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信函都译成英文，然后打字力求清晰规范，小心翼翼投入邮箱。这种没有先例的投石问路，我们心中无数，也完全可能徒劳无功。冷眼者看来，无疑是神经错乱，好在双方的妻子都富有想象力，任凭我们左右折腾。
国际邮件往来缓慢，不少的信息反馈是两个月以后的事了。在这以前，出乎意料有了一系列的突破。我的妻子已经怀孕，十一月份是预产期，在孩子出生其间是不能离开左右，到北京签证必须在妻子生产之前或者之后。另外，家庭一点少的可怜的积蓄，是孩子降生和妻子坐月子的准备金，不可挪用作为活动经费。犯难之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按照上海市政府的规定，凡是获大学文凭学有所成者，可以在单位领取四百五十元的奖金。在八十年代人均工资才几十元人民币，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款项。一开始交大人事处拒付这笔钱，万般无奈之下，我直接给当时的交大校长翁史烈写了封措辞恳切的申诉信，对交大这样一所著名学府的官僚作风，深表失望。事后并不存在挽回的奢望。正当为北上盘缠发愁，得到通知，翁校长签发了这笔款子。经费由天而降，喜出望外。我们决定，立即动身入京。
江南的秋天，格外的天高气爽。繁华都市，熙熙攘攘。改革开放，市廛开始初具商品经济雏形，充斥着琳琅满目的百货，极精巧之能事。后来在东欧国家和苏联，相比之下，发现其商品经济远逊色于我们，差上一大节。内燃机车拉着列车，隆隆地驶出上海火车站，看着窗外的景色，花团锦簇，想起唐朝黄巢的名句：“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怀里揣着护照，踌躇满志。当年下乡安徽，在京沪铁道线上来回奔跑。如今，时过境迁，人事已非，感慨万端。盛大成对我说，他向他的妻子保证，北京之行必定马到成功。我问他，为何说得这般有把握，他从深度近视镜片背后，透出狡黠又愉快的目光，答道：“我有直觉，同时也得给亲人希望和安慰嘛。”
北京的黄昏，璀璨絢丽，成名很久的白果银杏，仪态万千，还是一片绿色，只是镶了一圈金边，在湛蓝天色的衬托下，十分招惹喜爱。
当晚，我们住进了中国工运学院的宿舍。这个学院刚成立不久，亮堂堂，崭新的，大部分师资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听说主要是培养县团级以上的工会干部，以加强各级工会力量。东道主，好友陆晓翔给我们介绍了同校的同学，都是来自各省市的年青干部。其中有任班委主席的沙市工会领导老李，有任班委支部书记的徐州工会领导老陈。一到晚上，寝室私人收音机飘出西方音乐和港台流行歌曲，表面平静的中国正悄悄的发生深刻变化，新的一代领导精英层的官员，以不同于前辈的风姿登上政治舞台。
使馆区位于光华路和三里屯，这里就象神话中的迷宫，数不清的使馆建筑和外交公寓，纵横交错，几乎没有居民住宅和商业网点。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武警遍布整个区域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气氛和秋寒交结，令人感觉仿佛空气凝结的宁静。和北京城其他地方车水马龙的喧嚣，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后来到了欧洲，由于签证，也时不时前往各国的使馆区，除了一些易受恐怖攻击的使馆，可见持枪警员以外。一般人都可随意出入外国使领馆，就象出入商场和航空公司一般。漫步于这个特殊的地界，突发奇想，冥冥之中传来时远时近的人声马嘶，好象当年的庚子事变，冲击东郊民巷各国使馆的拳民阴魂再现。十九世纪，列强对华大肆入侵和掠夺，最后引发了义和团运动。此后在海外，一些老外说起这段近代史时，大有谈虎色变之态。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却要在同一个地方，挨门逐户地企求外国的入境许可。
周末的星期六，按照常规，是各国使馆打烊之日。整个使馆区域格外冷清，门前可罗雀。我们竟获得门卫的许可，得以进入S国使馆的大院，遇上一位上了年龄的中国职工，他是使馆的花匠兼勤杂工，也是服务年限最长的员工。我们说明了来意，他很和蔼地说，星期一可以来此找一位翻译栗先生商谈。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进入一个外国使馆，什么都感到新奇。进入S国使馆纯属偶然，东南亚国家原不在计划之内，印象中这些国家还不是第三世界最下乘的，恐怕签证并非易事。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正在闹天灾人祸的非洲国家。星期日的讨论，根本没有考虑S国的可能性。不过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命运自有安排。后来，整个戏剧性的“签证工程”正是由S国使馆作为发端。
从S国使馆出来，我们继续巡视使馆区，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分兵两路，各沿马路一侧行进，仔细辨认使馆建筑物的国旗和铜牌。大概是天意，始终没能找到名单上首选的，如乌干达等噩梦般的国家使馆。最后在光华路一带看到M国和B国的使馆。从《世界年鉴》来看，这两个国家还不算是最贫穷最糟糕的，当时也没有列入饥荒猖獗的非洲七国。
九月京城花红柳绿，有了丝丝寒意。星期日上午，好朋友熊大力约我们在他下塌的酒店见面，然后一起前往王府井商业街，为他意大利之行（单位派遣他的公差）购置物品。中午时分，我们走进一家人声鼎沸的餐馆共进午餐。坐在对面，大力就象即将飞向天堂的安祺尔，让我们仰慕不已。大力多才多艺，是个英俊小伙子，我们越瞧他越美。特别值得羡慕的是，他操一口流利的英文和意大利语。对于我们这种机关算尽的迂回签证，他感到十分好奇，问道：“如果得到了第三世界穷国家的签证，甚至那些闹饥馑的非洲国家，你们难道真的能无所顾忌的动身前往吗？”我们回答，如果得不到更好的签证，我们还得走，设法中途改道，再不行，干脆进入等待时机。熊大力出神望着我们，说道：“你们该说我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们都是成家的人了，又有前程不错的职位，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你们要这样挺而走险？我能够理解和感觉到你们的动力，我比你们年轻，阅历也浅，再过几年，或许我也会滋长出此般的愿望和破釜成舟的决心。”他的话竟给验证了。我们离开中国一年半的时候，国内的出国热浪达到顶端，每天在出入境管理处，门庭若市，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以出洋为人生目标。从意大利返回上海的熊大力，全力以赴申请到日本，虽然这时候的他已经成婚，和我们当时的情况没有两样。
星期一上午，天高气爽。我们出现在使馆区，西装革履，每人提着崭新的手提公文箱，显得有身份和有气派，以当时的社会审美标准看，甚至于有点阔绰。盛大成在前一天的闹市上，还特意买了个玻璃戒指，美其名曰：“签证钻戒”，自己都感到不伦不类。B国使馆位于使馆区南端，我们从国际大厦方向进入使馆区最近的目标就是它。B国位于西非，是个濒临大西洋的小国，前法属殖民地。是联合国公布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老远就看到绿黄红三种泛非颜色的国旗，图案上有城堡，棕榈和远洋船队，两侧各一只金钱豹，那种配色强烈的热带感觉好像是个好兆头。我们决定一试身手。B国使馆大门站岗的武警，是个来自山东的半大小伙子，按照规定，他盘查了我们的护照。看见我的胸口别着的交大红色校徽，他肃然起敬，客气问道：“老师，是上美国吧。”看来他有点迷惑。大成说:“我们先到B国，然后坐船横渡到美国。”我心想，这家伙也真能忽悠。那位山东大兵有多少国际地理和签证知识，是个疑问。他这样的庄稼汉子，穿着沉甸甸的粗呢子制服，乍一看，比我们这两个半路出家的演员还要别扭，他一挥手，予以放行。”我们穿过大院，进入签证处的翻译室。
两个中国翻译，女的四十岁左右，男的约莫三十来岁。按照事先的约定，我们分别敬烟，送口香糖，这些东西都是在友谊商店用珍贵的外币兑换券买来的，是创造良好气氛的润滑剂。效果很好，对方果然热情接待了。我们说，打算去美国之前，先到B国一游。男翻译看了护照，说这种情况以前还没有发生过，必须去问B国领事才行。五分钟以后，他走进办公室，笑道：“领事先生说你们可以得到签证，请立即填表并交付二十元签证费。”我们马上发现一个疏漏，没有带上照片。翻译很客气的说：“你们立即去拍照，当天或者过几天送来都行，请放心，签证是肯定没有问题。”我们打躬作揖，千恩万谢，飞一般跑出使馆，兴奋得心都要蹦出来。真想不到事情会这样顺利。
好不容易拉到一辆出租车，一上车便对司机说：“师傅，照相馆。”我们一口气跑了好几家，上海有句俗话说，“吃斋遇上了月大”，全都没有快照业务。最后找到一家青年合作社开办的摄影之家，扯着经理求爷爷告奶奶好说歹说，还塞上两包外国香烟。对方答应下来说，下午三点可以取照，已是摄影社前所未有的速度，实在无法再快了。B国使馆下午办公到四点，看来是能赶得上的。紧赶慢赶，就是恐怕夜长梦多。所谓怕什么来什么，后来还是出了意外。
从摄影社出来，街道行人如蚁，晴空万里，阳光明媚，扫尽北国秋天的阴霾和寒意。我们让出租车折回使馆区，既然非洲国家已不成问题，下一步可以升格，我们想到了S国使馆。
B国使馆的旗开得胜，使人处于最佳竞技状态。我们兴冲冲走进S国使馆签证处，开口问：“请问，哪位是栗先生？”其他的工作人员还没有来得及作答，从里面一间传出铿锵有力的声音：“谁找我？我是姓栗的。”人未露面声音已至，无疑是位干练机敏的人物。
走进会客室，办公桌一侧是皮椅和沙发，窗台上的木架随意散放着S国各种旅游指南。主人瘦挑个子，人到中年，目光炯炯，叼着香烟，坐在茶几一角，吞云吐雾。我们上前握手寒暄，显得落落大方。他上下打量我们一眼，问道：“你们是哪一位介绍过来的？”我们一面敬烟，一面说明来意，直接切入主题，回避了他关心的问题，给人一种感觉，或许隔墙有耳，不便和盘托出。实际上，我们事先并没有朋友介绍，无非是从花匠师傅听说而已。他也不再追问，只是漫不经心地翻阅我们的护照，突然间，他一针见血地说道：“是不是美国去不了，跑到我这里来了？”我们手忙脚乱的搬出一叠美国大学的入学许可诸如此类的资料，他咧嘴一笑，挥挥手，说：“把这些东西收起来，这里不是美国使馆，我对此不感兴趣。”这下子我们尴尬不已，显然什么都蒙不了他。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失望，他话锋一转，说：“好吧，你们填表吧。”这是继B国使馆的又一次激动人心的时刻。
S国的签证申请表格，是用质地低劣的纸张油印而成。上面分别印有本国文字和英文，字迹模糊，以至于不少的项目，要在栗先生的指导下方能填写。其中一栏，是问及申请旅游签证者，打算在该国逗留期间花费多少美金。私下商议之后，我们咬咬牙填上，“一百五十美金。”实际上，就是这些钱我们也没有，美金还在天上飞呢。栗先生弹指一挥，说“不行，穷国同样不欢迎穷光蛋，记住了。改成五百美金，写少了，领事先生会拒绝的。”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之一的S国，和印度次大陆其他国家一样贫困不堪，旅游业是该国争取外汇的一种途径。一家有一家的苦衷，我们的睁眼说瞎话，无奈于泱泱大国国民的难言之隐。
临末了，还是照片这样煞风景的问题，栗先生告诉我们，在使馆区的友谊商店内就有快照服务，立等可取。我们意识到先前满城找照相馆是干了蠢事。我们匆匆跑到友谊商店拍了快照，尽管下午三点能够取得那家摄影社的照片，不过保险起见，哪怕提早一点时间也是好的。后来发生的事情，恰恰证明了我们的预感。
使馆通常有午休时段。下午二时我们赶在午休结束，满怀喜悦率先回到B国使馆。还是同一个卫兵，这回却把我们挡在外面，他说，上午让我们进入使馆，已经铸成大错。简直当头一棒，我们俩几乎被击蒙了。这位农村来的士兵，自己也弄不明白，在小岗楼摇了电话，一分钟后小跑过来一个军官，他对我们解释道，正因为我们上午进了B国使馆，有人报告了外交部，外交部通知，必须先有前往国的签证，才可以进入其他的外国使馆。我们说，签证已经批准，现在只是补交照片，是否可以通融一下。他的态度和蔼，表示同情，双手一摊，说：“不好意思，我们当兵的只有服从命令的份。”黄粱一梦，煮熟的鸭子飞了，顿时间，俩人像断了线的风筝，从天上掉到地上，彻底散了架。离开这个出师不利的伤心地，拖着沉重的步伐，没有了目标。既然是外交部的决定，那么所有使馆的岗哨都必然接到通知，应该没有例外。但是大家还是决定，事到如今，只有“死马当活马医”，到S国使馆去碰碰运气，希望那里的卫兵还没有获得消息。拐了几个街口，忐忑不安的我们，来到S国使馆大门前，老远卫兵就和我们打招呼：“两位上午不是来过了吗？”我们解释道：“下午送照片来了。”他一挥手，放行了。真好似绝处逢生，我们就像两条漏网之鱼溜进了使馆。接下来发生的事更让人不可思议。一见到我们，栗先生说了一句令人胆战心惊的话：“看来你们挺有钱吧，不是吗？你们还打算去西非，这个国家叫什么来着？”我们几乎瘫在座位上，感到自己就像和风车过不去的唐诘柯德，即愚蠢又悲壮。在强大的国家机器前面，显得多么的弱小和微不足道。盛大成有口吃的生理缺陷，这个时候，他是结巴得一个字也说不出。我故作镇静，“是啊，是B国，同时我们也打算到非洲去看看。” 栗先生烟不离口，斜着身坐在转椅上，他拍了一下大腿，拨正角度，对我们说：“对了，是西非的B国，你们也真能折腾。”他打开办公桌的抽屉，如果从中抽出一把手枪和两副手铐，我们也绝不会感到意外。拿出一叠我们在上午已经填写好的表格，他用一贯干练的口吻说，“好吧，把你们的护照，照片和签证手续费交给我。”并告诉我们，三天后的上午，让我们在门口，他会接我们进入使馆取出护照和签证。我们相互看了一眼，又是喜又是忧，当我们与他商量，可否当天取得签证。他果断地地说，“现在的领事履新不久，交替工作十分繁忙，根本没有马上办理的可能，我已经很照顾你们了，不要多说了，否则我就不帮忙了。”我们剩下的只有千恩万谢，毕恭毕敬退出的份了。
从使馆区出来，天色渐晚，我们跑到公园，心不在焉坐在小河边发愣。“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一派宜人的景色，心情却是乱糟糟的。盛大成和我不一样，平时从不抽烟，今天破天荒点燃了一枝，蹲在那里一声不吭，活像个“骆驼祥子”。我们脑袋尽是串串问号，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外交部下达这样的通知，好像就是针对我们俩，难道我们有那么重要吗？尤其令人费解的是，S国使馆的栗先生，竟对我们在B国使馆的活动了如指掌。经历各种社会运动，尤其文化革命的中国人，都习惯于敏感地把周围发生的一切，与政治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特有的条件反射。很自然的推理是，我们的举动，受到安全部门的监控。可是，S国使馆的栗先生又受理了我们的签证申请，莫非是在某种授意下，佈下个局，以此扣留我们的证件。如果按这个思路想下去，要么发疯，要么干脆投案自首。但是冷静分析，我们是完全合法的，既然中国护照前往世界各国有效，那么持照人就具有进入外国使馆申请签证的权利。我们喜忧参半的心境，就像这个古老京城的胡同一样错综复杂。我们已见曙光，然而护照签证尚未到手，仍属未定之天。
从周一到周四，二人着了魔般坐立不安，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望眼欲穿，仿佛丢了魂落了魄。这个魂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出国护照。今天的中国，人们是很难理解我们过去的年代，那种充满无助，无奈，渴望和绝望的思绪，一旦重获盖有签证的护照，进入欣喜若狂的颠峰状态，至今记忆犹新。签证期间，在北京天主教堂圣坛前，我对上帝默默祈祷……数年后，维也纳一个女大学生说起，在国内的时候，父母从小让她吃鸡翼，希望日后独生女儿能够展翅远走高飞，听者不禁为之酸鼻。
星期四上午，北京的林荫道，阳光明媚，绿草茵茵，仿佛夏日未竟，尚无萧杀的秋意。按照一个苦思冥想的计划，我们和大力和晓翔，分为两组，我和晓翔为甲组，大成和大力为乙组。分别在S国使馆两扇门等候，这样就可以保证遇上栗先生。根据推理，时隔数日，外交部的通知应当已经传达到每个角落，如果卫兵认出我们，就可能不允许我们再次进入使馆，那么只能请已经有了意大利签证的大力帮忙，他可以合法进入S国使馆，找到栗先生讨回我们性命交关的护照。我们站在门口，卫兵朝我们点头招呼，一切没有异常。捱到九点，不见栗先生踪影。晓翔安慰道，“北京人上班迟到是惯例。”话音刚落，栗先生骑了一辆破自行车飞驶而来，把我和盛大成带进使馆。在花园里他对我们说，“签证好了，在我的抽屉里呢！”谁都不曾也不敢设想事情是这样的顺利。在办公室里，当栗先生递给我们两本护照时，我们不约而同地把它们迅速揣入怀中。栗先生嚷了，“都拿出来，你们还什么都没看呢，有几点我要给你们解释一下。”他打开护照，告诉我们，签证是三个月有效，浅蓝色的图案印有一行英文字，下面是一张体现当地宗教色彩的贴花，上盖有北京S国使馆的印戳。有生以来，我们第一次看到外国签证。
此时此刻，以往种种的猜疑和恐惧烟消云散，我们欣喜万分，站在面前的栗先生是我们的大恩人。这样，我们从此成了很好的朋友。当天中午，我们在使馆区一家幽静的饭店共进午餐。栗先生告诉我们，在进入外交学院以前，曾在东北插队多年，他身上那股豪爽之气也就不奇怪了。栗先生说，他很佩服南方人，因为他们太能吃苦，再穷的国家也敢去，像旧社会“闯关东”的汉子。他告诉我们，我们绝非是先行者，之前有几个上海青年跑到S国的首都，以发豆芽为生。在S国办国籍绝无可能，按照该国的法律，必须在那里生活九十九年方可归化入籍，在这个世界上，穷国家往往比富国家更抵制外国移民。不过，如果化上一千美金就有希望搞到长期居留权。S国穷的叮当响，北方还在打内战，不可开交，长期流落在那里不行，作为跳板不妨可以一试。我们说也正是做如此想，况且，一时要获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入境签证，难于上青天。栗先生笑道，“他*的，美国佬是个滑头货，势利得很呢！如果你是小老百姓，活该靠边站。如果你有某种背景，只消五分钟就送你一个签证。这就是美国式的统战。”当天下午，我们陪同大力到首都机场，登上飞往意大利的航班。目送波音飞机剑击长空，仿佛嗅到自由的气息，幻想插翅飞去，融化在深邃的蓝天之中。当晚，我们分别通知了各自的家庭。我的姐姐离开电话机，大声对我妻子说，“弟弟成功了！”我回到上海后，大学的一个同学来到我家的第一句话是，“打酒来，让我们好好庆祝你的新纪元。”这个消息简直成了不胫而走的福音，尽管我们所能去的，只不过是贫穷落后和充满险恶的陌生国度。
就在我南归的第二天，儿子哇哇落地。一个走街串巷的江湖算命先生断言，这个属虎的儿子福星高照，给家庭带来了运气，明知是穿凿附会，宁可信其有，无非讨个吉利。我这个读过一大堆唯物主义哲学的新爸爸，开始对命运深信不疑了。
孩子的降生，倍增了我出国心理上的迫切感。文革以来，无数中国家庭固有理念的幻灭，社会各阶层独立人格的缺失，在历年持续的高压和动荡中，人们即便以鲁迅笔下绿豆芽的生命力，顽强地挣扎出来，也是难免畸形扭曲。社会弥漫一种厌世思潮，鄙视以往人造的神和权威，唾弃养育又折磨他们的黄土地。
回到上海一个月后，我们得到上海公安局的更改前往国许可和出境签证，处于随时可以合法出国的境地，而且有了新更改的前往国S国的签证，进入第三国使领馆已经没有任何的障碍，我们开始计划的第二步。此后的两个月中，我们多次往返京沪之间，几乎走遍两座城市的使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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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0/8/26 23:45: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