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会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时逢老三届同学离校三十周年前夕，老同学中号召力极强的，提议举办同学聚会，届时，力邀曾经执教于我们班的各科老师参加老同学聚会。
我自然是积极响应的。
聚会那天我晚到了一步，在交警队当了个小头目的老同学调来的大客车早已停放在都新桥上恭候多时，早到的同学三三两两站在车门周边闲聊寒暄，看见我来了，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快上车快上车，就差你了。
我向老同学们表达了足够的歉意后上得车来。
正对着车门的座位上，一个童颜鹤发的老者，用手指指点着我并叫出了我的名儿。看到我们曾经的班主任老师在时隔三十年后还能一口叫出我的名字，我在诧异中不免带有几分得意。我知道，桃李满天下的老师，相隔几十年后仍然能叫上名字来的学生只有两类，一类是学习成绩好得不得了的，一类是调皮捣蛋让老师头痛不已的。我属于这两类都能沾上边的人。于是，我臣惶臣恐地抱拳问安：刘老师好，刘老师好。
刘老师身边的座位是空着的，我挨着刘老师一屁股坐下，将他的身体及家人问候了一遍。末了，刘老师将话题转移到我身上，问我在哪发财。
惭愧惭愧，刘老师，我没能发财，只是找到个地儿混口饭吃。
那时候，我在市里最大的一个衙门里当个小小处长。处长只是叫起来好听，其实质就是大机关的小秘书，仍然要被头们呼来喝去，见到更大的头仍然要唯唯诺诺。不同一般秘书的是我手下还有三五个人可供使唤，如此而已。由于我所在的这个衙门很高很大，高处不胜寒，在一般人眼里它具有不可抗拒的神秘感、敬畏感，在不太明了机关工作的人看来，我似乎已经是属于“官员”之类的“政界人士”了。当然，事实上，如果运气好，外加自个儿不出大的差错，没有把柄被别人攥在手中，苦干实干加巧干若干年后，奉调到某个市直部门或者某个区县任个头头脑脑的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事。
我掏出名片，双手奉上，说，刘老师请赐教。
刘老师接过名片仔细看过，说，哟，你当上处长了！
我一声叹息。
刘老师，不好意思，我可能辜负了你对我的培养和期望。
此话怎讲？
想当初，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你经常批评我，说我是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不问政治，经常批评得我灰头土脸的。想不到，三十年后的今天，一个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不问政治的人居然从政了。刘老师，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往往就是喜欢和人开一些诸如此类有心栽花无心插柳种瓜得豆啼笑皆非的玩笑。
其实，当年我不是不问政治，作为一个“黑五类狗崽子”是不敢问政治、是没有权利问政治，当时只求政治不要过问我我就要高兴得直嘀咕阿弥陀佛了。我小小年纪，就已经饱尝了对“黑五类狗崽子”的种种苛求、责难、歧视，反而激起了我对政治的热情。从我插队的地方回家，有两天的路途。记得一次回家途中在一个小县城歇脚，晚饭后看看天色尚早，我便在县城街上信步游荡，看到路边有一家新华书店，就进去了。在书店我发现一本神往已久的书，那就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标价0.65元。当时的0.65元对我而言意味着能吃上有红烧猪肉的一顿晚餐还有余，或者是舒舒服服地坐上几十公里的客车，或者是再添上0.15元就可在旅馆里住上一夜。我身上总共只有2元钱，而我还有200公里的路程要赶，仅有的2元钱连买车票都不够，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下这本书，然后用差不多两天时间才扒运送木材的货车回到家。不仅是“国家与革命”，马列主义的很多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工资、价格和利润”、“雇佣劳动与资本”等，都是我用从牙缝中抠出来的钱买来的，并且我都是认认真真地读了N多次。在当时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只能偷偷摸摸地过问政治，我非常非常想弄清楚身为“黑五类狗崽子”是不是我自己的错？“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理论依据在哪里？贫穷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是否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并且我还要装出一副远离政治的表象来保护自己，同时还要做到尽量不要让政治来过问我。这是时代的无可奈何的悲哀。
刘老师听完我的话，沉默良久，才缓缓地说，那个年代的人，都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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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0/10/29 8:52: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