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分享]延长插队知青征文遴选稿件摘编

 

插队日记几则

  ------记在延长县黑家堡公社插队的那些日子

                      姜 丹

1969年1月25日   到了革命圣地延安

今天是我们插队路上的第二天了，要从铜川坐大卡车到延安。刚上车时，我们高兴极了，站在车上又蹦又跳又唱，不一会儿就不行了，因为车开始走盘山路。啊，好险呀，车边不远就是山崖，直上直下的。我们坐在车上，越来越冷，我们都把头缩在棉袄里了，大家挤在一起相互取暖。我看见好多人睡着了，他们东摇西撞的，头咚咚地磕在卡车车帮上，都磕红了，可还是磕不醒。后来，我也和他们一样了。

不知过了多久，一个同学高声喊：“你们快看呀，我看见宝塔山了！”忽的，所有同学都惊醒了，朝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真的，宝塔山就在眼前了，这是我们向往以久的地方，是革命圣地到了，是我们的广阔天地到了。等我们想从车上站起来时，脚已经冻麻了，难怪从铜川到延安，我们整整坐了十二个小时了。

听带队的领导说，延长离延安还有90公里呢，我们不知道90公里是多远，反正我们是到了革命圣地，这里的山山水水、沟沟岔岔就是当年毛主席带领红军战斗过的地方，我们有志青年就要在这里启程。

注：很多人不理解当时我们为什么要去插队？是不是被强迫的？我的想法：插队是大势所趋,是被一种大的潮流裹挟进去的。当时，毛泽东被大家视为至高无上、视为神明，因此对他老人家的指示是崇拜、是不折不扣的执行，从内心来讲，就没有半点儿怀疑。我当时其实可以不走的，我被学校军宣队抽去为《人民日报》组织的“中小学如何办”的栏目组稿，但我偷偷转了户口，之后给妈妈打了个电话，就想着奔赴延安了。我至今为自己的选择不后悔。

1969年1月26日    连滚带爬进了马家沟

太高兴了，我们终于到了插队的地方——陕西省延长县黑家堡公社。原以为到了公社就到了目的地，谁知吃过午饭后，焦志延、秦雷、禇月华、李国维和我被分在马家沟大队，一行人马还要走20多里地才能到村里。有几个壮小伙儿来接我们，他们把我们的行李装上小毛驴拉着的车子，我们背着包跟在小毛驴车后面上了路。公路虽然弯弯曲曲，但还好走。过了一条冰河之后，进了沟，这下可麻烦了，因为这里刚刚下过雪，又是窄窄的小路。我们深一脚、浅一脚，没走几步焦志延就摔了个大跟头，我们急忙把她拉起来。没想到走在前面的月华又来了个大马趴，我还在笑她，正笑着也跟着躺下了。也难怪，我们穿的全是塑料底棉鞋。今天我至少摔了10多个跟头，同伴们也不在话下。我们哪儿是走进沟的，纯粹是滚进来的，好不狼狈。这个沟真不寻常，一点儿不像香山的樱桃沟。走在我们后边的老乡，把我们手提的大大小小的包全背在他身上，很奇怪他一个跟头也没摔，他还在笑我们，等我们回头看他时，他就绷起了脸，一路上一句话也不说。

我们终于住进了一个大窑洞，是永胜老汉的。安顿下来后，我才有心思看了看周围的环境，我们真是进了沟，窑洞在半坡上，后面是山，左右是山，对面也是一座座高山，白雪皑皑看不到边。窑洞长长的，一条长长的炕，足能睡上十几、二十人，炕顶头是个灶台，窑最里头放了几个半人高的缸。

累了，休息吧。忽听外面有狗叫，我们连忙跑了出去。哇，小狗，一条小黄狗可爱极了。还来了一群娃娃围着看我们。于是我们把路上吃剩下的面包、馒头所有好吃的都喂了小狗，把带来的水果糖分给了这群娃娃。我们想跟他们聊聊，他们都说“害怕”，为什么“害怕”呢？

注：那一晚上我们在永胜老汉烧的热呼呼的炕上睡得可香了！刚到农村的我们，见什么都是新鲜的、兴奋的，对今后将要面临什么：艰苦也好、困难也好、饥饿也好、前途也好，没想那么多，正如娃娃们说的“害怕”，不是什么害怕，而是陕北话“咳不下”，是“不懂”、“不知道”的意思。

1969年1月28日    队里开了欢迎会

我要补记昨天的日记，昨晚的事挺重要。

队里给我们开了欢迎会。队长在天快黑时就敲了钟，队里的钟挂在村中间的一棵歪脖树上。旁边有一口公窑，公窑可大了，是全村的会议室，窑掌有一个大大的炕。窑里没有电灯，只有两盏煤油灯。我们被迎在炕上坐。老乡陆陆续续来了，大概到天黑时人快到齐了，全是男的。有的老乡上了炕；有的蹲在地上；有的自带凳子，蹲在凳子上。队长讲了一些话，全是陕北话，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到最后笑了笑，带头鼓掌。我们听的似懂非懂，大家跟着鼓掌，我们也跟着鼓掌。随后队长又开始讲话。一来他说的话我们不太懂；二来盘腿坐坐不住，只好半卧；三来老汉们全抽烟，窑里烟雾腾腾；四来炕上暖暖和和。我们几个知青互相看看，不一会儿全都昏昏入睡了。后来也不知怎么回的自己窑洞，接着又睡了。

注：这是我有生以来参加的最奇特的一次欢迎会。这里没有敲锣打鼓；没有彩旗飘扬；没有摆桌设宴。后来我才得知，尽管这些被欢迎者已经昏昏入睡了，老乡们仍然在这孔窑洞里决定了很多重要的事：一是定下为我们知青在村头打三孔窑洞；二是给我们分了种菜和种粮食的自留地；三是给我们每个知青定了工分，是按男劳力定的（因为我们要和男劳力一起干，觉得自己很行）；四是落实了给我们派一个做饭的大师傅……

想想当初,我们就像孩子一样幼稚、单纯，老乡们就像父母一样呵护我们，他们没有豪言壮语，有的只是纯朴、善良。

1969年2月15日    锔锅

唉，郁闷，今天郁闷之极了。本来挺高兴，早晨雪下得一阵大似一阵，可以不出工了，我们七手八脚开始做点儿好吃的。焦志延活面，国维在烧火，柴火大多都带刺儿，她的手扎出了好几处血，月华赶紧帮她拉风箱，秦雷开始给她整理柴火。突然间，我想起锅里还没放水，一看大铁锅已经烧红了，我急忙用大马勺从水缸里舀了一勺水，站上锅台到了进去。只听“咔嚓”一声响，把我吓得跳下灶台，不好了，大铁锅一分为二，中间裂了一条长长的缝，水还在辟辟啪啪地爆，一会儿就把火浇灭了。大家全吓呆了，怎么办呢？我更是不知所措，不明白我怎么就做错了？错在哪儿了？

到了中午，姬三和新贵两个小伙儿来了，说是队长派他俩去甘谷驿集上给我们锔锅。我知道我做错了，坚持要跟他们一起去。

午后，雪仍在下。新贵用绳子把锅固定在他的背上，锅太大了，几乎覆盖了他的大半身，看不见头和肩膀。从马家沟到甘谷驿集上，要翻过一座大山，大约有十几、二十里地。上山还容易些，等到下山时，我真成了他们的累赘，地滑山陡，我的腿发软，怎么也迈不开步。他们就一个在前面顶住我的脚，一个在后面拉着我。雪片打在他们脸上，黑棉袄从外到里、从里到外湿透了。这么艰难他俩还在开玩笑。姬三敲着锅底说，这修锅的事常有，都怪铁匠打的不结实。听得出来他是在安慰我。我不忍心再让他们拉着走，索性坐在地上像滑滑梯一样往下滑。到集上时，我们三人全成了泥猴。我不知道锅是怎么锔上的，只知道回到队里时，天已经全黑了。谁也没责怪我一句，但我懊恼不已。

注：四十多年过去了，这件事始终挥之不去。其实姬三和新贵没什么文化，也没大我几岁，但他们确实那么勇敢地面对困难、面对生活；那么乐观、积极；那么善解人意。这种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影响着我们的后半生。

1969年2月25日    担粪上山

今天下工后，我们几个做了一个决定：以后每天下工后，要轮流给五保户担一担水，好好练练我们的肩膀。

早晨队长让我们留在场上铡草，我们不干，非要和壮劳力一起担粪上山。谁知一到羊圈就来个下马威。羊粪经过一冬的发酵，有一股说不出的呛味儿，好在老乡按陕北的风俗习惯不让我们女子进羊圈，也只装了两个半筐粪就让我们担走。担担子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担子担在肩上，不是往前倾就是往后仰，我只好用两只手找平衡。平路还好，该上山了，更费力了，气喘不上来、腿哆哆嗦嗦、肩膀生疼，只好往前拼两步就把担子放下，歇歇，没等上到山顶，粪已经快摔洒完了，太丢人了。

第二次上山时，春儿来给我指点迷津了。他让我跟着他，我学着他的样子，一步一步缓缓地悠着走，尽管仍没走到山顶，终归摸到点儿门道了。没想到，下山时又出了洋相。不小心，我的空筐从钩子上掉下来了，顺着斜坡往下滚，春儿飞快地跑下山给我去捡筐了，我颤颤巍巍下了山。

明天怎么办呢？看肩膀两边都磨破了，连手上也起了泡，腰酸腿疼，我难道真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吗？记得牛支书在送扁担时给我们提了那么多殷切的希望，他说过，这扁担用处大哩，乡亲们不只用它挑水担粪，还用他担过逃荒的儿女，担过打胡宗南的弹药……他希望我们能用扁担担起建设新延安的重任。我一定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练出一副铁肩膀。

注：我印象中，陕北当时的劳作是太艰苦了。春天要抡起四、五斤重的老镢头开荒，大家排成一排，谁也不能少抡一下，一天要开出几大片山地，老镢头大约要抡起成百上千次。还要在山上挎着粪篓拿粪、播种。夏天要在山上锄地、割麦子、担麦子下山，中午顶着炎炎烈日在场上用连枷打麦子。秋天早晨四点钟就要上山背谷子，白天要收谷子、割玉米、挖红薯。冬天要担粪上山、打坝、修梯田……从事上述的劳作，对我们这些北京生、北京长，从未干过一点农活的十七、八岁女孩来说，需要付出多大的艰辛可想而知了。大家全凭着坚强的信念和满腔的革命热情努力闯过了一关又一关。一年过去了，我们学会了各种农活，也磨练了意志，更懂得了在我们中国，农民的艰辛、最底层人民的艰辛。用普通人的精神和思想逐步替代了学生腔。把最初的革命口号和纯真的理想变为一步步脚踏实地的现实。

1969年2月28日    住上自己亲手挖的窑洞

队长今天宣布，我们的三孔窑洞正式落成了。多神奇啊，一个多月前，这里还是一座山梁。这可是我们和老乡用自己的双手一起打成的。开始时用老镢头在山梁上斩出一个直上直下的面，然后在面上挖了三个半圆形的洞，再在洞口安上木头玻璃门窗，最后，在窑里盘上了炕、做了灶台、垒了烟囱。

我们的窑洞不深，又是玻璃窗，所以阳光明媚。窑外有一块平地，是我们的院子。院子没有围墙，下面是满坡的枣树。由于挖出的黄土把枣树干埋了不少，我们在坡上一伸手就能够够到枣树枝，等枣熟了我们随时都可以摘到甜甜的红枣了。坡下就是队里给我们分的几分菜地，我们都商量好了，等天再暖和点儿，就在菜地里种上西红柿、黄瓜、茄子、韭菜。菜地对面，也就是过了小河沟就是我们的自留地，我们准备在那儿种上红薯、玉米、豆子。哈，我们的窑洞可暖和了，小猪和小狗也让它们住进了窑洞。小猪是我从另一个队的知青那儿用小筐装回来的小猪崽，现在圆滚滚的，像个大刺猬，毛是棕红的，不长架子，只长肉、圆圆的。据老乡讲，我们给它喂得太烫了。小狗我们给它取名叫“赛虎”，跟着我们很可怜，饥一顿饱一顿。可它天天守在窑洞外，很忠诚。

晚上我们一切安排就绪了，其乐融融。大家盘腿坐在炕上，围着煤油灯，开始写日记。

注：我们的窑洞真是让我留恋。它冬暖夏凉，窑外的枣红了我们真的可以随手摘着吃。坡下的黄瓜、西红柿我们总是在上工前顺手摘下来，在小河沟里洗洗就吃。那时，我们真切地体会到什么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错误的是：把猪和狗请进了窑洞同住。不久我们在窑外养的鸡被狼叼走了；又不久在秦雷的褥子下面就发现了死老鼠；又过了不久，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起了一串串的红包。老乡说，可能是水土不服，用烧热的黄土疙瘩在身上熨来熨去也不好。记得我回北京时，腿上的疙瘩和棉毛库粘在一起，妈妈用温水洗下来，一个个脓包、一个个洞，后来我才恍然大悟，这些原来是跳蚤咬的。当时被它折磨的够呛，可却一点儿不懂，不知跳蚤为何物。

1969年5月4日    在山上吃早饭

“五四”青年节，我们仍在劳动。天不亮就上了山，好在今天锄黑豆，路不远，就在我们的窑顶上。

很多日子了，我们都在山上吃早饭。一听到钟声，各家各户把自家用布包着或用罐装着的早饭放到送饭人的两个大筐里，送饭人再担着筐送上山来。饭送到了，大家都在筐中找自家的饭，我们左找又找也没找到。于是，我们就扯开嗓子喊“秦雷”，秦雷一向做事认认真真、兢兢业业、一板一眼的。有一次，天下着小雨、漆黑一片，她坚持要给五保户担水，结果连人带桶掉进了水井池里，虽说池子不深，但她下半身也全湿透了。每次轮到她做饭时，总是比别人起来的早得多，今天也不例外。听到我们喊她，她跑出窑外，只见她头发乱乱的，脸上抹得黑一块、灰一快，嘴上不停地说：“就好了，再等五分钟”。果然，五分钟后她气喘吁吁地上来了，给我们做的勺子扣出来的发糕。国维拿起来刚咬一口就吐了出来，小声说：“没熟”，秦雷二话没说，急忙收拾起来说：“我再重做”，说着又跑下了山。眼见着窑顶又冒出了浓烟。这时老乡把他们手中的各种各样的馍馍、饼子递过来，让我们吃。我们忍着“咕咕”叫的肚子谢绝了。眼睁睁地看着秦雷窑里窑外地跑，抱一遍柴火，又抱一遍柴火。将近中午时，我们终于吃上了早饭。

注：做饭，是一种生存能力，可是初到陕北时，我们面对的是长满大刺小刺的柴火、不听使唤的风箱、够着困难的大锅、缺油少米和各种没见过的五谷杂粮，要自己推磨碾米，总之，一切都是全新的，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不过，陕北的婆姨、女子手把手教会了我们许多，后来我们不仅擀出了薄薄的杂面条，还会自己做豆腐、荞麦疙坨、油馍馍……我们学会了生活，更学会了如何克服困难、面对挫折。事实证明：插过队的知青都是生活的强者。

 

1969年6月10日    被蝎子蜇了

有两天没记日记了，但前天发生的事我还要补记下来。

前天我们到马家沟后沟的山上锄地，六月，陕北的天气已经暖和了，上了山，大家把鞋一脱，开始光脚锄地。这时，我们已经和老乡一样了，练出了一副副铁脚板。锄到地边时，我一不小心，踩上了一窝蝎子。这下麻烦事来了，蝎子不知蜇了脚趾头几口，我“啊”地叫了一声，张老汉赶紧跑了过来，他从肩膀上取下了烟袋锅，用手掏了一些烟油就往我脚上抹，一边抹一边对我说：“傻女子，快些往山下跑，快些跑回窑里。”我也不懂为什么掉头就往山下跑，张老汉还在后边喊:“跑快些，跑快些。”刚到山下，我的脚就从麻变疼了，我忍着疼接着跑，越跑越疼，好在一口气跑回了窑里。这时疼的更厉害了，不一会儿，从大拇指开始肿，越肿越厉害，从脚到小腿，再到大腿，肿的像大象腿，疼的我直掉眼泪。说心里话，这时候我可想家了，要是在家里，爸爸妈妈是医生，总能想办法让我消肿止疼。现在，我没有办法，就这样熬过两天了。老乡和我的战友们都在用各种办法安慰我、照顾我，可是对我的病却束手无策。

注：我的脚过了些日子就好了，我有些后怕，如果不是张老汉的烟袋油，不是我跑着下了山，恐怕得要大家把我抬下山了。当时的陕北真是缺医少药。记得有一次焦志延得了急性肠胃炎，老乡说是羊毛钉，给她在背上挑羊毛，背都挑破了胃炎也没有好。还有一次，褚月华嘴上烂了一块，老乡说是羊胡子疮，把老山羊的胡子剪来烧成灰贴上去，结果越贴越厉害，最后抹了点带去的红霉素，很快就好了、痊愈了。我不敢想象，如果当时沟里有人得了重病会怎么办呢？为此，我们曾努力学习针灸，回京时，也尽量多学些医学常识，买些医学常识书带给老乡，带些常用的药回去，可毕竟这是杯水车薪。我们多盼望陕北能早早摆脱缺医少药的境况。

 

1970年1月20日    去远山砍柴

眼看我们烧火的柴垛越来越矮了，我和褚月华决定去远处砍一次柴和编筐的树条。

早早吃了口饭我们就带上背绳往后沟走，过了后沟一直走到沟顶了，我们俩开始往山上爬。这里来的人少，能编筐的树条确实不少，还有一些树根，我们俩高兴坏了。轮起柴斧头砍了起来，正砍的起劲，只听“哇”的一声，褚月华不见了，我大声地喊着她，顺着她的声音找了过去。吓坏我了，她掉进了一个大坑里，坑很陡，怎么办呢？无论如何我也要把她救出来，可这时的她连摔带吓已经没了力气。我只好用砍柴斧修一道台阶，我拼命地砍呀，挖呀，好不容易在她的配合下，把她救了上来。眼看着太阳快落山了，我们这时感到又饿又累，已经筋疲力尽了。我们开始整理柴火，看来一下子背不回去了，整了两小捆，我准备背起来，结果刚站起来，腿一软，来了个前滾翻。再看褚月华，她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时，天越来越暗了，我们有些害怕了，因为我们听说过当地如果哪家死了婴儿，会在她背上划个十字，扔到山里让老鹰叼走。我们只能空手走回去了，可这时连走回去的力量几乎都没有了，感觉眼前冒金星。我们俩靠在一起瑟瑟发抖。天上的星星已经若隐若现了，山黒黝黝地好像越来越高。迷迷糊糊的，好像听到有人喊我俩的名字，声音越来越近了，是有人来了，我俩欣喜若狂，用尽全身力气拼命答应着。是国维和两个老乡来接我们了，他们提着马灯，还提着一罐饭，国维见到我俩几乎哭了出来,从他们焦急的样子看出他们不知已经找了多久了。我俩二话没说，狼吞虎咽地吃完一罐饭，这时才想起从早晨天刚亮到天黑我们没吃饭、没喝水。坐在暖暖的炕上，我对国维说：“没有你们的营救，我俩恐怕被老鹰叼走了。”

注：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这次砍柴的经历仍然历历在目，今年我们延长插队知青聚会时，我还说起这件事，我们之间，我们和延长县马家沟的老乡毕竟有过患难之交。不过，褚月华说，他们在2001年回到过马家沟，那儿现在已经用上了天然气，再也不需要砍柴了，这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呀！

 

1970年1月26日    打坝

打坝已经进入高潮了。不幸的是今天焦志延从土坡上摔下来了，摔坏了脚和腰。

后沟岔的坝打得还顺利，眼看就快打成了。今天大多数人都在用架子车运土、夯土。焦志延干活总是有股虎劲，她和几个老乡站在土坡上放土，两丈多高的斜坡上，不时有土疙瘩滾下来。突然间，有一磨盘大的土块向下涌，要出现塌方了。在这紧要关头，焦志延猛地扔掉铁锹，向土块扑了过去，顶住了土块。坝上的人和车躲开了，可是焦志延和那块土块一起滾了下来，土块砸在了她的身上，整个人埋在了土里几乎看不到了。土块和土仍在往下涌，不过速度已经减慢了，我们和老乡吓坏了，赶紧冲过去把她从土里刨了出来，只见她嘴里、脸上、头发、全身是黄土，已经动弹不得了，她为了保护下面的人腰和脚都受了伤。几个壮小伙儿把她抬回窑里，我们帮她洗去头上脸上的黄土，看她忍受剧烈疼痛的样子，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虽然只是一瞬间，也许就是这一瞬间会给她的身体带来终生的创伤，可这一瞬间却体现了她的思想、感情、品质，相信她永远都会记住这一刻，记住这人生路上的重要一刻。

注：焦志延是高干子弟，原名叫焦小珍，为了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毅然决然到延长插队，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志延”。插队后她一直努力履行自己的诺言，严格要求自己，成为我们努力向上的榜样，曾被评为延长县知青模范，出席了县、地“积代会”。后来，她上了大学，当了干部，可她一直念念不忘马家沟的老乡。2001年她为马家沟的乡亲们捐赠了一所学校，一年后就竣工了，这里饱含了她多少辛苦，多少浓浓的情啊！

1970 年7月15日    暴雨脱险

我们一大早就和老乡到知青窑洞对面的黄土山上锄地，早晨天还是好好的，但中午时分天色突然暗了下来，经验丰富的队长招呼收工，老乡们飞快地下了山。而我们想着什么急呢，慢慢地在后头走，没想到陕北的天变化真快，不一会儿，瓢泼大雨就下来了，眼前灰蒙蒙一片，泥泞的下山路一步一憷溜，我们只能坐在陡峭的山坡上往下滑，情况异常危险。 这时山脚下对面窑洞里的几位年轻力壮的老乡，看见我们没回去，不由分说冒着大雨，淌过溪水就上了山。一个人在我们下方用撅头刨坑，其他几个人在旁边扶着我们，硬是把我们一步一步扶下了山，当我们安全抵达山下的窑洞时，营救我们的老乡和我们浑身都成了泥球。

注：时隔了很多年，这次山上暴雨脱险的经历我们记忆犹新。陕北老乡纯朴、善良、见义勇为、在艰苦环境中异常坚毅顽强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永生难忘的记忆。

1970 年9月15日      绝不示弱

劳作了大半年，秋天来了，我们要到山上收黑豆。在陕北农村，没有先进的运输工具，只能靠人工背回来。按当地的习俗，姑娘婆姨是不上山的，只做场院的活计。而来自师大女附中的我们，虽然都是女生，但从不示弱，我们坚持与男劳力上山干一样的农话。种黑豆的那座山与场院相隔大约有4、5里地。我们把黑豆杆割下来，老乡帮助打成捆，我们执意要背与男劳力一样大的捆。尤其是秦雷和国维，1米5的个头，也背着很大的捆。硕大的黑豆捆压在他们身上，只看到前边的黑豆捆在移动，却看不到前边的人，他们弯着腰走一段，汗水顺着脖子流，稍作休息，擦擦汗，再坚持走。就这样背到场院，一过秤，秦雷的捆居然有102斤，已超过了她的体重。

注：劳动很累，但我们情绪高昂，心中充满了战胜困难、获得胜利后的喜悦。

 

1970年10月8日    尝到了挨饿的滋味

夜深人静了，我却毫无睡意。明天我和北京干部老王就要离开马家沟，搬到葛家圪坮大队了。此时，我百感交集。然而，最让我不安的，还是看着窑外明天准备拉到新家的一袋又一袋的麦子、玉米、谷子、豆子……这么多的家当。这是我的同伴们省着、攒着，最后留给我的。

这几个月，我们的伙食越来越好，我们吃过烙饼摊鸡蛋，还吃过红烧肉。每当这时，尤其是今天晚上，我们刚来到队里，一起度春荒的情景更是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刚来时国家给我们供应几个月的毛粮，每月45斤。可能因为年轻长身体，或是干活吃得多，或许是计划性不够，总之，口粮极紧张。到了晚上每人只能喝两碗玉米糊糊或是馒豆粥，蒸好的发糕或窝窝头挂在墙上，眼巴巴看着不能吃，因为这是第二天白天的口粮。老乡东拼西凑，甚至把仅存喂牲口的玉米也省下来凑给我们，仍是不够吃。我们和婆姨们学着挖野菜，回来包菜团子，学着掺上榆树皮擀杂面条；学着腌萝卜、蔓菁；学着用土豆做主食。有一次，焦志延得了肠胃炎，吐得吃不了东西，我们从村头到村尾才攒够了一碗白面给她做点儿细粮。有一次，我妈妈从北京寄来了一斤做调料的虾米皮，打开包裹不一会儿，我们把它吃了个精光。有一次，队里放羊时摔死了一只小羊羔，送给知青煮煮吃，国维说，这是她有生以来吃到的最香的羊肉。

一个春天的饥饿，一段最艰苦的生活，可是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在老乡的帮助下，终于战胜了饥饿，战胜了困难，用我们的双手双肩，收获了小麦、玉米、谷子、豆子……今天我最后悔歉疚的是：我们大丰收了，我的同伴们却都走了，他们没能吃上这些好东西。我也后悔怎么没让他们多换些粮票带走。

注：春荒时，我们的确尝到了挨饿的滋味，甚至是饿晕的滋味。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我们缺乏生活、自我管理能力的原因，有从城市到农村生活环境巨大反差的原因等等，不管什么原因，从另外的角度看，苦难也教育、锤炼了我们。经过了饥饿，我们去掉了身上的骄娇二气，学会了忍耐和坚强；去掉了浮躁和怨天尤人，懂得了知足和幸福；去掉了空想的口号，学会了脚踏实地的生活。

在1970年的下半年，我们队的知青有的去了三线工厂，有的当上工农兵学员，有的在当地当了干部，因为只剩下两个人，所以和北京干部一起被合并到葛家圪坮大队。

临走的那天晚上，我心里的确很不平静，回想起来，有对马家沟老乡的留恋；有对那里一沟一壑的不舍；有对被召工和上大学同伴们的思念；有独自留下的孤独；有对新家的憧憬……其中很重要的还是感慨那患难与共的战友情，毕竟在摸爬滚打中相互鼓励、相互搀扶下度过了一段最最艰苦的岁月，这份最真挚的情分，值得我们一生珍惜！

1970年10月11日   难忘陕北老乡

昨晚可把我吓坏了。来葛家圪坮队时间不长，环境也不熟悉。朦朦胧胧中，我好像听到有“咯吱”、“咯吱”的脚步声，一步一步由远而近，一直走到我们窗前，停了一会儿又像快步走了。会是小偷吗？会是坏人吗？来干什么的?

一大早我就起来了，发现窑前放了滿满两大桶水，原来昨晚是有人给我们担水。可他是谁？为什么送水来呢？直到傍晚时分，我才解开了这个谜。收工了，老乡三三两两，陆陆续续把他们各自背回的柴摞在我们的柴垛上。和我一同做饭的这个队的同学告诉我，从他们来队时起，队里就做了明文规定，把上工休息时砍的柴全部送给知青用，一年多了，老乡们天天这样做，没有一个人破坏规矩。正说着，那个同学手指着前边：“你看，葛大爷来了，他就是送水的人。”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葛大爷估计有五十开外了，紫铜色的脸膛，背有点驼，穿着个羊皮袄马夹，他把柴放在垛上，就点上一锅旱烟，“吧嗒、吧嗒”抽了几口，转身走了。

同学接着告诉我，葛大爷没结过婚，旧社会家里穷，是苦水里泡大的娃，娶不上个婆姨，新社会了，没个张罗的人，这事就撂下了。他干活可下力了，不爱言传，自从知青来了，他就坚持不断地给知青挑水，尤其到了刮风下雨、下雪天，更是一天不耽误。别人问起来，他只说：“北京娃不容易”。听着同学的讲述，一股股暖流涌上心头。

注：我真的很想念葛大爷，想念延长县马家沟、葛家圪坮的老乡们，他们是那么纯朴、善良、无私。他们高尚的品德深深地刻在了我们心里。

1972年4月12日    给娃娃们当老师

我被队里乡亲们推荐，准备过几天就要离开队里去陕西师范大学上大学了。今天队上的娃娃们给我送来了铅笔、本子、小镜子、小画片作为纪念，他们舍不得我，我也舍不得他们。

记得71年春节过后，我和任修培就当上了村里的民办教师。说是小学，实际就是一口大窑洞，一、二、三年级的学生在一起上课，大的有十三、四岁，小的还穿着开裆裤。我教语文，任修培教数学。开始时，学生真是不好管，我又气又急。上课了，想往外跑就往外跑，想说话就随便说话。有一次，我刚要念课本，虎娃就和平娃打了起来，滚在一起弄得满身是土，满窑都是土。我大声喊着：“出去，站到外边去罚站”。还有一次，我让十四岁的妞妞念课文，她结结巴巴总是念不出来，我带着她念，念着念着她竟然哭了起来。没办法，我开始家访。虎娃的爹跟我说：“我是个大老粗，没文化，可我想让虎娃好好读书，再不能当个睁眼瞎。老师你要觉得他不好管，打了骂了都成，不行就不让他上学了，让他干活吧，干活他可虎着呢。”妞妞妈含着眼泪跟我说：“老师啊，多帮帮俺女子吧，我生养了十几个娃，就落下两个明白娃娃，我想让她给咱家争个气。”这两件事深深地触动了我。后来，我多了耐心，也更多地和娃娃们沟通，多给他们讲道理，多补课。终于在我的努力下，他们都有了很大进步。

注：我离开队里的那天，含着泪水的娃娃们和他们的父母一直把我送到公社，直到我坐上了汽车，他们还跟着汽车跑。想起这般情景，我只有遗憾，我为他们做的事太少了。不过，我在陕西师范大学毕业后，又回到延安大学当了八年教师，这也算对陕北的乡亲们的一点点小小的补偿吧。

作者简介：姜丹，女，1950年11月生，籍贯北京市，中共党员。1964.08 ----1968.11 在北京师大女附中上学， 1968.12 ----1972.04 在陕西省延长县黑家堡公社马家沟、葛家圪台大队插队； 1972.04----1975.08 在陕西省师范大学中文系上学； 1975.08----1983.08 在陕西省延安大学中文系任教师(其间1979.08-1980.08人民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进修班学习) ；1983.08----1984.09 在石油部物探局政治部工作； 1984.09----1992.07  在武警部队学院、消防学校任教员、教研室主任； 1992.07----2005.11 在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培训中心任副处长、处长； 2005．12 退休。

 

青春葬在黄土地

在延长插队的2000多名知青中，有五名知青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永远的留在了延长，他们是：

韩小顺：刘家河公社刘党家沟大队插队知青，1969年3月20日因上山砍柴摔崖身亡；

张大力：安沟公社王良沟大队插队知青，1969年12月4日在给群众看病出诊途中，因躲避恶狗袭击坠崖身亡;

银淑珍、王艳丽:安沟公社东卓大队插队知青， 1971年10月5日在收秋时被雷电击中身亡；

李秋雨：安沟公社吴家瑶科大队插队知青，1990年在北京去世，临终前嘱咐家人将他的骨灰葬在他梦牵魂绕的延长。1990年9月27日李秋雨的骨灰被安葬在延长。

如今，他们被安葬在延长人民为他们修建的“北京知青陵园”内。

 

记韩小顺之死

    向  泽

 

今年是知识青年下乡上山40周年，今年的3月20日也是韩小顺的忌日，40年了，他已经在陕北长眠了40个年头。

北京知青网《延安魂》栏目《北京赴延安插队去世知青名单》中有一名知青叫韩小顺，男 ，21岁 ，13中，延长县刘家河。仅此而已。

打开记忆的闸门，往事如潮水般汹涌而来，仿佛事情就发生在昨天。小顺是我校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个子不高，喜欢锻炼，特别是爱玩双杠，因此胸大肌特别发达，上身呈倒三角形，很魁梧。其父亲韩焱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拍了20几部片子，其中50年代的电影居多，比较熟悉的有《早春二月》、《林家铺子》、《青春之歌》等等。小顺是韩家的独子，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

1969年2月，小顺同我们一起辗转来到陕西延安地区延长县插队。我们大队共有北京知青20名，分别来自男、女两个学校，13中和女1中，其中11位男生，9位女生。大队有3个生产队，其中沟里有2个生产队，塬上1个生产队，知青都被安置在沟里。前沟为党家沟，有4男4女8位知青，韩小顺在前沟；后沟为刘家沟，我在后沟。我们村有7位男生，5位女生，前后沟相隔也就一、二百米（1970年两个生产队合并为一个队），经常走动。

那时，我们刚到农村不久，正值春耕大忙季节，我们都在山里掏地。我们队塬地少，牲口也不够用，陡洼和面积稍小的坡地基本都是靠人掏（即刨地）。掏地的情形大家可能还都有印象，活虽然简单，但大家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劳动强度，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甚至连胳膊也抬不起来了。

苦重（陕北讲干活就叫受苦）大家还能够坚持，最要命的是吃不饱。当时，知青是每月44斤原粮（带皮的粮食），玉米磨成面粉也就没有多少了。陕北的老乡很纯朴，见我们吃不饱就从自己的干粮中分一点给我们，哪个年头老乡家里也没有多余的粮食呀。后来，队里决定借一些粮食给知青，我们队知青也借了几十斤麦子。我记得韩小顺他们队借给知青90斤麦子，可以吃上馒头了，他一气吃了5、6个大馒头，闭着眼睛躺在炕说，你看我象不象死下（读哈，第四声）。当时，大家都认为是玩笑话也未往心里去，事后回想他死前的所做所言，大家至今仍然不能解（我将在后面再说）。

再有就是烧柴的问题，没柴是做不成饭的。下乡随俗，我们也和老乡一样，利用歇歇儿的时候到干活附近打些柴火。陕北的地都种了粮食，哪里有长柴火的地方？村民天天生火做饭天天要柴火，柴火都是些毛毛草，硬柴基本见不到，除非是人够不到的崖畔上。打柴真成了知青的头等大事。

那天，也就是1969年3月20日，距离我们离开北京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将近晌午时分，我们还在山上掏地，忽然听到山下有人呐喊：“小顺出事了！摔了！从山上摔下来了！”大家一怔，知青们随即集中在一起纷纷向山下跑去。报信的是前村的知青，他领着大家边走边说，队里在小树沟山上掏地，中间休息时小顺去打柴，在崖畔边有一颗酸枣树（陕北叫，葛针），是硬柴，对他来说有吸引力，去掏。那年由于雪多，积雪化后土质松软，他一脚踩下，土溜了，就摔下崖了。事后丈量小顺是从19丈高的地方摔下来的。

我们见到小顺时，他已经被村民们抬到了村里。小顺在大口出着气，鼻子里流着血，一个同学帮他擦了擦血迹。村里没有医生，大家决定赶紧送医院。我们村离公社卫生所有17里，到县医院要50多里地。当时也没有交通工具，只有靠人抬了，队长马上从村里派了几个年轻的壮劳力，绑好担架就向县里抬去。

当年的农村没有像样的路，就是沿着沟壑简单铲出的土路，一会儿上一会儿下，抬担架的村民尽量保持着平稳。我们焦急地跟在小顺担架的左右，随时观察小顺的情况。走了5里地就出了我们沟，路面稍微宽了一些，好走了一点。村民们有些累，略微休息了一下。此时，有人看到小顺身体挺了一下，大家感觉不好，马上起身继续往前抬。

到达公社卫生所时已经是下午3点左右了，前面的人到卫生所去喊医生。医生急急忙忙赶到小顺的担架前，他将手放到小顺的鼻前，然后翻开眼皮看了看，然后说，你们抬回去吧，他已经死了。他的声音不大，但是对我们却是惊雷一般！活生生的一个人怎么说死就死了哪？不行！当时大家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走！抬到县城去！给中央打电话，派直升飞机来！人不能就这样死了！此时公社书记、领导也来了，要求大家把小顺的尸体抬回去。小顺的死对大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大家你一句他一句，把韩小顺的尸体抬进公社书记的办公室（窑洞），直接停在了书记的炕上。

县里来人了，他们动员大家把人抬回去，不行！知青回答的非常干脆。人不能就这样死了，一埋了事！再怎样也得让小顺父母知道，听听家长的意见。县里的领导反复强调不要将事情扩大，要考虑影响。事情刚刚发生时，大家的情绪非常不稳定，等到冷静了以后就理智了许多。大家商量，人既然已经不在了，就让他走好吧。于是，与县里领导协商，一要通知其家属，听取家人的意见；二要厚葬，当时所谓的厚葬，实际就是买一副好点的棺材。县里同意由县知青办经办此事。此时，天已经大黑了，大家也忘却了累和饿。

县里不知是通过什么渠道和北京联系的，总之，韩小顺的父亲此时仍在“学习班”交待问题，一时不能离京。怎么办？尸体如何停放？好在正值初春，天气并不太热，医生提议用福尔马林浸泡，但是没有大的池子，怎么办？最后决定在书记的窑里挖个坑，用塑料布铺在下面，将福尔马林倒在坑内，然后把小顺尸体放入坑内，等待他的家人到来。

4月4日，韩小顺的父亲和大姐（现也已故去）来到了公社，陪同的有北京我校的一名军代表和一位老师。大姐一路喋喋不休，讲述着小顺以前的故事和家里的事情。事情发生后，家里人没有告诉小顺的母亲，因为她有病，还瘫在床上。大姐可能是受了点刺激，她不停地说，前几天小顺妹妹把小顺用过的水杯打碎了，她就觉得有不祥之感。什么她是学地质的，陕北的地质结构如何？等等。韩老伯不愧是演员出身，他个子不高，身着浅驼色的风衣，头发已经花白了。在人前面一直很平静，除了和有关领导礼貌寒暄以外，没有多余的话。在没有人的时候，老人难以抑制悲伤的感情，老泪纵横，这是他的独子呀！

4月5日，正是清明，那天，昏暗笼罩着天空，见不到太阳，一切都很凝重，小顺要下葬了。仪式是在公社举行的，附近的知青和村民来了。漆黑的柏木棺材里，小顺身着蓝色棉衣裤，头戴蓝色解放帽，脚上穿着白底黑色松紧口布鞋。由于被福尔马林浸泡的时间较长，脸部有些肿胀，面色苍白。仪式简单而短暂，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也都做了，从出事到现在已经过去十几天了，泪水也几乎干涸了。大家默默祝愿，小顺走好。

事情过去以后，大家仍然议论小顺的死。村民说小顺得罪了山神，原来在小顺的窑前有一块扁圆的石头，小顺觉得这块石头在窑门前出入不方便，于是将它洗净放到咸菜缸里压咸菜了。村民说，那是山神。送走小顺后，村民将那块石头洗净，恭恭敬敬地又放回了原位。

同窑住的几个知青也对小顺生前的表现有些不解。小顺出事的前几天特别的胆小，天黑不敢出去解手，他说，外面有一队红人红马，招呼他一起走。难道真是大千世界，冥冥之中的定数？我不解，孰人能解？

又快到3月20日了，我们缅怀逝者，衷心希望我们这些过来人更加珍惜生命，珍惜现在的生活！

 

 2009年3月17日

作者简介：向泽，男，1969年2月到刘家河公社刘党家沟插队，1972年到宝鸡石油机械厂工作，1988年回北京在石油部工作。

                            

 

伤    逝

朱晓明

 

这曾是一篇小说的题目，而下面要讲的，却是一段真实的往事。二十多年过去了，它显得那样遥远，以致一些曾经朝夕相处的人们，在记忆中也渐渐成为一片混沌的背景；它又显得那样贴近，因为只要一提起这段往事，就不由得让人动情，而且对当地的一些村民来说，这些往事至今仍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当年，我们常用“思想可以反复，但时间永不反复”这句话来激励自己在逆境中求上进、不沉沦。今天，我们也要说，时间能让人忘却许多，但不会忘却一切。

本文以“伤逝”为题，首先是想表达对逝者永远的思念。其次，是想说，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悲伤之情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深藏在人们不愿触动的记忆之中。然而，让人不能接受而又不能不面对的事实是，直到八十年代还会泛起的封建迷信思想，再次深深地伤害了逝者，也深深地伤害了我们——也是为伤害逝者的人。

一

1969年12月4日，黄土高原上一个平常的冬日。那是一个多雪的冬天，满山满沟，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积雪。

我们的知识青年小组，是一个六口之家，五男一女。五位男生张大力、小青、向东、世弘和我，是北京四中高一的同班同学。唯一的女生小莉是大力的妹妹，北京一O一中初一的学生，跟哥哥一起来到陕北延长县安沟公社王良沟生产队。

这些日子，小青回北京探亲，向东在公社开会，我到县里参加通迅员学习班。家里只剩三个人，大力兄妹和世弘。

我们的家是一溜排开三孔朝南的新窑。男生住东头最大的一孔窑。这窑很深，大约有三丈二三，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洞。当地有“两丈为窑，三丈为洞”之说。打这么深，是我们的主张，以便作为集体活动的场所。中间的一孔小窑是小莉住的，又兼作村里的小学校，小莉是唯一的老师。西边的一孔窑是仓库。

小莉记忆里最后一幕是头天晚上，与哥哥俩人凑在一盏煤油灯下看书。大力在读一本针灸书，小莉在看报。

这天一早。勤快的世弘早早起来去挑水。许是头天夜里看书看得太晚了，小莉起来后看见哥哥还睡着。她的脚步声把大力惊醒了。大力马上起来，一边说：“晚了，晚了”，一边穿衣服。小莉对哥哥说，到上院把昨天没推完的黑麦推下来。大力应了一声，就到上院去了。我们所在的王良沟是个穷村，推磨没有驴，人抱着磨杆转。

吃罢早饭，像往日一样，大力、世弘、小莉跟队里的老汉、娃娃、婆姨、女子们一起，到对面的罗家山上修水利。其实，那山上并没有水，修水利是修梯田的代名词。水利队是全大队三个生产队（也是三个自然村：王良沟、罗家山、蔡家塬）的劳力组成的。各生产队很少派青壮年来修水利，他们总在做一些更需要技术和经验的活。于是，几个知青就成了水利队的壮劳力。掏土、装车、推车，满头是汗，满身是土。大力是全大队仅有的一名“赤脚医生“，不看病的时候，他也尽量地参加各种劳动。我们都相信劳动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要途径，过度的体力消耗正是在”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到了工地不久，大力背上从不离身的药箱，向罗家山走去，不知又给谁看病去了。水利队上，婆姨、女子们凑到一起，总有说不完的家长里短。劳动的场面不大，通常也就二十来人，但也热气腾腾。至少，几个知青的头上是热气腾腾的。

突然，从罗家山顶上传来一个娃娃的呐喊，冬日的睛空中回响着一声凄厉、尖细的呼号：“快去呀！大力掉崖了！”

世弘本能地抄起小镢和水利队的男劳力们一起往罗家山上跑。小莉没有反应过来，怔怔地，还在铲土。婆姨、女子们急忙喊叫：“小莉，还不快看看你哥哥去！”小莉这才回过神来，把铁锹一扔，向山上跑去，后面跟着水利队的婆姨、女子们。

跑到罗家山郭景达家的窑背上，往下一看，人们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全傻眼了。从大力摔下去的地方，到崖底有一、二十丈深。下去七八丈，有一个台台，再下面是一个大约七八丈深的崖，四周都是直上直下的陡壁。

从人们的诉说中得知，大力在水利工地上听说罗家山郭景功的儿子得了病，当即放下工具，背了药箱就往他家跑。就在刚拐过弯要进院子时，看家的狗向他扑来。大力毫无准备，手里连个棒棒也没拿，郭家的大人又都不在家，没人拦着狗。大力只好用药箱挡，用脚踢，边挡边退。他穿着一双大头鞋，雪厚鞋滑，不知不觉退到了崖边，一慎失去重心，摔了下去。人掉下去时在那个台台上担了一下。他披着的一件棉军服，被干枯的树枝挂在半山上，而人却重重地跌入崖底。

顾不上多说，社员们个个奋不顾身地从陡崖上滑下去。几个年轻力壮的社员，挥着小镢，在冻得梆硬的陡崖上掏出一个个脚窝。民兵连长史汉成，全大队三个村里最精壮的小伙子，背着大力，踩着脚窝，一步一步向上攀。汗水顺着他棱角分明的脸往下淌。背到台台上时，史汉成已经累得不行了，世弘又继续背，一直背到窑背上。

社员们围着大力，一遍一遍地叫着他的名字。不知是谁已打发人到安沟叫医生去了。几个社员忙着绑担架。小莉站在哥哥身边，眼中含着热泪。社员们让小莉叫他，小莉蹲下来，带着哭声叫了几声“哥哥、哥哥！”大力没有答应，只是发出一阵阵很大的哼哼声。只见他的额头破了一条寸半长的口子，额骨也有血，眼半睁着，嘴半张着，眼皮是青的、肿着，整个脸有点歪。小莉再也不敢看，站起来，哭了。大队长郭景达让大小子端来一碗小孩子尿，给大力强灌了半口，不往下咽。人们一个个干着急没輒。

郭景达张罗着要把担架抬到安沟去，叫小莉和水英先回去把大力的被子拿上。小莉刚进窑门，就听见有人在罗家山半山上呐喊，叫小莉不要拿被子了，赶快到后沟去。小莉心里一下子糊涂了，拿上钱就往后沟跑。半路上，水英追上小莉。她俩经过来福家硷畔底下，来福妈一面擦着泪，一面摇着头走过来。只见前面不远，担架在地上放着，大力在担架上躺着，听不见他的哼哼声。周围蹲着一圈人，都低着头。小莉放慢了脚步，心里不知是咋回事，有点害怕。忽然看见人有把世弘从担架旁抱了起来。小莉的心往下一沉，身子一软，倒在旁边的地畔上，手拼命地抓着地，脚一蹬一蹬的，十几秒钟没有哭出声来。一会儿，好像才明白过来，放声大哭。众人劝她回去，她不回，心里只有一个主意。要守在哥哥身边。这时，听见张明义大叔跟谁说“没气了”。小莉的心急得要炸了，问世弘怎么办？世弘说只有抬到安沟抢救，还有一线希望。

八名社员急匆匆的抬起担架向前沟走去。小莉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脑子昏昏的，一会儿就被拉下好远。世弘回了一趟窑，又追上来，手里拿着一张刚从《农村医生手册》上撕下的一页，对小莉说，可能是休克，还说踅梁大队的医生已经叫来了。担架停了下来，踅梁的赤脚医生给大力打了一剂强心针，一行人又继续往安沟赶。

小莉和张明义大叔在担架后面跟着，快到沟口，远远看见担架放在地上，旁边停着两辆吉普车。大叔说，安沟的医生来了。听见呼噜呼噜的声音，小莉说，“大叔，你听，有气了！”紧跑几步，到跟前一看，见是公社的李医生正在给大力做人工呼吸。旁边的人群里多了向东和公社副书记。小莉背过脸，不敢望。过了一会儿，听见一位公社干部说，“不行了。”小莉回过头来，只见世弘蹲在大力的身边，用手理着他的头发，掉着眼泪。向东站在担架旁，脱帽肃立，眼泪不住地往下掉。小莉坐在路边的石头上痛哭。

这个地方叫饮马石窠，有一潭碧绿的深水。担架就停在潭边。年轻的大力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衣，盖一床深红色的棉被。一潭碧水，一袭红被，一个刚满二十岁的青年就这样突然地、默默地走了。人们肃立着，围成了圈。大队支书念起了《纪念白求恩》。一时间，似乎一切都凝固了，既悲壮，又苍凉。任潭边的寒风瑟瑟地吹。

一行人伴着担架返回王良沟。世弘赶到安沟给小青和大力的父母打电报。乡亲们把大力安顿在学校窑里，换了衣服，擦净了脸。

记不得我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只记得那天晚上，我赶过了几十里的山路，从县里回到王良沟。一路上，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不会是真的，不会。后半夜，回到村里，踏进学校窑门，走近大力身旁。煤油灯下，大力静静地躺在那里，那样安详、坦然，略显苍白的脸，好像是累了、倦了、睡着了一样，好像随时都能醒过来。我们还不能接受大力已经去了这样一事实。

我们毕竟太年轻了。

第二天一早，朱家河、踅梁的知青们闻迅赶来。小莉红肿着眼进了窑，一眼看见柜盖上端端正正地放着大力牺牲前背的药箱，禁不住抱着药箱失声痛哭。

早饭后，向东、世弘、小莉和我同公社的干部一起去出事地点。路过水利工地，社员们正在地头开会，一个个痛哭流涕。我们一直下到崖底，找寻大力的遗物，拾回几块带血的石头。所有的人，心头都是沉甸甸的。我们唱起了《国际歌》，那低沉、悲壮的歌声，从大力倒下去的地方传出，传向远方。

二

面前是一本大力的日记，这是小莉珍藏的哥哥的日记。里面记着我们从1969年2月2日离开北京，到12月4日大力牺牲之前十个月插队生活的艰难岁月。这是我们到陕北最初的十个月，也是大力生命中最后的十个月。

大力的日记记得很勤，也记得很细。它是那么真实、那么朴素，因为它本来只是私人的备忘录，并没有打算，当时也不可能想到会拿去发表。它又是那么丰富、那么生动，令人不忍删节，更不忍把它与死亡联系在一起。我曾打算用自己的笔去写一个大力，看了他的日记之后，我放弃了这个想法。还是让他自己来对你们说吧。

1、立志学医

3月23日    星期日   农历二月初六   睛

夜里三点钟，郭景达和双喜来敲门讨药。郭景达二哥的小孩病了，还不到一岁，真不敢给药。向东给了八片土霉素。早上起来，听说向东给了药，很胆颤。匆忙吃过早饭，准备去罗家山上看看去。路上碰到郭景达和他二哥二嫂抱着孩子去安沟看病。看着贫下中农焦急的面孔，深切感到医药卫生对于五亿农民是多么重要。稍微重点的病就要到几十里路以外去看，误工不说，病人的危险很大。我们这些知识青年里一定要有一个人下决心学医。

3月29日   星期六   农历二月十二   阴

和向东、晓明议论了一下卫生员的事儿。贫下中农用血汗把我们养大，我们一家要用文化知识好好为贫下中农服务。我们应当去当卫生员。

3月30日   星期日   农历二月十三   多云有时睛

决定让本人去学卫生员。

3月31日   星期一   农历二十四   晴

卫生员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彻底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现象，我应该学好卫生员。咱学医，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就是要以白求恩为榜样，好好为贫下中农服务。一想到贫下中农由于缺医少药而产生的种种痛苦，浑身就有用不完的力量。下定决心从自己身上开始练，一定要学出个名堂来。

2、参加卫生员培训班

4月1日   星期二   农历二月十五  晴转阴，有小雨

 

十二点半，从家里出发，去安沟报到，参加卫生员培训班，准备好好学一番。对这个新的生活有一种好奇。虽然也感到和我们的集体分开十五天，真是相当长、相当难受。一种复杂的心情。

到了安沟一看，真是出乎意料，本人虽然已经迟到一天，但仍然是第一名，上一批的还没有走。据说学习和生活安排得很松，没有专人负责。安沟卫生所给组织的，解放军医疗队管培训，之间并不联系。而且柴米油盐菜完全要自己解决，看来处境够困难的。

4月4日  星期五  农历二月十八  晴有时多云，西北风

卫生所却又把集训的时间推迟到三天以后了，说是过清明，真是涮人不眨眼。而且又说：上级规定，知识青年一年之内不许担任任何职务。卫生员似乎也要算一种职务。本人当即去找公社。我以为，知识青年一方面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方面要用所学到的知识好好为贫下中农服务。在这个服务过程中可以建立更深的感情，可以更好地接受教育。我坚决要求继续派我学习卫生员。

4月9日   星期三   农历二月二十三   晴

到安沟去学卫生员，凭大队革委会的介绍信，很快就征得了公社的同意。卫生所只得把我收下。

4月10日   星期四   农历二月二十四   晴

学医的第一天。

通过与解放军接触，感到她们的政治思想工作抓得很紧。她们坚持三同，到老乡家吃派饭，每天有一个人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跟贫下中农可亲了。对我们这些卫生员也是认真培养，不厌其烦地解答我们的问题。

4月12日   星期六   农历二月二十六   晴

下午，和老骆一起，练习注射。老骆让我往她三角肌和臀大肌上注射了两针。第一次注射，心慌意乱，不是刺斜了，就是没刺进去深度，拔针时还把针斜着拔了，肯定够老骆疼的。但老骆面无俱色，很认真地纠正我的注射动作。为了培养我们这些赤脚医生，解放军花费了多少心血。

出诊时被狗在大腿上咬了一口，左腿上被咬了两个鲜红的牙印，真气我。

4月17日   星期四   农历三月初一   阴

到蔡家塬去看病，受到极热情的接待，学了不少东西，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妇女要是有病，我怎么给看呢？
    从蔡家塬到罗家山去，和大队长家的狗激战了足足有十分钟，真紧张。大队长对我学习卫生员表示了极大的希望和支持，一再嘱咐我好好学。解放军医疗队的老赵也有意识地给我预约下不少病人，说让我回来后给他们扎针。我一定好好学习，不辜负贫下中农和解放军的希望。

4月18日   星期五   农历三月初二   阴

冯占彪的四娃病了，很重。看着冯占彪（他婆姨害病没了）消瘦的面颊，我心里真是很着急，生活的担子一下子把他压得老了许多，够难的了，真想分担他一点，使他减轻些负担，哪怕是精神上的。

4月23日   星期三   农历三月初七   阴有雨

大队长说，要我继续学习。心情很复杂，想继续学又想回家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矛盾的心理。

4月24日   星期四   农历三月初八   阴

上午看完门诊，原想天黑前回家，可是归心似箭，无论如何也等不得了。午睡后，拔脚便往家跑。不论是继续学或是不学了，都必须回去一趟，征求一下队里的意见。如果再学，就拿上粮票，入公社灶，省得自己做饭，太麻烦了。

村子里一派热闹的景象。家里的基本建设也搞起来了不少，厕所已经落成，粪窖也挖好了，猪圈里的小窑也掏成了，小日子过得挺红火的。

队里同意我继续学习十五天。

4月25日   星期五   农历三月初九   多云有时睛

高一的哥儿们聚会在安沟河滩。这是几个月来的第一次大聚会。同学们畅谈着插队生活的各种体会、感想和收获，真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但这里比过去增加了老练、经验、稳重和脚踏实地。看着这一批朝气蓬勃，能够吃苦，有远大理想而又富于实干的同学们，谁不相信，陕北二十年后将要出一批英雄呢？
    5月11日   星期日   农历三月二十五   阴有雨

很兴奋地听到了要在安沟公社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消息。县医院、公社、卫生所和解放军医疗队的同志开了一天会。听说决定了三个试点：朱家河、踅梁、瓦石头。

3、筹办合作医疗

5月12日   星期一   农历三月二十六日

晚饭后，老骆跟我讲，要到我们沟里去办合作医疗。听了以后，又高兴又担心。办合作医疗是我们久已盼望的一件大喜事，这次有解放军帮助，更值得高兴。担心的是条件是否成熟。大队的干部不太团结，有的这一段比较消极。如果没有大队革委会的支持，是根本办不好的。再者，我们队很穷，收合作医疗费有困难。还有，必须有技术力量，而我现在连半瓶子醋还够不上。心里就像有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的。

5月14日   星期三   农历三月二十八   多云有时睛

下午，去踅梁开会，南掌、踅梁、王良沟三个大队的联席会议，很勉强地通过了三个大队合办一个医疗站的决议。踅梁的态度比较坚决。我们大队的支书没有来，因为他不同意在踅梁办。

5月15日   星期四   农历三月二十九   多云、睛

收工时，一块乌云带来了几个雨点。本人塞了两口团子，向蔡家塬出发。暮色笼罩着大地，天阴沉沉的，我以极快的步伐向前走着，脑子里却直打转：塬上的狗实在厉害，我单枪匹马，夜上蔡家塬，让狗给“断”了怎么办？俗话说“大村的娃娃，小村的狗”，真有点肝颤塬上的狗。

迅速、紧张而又小心地上了塬，还不错，人跑在狗前面迎了出来。塬上的会与其他两个队不同，对医疗站办在踅梁，提出了许多意见，主要是两条：1、太远，来回要上下四个坡，不方便；2、对某人当赤脚医生有意见。支书在这里面起主要作用，而其他人的意见与支书是一样的。

5月16日   星期五   农历四月初一   晴、多云

上踅梁去开前天约好的碰头会。总的看来，办合作医疗是没意见，问题是办在哪儿。

我们大队的支书直言不讳，说出了他的意见，很坚决。于是决定了三个大队分着办，决定了回去收钱，定具体规章制度。

5月17日   星期六   农历四月初二   多云、睛

晚上，本人作为代表参加了社员会。首先研究合作医疗的收费问题。一提起这个，就是个冷场会。社员现在手头确实很困难。决定：队里、社员各出两角五分。会议开到十二点半。

5月22日   星期四   农历四月初七   多云有时睛

零点刚过，我尚未睡着。朦胧之时，双全和海全来叫出诊，他母亲肚子痛得厉害。爬起来当即出发。夜里三点左右，病人说好些了。五点半，病人肚痛加剧，呻吟不止。当即凤翔去董家畔，双全去安沟，本人去踅梁请医生。一路了除了上坡，都是小跑。

此次出诊的几点体会：
    1、必须多走山路，能走远、走快。

2、看病时要镇静，先详细问清病情，再动手治疗。

3、考虑问题时应该全面，警惕严重局面的出现。

4、在病人家吃饭的事情应想法避免或合理处理。病人送的东西坚决不收。

5月30日   星期五   农历四月十五   晴

晚饭后，塬上环环她大来叫出诊。虽然我身体刚刚有些好转，还很软，还是拖着病体上去了。环环她们已经睡了，但还是爬起来极热情地接待我，当即就要点火做饭。本人一再劝阻，表示“刚吃饱”、“有病不能多吃”，但被骂作“装假”、“不老实”。给小孩看过病，拿好药，饭已经熟了，鸡蛋面条。真叫人过意不去，可做下了，只得吃，只得放钱粮票。以后这种事尤应注意，严加避免。

（接下来三天的日记记述了大力去延长买药的经过。）

6月2日   星期一   农历四月十八   晴

药买的够赔的。应记取教训：贫下中农的每分钱都来得不易，应该把钱用在刀刃上。而这次买药就不够精打细算。尤其当许多药品没有，钱有富余，时间又紧时，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大手大脚地买了一些药。以后买药，事先一定要有详细的计划，如有变动，必须慎重，对贫下中农负责，对合作医疗负责。

关于合作医疗收手续费的问题，必须严格执行，否则有些人收了，有些人没收，群众肯定有意见。一切制度都必须执行，财务必须清楚。

6月12日   星期四   农历四月二十八   睛间多云

我们的口粮已经发生危机了，六月份的粮只够吃三四天的。现在真是事无巨细都要操心，大到国家的大事、世界的大事，小到每一担水、每一捆柴、每一顿饭。我们决定去买糠、麸子、豆腐渣来代替一部分粮食。

6月20日   星期五   农历五月初六   晴

买回来的豆腐渣已经吃得差不多了。豆腐渣有股酸味，而且难咽，但比起红军长征吃草根、树皮来说，这就很不错了。现在吃不得苦，将来也就难成材。

6月29日   星期日   农历五月十五   晴，夜间有小雨

群众对于合作医疗还是不够信任。有些人还是持怀疑态度，只相信医务人员（我），不相信我们的物质力量。这种怀疑是不足为怪的。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越要努力认真工作，争取迅速使群众信任和支持合作医疗。没有贫下中农的支持，合作医疗一天也搞不下去。

4、到县医院学习

（7月初到8月初，大力在县医院学习了近三十天。）

7月15日   星期二   农历六月初二   晴转阴，有小雨

除了上课、门诊、吃饭和睡觉以外，本人把一切时间都用于学习，极少上街或打扑克。有人说本人太呆，整天看书，快成书呆子了。我自己不这么想。我总觉得必须把全部时间用于学习，必须抓紧。我常常想起家里的战友们和贫下中农，他们正在紧张地劳动。一想起他们，我就不能允许自己有任何的逍遥。我要拿出全部的精力学习、学习、再学习。

7月17日   星期四   农历六月初四   睛

学习各地合作医疗的经验，颇有收获：

1、节省经费是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的一个重要环节。

2、种植草药，采集草药，是节省经费的一个重要方法。

3、资金的筹集，可以收鸡蛋、收药材。

4、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把环境卫生来个改变。

7月19日   星期六   农历六月初六   阴有小雨转多云

最近，常听到一些人对我说：“好好学吧，学好了够吃一辈子的！”什么“这是铁饭碗！”之类的话。也有的北京同学听说我学习了两个月，没有参加劳动，还有工分，表示很羡慕。这些值得我思想上警惕。我学习赤脚医生，决不是为了从人民那里得到什么利益、什么报酬、什么名誉地位，而是要为人民贡献出更多的力量。

7月26日   星期六   农历六月十三   阴有雨

开始“延长地区野生中药材资料汇集”一书的钢板刻写工和。这本资料是解放军医疗队和县医院的同志上山采药后整理的，很有实用价值。非常感兴趣，准备下一番功夫掌握它。

在病理上，我相信西医。西医能从解剖学上找出病因。

在治疗上，针灸和草药非常经济，效果亦好。这对合作医疗的巩固和发展具有很大的意义。

8月6日   星期三   农历六月二十四   晴

结业。上午座谈了参加学习的收获。临别前，去看望解放军医疗队。他们全体集中在县城里开会。老吴、老赵等极热情地接待我们，亲如一家人，心里非常感动。

5、培训卫生员

8月10日   星期日   农历六月二十八   阴有雨

醒来一场好雨仍在淅淅沥沥地下着。

前晌，支书从安沟开合作医疗现场会回来，要我总结合作医疗费的使用情况。

后晌，召开大队委员会，本人参加。讨论了巩固合作医疗的问题。决定每个社员收三角钱，各队抽一名卫生员集训，明确提出怕我们走的怀疑。关于培训卫生员问题，我是很高兴的，一定尽力教。

8月12日   星期二   农历六月三十   多云

妇科、产科的问题值得注意。四儿婆姨、下院三婆姨、白妮、茂胜婆姨、教胜婆姨等人今天都来看妇科病，简直有点突然袭击，使本人非常困难。看来，这方面的疾病给妇女们带来的痛苦不小。试想，我是一个新手，又是一个年轻学生，如果她们不是很痛苦的话，绝不会来找我。但实际困难很多，不好检查、不好治疗。有一个办法，就是培养一个妇女，专门看妇产科的疾病，小莉是比较具备这个条件的。

8月13日   星期三   农历七月初一   晴

晌午时，卫生员培训班初步活动。本想正式活动，但人未到齐。海全、新全干劲还是不小，看来大有希望。

8月14日   星期四   农历七月初二   多云间睛

去延长买药，很顺利。

山道年酚酞实在太贵了，21块钱一瓶。据说刘古塬一汉子昨天刚买一瓶，想与人平分。本人便不辞劳苦，上了刘古塬，问了十几次路，走了一个半小时，到了刘古塬，药已被别人分走了，十分遗憾。受累倒是小事，回去拿什么治病呢？心中实在熬煎。

8月16日   星期六   农历七月初四   雨

清晨，便踏上了归途，云压着脑顶在和我争时间。终于在离家还有十分钟的路程时，掉点了。一进家门劈头所闻便是：双全婆姨生产不下，小青上塬了，向东走安沟请医生去了。雨正猛，我穿上雨衣、胶鞋，怀着一种异乎寻常的镇静心情出发了。下坡的时候，连滑了几跤，浑身是泥，非常狼狈。我仍然丝毫不动摇地向前，心里确实很坦然。快到塬上时，上面的人对我喊：“已经生下了，慢点走吧！”我这进才真的镇静下来。我知道。我先前的心情是准备去迎接一个重大的新的考验，而在这个考验面前必须镇静。现在，它已经不存在了。

8月19日   星期二   农历七月初七   晴

早上，上塬看双全的“月娃”。本人以为病得不轻，“四六风，没救星”虽然是一句老话，但也可以说明病的严重。这里的小孩常有风，流传在民间的土方、验方，起了不小的作用，值得收集、学习和运用。

今天，卫生员培训班正式开学了。学员：羔儿、海娃、铁栓。第一课就是学习目的问题。卫生员们都有信心学好，使我很受鼓舞。每个人心里都像点了一把火一样。

逐日写的日记，到这里停止了。原因可能是因为生病。大力在8月19日写道：今天身体不大好受，两肋下胀痛，体温38.9^。C。

一个月后，他在补记的“一个月的总结”中写道：“由于工作紧张，时间安排不好，记日记的习惯丢掉了。生活是如此地丰富多彩，我不能因手懒而使这段历史从我的记忆中失去，因此，又提笔了。”他又写道：“秋，不知不觉来到人间。这是在王良沟迎来的第一个秋。一个丰硕的、喜悦的秋。”

“生活上相当丰富，白面以及南瓜、红豆等，与春天不充足的玉米、野菜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吃得很饱、很好，再加果园的小瓜、西瓜、红枣，真没治了。”

“我们的工分是生产队里最多的，除了粮食，大部分东西都是按工分分配的，我们所得极多：一百三十余斤麻秆，几十斤西瓜、小瓜，近二百斤红枣，估计南瓜、红薯、土豆、白菜、萝卜也将不少。”

“一年中最舒服、最愉快的日子。”

合上大力日记，思绪万端。对于上山下乡、合作医疗，我们今天的认识也与当年不同了。过去的一页，尚可从容评说。但一个年轻人，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为了做对人民有益的事，执着追求，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切，这种精神的感染力我以为是永存的。

三

大力遇难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安沟公社、传遍了延长县，也传到了北京（我们知青小组的组长小青那时正在北京探亲）、传到了天津塘沽（大力的妈妈当时正在那里的华北局干校）、传到了湖北潜江（大力的父亲当时正在那里的中国科学院干校）……唁电、唁函从四面八方向陕北这个不知名的小山村纷至沓来。柏铮（我们公社朱家河大队的知青）从北京寄来了一篇发自肺腑的散文诗式的悼文。

少不更事的我们，从最初的震惊和打击中恢复过来，迅速投入了我们要亲手料理的第一件后事之中，向东负责对外的联络，我负责起草、刻印大力的生平事迹，世弘和小莉负责应酬家里的事。村里专门开了社员会，讨论大力的后事。老乡们主张做全新的棉衣、棉裤、棉褥、棉被，我们主张一切从简，尽量用大力生前的衣物。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还是给大力换了一身他喜爱的洗白了的军装，戴上了他备用的一画眼镜。

办理后事忙碌、纷乱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向公社和县里反映了三点要求：第一、根据大力生前的愿望和表现，请求组织上追认大力为中国共产党员；第二、大力在出诊途中不幸遇难，牺牲在工作岗位上，属因公殉职，希望县里和公社批准大力为革命烈士；第三、开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宣传大力的事迹，寄托人们的哀思，号召全公社的知青向大力学习。

分社开始也准备宣传大力的事迹，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态度发生了变化。据我们了解，主要原因是由于县里有关部门认为大力“出身不好”。实际上，大力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的昆虫学专家，为植物保护特别是棉花病虫害防治做出过重要贡献。他的母亲是当时华北局的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是颇受怀疑的对象，“出身不好”，这道政治障碍也是县里有关部门的领导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另一个原因是认为死人毕竟不是好事，不宜张扬，以免影响全县知青的情绪，动摇知青扎根农村的信心。因此，县里有关部门强调不宜做宣传，不开追悼会。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们都无意责怪县上的领导，只能归过于那个动乱的、变形的年代。虽然经过我们多次的交涉和申诉，追认党员和烈士的事仍然是不可能的，最后县里决定追悼会可以开，但规模要限制。除了王良沟的大队以外，本公社其他大队的知青和老乡，没有接到开追悼会的正式通知。这种不公正对待的后果，也许要许多年之后才能看得更清楚。

小青赶回来了，大力的父母赶来了，华北局送了一个很大很大的花圈。

12月里的一天，大力的追悼会在王良沟生产队的场院上召开。会场是露天的，很简陋，但气氛却分外庄严肃穆。大力的遗像，端挂在临时拉起的幕布中央，前面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花圈。台前，横幅上写着“张大力同志永垂不朽”几个大字。

没有鲜花，没有哀乐，有的只是人们的一片真情。这就足够了。什么也买不来、换不走。

人们一传十，十传百，纷纷赶来了。全大队的乡亲们来了，全公社的知青们和社员代表们来了，大力巡回医疗曾去过的山村里的乡亲们来了。从场院到沟口，一片黑压压的人群。八百多名当地群众和知识青年，翻山越岭赶来，自发地为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送行，为一个曾用自己的心血为人们解除病痛的赤脚医生送行。

大队支部书记主持了追悼会。县里和公社的干部参加了追悼会。会上宣读了公社作出的向张大力同志学习并追认他为模范共青团员的决定。在陕北寒冷的冬季里，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暖意，接着，我受知青小组之托宣读悼词，刚念了一句，就念不下去了，泪水模糊了视线。当我哽咽着勉强念下去时，在场的婆姨女子们压抑着发出一阵阵低低的饮泣，刚强的老汉后生们也不时地发出一声声叹息，一个个红了眼圈。

后生小伙和知青一起，轮换着抬起沉重的棺木向罗家山梁

 

走去，后面跟着一支头扎白羊肚手巾，身着黑土布棉袄，手抬一个个花圈的队伍，再后面是老汉们、婆姨女子们和全村的娃娃。茂胜婆姨身孕已重，人们劝她不要去，她不干，非要去。

我们把大力安葬在罗家山峁最高处一块比较平坦的地方，面向着东方，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向着我们所来的地方，向着我们的家——北京的家和陕北的家。这块坟地是我们知青选的，因为它是大力离开我们的地方。尽管大家都没有说，但心里的确常常回响起《洪湖赤卫队》里的歌声：“娘啊，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那高山上，让儿的坟墓向东方……”

下葬、封土、上坟，坟上堆满了花圈。按照当地的风俗，人们绕着大力的墓地走了三圈，以示这是大力的长眠之地，以后任何人不能来占，不能来耕这块地。

高高的罗家山，你无情地夺走了一个年轻的生命，你又默默地收留了一个年轻的身躯。

一切料理完毕，天已渐渐黑了下来。下山的路上，茂胜婆姨的孩子出生了，一个男孩，生在为大力送葬回来的路上。后来，向东给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记力”，让人们永远记着大力。

第二年清明，我们和其他队的知青们又来到了大力的坟前。从山里挖来了十棵柏树苗，从山下挑来了几桶清泉水。我们把经过一个冬春日晒雨淋的花圈集中起来烧掉，清除了坟前的杂草，种下了柏树苗，也种下了我们的期望。我们希冀着这一棵棵常青的柏树，长大以后，能连成一片树荫，陪伴着大力，守护着大力，直到永远。

四

1988年春，小莉在妹夫宝新的陪同下，约了原来在黄古大队插队的知青许平，一行三人，重返陕北。

这是离开陕北十四年后，小莉第一次回陕北。1970年，北京派了一批干部去陕北后，对知青小组进行了调整和合并。我们知青小组从王良沟大队合并到了北阳大队。1972、1973年以后，我们之中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当了工人，有的当了干部，有的办了困退、病退、调回北京。小莉是我们之中第一个重返陕北的人。

火车离开北京，小莉一阵轻松。憧憬着与乡亲们的重逢，盼望着就要到哥哥的陵前去扫墓。我们种下的柏树也该长高了吧。

西安、延安，一路上都受到了当年的知青们的盛情款待和周到安排。3月22日一早，延安有朋友安排了一辆北京212吉普专程送小莉一行去延长。车离延长越近，小莉越兴奋。公路两边，不时可以望到延长油矿的“磕头机”在不停地抽油。车进延长县城，正逢上赶集，坐在小车前座的小莉只觉得眼睛湿润，喉咙发紧。看到迎面走来的老乡，感到那么亲切，似曾相见，又未曾见过。细想想，自己也好笑，算起来，当年走时的娃娃现在都是大姑娘、小伙子了，而那时年富力强的中壮年现在该是步履蹒跚的老汉了。回到陕北，时间好像又回到了十多年前，件件往事好像就在眼前。车轮下的路正是我们当年往返队里和县天曾一步一步走过许多次的路，小莉渐渐入戏了。

吉普车直接开上了塬，把小莉、宝新送到北阳村口，许平先回黄古塬，兵分两路，约定第二天上午在临瓦口见面，再一起去王良沟

小莉一到北阳，与乡亲们一阵寒暄，做饭、灶口烧火，仿佛又回到当年。先是面条、“苦累”（音，陕北一种面食，掺着菜一起蒸熟）、酸菜、米酒，晚上又是馅饼、炒鸡蛋，天下起了鹅毛大雪，无法出门，只好早早歇息了。

第二天，小莉、宝新顺坡下到安沟，到店里给哥哥买了些纸，就往王连沟赶。一马平川，雪后初晴，艳阳高照，小莉的心情也格外开朗。在临瓦口如约与许平“会师”，一起走进了王良沟。

沟口，登上我们当年筑的大坝时，许平突然对小莉说：“听说你哥的坟让他们给挪了。”一句话好似睛天霹雳，震得小莉心里咯噔一下悬了起来。忙问他怎么知道。许平说黄古塬与王良沟的人有亲戚，听老乡说的。宝新一听，当即大怒。顾不上多说，先安抚宝新，再往前赶。半路上，碰见了冯占仓，他非常吃惊，一把拉住小莉的手问：“怎么回来了？”小莉说：“回来看看。”说着眼泪就掉了下来，许平、宝新也忍不住哭了起来。冯占仓见状，好像他们已经知道了，于是说：“你们去找支书，看他怎么说。”小莉想，事到如今，也只了这么做了。

离开王良沟快二十年了，村里的人家比以前多多了、罗家山、蔡家塬上的几十户人家也都搬下来了。小小的山沟里，挤满了一家家的窑洞。村里的面貌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家家门口的柴垛上，都贴着些红纸条，上面写着一些吉利话，似乎是避邪用的。

村里的支部书记还是老支书，他婆姨在家，一见小莉，吓得够呛，赶紧打发人找支书。支书回来了，忙着安顿午饭，呆呆的，没有话，谁也没提那档子事。饭后，到对面坡上串门，只见村民们一个个又熟悉又陌生，感慨而无言，流露出愧疚的目光。

吃晚饭时，各家都来拉，要留小莉等人吃饭。支书硬叫过去，荞麦饸饹、西红柿鸡蛋卤。晚饭后，村里当家主事的老少爷们一个个地来了。看那阵势要摊牌了。可是，又开始做饭。小莉暗自纳闷，刚吃了晚饭，怎么又做饭。一阵忙，五六个盘子端上来，苹果端上来，酒也摆上来，众人抽烟、渴酒，一直耗到半夜。

支书硬着头皮开始谈，这事本来与他家无关，但他是支书，迁坟是他拍的板。谈来谈去，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那是1982年的事情。那年村里连续发生了一连串的怪事。

冯占彪的儿媳，忽然一天到晚犯迷症，口中还念念有词，说我不能在这里呆了，我要到北京去，要去看谁谁。

“记力”的母亲，茂胜婆姨也莫名其妙地疯了，整天满山跑，也不会过日子了。茂胜这憨厚的庄稼人也没有办法，后来，一家人返回山东老家去了。听说回到老家以后，茂胜婆姨的病也就好了。

还有，村里的牛羊都归了村民个人所有，有的牲口前晌还在吃草，后晌就咕咚一下卧倒，然后就死了。

这些怪事还连不上。事情的起因是罗家山有一位老婆婆死了，村民们请来了一位风水先生。这位阴阳先生前前后后看了一遭，对村民们说：“这村里出了这么多事，是不是因为这个坟（指大力的墓）。这是一座孤坟。你们看，这罗家山好像一个马鞍子，不能让他骑在鞍子上，得让他从马鞍子上下来。”

村民们所说的，当然有他们的联想、猜测和推理。在阴阳先生的蛊惑下，他们不去查明人病畜死的原因，反而使封建迷信思想占了上风，随即决定迁坟。

说到这里，炕上坐着的宝新忍不住了，猛地大喝了一声“谁干的？”地民们面百相觑，谁也不吭气。怎么说呢？当时，谁也没站出来阻拦，谁也没想到小莉还会回来。村民们感到这事怎么说也难以说清楚。只好不住地劝吃劝喝，直谈到半夜。

第二天一大早，小莉一行上了罗家山。支书和其他一些村民扛上老镢，跟上去了，到罗家山上一看，大力坟已经没有了，柏树也早就死光了。拿出照片一对，面目全非，无法辨认。离开北京时的种种憧憬和愿望被眼前无情的现实所打破，小莉不禁悲从中来，五内俱焚。

接着，小莉要到挪了的新坟去看看。村民们让先等等，他们头里先去。那是一个人都站不住的陡坡，杂草、灌木丛生。村民们先去是想用老镢把陡坡掏一掏，做出一个坟的模样，免得小莉去了见不到坟，更加伤心。

小莉，许平、宝新随后到了，看不见坟。有人指着那陡坡，说就在这里。宝新穿了一件皮夹克，咕咚就跪下了，按照他昌平老家习俗，拿出准备好的麻纸、酒和苹果，祭奠了一番。一行人哭着下了山。

下山后，该吃早饭了。小莉只觉得委屈极了，心里堵得慌，一点也不想吃。她对村民们说：“我离开王良沟时，是下决心要回来的。不管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一定要回来的。别的人不回来可以，我是要回来的，因为哥哥在这里。一方面。要回来看我哥，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来看活着的人，来看看大家。我们在王良沟，没有做一件对不起大家的事，我哥哥更没有做。我们走了这么多年，总想着大家会关照我哥哥，我们也放心。没想到出了这样的事。你们要挪坟，也可以，按常理应该通知我。没有通知，也可以，总该挪一个好地方。可你们把他挪到哪儿了呀？居然挪到一个难以想象的荒山陡坡上，草草埋了，连个标记也没留下。别的我还可以理解，可以原谅，这一点我最不理解、也最使我伤心。”

支书说：“你什么也别说了。看到你这个人，我就知道做错了。你只要坐在这儿，我就没话可说。往后，我们一定会好好待他。你看下什么地方，我们再迁。你今天有时间今天看，今后有时间今后看。人力、物力我们出。一定让你们满意。”小莉只觉得脑子木木的，这意外的变故，伤心和悲痛，使她无法马上做出理智的决定。于是，尽管乡亲们一再挽留，小莉一行还是匆匆告别，转道西安，返回北京。

五

在西安、北京，小莉分别和当年知青朋友们谈起这件事，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家一致认为，这件事简直太典型了。当年大力在那个年代里已经受到了一次不公正的对待，没想到进至八十年代大力竟然又遭到了封建迷信所造成的第二次劫难。热心的朋友们分头向团中央、全国青联、陕西省人民政府和延长县人民政府反映情况，得到了有关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的理解和支持，并受到舆论界的关注。

1988年4月16日，小莉正式至函陕西省延长县人民政府，如实地反映了事情的经过，她写道：“发生这件事情，使知情的当年知识青年非常震惊。正是由于当年没有给予张大力同志一个公正的评价，今天又发生了封建迷信思想抬头的悲剧。我们请求省、县、乡政府出面，关心和过问当年知青中遗留下来的问题，以告慰死者的英灵，激励活着的这一代人为振兴中华而继续奋斗。”信中还提出了迁葬的合理要求。

1988年7月15日，中共安沟乡委员会作出了“关于追认张大力同志为中共正式党员的决定。”决定这样写道：根据张大力同志生前的申请和亲属的要求，经安沟乡党委1988年7月12日会议研究决定，追认张大力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党龄从1970年算起。从大力1969年12月4日牺牲，到乡党委通过追认他为党员的决定，中间隔了近十九年。虽然迟了十九年，但毕竟让人感到欣慰。美中不足的是“决定”中关于“党龄从1970年算起”一句，不知该作何解释。大力1969年牺牲，党龄怎么能从死后算起呢，难道能计算冥龄吗？可见，封建迷信观念并不仅仅存在于王连沟的村民之中啊。

1988年7月25日，延长县人民政府复函小莉，信中说：几次来信均已收到，所诉情况与政府办公室调查结果相符，现在正着手办理为张大力同志迁葬立碑事宜。信中请小莉近期与家人商定坟墓搬迁日期。并特别提出邀请大力同志的亲属适当时间来延长县参加大力同志坟墓搬迁及安葬。

1988年11月10日上午，小莉、向东和黄古塬的知青志光代表大力的亲属和在安沟插队的全体北京知青年来到延长县。中午，与县乡有关领导同志研究了迁葬的具体安排，小莉等三同志转交了由北京支延干部老梁和十几名知青写给县政府的联名信，并提出将大力新墓迁到县陵园或公墓的想法。由于延长县没有公墓陵园，安沟乡党委书记立即提出将大力墓迁往安沟乡农场的建议。

十一日上午，小莉、向东、志光到安沟乡，与乡领导一起选定了墓址。新址背靠黄土高原，脚下是淙淙流淌的安沟河和一条大路，对面是巍巍高山。下午，小莉一行到王良沟安排迁坟。

十二日上午，大力墓挖开，此时，气氛相当紧张，县里怕挖开后是一座空墓。因为，当地过去曾有迁坟时如棺木已腐，就把坟扬了的作法。如果挖开以后是空的，王良沟的乱子就捅大了。村民们说，1982年迁坟的时候棺木还是好的，肯定没有扬。由于埋葬草率，年久失修，棺木灌满了泥沙。开棺后，同志们一点点拭去了泥土，发现了大力的眼镜和皮带，肯定了这确实是大力的遗物，人们的心才踏实了。随后，同志们把大力的遗骨放进准备好的五尺柏棺。

十二日下午，按当地风俗，在肃穆的气氛中举行了迁葬仪式，县领导同志宣读了为张大力同志迁葬的决定，志光代表亲属和知青致了悼词。

大力的墓前，立起了一块新刻的石碑，碑文是“为人民医疗事业献身的北京知识青年张大力同志之墓1949年11月24日——1969年12月4日延长县人民政府立1988年10月。”

令人感动的是，当年曾在困难条件下帮助过知识青年的许多乡亲专程前来参加迁葬仪式。他们从家里带来五谷、干草、香火，亲自为大力下棺、回土、洒酒、点香。安沟中心小学校长提出表示今后每年要组织学生为大力同志扫墓。

写完这段真实的往事，我不由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似乎是了却了一桩许久许久没有了却的心愿。既是为了朋友，也是为了自己。记得插队时，一位老汉对我说，他活了一辈子，有两件事对印象最深，一件是“闹红”（指红军在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一件是北京知青来插队。

作为曾在农村生活了几年的我们，深感那几年的生活对我们是如此重要、如此珍贵。农民问题不仅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中国建设的首要问题。尽管我们现在已离开了农村、离开了陕北，但我们不会忘记农村、忘记陕北。

我问小莉，你还回去吗？当然。什么时候回去呢？也许过几年吧，也许，她说。

作者简介：朱晓明，男，原在延长县安沟公社王良沟插队落户，现在中央某部工作

（原文发表于《回首黄土地》）

 

魂归故里

王建勋

 

1990年9月27日，在李秋雨同志的遗孀明晓艳的泪眼朦胧中，在陕西省延长县安沟乡几十名乡亲们的簇拥下，我缓缓地将秋雨的骨灰郑重地安放在位于双峰山顶峰上的墓穴中。随着原安沟公社党委书记王克英第一锹土沉重地落下，墓地四周顿时爆发出一片撕心裂肺的恸哭声。泪水和着泥土，渐渐把墓穴填平；哭声伴着白云，在广袤的黄土高原上盘旋、回绕。

秋雨啊秋雨，你躺在北京空军总医院特护病床上，用尽平生最后一点气力，一个字一个字断断续续吐出的最后一件心事，现在终于了结了。你身下的那块二尺半长的青石板，与你当年“歇歇儿”时坐过的石板取自同一条小溪旁；你头上的那座拱卫你的墓穴，与你当年“居”过的窑洞形制相同；塞在墓穴口上面缝隙中的那把艾蒿，与你当年烧水煮饭、驱蚊逐虫的艾蒿也是同出一根呀！甚至盛放你骨灰的那个白地青花瓷坛，也是你当年常见的陕北寻常百姓家腌渍菜、贮藏米面的那种式样。立在你身后的那块黑绿色长砖，是二十一年前与你一同来延长插队的老同学、现为延长县文化局长的李永康，蘸着泪水，用延河边上的青草，一下一下擦磨出来的，砖上的铭文也是他用隶书端端正正书就好的。你的夫人明晓燕，将一条跟随了你二十一年的白羊肚毛巾、一套你当兵时穿过的旧军装、一方你们结婚时你送给她的白丝手帕，也一同留在了你的身边。

9月19日，我坐上了北京开往西安的34次快车，前往陕北去完成秋雨的遗愿。在北京——西安、西安——北京的这条铁路线上，二十一年间我往返了十几次。第一次的快乐和这一次的沉痛，在心理上形成了强烈反差，使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其他的那些因公因私的碌碌往返则都渐渐淡忘了。第一次乘这趟西行的列车，记得大约是1969年1月底或2月初。那时，我和秋雨还只是十六七岁的毛孩子，与其他近三万名所谓“老三届”的学生一起，满怀着革命激情，奔赴延安。尽管没有任何亲人到北京站为我们送行，但大家都兴高采烈，神采飞扬，为终于摆脱了在此之前的各种烦恼而庆幸，为即将开始的新生活而憧憬，仿佛伊甸园就在眼前，金苹果唾手可得。那时我们多么年轻！那时我们多么健康！那时我们多么快乐！汽笛一声长鸣，我们从此开始品味人生的艰难，开始奠定人生的基础，开始吸吮黄土高原的乳汁……

记得刚到延长县安沟公社吴家瑶科大队不久，我们六个“知青”聚在一起包“扁食”，庆祝在陕北过的第一个春节。望着锅里上下翻滚的铰子，我忽然想起以往的十六个春节，都是在北京和家人一起度过的。现在，被隔离审查和下放劳动的父母在哪里？年幼的弟弟、妹妹，谁在照顾他们？比我早几个月离开北京到内蒙古去插队的哥哥是否有饺子吃？一种思念亲人但又不知何时才能团聚的凄苦之情油然而生，驱使我扔下手中的拨火棍，一头冲出窑洞，跑出村子，坐在井坡路旁默默地流泪。秋雨和其他的插队伙伴一路寻来，想劝慰我，却因相同的境遇，与我抱头痛哭在一起。面对空寂的山野树林，迎着刺骨的凛冽寒风，我们的哭，是那样的无所顾忌，一泻千里。二三年来因国家的剧变和个人浮沉而产生的种种郁闷、委屈都倾泻出来。那一次痛快淋漓的大哭，对我们来说是空前的一次。以后，大概也不会再有第二次了。那天，是公元1969年2月17日，农历已酉年正月初一。

从那以后，我们再没哭过。无论是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还是被人误解，遭受诽谤，我们就像黄土坡上的圪针一样顽强地生存着，生长着。肩头的担子再重，手中的老镢再沉，我们都和陕北的乡亲们一道默默忍受，咬牙坚挺。

我们那里极端缺水，住在塬上沟“受苦人”“务育（增育）”庄稼从不知“灌溉”，老天爷不下雨，干瞪眼没辙。人吃的水则靠生产队发的水票，每户每天一张，凭票到饲养员那里借一头毛驴下山去驮，来回七八里路。下雨时，我们不能跑回勉强可以遮风避雨的破窑洞中去躲避，却要拿着各种能盛水的家什到外面去接“天水”，此时，就连刷牙缸子也要派上用场。雪后寒，我们不能蜷缩在灶火旁“拥炉、把酒、赏雪、观梅”，而是趁着洁白如玉、珍贵无比的雪尚未被风沙和人畜完全弄脏，赶紧用手把雪捧进脸盆端回来倒在锅里融化，以备食用。

有一次，我和秋雨及队上的其他四个“知青”走“亲戚”——到三十里外在红火渠大队插队的同学那里串门。主人事先不知道我们要来，且没有计划用水，他们当天的水票已经用完，水缸也见底了。老同学相聚一场不容易，于是他们溜进队里的牲口窑，用洗脸兼洗脚的盆从饮驴的石槽中偷回一盆还漂着草料和毛驴嘴边的白沫的水回来，做了一锅面片汤，算是尽了地主之谊。七八年后，当我听秋雨谈起不久前他回队里看望乡亲们时，又共同回忆起这件事。当时曾诌了一首打油诗，年代久了，记不清原句了，大概是：君（指驴）住村之头，我居村之尾，村头村尾紧相连，共饮一槽水。

在这次重回陕北时，当年秋雨的房东颜生财已经另打了五孔砖窑喜迁新居了。原来秋雨住过的旧土窑已破败不堪，无人居住了。站在故人遗址前，往事如烟，不禁潸然泪下。村党支部书记王文显的婆姨拉着我的手哭着说：“秋雨那娃可好咧！那年他从部队回来看我们，他在我家炕上和乡亲们整整谝（聊）了一晚上，说不完的话……”在陕北与乡亲们共同度过的那些艰难岁月，使秋雨与乡亲们结下了不解的情缘。吴家瑶科村的井坡、炊烟，安沟乡的沟沟峁峁，都在令他梦绕神牵、朝思暮想。大概就是从那时起他萌发了就是死，也要回到曾经养育了他的双峰山去的念头。

9月24日，我和秋雨——他的骨灰一起，回到了阔别近二十年的吴家瑶科村和庙梁村。乡亲们听说秋雨的婆姨回来了，纷纷放下手中的各种活计，陆续涌进窑洞里来。炕席上撒满了核桃、红枣，炕桌上摆满了西瓜和过滤嘴香烟。阳历九月底吃西瓜，一双双粗大的手指夹着带“把儿”的香烟，使我惊讶不已。二十一年前我们在队里的时候，九分钱一包的“丰收”牌香烟，乡亲们平时却锁在箱柜中，只有当公社干部或其他显贵客人降临时，才舍得拿出来敬奉。我和秋雨及其他插队伙伴一起同乡亲们共同度过的那段日子，在阵阵亲切的陕北乡音中被一一谝了出来。往事历历，恍如昨日。

9月26日，是原订的安葬骨灰和开追悼会的日子。但早饭后，我们刚要从县城动身，天空渐暗，下起了蒙蒙细雨。雨越下越大，由小雨而中雨，最后成了瓢泼大雨。是不是秋雨的亡灵感动了老天，使它从悲泣转为嚎啕？是不是老天也不忍秋雨在未满三十八周岁的时候就过早地撒手而去？是不是老天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望再与秋雨多呆一些时辰，哪怕是一天也好？天人合一，秋雨有知！

满载着石碑、碑基座和灰浆的汽车是不可能上山了，也没法与七十里外村里的乡亲们联系了。淳朴、憨厚的乡亲们在前一天跑到四十里外的云岩集上买回了花圈和灵幡，当天早上用农用地膜包裹好，冒雨走了二十里山路，十点钟就赶到了双峰山顶，在凄风苦雨中停立了八九个钟头。他们“圪蹴”在风雨中望穿以双眼，直到黄昏时才踏着没脚面的泥泞，抬着沉重的花圈，一步一步走回村去。可敬可爱的乡亲们！他们对秋雨的这份深情厚谊，足以使秋雨瞑目了。

9月27日中午12点正，秋雨的追悼会在双峰山顶刚刚落成的墓地上举行，县、乡、村各级党委、政府和秋雨的家属、同学送的花圈成半圆形摆放在“李秋雨之墓”墓碑旁。

吴家瑶科村的几十名乡亲一齐拥到秋雨的坟前，伏在地放声大哭。王文显、颜生财和“延长老汉”代表村里的乡亲们在坟前的祭台上插了一炷香，献上四个苹果，摆放了二十个鸡蛋和两个大白馍。

秋雨！你知道，这苹果在咱山沟里是稀罕之物，是当年令你垂涎欲滴的珍品啊！这白馍和鸡蛋是当年在村里时，让你朝思暮想的佳肴啊！秋雨！乡亲们给你送来了……
    秋雨永远留在了陕北，留在了延长，留在了安沟。他背靠双峰，面南而视深情地注视着这贫瘠的高原，厮守相伴着这深沉的土地，直至永远！

作者简介：王建勋，男，北京四中六八届初中生。原在延长县安沟公社吴家瑶科大队插队。现为中国工人出版社编辑。

（原文发表于《回首黄土地》）

 

 五塔寺的怀念

                     朱文杰

 

12月8日，到五塔寺已是上午10点钟了。在北京令世人惊叹的文物群里，五塔寺显得很不起眼，这是一处鲜为人知的所在。从白石桥沿南长河岸迤东而行，就到了这喧嚣闹市旁一处寂静的绿荫遮掩下的五塔寺。

五塔寺也叫真觉寺，因寺内金刚宝塔而闻名。金刚宝塔被列为全国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金刚宝塔是五塔矗立，巍峨挺拔，如出鞘的宽刃剑倒插在大地上，阳光下反射着几分鹅蛋青，给人一种圣洁的感觉。五塔寺始建于明永乐年间，如今这里围绕五塔，荟萃北京地区历代石刻，展出精品五百余种，有北京现存年代最早的石刻《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柱及石阙构件，有珍贵无比的北魏造像。历代碑石、造像并肩排列，件件瑰宝，堪称“碑林”，也叫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这里环境优雅，玲珑小巧，让人有藏在深闺人未识的感觉。

这里曾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和唐山大地震中遭到人祸天灾之破坏，1979年开始修缮保护，后又筹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我们要拍的老三届人李秋雨就是在这里工作，一直到逝世时为止，。他先后担任过保卫干部、业务部主任等职，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在这里完成他命运交响曲中最辉煌的乐章。

秋雨的夫人明晓艳带着她的女儿来了，以陕北一种叫菁的草为名的李菁今年就10岁多点吧，她一个人在碑石雕刻造像之间蹦跳着，踢毽子，无忧无虑玩得很投入。而我们的摄像在很远的地方，藏匿着镜头在偷拍。李菁使人不由想起她的生父李秋雨，建勋让我们看了老同学们为李菁募捐的款项账单，有捐500元的，也有赞助1000元的，这一笔笔钱是为李菁以后上学用的，是老同学们对秋雨的一片心意。此时我也为秋雨有像王建勋这么好、这么多的同学而欣慰。

李秋雨是个默默无闻的平凡人，他对工作尽职尽责、超常付出，有着超凡的奉献精神，他的事迹鲜为人知，也像五塔寺一样藏在深闺。

陕北插队时，正是长身体的年龄，别说什么营养，一年里有半年连饭都吃不饱，净是些苞谷洋芋红薯，根本见不到什么蔬菜。而且是严酷恶劣环境下的重体力劳动，秋雨又是个不知爱惜自己的人，重活累活脏活冲在前，和当地土生土长耐得下苦的后生壮汉拼着干比着干，身体自然受亏，被传染上了肝炎，仗着年轻也不在意，坚持着硬抗，这才种下以后要他命的病根。

“秋雨是个极诚恳、有思想的人，他身上有一种魅力，即使和他见过一面也很难忘。”说到他插队时当兵入伍就有些传奇色彩了。来接兵的兰州军区某部的两个军人，就是进村前仅仅在他干活的电磨房喝了口水，谈了点从北京到陕北这山沟沟下乡的情况，那接兵的就非把秋雨带走不可。尽管李秋雨的父亲是右派，村里按政审要求也没推荐，可接兵的就是看上秋雨的超人素质。于是1972年底秋雨出人意料的穿上了绿军装。

“五年的军旅生涯，无疑进一步锻炼了他。到复员时，他本可以联系回北京，而北京的家里也需要他。因为他在北大荒当兵团战士的姐姐受到不公正待遇与迫害，精神分裂了，而且多灾多难，被土医生扎了一针，竟瘫痪了，瘫痪慢慢稍有恢复就被送回北京，一次犯病时又从楼上跳下，摔断了腿。祸不单行，秋雨的哥哥也在唐山地震时跌坏了腰，而他的父亲虽被解放出来工作，但仍受极左势力造反派的迫害折磨，气得患了脑溢血，瘫在了床上。一家病人，全是因文革遭的灾，实在是需要个人在身边照顾。”

可秋雨却回到了延长，义无反顾地到县武装部报到。此时已调回北京的王建勋得知此情况，急忙赶到陕北，连着劝说五六天，才说动秋雨回北京。当时的李秋雨认准一条死理，他要为陕北做贡献，他爱陕北的一草一木，他说：“回北京没意思，我就爱陕北。”最后说动他的也是强调了对社会的责任这番大道理。“你不管自己的家，就是把包袱推向社会，这也是责任，而且你们一家太惨了。”

以巍峨高耸的五塔为背景，我们采访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馆长。

秋雨进京先当工人，后到五塔寺。在筹建石刻艺术博物馆时，他下乡时早已潜伏下来的肝炎转化为肝硬化。但他从不吭声，反而更全身心投入工作，没歇过一个星期天，组织上几次让他去疗养他都放弃了。他还要把因上山下乡耽误的功课补上，自学电大毕业，自修梵文，成了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他花费了比常人多几倍的功夫。不但要出色完成本职工作，还要照顾他伤痕累累、支离破碎的家，包括所有的家务和做饭洗衣，回家比单位还忙还累，使他病中也得不到休息，有时做饭，腰疼得要靠在墙上，他是被活活累死的。到1990年，终于病危住进医院……

王建勋不时补充着，又谈起秋雨最后的日子到安葬延长安沟乡双峰山那一件件感人肺腑的往事。

“病越来越重，最后演变为肝腹水、昏迷，当他弥留之际，从没交待父母妻女今后怎么办？从没给组织提过什么要求，只是总处在缅怀陕北插队的日日夜夜，此时病也好像轻了。一次他认真地对我说：‘建勋，我恨死你了，是你把我弄回北京，让我没给陕北干什么事！’秋雨总在念叨着吴家窑科的人和事，割麦收秋呀，天旱下雨啦……插队地方的井坡、炊烟、沟沟峁峁都让他梦牵魂绕。

“秋雨逝世后，按照他的遗愿，要把骨灰埋回陕北去，‘生不能作陕北人，死也要作陕北鬼’，此事和延安、延长一联系，那可是一路绿灯，乡亲们被感动了，‘一个北京娃，走了这么多年，一直都没忘记我们这地方，死了还要回来，我们咋能不接受呢？！’

“1990年9月26日是原定的秋雨骨灰安葬仪式的日子。但那天一大早忽然阴云密布，下起了雨，而且越下越大，由小雨到中雨，以致最后成了瓢泼大雨。是不是秋雨的亡灵感动了上苍，天人同悲？山路泥泞，载着石碑的汽车肯定不能上山，只能改期了，可70里外吴家窑科的乡亲们无法通知。淳朴忠厚的乡亲们在前一天跑到40里外的云岩集买回了花圈和灵幡，用塑料薄膜裹好，冒雨走了20里泥路，10点钟上了山，凄风苦雨中等了八九个小时，圪蹴在风雨中望穿双眼，到黄昏时实在等不来灵柩才回村……

“当第二天灵车赶到山下时，老远老远就看到双峰山上堆满了花圈、灵幡，以及那么多老乡，来的知青们感动得一个个热泪如泉，可敬可爱的乡亲，对秋雨的这份深情厚意足以使秋雨瞑目了。老乡们说：‘风雨无阻，就是连下三天大雨，我们也会每天来等着接秋雨的。’

“在延长县为秋雨刻墓碑的是绥德下来的老石匠，听了秋雨的事，坚决不收钱，‘北京城里的人还恋着咱这穷沟沟’。我们没办法，就给了他一条红缎子被面和一条烟一瓶酒。老人此时也赶到了双峰山，亲自为秋雨竖碑。竖好后老人把给他的那条红缎子被面拿出来，按陕北风俗为李秋雨披在碑上，上面压着刻碑的锤和凿子，当先上前恭恭敬敬给秋雨磕头，随后乡亲们一齐涌上，伏在地上，放声痛哭……”

这动人的一幕，多亏建勋留下照片资料。当我七年后，也就是1997年11月到延长安沟的双峰山时，已找不到这位可敬的老石匠了。

当时秋雨夫人明晓艳将一条跟随秋雨二十一年的白羊肚手巾，一套当兵时穿的旧军装，还有结婚送给她的一块白丝手绢，留在墓里，去陪伴秋雨。乡亲们为秋雨献上了四个大苹果，摆着二十个鸡蛋，两个白面馍馍，这都是当年秋雨想吃都吃不上的东西。

李秋雨魂归故里，终于和这片与他青春相伴的土地融为一体了，这片土地虽然贫瘠，但却博大，虽然荒漠，但却深情。真是这片博大而深情的黄土地，哺育了一代老三届人，使他们逐渐地深刻地认识中国，成为觉醒的一代，奋发的一代。

记得1997年11月份我和建勋并肩去祭拜李秋雨，在双峰山秋雨墓前，陕北老乡又来了，隆重祭奠着秋雨的英魂，他们一排排上去跪拜。听老乡们说，每逢清明，他们都要来祭拜扫墓的。双峰山，是安沟乡最高最雄伟的山，我感觉这整个山体也像一座巨大陵墓，心中不知怎么产生了一种感觉，李秋雨死后在陕北享受的是帝王的待遇呀！和建勋、渭水说起来，竟没一点荒诞的意味。如今我站在五塔前，默默地为李秋雨祈福，为延长安沟的老乡，为一切好人祈福。我知道秋雨实际上是个平凡的人，老实勤恳的人，热爱生命的人，也是个身具慧根的人，具有大智大慧的人。他升入天国，我默祝着五塔寺不朽，双峰山不朽，李秋雨不朽。

……

 

姊妹坟

柏 铮

 

1971年秋天，已进入了收获的季节。10月5日那天下午，我们正在对面山上割谷，却奇怪地遭到了这种季节中罕见的一场雷雨的袭击。我们亲眼见到这场雷雨在距离我们50里之遥的西方出现，清楚地见到那浓浓的雨幕和划破天空的闪电，之后便是震耳的雷声。有几道闪电的形状是我从未见过的，它们从天空笔直地劈向大地，发出耀眼的青白色亮光。雷雨、电闪在那里肆虐了一阵后又向我们逼来，但进到大雨已浇到身上时，队长才下令收工。因为一来山区的气候变化无常，“东边下雨西边晴”是常事，我们经常在晴空下欣赏几里之外的雨景；二来是晚走一会儿就可以算全工，因此，不到冰凉的雨点砸到头上是绝不会撤的。等我们连滚带爬地跑下山，刚越过沟，咆哮着的山洪就下来了，好大好急的雷雨！这种秋天的雷雨，当地的俗谚叫作“九月雷，不空回，”意思是这种反常的雷雨会造成灾害。

我万万也不会想到，这句俗谚竟然应验，这场雷雨给我们公社的知识青年带来了灾难。它夺走了我们两位女知青年轻的生命。

这个消息我是第二天得知的。七日下午，公社打电话要我马上到东卓大队去组织追悼大会，因为我当时任公社知识青年“五七”营副营长，是公社知青负责人。当晚，我赶到公社，汇同北京支延干部老梁和公社团干小李一起上了东卓塬。路上，我知道了死去的两位知青的名字：银淑珍、王艳丽。

我的心一下子抽紧了，因为银淑珍我认识，她是东卓知青排（我们当时还按老习惯称为知青小组）副排长，就在一个多月前的公社知青学毛著积极分子讲用会上，我还听了她代表东卓小组的发言，会下我们还一起交谈过，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来到队里，我要求的第一件事是去见一下两位战友的遗体。我被引入一间窑洞，地下挖了两个方形的坑，里面注满了福尔马林药水，两位年仅二十岁的姑娘静静地躺在水中，仿佛在安眠。我默默地站在坑边向她们默哀致意。银淑珍的音容笑貌又一次浮现在眼前，我所认识并交谈过的这个文静、谦虚得甚至有些腼腆的姑娘，再也不会站起来展露一个微笑或说上一句话了。

哀悼过两位战友后，我来到知青点。这里是一片沉痛、悲惨的景象。东卓是个先进的知青小组。我所熟悉的生龙活虎的伙伴们，此时却被悲痛和不幸折磨得有些发呆了。他们用低沉、沙哑的语调向我述说了事情发生的全部经过。

5号那天，就在我们于五十里之外的山上观看雷雨在这里逞威时，他们也正好在塬上收割庄稼。大雨将他们浇回家，但到晚饭时，还有三名女同学没有回来。当时大家谁也没有在意，认为一定是为躲雨钻到老乡家里并被留下款待了。因为这种事在热情好客的陕北人中是十分普遍的。特别是女知青，尤其受到婆姨、娃娃们的欢迎。

天已经很晚了，三名未归的女生中的一个才挣扎着回到知青点，确切地说，她是爬回去的。同学们吃惊地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糊里糊涂地说：下雨时她们落在后边，为了躲雨，她与银淑珍、王艳丽三人钻进了一个高粱垛中，打算等雨小些再回去。但不知怎么，她睡着了。她醒来后发现那二人还没醒。推也推不动，叫也叫不应，她只好先回来，但身子软得走不动，只好连滚带爬地摸回村。到此时，她仍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全体在家的知青立即全部出动，叫上社员，拿着各种灯具到地里去寻找。折腾了半夜，拆散了塬上几乎所有的高粱垛，才找到了银、王二人早已冰凉的尸体。原来，就是我们见到的那几道接地闪电的一道击中了她们藏身的那呈圆锥形被雨水淋湿了的高粱垛。侥幸逃脱死神的那位女知青立即被送往医院治疗，被大自然无情地夺去年轻生命的银淑珍、王艳丽则躺在我见到的那两个药水坑中。

这一夜，我们谁也无法睡着，我翻看着她们下乡生活的日记。那里边找不到什么豪言壮语和闪光的思想，只是平凡、朴实生活地真切记录，是在那个时代被人认为十分自然的强调自我改造和为贫下中农服务的自我总结，那是我们那一代人大都具有的纯洁、真挚的情感和美好、单纯的心灵。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忙于追悼会的准备工作，几位其他知青干部也于第二天来到东卓，我们做好了接待正在来陕路途中的银、王两同学亲属的准备。9日早上和10日上午，银淑珍的父母亲和王艳丽的父亲、弟弟分别来到队里。在我此生中，恐怕那是我最感为难和无措的一次接待了，我们无法说任何有实际意义的安慰话，也无法为他们做任何有实际意义的事。谁都明白，她们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当我得知银淑珍是家中长女，两个弟弟都因有病而近于瘫痪及王艳丽从小失去生母，与继母关系并不亲密时，一种深深的悲哀之情充塞了我的心。

两位战友的亲人在听我们介绍情况时表现得还较镇定，只有银淑珍的母亲显出一种迷茫与恍惚，那是一种不愿也不敢相信所发生的事实的神情。然而，当他们再次要求见见孩子（这本是他们来后的第一个要求，被我们尽力推迟？），并被带到两位同学的遗体前时，积蓄已久的悲痛爆发了。两位战友的遗体已被装敛好，置放在窑洞中临时搭起的两块木板上。为防止意外，我们在银、王两同学的家属身边都安排了人，并特意找了身体较好的女知青护在银淑珍母亲的身边。我手执马灯站在两位战友的头前，灯光下，她们的脸色平静、安详、甚至还有淡淡的血色，如在梦中一般。

“淑珍啊，妈来晚啦！妈看你来啦！”

随着银淑珍母亲撕心裂肺般的一声哭喊，窑洞中顿时充满了悲痛的哭声。银淑珍的父亲——一位知识分子气的干部——俯下身来，伸出颤抖的双手，轻轻地、深情地抚摸着女儿，细长的手指反复地滑过她的头发、紧闭的双眼和面颊，大滴的泪珠无声地淌过他的脸又一颗颗的砸在地上。他轻轻地解开女儿的衣服。查看那致命的伤口，在那小小的、花苞般的左乳下，有着一个两分硬币大小的红色伤痕，强大的电流击中那里，通过心脏并贯通了她的身体。女同学们拼命拽住不顾一切要向女儿身上扑去的银伯母，还要腾出手来抹去从双眼中不断涌出的泪水。王艳丽的父亲——一个老工人并未表现出那么强烈的情感，但他呜咽着，巨大的痛苦似乎压得他背驼腰弯，使他一来不高的身体显得更加矮小和虚弱。我泪眼模糊，手在不听指挥地颤抖，几乎无法执稳灯。

10日下午，追悼大会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召开了。全公社一百多名知识青年从各队赶来。会场主席台的横幅上写着“沉痛悼念银淑珍、王艳丽二同志”，挽联是“革命圣地炼红心，壮丽青春献人民“。同学亲手扎制的花圈摆满了台下，围绕着二位战友的遗像。

追悼会上的悲哀气氛是不免的，但却悲壮，那时的我们都处在不懂得悲苦，满身心地追求欢乐和理想的年龄。在我们排队缓缓地走过两位战友的棺材，最后一次瞻仰了她们的遗容后，棺盖合上了，知青和老乡们一起抬着她们走向墓地。

她们的墓地选在村北塬上的几株小松树下，在我们的哀悼中，棺木下葬，一座姊妹坟堆起了，我们将花圈铺盖在她们的坟墓之上。在当天的日记中，我记下了我在她们的墓前所发的誓言：“亲爱的战友，请你们安息！在你们安息的这块英雄的土地上，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画出最美丽的画图，开创英雄的业绩！”

转眼间二十年过去了。离开了那块黄土地的我，虽然时时想起，但却始终未回去再看一眼那对姊妹坟，更不用说实现当初在她们墓前所发的誓言了。

但是，我没有忘记陕北那塬上的姊妹坟，没有忘记银淑珍、王艳丽。

（原文发表于《回首黄土地》）

作者简介：柏铮，男，北京四中六八届高中生。原在延长县安沟公社朱家河大队插队。现在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学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