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萍踪传书(连载）

谢谢版主

有了西欧的签证，我们决定到美国驻沪总领事馆走一遭。位于乌鲁木齐路的领事馆门前，申请签证的人排成长龙。我们径自来到门口，武警打开护照，只见一排五颜六色的外国签证，迟疑了一下，看来他是吃不准的来头，还是优先放行。领事馆是一栋老式洋房，和北京使馆区的新建筑相比，显得小巧玲珑，而且有贵族气派。进入签证大厅之前，先要接受严密的安检，海军陆战队队员全副武装，十分摆谱。超级大国果然不同凡响。当时，苏联正处于巨变的前夕，即将独步世界的美国，正踌躇满志，飘飘欲仙。

签证领事是个很美国化的女子，穿着打扮透着好莱坞的气息。和她照面之前，有两个中国雇员审视我们，其中一个小白脸，一边翻阅护照，一边不阴不阳的说，“搞了那么多签证，花了多少钱？”听者气不打一处来。我脱口而说，“在外国领事馆里公然侮辱同胞，作为中国人真为你这种行径感到羞耻。”很快我们知道，为此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轮到我们Interview的时候，小白脸满脸堆笑，附耳对签证官说了一阵子。她转过身，漫不经心翻看护照页，问我们，为何要访问尼加拉瓜？难道不知道尼加拉瓜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紧张吗？我们表示，对于这样的问题根本不屑一答。这个显然比我年轻的女签证官被触怒了，注视着我，居高临下地说，“你来自上海交大，但是那样不明事理，看来我的中国同事说得不错，对此我表示十分遗憾。”随后不由分说给我们护照加盖“214B”，这是等级最高的的拒签标志，六个月内不得再次申请。我们第一次尝到超级强权的傲慢和无理。一个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衡的霸主，就像一头在瓷器店中漫步的大象，破坏和践踏，即使是下意识的，也是灾难性的。这个女签证官，无论学历，阅历，智商和意志力，都无法与我们相比，然而她代表的是美国的无上威权，操有“生杀大权”，可以瞬间决定成千上万申请入境者的命运。我想，没有几个美国人，知道王道和霸道的区别。至于那些对权势溜须拍马，而对自己的同胞使坏的人，是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化革命的产物，是社会的癌细胞，既丑陋又可怜。

整个国内段的签证工程结束。衡量再三，我们放弃南太平洋，美洲和东南亚路线，决定走欧洲路线。一则，欧洲大陆国家众多，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另则，我们已经得到欧洲国家的签证最多；再则，十分现实的是，可以乘坐票价便宜的（从北京经莫斯科到布达佩斯的卧铺票是七百元人民币），横跨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国际列车，我们今后的路还很漫长，将能最大限度节省盘缠。

临走前几天，家里面积不大的地板上，行装散放的到处都是，十多年前送我下乡的时候，也是一模一样的光景。川流不息的亲朋好友，除了祝福以外，纷纷传递海外生存的要诀，有放之四海皆准的金玉良言，有具体谋生的锦囊妙计，虽然谁都没有见过外部世界。长女为母的姐姐，将祖传的鸭绒被，一针一线缝制成睡袋；刚出月子的妻子，一手搂着满月的儿子，一手为出远门的丈夫收拾行李，什么都谈到了，就是有一个心照不宣的问题，何时再相逢？五年？十年？甚至更遥远，只有苍天才能作答，想到这里，断肠人在天涯的伤感，不由的阵阵袭来。翻译家墨兰的公子小鹏，是我的好友中最敦厚的一位，他悄悄把我拉到门外，说，“正是为了他们，你也得往前走，不要回头。”不料，这竟是我们最后一别。一年后上海的一场肝炎大流疫中，他成了故人。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八日星期三早晨7点45分，我们搭乘的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正点从北京站徐徐启动。送行的邬君随着款款移动的列车追了几步，他的签证还在未定之天，我们先走了。至今我还记得他喃喃自语，离开月台，醉酒似的晃悠而去，瞧着他渐渐离去的身影，大家都感到无可名状的心情。能够走的走了，从今以后如同断线的风筝，飘向广袤的未知世界，无论是祸还是福，恐怕永不重归。

我们乘坐的是中国列车（每星期有二班往返中苏的国际列车，另一班是苏联列车）。列车员都是中国人。整个列车空荡荡的，所有北京上车的客人都被集中在二节车厢，这样做显然有利于集中管理，人和细菌一样，散布开去至少有污染环境的坏处。据说，80年代前期，有时整趟列车只有几十个旅客，比列车员人数还少，相对国内列车而言，这里服务质量要好得多。列车编组:高包(二人包房)、软卧(四人包房)、硬卧(四人包房)。我们的二等硬卧，相当国内的软卧，有四个铺位。同房间的另二位来自北京林学院，一位是副教授安先生，另一位是他的助教，目的地是联邦德国。类似这样的国家派遣人员，约占列车人数的一半以上。

从北京站始发的k3次国际列车将途经经大同、晚上8点将到达边境检查口岸二连浩特，然后出境，经扎门乌德、乌兰巴托进入俄罗斯境内以后，和西伯利亚大铁路汇合，周一抵达莫斯科。总共六天的行程。火车上的人都互相熟悉了。

安教授年过半百，略有发福，刚一见面，即忙于分发名片，显示身份和头衔。他告诉我们，已是多次出国，至于这次到西德也是第二回了，又掏出因公护照，以表明他和我们的私人护照并无二致。知识分子只有这般自我陶醉的余地，一点小小的虚荣心也就值得尊重了。除了有点烦人的话匣子和“酸”以外，这位半大老头倒是随和，心底善良。他的助教白先生，年龄比我们还少上一截。他这一代没有直接受到文革的影响，又赶上尚学和开放的年代，学业一帆风顺。他戴着圆圆的眼镜，笑起来一副湖南老乡的憨厚相。他是首次赴欧攻读博士学位，可谓春风得意，一片锦绣前程。当我们问他，是否打算学成报效祖国？他觉得是无可质疑的。使我想起自己的夏教授，留德博士，当年怀着赤诚之心回国，到了皓首之年，感慨万分。新一代的留洋学者的归宿何在，这个问题需要时间才能作答。

很快地又结交了一些乘友，其中，有到法国的靳先生，年仅二十岁，之所以能搞到法国的签证，是他老爸是中国驻法航空代办处的官员，他不讳言赖在巴黎；有赴西德留学的杨小姐，是安徽医学院的助教，到德国的第一目标是尽快把男友弄出来。最有意思的是，在奥地利留学的高先生和赴丹麦旅行的林夫妇，我们不但是六天的同路人，而且数月后又再次见面的缘分。

林先生最早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北京火车站国际候车大厅，身材格外短小干瘪，一顶奇特的西瓜状的黑皮帽，和苍白的长脸形成反差，活像《智取威虎山》中的小炉匠。当时，整个候车大厅散放的几乎都是这对夫妇的行李，他和太太推着两架重磅行李车，来回运输个不停，很有漫画色彩。现在，我们已经成了朋友，坐在车厢里闲聊。林先生告诉我们，这些重达半吨的行李，实际上说货物更为妥切，是他花费数月精心采购的，其中有种类齐全的工艺品，纺织品，足足可以装备一家商店，还有一尊令人瞠目结舌的大如来佛，重达八十公斤，像一枚导弹横卧在大号的木箱之中。所有的货物都堆放在车厢的过道，或者寄存在乘友的包厢，当时的国际列车从无走单帮的历史，乘务员也就视而不见。一样是初次出国，对西欧的行情他显然了如指掌，我们云里雾里，懵懂无知，一点概念的都没有。“老弟，中国市场的许多东西，到了欧洲，尤其是北欧，那就是十倍的价钱。”他从挂在脖子的金项链上，取下一个古里古怪的佩玉，凑到眼前，才看清楚是只乌龟，在中国是象征长寿的吉祥物，据说老外也是十分喜爱，“在上海才十来元人民币，到了欧洲至少值二十美金，不说变卖，就是作为送人的礼物，也是很体面的呀。”

林太太的父亲居住台湾，让丹麦的一个中国饭店老板，担保他们以观光身份进入丹麦。丹麦属欧洲共同体，除非通过婚姻，否则几乎没有定居的可能。林夫妇事先办了离婚手续，丹麦方面已经物色了一个当地女子，待他们到达丹麦，赶着入境签证有效期内和林先生“成婚”，林先生即可获得丹麦定居权，一年后离婚，再与林太太复盟，这样双双都有合法身份。毋庸置疑，这是一场金钱交易。

“你们打算着怎么办呢？”他把小乌龟仍然挂到脖子上，“说白了，出了国的中国人没有几个打算回去的。”

但是，我们又能够有什么打算呢？对于奔赴的“希望之乡”，本来就是知识有限，听了林先生关于居留权的一席话，心中更是没有了着落。我们没有钱，又无人接应，最长的签证是挪威，也不过是一个月，能否留在那里，或者是世界哪个角落，前途未卜，只有上帝知道。实际上，自打乘上西伯利亚的火车，我们就是两个到处漂泊的国际流浪汉。

签证手续不再办，

决定目标欧洲前，

上了火车向北去，

乘客交流心仍乱。

从北京出发的当晚八点，列车到达了中国的边境检查站二连浩特，中国边防警察上车，我们俩的护照着实被反复翻看好些时间，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初次出国的就有这么多签证的，而且也搞不明白，前往南亚热带的S国，如何要绕道冰天雪地的远东地区。最后，加盖了出境章，让我们填写“旅客行李物品申报海关单”。我们意识到，对于个人而言，这是正式离开中国国境的历史时刻。但是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那正处在二十世纪末所谓全球化来临的前夕，而跨国移民是经济全球化众多动力因素之一，据二十年后今天的统计，改革开放以后出去的“新华侨”，人数约为600万，与昔日的“老华侨”不同之处是，其中不少人受过高等教育，无意之中，我们成了先行者。

因为中国与苏蒙的轨制宽窄不同，所有旅客应该下车，让火车在“国际换轮库”里进行换轨。我和大成出于好奇，跟着列车进入作业地火车厢被分别吊起，撤掉中国宽轨，换上俄式窄轨，我们还是被赶了下来，俩人冒着漫天的大风雪，从车厂走回二连浩特车站。在上了冻的铁轨上，一脚高一脚低地走着，四周黑沉沉的，好一派凄凉的边塞风光，只有前方车站的红色信号灯，唤回文明世界感觉。我们总算重返了车站，这里的建筑和北方其他火车站没有什么不同，钢筋混凝土，像盒子般方方正正，就是多了穿着厚重棉大衣的边防军。幽灵般的旅客们在站内闲荡，一些西方人在小银行里忙着兑换货币（把在中国未用完的外币兑换券换回国际通用货币，按照规定，外币兑换券是不能携带出境的）。出乎预料找到一个小邮局，我坐在破旧的沙发椅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写出第一封家信：“亲爱的，我的好妻子，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夙愿将要实现，半个小时后，我们即将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国告别。但是，不知怎的，我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心中难受极了，欲哭无泪，痛苦程度甚至超过离开上海，和抱着熟睡儿子的你话别的时刻……”

列车在中国边境站停3个小时左右，晚上11点多火车离开二连浩特，不久停在蒙方扎门乌德边境检查站上。扎门乌德市是蒙古人民共和国距离中国最近的陆路口岸，也是唯一的铁路口岸，和二连浩特南北相望。扎门乌德在蒙语中的意思是“陆地之门”，车厢均下了双重玻璃窗，以阻隔外界凛冽的寒气，透过布满冰霜的窗户，外面警戒的蒙古边防军依稀可辨，彪悍的士兵包裹着皮毛的军大衣，佩戴苏制冲锋枪，脸无表情目视列车进站。小站上有二个蒙古族姑娘，惊讶地看着国际列车隆隆进站，她们头戴羊皮帽，脚穿牛皮护膝的毡鞋，身上裹着黄色的毛皮马甲，在月台灯光下，十分醒目。火车刚停稳，边防检查立即开始，进行蒙方入（过）境签证检查、物品报关等手续。先是一个高个蒙古边防军官依次到每个包厢，收走旅客的护照和另纸签证，然后是海关和检疫人员的例行检查。令人吃惊的是，海关和检疫人员均不会英语（后来我们发现，苏联和整个东欧国家也是如此），好在他们颇有自知之明，并不像以后的苏联海关官员和外国旅客老是纠缠不清。不过，隔壁车厢的几个从中国探亲回来的蒙古华侨，却给折腾德够苦的了，蒙古海关官员对他们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询问和搜查，这是当初中蒙关系的一个缩影。扎门乌德中西合璧建筑风格的车站、和具有欧洲风格的车站广场，明显有苏联文化的影响。

第二天清晨，人们醒来，发现列车已是行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广袤的沙漠草原上了。

中国像是一张桑叶，被蚕虫吞噬的北部，便是眼前的外蒙古。从中蒙边境的扎门乌德延展到苏蒙边境的苏赫巴托，整条铁路大动脉贯穿这个国家的南北。隆冬时节，冉冉升起的朝阳，一望无际的蒙古大戈壁，在皑皑白雪的覆盖下，满目萧条，荒无人烟。只是在极远之处，偶尔发现零星的蒙古包，似戴玉盔，如披银甲。历代文学家和诗人，有过不少描绘不毛的，凄楚的塞外篇章，如今有了亲身感受，以为置身于中世纪或更遥远的年代，如果没有内燃机车汽笛提醒的话。

列车上有了变化，中国餐车留在二连浩特，现在挂上的是一节蒙古餐车，这除了是被强化的主权意识以外，对于相关国家来说，是个赚取外汇的机会和手段。从中国出发之际，我们带上足足一大袋的方便面，够我们俩横穿欧亚大陆七天旅程的消耗，不过出于好奇心，我们还是跑到蒙古餐车瞧瞧，只见餐车空空如也，播送着蒙古音乐，没有预想中的不堪入耳。几个餐车服务员坐在餐车的另一头聊天，厨房里飘出烧烤牛羊肉的气味，实在不敢恭维。一位身材茁壮，皮肤粗糙的蒙古姑娘迎上前来，打着手势问客，结果我们用了一美元，买了个又大又硬的麸皮面包，应该说它只是值几十美分，但是对方没有零钱可找，最后给了几颗包装粗劣的糖果和两个纪念章，上面印有象征畜牧业国家的蒙古大马，一行英文字：蒙古国际旅行社。事后，有人告诉我们，无论在苏联还是蒙古餐车上用餐，化美元是顶顶不上算的，应该用苏联的卢布。这位热心人用二十卢布换走了我们的十美元。我们激动万分，感恩不尽，因为按照当时苏联官方兑换率，二美金兑换一卢布。时隔半年，我们在维也纳发现，那里的银行牌价是零点二五美元兑换一卢布。这就验证了一条真理，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即使同胞之间。这位热心的同胞就是二十六岁的高先生。

高先生身穿当下流行的运动衣裤，鼻梁架着时髦的茶色眼镜。他是军队干部子弟，中学毕业通过关系到了部队，后进入某军区足球队，复员后在北京一家旅行社工作。他说，因曾帮助过奥地利国家钢铁联合企业，一年前到了奥地利，旅游签证期满又续了学生签证，这次是回国探亲重返维也纳。自打北京上车以来，他一直打听前往中欧的同路乘客，不久，我们知道他所携带的行李，有二十个之多，垒起来像座小山丘，比起刘先生夫妇的毫无逊色。据高先生介绍，奥地利这个介乎东西欧的中立小国，仿佛很适合我们生存。由于还没有加入欧洲共同体，奥地利的居留签证限制不严，只要能合法进入，就有可能改变身份，即有可能从观光改成学生，甚至工作身份。我们要去的匈牙利正挨着它，我们的注意力马上被吸引过去了。高先生告诉我们，他的一个北京哥们，背景过硬，在国内搞开发公司发了笔横财，后跑到匈牙利，在那里弄了一辆汽车，在一没有签证，二没有驾驶执照的情况下，竟从布达佩斯开到维也纳。现在，这位仁兄已经有了合法居留，凭着从他老爸那儿搞来的几张出口许可证，他在奥地利开了贸易公司，混得很风光。相比之下，高先生自叹不如，自己的父亲官衔未入流，做儿子的自然要次一等，只能跑跑单帮做小掮客。

到挪威，本应莫斯科换乘到北欧的火车，当初之所以决定到中欧，是因为匈牙利和西欧近在咫尺，那里的国家多，回旋的余地大，况且我们已有了比利时签证，北欧是最后的王牌，暂且作为紧急备用方案。高先生的信息，使我们信心倍增，布达佩斯相距维也纳，不足三百公里，到了布达佩斯，或许可以申请到奥地利签证。大成是乐天派，开始想象不久的将来，我们夹着大学教材，在风景优美的维也纳森林散步。据说，采珠人有一个忌讳，在割开贝壳前，不可奢望里面有闪闪发光的珍珠，否则事与愿违。这个传说，后来在我们身上应验了。

位于蒙中边界两边的戈壁，是世界上第二个大沙漠，占外蒙东南部的三分之一.从窗口放眼眺望，十分壮观，骆驼和野山羊，偶尔可见. 白茫茫的雪原大漠，一片原始生态景象。

火车上的社交圈子日甚扩大，其中不乏有一些外交人员，据说，他们乘坐火车可以领取飞机的盘缠钱，火车票仅是飞机票的十分之一的价钱，这样可以积攒一笔不菲的外汇。其中有维也纳的联合国工业开发组织中国使团的社会事务参赞陈先生，和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二秘朱先生，当前者知悉我们游历各国，感到十分新奇，说，“若不是当今政策开放，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哪有机会跑出来看世界，不管怎么说，这是件好事。”他是说了实话，中国已经告别闭关锁国的过去，开始多元认同和与外部社会文化互动的时代。而从此我们也就开始了“既在此，又不在此”，“处处为家，无处为家”的空间互换。朱先生告诉我们，六七十年代时，乘坐这趟列车的，一般是代表团、外交官，政府官员、还有省委部委以上高官，少有老百姓。列车安保也很严格，有公安人员随车。西方人称之为“神秘的东方列车”。作为普通人，我们感到庆幸，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哪有这样的可能，确实如此。

上午在乔依尔站作短暂停留，一路飞速行驶，中午时分，到达位于蒙古中部的首都乌兰巴托，它也是蒙古航空和铁道的交通枢纽.列车员通知大家，客车将在这里停靠多时，可以下车看看。火车一停稳，几乎所有的旅客携着照相机跑下去。

和以后看到的欧洲火车站相似，乌兰巴托的火车站虽然有点简陋，采用开放式，没有与外界隔离的围墙，月台和城市广场连成一片。苏赫巴托广场同时位于市中心，广场中央竖立着苏赫巴托骑马塑像纪念碑，建于五十年代的政府大厦，，中央邮局等建筑就在附近。广场上方分别悬挂蒙苏二国领袖的巨幅画像，一位是戈尔巴乔夫，另一位是泽登巴尔，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标志。车站广场上经常可以见到苏联军官，看来这里的苏联驻军不少。凸显当时的华沙条约组织框架下，蒙古和苏联的特殊关系。当时谁都没有想到，四年以后各缔约国分崩离析，华沙条约组织解散，从而冷战结束。

穿过广场的另一侧，便是城市街道和一排排本色调的建筑，千篇一律，没有个性，不过总算有了点城市的气息。作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国家之一，行人稀稀拉拉，身穿民族服装的市民，用呆滞的目光看着我们这些三五成群的外国游客。我们步入当地首屈一指的商场，简直就是中国人民公社时代的供销合作社，食品百货以至于烟糖五金合为一家，没有分门别类的专业分工，表明即使以当时的标准，这里的商业也是处于原始状态。除了在列车上已经领略过的，硕大的麸皮面包和劣质包装的糖果以外，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值得描述的了。

当我们回到广场，见到高，林和靳先生聚在纪念碑下，和二个蒙古人比划着什么。原来，三位仁兄不约而同兜售他们的商品，有真丝围巾，电子表和其他的小玩意。林先生还带有二瓶白酒，就像二枚手雷倒插在腰包上。小帅哥靳先生人未到法国，却已经像个十足的巴黎推销员，非常老道又不失潇洒，把所有商品用别针挂在呢子长大衣二个内侧面，收放自如，只需闪开大衣衣襟，展示出琳琅满目的流动橱窗，令人眼花缭乱。二个蒙古青年，打扮入时，穿着当地少见的牛仔裤，应该是蒙古都市的时髦青年兼黄牛党。他们情不自禁的伸手想摸摸，被高先生拦住了。一场哑剧的生意洽谈开始了。

车到二连受检查，

越过边境再验它，

乌兰巴托下车转，

印像一般生意佳。

谢谢超级版主

蒙古话我们谁都不懂，对方干脆讲俄语，俄语显然是蒙古的第二外语。我们当中，只有高先生会一点，也仅仅是从“一”数到“五”，如果想表达“十”，非要连续说二个“五”不可，以此类推，可见他的俄语程度。最后，谈到支付手段，蒙方坚持用蒙古币-图格里克，中方坚持以苏联卢布结算，高先生对我们说，“蒙古币-图格里克顶个屁用，简直开玩笑。卢布一路上可以零花，至少到了莫斯科，坐出租车没有问题。”话音刚落，一辆苏制小轿车无声无息滑行过来，车门打开，跳出两个蒙古警察，没等大家反应过来，那二位蒙古青年被警察楸住衣领，塞进汽车一溜烟地开走了。我们都吓坏了，赶紧回到车厢，大伙仍是心有余悸。高先生却不然，说道，“没事儿，这和中国一个样，警察只抓黄牛，不会找外宾的麻烦。”天哪，我们原来已成了“外宾”！林先生有点懊丧，正为他那一大箱的白干发愁。高先生笑道，“老弟，不用发愁，到了苏联，销路有的是。”老马识途，事实证明高先生没有说错。

下午二点，列车离开乌兰巴托，继续向前方奔驰。坐在风驶电掣的东方列车上，朝窗外瞭望，不禁思绪万千。蒙古民族历史也很长，有数千年之久，和中华民族差不多上下，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曾经统治过欧亚大陆，也是人类史上疆域最大的帝国。后来可汗忽必烈建立元朝，进入蒙元时期。历史上的中蒙很难分出彼此。无论是结束二战的雅尔塔会议时，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关于蒙古的交易，还是以后斯大林逼迫中国承认蒙古独立地位，实际上是典型国际霸权时代的地缘政治，虽然，当时中苏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在蒙古问题上，苏联却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束缚，毫不心慈手软，其作为与大肆掠夺的俄国沙皇并无二致。列车越往前开，和南部国土大部是戈壁地区不同，蒙古北部草原特征越是明显，据列车员介绍，春夏之际，一过乌兰巴托，绿茵茵的植被，壮美辽阔的大地，显得江山如此多娇。

傍晚时分到达蒙古北部的达尔汗站。有人介绍，达尔汗市是六十年代崛起的工业城，发展迅速。城市的楼房和其他建筑均为白色，图画一般，远远望去，大雪纷飞的隆冬腊月，整座城市就像童话中，玲珑剔透的水晶宫矗立在茫茫雪原上。同车的蒙古华侨告诉我们，蒙古文化崇尚白色，认为此是纯洁的象征，成吉思汗的战马就是白色的。这里见到久违的工厂，开始有了工业化的痕迹。据说，这里生产的皮衣和羊绒衫，销往西伯利亚地区，价廉物美。我们前往莫斯科，甚至于北极的挪威，正需要御寒行装，本来想到达尔汗市买些来，无奈火车停靠时间才半个小时，只好作罢。

从达尔汗站开出，列车行进二个小时，到达了位于蒙俄边境的苏赫巴托，其名来自蒙古建国领袖苏赫-巴托尔。苏赫·巴托尔毕生寻求蒙古民族独立，争取苏俄的支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仇视和脱离原宗主国中国，却又变为苏俄的附庸国，这就是地缘政治的宿命。这里仅仅停留十五分钟，期间蒙古边防人员迅速给旅客办理了出境手续。

当天午夜，列车进入苏联地界。因为莫斯科与北京的时差，我们的手表一律往后拨五个小时。忽略不计中蒙境内铁路长度，从现在起，到达莫斯科终点有将近一万公里路程，是全球最长的电气化铁道线，也就是著名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条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的铁道线的重头戏，既不是北京和乌兰巴托，更不是莫斯科，而是壮丽的西伯利亚。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历史超过一百年，穿过乌拉尔山脉，连接欧亚的莫斯科和海参崴，是当年沙皇染指远东的战略动脉。据说，那时候，沙俄倾其全国之财力，征集了数十万的俄国农民服劳役，顶着零下五十多摄氏度严寒，在永冻层开山建桥，铺设铁路，饥寒交迫，劳累致死，不计其数。和秦始皇修长城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火车缓缓进站，在月台边咯噔一下停稳。苏联边防军头戴橄榄帽，胸前佩戴勋章，白晢的皮肤和线条分明的轮廓，个个是高头大马的英俊少年，使人意识到是到了欧洲地域。边防检查非常严厉，好像不这样就不足以展示国家的力量。边防军个个冷若冰霜，逐个车厢收走旅客的护照和苏联签证，然后所有人被命令离开车厢，沙丁鱼似的站在列车的走廊上，边防安全人员进入车厢，仔细搜查行李架和床铺下的旅行箱。同时武装警察检查厕所，列车工作人员的卧室和车厢的顶部，不厌其烦，没有任何疏漏。紧接着是海关盘查。戴大檐帽的海关官员，根据旅客事先填写的申报表，逐件清点行李和贵重物品，如首饰，照相机和录音机等等。最有趣的是，苏联海关人员一张张数着你荷包里所有的钞票，不时还要你解释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钱，如港币和马来西亚币，像古董商那样极富耐心。我很怀疑，这究竟有多大的必要。我们隔壁的包厢是一对蜜月旅行的年轻夫妇，男的叫Pate,是个无拘无束的澳大利亚人，是爱尔兰航空公司驻澳洲办事处的职员，娶了一个西德太太。海关官员对他们进行了彻底的搜查，连包厢的窗帘也细细检查了，高先生很有想象力地断定，苏联人是想看看有否违禁的成人画报。事后Pate大发牢骚，说，It is very funy,埋怨苏联边防太不友好，有着一付上帝的脸。这对新婚夫妇，先从澳大利亚飞美国，然后到泰国，新加坡，尼泊尔，中国，经蒙古到苏联，再从芬兰的赫尔辛基回西德的法兰克福。护照发还以后，我们下站散步，车站挂满了政治宣传画，众多带红色袖章的苏联边防军，审视着来自东方的客人。

苏联和蒙古的边境城市是乌兰乌德，是东西伯利亚第三大城市。十七世纪由哥萨克人建立。中国-蒙古铁路和西伯利亚大铁路在这里交汇。城市风貌具有哥萨克民族特征，表现着不同于以后经过的其他俄罗斯城市的文化。市区喇嘛寺庙建筑，布里亚特风情田庄和城堡到处可见。乌兰乌德地处著名的贝加尔湖东南，距湖区仅数十公里。而汇合点距离传说中的贝加尔湖仅半天多的路程而已。

晚上和列车员小王闲聊，小伙子很有文学功底，说着一口流利的俄语。我们谈得很投机，一周的旅途，他好几次把自己的列车员休息室让我看书写字。

第二天人们醒来，发现列车已经是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大地上飞驰，（将经过雅布洛诺夫山脉，中西伯利亚高原、西西伯利亚平原，翻过乌拉尔山区后进入东欧平原。列车出中国需要1天，过蒙古也需要1天，其余4天都在俄罗斯领土上奔驰）西伯利亚严寒世界赫赫有名。冬季达摄氏零下50度。而时下的零下30度根本不在话下，这是冬天温和的气温。据乘务员说，这里绝对低温是－70℃。年均气温低于0℃。

左侧雅布洛诺夫山脉，右侧既是浩瀚的贝加尔湖。贝加尔是世界上最深的，最古老的湖，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湖水清澈透明，据说有将近二千种动物和八百多种植物，而且很多是当地所特有的。第一次看到它，完全被其海洋般的气势所震撼。贝加尔，说它是内陆湖，不如说是俄罗斯内海更妥切。此时此刻，已是一片茫茫雪海。没有人能不为那种无任何人工雕琢的，完全原生态的魅力所倾倒。

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爆发十月革命，1919年初冬，吃了败战的沙皇俄国海军司令高尔察克率残部，沿着远东铁路线武装押运西伯利亚列车，将近三十个车厢共运载沙皇的家当一千六百吨黄金。不久火车燃料告罄，途穷末路的高尔察克指挥水兵们，用雪橇拉着沉重的金块在冰天雪地前进，在零下五十度的严寒中，效忠的亲兵和马匹不断死亡，当行进到封冻的贝加尔湖湖面，刮起西伯利亚可怕的暴风雪，刹那之间全军覆没，人为财死黄粱一梦，也是大自然对贪婪的惩罚。随着贝加尔湖解冻，金银财宝也就瞬间沉入湖底，这批据说市价相当五百亿美元的黄金，至今还沉睡在贝加尔湖静谧的水下，唤起了人们无比神秘的幻想。

贝加尔湖畔，茂密的白桦树林中，俄罗斯风格木屋时隐时现，雪山，雪海，雪天，山水天三者一色，融为一体，浑然天成，贝加尔湖仿佛成为人间天堂的海市蜃楼。坐在行进的列车上，窗外景色尽收眼底。又飘起了雪花，梦幻般的视野，眼前一切若隐若现。根据历史记录，西伯利亚最早的统治民族就是弯弓射大雕的匈奴，“苏武牧羊”就在北海，即贝加尔湖，用海的感觉和比喻，说明我们先人的想象力和我们并无二致。实际上游牧民族没有明确的国界，整个西伯利亚都是活动范围，他们放任骏马奔驰，能跑得多远就多远。即便塞外苍茫，不乏征服自然的浪漫。

列车绕着水天一色的贝加尔湖整整走了大半天，大概是贝加尔湖周长的十分之一。应该是很感谢当年的西伯利亚铁路的设计师。极目眺望，雅布洛诺夫山，贝加尔湖和相当二十个法国面积的西伯利亚，如此壮观，胸襟豁然开朗。历史上的拿破仑和希特勒曾想征服这个伟大的国家，就像当年的日本人要吞并伟大的中国，如同蚍蜉撼树，现在想起来，就会感到可笑之极。

乘务员说，车外气温在零下三十度以下，偶然能见到养路工在铁道边临时搭建的公棚，裹着棉大衣的俄罗斯铁路工人站在一边，和疾驰而过的东方列车招手。西伯利亚铁路铺设的是复线，部分区段还是三线。这里使用均是电气化火车，天空的电线也多了起来，集装箱、零担和汽油灌货运列车，以及苏联国内绿色的客运列车，穿梭往来，车水马龙，显然交通热闹了起来。进入苏联，停靠的站次明显增多了。车厢过道上经常出现俄罗斯旅客和苏联列车工作人员，他们是从新挂上的苏联车厢经由这里到餐车去的。虽然彼此语言不通，我们互相微笑，握手，以表示友好，使人联想起正缓慢解冻的中苏关系，老百姓本来就是淳朴厚道，不存在什么无聊的恩恩怨怨。有一位列车员告诉我们，近年来，中苏关系明显好得多了，早年当列车抵达苏联境内车站时，站台上布满了苏联警察，不允许当地人跟中国人说话，更不允许外国旅客随意拍照，列车员也不得擅自与国际旅客聊天。我们乘坐的列车是东德制造，进入苏联境内，换成电气机车，时速达一百多公里，夜间行车更快，左右摇晃像是摇篮。

我们在伊尔库斯克停靠了好一会，大家饶有兴致的下车拍照留念。伊尔库斯克是西伯利亚最重要的工业和商贸城市以及交通枢纽，离贝加尔湖最近，誉为俄罗斯的“东方巴黎”。由于人口密度较低，居民建筑间距宽阔，以多层、低层建筑为主。宜人的空间尺度，令人感到一种亲和力。听说，这是伊尔库斯科一贯的传统城市规划策略，保持城市格局大气，和良好生态环境，这与我们以后到达的北欧有相似之处。17、18世纪风格各异的欧式建筑，在这里保存不错。不少建筑物檐口，门窗和栋梁雕刻花纹，显示俄罗斯远东精湛的建筑艺术。

终于进入俄罗斯，

远东风光窗外驰，

西伯利亚几城历，

景色介绍美如诗。

谢谢版主

列车一开动，我们就跑到餐车去了。苏联餐车已是完全的欧洲格调，和蒙古餐车相比要豪华得多。除了深夜，餐车几乎不停运转，只要旅客有兴趣，即可整天泡在那里消费。这确实很适合火车上的长途旅客，在吃吃喝喝的同时，无疑增加了一个旅途中的活动和交际场所。人们可以在这里，结识朋友，一面吃喝，一面聊天。在那个年代，对于初次出国的中国人来说，在餐车用膳是一大奢侈。服务员多是俄罗斯肥胖型的中年妇女，热情好客，打着手势，忽悠客人多少花费一些钱。因为林先生夫妇的慷慨解囊，我们在那里用了早茶。就像欧洲其他国家一样，苏联的牛奶很便宜，对于到餐车消费的人们，面包也是免费的。林先生告诉了我们这个秘密，原来他们夫妻俩已是这里的常客。我们有点纳闷，林先生哪来的这么多的卢布?他喜形于色地说，“我的所有白干都脱手了，十个卢布一瓶，好买卖，不是吗!”“你在哪里脱的手?”他笑了，“就在此地，在餐车。”他向站在不远的，向我们微笑的苏联领班眨了眨眼，“你们难道没有发现，这里的侍者个个都特别卖力为我们服务，我和他们已是老相识了。”苏联人嗜酒如命，当时执政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改革三大运动，其中之一就是反酗酒运动，实行全国禁酒法令，只有在周末和节日才有少量的烈酒出售。由于社会、官员腐败，使酗酒越反越烈。难怪高先生拍胸脯打保票，即使一船白干也不愁没有销路。

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认为，苏联社会处于危机前状态，几十年的历史没有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极大潜力” ；粗放式生产经营、高消耗、浪费严重，生产成本远高于西方；资源的毁灭性开采与挥霍和环境破坏；经济结构畸型、轻工产品等日用消费品严重短缺。戈氏的改革先是学习匈亚利、然后是北欧和瑞典模式，允许东欧国家民主化，认为要向西方看齐。国家关系非意识形态化，公开宣扬民主性和多元论，导致了五年以后（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解体引起世界地缘政治的剧烈调整。当然这是后话了。苏联瞬间的分崩离析，这可是一般人都无法预料到的。但是，美国的智囊和政客，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早在苏联解体前就作了预言，五年内苏联将不复存在。事情的发展完全为他所言中了。苏联帝国的崩溃，就像天文物理学中演化到晚期的恒星，巨大自身引力将整个星体向中心坍缩，遽然爆发。凭借外力不足于肢解苏联帝国。这方面，老谋深算的西方是有足够的耐心。

在餐车上认识了二个结伴而行的国际流浪汉。表面上，我们俩和他们一样，但是性质不同，背景不一样，我们是寻找移民的定居点，而他们是体验不同的社会生活，也就显得浪漫和潇洒。对于外部世界，他们是为了满足征服欲，而我们既是苦苦的上下求索。他们是冒险家，我们更像是难民。相比之下，我们很是羡慕。一个是法国人，一个是加拿大人。叫做菲利普的法国人尤其滑稽，头次和我们打照面的时候，一面说“哈啰”，一面闪开外衣，给我们看印着“野战军”的军用棉衫，自称是中国大兵。他们跑遍整个东南亚，在新加坡打了半年工，在日本做了一年的餐厅服务员，一千多美元工资，晚上当家庭教师教英文赚外快，又在中国鬼混了三个多月，当时在中国绝无打工的可能。现在横穿西伯利亚进入苏联。在西方，或厌倦了安逸的生活，或趁年青，提起背囊，跑到世界闯荡的，以增加见识，大有人在。欧美诸国往往互免入境签证，多数不发达国家对西方人极为开放，和便利的现代化交通，以及西方国家公民天然条件，如没有归纳为物质因素的后顾之忧和其他掣肘，使人能够有这种可能。物质的极端富裕，使西方人的一部分越来越聪明，他们可以不断进行新的学习，新的工作，新的尝试，甚至新的开拓，满足猎奇心理，只要具备这样的性格和意愿就行。他们就像现代的鲁滨逊，那些单调，重复和繁重的常规作业交给“星期五”完成。西欧的大批来自东欧和第三世界的劳工，既是典型的现代“星期五”。

列车咣当一下停住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到了。是东西伯利亚最大的城市，人口一百多万。这里是西伯利亚大铁路和叶尼塞河交汇处，西距莫斯科四千公里，约是中苏两国首都距离的中心点。铁运、河运、航运发达，是西伯利亚的交通中枢。作为西伯利亚地区工业重镇，主要的工业部门包括有冶金、电力、和机器制造。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研制人造卫星的太空研究中心，全球瞩目。有经验的旅客告诉我们，列车西行，沿途停靠的站次逐步增加，在感觉上气候也会温和一些，人口和工业的分布显然是偏重苏联的欧洲部分。每到列车到站，大家都会蜂拥而下，跑下去看热闹。月台上往往设有为旅客服务的售货小亭子，出售俄罗斯粗大的面包，糕点和咸鱼，苏联人是完全生吃咸鱼的。全付武装的苏联安全部队警员，在车站上度方步，长筒靴在雪地上嘎嘎作响。他们的任务是监视外国人，同时禁止当地人和外国人打交道，到底是封闭的社会。的确不少苏联黄牛党试图从我们这儿买点什么去，他们对任何东西感兴趣，从衣服到墨镜，从收录机到圆珠笔，只要你愿意，可以用惊人的价格出售身上所有的东西，以至于只剩下你的裤头。一个苏联青年跑来，环视四周，用蹩脚英语跟我们谈生意，大成的人造皮夹克可卖一百卢布，可惜是他的御寒冬衣，无法割爱。车站外马路上，红色公共汽车在冰天雪地中小心翼翼行驶，三五成群的穿着毛皮大衣的俄罗斯妇女，站在电话亭和售货亭边，看着我们这群稀奇古怪的远方来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