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逝去的岁月(二十三)我在兵团当赤脚医生

    自从知道了我们的分配方向后，为了给将来走上社会作准备，我向学校打了招呼，专门到某医院学了两个月的针灸。

    那时社会上流行赤脚医生。不管你文化程度的高低，也不管你是否经过正规学习，只要在医院或培训班进行一段时间的培训，就可以开方拿药当赤脚医生。像我学扎针灸，负责带我的医生给了我一本针灸书，第一天就让我上手给病人扎针。这种方式在今天看来是极不负责也是极不安全的，但在当时却是很正常的。在这种强化训练下，仅仅两个月的工夫，一般的常见病我就都可以治疗了。到学习后期，居然有几个老病号指名道姓地就愿意让我给扎针。

    学习结束后，医院给我开了一张培训证明。学校把这张证明装进了我的档案。

    临去兵团前，我特意买了一包针灸针随身带上。

    到兵团后不久，连里抽调卫生员，我被定为排里的卫生员。所谓排卫生员，就是在日常工作中与其他兵团战士一样，只是还兼有卫生员的职责。这个兼职我一直干到返城为止。

    连里的军医为了让我们这些新卫生员尽快熟悉业务，特意对我们进行了集中培训。从器械消毒做酒精棉球开始，到打针输液，一般常见病的治疗，包括扎针灸拔火罐，当然后两项我早已熟练掌握了。

连队卫生室里有一个北京西城某医院来的助产士，当年也就不到四十岁，我们称她为老太太。这天，卫生员W从连部回来，高兴地告诉大家：“连里新买了一台扩音器。”老太太一听，惊讶地问道：“买扩阴器干吗？”W并没在意：“开大会听广播呗。”老太太连声说“奥、奥，是那个扩音器呀？”我们奇怪地问她：“你以为是哪个扩音器？”问完之后，我们似乎也明白了，一屋子人连男带女连老带少轰然大笑。倒把个老太太笑得不好意思了。

在连里时，排卫生员的作用不大。后来我到了新点，男女生各一个排，最初只有我一个卫生员，显然就忙多了。1970年7月下旬，连队进入麦收大忙时节。我背着卫生箱，拿着把镰刀在麦田里割麦子。由于绝大多数兵团战士都没割过麦子，被镰刀剌破手的很多。这边我还没包扎完，那边就已经在喊我。我记得其中剌得最厉害的是个天津女兵。她的左手食指被镰刀割破，肉皮被掀起一大块，露出了白生生的骨头，血滴滴嗒嗒流个不停。我用酒精碘酒消毒，把那块掀起来的肉皮摁上，再撒上一些消炎粉，然后用绷带包扎好。还别说，几天后伤口长好了，只是留下了一道明显的疤痕。

到石灰窑后，我的这点特长就成了缺宝。不但我们单位的职工，就是周边单位的也有来找我看病的。中后旗水泥厂王师傅的爱人血压低，经常头晕。现在看来应该是营养不良造成的。当时也没别的办法，只能隔三岔五的给她输点葡萄糖。就为这，王师傅一家对我心存感激，逢年过节家里做点好吃的总忘不了叫我。五原县铅碳窑的一个职工经常肚子痛，听说我扎针扎得好，就登门求医。说实话，他的病因我也不知道，既然肚子痛，我就给他选了内关、中脘、四白三个穴位。这三个穴位分别在手腕、肚子和脚趾上。这个职工说：“我肚子痛，你扎我的手和脚干吗？”我向他简单地解释了一下。他倒听话，放心大胆的让我扎了。行针二十分钟后，这个职工肚子不痛了，高兴地直向我道谢。其实我心里明白，对于肚子痛来说，扎针可以止一时之痛，却治不了根。

石灰窑一个职工的老婆要生孩子。这个职工几次下四意堂都没找见村里的大夫。眼看着预产期就到了，他就跟我商量，万一到时找不见大夫，让我帮忙接生。我从来没学过接生，连见也没见过，哪儿会呀？他也是病急乱投医，不管我怎麽推辞，认死了非我不可。我只好找来《赤脚医生手册》，把生产那节反复看，并准备了消过毒的器械和敷料。幸好在生产那天找来了四意堂的大夫，我才脱过了这一关。

返城后我的这点手艺也曾试着用了几次。后来由于不接触这个行当也就慢慢荒废了。今天若是有人再让我给扎针灸我可是不敢了，因为咱没有行医执照，担不起那个责任。

            电影“春苗”的插曲。挺好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