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江苏淮海农场红卫农牧队知青名单

(接90楼)

      

     张志冲师傅在农牧队养了多年的牛，他把每只牛都取了名字。一只力大无比的大公牛叫“大牯子”，每每遇到牛车载重货、牛车或手扶拖拉机轮子陷入深深的烂泥坑，套上大牯子

一使劲就“牛到成功”，还有“二姨子”、“豁鼻子”等，有的名字说不定还是张小三取的。老张每每看到牛从田里回来，如果牛身上被用牛人拿鞭子打出了血痕，就会与耕田手吵架，指责他们是“狼心狗肺的家伙”，平时还经常拿好香烟给耕田手抽，关照他们用牛不要太狠心。遇到连里杀淘汰牛，老张绝不去看，还陪着其他的牛一起淌眼泪。老张在家里是“第二把手”，他吵架、打架都敌不过老婆。他们夫妻俩对知青都很好，他们在牛棚周围的拾边地里种的丝瓜、毛豆、小青菜等蔬菜，知青们常常要问他们讨些在“洋风炉”上尝个鲜，他们总是说“自己去摘去！”不少女知青把老张的老婆范本芳当成“知心大姐”，闲来总到她家“说悄悄话”。

　　　老张已经过辈，而８０多岁的范本芳老阿姨还健在。我们２００９年和今年两年回第二故乡想探望她，都没有遇见他，很遗憾。据说她经常在盐城大儿子和农场双目失明的第三个儿子之间两头跑，嘿，真是“眼泪嗦落落，两头搁不下”，愿她健康长寿吧！

 

 

  幸喜：   从2012年11月1号在中国知青网《寻亲觅友》栏目刊出一份连队“知青名单”的帖子以来已半年多时间，至今天（2013年7月28日）为至已有2138人次的网友关注过。可见此帖在广大知青朋友中引起共鸣。每一个知青当年下乡时，不管你是插队还是在兵团农场、盐场、林场牧场，总有过自己的一个集体、有过一些生死与共的知青朋友甚至是农民朋友。知青大返城以后不管您以前在农村吃过多少苦，受过几度难，在当地混得如何好，一回城，以前的青春岁月都是像河里的流水一去不复返！将近30岁了的我们都要从头开始，都要各自奋斗、各显神通，接

受命运的安排和作弄。如今渐渐老了，回忆人生，特别是青年时代，感慨万分。思来想去，还是认为一起下过乡的朋友最亲切！所以夏生荣、夏建秋和我经多次商量、回忆，才弄出了这份不完全的连队“知青名单”。

  到目前，已有本连队10几位知青老佰佰、老阿姨关注本连的消息，听说韩国玲、林惠民、华守义、朱鸿坚、姚桂芬等，甚至我们的老连长金银贵也上网关心我们31连的事呢！

  

  

  谁是我们连里最后的知青？？

    1969年3月，大批知青来到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各农场，1979年3月，大批知青如潮水样退去，十年的青春岁月，风风雨雨、是非功过谁人曾与评说？谁最后一个离开31连？笔者最近采访亲历之知青，口述那段历史，感兴趣者耐心我慢慢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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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凡历史功绩的评述

--云南知青大返城研究述评（17）

余杰

   时任国务院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的赵凡在解决云南知青大返城问题上的历史功绩是每一位云南知青刻骨铭心的。《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专门写一篇《“知青之父”追忆知青大返城始末》，把赵凡称为“知青之父”。我曾经专门写过一篇《谢谢赵凡》的文章，这里就一些问题做一些必要的补充。

    一、“知青闹事，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采取正确办法，是可以解决的。”

    1978年的年末，西双版纳各个农场已完全陷入瘫痪的状态。生产停止，一些农场领导甚至被知青扣为人质；在几万知青的背后，是他们在全国各地焦急等待的父母和亲人，还有全国上千万知青的关注；当时又正要面临对越自卫反击战……摆在赵凡和调查组面前种种棘手的问题像一团乱麻，但是主线是十分明确的：知青要回城。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赵凡在昆明会议上说：“参加革命半辈子，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考验了我们，也锻炼了我们……知青闹事，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采取正确办法，是可以解决的。”

    赵凡是在12月30日从昆明飞抵云南农垦总部（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所在地思茅，听取了从景洪赶来的西双版纳州委书记王泽民，西双版纳农垦分局党委书记张志诚汇报情况。

    农场和地方当局报上了自愿参加罢工的64个（知青罢工请愿的领袖和积极分子）名单。反映的主要问题是知青打人，挖公路，堵军车，散布政治谣言，不听招呼劝说，破坏国家安定团结等等。就是没有广大知青长期遭受的苦难和不公正的待遇及种种冤案和悲剧的汇报。听了汇报后，赵凡首先给予了慰问鼓励：“领导特别体会你们在第一线的同志的辛苦和困难。基层干部更困难。”他指示：“要宣传宪法。要有护路队，重要桥梁保护起来，警卫、保卫、保密都要注意。”

    但是对于农场方面提供的64人带头的知青名单，赵凡却旗帜分明的指出：咱们第一批工作组认为这些知青里边闹乱子，要造反，都害怕了，着急了，要公安部门派人来插手。我说能这么考虑吗，这中央没这个精神啊，凡是对这个知青下放说两句话的，就斗人家，就当成人家这个反革命了。农垦方面，公安方面，那都是好同志，好心好意，但是他这个错，判断是错的，这也比较好解决，说你去做做别的工作，（不要再搞公安了）马上都安排了，也没有批评斗争。

    赵凡的一句“知青闹事，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采取正确办法，是可以解决的。”挽救了整个局势的进程。这样来看待这么多的知青一致的行动，是“有少数阶级敌人的挑动”？是“境内外敌人的唆使破坏？”是“知青上了林彪和‘四人帮’当，破坏当前大好的抓纲治国的大好局面”。这些在当时十分盛行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一开始我们的一些领导就把这场风波定性为“敌我矛盾”的范畴。这就可以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解决这起事件了。在当时全国 出现了一个思想解放、政治昌明、人民实话实说、国家百废俱兴的大好局面下；在上山下乡运动历时十年，全国1700万知青，背井离乡，远居天涯。广大老百姓家庭无奈的沉默、无助的相望、天怒人怨的情况下；在对越自卫反击开战在即，需要一个坚强、稳固的后方的关键时刻，假设采取了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解决这起事件，其后果可能就是“自毁长城”了，就会激起社会的动荡人民的愤怒，就会断送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大好局面。这是对立的双方都不愿意看见的一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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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要大治了

就在国务院调查组到云南的时候，知青代表也于12月27日到达北京。国家农垦总局给他们安排了医疗、食宿，每人还发了崭新的军大衣。知青代表提出希望见到邓小平或者其他国家领导人，1979年1月10日，他们见到了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和民政部长邓子华。

王震说，搞了这么10年，你们本来应当好好上学的，也给耽误了。你们也是受害者。现在要大治了，我们再也不能允许那种动荡不定的无政府状况出现了。

1979年1月23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原则同意国务院知青办1月18日报送的《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青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六条意见。

从勐定农场回到西双版纳，我们和所有调查组负责人、农场负责人开会。我讲，对于知青问题，过去我是希望保持稳定的，但这次来调查，我的看法改变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次要好来好去，不要再搞个乱七八糟。

调查组开会，就是上海、北京、四川这些个知青多的地方的同志在一起商量，怎么解决问题。知青的要求很简单，让他们返城就能解决问题。但是，上海的同志觉得有困难。那时刚拨乱反正，上海刚喘了一口气，这么多人一下子回去，他们有压力。

回到昆明，我和安平生同志谈话。他说云南省委有办法解决知青问题，就是需要下个决心。四川省委提出的方法，云南省委也同意。我们就给中央打了这个电报:在自愿的情况下，愿意留在农场的欢迎。我们当然希望多留知青，好好搞建设。不愿意留下来的都走。这个就是我们调查组的意见。争取分四批两年走完。我们和上海、北京的同志谈，开始他们有担心，但是事情就在这里，必须让知青回去。谈了几次，后来他们也同意这个意见。

云南省委后来又开了两次常委会，开始谈怎么安排知青离开农场。需要有时间安排，需要有手续，分批走。

在昆明给国营农场党委书记开会。我说这个会本来是应该集中学习三中全会文件，实现工作中心转移，迎接新的经济大发展。但是出现了更迫切的问题。知青闹事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采取正确办法，是可以解决的。我们要把三中全会的精神吃透，振奋起来。我这次来，还带了规划组、机械化组，我们还是要办好国营农场。

大家都知道该让知青回来

1979年2月到5月，云南农场知青返城率达到90%以上。到了1980年，云南农场的知青只剩下3000多人。返城潮随后遍及全国。

1980年，中央书记处决定，从这一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运动就此终结。

后来在国家农垦总局的碰头会上，我总结说，知青不仅是云南的问题，新疆、黑龙江、上海、北京都存在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工作中心转移都有困难。

不让知青上山下乡，难在哪呢？它是毛主席定的。但是把那么多知青派去了云南，吃不饱。后来动荡了，政策就更乱了。政治形势好了以后，人们都希望改变这个做法，当然也有人反对。所以知青工作会议吵得很厉害，最后还是没让知青回来。但是1978年拨乱反正了，大家都知道该让知青回来。所以我去云南解决知青问题，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我是执行党中央的决策，这个功劳是党中央的。■

                                                   谁是31连最后的知青？

    据夏生荣描述，1979年春节前，当时他在营部当电工，人仍然住在31连。那天31连很多人在挖沟，从东边大路上走过好多别的连的知青，看到他们在劳动，就大声喊“你们怎么还在干，知青可以通通回去啦！走，到总场去问问！”这下炸了锅，我们连的知青甩下工具就跟着去了总场。后来怎么地知青大闹总场，怎么地又全部回到各自的城市，夏因为别有原因，没有参加“知青集体大逃亡”的过程，他也讲不出个所以然。

   据说，后来农场知青回家过春节回城又到无锡市政府大闹了一场，到1979年3月上旬，在农场坚持了十年的最后一批知青，搞大批“病退”，迁迁户口哗啦啦都走了。还有文革前到农场的一批老知青也拖儿带女被返城的大潮卷回去了，没有如电视剧“孽债”里那样出现丢下老婆、孩子怆惶撤退的情况。无锡对知青回城的政策还是比较宽松的，后来许多老知青与当地女同志结婚的“半家户”也得到了妥善的安排。

    日前，我听说我们连队的杨龙基是31连“最后的知青”，就去“采访”了他。大部分知青都走了，独剩下二中的杨龙基没走，因为他要等“顶替”的政策的落实，想顶替他父亲到无锡药材公司去上班。人家都劝他，病退能回去就早一步走吧，留下等顶替，悬那！要知道，那时有关知青的政策是随时都有变化的！他不听人家劝告，坚持留下来，等“顶替”。

（接96楼）

      连队里只剩下一个知青，可给连长出了难题：杨龙基还要等多少时间才走？住宿没问题，知青都走了，原来好几排知青宿舍都空出来了，何况他住在自己原来的宿舍。吃饭成了大问题，知青走了，原来供应一二百知青吃饭的食堂关停了！怎么办？给点米面让小杨自己烧来吃？到老职工家里搭伙？知青十年来都是吃的食堂，不会自己烧饭。搭伙又不现实，人在这儿，又不能不管，连长犯了难。请示上级吧，上级总是有办法的。

   上级很快就给了明确指示：各连都有这个情况，（比如原来在我们连的知青陈克勤这时也在河南33连与常熟籍的女朋友熬着呢）这是有关知青政策的大问题，知青在一天，食堂就要开着！

    好啦，连队就让事务长钱学先、炊事员朱广发两人管着小杨的一日三餐，厨房的烟囱为一个知青冒烟！蔬菜可以到副业田里摘取，肉、鱼等得上离连队十几里路的镇上去买，那时可没有冰箱，天气渐渐的热起来，事务长得经常去买菜。两个“吃包饭”的加上唯一的知青杨龙基，组成“伙食三人行”，哈哈，够牛吧！有一次总场场长到31连来检查水稻棉花的长势，我们连长季大炮就向场长发牢骚：“食堂用两个人伺候一个知青，什么高级干部啊！”

     后来，一批搞顶替的知青的手续都到了江苏农垦局，因为农忙，还要这些人贡献最后的力量，手续都给压在了淮阴局里，暂不办理，我说悬吧！杨龙基他们直到1979年的7月份才脱离农场，回到无锡顶替他爸。

    哈，有人说是章家梁是我们连“最后的知青”，怎么回事呢？敬请期待！

 

 

据说，网友“少尉”先生有一段二分场知青在知青“大返城”时的惊心动魄经历，请他有空贴上来大家分享。

今年的热天老天发威了，怎么天天40度！！烤人干啊，老天杀人不用刀，大家少外出，保重！！

无为无畏朋友多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