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网五色土 栏延河水 → [分享]延长插队知青征文遴选稿件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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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分享]延长插队知青征文遴选稿件摘编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孙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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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有啥好的文章请转发过来,我们正需要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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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孙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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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户”引起的冲突

李青松

 

20来年过去了,然而一桩北京知青与当地煤矿工人和农民之间发生的冲突依然历历在目。

我在延长县郑庄公社石马科大队插队,这里是延长县与延安县交界之处,附近有个县办小煤矿,往延安县方向走几里路有大片原始森林,在黄土高原上这块绿地的存在真是个奇迹。

地多人少,社员种下庄稼锄不了,春天种完,到秋才去收,收成可想而知了。

荒地、山林引来了从北边榆林地区逃荒下来的大批农民。

秋后和开春,山林中浓烟滚滚,饥饿的逃荒者在深山老林中开荒,自种自收,形成一个个“黑户”自然村。他们全是单干户,又不交公粮,成了人民公社之外的世外桃源。

县里对此很关注,想抓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和毁林开荒的典型,派专人来调查,大队派我和郑钦进等几个北京知青协助。没想这些在石马科一带的“黑户”,竟比石马科大队的人数多出近一倍!这次调查,使“黑户”们十分紧张,生怕县里把他们赶走。

冲突是因“黑户”而起。1970年7月初,正是麦收季节,其他同学去收麦,我和郑钦进进山沟砍柴。回来的路上,走到尹家沟,发现一户“黑户”住的土窑洞。郑钦进说:“这还有一户‘黑户’,走,上去看看。”

窑门口,坐着一个8岁左右的小孩。

“你大(父亲)哪儿去了?”郑钦进问。那娃一看我们是北京知青,怯生生说:“受苦(干活)去了。”

郑钦进说:“告诉你大,在这儿搞单干,白种地不交公粮,县里总有一天让你们回老家去。”

郑钦进见门外墙上挂着一串辣椒,就过去一把揪下,说:“不能便宜单干的。”走到沟崖边一甩手扔下崖。

背着柴从尹家沟出来,在沟口遇见一位石马科煤矿的工人,叫我们到他家坐坐。石马科煤矿不足百名矿工,都住在石马科周围山坡开的土窑洞里,只有个别矿工和知青来往。

在矿工家呆了一袋烟工夫,就听见外边一个气势汹汹的声音叫我们出来,我俩一出门,只见一位在煤矿工作的老头和一位农民站在门口,那老头一把揪住我的衣领吼道:“你们偷了我的东西。”

我说:“你家在哪儿我都不知道,谁偷你东西了?”

那老头指着那农民说:“你们偷了他的辣椒!”

郑钦进说:“这不叫偷,我们当他娃面没收的。这些‘黑户’种国家地不交公粮,走资本主义道路,你干嘛包庇‘黑户’?”

我说:“你撒手!看你年纪大,不和你一般见识。”

那老头恼羞成怒,不但不撒手,还叫道:“我教训教训你们!”说罢,挥拳就打。

我一手搁开来拳,反手抓他衣领,一手推他抓我的手。老头吼道:“你们造反了,还敢打老爷。”他身边跟着两条大狗,一见主人动手了,狂吠着冲上来就咬。郑钦进抄起斧子照一条狗打去,另一条狗从我背后扑上来,一口咬到我裤子上,夏天衣单薄,当时就把裤子咬破,咬到肉上。我狠狠向后一踢,踢在狗腰子上,那狗嗷嗷叫着躲开了。我使劲掰开老头的手,将他推开,抄起斧子说:“你再放狗咬,我劈了它。”老头看到我们手中有斧子,不敢再动手,只是不停叫骂着。郑钦进说:“辣椒在沟里,自己拣去。”说罢,我们背上柴,走了。

回到窑洞,天已暗下来,就开始做饭。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忽听见一阵吵闹,我出门一看,只见黑压压一群人向我们住的窑洞走来,领头的又是那老头,有十几个人手持棍棒。我忙说道:“钦进,不好了,那老头带一帮人打架来了!”

这帮人蜂拥而至,先抢占了窑顶平台制高点,堵住上、下山的路。我俩迎了上去,那老头不容分说,冷不防抬起棍子打到我大腿上。

我叫道:“你干嘛打人!”

那老头恶狠狠地说:“你要卡死老爷了,老爷打的就是你!”话音未落,又一棍打过来。我一闪,顺手抓住棍头,互相扭扯起来。

其他来人一见动手了,也跃跃欲试。郑钦进指着他们说:“你们不就住在石马科吗?没你们事,少掺和,知青不是好惹的。”

那老头说:“你们抢东西,就要打!”

郑钦进说:“你前说偷,又说抢,我们没偷没抢。”

那老头说:“你们偷了一条十年都穿不坏的条呢子裤,裤子里有20块钱。”
    人群一阵骚动。郑钦进叫道:“你胡说!你是栽赃陷害!”

那老头子嘴上不是我们对手,一边气急败坏地喊:“打呀!打兔崽子!”一边拼命和我争夺棍子。其他人大部分和我们认识,但又怕老头淫威,欲罢不能,欲上也不能。

这时候,郑钦进的弟弟郑钦建收工回来,一看眼前架式,抢起扁担就上来了。人群“唰”地让出道。我一看“援兵”到了,突然一撒手,那老头冷不防,往后一趔趄。但看到郑钦建手持扁担,怕吃亏,没敢再动手。

郑钦建个头不高,人也瘦小,但一急眼,“鲁”劲也上来了,他大吼道:“怎么?想打架?你们谁敢动!”

那群人一愣,场上出现暂时的沉默。但我们毕竟寡不敌众,住在别处的同学还没赶来。郑钦进悄声说:“咱们人少,先进窑洞再说。”

我们就势退进窑洞,关上了门并用扁担顶上。

此时,外面人才醒来,拥到门前,叫骂着,吼叫道:“打死他们!打死他们!”

我们的窑洞门下面半截是木板,上面是格子木框。外面的人不敢推门,怕我们从门格子向外捅棍子。不知是谁向门上砸了一石头,跟着,雨点似的土块儿、石头向门砸来,砸得门“咚咚”乱响,许多土块儿破纸而入,一会儿门上糊的纸就打得稀烂。

突然,外面一阵乱,只听有人喊“住手!不要打了。”我们一听,是队里的青年社员白长矛和刘留,他俩是我们的朋友,放工回家听说此事,就立即赶来了。

那老头说:“你们走开,没你们碎(小)娃子事。”

白长矛说:“老马,你是矿长,国家干部,有理讲理,这样打知青不对。”

我们这才知道那老头身份。马矿长被识破身份,不吭声了。我们给白长矛和刘留开门让进屋,刚关上门,土块儿又飞进来。

郑钦建骂道:“我×你妈的,王八蛋,你们等着!”

外边不知谁叫道:“有种的出来!”

郑建钦骂道: “老子拼了!让你们认识马王爷有几只眼。”说罢,抓起斧子,开门抢出。

我们一看,不拼不行,一起冲出来。白长矛和刘留一看,一场格斗就要发生,一面拦着我们,一面叫道:“乡亲们还不快闪开!”

人群像山倒一样,“哗”的一声向后退去。

这时候,大队干部们和其他几个知青,还有许多社员赶来了。人们像商量好一样,态度来个180度转弯,夸知青,反说马矿长等不是。那位马矿长不知何时早已不见人影儿了。

大队长张宗昌说:“你们惹的那户‘黑户’,是马矿长的亲戚,他叫了许多不明真相的矿工和‘黑户’来打你们。我们连夜向公社汇报。”
    第二天,消息不胫而走,北京知青被围打的事情很快传遍公社各队。各队北京知青听说后,都要来石马科“雪恨”。公社立刻通知各生产队和北京带队干部,要不惜一切努力阻拦北京知青到石马科,严把各个路口,向知青说明公社、县委要严肃处理此事。刘塔、李家台、赵庄等大队的北京知青已经奔石马科来了,都在路上被本队的人追回,避免了事态扩大。

公社薛书记在事发第二天一早来到石马科,找我们和大队问明了情况,询问了伤势,并代表公社向我们表示慰问。薛书记说,这次事件不是一串辣椒的孤立事件,它反映了对你们前一段时间配合公社县里调查“黑户”问题的报复。来这里的“黑户”大都和石马科煤矿上的人以及大队部分社员沾亲带故,社会关系复杂,你们和县里干部清查他们,就必然产生对立,这就是事件发生的根源。这一事件是对县里清查“黑户”的抵制。薛书记最后说,公社马上向县委报告,石马科要绝对保证知青安全,县委会很快处理。

几天后,县委下来处理决定:撤消马矿长行政职务,留公职察看一年,每月只发20元生活费,向知青赔礼道歉,赔偿一切损失。

此后几天,看望我们的人络绎不绝,许多人是马矿长托来求情的。那户“黑户”在县里处理决定下来的第二天,就举家迁走了。

今天回首当年,十分感慨。我们这些响应号召到延安插队的知青,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对“黑户”现象是很难理解、非常困惑的。一方面,看到他们搞“单干”,毁林开荒,我们感到气愤;另一方面,我们也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会有人背井离乡,外出逃荒?为什么“公社化”这么多年,“黑户”却总不能被消灭?为什么同一块土地,生产队一年人均才分毛粮二百斤,“黑户”们搞单干,一年种的却够吃两三年?以后,随着阅历的增长和思想的成熟,我才慢慢地找到答案,才感到当年那场冲突,实在是有些荒谬。

(原文发表于《回首黄土地》)


作者简介:李青松,男,北京七中六七届初中生。原在延长县郑庄公社石马科大队插队。现在北京五金机械公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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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知青,从今开始,我将把《北京知青在延长》所征集的资料逐篇上传,请各位知青欣赏,并提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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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越江,有李青松的消息吗,如有,请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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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和死亡擦肩而过的难忘经历

  罗    龙

 

四年的陕北插队生活永生难忘,而更让我难忘的是几次和死亡握手的经历,至今回忆起来让我不寒而栗。

一次发生在我刚落户不久,我所在的多海大队上田中塬小队派我和于国栋到50里外的延长县城办事。那是夏天,去时还骄阳似火,当我们步行回村时,老天变了脸,具有陕北特色的瓢泼大雨倾盆而下,一路到县城的几十里的延河瞬间从潺潺小河变脸成波涛怒吼的黄龙,卷着两岸雨水冲下的树枝、杂物急流直下,百米多宽的河流冲击的声音几十里外都能听见。我们避雨过后,回村的路被这滔滔的延河拦腰挡住,据同行的老乡村支书刘清发讲,要等两三天洪水才能恢复成小水,我们才能像来时一样趟水过去。当时,满怀战天斗地豪情的年轻人,怎能在洪水面前屈服两三天而耽误生产?凭着自己认为能游几千米泳的工夫,我天不怕地不怕的准备下水游过去!老乡百般劝阻无效,我脱下衣服,找到一片相对平缓的水域,根据河宽,大致估计了一下对岸出水点,便义无反顾地跳入滔滔黄水中。下水后,哪像游泳池那样风平浪静,一个浪打来,含沙量极高的黄汤糊到脸上,把眼镜封死,我顿时成了瞎子,眼前什么也看不见了。“黄”暗中,我唯一的本能是拼命向前游,游,蛙泳本来是较能持久的姿势,但看不见,浪又大,根本不能换气,坚持不了多久,也不知道游到哪里了,估计几分钟后,就感到有点精疲力竭了。我感到手脚发硬,几乎游不动了,但大脑只有一个想法:坚持,坚持,拼拼,只要不沉底就还能前行……就在我使尽了最后的力气,完全绝望之际,我的手碰到了坚硬的岩石,我得救了!上岸后,遥望数百米的对岸,我已被冲下了一两里远!大大超过我预估的出水点。后来听老乡讲,当我下水后,眼见延河水将我迅速的冲向下游,越到河中央,冲的越快,而下边不远处的河中央,有几处巨石,河水冲击出几米高的浪,如果冲到那里,神仙也救不了了。跟我们同来的娃在岸边看到,吓的直哭,刘清发急忙跑到附近村去找水性好的来救我。到底最终是上了岸,真是后怕!生死也就是瞬间的事,估计再过几秒摸不到岸,我也就不会有1969年7月以后的经历可写了。

第二次难忘的经历,是插队的第二年,我们赶着毛驴车到县城卖沙果回来的遭遇。我们的水果卖的不错,很快也买空了。去时三个人,我和两个老乡,回来时两个老乡城里有事留住,因是空车,我一人赶着驴车回家。过了延河后,爬上了塬上,我还在高高兴兴,就差一两里就到知青家了,突然乌云密布,下起了大雨,瞬时黄豆大的雨点劈头盖脸砸下来,要命的是闪电雷鸣,震耳欲聋。空旷的塬上根本无处避雨,我拼命的呦喝着毛驴飞奔。突然,就在毛驴头前不远的地方,估计也就十几米,一道刺眼的闪电划过,好象击中了前方地面,我眼前一下子一片白晃晃的,什么也看不到了。奇怪的是好像没听见雷声。我呆在那里,过了好一阵才缓过劲来,当我落汤鸡似的回到窑洞,和其他同学讲了刚才的经历,他们都不太相信,我真是躲过一劫!过了不久,当传出我们村对面的东卓村知青有两个人被雷电击死的消息后,大家都庆幸我真的和死神擦肩而过了!

第三次发生在我们知青砍柴过程中,农村没有柴,就无法作饭,无法烧窑取暖,换句话,就无法生活下去。刚落户时老乡们还能帮忙砍几捆接济一下,时间一长,我们只能自力更生。和其他老乡一样,上大山,到童儿湾老山去砍柴。刚开始还有点新鲜感,真干起来,才体会到什么是“玩命。”这是对我们知青的最大考验!现在的人们无法想象当时的劳动强度和危险程度。童湾距上田中塬三十多里,要拉着几十斤重的空车顺塬上爬几百米高的大山,然后再下到几百米深的沟底去拿小撅砍柴,把一根根粗细不一的树干捆成百斤左右的一捆,再用小撅插入其中,背到肩上,再一步步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路爬上山顶,然后,将十捆左右捆到架子车上,再拉下山。老乡们一致认为,在所有农活中,最苦,最累,最危险的就数上山砍柴了。一般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天不亮上山,月亮升起才赶回,有时一天要拉两三次直干到深夜。砍柴往往在农闲时,也是十冬腊月最寒冷的时候。陕北的冬天,寒气逼人,气温往往能到零下二三十度。而我们知青只穿着从北京带来的薄薄的小棉衣,砍柴中早已被撕破,四处漏风,裤子是“灯芯绒”的运动裤,穿着塑料底的“懒汉鞋”,吃的又差,没有热量,劳动强度过大,睡眠极度缺乏。砍柴不是一天完成的,往往连干四五天,七八天。记得一天深夜。我一个人拉着车在空旷的原野中往坡上走,不知是第几趟了,每迈出一部都像纤夫拉纤一样,脚上像灌了铅。天空没有一丝云,皎洁的月光也像发出阵阵寒气,我又冷又饿又困,兜里只剩下一点带冰的玉米团子,我吃了几口冰渣,瘫软的倒卧在车上。这时真想睡上一觉,朦胧中似乎进入梦乡……突然,不知哪个村里传来狗叫,我猛然一惊,要是狼来了怎么办?这才又重新打起精神,在“革命意志”的鼓舞下,狠命地凭着顽强的毅力,将车一步步地拉到山上和其他同学会合了。回想起来,如果当时真的睡着了,在那种条件下,估计难以醒来,若等其他知青找到我,恐也回天乏力了。数年后,我听说多海大队折村的队长肖艺荣,在我们离开农村不久的一个冬天上山砍柴摔死了,肖是村里最强壮最富经验的劳力,竟然……不由的不使我想起了我们经历了那些最苦的也最危险的日子,尤其是那个难忘的夜晚。

和死神打过交道的难忘经历,是我人生道路的宝贵财富,更让我看淡世间的荣华富贵,争取能做到既珍惜当今的每一天生活(活一天相当于赚一天),也不惧残废的临近,毕竟也是一种境界啊。

我永远忘不了和死亡多次擦肩而过的经历。


作者简介:罗龙,男,1969年2月到延长县安沟公社多海大队插队,1972年离队到陕西汉中工具厂工作,1987年回京,现在北京唐安营养保健品有限公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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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铁事

周 彤

 

1969年,我17岁。戴着“可教育好子女”的“桂冠”,提着抄家剩下的衣物,尾随着拉知青行李的驴车,跌跌撞撞、懵懵懂懂的来到王良寺——这块贫瘠的黄土地上。

我们一个生产队里,共有8名知青,清一色的女娃。其中很有几个是充满“大有作为”理想色彩的人物。人在信念的鼓舞下,可以化精神为力量,于是她们战天斗地的乐观态度,就更加衬托出我们——“满(全)没苦”(劳动能力差)。我也不想争这口气,只感到沉重的、无休无止的体力劳动,伴着精神上的重负,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

插队第二年初,大队民小教师因对一名女知青图谋不轨,锒铛入狱。队里叫我先代课。代了一段时间,他们意外地发现,周彤受“苦”不行,倒是个好教书匠。于是我便成了民小教师,且一干五年,直到离开陕北。

“北京的王法”

这哪里称得上是学校?两孔破窑洞,四个年级却只有10个学生。窑洞一孔做我的办公室兼厨房、卧室,另一孔做教室。窑洞紧靠着一个向阳的小山坡,门前有块大约20平方米的“操场”,一圈矮矮的柴禾垛权当围墙(学生不交学费,只交柴禾,用作教师做饭和学生冬天取暖)。教室墙壁被烟薰得墨黑,光线昏暗。几张自制的白茬课桌,几条长凳,再加上一块掉了色的黑板,便是学校的全部家当。窗下有个塌了角没有锅的灶,冬天冷得受不住时,便在那儿点把火。可只要一生火,锅灶四处冒烟,直薰得人鼻涕眼泪一齐流。

教室三四米外的山旮旯里,是玉米秸围起的厕所,常有猪狗光顾。于是上课时,就可以听到解手的娃娃稚嫩果断的童音:“去!去(含“克”音)!”那是在轰猪轰狗。严肃的课堂便凭添几分谐趣。

上课时,四个年级的孩子坐在一起。一年级讲课,二、三、四年级的孩子便做作业、看书,依此类推。这叫复式班。

乡村民小,没有严格的作息时间,课时长短由老师自定。再有,学生给老师担水、种自留地,也是约定俗成的惯例。

我上任伊始,先“命”队长重盘了灶,又蛮不讲理地从饲养室搬来一口铁锅。除用它烧水给娃娃们喝外,还兼着洗他们的小脏脸,洗他们衣襟上的饭嘎巴。我参照自己记忆中的小学生活模式,建立了一套教学制度,废除了那些“惯例”,热热闹闹地办起学来。

每天早晨,班长挨个检查:手脸洗净了吗?头发整齐吗?衣服上的饭嘎巴擦净吗?铅笔削尖吗?……

迟到的孩子,站在教室门外,高声地喊:“报告!”悦耳的童音在山谷中回荡,传得很远很远。听到的老乡们总是很感慨:“周彤给娃们下牙造(规矩)呢。”

课间操时,我像母鸡带小鸡般地领着一群孩子做操、跑步。对面坡上干活的老乡就停下手中的活计,一边看我花样翻新的摆弄学生,一边发出很有见地的议论:

“这是北京学校的王法。”

“真格!娃们顶上北京学了。”

“周彤把娃们引(带)得光鲜(可爱)呢。”

“啧啧啧……”

“先生兼保姆”

教室门口,两个四五岁的男娃,倚着门,瞪着好奇的眼睛,傻傻地望着我。班长向我报告:“留儿、钵喽,窑里没人哄,娘叫到学校念书。”

留儿,脑后留着一条细细的、手指长的小辫子。名字和这小辫子,系着父母的爱(怕孩子早夭,当孩子快到阎王殿门口时,好抓着小辫子揪回到阳间来)。两只眼睛又大又黑,圆圆地瞪着,说不出的清澈明亮,道不尽的纯洁天真。钵喽,憨憨地,拖着大鼻涕。他耳聋,听人说话时总歪着脑袋问:“甚哪?”非大声喊才能听见。

我将这两个小家伙安顿(安排)在最后一张桌子上。给他们编了一个年级幼儿班。没有教材,教学大纲是“别叫跑出去,掉到井里,掉到崖下。”我兼任“保姆”了。

两个孩子坐在凳上,下巴抵着桌面,小腿够不到地,晃晃地摆动,东瞧西望觉得这里新鲜得不行。一会儿,忽听“扑通”一声,钵喽大声说:“留儿睡得躺(倒)下啦!”我赶忙抱起熟睡的留儿,看看没碰伤,就抱到隔壁窑里。放在炕上,盖件大衣,又回来继续上课。

快放学时,突然想起,熟睡的留儿别从炕上掉下来,忙叫班长过去看看。一会儿,班长回来报告:“留儿没掉下,尿下了。”

一个暖洋洋的冬日,我和娃娃们作完课间操后,身上暖起来,不愿再回那阴冷的教室,我们便排成一排,边坐在墙跟晒阳阳(晒太阳),边扯开嗓子唱歌,权当上音乐课。

忽然想起钵喽耳聋,把他拉过来按在我的膝上。一看,他两只耳朵里被耳垢堵得满满的。发现了他耳聋的秘密,我十分兴奋,忙摘下发卡给他掏耳垢。陕北孩子很驯顺的,对老师有一种旧私塾式的崇敬和畏惧。他挣扎几下,也就乖乖地让掏了。我从他的两耳中掏出两块酸枣核大小,石头般硬,颜色已发褐黑的耳屎。他的外耳道被擦伤了,渗出血来。我轻轻的告诉他,这不要紧,很快会好的。他没有再歪着头“甚哪”,而是“嗯”了一声——他听清了!我喜不自禁,觉得自己真乃华佗再世。我给他擦了碘酒,他大声喊:“疼!”显得很不高兴。

下午,钵喽没来上学。放学后,我去他家,他正在炕上玩。他的母亲,一个体弱多病,却生了五个孩子,显得憔悴不堪的农村女人,正在灶前烧火。见我进来,很乏力地笑笑:“钵喽说他不念书了,说老师把他耳朵掏疼了,娃耳朵流血了呢。”

我诧异地几乎说不出话。这个被生活折磨得迟钝了的母亲,竟没发现她的小儿子不聋了。

“大肥肉”与紫丁香

教书的第三年,我被调到公社最深的一个山沟里的社办中学,做了中学语文教师。

比起队办民小,真是鸟枪换炮了。学校有三间很大的教室和五间小小的教师宿舍,五个老师。三个年级,每级一班,学生人数从7个到20个不等。所开课程除了没有英语和试验课外,与正规中学别无两样。

教初一时,班上有个学生叫二娃,十分聪明伶俐,组织能力也强,我让他当班长。

二娃“官”做得认真,学习也十分努力。作业写得干净整齐,常常被我当作样本展示给大家看。每当这时,二娃便矜持地笑,隐隐地含着得意。

一次,我留的作业中有一个造句,是比喻句“像……一样……”,二娃的造句令我大吃一惊。他写道:“我们的祖国像一块大肥肉一样。”句式工整,没有语病。

我这个北京育才学校培训出来的小布尔乔亚一眼看下,瞠目结舌,觉得真是大大亵渎了神圣的祖国。便叫全班同学停下手中的作业,将二娃的造句念给大家听。我本以为会引起哄堂大笑,没想到,念完之后,教室里竟鸦雀无声。我试探着问:“大家说说,二娃的造句好不好?”只听全班齐声回答:“好!”钦佩之情尽在这一字之中了。再看二娃,他像每次作业被展览时一样,露出矜持的笑,隐隐地含着得意……。

我被震撼了。想想他们糠菜半年粮的日子,想想他们只有在过年时才能闻到少许肉香的生活,这个该打“×”的造句,包含了陕北娃娃们怎样的向往呵。

学校座落在一道幽静的山沟里,春天,满坡的野花开得如火如荼。一次,我摘了一束紫丁香回来,插在杯中供在案头。学生娃见了很惊奇,问我:“要这做甚?”我说:“不做甚,好看。”

在陕北农民心目中,好看与否,是以物的实用价值为基础而论的。花布衫好看,因为它能穿;牛犊子好看,因为它能做活;这束花好看,也一定有它的用场。

陕北娃们不善于表达自己对先生的爱戴,却不惜力。第二天早晨,天还很早,学生们还没来上学。忽听窗外气喘吁吁地唤:“老师!”接着听到重物落地的声音,似是一捆柴禾。

我推门一看,半晌无话。一大捆连着枝杆的紫丁香,用背绳捆得结结实实,堆在我们窗下。那个问我“要这做甚”的男娃正用袖子抹着满头的汗。他羞涩地笑笑,用脚踢踢那捆丁香,不好意思地说:“我给您背了一背来,山里好多的呢!”言外之意,您还要,我再背。

憨厚淳朴的陕北娃哟!

望着他红红的脸,不知怎么的,我想哭。

大字报风波

一场“教育革命”的风暴在山外刮得昏天黑地,师道尊严已被打翻在地,“遗臭万年”了。山沟里却风平浪静,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对我们这些教书先生依旧敬重备至,诚惶诚恐,师道依旧尊严得太!

公社一再唤校长去开会,贯彻上头的精神:批判“师道尊严”,要动员学生给老师贴大字报。校长领了“圣旨”回来,便落实给我们每个班主任,要如此如此……;我们一字不差再传达给学生;可学生却没有动静。于是,公社反复地逼校长,校长反复地逼我们,我们只好反复地逼学生。

“写大字报算语文考试,不写不给毕业证!”

老师们发了最后通牒。

我当时是初三的班主任,这话在学生中当然引起了波动。学生们议论一阵,又静了下来。依旧的麻木不仁,依旧的诚惶诚恐。

唯独一个最老实胆小的孩子信以为真,用钢笔写了一张作文纸大小的小字报,贴在了黑板上。我喜出望外地表扬了这个学生的勇气,并在全班念了他的小字报。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满篇全是标语口号,一再地重复。因没报纸可抄,错别字数不清。

我如释重负,总算将“革命”进行了,可以回上头的话儿了。

没想这“星星之火”却引来了一场极大的怒火和一番极其深刻的“阶级教育”。

第二天上午,已经开始上课了。忽听院外传来连声大骂,全是陕北最恶毒的儿话(脏话)。各班老师们跑出教室,全校学生也跟将出来。

只见一个中年汉子拖着那个写小字报的学生,又踢又打。及至拖到我们面前,狠狠掼在地上,才开始唾沫横飞地“声讨”起来:“你狗日的给老师贴大字报,你造谁的反呢?一辈子戳牛屁眼去吧(指在牛身后扶犁耕地)!老子供你吃供你穿,叫你跟老师学本事哩。你个不活人的龟孙子,吃饱饭作死呀,敢给老师贴大字报?”呼哧带喘地不解气,又是拳打脚踢一阵,大有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的阵势。

我们慌忙扑过去阻止,中年汉子用那骨节粗大,裂着口子的手擦了把鼻涕,义正辞严地面对着发呆的学生:“供你们念书为甚?老子刨了一辈子土坷垃,还没够?我不识字,还解下(知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理。你们这书是越念越日他(糟蹋)了,连娘老子也不认了?”

我听得目瞪口呆,一时竟分辨不清是中年汉子说得对,还是公社的指示对了。再回头看学生,个个如上战场前听首长训话般地庄严肃穆。唯有那位“土产”的校长,听了一阵方醒过梦儿来,强忍着笑,“大人不记小人过”似的和解道:“你这是闹的甚?一满反说了么。”

这一幕“现场批判会”过后,一切又恢复得和以前一样。学生们见老师,依旧诚惶诚恐,极为尊敬。

20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这些令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的教书轶事,心中就不禁百感交集。

久违了,陕北的山山水水,父老乡亲。现在那学校该是“旧貌换新颜”了吧!当年的学生娃该是一个个英俊的小伙儿、漂亮的姑娘了吧!我眼望如斯……。

作者简介:周彤,女,北京二十三中六七届初中生。曾先后在延长县郭旗公社王良寺大队、樊家圪台大队插队。现为《中国税务报》记者。

(原文发表于《回首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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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河大队的扫盲识字课本


张铁铿

 

我们北京四中1968届高一(四)班的17名同学于1968年2月5日午夜11时左右落户朱家河大队(“文革”中更名为东方红大队)插队,分别住在朱家河、王家沟和肖山三个自然村,1970年初,统一合并到王家沟。插队期间,我们怀着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信念,在大队领导下,开展了一些试图改变农村面貌的生产实践活动,主要包括:建立制种试验田,推广高产“双杂交”玉米;试验种植水稻;建立大队广播站和大队磨坊等。而成立夜校,编印识字课本,开展扫盲识字活动,就是其中的一项。

一、背景情况。我们先后编印过两本扫盲识字课本:即《农民识字课本》《夜校课本》。1970年春,大队成立了水利队,人员主要由四部分组成:一是队干部和少数生产骨干,二是农活技术稍差的偏弱劳力,三是年轻女子和少数迫于生计已成为家中劳力的娃娃,四是部分知识青年。水利队的识字工作最初是由邵明路负责的,他是最早来到水利队的知青之一,发现水利队中很多女子和娃娃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就制作了一块小黑板,每天背到水利队工地现场,教大家识字,开始了最初的识字活动,并于不久后编印了《农民识字课本》。水利队的识字活动在大队引起较大反响,与此同时,很多成年人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的情况也引发了知青和大队的关注,于是一起商议,在更大范围开展扫盲活动,于是促成了大队夜校的成立。夜校的活动当然不只是扫盲,还包括政治教育、思想宣传、文艺活动等等。夜校于1970年11月15日正式开学,分为低级班和高级班,使用的主课本就是《夜校课本》。上述两种课本是用当时被称之为大字报纸的一种比较脆的白纸印制的,先用钢板刻写蜡纸,然后进行油印。我是在邵明路即将离开水利队时接手识字工作的,编写课本时他已离开水利队。印象中除我之外,金德本、柏铮、王小平、郭世杰等人都参与了课本的编写、蜡版的刻写和课本中插图的配画。《农民识字课本》编印于1970年7月间;《夜校课本》大约编写于1970年11月中下旬,并于12月3、4日刻写蜡版,5、6日油印成张,7日装订成册。

二、课本内容。《农民识字课本》共27页(不含封面),16篇课文,配有题图、插图和装饰图40幅。《夜校课本》共50页(不含封面和目录),18篇课文,封面印有红色毛主席木刻头像,配有插图和装饰图13幅。课本的主要目标是扫盲识字,因此在选题上尽量贴近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生产生活,在表述上尽量通俗易懂,以便于大家掌握,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五类;一是政治教育类。如《毛主席的复电》、《一个老红军战士的话》、《延安儿女想念毛主席》歌词、《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二是生产实践类。如《农田基本建设就是好》、《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植物的生长》、《生产文化——庄稼、农具、生活用具、计量用具和单位》等。三是知识生活类。如《简单应用文——借条、收条》、《怎样写信》、《下雨是怎么回事?》、《人人讲卫生》等。四是身边变化类。如《水利队学文化》、《妇女能顶半边天》、《机器好》、《一篇讲用稿》等。受当时极左思想影响,课本也编有少量突出政治、强调阶级斗争方面的内容。

三、扫盲效果。一是基本消除了青壮年和辍学年龄段人群文盲或半文盲状态。从“翻开书本不认得,拿来报纸不会念”变化到“不到一年,每个人都识下了六、七百字,有人还能读书、写信了呢!”(摘引自《水利队学文化》)。一名担任妇女组长的42岁婆姨在知识青年的指导下,自己独立写出了一篇讲用稿,我们依据她的事迹编写出了《一篇讲用稿》的课文。二是培养了刻苦学习精神和自学文化知识的能力。《水利队学文化》这篇课文对此有着比较生动的写照:“每天早上,你会看到大家坐在坝梁上或者梯田旁,齐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休息的时候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组织起来,认真地念着先进(英雄)事迹材料,也有的看着描写英雄人物的连环画;晚上大家围坐在自制的小黑板旁,在辅导员的帮助下一起念生字、生词或者在煤油灯下聚精会神地算着算术”。“有的同志不怕苦不怕累,别人休息了还一笔一划地练习;有的同志晚上睡在炕上还要翻开语录念几段;还有的同志学习上了劲,锅里的面条煮成了糊糊都不知道……”三是促进了大队各项工作。由于课文的编写,开展扫除文盲的活动与当时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建立制种试验田、推广高产“双杂交”玉米、试验种植水稻、建立大队广播站和大队磨坊等生产实践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具有很强针对性,并始终保持同步进行,因此起到了很好的相互促进作用,得到村里群众的普遍支持,具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影响面是比较大的。当时夜校还成立了学哲学小组,倡导贫下中农学哲学,这也促进了群众思想观念的转变,拓展了群众的眼界,推动了群众思想的活跃,对破除迷信,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劳动技能,实行科学种田起到了积极作用。四是得到延长县和安沟公社的肯定。我们大队的扫盲识字工作在延长县作了经验介绍,当时我与大队一名公办教师到县里参加会议,由于没有留下资料,具体时间回忆不起来了。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作者简介:张铁铿,男,1962.09至1969.01在北京35中、北京4中上初中、高中; 1969.02至1971.07  延长县安沟公社朱家河大队插队; 1971.09至1972.06  铁道部河南省息县五七干校劳动; 1972.07至1983.04在 武汉铁路局工作;1983.05至1993.10  郑州铁路局襄樊铁路分局工作; 1993.11至2009.04 在北京铁路局工作,先后任机关党委组织部部员、副部长、北京铁路局生活管理中心党委书记、机关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2009.05  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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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的学问

刘旭江


我们6个女生被分配到陕西延长县葛家圪台大队。插队农村头一年,对于我们这群从城市来的丫头来说,别说下地干活了,就是如何过好日常生活,如何把粮食糊弄到肚子里去,也算是一门大学问。

由于村上没有准备好窑洞,我们6个人便挤到一个只能住4个人的窑洞里,加上几口装粮食的大缸,还有箱子、杂物,把个窑洞挤得满满的。我们就决定把装粮食的大缸搬到邻居大娘家。

大娘家有三口大窑洞,人口少,对我们可亲呢,一口一个“乖女子”地叫我们。装玉米面的大缸被搬到大娘家,可是随之而来的怪事就出现了——离月底还有半个月,国家按月供给的粮食就快吃光了,怎么回事?贫下中农偷知识青年的口粮?他们可是我们的再教育者,我们不敢设想那个不文明的“偷”字,可是明摆着的事实又那么严酷,眼看裤带要勒紧了。

大家一合计,又出了一个主意:我们把面抹平,在面上画一个“X”的符号,如果“X”没有了,就说明粮食被动过,再说,“X”的图形复杂,大娘也模仿不了。一切都按计划执行了,后果也是在预料之中的——玉米面上的“X”无影无踪,留下的只是无情的、深深的挖面的痕迹。可是发现得已经晚了,我们可尝到了饥饿的滋味。那年我们十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干一天活回来吃不饱肚子,大家饿得心直发慌,把老乡送来的咸菜也用来充饥。

半年过去了,国家不再给知识青年商品粮,我们必须学着把原粮食颗粒加工成米、面。磨玉米和麦子之前要先放入适当的水,水多了,少了,都会影响出粉率。为此各家婆姨都成了我们的老师。每次磨面时,社员们让我们用最好的磨,队上分给我们最勤快的驴。我们很快便学会了吆喝驴,并知道用细箩子筛出头几茬面。这面很白,就像富强粉,然后换箩子,最后留下麸子,用来喂猪。可是碾米就不那么容易了,碾上几圈后,要将糠簸出去。村里的婆姨撮上一簸箕碾出的米,左一晃,右一晃,向前一抖,糠便随风而下,留在簸箕中的是黄澄澄的小米。可是轮到我们去做就是另一回事了,左一晃,右一晃,向前一抖,连米带糠全簸出去了。

再说粮食的保管,那也是一门学问。有一次,我们的玉米没有彻底风干,结果就在屯里被捂得发了霉,为过冬的萝卜又不小心被撒上了煤油,这下子,我们便创造出中国八大菜系之外的风味——臭脚丫味的玉米馍,外加煤油味的炒萝卜。

有关做饭的趣事也不少。陈加明蒸的菜团子旁放了包盐,因为她忘了往菜馅里放盐,于是我们便一边蘸盐一边吃。又有一次,涂光晋炒莴笋忘了削皮,我们只好边吃莴笋边吐皮,像是在吃甘蔗。晚上,她又蒸了一锅玉米面发糕,可是当掀开锅盖一看,蒸屉上没有发糕——原来她把面和得太稀,玉米面全从蒸屉上流到蒸锅水里,结果成了一锅发面玉米粥。

不要说别人了,我干的丑事是最多的。这天,轮到我做饭了。好不容易把火烧大了,赶紧把玉米饼放上笼屉,然后一个劲拉风箱,锅上冒起了蒸气,我才松了口气。送饭的钟声响了,我顾不上擦脸上的烟灰,把饭送走了。回到窑洞里,我又赶紧喂猪、挑水、帮助大家洗衣服。该做晚饭了,我将剩下的面粉全倒入锅内,再做了一锅面疙瘩汤。

太阳落山了,大家回来了,我接过装午饭的口袋,大吃一惊,玉米饼原封不动带回来,一问才知道,原来饼子都是生的。我又懊悔,又恨自己,怎么那么笨!生熟都不分!让大家饿了一天。大家吃着我做的面疙瘩汤,有人埋怨是“一锅浆糊”,我真恨不得大哭一场。

春节到了,我们杀了自己养的猪。我用家里寄来的海带做了一锅海带排骨汤,由于我根本不知道要把海带先洗一下,除去沙子,结果汤里的海带全带着沙子,不得已,大家在吃时只得一边吃一边用水涮,吃海带看上去像在吃涮羊肉。我们还用分来的麻籽榨了油,开始做最能解馋的食物——炸油饼。六个人一起上阵,有烧火的,有做饼的,大家分派给我一个最简单的工作,就是用筷子挑着炸好的油饼让它滴干油,再放入盘中。说是容易,可是干起来并不轻松,柴火烟、油烟直往我鼻子里跑,呛得我鼻涕,眼泪一块流。我问她们,“你们听到呲啦一声响没有?”大家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我的鼻涕掉到油锅里了。”话音刚落,炸出一大串笑,夹杂着善意的咒骂与一顿捶打。

我们当时年轻,并不理解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含义。大家满腔热情,红红火火地在农村干了几年:组织青年突击队、搞妇女同工同酬、科学种田、给生产队买小钢磨。我们还被评选为延安地区知青先进集体。

30多年过去了,回想起来这些极平凡的事,但是它却在我们每个人生活过程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它使我们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生活,那就是独立地以自己的劳动换来生存的能力,那就是无数艰辛、失败与胜利的组合。它以人生存的基本要求磨炼了我们,潜移默化地溶在我们今后的生活中。使我们有勇气夺回失去的时间,考上大学,考上研究生,走上旅美之途,各自成为工作与生活的强者。它结结实实地奠定了我们走入人生的第一阶石。

 

选自2009年1月《华商》杂志

作者简介:刘旭江,女,1967年初中毕业年,1969年在延长县黑家堡公社葛家圪台插队,后来在保定重型电机厂、北京公安局汽车修理厂当工人,1979年考上北京旅游学院,毕业后在长城饭店工作。1986年赴美国俄亥俄大学读书。现在一家计算机公司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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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地区北京知青汇报团概况

赵 波


1971年,北京知识青年赴延安地区插队已近两年,知青初步适应崭新的插队生活,迈出与工农相结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第一步。但是这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具体的组织落实中也出现许多问题,比如:国家知青政策在基层落实的偏差,知青的住房口粮在有些地方被挤占挪用,知青的教育管理流于口号等等。这些问题引起社会的关注,使广大知青家长不安,也干扰中央政策的落实。问题的严重性通过知青探亲等多方渠道反映到中央,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同志非常重视,召集部分知青座谈。在多方调研,沟通情况,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延安地区组织北京知青汇报团赴京汇报。

当年9月延安地区北京知青汇报团组成,并在延安集中学习、演练。汇报团共计120人,分设三个组:一是汇报组,由先进知青小组和先进知青个人代表组成,主要任务是介绍知青的劳动和生活状况。二是宣传组,举办知青在延安图片展,选配知青做宣讲员,主要任务是对宣讲内容进行宣传讲解。三是演出组,全部由知青演员组成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练了歌舞、独唱、合唱等文艺节目,主要任务是向知青家长演出汇报,反映知青精神风貌。当时延长县参加汇报组的共有三人,他们是七里村公社羊寺坡大队知青小组代表周秀华、交口公社朝阳大队(现羊仙坪村)知青小组代表卑玲、交口公社谭石塬大队延安大生产运动老英雄(气死牛)郝树才。

当年12月汇报团到京,历时一个多月,向党中央、北京市委、知青家长及企业单位汇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成长收获。期间宣讲约30余场,演出约10余场,展出参观数万人次。期间除在市区汇报演出外,还到房山县东方红炼油厂等单位进行汇报交流。并且分组到部分知青家里慰问看望知青亲属。这些活动取得了增进了解、家长满意、激励知青、确立扎根农村革命意识的重要作用,也为中央此后调整政策,稳定知青,提供出路的措施实施做了准备。

1972年1月延安地区北京知青赴京汇报团结束在北京的汇报,满载家乡父老的寄托,回到陕西西安。当年2月汇报团回到延安,召开总结表彰会。随后汇报团结束任务,人员回原岗位,许多代表互赠留言,纪念言志。周秀华至今还保存着当年知青代表互赠留言,激励志向的纪念册。其中就有栗建国、罗燕军、纪志英(纪子英)等人的留言,(见附录)。在此后的近四十年里,会报团成员中的孙立哲、栗建国、罗燕军、纪志英成为知青中的杰出者。



2009年9月14日


作者简介:赵波,1951年3月21日出生,男,汉族,中共党员,本科,政工师。北京市第56中1968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2月6日赴陕西省延长县七里村公社羊寺坡大队插队。1969年12月-1977年7月在河南省南召县国营红阳机械厂工人。1977年7月-1969年11月在北京手表二厂工人。1969年11月-2000年12月北京一轻局、一轻控股有限公司干部。期间,做过纪委、企管、修志方面的工作,编写过纪检信息、北京年鉴、北京工业年鉴,是本系统志书的主笔人。被评为北京市纪委优秀信息员,被北京市人事局、北京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联合表彰为北京市修志先进工作者。2001年1月起在北京一轻党校做教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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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赤脚医生的经历

 

赵立华

 

漫天的白雪,崎岖的盘山公路,沿途的彩门,高亢的锁呐声,听不懂的陕北话,1969年1月27号,当我踏上延长这块土地时,呈现在眼前的就是这样一幅奇妙又陌生的图画。今天回忆起来,这一切是那么的遥远,却又像是刚刚过去,仿佛就在眼前。

从那天起,我日出而做,日落而息,开始了在延长县黑家堡近三年的插队生活。热热闹闹,嘻嘻哈哈,日子过的真快,转眼到了1969年的秋天,政府要在农村推行合作医疗,要求每个村都要建立医疗点,配备赤脚医生,此时队长找到了我,并说到:知道你家老人是医生,古话说,门里出身自带三分,我看就你当这个医生吧。于是女承母业,我就成了一名赤脚的医生。虽说是门里出身,我又涂的一手的好红药水,之前就经常爱给大家胡乱涂抹的,因为红药水又叫二百二,因此同学们也早就戏称我为“二百二”了,但要当医生,虽说是赤脚的,我也自知是不称职,因此心里没底,怯怯的。此时天降祥云,北京301医院的医疗队正在延安配合搞合作医疗,他们要办培训班,培训赤脚医生,给每个大队分配了一个名额,顺理成章,我们大队就由我去参加了这个培训班。速成三个月,我就成了一名赤脚医生。仅仅学习三个月,就要从事这样一项技术含量非常高的职业,放在今天,简直是匪夷所思之事,但在当时、当地这却是一种再普遍不过的事情。好在我们村是个只有三十多户人家的小村,人口少,病种又很单纯,更主要的是纯朴的陕北老乡对我是那样的信任,他们给了我实践的机会,因此我应付起来还是满像那么一回事:处理简单伤口、打针、扎针灸,以至谁有个头疼脑热、拉稀肚痛的,大家也基本不用出村,全部由我处理了。因为我每天下工后都要去病家巡诊,治疗,串东家,走西家,以至于狗们也与我熟了起来,把我当成了自家人。可爱的它们看到我要进主家门,只是懒懒地抬下头,不再向我乱吠,有时甚至会向我友好地摇摇小尾巴。随着经验的积累,我在“二百二”的基础上还是有了不小的进步。赤脚医生的生活就这样继续着。

做为壮劳力,我平时上山干活是不与婆姨女子们在一起的。有一天,忘记何故了,队长把我这个壮劳力与婆姨女子们安排在一起干活,劳动中,我突然发现了聚财婆姨的身子有些沉,便不由自主过去与她拉开了话,“可是有了?”“嗯。”“啥时的?”“你给咱算算。”当然,我很准确地算出了预产期。她对我佩服起来,认为这个人居然能算出坐胎与生产的日子,可真神!可能也是出于平时对我的信任,此时她提出了想让我帮忙接生的要求!陕北人说,人生人怕死个人,妇女对生产还是很有些畏惧的,我理解这个初为人母之人的内心恐惧。而此时的我一方面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另一方面也是职责所在,我没有犹豫就欣然同意了她的要求。答应了人家,我开始了准备:手里翻着书,脑子里复习着在实习时,老师接生时的操作要领,同时向妈妈求援,请她给我邮寄供接生时所用的医疗用品。很快妈妈将钟型听诊器、缝合针、医用手套、血压计甚至洞巾悉数寄来。同时,信也到了,而随信寄来的是老妈的百般叮咛,万般嘱咐:初次接生一定要取得上级大夫的指导,要服从上级医生的领导,等等,等等。在大城市大医院生活、工作的妈妈,如果知道她的女儿的上级大夫只是一本“赤脚医生手册”,不知会是什么反应,她还会支持我吗?不敢想象啦。

我按照所学知识给聚财婆姨开始了认真的产前检查,那时她怀孕不到五个月,离生产的日子还早。我不着急不着慌,过半个月给她量量血压;查查胎位、胎心是否正常,当检查一切都好时,我很高兴。直至产前一个多月的一次例行检查时,咦,突然觉得与平时不同,怎么胎儿成了屁股朝下?按教科书中说,此时的孕妇必须要膝胸卧位,以纠正胎位。可怜的聚财婆姨哟,开始了每天两次的受罪——炕头撅着。但为了胎儿能正常娩出,她像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只能受着了。还好,配合着我的针灸涌泉穴,很快胎位正了,令人鼓舞!瓜熟蒂就要落,我的准备工作也进入了倒计时。此时,我将早已包好的接生包交给了聚财婆姨,要求她每隔三五天将此包在烧饭时放在锅内蒸二十分钟,以备不时之需。终于,聚财婆姨的预产期快到了,我向队长提出不要再安排我去远处受苦,我得随时待命的请求,这可是真正意义上的待命,等待新的生命降临的待命啊!队长很痛快的答应了我的要求。蒂,终于要落了。那天上午,我正在川地里干活,聚财慌里慌张的跑到地里,找到了正在干活的我,他说“有动静了”我问“啥时的事?”,“夜儿晚”,“不急不急”我边安慰着聚财其实也是在稳定着自己的情绪,同时立马扔下手中干活用的锄头,往回就跑。日急慌忙,气喘嘘嘘的终于跑回了村,跑到了他的家中,看到了正在炕上折腾的聚财婆姨。我二话没说,打开接生包,戴上手套开始了检查。宫口没开全,又是初产妇,还得折腾些时候,我心里有了底。“烧水,准备好包娃娃的布”我边指挥着聚财和他的老妈,边将一把新剪刀放在盘中,然后倒上酒精用火点着后消毒,脑子里则在飞快地转着、复习着接生要领。蒂落的时辰未到,我留在聚财家吃了午饭,并强迫已折腾得筋疲力尽的孕妇吃了一碗荷包蛋。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的过去,终于在下午时分迎来了蒂落的关键时刻。随着羊水破、胎头露、胎头出,这时一个湿漉漉的小婴儿被我托到了这个世界,经过我的拍打,婴儿特有的嘹亮啼哭声响满了整个窑洞。“是个男娃”,此时的我边剪着脐带,边说着,而聚财的全家人则是在乐着。接生,尤其是炕头边的接生,最要紧的是消毒、是脐带断端的处理,我深知这一点。于是我仔细地在脐带断端涂着碘酒,处理着脐带。当我收拾完一切,把粉团团的小婴儿交到聚财婆姨手中时,抬头一看此时的产妇已变了模样,头上的帽子戴好了,全身则是捂的严严实实,而窑门口不知何时也按习俗挂上了红布条,那是在告示众人,家里有坐月子的人,有个小月娃娃。我看了看来到这个世界后与我第一个打照面的小婴儿正在熟睡,而面色苍白、疲倦的产妇也需要休息,嘱咐了几句就告辞了。

我们的知青们灶是个有8名女生、5名男生的集体大灶,每天不论男女,都是留一人轮流做饭。那天晚上收工回来,他们早已从不同渠道知道了我的壮举,大家吃着我从聚财家带回的大枣、花生,女生们高兴地询问着,热闹着;而与我们从来不多说话的男生们虽然嘴中不停地咀嚼着,起哄却很带劲,明知不是我做的饭,但他们仍故意地说着“手那么脏,再不吃她做的饭啦!”我赶紧解释着“我可是戴着手套接生的”,同时白了他们两眼,而心中窃喜,“做饭这种活,最好别让我干才好!”

那是1971年的春天,我20岁。

作者简介:赵立华,女,1967年北京师大女附中初中毕业,1969年2月到延长县黑家堡公社杨家湾大队盖头坪插队;1971年到延长县医院工作;1982年离开延长到长安县医院工作;1991年回到北京在一基层卫生所工作,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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