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江苏淮海农场红卫农牧队知青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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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无兄记忆有误。

3月4日到红卫农牧队的只有二中一个班级，五七初中半个班级（男生）。

七中第一批是去的五图河，因为五图河人满为患，后面的人就来了淮海。他们是3月下旬才到的农场。

工读初中的学生更倒霉。工读初中是4年制，68届是64年入学的那批学生，3月4日跟我们一起来到了淮海农场红星分场。65年入学的那批学生应当是69届，69年4月1日九大开幕后，学校说向九大献礼，把他们统统赶到了我们农场。跟他们一样情况的其他厂办工读初中（人民印刷厂工读初中等）的学生后来都留在城里，安排了工作。他们是4月中旬才来到农场的。他们的家长对学校十分痛恨，丁云英的母亲说她看到那个学校就要诅咒，恨不得那个学校倒到体育场河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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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淮海农场二分场一位知青写的知青返城记，把二分场知青返城的过程写得很清楚。文章很长，大家慢慢看吧。

 

                                 知青返城记

往事如烟转眼逝，老来心境无尘埃。忽闻远处鸣船笛，一夜乡情入梦来。
——《偶题》

 

                              （1）

位于苏北平原腹地，苏北灌溉总渠入海口的淮海农场，一九七八年的冬天和以往任何一年并没有什么两样。苍茫大地，冰冻三尺。萧瑟人间，北风呼啸。

虽已将近年关，肩扛大锹的男女农工和知青们，照样得每天起早摸黑地下地，挖沟打渠、挑土铺渗。食堂的饭菜，依然的差。农工的脸色，同样的黑。与往年不同的是，一过阴历十月就铺天盖地不期而至的冬雪，那年却来得比较地迟。

夕阳西下，龙潭港八滩河畔二分场那一排排分散在条田中的知青宿舍，象一位位忙累了的农妇，懒散地，静静地倚躺在暮色苍茫的田野中。不时升起的几缕袅袅的炊烟，旗帜般召唤着从大田里陆续收工归来的农工和知青。

 

屈指算来，自一九六九年三月份到达农场，知青们响应“伟大号召”到这里接受“再教育”，已将近十个年头。

十年来，他们满怀激情、同甘共苦，命运相若、肝胆相照。他们共同度过了难忘的岁月，共同经历了诸多的磨难。他们在为农场建设作出贡献的同时，也磨炼了自己的灵魂。

斗转星移，此刻，他们无时不在企盼的，则是何日能回到梦牵魂萦的故乡，何日能回到生我养我的父母身旁。

虽然，每年都有知青按政策被照顾返城，回到阔别已久的亲人身旁，让人们在寒冬中感受到一缕人性的温暖。但，回城的政策是那样地苛刻，那样地随意，那样地让 人难以预料。从七三年起，根据“政策”被照顾返城的，先是“独子”，再是“双子女”，最后是“多子女”。而轮到“多子女”时，那“政策”却又无端起了变 化，使知青的返城之路一波三折，风云变幻。

据说，为适应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市革会、市乡办在着手讨论下乡知青照顾回城的相关“政策”时，就已规定了其中一条：“城市中生有三个以上子女而其 中有两个以上在农村插队的，原则上，这些家庭至少有一至二名子女应响应毛主席号召，继续留在农村‘扎根落户’，不属于可享受照顾返城的政策范围。”

作为个人，这些“三个以上的子女”在父母生下他们时，他们并不知自己的命运和别人的有什么两样。他们和所有知青一样，理应享有相同的返城权利，但一纸“政 策”却无情地剥夺了这些“三”等知青的返城权利。实际上，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已没有任何选择地被少数所谓制订“政策”的人随意地判处了“无期徒 刑”。

 
同是天涯沦落人，回城却须分几等。那些建国初期“光荣妈妈”生下来的后代们，拖曳着疲惫的身躯，抚摸着受伤的心灵，伤痕累累地看着别的知青一批一批陆续返 城，每天仍在无望的祈祷着上帝的恩赐，无言地期盼和等待着重返故乡的时刻，长期内心的痛苦和煎熬，他们心理和生理的平衡点都已到了忍耐和承受的极限。

至一九七八年底，留在淮海农场的，大多都是这些因“政策”而被宣判了“无期徒刑”的，但他们本人尚被蒙在鼓里，还在痴痴等待回城“政策”青睐的“三等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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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落日溶金，晚霞满天。那天，我和往常一样开着拖拉机在田里装运棉花秸。

棉花秸，是分场机耕队分给有小家庭的农工和知青们每家每户一年的烧草，每家一车。由于装多装少涉及到大家利益，为显示公平，队里每到装运棉花秸时，总是让我们这些没有小家庭的单身知青到大田为大家装运。

当我正在为那天的最后一车棉花秸卸车时，忽然听到有人大声喊我的名字。回身一看，队里 “东方红56”重型车的驾驶员、老知青（六三年左右下乡的知青，有别于我们这些六九年响应号召集体下乡的“新知青”）周师傅，肩上挂着一串机械配件，正在路边向我急急地招手。

因为农闲，队里大多农机设备在进行“例保”，周师傅那天是到总场机修厂去为自己的机车寻找配件的。

我把拖拉机熄了火，跑到路边问道：“啥事体？”周师傅把肩上挂着的配件往地上一放，喘了口气，突然放低声音神秘地说道：“喂，阿曾（有没有）听说，总场的知青全部搞了病退，马上就要回城了。”

乍一听，我的脑中“嗡”地一下，心跳骤地加剧，问道：“喃罕事体（怎么回事）？”

周师傅低声道：“今天上午我到总场修理厂去，碰到修理厂几个老知青，他们告诉我总场的知青不管新的老的都集体办了病退手续，马上就要全部调回城里了。”

“你喃会晓得（怎么知道）？”

“我都看见他们家里寄来的信件和电报了。这几天，六垛（农场总场所在地）邮局里从城里发来的电报一叠一叠的，都是总场机关、直属连和靠近总场的七、八分场 的知青家中发来的，有的是告诉他们居委已来人通知家里，他们的户口已迁回城里，不日就可以返城了。有的是家里弄不清（因为办的是“病退”回城），当居委派 人通知他们家人×××将因病退回城时，他们家里还真以为他们本人在农场生了什么重病而要被退回城里，那么生的是什么病？目前身体状况如何？以前怎么从未来 信提及？是否回城后要联系医院看病？等等，发来的电报大致都是这些内容。”

“真的？”

“狗日的骗你。”

周师傅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华新》牌香烟，我们一人一支用火柴点着吸了一口，他便把打听来的消息一五一十地讲了起来。

事情的起因，得从那年最后一批享受“政策”照顾返城的知青回城那天说起。

原来，十一月初时，根据市里内定的“政策”，市“乡办”为“最后”一批照顾返城的知青办理了回迁手续（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已是市里“最后”一批知青返城名额，心里还充满了回城的希望）。

十一月九日，是那些最后的“幸运儿”们离开淮海农场的日子。因为我最要好的同学之一也在回城的行列之中，我们几个还留在农场的要好同学便一起去为他送行。

由于二分场与总场相隔四十多里，回城的车队原定早上七点就要从总场开车，当天去可能来不及，于是，我们隔夜便一起乘拖拉机来到总场，将行李等放在指定托运点后，一起住进了总场招待所。

第二天一早，约六点左右，窗外从远处飘来的起床号声把我们惊醒，我们赶紧从床上一跃而起，迅速穿衣洗漱，马马虎虎抹了一把脸，便向停车场走去。

清晨，天还未全部放亮，一阵阵飘散的浓雾笼罩着大地，房屋、走动的人员、小心移动着的车辆显得影影绰绰、朦朦胧胧。

我们问讯着来到返城车辆集中的机修厂食堂附近的停车场，只见一排十几辆盐城客运公司的35座大客车整齐地排列着，几位驾驶员模样的人，正拎着桶给车辆加水。

突然，那停放着的客车车身上凸现出来的一排排深绿色大字及正围在客车四周，或默默注视、或三五成群交头接耳低声议论着的密密麻麻的大群知青们，令我们感到了十分地惊奇和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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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退是73年开始搞的。当时名单上的人到77年底都回到城里了。开始有个规定，要没下乡时就有病才能病退，后来放宽了，因此有了78年11月9日的那一批病退。我们连的印小强就是那一批回来的，还记得在五爱广场遇到他时那满脸笑容的样子。

 

（3）

弥漫的薄雾一点一点慢慢地散开，初升的曦光，绸缎般柔和地映衬着场地中央那一色排开的大客车车身。我们挤开人群走上前去，只见客车那浅清色，象天幕一般的车身上，被人用漆刷刷上了一排排斗大的、深绿色的油漆大字：

“十年青春付东流，何时还我身自由！”
“回城权利不容剥夺，我们有权要求回去！”
“劳改有期，为何回城无望！”
“坚决要求××市革会同意我们返城！”
………

字迹工整，并不潦草，显是书写者早有准备，乘昨晚人们熟睡之际，用机修厂给拖拉机整修上漆用的油漆和漆刷，表达心声、直抒胸襟，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懑和不平发泄般地塗写在了这些即将回到自己梦中的故乡的载体——客车车身上。

一排十几辆客车，每辆车身的两面都被写满了类似的标语。人们围观的，正是这些知青门书写的标语。
我们走上前去，围着每辆车转了一圈，先是有种说不出的震惊，后来又有种说不出的畅快，心里都在暗暗为书写这些标语的知青们的勇敢和胆识默默地喝彩。

“快把它擦了！快把它擦了！谁写的？”

雾气朦胧中，总场办公室主任老倪气急败坏的叫喊着跑来，后面紧跟着办公室的几位工作人员，其中一位手里拿着一架相机。显然，有人将这事报告并喊来了这位领导。

人们不情愿地让开一条道，只见老倪敞开着还未扣好前胸的棉袄，一只脚拖拉着尚未系好带的解放鞋，手中拿着一块沾有汽油的抹布，嘴里喊着“照相、照相”不管三七二十一便往车上所写的字抹去。

“喂，喂，谁让你抹的？走开！走开！”

“你是哪个？这字怎么不能抹去？”

“你管我是哪个！我是这车的驾驶员，我说不能抹就不能抹！”

“操！你要造反了你！不能抹你还把他带城里去？！”

“带城里去关你屁事，妈的，你还骂人，狗日的，你骂哪个。”

那驾驶员可不是好惹的，人长得五大三粗不说，脾气也糙，手臂一卷，当胸一掌，把老倪推了个趔趄。老倪没有思想准备，被他一推，“噔、噔”往后退去，不料一 只脚往后退，另一只脚的鞋带未系好，脚退鞋未退，两步一退，一只穿着雪白袜子的脚，“啪”一声踩着了后面的一个积水塘，狼狈不堪，围观的知青们“哄”地一 声大笑起来。

这下可把老倪惹火了，“哇哇”叫着便要冲上前去，跟来的办公室工作人员连忙把他劝住，一叠声道：“把你们队长叫来，把你们队长叫来。”

这时，场部保卫科长和几位保卫科的干事也来到现场，问了几句，保卫科长等拥着老倪和几位驾驶员，一起向场部办公室走去。围观的知青们发出会心的一笑，有的跟在他们后面去打听结果，其余的便各自散去帮回城的同学运取行李物件。

由于耽搁了时间，放置好行李后天已大亮，机修厂的职工们也陆续开始上班，送行的加上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人们围着客车开始了窃窃私议。

“这些知青也蛮可怜的。”
“人家想回去也是人之常情，哪个家里没得父母，真是。”
………

不一会，跑去打听消息的知青一溜小跑着回来说道：“那些驾驶员坚决不肯将字揩去，说是这样用汽油一揩，会把客车的底漆连带揩去，那样弄得一塌糊涂地回去不 好向公司领导交代。如果不揩，反正这字又不是我们写的，领导不会怪我们。再说时间也来不及，到城里要走七、八个小时，再晚，当天就来不及返回了。而且，这 些车都是从各线路上临时抽调来的，明天一早都还要上线跑车，耽误了事谁来负责？”

由于这些客车是好不容易由省农垦局通过关系从盐城交通局借来的，老倪一面说好话给驾驶员们敬烟泡茶，一面奔东奔西满头大汗地给农垦局打电话，可是人家都还 未上班，找人也找不到。那些驾驶员等得不耐烦骂骂咧咧手一摔就望外走，准备去开车。这时，老倪也没了主意，只得跑去请示总场领导。由于农场政委正好去盐城 开会不在家，主管的是姓陈的副场长（当时农场刚撤消建设兵团番号改用原名不久，陈副场长即原来部队派来的陈副团长）。

陈副场长不愧是久经沙场的老兵，听老倪说了事情的大概原委，想了想，手一挥，说道：“没关系，知青们不过是发发牢骚，没什么原则性问题。再说，知青回城的名单又不是我们定的，不怕他们翻了天。让他们走，不要耽误了时间。”

一句话，市里根据“政策”内定的最后一批返城知青，带着留守知青们满腔的愤怒和满怀的希望，一路上浩浩荡荡，风驰电闪，长途跋涉，经过七个多小时，风尘仆仆地回到了位于市革委会对面的预定送达地点——市体育场。

 

                        （4）

送走了同学，一路纷纷议论着回到分场，那天，是我们下乡十年来遇到的最开心的事。回到宿舍，我们几个同学专门开了一个庆祝“派对”，五个人喝掉二斤山芋干酒，吃掉十只皮蛋，一大锅老母猪肉烧白菜外加一大块冻豆腐，个个喝得酩酊大醉倒头便睡。

那天回来后，我们天天议论的话题便是“回城”。对未来的回城梦想又充满了希望和期冀，内心在焦虑中又生出许多憧憬。

其实，市里并没有因为那次车队带着十几条标语回城而对知青返城政策有所松动，更不要说“触动”或者“改变”。因为知青回不回城与他们的实际工作或利益并没 有什么大的关系，市里抓革命促生产学大庆学大寨清理阶级队伍诸多大事忙都忙不过来，谁能将区区下乡知青返城这类小事放在心上？再者，政策一经制定，要改变 起来并不是少数人或某些事便能起作用，特别是在当时“文革”刚刚结束，思想尚处僵化的年代。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我们等了将近十来天，日出日落、月圆月缺，无论是城里还是同学的来信（我们叫他们回城后赶紧打听消息），什么动静都没有。我们心想可能市里在商量政策，或许不久就会有消息，或者等我们这次过年回去探亲时就能迁户口了。真是朝也盼夜也盼，痴汉等婆娘——一厢情愿。

但时间一久，倒是有不利的消息隐隐传来，先是听说上次知青回城是最后一批了，后来又肯定说今后市里再不会有知青上调回城的政策了，余下的知青只能在农村扎根一辈子了。这些消息，无疑给朝思暮想梦想着回城的知青们当头一棒。

当知青们焦虑万分、将信将疑时，却从别的分场不断传来有知青听说不能回城后，由于极度绝望而喝农药、割腕、上吊自杀的消息，虽然二分场的知青中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但人们心里的焦虑和愤怒却随着时间在不断地加深。

而事情往往难以逆料，就在这时，知青回城之路，却因一个人的出现而使整个过程有了戏剧性的转变，峰回路转，风云突变。

原来，在那天最后一批回城知青的汽车上，忽然多出一位靓丽的女知青。

这位女知青，并不在这次照顾返城知青的名单之中。她姓薛，漂亮大方且有才干，是农场总场宣传科的干事。

薛干事这次回城，纯粹是因为私事而搭乘知青返城的顺道车。

原来，薛干事是农场知青学“毛选”的积极份子，党员，刚从分场调到总场宣传科工作。薛干事经人介绍，已找了一位在总场某科室工作的老军工子女为男友，决心 “扎根农场”，为建设新农村作贡献。她这次回城，是因为将近年关，虽然知青们一年一度翘首以盼的探亲假期即将临近，但考虑到年底年初机关里事务繁忙，自己 不一定能走开，于是便想利用时下空闲且又有回城车，在年前顺便先回去看望一下年迈的双亲，然后再回农场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然而，当塗满了知青心声的返城专车一路过盐城、经大丰、出东台、到海安、再渡长江，所到之处，沿路人们驻足观望，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同样作为知青的薛干 事，这一路上的心情确实难以平静。虽然各人选择的道路不同，但作为一起响应号召来到农村的知识青年，同样的经历，同样的感受，薛干事对知青们所作出的这些 “越轨”举动，则多了一份理解，多了一份同情，亦更加深了她对还留在农场的知青们的命运的关注。

薛干事回到城里后，对本市的知青政策就特别留意，在几天后的一次亲友聚会中，正好遇到一位亲戚是市乡办的工作人员，她在闲谈中无意得知市里刚开会决定，全 市将在完成最后一批知青照顾返城计划后，对尚留在农村的，身体确实有病而需要照顾返城的知青中进行一次摸底排查，如经确认并有医院证明，便可发函让这些知 青享受政策照顾而返城，但这一批，也是市里的最后一批了，以后照顾知青返城的所有工作将告一段落。

得知这一消息后，薛干事心里牵挂那些还留在农场无法回城的同学和知青，便等不得返回农场，心急火燎地马上去邮电局打长途电话，将这一消息立即告诉了在总场机关工作的要好同学，并将此事向总场领导作了简要汇报，同时特别强调这可能是市里“最后”一次给知青的返城机会了。
薛干事的这一举动，特别是“也许是最后一次返城机会”的消息一经传出，犹如一声惊雷，知青们象炸翻了马蜂窝一样，最先得知消息的总场场部知青便立即互相联 络，打电话、骑车、跑步，在第一时间里将这一信息传给了自己最要好的同学、朋友、亲戚。总场领导在确认了这一消息的准确性后，看到知青们已人心汹涌，欲留 难留，便顺水推舟，索性为搞好知青“病退”专门召开紧急会议，布置场直机关和各分场领导要立即做好摸底调查，安排好“病退”知青的回城名单及思想工作，妥 善安排好因知青们走后留下的劳动力空缺及今后的生产工作等，同时通知总场医院对所有“病退”知青的手续全力以赴，一律绿灯（当然，总场场直机关的知青之所 以能迅速办成“病退”，其中有二个主要原因，一是这些场直机关的知青们回城后，可空出许多管理岗位，让给早已等候在旁的，已长大成人的原102师“屯垦戍 边”的老军工们的子女。第二是场直机关的知青们天天和总场领导在一起工作生活，在他们的回城问题上，碍于情面，大家也不好多加阻拦。所以，第一次集体“病 退”回城的知青，大多是沾了这些场直知青的光）。

这次行动，从开会通知到表格收齐办好并送回各知青所在城市，直到已落实回迁的电报雪片般飞来，前后总共不过一个星期。速度之快，一次“病退”回城人数之 多，创出了农场自建场和有知青下放以来的历史记录。在一星期内，包括场直机关、直属连、以及和总场相近的各分场的留守知青们一下子被“病退”回城七百多。

提供些背景材料：

 

1978年10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的决定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插队的全回城，农场的全留下” 而且明确规定：“农场知青按国家职工对待，不作知青处理，今后不再办理病退、困退” 也就是说，在这一批“遗留”的病退、困退知青回去以后，城市的大门就对农场知青永远关闭了。按照这个决定，这一批“遗留”的病退、困退知青的确是农场知青回城的末班车了。

 

这个决定实在是愚蠢到了极点。当时一起下乡的，如今的处理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农场知青能不闹吗？而且农场是知青最集中的地方，是最容易闹起来的。这个决定简直是在鼓动农场知青闹事，不知道当时国务院为什么愚蠢到这种地步。

 

（5）
然而整个农场这么大的举动，轰轰烈烈、纷纷扬扬，所有“病退”知青欢欣鼓舞，却惟独二分场如一潭死水，不要说一点信息没有，就是听都从未听谁提起过。

这不是天方夜谈么？！难道二分场是生活在外星球吗？二分场不过离开总场才四十里地！

当我听周师傅讲了大概过程后，第一反应便道：“如果病退，不可能有几百知青一起搞，一锅端，除非领导同意。而如果是总场领导同意的话，不可能不一视同仁，让他们走我们不能走。否则，也太欺人了！”心里隐隐觉得这中间肯定哪里出了问题。

周师傅道：“那你说怎么办？”

“怎么办，当然找有权批准我们回去的领导去。就是不知病退手续怎么办的？”

“这个不要紧，我已在我朋友那里拿了一张空白的病退申请表回来。”

“快拿出来我看看。

周师傅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病退申请表”来，我接过一看，见是一张空白的表格，上面一、二、三、四共有十几个填写栏目。再仔细一看，见那表格却是油 印的，表格上面的格子和字体也都并不规范工整，好像就是用普通的铁笔在蜡纸上随意划上去的，心里犹豫了一下，便道：“医院里的表格一般都是铅印的，怎么这 张好像不是…。”

周师傅忙道：“我也提出了这个问题，我朋友说因为后来病退的人太多，医院原来的表格不够用，便马上叫人刻印了这些表格，作用是一样的，医院也认可的。”

“那就好。”我长长舒了口气，说道：“既这样，那我们马上也想办法把它刻印出来，再到各连队去，问问大家意见如何再说。”

“好，那有事再来叫我。”周师傅一面将表格交给我，一面便背起机械配件向机耕队停车场走去。

我将表格收起，马上想到，如果要印表格，最好的途径便是到学校去，因为那里一切都是现成的。

我赶紧将卸好车的拖拉机停回车场，跑步来到分场学校，四周一找，却见教室、办公室的大门只只紧锁，一个人也没有。原来，过了四点，学校的老师学生们都已放学回家了。

正在焦急踌躇之间，忽见分场食堂会计德平，手里拿着一沓会计凭证走来。德平是我同班同学，见我急吼吼东转西转，笑道：“急什么，开饭时间还早呢，转也没有用。”

我一见，象找到了救命稻草，连忙将他拉住，说道：“快来，我有事找你。”于是，我便把事情简要地向他说了一遍。德平一听，马上道：“不要急，我去找马校长。”

一会，德平便将钢板、蜡纸、油墨纸张等都找齐了，但却找不到铁笔。我道：“没关系，用原子笔就行。”

我们来到德平所住的宿舍，马上动手，一会便按原样划好一张“病退申请表”，然后估量了一下二分场目前的知青人数后，动手印了将近三百来张。

表格印好后，一看时间还早，顾不得吃饭，我们略微商量一下便分头前往目前留守知青最多的农业连队八连和十连去征集意见，并约好六点左右在分场碰头。

六点半左右，八连、十连及十一、十二连闻听消息后炸了锅似的知青们蜂拥来到分场场部，大家义愤填膺，纷纷指责总场领导的不负责任和办事的不公、做事不地道。如果别人都回城了，单把我们撂下，那我们也不会让他们的日子好过。

大家说着说着情绪越来越激动，当下有人倡议道：“我们马上去总场，找总场领导办病退。”

呼啦一下，人们纷纷响应。于是，德平他们几个便将已填好的“病退申请表”收集起来，没有填表的，再找空白表填好。大家一声号令，一百多人踏着月色，浩浩荡荡便向总场进发。

二分场离总场约有四十多里路，平时乘拖拉机需一个半小时左右，现在天色已晚，也不可能有拖拉机提供，再说，也没有拖拉机能一下装那么多人。

当大家迈开双腿急急乎走到总场时，已过了午夜十二点。总场机关一片漆黑，人们早已拥着热被窝进入梦乡。靠近总场办公室的大道上，几盏昏黄的路灯在瑟瑟的北风中摇曳。

群情激愤的知青们，一路议论着因为总场领导的过失而将会导致自己终生留在农场，心里气愤，头脑早已发热，那管此时何时。走在头里的几个知青心想“你们狗日的倒睡得舒服”，不管三七廿一，拾起地上的砖头便向近旁办公室的门上砸去。

 

                      （6）
办公室油着绿漆的松木大门，虽然已上了年代，却还是相当地结实。“哐噹、哐噹”几下下来，那门纹丝未动。有人见砸不动门， “呯”地一声便将砖头投向了门旁的玻璃窗户，一声脆响，暗夜里犹如放了一个鞭炮。

这下响声虽然很大，但响声过后却并无任何动静，也无人出来问信，倒是出来几只不识相的草狗，远远地对着知青们狂吠，挨了愤怒的知青们的一阵砖头和瓦片。

知青们商量一下后，认为现在办公室不可能找到人，要找人除非到领导家里去。

主意一定，大家便一起向场部南面总场领导的住宅区走去，这时一些知青手里又多出了几根树棍，一路上噼里啪啦将两旁碰到的树木门窗无论什么东西打得山响。

走出去没多远，只见前面手电乱晃，几个人正气喘吁吁跑步而来，走近了，见是场部办公室主任老倪和二位工作人员。

老倪是盐城师专六十年代的毕业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农场总场学校当了教师，文革中被“下放”到分场“改造思想”，曾在二分场场部所在的七连当过好几年指导员。由于老倪能说会道，写起批判文章来一套一套的，人又圆滑，后来便提升当了总场办公室主任。

大家一见面，老倪一看黑鸦鸦一群全是二分场的知青，许多都是熟面孔，便松了口气，上来套近乎道：“你们怎么都来了？黑更半夜地，有事不能明天来场部解决吗？大家都熟悉的，有什么不好商量。”

知青们可不卖他的帐，前面的知青把他一推，说道：“找你有吊用，我们要找黄政委（农场党委书记、部队带职的团政委）。”

老倪见软的不行，马上换了口气，威胁道：“这么晚了，领导都已休息，不可能出来接待，你们这么闹，后果可要自负！”

“操你娘的×，后果自负，我们到农场十年，谁为我们负过责？狗日的，今天领导不出来，谁也别想睡觉。”

知青中不知谁拿起一块砖“啪”地往他脚前砸去，吓得老倪一哆嗦，眼见知青群情激愤，形势不能控制，他连忙转头与跟着来的一位工作人员低声说了两句，回过头来对大家说道：“既然这样，那么大家跟我到办公室去，你们有什么要求，我去请场部领导来给大家答复，阿好？”

大家见他这么说，心想如果今晚领导不出面给个说法，反正也不会就这样让你过门，我们不睡，你们也别想休息。于是就都跟着他返身向总场办公室走去。

当知青队伍来到办公室附近，远远看见前面会议室里灯火通明，人影晃动，大家便甩开老倪朝着亮光一窝蜂地向会议室涌去。

刚进会议室，便见桌旁站着一位五十来岁，身披草绿军大衣，高大威武、面孔黝黑的军人，正在听起先跟着老倪的那位办公室干事低声汇报情况，身旁围着几位保卫科干事。大家仔细一看，见他正是总场负责常务工作的陈副场长。

陈副场长见知青们一窝蜂地朝他涌来，连忙推开旁边的保卫干事，转过身举起双手向下一挥说道：“你们千万不能来闹事，有事情好好说不要乱来，有什么要求你们 可以派几位代…”一句话还未说完，人群中突然冲出一位瘦高知青，只见他上前几步，撩起手掌，圆瞪双眼，在周围人们诧异的目光中，上去对着陈副场长“啪、 啪、啪”就是三下清脆的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