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推荐]荒友情谊---写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周年之际（1）

　　听说最近有人在网上做了一个有趣的“游戏”，要求网民用一个字来形容中国社会，结果“虚”字点击率最高，这不由让人陷入深思。别的不说，仅从人与人的相处关系而言，我也有很高的认同感，不是吗？过去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而今是“酒碰千杯无知己”，都被“虚”字灌进去了。

　　岁月酿造记忆的美酒，时间沉淀怀旧的情感。我还是怀念过去，怀念过去的荒友，荒友之间在艰苦岁月里在特殊环境下建立的感情是最淳朴的、最真挚的、最牢固的，也是最感人的。为什么呢？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很久才悟出其中一个道理，就是这种感情彻底脱离了一个“虚”字。所以我一直很珍惜这份情谊，每当荒友相聚的时候，每当看到有北大荒内容的电视节目的时候，每当看到报纸上熟悉的地名、人名的时候，感到尤为亲切。特别在重返北大荒的日子里，在夜深人静独自回想往事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精神就会一下子提起来，就会回忆荒友们在一起的情形，就会一件件一幕幕在眼前浮掠而过，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挚友金清　　

　　金清既是我老乡，又是我中学同班同学，而且是坐同一趟列车北上支边的，他大我两岁，中等个头，身体结实，性情豪爽，为人仗义，很有大哥的风范。

　　我们新建连各地知青刚集结在一起，年少无知，老乡帮派观念很强，谁也不让谁，谁也不吃亏，时有不同地方的知青因一点小矛盾发生打架事件。那时还盛行这种风气，哪个连队老乡受气了，周围连队的老乡接到通风报信，就会倾巢而出前往助威和“讨伐”，引起打群架事件。

　　金清在知青中是有分量的人物，所谓“分量”就是力气大，当时有力气就是“草头王”。一次一老乡无缘无故被号称“摔跤王”的一外地知青欺负了，金清气不过去找他论理，对方自恃人高马大，盛气凌人，要和金清“较量较量”。金清不亢不卑毫不示弱当即应战。结果三下五除二，利索地把对方翻倒在地，对方俯首称臣。我们在旁相互击掌，好不痛快。从此我们也“狐假虎威”，腰板挺起来了，金清自然也成了我们的主心骨、“保护伞”了。但他绝对不是那种耍流氓无赖的人，从不挑衅人家，出手也完全是因为“正当防卫”。

　　金清在连队也有很高的威信，这源于他的实干。虽然在校时读书一般（后来事实证明他读书也不赖，顺利毕业于天津大学），也不善言语，可干农活是一流的，而且认干。在那时你不好好干活，不干出点样子来，想进步没门。他干事悟性很强，动作利索，干泥活甩开膀子就上，拿大草蹭蹭冲在前，挖水井带头跳进冰冷水中，砌墙把墙头、出窑在前头，从不叫累、从不喊苦，看他就有使不完的劲、流不尽的汗水。一次他割小麦，指头被镰刀削了半片肉下来，一包扎照样接着干。他的突出表现很快得到全连上下的认同，从农工到班长、排长，还入了党，成为知青中的佼佼者和学习的榜样。在一九七三年夏天，他毫无悬念地被高票推选上大学，去了天津大学。这是我连第一个工农兵上大学的知青，算是他四年“苦斗”的最佳报酬，我打心眼里为他高兴。

　　我和金清在连队共同度过四年短暂的光阴，我们之间相处平静如水，从来没有过华丽的语言沟通，也从来没有称兄道弟，却留下了永久难以复制、胜于兄弟的深厚情谊，至今难以忘怀。

　　忘不了：

　　当西边晚霞将要消失的时候，我们一伙知青来到连队附近的小山坡上，你用那支“敦煌”重音口琴吹起了《草原之夜》、《卡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敖包相会》、《牧羊姑娘》……悦耳的琴声和着微微的清风回荡在荒凉的草原上空，使人顿感心旷神怡，吹掉了白天耕作留在身上的疲倦，吹散了埋在心中的乡愁和忧伤。可以说，这些经典中外情歌，我都是和着你的口琴在春天的小山坡上、夏天的泥路上、秋天的旱河边、冬天的火炕上慢慢学会的。而在当年来讲，这些“黄色歌曲”、“靡靡之音”是被严禁的，幸好我们这帮人当中没有“叛徒”，也算没有认错人吧。

　　忘不了：

　　在那同甘共苦的日子里，你处处以兄长的姿态关心我们、呵护我们，你先干完活总是马上转过身来接我们，你先到宿舍总会帮大家打洗脸水（打上井水先放在太阳下晒热），你家境较好，你家里寄来包裹多又大，但我们从来没比你少吃；老乡中有人生病时你特别着急，叫医生、张罗病号饭都是跑着走。以致你离开连队时，我们顿时感到有一种沉重的失落感。

　　忘不了：

　　有一次我生日，我想家有些郁闷。为了安抚我，你去小卖部买了一个红烧猪肉的玻璃罐头和一瓶北大荒白酒，又去食堂要了几块硬梆梆的咸菜疙瘩。牙缸就是酒杯，炕就是桌，炕就是椅，手指就是筷子，脚一盘，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生日之宴”开始，频频对饮，话匣子慢慢打开，愁眉渐渐展开。我一激动，玻璃罐头掉地碎了（没有盘子，罐头在我俩手中轮流品尝）。你说好，干脆“棘”（白酒）、咸（咸菜疙瘩）配，够劲！我们一手端着酒，一手提着咸菜，你哼着小曲，我轻声附和着，咸菜下酒，酒拌咸菜，酒也进肚了，人也迷糊了，轻轻地、甜甜地进入了梦乡……

　　我又回到了故乡，看见少时印象中湛蓝湛蓝的天空，上小学时经过的巷弄边潺潺的小溪，瓯江北岸那延绵的山脉天然形成的曲线，好美，好美啊！

　　忘不了：

　　在你将启程上大学时，你捧出了伴随你多年的心爱的“敦煌”口琴，留下了你曾爱不释手的小镰刀和暖身的小棉袄。我执意要送你到100多公里外的火车站，煤城鹤岗伤别的那一刻，两个男儿无语相视。从不落泪的你却止不住地挂下泪水，而且你没有去擦。刺耳的汽笛声、缓缓启动的车轮，带走了忧伤的你，留下了孤独的我。此情此景犹如影片《驼铃》中所唱：“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言两眼泪……一路多保重。”

　　忘不了：

　　到了校园的你，心依然牵挂着连队和老乡，时常来信鼓励我。在寒冬到来之时，还寄来了一件天蓝色新款腈纶绒衣。现在讲起来不值一提，但在当时，可是高档服装，要好几十元钱，绝对是奢侈品。后来我去天津看望你时，知道你平时也是节衣缩食，一天不足几角钱的饭菜，真使我感到无比的内疚和感动。你大学毕业后到四川保密厂时，还千方百计替我在内供商场买了一块梅花牌表，可谓用心良苦。

　　忘不了……

　　好人姚姐　　

　　我们连队有个鹤岗女知青，人称姚姐（说实在我至今也叫不出她的名字）。老高三毕业，高挑的个子、圆圆的脸、白皙的皮肤，她的容貌算不上姣美，但脸上老挂满笑容，给人一种亲切、祥和的感觉。

　　姚姐是连队知名热心肠人，特别乐意为我们这些小知青排忧解难。记得刚到边疆这块黑土地时，别说不会做农活，就连生活自理能力都很差，洗衣服还能凑合凑合，但补缝衣服、翻棉袄棉裤就犯难了，一窍不通，急得我们直打转，不知如何是好，况且我们温州来的知青是清一色的光棍。记得第一次拆洗被子，一拆开就傻眼了，南方的被子里，棉胎里是用棉纱上下网起来的，然后用被单被面四周缝住，但时间一长，棉纱容易断线，棉花抱成团，棉胎处处都是洞，只得求姚姐。她一笑：“早说呗。”她不厌其烦，拿出自己买的棉花，帮我改制，先把棉胎铺开，棉花一片片续上，使整体厚薄均匀，而后先用一层被里整个包上，一趟趟地行上，再用被单被面缝上，最后缝上被头。成功了！可她足足用了近一个下午的时间！头几年，姚姐就这些事不知为我们花了多少的心血啊！

　　姚姐家住鹤岗，家离连队就100多公里，连队一放假，她就可以回家。每当这时候，她就张罗了：“谁有什么事吗？”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请她带信，因为从鹤岗邮出的信件要比连队邮信至少快两三天。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里，邮一封信给家里一般要一星期以上。大家你几封他几封，每次都得带上一大包，她戏称自己是义务邮递员。回来的时候她还要根据清单帮助我们买东西，就是日用品之类，她也从来没有少过一样，与其说是回家探亲，还不如说是帮我们去办事。她一回到连队，一帮知青就会蜂拥而至，就像等待她分发战利品一样。还有她在家自己做的大酱，里面还放一些瘦猪肉，特别好吃，一瓶瓶都被大家哄抢而光，而此时的她脸上总是乐呵呵的，活像圣诞老人一样，恩赐人间。

　　连队知青回家探亲，也都少不了麻烦姚姐，她的家好像成了我们的中转站，来回接送。我们探亲一般在冬天，东北的人家冬天为了省煤，一般只有一间正房、一铺炕，我们两三人一去，她家的人都会把炕头让给我们，自己一家挤在炕梢。我们都很过意不去，但她的家里人显得特别热情，总是说到了这里就是家，不必客气。每次来客人，她家一顿面条、一顿饺子是少不了的，尤其是姚姐自己擀的面条味道好极了，十分鲜美。但我们这些不懂事的愣小子，也真把她家当自己家，从不知道我们的到来给她家添多少麻烦，增加多少负担。

　　姚姐虽不是大人物，不是名人，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来，但她做的一桩桩小事都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返城后，我们虽失去了联系，但我心中永远忘不了好人姚姐，忘不了姚姐对我们慈母般的关爱。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会默默地祝福您——姚姐，一生平安！一生幸福！

　　“叹惜”胜利　　

　　在哈尔滨市红旗大街省农垦总局旁的北大荒博物馆里，有一道令人肃目的“人名纪念墙”，那里刻着一万二千四百二十六名永远长眠在黑土地上的先驱者的英名，其中就有与我朝夕相处的我们连队的知青。王秀兰、赵胜利都是天津知青，都是因病去世的。他们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脑海里缓缓浮起，勾起我对他们的遥念和追思，尤其是那个老实人赵胜利。

　　赵胜利是我连知青第一高个子，足有一米八的身高，而且身板魁梧，黑黝黝的脸膛，一口黄牙（可能是塘沽水质的关系），常露笑容，脾气特好，在知青中口碑人缘都不错。我和赵胜利曾住一个屋，对他印象很深，也很敬重他，就因为他为人善良厚道。

　　赵胜利是一个很有抱负的青年，在全连大会上他关于扎根边疆干一辈子的决心的表态，我完全相信他是发自肺腑的。干农活他十分抢眼，处处抢前头、要领先，就如现在的国安足球队，“永远争第一”。我清晰地记得，他那整洁的衣服上每天都别着闪闪的团徽，仿佛时刻在激励着自己，前进，前进！任何力量都不可阻挡他前进的步伐。

　　也许赵胜利太想进步了，太追求进步的速度了，以致他刚得肾炎时，根本不当一回事，根本没想到休息，他不信邪，他不相信这点小小的毛病会危及生命，他照常撑着干，照常吃着与大家同样的饭，照常节衣缩食，往家寄钱、尽孝子之心。一次工歇我们俩坐在一条土埂上，我问他身体如何，他挽起裤腿，用手指头按小腿，一个深深的指印坑老半天没起来，实际上病情较重了，我劝他要好好治病，他一笑了之说没事，已吃药了。就这样时间一长，在医疗条件差、营养又不良、体力活又重“三管齐下”的推动下，病情很快加重，眼睛也明显浮肿起来，在连队领导和老乡知青的一再催促下，他才启程回到老家天津治病，但是已经错过了及时治疗的好时机，他再也没有回来，回到他还没实现梦想的黑土地。

　　我亲眼目睹赵胜利为了实现人生追求与病魔争斗的过程，是凶残的病魔慢慢磨掉了他的锐气，击沉他理想的帆船，毁掉他的青春年华，最后无情地夺走他年轻的生命。而老实人赵胜利可能至死也没有明白，他为何这么快就走完了短暂的人生旅程。可悲！赵胜利以失败告终！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赵胜利这种现象虽可悲，但一点也不稀奇，那个时候，奔赴边疆的热血青年哪个不求进步？哪个想进步的青年不在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抗争？而谁又会想到自己年青健壮的身体扛不住艰苦条件的挑战？而返城的知青哪个没有落下个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