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风》（长篇回忆连载之十一）《父爱如炬》（1）

户口本上写着父亲是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出生的，去年整整八十四岁。但是，他历来说他是属鼠的，是鼠年九月十八出生的，而一九二四年才是鼠年。父亲到底是二四年出生还是二五年出生，老父亲自己也说不清楚了——他的母亲、我的奶奶在他七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每次说起他的年龄，母亲都不以为然：“你七岁的时候你妈就没了，谁告诉你这些事啊！”去年九月六日，他老人家去世后，我在家里问老家来的堂哥，父亲到底是哪年生的？大哥确定不移地说：“老家的老人们都知道——老爷子就是属鼠的，绝对没错！”这么说来，父亲是一九二四年农历九月十八出生应该是准确的，到去年他老人家去世时享年整整八十五周岁！

我小的时候，跟爸爸并不亲。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他总是出差。每次回来在家没呆几天就又走了——在家的时间还没有离家的时间长。这是他的工作，没办法，因为他是公安局的侦察员，有着办不完的案子。即使在家，也是很晚才回来。进了家门，把腰间的手枪往枕头底下一扔，简单洗一洗就睡了。第二天还没等我们睁眼睛，他人已经不见了。

和父亲见面时间少，自然就不熟悉，不熟悉就有了距离感，所以，我小的时候，不怕妈妈的唠叨和呵斥，却很怕爸爸生气，每次他回到家里，我都要察言观色，看到他高兴，我们也就敢放肆一下；他要是阴沉着脸儿，我们就连大气也不敢出了。偏偏老爸又是个不苟言笑的人，高兴的时候不多，所以，只要他一回家，我们就觉得压抑，他一走，我们就觉得解放了。

父亲说话的口音并不是地道的承德话，而是带有一点儿辽西的口音。他总是把笔念成“北”，把上学、学校说成“上ｘｉａｏ”、“ｘｉａｏ校”，把隔壁说成是“街（念界）壁儿”，把“安”念成“赧”，把“行”说成“中”。

其实，父亲也就是严厉一点儿，很少打我们。在我的记忆中，他也只打过我一次：那是在“低指标”时期，因为爸爸在地区粮食局当人事保卫科科长，家中倒没怎么缺吃的。只是吃的质量很差。有一天，妈妈做了玉米面饼子，我吃了一口，苦极了，还有一股发霉的味儿——那是父亲单位发的发了霉的玉米面，我自然不肯吃。爸爸发起火来，一巴掌打在我的后脑勺上。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打过我。

怕归怕，父亲仍然是我心中的偶像。那时，我在学校是个中队长，经常带同学到家里来写作业。有时遇到父亲下班回家，看见院子脏了，他就抄起扫帚扫地。他一弯腰，屁股上挂的枪就露出来，特别是包枪的红布露出来一角，特别刺眼。同学们见了，惊叹不已，此事很快就在同学中传开了，我觉得我的身价自然又高了一截儿……。可是有一次，二弟在家拿着他的枪玩儿，不知怎的走了火，“砰”的一声，子弹出了膛，从表妹的耳边擦过，打在了墙上，把墙打了个窟窿，大家都吓傻了。父亲冲进屋里，一把夺过枪，“卡”地一声退了子弹，连声问：“打着没有？打着没有？”看到没事，这才松了一口气。从那以后，他下班回到家，就把枪锁到柜子里，再也不敢大意了。“文革”一来，父亲的枪就被收了，等到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他带队到陡河水库抢险，才又把枪发给他。那年十一月，我当兵后第一次探家回部队，他也与我同路经北京到唐山，在北京火车站出站时，被执勤民警从后面给叫住了：“同志，请问你有没有带枪？”那时是不准带枪进京的。父亲把枪交出去，并把《持枪证》拿给他们看，办了暂扣手续，等从北京回唐山时再去取。我非常惊讶：父亲穿着便衣，而我却穿着军装，民警不来查我，却看出了爸爸带着枪，他们是怎么发现爸爸有枪的呢？直到抢险结束，爸爸才把枪上交，从此，我们再没看见爸爸带枪了。

每逢腊月，北方人家家都要“扫房”，就是把屋子里里外外都打扫一遍，还要用报纸杂志把屋里的墙糊一遍，使家里看着面目一新。这大约需要一天的时间，这也是我最难熬的一天——我最不愿意和爸爸独处了，因为他总是在这时很严肃地教育我，所以每次我都撅着嘴，有时就被他赶了出去。至今让我不解的是：那时父亲教导我的，不是好好学习，长大干个什么，而是教育我“一定要有技术，干活时才能不给人家打下手。”我那时对社会职业毫无认识，也从未想过将来会干什么，只好似懂非懂地听着他的唠叨。我不明白，身为机关干部的父亲为何不鼓励我长大到机关工作？或者去当兵？也许父亲认为他们到机关工作纯属偶然，我们这一代生在和平年代，不是当工人，就是当农民，这才是正常的社会分工！

等到墙糊好了，看着光鲜亮堂的屋子，大家心里还是很高兴。我睡在“炕梢儿”，一到临睡前，就歪着脑袋看糊在墙上的报纸杂志。那时正是中苏论战的时候，我断断续续地把“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看了无数遍，等到我后来在部队当了政工干部，我坚定地相信：我的政治信仰、对政治工作的兴趣就是在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

爸爸文化水平不高，参加革命时还是个“文盲”，后来由区政府公安助理侯明江当教员（侯后来在朝鲜战场牺牲了），业余学了两年文化，才勉强达到小学语文三年级水平，能够看文件、看报纸，可是写的字还是歪歪扭扭的。尽管如此，父亲还是坚持下来，直到前两年还在看报纸，甚至还写了四页纸的《自传》。过去没有电话，远在外地的我，都是靠写信与父亲交流，而且，往往都是父亲主动给我写信，每次都是满满的三、四页纸，而我回信时最多也就两页纸。父亲在信里说完家里的情况，就是叮嘱我要好好工作，特别是“要和周围的同志搞好关系”，然后就是叮嘱我要照顾好老婆、孩子。自从一九九二年安装了电话以后，这种方式的交流才中断了。再后来，父亲不能写信了，耳朵也聋了，电话听不见了，我每次给他打电话，都要把门窗关上，然后扯着嗓子跟他喊。可是，我这边喊得嗓子沙哑，他也听不见几句，只是自顾自地说自己的，直到我遗憾地挂断电话。每次他说的最后一句话都是“早点回来啊，爸想你们。”别人看他聋，也不愿和他多说话，他整天生活在无声的世界中，和外界几乎没有交流。我曾经给他买过几个助听器，开始他还带过几年，现在，他已经习惯了无声世界，戴上它反而嫌它吵得慌了，就把它锁在抽屉里了。（
“文革”开始时，父亲还风光了一阵子——担任地区某局“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这时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是根据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成立的，其主旨，还是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开展运动，不外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讨工作中的错误，接受群众的监督等等。各级领导都弄不清上边的意图，所以，该局只是指定担任人事保卫科科长、没有多少文化的父亲来具体负责“文化大革命运动”。而父亲也是根据局领导的指示，按照过去搞运动的老套路办些具体事宜，如组织干部开大会批判“三家村”之类的事。到了当年的八月一日，毛主席看到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和书记处根本没有领会他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图，就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对“五.一六”以来的运动情况进行了严厉批评，说：“在最近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矛头直指中央“文化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于是，“文革”初期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就“寿终正寝”了，父亲的“文革主任”的头衔也自然被撤消了。我们那里把这一时期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叫做“前文革”。接着，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并成立了以江青为首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这时，为毛泽东真正满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得以开展起来，各单位都纷纷“踢开党委闹革命”，斗争的矛头上指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下指各级党政机关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至于什么是“走资派”，哪一级干部是“当权派”，谁也说不清楚，就由“红卫兵”来定论，只要你是个干部，不管是不是领导，只要你的家庭有“问题”，出身不好；或者你得罪过人；或者什么问题都没有，就是看你不顺眼的，“红卫兵”都可以给你扣上“走资派”的帽子，对你进行抄家、戴高帽游街，可以关押你、打你骂你——实际上，这时全国已经处于“无政府状态”了。

父亲也没有逃脱“文革”的厄运：一九六六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我在外边玩够了，兴冲冲地回到家，一进大门，看见院子里站满了人，我立刻有了不祥的感觉——是我家出事了！走进去一看，果然，十几个“红卫兵”正在家里翻箱倒柜，家里的东西扔的到处都是，我挤进里屋，正好看见“红卫兵”从墙上摘下镜子，把后盖打开，看看没有什么东西，就呵斥站在旁边的父亲：“说！你把黑名单藏哪去了？”父亲胸前挂着一块儿木质的黑牌子，上面写着“假党员、走资派”几个大字。听到呵斥，父亲低着头，嗫嗫地说：“没有哇，压根就没有黑名单呀？！”

红卫兵”们乱翻了一气，只找到了父亲参加辽沈战役时立功的奖状和奖章，还有两本厚厚的书，那是我最愿意看的《卫士凯歌》，书中描写的是解放初期东北地区的公安部队剿灭土匪和消灭国民党潜伏的特务的纪实文学作品，所说的都是真人真事，而且是由参战者自己撰写的。后来，父亲平反了，奖章和奖状还给了他，两本书却没有了踪影，至今再没见到此书再版，想来痛心不已。直到为父亲办丧事后，弟弟才说：这本书后来被同学借去看，却再没有还他，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父亲被押走了，我站在当街存放的市政用的大水管子上，目送着父亲像劳改犯一样远去的背影，不禁哭了起来，不知父亲将来还会有什么样的厄运。回到家里，只见母亲正在气冲冲地收拾屋子，见我进来，没好气地对我说：“你不收拾屋子，干什么去了？”不等我答话，又气哼哼地说：“活该！让你天天忙工作，这下好，挨整了吧！看你以后还忙不忙？！”我知道，她这是在发泄对“红卫兵”的不满，又不敢直说，拿我和爸爸出气。

过了几天父亲被放了回来。接着，我们的邻居中的两个王叔都因为受不了“红卫兵”的打骂和羞辱，先后自杀了（我在此文的后面都有记述）。这下我们可是紧张极了，生怕父亲哪天想不开也走这条路。于是，每天他一上班，母亲就叫我悄悄地跟着他。那时学校已经停课，我也不用上学，就天天跟在父亲后面，直到他走进单位的办公楼才放心地回家。

从那以后，父亲三天两头就被拉出去批斗，有时是在全地区的批斗大会上陪着地委、地区行署的专员们批斗，有时是绑在汽车上游街。那段时间，我们全家最怕听到大街上有敲锣打鼓的声音，因为那不是喜庆的锣鼓，而是没有任何节奏的乱敲乱打，这是拉“走资派”、“地富反坏右”游街时特有的鼓声！往往是我们听到鼓声就想出去看热闹，没想到挤到跟前一看，是自己的爸爸被人揪着头发、倒剪着双手、低着头走在路上，或者站在汽车上，我们又伤心又气愤，只好跑回家。最可气的是邻居中不懂事的孩子，玩儿的时候闹起矛盾来，就拿大人来说事儿：“你爸挂大牌子游街！”“你爸是黑帮！”为此，我和弟弟妹妹没少和他们打架。即使在单位，爸爸也没有好日子过，经常被单位的红卫兵斗来斗去，其实，这些红卫兵并不是学生，而是单位的干部，趁着“文革”泄私愤而已。有时，父亲在单位挨了打，回到家，趁着母亲不在，悄悄地问我：“爸爸的脸肿不肿？”我一听，就知道他又挨打了，我怕他伤心，就说：“不肿。”其实，还是能看的出来他被人打嘴巴子的痕迹。他只是说：“别让你妈知道。”就去炕上躺着了。妈妈回来，看见爸爸的样子，也猜到了几分。只是恨恨地对我说：“你就不能替你爸爸出出气？”

不久，单位就不准父亲回家了，说是“隔离审查”。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单位来人通知我们给父亲收拾行李。我们又吓了一跳：“爸爸是被判刑了？还是……。”我根本不敢往下想，乖乖地收拾好行李，第二天早上陪着妈妈一起送到火神庙的一个院里。到了门口的传达室，就被值班的截住了，我们说明来意，他让我们登记。我发现值班室的墙上挂着一大块儿蓝布，上边是一个一个写着名字的小格子，格子里面是刮脸刀片儿。我觉得纳闷儿：“这是干什么用的？”值班的同志叹了一口气说：“那是怕你爸爸这些‘走资派’抹脖子自杀，统一保管的！”话音未落，父亲走了进来。

一个多月没见到父亲了，觉得父亲明显地老了，面容很憔悴。妈妈一阵心酸，眼泪流了出来，问爸爸：“他们有没有打你？”父亲看了值班的同志一眼，没敢说话。我明白了，便楞头愣脑地说：“爸你等着，找机会我给你报仇！”父亲一听，急忙喝令我：“不准胡说，都得正确对待（运动）！”这下可把妈妈的火气勾了起来，她气冲冲地说：“你就不能和他们斗？他们打你，你不会打他们？”爸爸说：“别胡说了，你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母亲不服气：“你就是窝囊！”说完，把行李往爸爸怀里一推，扭头就走了。

爸爸叫了妈妈两声，见妈妈不回头，只好叹了口气，说：“我们要去地区‘五.七’干校，黑帮们都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你是老大，好好照顾你妈。”我点点头。

多少年来，我总觉得这一天是爸和妈关系的分水岭：在这之前，家中的事儿都是父亲说了算，只要父亲脸色不好看，个性要强的妈妈就得让他三分，与邻居人家相比，他们俩人很少吵架，但是经常“冷战”，有时闹了矛盾，几天都不说话，但最后还是父亲说了算。然而，从那天起，母亲在家就占了上风。不论是到“五.七干校”去看望爸爸，还是爸爸因为受伤回家疗养，母亲与父亲说话总是没好气。父亲则像一个受气的童养媳，能躲则躲。一直到父亲“解放”了，母亲才和气起来。今年六月初的一天，父亲到医院看望病重的母亲。他坐在母亲身边，问道：“你好点儿了吗？”母亲点点头。“你早点好，咱们一起回家。”母亲握着他的手，说：“你自己要照顾好自己，吃点好的。” 这是多年来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母亲这么温柔、和气地跟父亲说话！(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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