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洪章老先生是原国务院知青办领导者之一，许多知青都知道他。知青办撤销以后，他曾担任我所在报社的社长，我因此与他相识、相知，成了忘年交。当年，他带领工作人员不辞辛苦去东北，到云南，下山西，走陕北，进过不少知青们的窝铺、窑洞，亲身体验知青的生活，了解知青的困苦。他们到我所在的山西蒲县时，我已经离开农村到县城一中教书了，我知道他们来的消息，他们没在县里停留，去了寨子腰、北青队、红道、薛关等地，和许多知青座谈，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各地走访之后，他们直言不讳地向上级反映了情况，促使中央出台了一些涉及知青切身利益的文件，比如关于插队计入工龄问题，关于停止大规模上山下乡问题等等。正是由于知青办杰出的工作，才使得整个国家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这一批人的利益。上个世纪90年代初，老顾离休了，离休后的他并没有闲居，他和几位老知青办的人——包括王广义、马克森、胡梦洲等人，组织撰写了《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和《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两本书，这两本书以翔实的史料、明确的观点叙写了20世纪中叶共和国历史上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件大事。不仅是历史资料而且是这一代人坎坷人生的写真。他同情这一代人，高度评价这一代人，认为知青是为国分忧、无私奉献的一代。他始终为改变他们的困境而默默地努力着。也正因为如此，他很得知青们的敬重。
我和老顾初识于1990年那次报社召开的通讯工作会议。那时候我刚刚在省厅政研室接过了报社通讯员的聘书。那次会议是在常州召开的，尽管以后几乎每年报社都会召开这样的会议，但那一次的会议意义格外不同。在那之前，报社除了有两个设在省里的专职记者以外，各省并没有专门为报社写稿、发行、搞广告的机构和人员，发行大都挂在省厅办公室、写稿子的不是在办公室就是在政研室抑或政宣办里由某个写材料的人兼着。常州会议上决定了各省建立记者站——成熟一个建一个，处级建制但不加编制，可以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我记得那次会议，参加的通讯员有十几个，并非所有的省都有。顾社长是那次会议的主持人，他利用一切机会和我们交流记者站建立的各项具体事宜，其中最主要的当然是责任与利益的划分。顾社长给我留下了谦和、朴实、真诚的印象，他不象一个领导，更像一个兄长、一个睿智的老朋友。那次会议以后，各省的记者站逐步建立起来，报社在各地有了自己的“眼线”和“手足”，报社的各项工作——写稿、发行、广告，直通下来了，这对于推动报社的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作用，而在这个过程中，那次常州会议所达成的共识，功不可没。1991年，我们省的记者站成立，“挂”在办公室，我担任了站长。
参加报社的活动多了，与老顾的接触也多了，了解也多了。听报社同事们说，那场“政治风波”之后，他曾顶住压力，保护属下，不上报不追究，赢得了大家的感激和赞颂。
我至今都忘不了那次在五台山开会，联欢时，顾社长那潇洒、漂亮的翩翩舞姿，震撼了全场，以至于厅长当即对我说：“你要负责教会我跳舞！”这位曾当过行署专员的厅长，以他那干练果断、说一不二的风格，不到十天真的学会了跳舞，顾社长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还记得江西会议期间，晚饭后散步回来，顾社长和我们几个年轻人聚在房间里畅谈，啤酒、花生、小菜，边喝边聊，聊报社、聊社会、聊事业、聊人生，甚至聊感情，顾社长把他年轻时的故事讲给我们听……欢声笑语伴随着热烈的气氛，冲出窗外，飘散在山上，直到东方发白……
1994年底，我调回了报社，那时候顾社长已经离休了。可他仍然是我无话不说的挚友、我的领导。那时候的报社骨干流失、人心涣散、是非不断。老顾告诫我：报社和省里不一样，你初来乍到一定要谨言慎行，少说话多做事，善于观察；熟悉环境、团结同志，只有站住脚才能谈发展。在他的不断指点下，我逐步融入了新的环境，赢得了大家的认可，半年后担任了专栏部主任，以后连续4年都被评为优秀，直到1999年调走。而我和老顾的友谊依然如故，平时电话联系，逢年过节互送贺卡——他说他还是习惯这种老旧的问候方式。
如今，他已经离休快20年了，社会活动依然不少，中国知青网的开通、两本书的再版、知青们的纪念活动等等，都少不了他的身影。我们笑称他是棵“常青树”！
真心祝愿他永远年轻、永远快乐、永远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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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3/2/20 22:31: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