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开拓，在这片沃土

 

 第二十四节

到达北京的当天，卫东就直接乘车回到自己北京的母校——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十二年过去了，学校里当年的同学已经星散。他只找到了还在学校任教的原来的两位老师。

由于时值暑假，学校里只有几名后勤员工和值班的老师。幸运的卫东居然在这种情况下遇到了曾经教过自己历史的陈老师。

陈老师已经办理了退休手续，今天是来学校找点什么资料的。师生二人在原学生宿舍楼的拐角处相遇，并且居然是陈老师先叫出了学生卫东的名字。

在学校的时候，卫东就是陈老师领导下的“历史课外小组”积极的一员。不知是不是因为学的历史，陈老师讲起课来从来是不温不火，分析起问题来总是那么独到且发人深省，卫东一直很佩服她。陈老师当然也很喜欢这个总是喜欢问来问去的孩子，这才能在二人阔别十余年后还叫得出这孩子的名字。

陈老师告诉卫东，自文革以来，学校也就没法子正式上什么课了。老师们也是被要求参加运动，无非是些学习什么的，也有些老师参加或自己组织了一些“战斗队”，最后都由军管部队帮助实现了“大联合”，接着就搞“教育革命”，实际上也还是没什么具体的名堂和成效，大多数人只是混着打发日子。一些特别注重学术的老师们，都偷偷利用业余时间在家里悄悄地钻研学问，有的已经写成了很有份量的学术著作，但一时还找不到地方发表。这两年，上头不知什么人在学校里找了个初中女孩子黄帅，搞出一封什么信，又把教育方向搅乱了。不过，在学校里，这一套并不得人心。现在的人们已经不再像文革初期那样胆怯和盲从了。大多数人已经对所谓的“运动”漠不关心，而是开始各自忙起自己的事来。

陈老师特别向卫东介绍了年初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所谓“右倾翻案风”的真相。

当年（即1976年）的元月8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不幸辞世，北京的广大人民群众借着悼念周总理之机聚集到了天安门广场，对毛主席严厉批评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及王洪文等人的倒行逆施，以各种不同方式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

“这些人可还大都在台上呢呀。因此当然不会允许群众对自己的统治提出任何疑义了。于是就发生了他们这伙人借批判邓小平的名义、实际上不但压制群众大规模纪念周总理、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维护他们自己的权力。”

“那毛主席就不管吗？”卫东还是有点不大相信。

“告诉你吧孩子，听可靠消息讲，毛主席最近一年多病得相当严重。实际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理政了。”

毛主席病了！这个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神，居然也会生病！居然也有了不能理政的时候！这对于仍然相当天真的知青卫东来说，可是又一个晴天霹雳了。卫东的心沉了一下，揪得紧紧的，半晌说不出话来。

陈老师见到卫东这副样子，不由得怜悯起他来。她一手轻抚着卫东的肩头，一手轻拍拍他紧攥着的双手：“卫东啊，毛主席也是人啊。生老病死都是自然规律，怎么可能有什么人真的‘万岁’呢。你跟我也学了不少历史了，怎么还这么看不开呢。你们这批年青人，真是赶上了咱们国家最艰难的时代了。不是我泼你的冷水啊，上山下乡这种如此大规模的移民，恐怕并不是解决中国革命前途真是有效的道路哩。不过，这对你们青年一代的锻炼却是十分宝贵的。自己反正是不能自暴自弃。不但如此，你们还得像现在这样继续顽强地努力，力争把自己的生活道路走得更顺畅、更有意义一些。现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病了，作为下定决心走他老人家指出的革命道路的你们，应当更加振奋起来，可千万不能就此沮丧不前啊。”

卫东听明白了陈老师的意思。老师这是要我更加坚强起来啊。好在他也是一个很容易调节自己感情的人，于是抬起头来冲陈老师笑笑：“老师，我没事。刚才是太突然了，我没有思想准备。现在好了。有您的这番嘱咐，我会知道该怎么做的了。”

结束了这番谈话，卫东又经陈老师指点，来到了自己的班主任章老师的家。

章老师是教英语的。她曾留学美国著名的斯坦福大学。丈夫回国后在北大担任了某系的副主任，随同回国的她就调来北大附中教英语了。卫东转学前，一直在她的班里上学。这次见到卫东来看自己，章老师十分高兴，赶快让也是知青而正巧回来探亲的孩子拿了保存多时的几张票证，从街上买回肉和油，为卫东做了一大堆好吃的。一边和卫东拉着家常。

从班主任的口中，卫东得知自己班里的同学也都下乡到了内蒙、山西、黑龙江或云南等边远地区，有的在兵团，有的是插队，现在也还只有少数几个因病调回了北京。

在卫东的要求下，这几名老同学于当晚齐聚到了章老师家里，加上章老师自己的孩子，一帮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同学热热闹闹地聚了一个晚上。

知青们凑到一起，免不了要谈谈大家都关心的话题——知青的出路问题。

从聊天中，卫东发现，绝大多数地方的知青都对自己现在的生存条件有着无数的不满意。但由于当时的客观条件，真正考虑动地方的却不多，但几乎所有人都有“能回来是最好的”这种念头。对于内蒙古卫东所在的这样一所“知青自己的大学”，大家都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东问西问地似乎没个够。可听说卫东在研究什么“知青运动理论”却大都不以为然。多数同学认为“用不着费劲去研究什么理论，还是能给咱们一些实际的支持最好”。

章老师的孩子比这班学生大些，是所谓老三届老高三的学生。他的见解比较特殊。这孩子是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下乡的，现在已经是一名正连级指导员了。他的最大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当上正式的军人。他告诉大家，自己这次回京，做了一些社会调查。其中包括走访了自己一些在京的老同学和拜见了自己部分战友的家长。这里有许多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同志，也有许多是在北京各条战线上工作的人们。再加上他自己从中学时代就特别关心政治，下乡后对中国的政治命运一直特别关注。

“我有一个体会，就是祖国建设的各个地方都非常需要咱们这一代年青人接班。咱们原来只在乡下，当然是突出地觉得消灭三大差别的重任在肩了；然而，不论你现在到哪里去看看，青黄不接的现象其实都非常严重。各级国家机关里由于缺少年青人而暮气沉沉，许多科研单位由于没有连续补充的后续人才面临极大的危机，再这么拖下去，恐怕咱们国家在六十年代好容易才抢占了世界领先地位的一些项目就得被人家远远地甩到后头去了。”

“这就对了！咱们既然是祖国各项事业的接班人，那为什么还要非苦苦挣扎着坚持这倒霉的乡村呢。”一名卫东班里刚从乡下回到北京的同学为自己的行动找到了最充分的依据。

“我倒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的是，现在的中国，各方面事业都在飞速发展，需要人才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对人才的实际要求也实在是越来越高了。因此，咱们不应该拘泥于年青人关心什么具体问题、也不必为应该具体走什么道路犯愁，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给自己充电。只要有了足够的准备，这个时代所给予咱们这一代人的机会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所以啊，我的看法是：大家尽可以按照自己的条件和愿望去广泛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关键是都必须认真对待自己的选择，有准备地打好每一次人生的战役。你们说对吗？”

当天晚上，卫东没有回去，章老师的孩子和他长谈了大半夜。两个人的话题，主要围绕着卫东所在的知青共大，以及与此紧密相连的知青运动的命运。小章告诉卫东，据他所知，中央从一开始安置知青下乡时，就一直把它只当作城镇闲散劳动力的一种再分配看待的。现在宣传上所有关于知青上山下乡意义的说法，实际上都没有得到过最高级领导们的一致同意。因此，这肯定只是一个并不保险的、因而很可能是短命的大型群众运动。“这跟五八年的大跃进差不多。雷声大，雨点儿小。”小章为卫东作了这么一个形象的比喻。

“不过，你也不必因此就放弃了你自己的这份追求。再怎么着，这全国上千万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摆在那里，总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中央和国家是不会不管的。你自己也完全可能以知青运动作为研究选题，去学习和运用你所学到的一切理论知识，从中去体会理论的一切真谛嘛。有了这种体会和认识，肯定对你将来做一切工作都会有帮助的。”

卫东听了很多，也想了很久。他觉得这一切都打乱了自己原来固定的一套思维模式，自己真的应该好好思考一下了。

 

 第二十五节

黄念生总算从繁忙的事务中挤出了一个晚上，回家与父亲单独吃了一顿晚饭，又推心置腹地促膝长谈了整整一夜。

父亲目前的处境相当尴尬。凭了一个“烈士后代”的头衔，倒也没有谁敢把他怎么样。但他从延安所受到的教育和熏陶，使他对文革中的许多现行政策极度不满。因此，虽然他的文笔一流，却也并没有人对他如何垂青，除了偶尔让他写一些纯粹应景的文章外，他几乎成天无所事事。对于一个工作惯了的老同志来说，这种赋闲几乎等于关了他的禁闭。好在父亲的心胸尚很开朗，于是就开始利用这其实是难得的大段空余时间读了许多书，还练就了一手相当不错的书法。

对于儿子，父亲从不刻意要求他走哪条道路。他只是对儿子的任何想法客观地讲出自己的评价意见，然后就让孩子自己去作最后的决定。黄念生特别敬重父亲的这种做法，并经常以此为荣并向四周的伙伴们不断宣扬。不过，也正因为如此，黄念生对于父亲的各种具体意见从来就不大听得进去。

这次父子见面，念生先是耐心地听父亲对他的现状作了一番生动的描述。然后哈哈一笑，拍拍老爸的肩膀：“我看啊，这挺适合您的嘛。您忘了林彪出事的时候您的观点啦？政治这玩艺儿少碰为佳嘛。”

“那你现在可是站在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呢。”

“我就不同啦。你也知道的，我从小就喜欢乘风破浪的感觉，现在终于有了这样的机会，我才不会放弃呢。而且，广阔天地里没有什么人会因为我鼓吹上山下乡就把我怎么样的，您老还替我急什么呀。”

“问题是，中央对上山下乡的态度……”

“我知道，您老不是早就告诉过我了嘛。对这个问题，我可是作了一番认真的思考和研究的哟。我的看法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确是一场深刻而伟大的革命，这在理论上已经勿庸置疑了；那么，中央领导过去和现在的实际态度就不过只可能是不符合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暂时的肤浅认识，历史不会让它们长期如此下去的。我现在在基层坚持上山下乡的道路，并且宣传和鼓动更多的知青战友与我一道奋斗，总有一天，这项奋斗会开出它自己的丰硕成果的。我的革命实践也就总有一天会被历史承认的。”

“儿子，你这不是想当然吗？你怎么就那么肯定上山下乡肯定算是一场革命啊？你又凭什么断定中央领导的认识就不符合什么客观规律了呢。再说了，你希望历史承认你的‘革命实践’，是不是还可以看作有那么一丝个人英雄主义的成份在里面啊？”

“没有的，老爸。我是真正相信自己实践的意义，又因为它只能和必须是相当大一个多数青年人共同的事业，所以我才衷心地期望历史会早一天承认这份实践的。至于我对知青上山下乡的认识嘛，实在太长了，一两句话跟您老讲不清楚。反正我已经是经过反复思考论证了，而且我还到处去讲，以图听到各种不同的甚至是反对的意见，可到现在为止，这种意见倒不是听不到，却没有一条够得上让我认真对待的。它们在我的理论面前全都显得不堪一击，对方辩手本人往往都会亲自承认他们的悖理。这应该说明一些问题了吧。”

“你小子就是个嘴好。叫我说啊，你讲话的范围恐怕还很局限，听到的具体意见恐怕也就远不那么全面了。理论上现在许多人辩不过你，那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中国现在真正掌握辩证法的人实在太少了；在理论工作者的圈子里尤其如此。要我看哪，你的那点儿理论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还差得远着呢。不过我也知道，现在我说你什么你也不会听得进去的。你现在的状况可以说叫‘着迷’了。所以我今天也不再跟你扯什么理论了。但愿你不要迷得‘走火入魔’才好。可有一样东西你不能不重视，那就是人心的向背。中国也好，外国也好，人心的向背永远在历史上都占有最重要的位置。毛主席讲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话一点都不错。具体的例子我已经给你讲过不知多少了，生活实践中你也不可能体会不到。我现在要提醒你的，就是对人民的意志一定要永远都恭恭敬敬，诚惶诚恐，千万不要重视不够甚至干脆不予重视啊，那可是会摔大跟头的。……”

“……”

“……”

父子俩心平气和、推心置腹地聊着，直到东方既白，黄念生不得不赶紧出发，去按计划领一部分同学到北大、清华去看大字报，两个人就这样又一次匆匆离别了。

 

                 第二十六节

到清华、北大看大字报，曾经是文革初期的外地造反派来北京后另一种必修的“朝圣课”。经过了近十年的变迁，现在已经远没有那么风光了。尤其是到了这一九七六年的时候，最大的信息源已经移到了天安门广场；只是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才让广场再度被迫萧条了下来。特别是到了这个时候，相当大一个多数的老百姓们已经都有了自己很强的分辨是非的能力和习惯，再不必用到大学里看大字报的方式让自己赶快适应形势的飞速变化了。

知青共大的学员这次的所谓“看大字报”，其实只是利用了一下这个名词而已。

原来，在知青共大学员中，不乏一批对上大学情有独钟的新老知青。文化大革命断了他们上大学的梦，上山下乡的实践又要求他们“坚持乡村”，这就意味着至少在近期他们还是肯定会与自己心目中的大学梦无缘。但是，那种深埋在心底的“大学情结”却一直没有丝毫减弱，而且到了共大后反而有增无减。这次到了北京后，几天的时间已经把该玩的、该转的都逛得差不多了，于是有人提出到清华、北大去看看，立刻得到一批志同道合者的双手赞成。

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当负责打前站工作的学员到清华和北大去提前进行联系，希望能让学员们有机会与这两所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进行座谈的时候，接待他的红卫兵战士却因为他“讲不清前来学习讨论的具体目的（本来就是想来看看嘛，哪来的什么具体目的啊）”而干脆拒绝为他们进行相关安排。还是这位打前站的老兄灵机一动，赶紧编了个“来看大字报”的理由，才将形势稍稍扭转过来。因此，今天的清华、北大之行就成了“看大字报”的行动了。

一进校园，这帮人就自动地分散开来，有的着意欣赏起了这古老校园中的湖光山色和古色古香的建筑，当然也有清华那样气势恢宏的现代化建筑；有的钻进几座教学楼里去找还在用功的学生聊天；还有的则是想方设法找到门上挂着一些五花八门名称的“战斗队”办公室，进去找到他们的负责人扯开了对时局等重大问题的看法。

大学就是大学，共大同学们这么多各种各样的需求，居然都一一得到了满足。

那些观看校园景色的同学们，终于真切地体会到了“名牌大学”的真实概念。“它多大呀，光来回走上一趟就得一个多钟头。这才叫大学哩。那么多学问就得那么大的地方才对嘛。”“它可真是美啊。这才叫做学问的地方呢。在这里一呆，心情就是和在别处不一样，在这样的鸟语花香里念书，当然会比在别的地方学得好啦。”“快来看这座图书馆啊。它那么大啊，里面该装多少书啊。咱们真要来了这里，恐怕也一辈子都看不完它们吧。”“唉，咱们这辈子是没戏了；下辈子我可一定得想办法到这样的大学里来上学。”“用不着等下辈子的。你就让你儿子赶明儿个来这里不就成了嘛。你想啊，你从咱共大毕了业，回到队里掌上权，将来送儿子来清华、北大的上个学算什么呀。”“那可不成，那我不成了新生的资产阶级了嘛。”“那有什么呀，你保证让他学完了再回来给队里做贡献不就得了？”“嗯，这可是个招儿。不过要是这样，干脆等我自己把自己送来不是更好吗？哈哈……”

呼市知青、年青的共产党员惠丽，就是专门来清华、北大这两所她自小就崇拜无比的中国最高学府来专程圆梦的。由于文革的影响，她当然没有能够上成大学，上山下乡虽然已经是当时她所能够找到的最革命最时尚的人生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她也靠了自己顽强的奋斗精神做出了自己的一份成绩，小小年纪就在村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在知青共大的学习过程中也当上了政理班的党支部委员。但是，这一切成就的取得，却并不能取代她的大学之梦。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人们对于求知的自发内在感情是任何时代都不可能被真正压制下去的。人类的历史只能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前进的逻辑过程，虽然其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现实的反复或逆流，却永远也不可能会长久和实在地阻碍住人们出自本能地前进性追求。现在，她正无比激动地徜徉在两所大学的校园里，充分感受着那种只有自己才体会得最为深切的对于“大学”两个字眼的特殊心情。正是由于她自始至终强烈求知的心态，才有了她在自己的不惑之年还能够及时把握机会，一举考上了国家级资产评估师的专业资格证书，并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跻身于首都一家著名资产评估公司担任了副总经理的职务。当然这是后话了。

找学生们攀谈的同学也很有收获。他们现在在教室里能够找到的几乎都是对知识极度渴求的学子们。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从农村来的青年，而且约有半数以上是上山下乡知青。这样，两拨人间就有了许多的共同语言。学生们告诉同学们，这里这两年的学习条件已大不如前了。许多老教授都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而不让讲课了，而且许多原来的教材也都不让用了。“我们好不容易争取到来上大学的名额，就是想多学点东西好报效祖国和养育我们的父老乡亲们，可来了以后还真让我们后悔了一阵子。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就是自己从学习中发现问题，然后自己去找到那些老教授们为我们讲解说明，这样虽然挺累的，可真能学到不少东西，也算是我们没白来这名牌大学一趟吧。”“噢，原来你们学习起来也这么难哪。”“可不是嘛。要我说啊，你们现在能找到像共产主义大学这样的学校，也就算不错了。可真得好好珍惜啊。”

至于那些找到战斗队负责人聊天的同学，同样感到爱益匪浅。由于这些战斗队并不都是两校的师生，反而相当多的是外面的人（有工人、干部、军人甚至农民等其他单位的各种人）。因此，他们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看法也就千奇百怪，形形色色了。而且，由于都是私下拜访，这些人也就特别敢说，讲出来的都是自己深思熟虑后形成的各种真实认识。又由于这些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各不相同，因此他们的观点等于给大家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的启发。不少同学从这里开始了解到或者说是重新注意到对于邓小平的看法、对于江青等人的评价、以及对于许多当时重大政治问题的不同意见。这些东西，对于刚刚学习过“两论”的共大同学来说，无异于是找到了一些最重要的思考素材。在大家的潜意识里它们留存了下来，沉淀着、积累着，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就可能爆发出来，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思想成果。

应当说，知青共大的同学们这次两校之行，就当时的实际看，只能说是圆了自己的一次大学梦，可潜在的收获却实在是非同小可。带着这些可能连一些同学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收获，大队人马开始了返校的历程。

 

第八章  地 陷 天 塌

 

第二十七节

就在同学们完成了对首都北京的参观摩拜而准备返回学校的头一天夜里。他们遇上了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惊人的那次唐山大地震。

准确地说，地震是在当年7月28日凌晨发生的。

住在经地下人防工程改建成的小旅馆里的知青共大学员们，先后突然被一阵阵强烈的摇动震醒了。灯在晃，人影在晃，连相当稳固的木床都在猛烈地发出“咣当咣当”的响声。迷迷糊糊的学员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地震了！”不知谁喊了这么一句。所有人都惊惶失措起来。

不知是在谁的带领下，大家争先恐后地挤着挨着地从自己的铺位上跳下了地，纷纷钻出了各自的屋子，向着通向生命希望的楼梯涌去。幸亏当时还有一些学员中的党员们尚比较镇定，他们大喊着叫大家“不要乱挤，大家按顺序往出走。”男同学拽着那些跑得慢些的女同学，身体强壮些的大同学拖着那些瘦小又惊呆了的小同学，人流形成了有条不紊的顺序陆续快速地向上走着。

乌盟学员张永清，人们对他的最大印象是总要把“我”字念成“岗（音）”字。此公平时行事大大咧咧，不拘小节，到了关键时刻却又特别惜命，反映反而比一般人灵敏得多。当强烈的晃动把梦中的学员们惊醒时，他比任何人跑得都快。只见他三步并作两步地从屋里蹿出来，接着就跃过大多尚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仅是探头到走廊里来看看究竟的人们眼前向楼上窜去。大概是用力过猛吧，他的头一下子撞在了不高的楼梯拐弯处那根水泥横梁上，当场就被撞得昏倒在地，好容易才被身边的其他几名同学生拉硬拽才弄出了地下室招待所。原本打算第一个冲出去逃生的他，几乎是最后一个才被拖上地面的，幸好地震不是在当地发生，否则他大概肯定是小命难保；结果也当然是包了一头纱布离开了北京的。

知青共大的所在地内蒙古凉城地区距离唐山更远，其所受到的实际影响并不那么大。但是，地震给人们造成的思想上的恐怖和紧张却丝毫没有因此而稍稍减弱。当年的岱海因此出现了绝少发生的海啸，凉城县不少居民和县城附近的农民们因此还出现过大量购买一些生活必须品的抢购风潮。

知青共大地处岱海西南角，距海边仅有里把路的距离。地震和海啸弄得大家人心惶惶，纷纷采取了许多自卫措施。

例如，校方当时的领导认为，值此特别的时刻，一定会有阶级敌人趁机出来捣乱。为此，特别决定向学员们发放枪支弹药，以备万一。

又如，许多宿舍的学员们都学会了一种地震预警的土办法，就是在每晚临睡前都要在宿舍当地小心地头朝下放置一只空酒瓶子。这样，如果当夜真的再有地震发生，一般来说瓶子倒地的清脆声响会把大家从睡梦中惊醒，于是就可以起到让熟睡中的人们比较及时地逃出生天的重要作用。

可是，实践中往往有许多事总与人们的预想完全相左。

有一次，一向斯文的张禾在半夜从梦中醒来，迷迷糊糊地下了地想往外走。不成想一不留神碰倒了地上那只报警的瓶子。这下可坏事了，屋里所有人几乎是一跃而起，“呼啦”一下子就齐齐地涌出了屋门。他们的跑出来又惊动了旁边屋里的学员们，更多的人冲出来了。天津女知青世文在忙乱中不忘为了大伙儿，在跑出门的时候顺手取了一只脸盆，找了块砖头就没命地猛敲起来。静夜中响亮的盆声把几乎全校包括农场的所有人都召唤了出来。却原来只是又一场纯粹的虚惊。

唐山大地震之后，……民间开始纷纷传说着各种传统的、现代的对这一特殊年头的怪异评价。

从年初起，万人景仰的周恩来总理默默地走了。万里长街送总理那天，首都北京的大小树木上都结出了少见的美丽冰凌，俗称“树挂”。许多人悄悄地互相传说着：“这是老天爷发怒了。咱总理死得不瞑目啊。”

是年，又曾有一颗著名的慧星来到了人们的视野里。“天上扫帚星，地上动刀兵啊。今年恐怕要遭殃喽。”老人们喃喃地念叨着。

盛夏间，身经百战的朱老总也默默地走了；再加上唐山大地震的特大天灾，人们都觉得这些传闻已经完全应验了。当时几乎任何老百姓也没有意识到，这一年中更大的事件还远没有来到呢。

 

第二十八节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

一遍遍伤透人心的沉痛哀乐从首都北京的天际漂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面八方；三山五岳都传来人们发自内心的失声痛哭。

“毛主席逝世了！”

消息尤如晴天霹雳，给已经早就习惯于在毛主席的教导下平静生活的神州百姓们以无与伦比的震撼。喊了多少年“毛主席万岁”的老百姓简直无法相信毛主席他老人家会那么突然地就离开了。

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前旗苏独伦公社某生产队的打谷场上。

知青共大的一支“开门办学小分队”正在这里和社员们共同挥汗劳动。扬起熟悉的木叉和并不是所有人都十分熟悉的链枷，闻着绝大多数知识青年都已经熟悉了的麦草的清香，学员们似乎又回到了自己下乡的地方。卫东等几个来自牧区的知青，也兴致勃勃地学着大家的样子在那里胡乱比划着，浓厚的学习兴趣，使他们根本没有听见旁边社员们半是叽讽半是怜惜的小声议论。

突然，像是晴天里打了一个霹雳，“毛主席逝世了！”的消息瞬间弥漫到了这个欢乐的打谷场上。半空中随即传来高音喇叭里播放的低沉缓重的哀乐声。

顿时，整个场面上一片嚎淘大哭声。人们都扔下了手中的工具。

社员们绝大多数都不自觉地往自己家中跑去，似乎毛主席逝世是一种突遇的天灾似的，因此首先想到要回家去看看家中的安全。知青们当然没有这种下意识了，他们大都痛哭着、互相搂抱着在表达自己不知如何才能更充分些表达的绝顶伤心。他们的心中只有沉重的悲痛。继红、润果等几个女学员相互拥抱着痛哭不止，整整一天一夜，她们水米没沾牙；只是在当天傍黑的时候被社员们和其他同学强拉硬拽地拖进了她们住宿的房间里，才免于在漆黑的打谷场上过夜。

    卫东把密友青云、王世新（天津知青）等几个人拉到场院边上一堆谷草垛后面，几个人擦干了眼泪窃窃私语起来。

    早在几个月前，学员中几名高干子弟就已经得到了“毛主席病重”的消息。这个消息也曾理所当然地在一些学员中间广为传播。人们还得知了一些诸如许世友老将军穿了草鞋参加中央会议、江青等人被毛主席严厉批评等相当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这在那些一向以“关心国家大事”为己任的知青学员中当然引起了不小的思想震动。从那个时候开始，人们就真的在考虑“毛主席以后”的可能情形来。当然，基于当时那种极左思想的影响，这种考虑也就有了大量与实际相关甚远的成份在内了。这不，现在的那个普通打谷场的谷草垛后面的对话，就是这样一种明显的表现。

“毛主席这一逝世，咱们可不能光是悲痛啊。得想想下一步会出些什么事。会不会再出‘副统帅’突然摔死那样的‘故事’？咱们可不能糊里糊涂地跟着掉脑袋啊。”

“那是当然，我看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谁来接班了。”

“那可不好说。本来林彪一死，理所当然就应该是周总理接班了，可他老人家去得比毛主席还早，现在还有谁的威望能力能顶得上来啊。”

“也是啊。这人选对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坚持得下去。可到底会是谁来接班呢？”

“那些都不是咱们能够左右的。还是具体想想咱们自己该怎么办吧。”

“叫我说啊，咱就得更加努力地把咱自己的事办好。比如说吧，咱们既然下决心坚持对广阔天地进行改造，那在现在这个非常时期，最重要的大概就是怎么保证农村牧区的基层政权真正掌握在为老百姓办事的人手里吧。”

“我看也是这个理儿。咱这次下来开门办学，不就是要具体考察各地真实民情，学习、探索、总结和研究在广大农村牧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践经验及相关理论吗。”

“说起这个事，我可早有个问题梗在心里头不少时候了。出来之前……”

“嗨，卫东、青云、小王，你们几个让我好找。青云和小王快跟我走，咱们先把大伙儿召集一下，安定一下人心，再找公社的同志商量一下悼念毛主席的具体安排；卫东你赶快先回去写好悼词，最好能印出来人手一份。估计最晚从明天开始就要开追悼会了。”郑仙巧带着满脸的泪花和嘶哑却仍不失干练的嗓音从谷堆后面冒了出来，打断了这几个忧天杞人的胡乱议论。

毛主席的逝世，在当时无异于天塌地陷。但是到了第二天，大家还是得起来吃饭、劳动和工作。秋收大忙不能耽误。这既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需要，又是庄稼人人生中不可稍有耽误的头等大事。公社和大队里的干部们以及知青小分队的部分同学们则开始了紧张忙碌的追悼会筹备工作。

午饭前，灵堂布置妥当了。人们开始分批进入灵堂悼念毛主席不远的英灵。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卫东代表全体知青共大的学员们以毛主席自己的这句著名诗句开始了这篇洋洋数千言的悼词。灵堂里只有他的朗诵声和学员们的一片痛哭声，其间，不时有女学员因痛哭过度而暂时昏厥过去的情况出现，其他学员则扶住了她们，一边为她们进行着最简单的人工抢救，一边让她们同大家一起继续参加完这大概是人世上最为神圣肃穆的追悼大会。

 

第二十九节

 

自治区知青办里又开锅了。刚刚参加完毛主席追悼会实况收看的一批干部们开始就知青共大的前途又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刚从北京出差回来的崔副主任一边收拾着自己桌上的文件，一边不经意地扯起了话头：“我觉得北京的调子可是更加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了。这些天查‘5.16’分子，抓现行反革命的到处都是，还有那些‘4.5’天安门事件时候的漏网分子……我说咱们是不是也该考虑先从知青共大开始查一下啊。”

“胡说！”仍然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许主任一下子就火了。“共大那里都是些最好的知青娃娃。谁说他们会有问题啦？”

“没问题好嘛。可那里面哪的知青都有。‘5.4’开学前从北京回来的也有吧。真要是让北京的警察来咱们这儿查出一个半个的，那咱们可就太被动了。”崔主任坚持着自己的观点。

“对了。我这儿可是有材料的哟。”一贯支持崔主任的季处长赶紧在一边搭了腔：“你们看，据某某县知青办送上来的材料说，黄念生从七五年夏天开始就没在队里呆过了；……噢，还有这儿，一个叫达来的蒙古族知青开学前离开自己下乡的农场去过一趟外地，据他自己说是到老家探亲去了，可谁知道他到底上了哪儿呢；……对了，还有，前旗的知青刘惊涛开学前去过北京探亲，这孩子可只是个青年团员，生产队长，他的家也在前旗，你们说他去北京难道不可疑吗？……还有呢……”

“闭嘴！这些破材料你是从哪儿搞来的？这不是明摆着想整人吗？”许主任真的忍无可忍了。

“可是，这也许就是咱这儿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啊。”季处长唯唯着小声嘀咕。

“把这些材料拿过来。”许主任威严地伸手一把抢过来那叠“材料”，顺手递给自己身后的耿鸿钧同志。“大家都给我听好了：以后，只要我许维俊在这个位子上一天，任何人也不准动知识青年的主意！”

崔主任没等许主任说完，就猛地站起身来出门走了。按照当时的经验，他现在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应该是最明智的办法。明摆着人家的官儿大，自己的证据又不那么足，与其继续呆在这里等老许讲完意见将来可能会说不清楚，倒不如赶紧离开这里，好为以后有朝一日的翻案打个基础。不用说，那位季处长当然也跟着灰溜溜地走了。

人们陆续散开了。大家一声不响地各自做着各自的事。多数干部虽然由于已经做了多年知青工作而基本同意老许的意见，但在如今这种微妙无比的政治格局情况下，他们也不敢太公开地支持老许，谁知道哪一天会有什么事扯起今天这番争论呢，到那个时候可就该祸从天降了，因此现在还是明哲保身为佳。

耿鸿钧来到老许身边，取出一盒火柴向老许示了个意。许主任微微点了点头。于是老耿拿了那叠“材料”到厕所一把火将它们烧成了灰烬。

 

当天晚上，老耿来到许主任家里，两位为自治区知青工作共同奋斗了多年的老同事、老战友坐在老许家的小客厅里，一边喝着劣质茶叶泡得简直连颜色都看不见的白水，一边悄悄地商量着下一步的相关工作。

第二天，许主任给知青共大当时的校长张鲁通了电话。两个人讨论了将近两个小时，最后决定“知青共大的一切活动按原计划进行。”

 

第九章    调       研

 

                      第三十节

根据教学计划。知青共大的学员们除了到大寨参观学习以外，还要下到自治区广大的农村牧区进行统一深入的社会调查。

从主导思想上看，很容易知道这还是“创建政治大学”的指导思想下自然的产物。如果只是学习农业生产技术，这种下乡调研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根据学员们的要求和调研工作的实际需要，学校把所有学员分成了两个调研队。一队由郑仙巧带队，主要到巴盟乌拉特前旗的几个社队进行调研；另一队则由继红领兵，前往乌兰察布盟的几个社队进行调研。调研的中心议题，是考察这些社队学大寨活动的实际开展情况，顺带看看那里的知识青年工作搞得怎么样。由于交通上的原因，这次调研没有安排大家到牧区去。

临出发前，校领导专门召集各队的骨干学员开了个会。张鲁等校领导都在会上讲了话。除了进一步细致部署外出调研的各项具体任务外，老同志们都根据自己的经验向大家介绍了“如何到一个素不相识的地方开展工作和调研”的许多方法。由于这些领导们各人经历的革命工作时间和内容的差异，他们在会上有讲“打游击”时怎么找到老乡家去做工作的，有讲“解放初期”如何下乡发动当地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还有讲“四清”运动时如何下到一些社队去摸底调查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因此，这次会议等于是给大家上了一堂相当生动的传统教育课。

各个组的学员们也为此作了至少他们认为是相当充分的准备。首先在分队问题上，各小组的正副组长一般都分到了两个队里，以便自己组的人在外面也都还能够得到各种有组织的照顾；其次，几乎各小组都强调了这次外出中要注意与其他各组的同学搞好关系，不允许因为任何事发生不必要的争执；然后，从校方到各小组，大家都从药品、衣物及其他生活细节上作足了各种准备。

调研队于当年的九月初先后出发了。

 

第三十一节

巴盟分队先到了知青工作做得特别出色的前旗苏独伦公社。

在那里，他们遇到了毛主席逝世的特大事件。因此，头几天则是与当地社员和干部群众一道参加了一系列相关的悼念活动。

接下来的几天里，学员们一边继续按计划进行着他们开门办学的程序，一边开始更加积极主动地尽自己的力量尽量想办法去多找点事情做，好像是只有如此才能稍稍表达出一点自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比热爱与怀念之情来。

按照当地公社和大队领导们的安排。学员们分别与这里的知青们、社员们和干部们进行座谈，与他们探讨知青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具体方略。

前面已经介绍过，这个公社的知识青年自下乡起，就在各自的生产队里有意识地大搞农业生产和科技革新。几年的功夫，这里不仅涌现出一大批在各方面都相当出色的知青代表，并先后被吸纳进从公社到各级生产队的领导班子，而且，涌现出了以邱家恒同志为代表的一大批科学试验典型人物，并培育出以“同杂二号”高产高粱为代表的新作物品种。学员们到达那里的时候，当地的亩产已经比知青下乡前提高了一倍有余，因此成为当地乃至全盟和全自治区的“农业学大寨”典型。生产搞上去了，各方面的工作也都带起来了。学员们走到哪里，都能够明显感受到社员群众对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真诚欢迎和对于“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明显信心。

苏独伦知青们的实践经验事迹，确实给了知青共大这批学员们极大的震撼。尤其是许多下乡年数不长的所谓“小知青”们，更是对苏独伦的知青大哥哥大姐姐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每天晚上的小组讨论中，总有不少学员激动地向大家再次重复白天听到的各种生动故事，并由此得出“毕业后我也要像他们这么干”的结论。应当说，这样的结果是完全符合校领导安排大家出来搞调研的初衷的。

然而，成功者的经验最好总结，可也最容易由于此而落入俗套。学员们在这里的感受虽然很大，却并没有给自己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如果所有社队都是这个样子就好了。”大多数学员得出了这样明确然而过于简单的结论。

在这里，学员们更为关心的，倒是这里的知青们对回城这类特别敏感的知青切身利益问题怎么看。

有意思的是，这里的知青们也往往向学员们提出着同样的问题。因为，在他们的眼里，“你们（指学员们）是专门研究咱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我们的想法没有用的，而我们将来要走的路，那是肯定得跟着你们的研究结果走啊。”

相当一批学员是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身上这副学习的担子居然会如此沉重。原来，自己总认为自己来共大学习，基本上只要能解决自己头脑里的认识问题就行了，这回可倒好，人家把你当成“专门的研究者”了，这个责任可就大了去了。

这样的一种心态，反而影响到了知青相互间本来完全可以更加坦诚的交流。不过对知青共大的学员们而言，这样的调研结果，倒是让他们更加珍视自己这次难得的上学机会，而且更愿意主动去思考一些更深刻的实际问题了。

 

第三十二节

几天后，这队学员移师到一个叫做黑柳子的公社。这里是与苏独伦那个知青工作先进点完全不同的一个点。那里的革命生产形势都不怎么样，家族势力统治着不少生产队，在当时属于那种等待“揭盖子”的落后典型。

到达黑柳子公社所在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了。趁大队人马纷纷下车集合的时候，卫东自报奋勇地先一步来到公社革委会的大院里。

大院里大多数房间的门都锁着。只有一间屋的门是敞开着的。卫东刚走到门口，就看到里面挤满了人。靠墙的一张长桌上放着自己学校印刷的《知青共大》小报，一叠一叠地插在各个生产队的信袋里。卫东发现，还没有一叠报纸被人拿走呢。“这些知青都不上公社来？那他们队里的干部们莫非也都不来？”卫东这么胡乱想着，一边把注意力转到了屋子中间那张桌上坐着、一边指手划脚，一边嘴里吐沫星子乱溅的那个干部模样的中年汉子身上。

听了一气，卫东了解到那个人是这个公社的秘书。那些围在他身边的，则是一些从各地来这个公社办事的人。公社领导都下乡了，就只剩这位秘书大人在这里“挟天子以令诸侯”呢。

耐着性子，卫东终于等到秘书打发走了差不多所有的人。等秘书注意到自己的存在并直接向自己发问：“你是有什么事？”的时候，卫东才掏出早已捏在手里的旗革委会介绍信，一手递了过去，一边向这位秘书介绍了自己一行人的要求，并请他先为自己一行解决今天晚上的住宿问题。

秘书耳里听着卫东的介绍，眼里很快看完了介绍信。没有什么特别欢迎的表情，倒是相当当机立断地回答了卫东的要求：“这样吧，现在还不算晚，你们就直接下队吧。远的地方就别去了，反正各个队的情况都差不多。你们一共多少人？”卫东再次告诉他是六十八个人。“那就十个或十一个人一队，分到六个队去搞你们的调研吧。吃饭就是到各家去吃派饭；住呢，你们愿意住老乡家也行，或者住在他们的队部，反正那里都有客房。”话声毕，他人已经来到屋里的广播设备前，拿起麦克风就叫起了这些队队长的名字，让他们“赶快到公社来接工作组的人”。

卫东以为秘书弄错了，就向他解释自己们不是什么工作组，只是知青共大的学员下来搞调研的。秘书一副“你懂什么”的样子回答卫东：“我知道。可要是不这么喊，他们才不会赶紧过来接你们呢。我这可都是为你们好啊。”

这时，学员们已经大都挤进了这间小屋。听到秘书的话，当即有学员表示：“这不是对知青工作不关心、不支持么？”刚有其他几个学员表示了支持，秘书却为队干部解释开了：“不是这么回事小同志。这些队干部一天的事也实在太多了，只好把有些事往后放了。你们别怪他们，他们也实在是不容易。我们这个公社虽然落后，可大量工作还是得靠他们去做呢。”

郑仙巧赶紧劝住了发牢骚的学员们，并抓紧时间给大家分了小组，同时指定了各组的组长。

果然，不大一会儿功夫，六个队的队长先后都来了。他们对知青们的到来倒还都是满欢迎的，紧紧拉着同学们的手，热情地邀请他们“快，咱们回家去。”学员们不再有什么意见了，高高兴兴地随着队长们下队了。

 

第三十三节

下了队的学员们全都没有住进队长为自己们安排的队部客房，而是按照自己所了解的“四清”工作方法，纷纷下到各队最贫苦的人家去与他们实行“三同”。从中了解到农民社员们的许多实际疾苦和某些队干部借用职权多吃多占的恶行，也了解到不少一心想把生产队搞好的队干部们面对队里的落后状态心中产生的极度苦闷。特别是他们不高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对于“学大寨”的明显盲目追求以及由此必然导致的年年受穷现状，给知青共大的学员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不过，这些大量存在的问题，对于当时的学员们来说是不可能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的。他们能够给予社员们的，除了空洞的几句安慰和更为空洞的鼓励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了。

在一个生产队里，学员接触到了这样一位队长：他是全村最后一个当上这个队长的，因而是这个队里最穷的一户。这村有个不成文的惯例，不知从哪一任队长开始，当了队长的人就可以用队里的财产给自己家盖房，盖成了房就下台，让另一户的户主来当，这样，连续几任下来，开始还能够坚持一年一任，到后来干脆只几个月就换上一茬，虽然家家都穷得几乎没有隔夜粮和换洗衣，却几乎家家都盖起了庄户人祖辈梦想的新房。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办法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当时的形势硬把农民们逼出来的，简单点说就是因为当时的集体经济那种表面上的至高无上，使社员个人的一些传统需要满足的利益几乎永远不可能得到实现，而诸如盖房这类传统需求却又是中国农民现实生活中的一种绝对必须，于是乎各种各样的应对措施就出人意料地由中国亿万农民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机敏被“发明”了出来。这个队的做法无疑就是其中之一。这位新任队长去年刚刚高中毕业，家中只有一位守寡多年的老母，含辛茹苦地把他拉扯成了一名堂堂汉子，自己却累成了一身病。现在，这个不大的小村里几乎是家家都盖起了新房，就只有他们娘儿俩个至今还住在前人留下的破土房里。学员们来到这个队的时候，他已经当了三个月的生产队长了。因此，他的这间破土房已经找人进行了在他们那个“级别”上已经很是精心的修补，总算是可以遮挡风雨了。

“这不是什么阶级斗争吧？也不算什么家族间的你争我夺啊。因为家家都从集体这里得到了几乎同样的实惠嘛。”当晚，在生产队最穷的社员家专腾出来的那间勉强还能够住人而炕却烧得挺热的屋子里，几名男生钻在被窝里正在热烈地讨论着这个被认为十分奇特的现象。现在发言的，是来自乌海市的那名叫做力群的学员。

“好像不能那么说。我看还是算他们一个‘集体资本主义’吧。再怎么说他们也还是把集体财产全挖空了嘛。”另一名学员插上了一句。

“得了得了。就这个‘集体资本主义’的概念本身，就一直没让人弄明白呢。毛主席和列宁说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到底是个什么意思，不是一直没人能解释清楚吗？用这个概念来解释咱们今天碰到的社会现象，等于用本来就没有答案的问题来解释问题，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卫东闭着双眼，一边享受着热炕头带来的无比温暖，一边口中含混不清地吐出了自己这不算见解的见解。

“那咱们不是白来了吗？这种情况到底有没有什么典型意义啊？”力群又这么追问了一句。

“谁知道呢。我看咱们这趟算是白来了。我们队可不是这种情况。”又一名学员插了话。

“你还别这么说。我看啊这事就够典型的了。咱们巴盟有多少生产队不是年年在换队长啊。这里的具体原因虽然不大一样，可既然都出了这种不断换人的现象，那就总该有它同一的规律吧。”一直没说话的巴盟学员晓乐来了这么一句。

卫东一下子机灵得坐了起来。他在草原上可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晓乐说这事是普遍现象，不由得引起了他的好奇和激发了他那种思考欲。“难道这是贫穷造成的必然现象？或者真是一种什么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刚想说点什么，可又马上被自己想到的另一条理由给推翻了：“如果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那我们建国以来几十年的实践到底算成功呢还是失败？！”思来想去了老半天，他既不敢认定自己得出的任何一条结论就是正确的，又实在感到对自己的任何一条想得出来的理由不能完全自圆其说。他这个人平时特别不注意对客观事物进行认真观察，可又偏偏就喜欢钻牛角尖般地“研究问题”，当然是常常不得要领，脑袋里总像是灌了满满一桶浆糊似的迷迷糊糊。就这么呆呆地坐了一大气，还是没把这个问题想明白。看看大家都先后进入了梦乡，自己只好也重新钻进被窝里睡下了。

第二天白天，大家又纷纷到许多社员家去进行调查研究，晚上回来后再坐在一起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虽然没有得出什么让大家都认可的满意结论，却总算统一了一种认识：不管怎么说，光是家家盖起了新房不能算是这个队搞好了。因而，得想方设法教育当地社员群众为自己明天的真正幸福而齐心协力进行新的奋斗。

接下来的几天里，学员们分散到各家各户进行广泛宣传，讲的大都是诸如“应该一心一意学大寨”之类冠冕堂皇的论调。其结果当然是毫无作用。朴实的农民社员们对于学员们那种连他们自己也弄不太明白的空洞说教，一方面给予了极其礼貌的口头应是，一方面却根本对此左耳进右耳出地不予置理。有的年青社员还时不时地提出“你们倒是说说看，我们队这个样子，该从哪儿开始朝大寨学呢？”这样尖锐的实质性问题。学员们对此虽也有真心实意出谋画策的，却没有一个能讲出什么让社员们心服的东西来。对于那位现任队长，学员们曾几次三番找他谈心，教育他要想方设法带领群众真正去学大寨，而不要也像自己的一些前任一样一味只关心为自己家盖上一间新房。队长开始时还真激动了一半天，可渐渐地就开始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他倒真是从怎么现实地带着社员们学大寨出发在认真地向学员们讨教，可惜学员们却对他提出的各种实际问题几乎没有能答得出来的，队长最后说了一句心里话：“我看啊，我也没有那份什么改天换地的能耐，还是把自己家的房赶紧盖起来最实惠。”因此，这段时间的开门办学所留给这小队学员的，真的是几乎没有什么实际收获，虽然也增加了不少有待研究的新课题，但在当时则只是更加增加了大家的沮丧之情。

这样的学习结果，给当时因主席逝世既悲且急的学员们带来的，不仅是一种深深的悲痛，而且有一种极大的愤怒之情产生了：毛主席他老人家一辈子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呕心沥血，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咱们的广大农村却仍然是如此贫困交加，更让人着急的是自己这些号称知识青年的人们，居然面对这些问题只能一筹莫展，拿不出任何行之有效的好办法来，这能让人不着急生气吗？

当然，当时觉得没有收获并不等于真的没有收获。实际上，这样的经历倒更加接近多数知青们下乡中所遇到的实际情况。这就在事实上促进了多数知青的深入思考。虽然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由于全国的改革开放才最后得到解答的，但这个时期积淀下来的疑问和思索，不能不说是对知青们后来思想上的成熟和认识上的纠正起到了一种重要的促进作用。

事后，一些学员发现。他们在黑柳子的这些日子里，居然没有见到一个在当地插队的知识青年。不知是公社秘书的刻意安排，还是这些知青们恰好都不在这几个生产队里，或者是他们全都已经抽调走了，可如果真是这样，那公社那些发给各队的《知青共大》小报又是怎么回事？难道说秘书是要将它们发给当地农民社员们看的吗？直到今天，这个事对于知青共大的那批学员来说，仍然是一个没有破解的谜。

 

 第三十四节

与巴盟小分队不同的是，同时分赴乌兰察布盟开门办学的那支小分队，却多少得到了一些更有实际意义的成效。

有一名自下乡就担任了大队赤脚医生的学员北京知青米国英，从来到共大以后就一直坚持为学员们、农场知青们和附近社员们治病。此人对所谓政治问题一向不大关心，总认为一个人要真正为老百姓做点有用的事，就得有真才实学。这倒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第一动因这条永恒的真理。这次开门办学，他也主动坚持每到一处，就为当地社员进行各种疑难杂症的诊治。同队还有几名学员也很受到他的影响和带动，帮助他跑前跑后地，倒也形成了这支小分队的一个重要特点。

孟和生也在这支小分队里。他也看上了赤脚医生这个职业。在他看来，既然进城的打算在这所学校里没了指望，选学了这个职业倒是能让自己后半生在村子里扬眉吐气起来。既不用再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出大力流大汗了，还能让各家各户再也不敢慢待自己，到谁家都能吃香喝辣的，岂不是不幸中找到一份万幸了吗。他以前在村里也常听老辈人闲讲一些诸如中医的汤头歌诀等等，在米国英的诚心教诲下又真学了不少有用的实际医学知识，这次出来后，他就开始跃跃欲试地想施展一下拳脚了。

这天，小分队的驻地来了一名求治的社员。米国英和其他同学都跟社员们下地劳动去了，孟和生又在家里泡病号。见到有人求医，遂来了兴头，连病情都没问清楚，就大而画之地为那人施了银针，还从米国英的药箱里找出些药片来送给了那人。患者感恩戴德地走了，孟和生自然得意洋洋。等同学们一回来，他就忙不叠地把自己的功劳添油加醋地讲给了大家听。米国英是个细心人，长期的行医生涯，已经使他形成了一种本能的职业警惕。他不动声色地详细询问了孟和生处置病人的全部细节经过，不由得喊了一声“不好”，伸手提起自己那个药箱就往外跑。刚出门不远，就遇上了前来再次求医的患者家属，称患者刚才回家后，很快就出现了虚脱现象，只好前来再次讨教救命办法。米国英二话没讲，拉了患者家属就往那家跑，一进门就麻利地给已经昏迷不醒的患者扎针施救，三下五除二地把那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直到患者终于睁开了双眼、并清晰地说出话来，米国英才长出了一口气，抹了一把满脸的汗水，接过主人递过来的一大瓢凉水咕咚咕咚地灌进了肚。旁边跟来的孟和生，一颗知道惹了大祸的心也总算放了下来，他战战兢兢地伸过头来问米国英：“没事了吧。”米国英没回答他的问话，只是先安慰了一气病人和家属，然后就带了孟和生等学员回到了驻地。进了屋，米国英这才一脸严肃地狠狠批评起孟和生来。从医生的基本医德，直讲到许多具体的病例，说得孟和生心惊肉跳地，再也不敢胡乱逞能了。其他同学也从这件事里受到一次深刻教育。“实事求是”的好传统大概就是这样在我们的一点一滴实践小事中积累形成的。

另外，由于这样的实践更加接近农村地区的客观实践需要，因此，社员们真心实意的欢迎，就成了催动同学们努力实践和心情舒畅的最好动力源泉。从这件事引发出对于农业生产劳动各方面认识的提高，至少使得这队学员中的大部分人多少得出了要更加重视农业劳动技能训练这样的结论，为大家在以后的人生中重视求真务实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