着我们十二位细皮嫩肉的少男少女的到来，开始显露出勃勃生机。祖厝里的歌声、笑声、埋怨声、争吵声伴随着柴米油盐、锅碗瓢盆的撞击声，我们建立起特殊年代里的特殊家庭，迈出了独立生活的第一步。

刚开始，我们的生活很有规律，一人轮流一天在家当炊事员，其余十一人参加生产队劳动。形势迫使我们必须尽快学会农民的基本功――犁、耙、播、割、摔、挑。在那个年代，农村的猪肉、食用油都相当稀缺，平时是难得吃肉，只有等队里的哪家农户杀猪，才有机会尝尝鲜。村里有条不成文的规定：村民杀了猪有权留下全部的猪油供自己食用，其余猪肉要按人口供应本队社员。当时我们队总共二十多户，百多号人口，所以每次能买到的肉屈指可数。“入港随湾、入乡随俗”，为了不增加村民的负担，我们在祖厝边围起了猪圈，养了二头小猪。

转眼，秋收开始了。王淑芬在“梧桐湖”山田割稻，不慎从梯田摔下，手臂骨折。曾月明因为身体胖，也多次从那只比平衡木稍宽的田埂上摔下。我们协商后，决定由曾月明当专职炊事员，其余知青分摊工分给她。经过我们的精心饲养，二头小猪逐渐长大。70年9月中旬，我们决定将大猪宰杀。那些天大家就甭提有多高兴了，早早的就开始掰手指，算计着猪油要如何保存，内脏要怎样个煮法。。。。。。有付出就有收获，这在当时全公社知青中是绝无仅有的。

时光流逝，知青的“分灶”风开始流行。别队的知青纷纷另立门户，独自开办伙食。我们一队的知青内部也出现了矛盾，面临着分道扬镳的选择。后来经过大家慎重考虑，及时召开会议，充分沟通，互相谅解，终于渡过了危机，自始自终把集体伙食办到75年最后一批调离生产队，成为全高安公社始终没有散伙的二个知青点之一。在69年到72年的三年多时间，我们先后养了7头猪。当然啦，从72年初开始，我们就面临非常残酷的现实，先后有九人调离生产队，留下务农的只剩淑芬、水清和我。72年春一名福州籍老知青王进瑞从闽北光泽县辗转迁入我队，加入我们的小家庭。四个人办伙食也就不可能有专职的炊事员。收工后身心已十分疲惫，还得忍着饥饿挑水、煮饭、养猪等等。如果遇到上山劳动中午没回来，那可就饿坏了我们的猪。渐渐的猪瘦得像“猪蛇”。而村民也常抱怨我们猪没关好跑去洗劫他们的菜园。虽然我们将猪栏加高到一米有余，在它饿的时候还是一跃而过，真可谓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当时我们曾戏称：它如果去参加奥林匹克，说不定还能拿个跨栏冠军。实在没办法坚持，我们只得忍痛割爱，中途卖掉最后那头猪。

提起当年插队务农的艰辛，那真是一言难尽，让我最难以忘怀的是冬天的做岸。当时全国上下都在学大寨“战天斗地”。元旦前后队里都组织强劳力上山突击做岸，由生产队提供粮食大家吃公饭，晚上就睡在来年当秧田的梯田上（因为备做秧田的水是排干的）。农用塑料薄膜从最顶层梯田盖下来，上下各压上土块，下面铺些稻草，人进去睡就得猫着身子钻进去，露宿在寒风刺骨的荒山野岭，头上仅靠一层薄膜抵挡霜冻。更为糟糕的是当时的农村家庭，有的全家只有一床棉被，如果带上山，家里的老人小孩就没得盖。于是有的村民就提出要与我们合铺。知青都是单身，每人都有床棉被。尽管当时的内心深处并不情愿，但又有啥办法呢？这毕竟能为他们解解燃眉之急。做岸并不单纯站在岸上，做完一条后就得下到水田中去将田埂的侧面抹光。尽管当时我们的双脚已经磨练得长出了像鱼鳞片似粗糙的皮肤，还是抵挡不住稻田水面上的冰层。每做完一丘上岸后，二条后小腿早已鲜血渗出。71年冬季，驻队的省下放干部韩伟淦、陈道中夫妇也与我们一起上山突击做岸。元旦节那天驻扎在离村最远的“瓢仔丘”，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幕下，老韩组织我们三十几人钻在被窝里收听收音机播送的“二报一刊”元旦社论。

回首往事，心潮澎湃。我们已然相约：09年秋是我们上山下乡四十周年的日子，我们将一起回到第二故乡看望昔日的农友，重温祖厝生活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争取在祖厝旁留下几张两鬓斑白的照片。

                                           写于2008年11月  李森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