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却的岁月》之三十三
三 哥
“文革”给社会带来了巨大地冲击，郯城的知青慢慢的被政府淡忘了，可能那时政府也顾不过来，我们成了无娘的孩子。到1970年以后，知青的状况就更加恶化了，成了一群自生自灭的群体。
这时的我们都已结婚生子，大多家庭已有两个孩子。女人们在家照顾孩子料理家务，只靠男人在生产队挣工分养家糊口，是家庭负担最重的时候。每逢年终分配都被生产队照顾“吃减免”。所谓“吃减免”就是所挣工分抵不上最低口粮的价值，经过队委会讨论通过后生产队给予减免口粮款，按人口最低标准发给口粮，从而增加了生产队的负担，知青成了生产队的累赘，给原本就贫困的生产队雪上加霜。知青在农村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有的社员把知青比作大年三十捡了只兔子，有它过年无它也过年。
而最艰难的还是知青自身，父母经济好的还能周济一下，大多数知青父母工资低，家庭经济窘迫无力接济，甚至有的家庭要负担好几个下乡的子女，那就更难照顾了。但凡下乡的地方都是极贫困的地区，即使再努力也无济于事，环境在考验着我们这些早期下乡的孩子们，我们的处境到了非常艰难的地步。
这时大家经常聚在一起，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以“三哥”蒋行坤为首的知青团体自然就形成了。那时的“三哥”有相当的号召力，因为大家需要个带头人，需要个能领导大家摆脱困境的人。向上级反映我们的状况是首当其冲的，大家一致推荐段森明主笔，我们称段森明为“段夫子”，他是知青中的才子。他当即动笔，利用我们闲聊的功夫，那浩浩千言的上书便一气呵成，真是下笔如有神，大家都佩服他的才华，只可惜了这一人才。所写材料有寄往淄博市委市府的，有发往临沂专署的，也有直接送往县委县府的，还有的发放省委省府的。内容就是要求各级领导重视我们的存在，改善知青生活状况。所反映的多是实际问题，没有过分要求，可所寄出的材料都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回音，上书没起到丝毫作用。
‘文革’期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出了许多问题，比如，插队安置费标准太低，吃不饱饭，疾病医疗没有保障。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干部依仗权势拉关系走后门，在招工、招干、返城中大行不正之风，还出现了一些奸污迫害女知青的不法分子，这些问题在各地都存在，但没有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
当时不只是我们在向上级反映情况，全国各地的知青都在反映，比较有影响的就是1973年4月李庆霖告御状，那是轰动全国知青的一件大事。
1973年4月初，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读了由在毛身边作翻译的王海容转来的一封人民来信，读到文字悲凉处，毛泽东潸然泪下。写信人是福建莆田县的小学教员李庆霖。他在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下乡知青们的生活困境，揭露了地方一些干部利用职权为下乡时间不长的子女开后门招工、参军、上大学的不正之风。作为知青家长，他沉重地诉说了一个父亲的困惑与悲苦。他在信的结尾处哭诉道：“毛主席，我深知你老人家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毛泽东读罢来信，直到4月25日才决定亲自给李庆霖复信。信的原文是题：“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其实毛泽东对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积弊早有耳闻，李庆霖的信引起他对知青问题的高度关注。英庄公社还对毛主席的回信向我们作了传达，大家都盼望着尽快“统筹”到我们。
那时我们称“三哥”为“聚将星”。三哥讲义气行事豪爽，又会武术有功夫，在当地还招募了一帮徒弟，知青中也有跟他习武的，算得上是有影响的人物，我们都拥戴他。那时下乡初期的知青组织早已不存在了，这时的知青中心在“三哥”那里。因为我们处在凄凉之中，需要精神依托，需要团队、需要有人来启发大家的热情，不管这一热情是来自哪方面的。我们也知道“三哥”言谈之中带有夸张，但这不影响大家对他的信任，他是我们最艰难时期的心中领地。只要有“三哥”的通知，我们就随叫随到经常聚在一起，或商量上访，或侃大山，或下棋，或欢送离去的弟兄。只要大家聚在一起就有欢乐，至于我们的出路大家也深知，非“三哥”所能及，只能听天由命。
加好友 
发短信
Post By：2013/2/26 14:44: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