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巴彦淖尔知青录（25万字）

5、萌芽于巴彦淖尔的包产到户理论

当年下乡的知青中，有一类人被称为高干子女，他们与其他下乡知青有共性的一面，也有着很大的区别，最为明显的自然是家庭背景的影响。作为另类的一族，他们对上山下乡的认识有着另一类型的高度。这是因为，他们自觉地认为，他们最终是要到政治舞台上管事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真正的接班人。这些人中，有些完全是自觉自愿的，胸怀着远大抱负，渴望能到广阔的农村大有作为，也有一些是迫于无奈而下乡的。其中当时的典型人物有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之子董良翮和当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万里之子万伯翱，他们都曾用身体力行的体验与宣传，成为了当时反响强烈的代表人物。这些身份特殊的知识青年，有多少人来到了巴彦淖尔，实在是一个无从考的历史密秘，但从巴彦淖尔接纳的各个大城市下乡知青数量来恒量，这样的人应该有着不小的比例。就文献记载，当年到临河县狼山公社下乡的知青中，就有过陈伯达之子陈晓农等一批高干子弟。在这些子弟中间，有一个遇罗克式的人物，他就是曾经下乡到临河县狼山公社的知识青年张木生。

张木生原是人民大学附中学生，十几岁的他在学校的时候，对上课不感兴趣，一心想着效法青年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活动，去改造世界，改造农村。1964年初中毕业后，他的同学，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邀请他一起下乡插队。当时的报纸电台，对董加耕、邢燕子等人的事迹宣传报道非常多，对年轻人的影响非常大，所以张木生非常高兴地接受了陈晓农的提议，自己拿着户口本到海淀就把户口一销，决心下乡去锻炼。1965年7月作为北京市集体组织的到外地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他们一批高干子弟，来到了巴彦淖尔临河县狼山公社。他们到了农村后，开始真是苦学苦干，想改造自己，然后再改造农村。按他本人的回忆说：“我们吃三睡五干十四，剩下两小时抓大事，一天中睡五个钟头，苦干十四个钟头，真是脱胎换骨。陈小农干活好几次累得晕过去，我倒没晕，长了一身虬虱子，还鼓吹这是革命虫。我们当农民挑泥，一担200斤左右，27天压得我拉了26天的稀，膀子全压破了，海碗盛的面条一顿吃四五碗。”

不到半年时间，张木生已经成为村里男劳力中的强劳力。但是很快，张木生改造世界的雄心，碰上了坚硬的现实。他发现，农民们对于干活的热情，与自己的理想相比要黯淡的多。他说：“贫下中农本应该是我们依靠的一个对象，可是他们出工是摇，干活是聊，收工是逃。我们对他们看不惯，批评他们晚出工，早收工，不到时间就听打钟。其实，农民比我们难，我们是配给，饿不着。他们没吃的，我们当时就认为家民有反动思想。农民中间尽是这样的话，‘想社会，盼社会，社会来了更受罪’。当地把社会主义叫社会。还有，‘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还穿破小袄。十六七年过去了，让人咋说共产好’。”在这种磨合中，张木生入了团，而且很快成了知青的头头。他们这么拚命地干了一年下来后，当地的粮食产量没有多大提高，他们所在的大队分值更低，这让这些高干子弟的心情大为惭愧，他们发起了救济贫困户运动，把挣来的那些钱粮都捐出来。衣服、被子、现金，药品，能捐什么就捐什么，只留下自已的口粮。可惜，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这一切对他们的影响很大，让他们原来赤遍全球的狂想，落在了眼前的现实中来，内心有了矛盾和动摇，心里打了个大问号。

文革爆发后，这些年轻人们都乘便回了北京，他曾经到过清华大学演讲，批判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不过，与那些一心回城造反的知青不同，张木生并没有斗争老师的心思，而是在学校里组织了一个红色少年公社，想仿效青年毛泽东，办讲习所，搞共产主义实践。他们的想法得到了当时的一些中央领导人的支持，讲习所几乎就要在湖北红安办起来了。他组织了一个红色少年公社，准备办一个半农半读毛泽东思想讲习所。这个行动到了1967年1月，全国“红色风暴”的掀起，少年公社的试验以失败告终。失落的张木生去了大寨，春天回到了临河下乡的地方，心里仍然想着那个办讲习所的梦。没多久，他们又拉一批人，有知青，还有一些觉得城里折腾没劲，而下乡来的北京学生。他们选择了当时全县最穷的五星公社里一个最穷的大队为对象，把牲口圈当教室，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开始了他们的组织建设。时间不长，这一行动吸引了三、四十年轻人，大家不参加造反，只是想搞讲习所，想读书。

这样的组织一度成为了当地非常有影响的新生事物，成为了许多慕名而来的知识青年学习的榜样，也与各个公社村队中的农业科研小组，学习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相互映衬。可惜，“从春折腾到秋，足足闹了大半年，钱也没有，权也没有，知青们觉得还不如在生产队，什么名堂也闹不出来，心就冷了。”张木生的心也随之真正地死了。他回到了下乡的村子，却发现一起个奇迹，同来下乡的插队同学李秋梦，在自已的讲习所里半途走了，回到生产队后，发现各级组织都瘫痪了，没人管。李秋梦就毛遂自荐当了队长，他小打小闹地试着搞了个小型的包干制，增加了各户自留地的面积，还组织了泥瓦匠、皮匠、鞋匠等等出去搞副业，还在队里办起了磨坊、油坊，结果到了秋天，队里竟增产了十几万斤粮食。这事对张木生的震动很大，他开始拼命读书，与插队的几个同学一起，常常彻夜讨论读书心得。这个时候，在他年轻的脑瓜子里，开始想到了体制问题。1968年秋，张木生在狼山下乡的村子里，根据自身亲历的对农村生活的体验，写出了《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文章长达3万多字，其中除了怀疑知识青年在农村接受再教育问题外，反反复复叙述的，是在农民中出现的包产到户的要求，他说：“包产到户证明了一点，农民能够增加产量，我们不拒绝更好的办法，但这个办法在哪儿呢？”他没敢说包产到户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但是他指出了一个事实，即所有搞包产到户的地方，都是“产量上升，方向不对。”

张木生把这篇文章寄给了他在北京的同学李小峰，并附了一封写得更为直露的信。反响是十分强烈的，很快就出现了手抄本，然后又有了油印的小册子。他一下子收到了二百多封信，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认为看这过这篇文章后很受启发。当然，批判的文章也不少，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内蒙古突泉县学国公社插队的一批知青。只是批评的内容太过空洞和极左了。可以说，张木生的《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与同为知识青年的遇罗克的《出身论》，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即使当时有的人比他们的思想更深刻，更完满，更走在时代的前列，但却没有什么能比他们的思想更尖锐，更大胆，对一代青年造成的影响更强烈，无论从哪种角度，他们都代表了那个时代的高峰。他们都是文革前下乡的知青，是那个至今仍然被人漠视的群体中的一员，可是那段经历，对他们思想的形成，都起到了不可忽略的影响。尤其是张木生，他对中国社会，对农民问题的思考，是直接从他在农村的实践中生发的。而这个农村，便是他下乡所在的巴彦淖尔临河县狼山公社。如果说，联产承包制后来成为了国家农业政策的主要内容，那么作为先行者的张木生才是它真正的创始人。巴彦淖尔是他思考问题，和实践理论的母亲之地。

知青先趋张木生，

全力探索主义真，

发现包产真的好，

坚持到底全国成。

6、劳动汗水洗涤热血青春

当年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里的劳动锻炼，真正近距离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对当地文化影响最为深刻的，还要属插队的知识青年，他们是最贴近农村劳动生活的一簇。但由于这个群体分配的较为分散，缺少集中在一起大干事业的闪光机会，又被广大的劳动人民所“隐藏’，许许多多的光荣都没有被发现和宣传出来，这成为了我们写这篇文章的一大难点。但他和她都曾抱着纯正的幻想，参加了六、七十年代河套大地上的各种各样的劳动活，受过当地百姓所受过的各种苦累，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的无声，就忽视了他们所付出的汗水与青春，任一切掩埋在时光的尘埃之下。为了补充文字资料的缺失，我们走访了一些老知青，翻阅了成堆的知青档案，下面，就让我们从众多点点滴滴的自述和回忆中，搜寻曾经插队农村的知识青年的劳动生活。

“破晓鸡鸣北风狂，左拿叉，右携筐，棉衣皮帽，拾粪绕田庄，贫下中农为榜样，为革命，积肥忙。天寒地冻刺骨冷，手冻僵，又何妨，胸怀大志，乐在苦中尝，革命路上迈大步，放眼望，红太阳。”这不知道是哪位知青大哥哥大姐姐所写的对联，对称押韵，现在读来朗朗上口，饶有趣味。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插队知青身份和精神理想的明显标志。其实当年的他们，就是这样朴实地来到巴彦淖尔，朴实地参与了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活动。只是这种学习更多是跟着贫下中农，在身体力行的劳动和生活中完成的。“当，当，当！烤死人的日头催命的钟，好像刚躺下就又得爬起来。揉揉惺忪地睡眼，瞅瞅炕头的小闹钟，才两点半！窗外隐隐传来一声悠长的略带山东口音的嘶喊：下，地，咧！”这是知青苏林在回忆文章《夏锄一日》的开场白，也是许许多多插队在村落里的知识青年每天的劳动生活的开场白。

“赤膊披上遍布汗碱的破蓝褂，光脚趿拉积了足有半寸厚泥土的白边鞋，从墙角抄过锄头，又顺手在灶台盖帘上拿了块凉贴饼子，边啃边往地里走。北方的夏日，昼长夜短，两三点钟时，东方便泛出鱼肚白，这也恰恰是铲大地的好时候，凉快，出活儿。等日头一出来，满身冒油，人就懒了。可是对我们这些小知青来说，简直就是活受罪。没办法，工分儿，工分儿，社员的命根儿，见不见钱姑且不论，干一天好歹是一天的收成。看看周围，缕缕行行，人影憧憧，大姑娘小伙子都拎着锄板儿，脚步蹒跚地走在昏暗的土路上。”这一天的劳动活是铲玉米，只是这种劲头对村民是再自然不过，对知识青年就表现的有几份懒散的味道。等到一天下来，人累得身子都快散架了，往炕上一躺谁都不想动，因为手脚都烂了，一动就疼得厉害。有积极份子和知青中的小组长，他或她的精力就是不一样，说大家这是懒字在做怪，便拿出红宝书来，开始给人们读《愚公移山》和《为人民服务》，以此来为大家抚疲劳，为劳累寻找精神的慰藉和力量。

“这是我们下乡以来第一次割麦子，今天已经是第五天了。腰酸，腿疼，身体就像一台快要散架的机器，每个零件都那么发涩，那么不听使唤。尤其是那双手，磨出一串又大又红的水泡，小手指的指甲被麦秆勒得都掀起来了。这些日子，我们天天盼着下雨，盼着老天爷给我们放放假，哪怕只有半天，也好让我们喘口气。”“我们只好拖着像灌满铅的双腿，摇摇晃晃地来到地头。一望那无边无垠的麦海，我的双腿一软，一下就跪倒在地上。我四下一瞧，村里的人们，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已经散开，蹲在麦海之中挥镰开割了。”这么温吞吞的劳动，乍一看，比起兵团战士们的强度差远了，似乎有点儿现眼。其实不然，插队知青的劳动是一种天长日久的做活，如村里的老农一样，脸朝黄土背朝天，总有干不完的农活出不完的工。这对于一批年轻的城里娃娃来说，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劳动一年下来，会把知青身上的城市印迹消磨的荡然无存。按他们的话说，与村民并排而立，你未必能分出谁是真正的知识青年，谁是村里的年轻后生。

知识青年下乡后期，由于人来人往的不断出现，一些村子的知青最后所剩无几，有的村队干脆只有一、两个人。这时人们摸索出一种管理和安排模式，那就是仿照生产建设兵团的形式，将“困”在各个村队和新分配下来的知识青年们组织起来，建立由知识青年为主，一定数量的老农为辅的生产队，或者劈出一块场地，组建类似农林场的知青农场，地方上采取相对优惠的政策进行扶持，以此来解决知识青年面临的各种困难。这一形式，把原本分散的插队知青聚在了一起，从而在全盟各地形成了一些充满了知识青年生活特色的农场和生产队。这也为知青彰显自身存在创造了条件。按当时的条件，这一类场队的出现，国家的投资有限，大多都靠知识青年们自己先进行艰苦的创业，后通过辛勤劳动来谋求进一步的发展。从无到有的开始，隐含着多少艰难困苦不言而喻。在创业的过程中所涌现出的许多令人感动的人和事迹，他们的光辉业绩一点都不比兵团知青集体劳动逊色。下面的几段，都原文摘录于巴彦淖尔知青档案卷宗中：

“巴彦套海农场是1969年新组建的，计划建场部的所在地是一片大荒漠加大荒滩。当时可以说是地无一亩，房无一间，树无一棵，吃水无井，劳动缺少工具，生活没有锅碗。知识青年们到来之后，他们抱着改造一片荒滩，如同给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信，汇报自己改造思想信念一样的信念。冬天里他们顶风冒雪，用镐头砸，小车推，担子挑；春天里没日没夜的挖土方，填凹坑，按时播种；夏天里勤侍弄，细料理，抢收成。几十号人一年下来，当年秋天就获得了令人惊喜的好收成。有了这样的好开端，人们的信心更足了，又通过几年艰苦的劳动，最后硬是开出耕地两万亩，造林成活四千多亩，还开挖了一条总长190华里的引水渠。使一片曾经的荒野不毛之地，变成了林带交错，渠道纵横，公路畅通，营房成片的新农场。实现了知识青年誓把荒沙漠变成大绿洲的诺言。”

“五四农场建场初期，插队知青们在盐碱地上闹革命，他们与天斗与地斗，与右倾保守思想斗，使一片春季白茫茫，夏季水汪汪，秋季不打粮，冬季更荒凉的荒芜碱滩变成了大片的耕地。当时的生活条件不能提，可以说差到了极点，知青们无钱，无房，无粮，住的草窝棚，吃得是败子米，中午太阳晒，夜里蚊子咬，下雨天衣服被褥都漏湿。他们还背着附近村中的老农不信的眼光，和冷嘲热讽的闲话，什么‘几个知青凑在一起就想办农场，每天打架就够了’。什么‘兔子要能驾辕，还要骡子干什么’。他们不信这一切，坚持开荒种地，经过几年的努力，农场里的粮食产量逐年增长，74年时，人均生产粮食三千斤。”

“曙光公社知青农场1975年10月建场，接收了90名知青，由四名党员成立了党支部。初来时场子里共有三百来亩土地，还多是种过两三年后又废弃了的盐碱滩，其它大部分是荒芜贫瘠的沙圪梁。一群插队娃娃来了后，制定了学习计划，没有住房，几个人就用破帆布搭起一个四面通风的帐篷，盖房子没工具，没材料，人们白天四处借，晚上在月亮地里拉圪垃拉土。凭着一股子闯劲，打了一口50米的井，1976年的时候，又来了一批知青，贫下中农也发展到10名，不会种粮，向农民学习，在老农的指点下，亲自提耧种麦50亩。1976年7月份，上面又分配来50多名知青，队伍是越来越大，农田收获也大幅度增加，仅山药、圆白菜、粮食等作物当年总收入达38000元。农场还买了一台40马力的拖拉机。到1977年，知青们再开荒造田700多亩，扩建了养猪场，场子创收已达70000多元。场子从原来的一穷二白，发展到有拖拉机4台，耕牛4条，毛驴7头，骡子2匹，小胶车20辆的规模……。”

“新华红旗大队52名知识青年，大搞科学种地，种了29亩三结合样板田，管理好，生长好，对农业生产起到推动作用。（河套地区的作物间种地、宽垅田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新华公社隆胜大队民办教师吴钟，75年搞了校办工厂，自力更生，生产出了轴卡子，电焊小车铁轮，电焊铁床和配电箱，为集体创收二万多元。是一个钻研技术的能手。”“天津知青杨绍江，69年春来到临河城关公社继光六队插队，刚来时精神保满，干劲十足，后来觉得太累，每天和土打交道，不如在城里舒服。自己偷偷地跑回城，觉得不对，又回到了生产队。他跟着老农学种地，悟到种地原来不简单，产生了兴趣。再干农活不挑拣，什么都能拿下来。有一年老秋天里，队里派他和两个农民，在一片乱坟弯里看草片子，吃住在那里，他也毫无怨言，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总括的这些材料中，没有个人劳动的深切描述，也没有面对具体困难时知识青年们的生动表现，有的只是一份集体劳动成果的展示，和精神上的潜移默化。我们如果展开想象的翅膀，利用推理的逻辑，就会从中看到无数的知识青年，他们是一群能吃苦，敢创造的了不起的年轻人。正如曾下乡到中旗公忽洞村的知青李雨生，他对知青劳动生活的总结说：“就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我们开始了生存之战。伴着黎明朝曦我学会了放羊；伴着黄沙长风我学会了牧马；烈日酷暑中有我拓荒的身影；弥漫风雪里有我深深的足迹。我们曾为了争取十个工分与队长吵架；我们曾因贫协主任错念一句毛主席语录而大动戈；我们曾为女同学不被欺辱与泼皮无赖决一高低；我们曾为八月十五能包上一顿饺子而偷几棵胡萝卜。在愁闷和压抑中我们学会了喝酒，在白眼和误解中我们学会了捍卫尊严。我们哭过、笑过、唱过、骂过。酒后，书生意气，纵论天下事；夜深，孜孜不倦、挑灯吸吮知识的乳汁。星转斗换，冷月朝阳，尽管我们的工分由6分长到了10分，尽管我们栽培的马铃薯获得高产；尽管我们以文明和知识渐渐赢得村民的敬慕并渐渐和他们融为一体，但我们的心里仍然很苦。那种苦是对前途和命运无盼无望的痛苦，是对理性呼唤求索而不得的心灵痛苦……。”

知青特别能奋斗，

集中建场有成就，

寥寥数例何生动，

青春豪情处处透。

7、最后的一场“大战役”

在河套知青的记忆里，有一场没有硝烟，但充满了跑声和牺牲精神的大“战役”，它成了无数人永远忘不掉的一抹重彩。这便是兵团转交地方之初，由巴彦淖尔盟委设计，名垂河套水利史上的修整乌加河，开辟大排干工程。时间是1975年11月份，季节和天气都已经渐入严冬，在一声号令之下，全区几十万强劳力，从四面八方涌向了几百公里长的工地上，抱着人定胜天，打一场漂亮的水利大会战、大歼灭战的雄心壮志，喊着口号，挥汗如雨地投身到了绝少依靠机械，只以人挖锹铲担子挑的河套水利史上又一重大创举之中。当其时，兵团近十万人的队伍，由于各种名目通过回城路上走了十有七八，但还余15000多名已经转换了身份的“战士”，和6000多没有回城的插队知识青年。这部分人正处于上山下乡事业前途无望，兵不恋战，人心思归之时。在接到命令之后，十几家转到地方农场的兵团知青团队，和地方上插队知青都被拉到了会战渠道上，成为了一支最具战斗力的生力军。从而也让这些大城市来的“国之骄子”们，真正意义上体会一次河套地区挖大渠的苦与累。

乌加河原是一条自然生成的河流，西起太阳庙，东至乌梁素海，一路上蜿蜒曲折，依托着阴山山脉，即是河套地区灌溉之后的泻水河，又是阴山洪水下行的导流河。当大后套年年把几十亿立方米的黄河水浇到农田后，地下水位急升，盐碱化开始了大面的泛滥，农作物减产严重。时任巴彦淖尔盟委书记的李贵，依据专家意见，毅然决心在几个米粮大县，开挖南北十几条小排干，东西一条几百公里的大排水渠，以此来解决黄河水灌溉所带来的遗留问题。这个工程是河套灌区排灌配套的骨干工程，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因以往有关部门对这项工程总是小打小闹，年年挖，年年淤澄，当地百姓受益甚小。所以，巴盟盟委这一次的决心和魄力是空前的，目的是长远的，要造福于子孙后代，使河套水利配套大工程来一个大的质的变化。事过多年之后，回眸这场水利大会战，确实为河套人民的农业生产解决了一个困扰多年的难题，其决策是科学的，影响是深远的。那些个为此付出了辛勤汗水的知识青年们也是功不可没的大功臣。

二十二团政治处主任张泽辉回忆说：“这是兵团交农场后的第一个大仗，全场3000多名战士，在远离农场100多里的‘升马格图公社’安营扎寨，在1000多米长的总排干工地摆开战场。附近的村子所有能住人的地方，包括马圈牛棚、凉房、柴草房全住满了人，实在住不下，就用铅丝吊成二层或三层的木板‘阁楼’。人住下了，吃水成了问题，村里的井根本满足不了如此多的用水者。每天早晚，井水全部被打干，有时连做饭的水都没有。在工地上，那是怎样一个轰轰烈烈的战斗场面啊！按照施工程序，开始的破土打冻层阶段尚好，反正18镑的大锤猛劲抡，开出一块块几十斤、上百斤重的大冻块，肩抬人背，一点点地运出去，一天下来，进度还明显。但打到深层就更困难了，战士们完全是在冻了冰的泥水中作业，刺骨的寒风和冰冷的泥水，使每个人的手和脚冻裂开一道道渗血的口子。就这样，大家还是猛着劲地干，生怕误下了进度。为了省时间，早晨到工地，午饭送到渠上吃。饭来了，人们不管冷热，也顾不及洗手，更不管有多大的风沙，操起饭就狼吞虎咽，真叫做‘黄沙拌饭可口香’。就这样还不够，到晚上仍不收工，没有照明设备，战士们就找来破手套烂棉花，有几个人甚至把自己的破棉袄撕了，浸上柴油点起火把，挑灯夜战。”

“工地是沸腾的，白天红旗招展，人欢马叫，夜晚一片火海，景色壮观。战士们的情绪高昂，但人不是铁打的，紧张的工地上人们似乎有一个精神支柱支撑着，再苦再累，也咬着牙坚持下来了。一旦收工，紧张的情绪一落千丈，一个个拖着疲惫的身子，步履蹒跚，这时候也再没有人唱什么《大刀进行曲》了，回到驻地倒头便睡。”包头知青张秀梅当时是一位女排长，她说：“当时自己累得实在坚持不了啦，曾产生过这样一个念头，当挑着箩筐十分吃力地爬上用冻土堆起的渠背顶端时，真想从后边一头栽下去摔成轻伤，只是不要摔断骨头，这样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休息两天，哪怕是一天呢，也好睡个饱觉，喘息一下。”这绝不是懦夫的一闪念，是那场艰苦劳动给人们造成的磨练太超强度了。知青钟嘉说：“挖乌加河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困。每天干十几个小时，两头不见太阳，而且又一连干两个月不让休息，真把人熬坏了。那会儿，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连睡三天三夜。”这从另一面说明，前者产生的那种念头是完全可以理解。

知青钟嘉说：“挖乌加河的时候，连总理逝世连队都没给半天开追悼会的时间，说是‘化悲痛为力量’。女战士们小辫上系着白布条，男生帽子上插一簇纱布绑成的白花，闷着头又上了工地。”“天多冷啊，冻惨了，早上坐一个钟头马车去工地，中间如果不下车跑跑，脚趾头可能就该冻硬了。虽然女生都是棉袄裤棉鞋，帽子手套口罩‘全副武装’，可也抗不住那个冷。男生就别提了，太不会照顾自己，好像没有一个穿戴全乎的，净是没扣子的大棉袄系根麻绳，腰里再别上一双又脏又破的球鞋，有的人还裹上条脏毯子。”“人们干一个小时，棉袄棉裤就穿不住了，可一休息，汗湿的衣服被寒风一吹，冰凉冰凉，那滋味儿还不如不休息呢！”“那种柳条笆子搭的工棚哪儿抗得住寒风啊，有的工棚被烧着了，幸亏没烧死人，可衣服被褥烧了个净光。”“炸冻土最危险，刚开始还只限于炸开冻层，后来为了赶进度，不知什么人发明了在一个烧眼里装几十斤上百斤炸药，一炮炸一个大坑，把冻土都崩到河岸上或别人的地上去，人们跑开两三百米，也许还有冻土块从天而降。而连队里你也炸我也炸，又没有统一时间，结果工地上工伤不断……。”

当时，不比兵团组建初期，“战天斗地”，“扎根边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类口号已不那么响亮，“学大寨”更鼓不起兵团战士的干劲。有个连队就应用而生了一种男女搭配的分工方法，“一个男生班带一个女生班，男的破冻土装筐，女的挑。这么一来竟有了意外的功效，本来懒懒散散的工地，一下子热火朝天起来。”“尤其是‘小地主’特能干，装多满都能挑走，而且一趟一趟绝不歇脚。其实这根本不新鲜，她是我们副班长，在兵团当班排长，第一条就是得能干。”这种能干，在各个连队都有表现。那时，有好些连队的基层领导人刚换了身份和岗位，对队伍还不熟悉，除了自己带头干外，就是抓骨干，树榜样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有一个叫史凤起的指导员，连水都顾不上给家里挑，结果爱人到井口滑了一跤，流了产。等到工程完工的时候，这个在战士眼里已经瘦得只剩下两只大牛眼和大暴牙的硬骨头男人，身体两个多月减了20多斤。这样的人绝非是个例，而是有着令人感动的代表性。知青们回忆说：“在水利工地上，因公摔伤的，昏倒的，累垮的，甚至还有献出生命的。尤其是女青年们，在工地劳动中昏倒在冰水里，三个两个被抬到指挥棚子里，是常有的事。”
二十一团十连的王龄群在文章中回忆说：“我和李指导员带领十连全体指战员也投入了艰苦的战斗。五个连队的男青年分上下铺挤住在一处礼堂里，老乡则挖坑打地铺。吃饭在工地，渴了就嚼一块脏冰。干渠底宽150米，深挖3米，冻层厚1.5米。两个小伙子用大锤、钢钎一天只能打一个炮眼，每炮200斤炸药，炸起的冻土块飞出三里多地。中午是集中放炮时间，乌加河里万炮齐鸣，惊天动地，十分壮观。我们每天清晨四点钟顶着星星去上工，晚上十点钟伴着月亮回营地，一天只能睡两至三个钟头。上班时，我得挨个揪着耳朵往起叫。六连因完不成分配任务，被称为肠梗阻，全连三天三夜连轴转，不准睡觉。不少青年困累不堪，抬着筐，倒在地上就睡着了。施工两个月，我刮了一次胡子，洗了两次脸。我们的老指导员感慨地说：‘解放战争时期，我扛着机枪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也没像现在这样苦！’尽管条件艰苦，任务紧急，我连的战士却没有一个叫苦喊累，从不把打硬仗放在眼里，说冲就冲，说干就干。每次分配的地段， 我连都是第一个完成，人称‘硬骨头十连’。”

由兵团转到地方农场，时任建风农场场长的翟新华，在工程中担任了副总指挥。名为副总指挥，实际整个工程的谋划、进度的掌握、关系的协调、机械的使用，几乎全挑在年仅26岁的他的身上。工程到了最艰苦的阶段时，已入了数九寒天，天冷的滴水成冰，人们却要从泥泞中，从冻土下，从河水里捞土方，土方量又大的吓人。正在紧张之时，各个农场的知青又来了300多人病退、困退手续。为了不让士气受影响，翟新华毅然让农场的煤矿停产，全部壮劳力投入到挖渠大会战。煤矿这支特别能战斗的强劳力队伍，加入久战疲惫的挖渠大军，顿时士气大振，加上土方量的承包，一程终于如期完成，直至病困退顺利返城，翟新华才放下了悬着的心。

大渠挖了两个月零两天，临离别的时候，望着那宽30多米，深4.5米，整齐、绵长的大排干，多少人流下了带着泥水的眼泪，它无疑成为了兵团战士最辉煌的一笔光荣历史。战士张景祥说：“想起它基本上是由人工的手提肩挑完成的，‘雄伟壮观’的感觉由不的油然而生，并深深地刻入了心底。”“最后的收尾工程，连队一直从早上干到晚上九点，在泥水里干了一天的战友们已累得散在工地上，其他连队已陆续撤离，几个骨干也打不起最后的精神。这时在排干底部尚有一块冻土没担走，可是已没人能抡起大镐将它敲碎，也招呼不来几幅担子将它挑走。我想起了那剩下的十几筐炸药，于是和连长等几个人在冻土块底边挖了个坑，将炸药放了进去，让连队撤离后点着了导火索。随着一声巨响和向四处飞落的泥块过后，我们过去一看，炸掉的土方绰绰有余。我们几个人都感到特别兴奋，仿佛像浑身酸痛、劳累已极的人放下千斤重担，一种彻底胜利的豪情，随着这一炮的成功涌了上来，拿起工具就追赶连队。”

全盟要挖总排干，

兵团战士来攻坚，

吃苦耐劳寻常事，

成就事业众欣欢。

大好事啊！

祝贺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