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分享]延长插队知青征文遴选稿件摘编

 

成熟之路

高红十

 

进了宣传队，又进编导组
　　1971年，我还在陕西省延长县黑家堡公社李家湾大队插队。经历当年第一场招工，李家湾生产队女知青只剩下我一人。之后，我到了宣传队。
　　宣传队全称是李家湾水电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延河在此地拐了一个弯，河水旋出大块平地，李姓农民落地生根繁衍生息，自然恩赐一个古老村名：李家湾；自然激活一个现代梦想：建水电站。
　　有县上技术人员提出要在延河拐弯处砌一道坝，把河水拦起来，让它蓄洪，让它发电。知青那时无知无识，有的是热情，凡能改变现状的动议，知青总是无条件拥护。李家湾水电站工地来了上百民工，其中三四十名北京知青，女知青大多与我同一中学，不认识也认识，不少人住进我的窑洞。　　偌大个工地，偌长的工期，总得有点什么把民工拢住，把积极性调动起来。记不得成立宣传队的动议是谁最先提出的，反正，有了全部是知青的宣传队，我成了宣传队员。
　　我在宣传队可谓不专多能。报幕、三句半、对口词、小话剧、样板戏、吹笛子、打竹板，主项强项是独唱：陕北民歌。两支拿手的曲目《陕北道情》、《延安儿女学复电》。　　后来又进了宣传队的编导组。编导组有三个女生，全是与我一个中学的同年级同学。其中一位后来成名。何冀平，中央戏剧学院78级戏文系学生，毕业后分到北京人艺，曾编剧《好运大厦》，小有影响；后编剧《天下第一楼》，大有影响。现定居香港，经常回内地。　

 

进县城汇演前接到一封家信
　  进延长县城汇演是早定了的，每个公社组成一个宣传队，李家湾水电站宣传队顺理成章成了公社代表队。大家商商量量准备节目，准备道具，听说还要从各公社汇演节目中挑选代表延长县进延安汇演的宣传队，有些重点节目要抓紧排练，那可是上正式的舞台呢!
　　那天应该是1971年10月底。晚上我正在灶房做事，收拾碗筷，还是发面准备第二天的早饭，记不清了，总之忙完手边的活，坐在灶火边读一封挂号信。信是念初中的妹妹写来的。拆开信，正纳闷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还要寄挂号，马上被信纸上的内容镇住了。
　　林彪想谋害毛主席，阴谋失败驾机外逃机毁人亡于蒙古—-这是那封信的主要内容，原文字我已记不清楚无法复述，当时只感觉天打雷劈，四处无靠，极度惊恐不安又难以接受这是事实。理智告诉我，16岁的妹妹没有胆量编造如此惊人的假新闻，也没有那么大的想象力，更何况她身在北京，消息应该较为可靠。此时我家已四分五裂，父亲在京郊果园剪枝压条接受改造，母亲在河南干校走着不知要走多么长久的五七道路，我在高远的黄土高原，大妹妹在辽阔的内蒙古兵团。家里只剩下两个妹妹和年过八十的奶奶。除了接受妹妹信中写的事情一一不敢认可的事实，别无他法。
　　妹妹在信的最后说：信看完后烧掉，千万别告诉第二人!　　我把信又看了一遍，确定看明白并记住信上写的内容，有点不舍地把信封和三页信纸丢进灶膛。火舌燎着纸边，先黑后红翩翩起舞，最后成一撮红灰白灰。
　　红灰白灰让我有一种什么都没发生的不真实感。抬头看到土墙上贴着的一张毛主席和林彪(昨日还应称为林副统帅，还应在三个万寿无疆后边紧跟他的三个身体健康)画像，林彪一脸谦卑跟在主席旁边，此时人已去像还在是人是鬼是魂灵……
　　这次汇演是步行进城。
　　根本没指望乘车，理由很简单：没钱买汽车票。十几二十来人也没法拦车，拦住了谁上谁不上？拦，肯定是女生当先，据说司机同情女生；拦过后呢？也是女生先上，或仅仅是女生上？可以肯定的是，司机见到路边僻静处突然冲出一个排的精壮后生，一定会吓得加速开跑的，得!拦也白拦，索性同甘共苦一起走，男生多背点东西就是了。
　　那晚上我们先睡，睡到大约半夜12点，起来走。
　　路很平坦，却黑。无月的天空像口深邃无底的锅，明亮的星星像锔在锅底的铜钉。开头20里路走得急快，很快背后就汗湿了。再往后走，困乏劲一缕缕一股股泛上来，淹上脚腿淹了肚腹淹了肩背企图淹上大脑。
　　后20里路几乎在半麻木状态下走完的。七里村，标志着离县城还有7里地，每逢到此，知青都有迈进县大门门坎的感觉。当天，蒙蒙晨光中的7里路竟成了走不到头的公里、母里，一里等于二里的公里，一里像面条可无限抻长的母里。脚下有了硌脚的血泡，泡破了，疼。
　　队伍一瘸一拐走进县城，好在天早人稀没人迎看。我们也顾不得观赏都市风光，只觉那一条街一座楼一人放屁响两头的县城怎么变大了，怎么老也走不到住宿安歇的地方……　　     

你们的节目有问题
　  到底年轻，睡了多半天觉，吃了一顿油水大的饭食，男女宣传队员个个精神抖擞，像才刨出土的红皮萝卜，新鲜，水灵，硬邦邦的。背词的背词，准备道具的准备道具，未等开台锣鼓敲响，我们已稳操胜券站在台边。
　　记得我们和郑庄公社宣传队一晚上同台演出，他们先，我们后。按说谁后演谁吃亏，因为人们困劲上来，很难集中精力把节目看到底——如果节目不精彩的话。
　　我们不怕，看过郑庄的节目后我们更不怕了。郑庄宣传队的主力也是北京知青。
　　那晚上我当报幕员、独唱，还在小话剧《向阳路上》中演一个伶牙利齿的农村女子，那女子批判落后婆姨火力很冲。我的舞台造型是梳两个小刷子，花色的对襟上衣，脖子上系一条白毛巾。剧情是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我是编剧。　　当晚演出顺利，我们的节目结束后全场掌声很响接近雷动。
　　卸了妆我们又吃了一大碗热汤面，便在安顿好的地铺上睡下了。
　　第二天上午没安排，下午汇演选中的节目还要排练，准备参演当天晚上全县优秀节目汇演。
　　女队员大多数走街串巷胡乱逛，感觉身心自由无比酣畅。在零售杂物的小铺子跟前，用手指点点柜台上的大玻璃瓶，要半斤糜子面加糖精做的饼干，要半斤没包装的黑色糖块，抢抢夺夺塞进各自嘴里兜里，直觉离共产主义不远了。　　男队员嫌零食斗不过肚里的馋虫，纷纷走进县城的小饭馆，要一盘大盘肉，也就是细葱炒的回锅肉，再要一粗瓷碗散装白酒。这都是我们吃着零食走过饭馆门口，撩开脏兮兮的棉布门帘看到的。
　　县城太小，十来分钟光景差不多走遍了。我们决定抄小路返回住地，迎面碰见一个人。
　　他自报家门，是郑庄公社宣传队的，同过台!他有点气急败坏地说，你们的节目有问题!
　　什么问题？我警觉地问那人。
　　别是嫉妒吧。伟程小声嘀咕。
　　他欲说还休的样子，使我心里咯噔一下。
　　别人还在追问他，有什么问题，说呀说呀!你不说人家怎么知道，不知道怎么改……
　　那人被逼急，下定决心撂出一句：回去查查你们节目，凡不是毛主席的话都别说!说完撒腿跑了。
　　我有点明白了——妹妹信里的内容，但是我不能说，生怕一开口会有大祸临头。
　　几个女队员的高兴劲荡然无存，心生疑虑乱乱纷纷。走回住地，遇到外出的队员，也有刚才类似的遭遇。
　　怎么回事？
　　宝根突然说了一句，我知道怎么回事。
　　我看她一眼，说，我也知道。
　　再华紧接着，我也知道。
　　六目相对，证明心里想的是同一件事。
　　其他不知道的人炸了，逼问我们是什么问题？什么叫不是毛主席的话就别说？一晚上的节目有再多毛主席语录做 台词，可也总得有别的话连接着，都删去，还能演么？肯定还有别的更明白说法，你们知道倒是说呀!
　　我不能说宝根不能说再华也不能说，越是逼问越是不能说。我们有点像电影里遭遇刑讯逼供的共产党员，虽然当时我们都没入党。
　　宣传队乱了营了。
　　好，没人告诉咱们，咱们一个节目一个节目地过，一句台词一句台词地背，倒要看看问题出在哪里，哪个不是毛主席的话有问题，满天下的人都知道了，唯独我们不知道不能知道不配知道……
　　队员们一个个节目一句句台词掰开揉碎，找不是毛主席的话。情势紧迫，我有点撑不住了，后悔刚才说出那个“我知道”。
　　正乱着，北京干部老樊来了，他是到县城开会来了，宝根找来的。他一脸的皱纹更深了，问怎么回事。
　　我们从头说起，从郑庄那个男知青传递的消息说起。
　　其余队员说，她们知道不告诉我们。
　　老樊一脸牙痛的表情，问我，知道什么？
　　我说，什么也不知道。
　　宝根说，脱口说出来的，没什么意思。
　　再华说，刚才在县文化馆听什么人说的，不一定可靠。　　老樊挨个看过我们三人，从那痛苦难言的表情里，我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也是不能说不敢说。有铁的栅栏挡着，水泥的墙壁封着。
　　没事没事，就按原先那样子排练，按原样子演，要保证当晚演出质量。老樊安抚弹压地说。晚上我会看演出的。
　　排练照常进行，只是缺精少神人聚心散，没办法，任谁也没有办法。
　　一支由二十岁出头的青年男女组成的队伍，一支远离家乡远离父母的队伍，一支共患难同欢喜的队伍，一支有着异乡情愫暗暗流淌的队伍，因了平等维系生存。突然的某个时刻，平等被打破了!有人知道生死攸关的情节，能和外公社知青沟通，却不告诉他们!谁是内谁是外？谁是高谁是低？平等还在么？平衡还在么？平静当然也不在了……
　　问题出在我编剧的小话剧《向阳路上》。里边向阳大队女支部书记有一句台词：林副统帅教导我们说，不懂得过去的苦，就不知道今日的甜，还会把今日的甜也当成苦……问题就在这里!不是毛主席的话都别说——指的就是这个!妹妹信的内容已经在相当的范围流传，流传证明着强大的源头，证明内容的真实!
　　当天晚上的演出老樊来了，企图坐镇制止可能出现的问题，没有问题，只是没有情绪。扮演女支部书记的宝根说到那几句台词，就像含着烫嘴的元宵，稀里胡鲁就过去了，像是踢着见不得人的垃圾，连踢带踹过去了……
　　人其实早死了，事情怎么这么难过去，这么难从人心上过去……
　　
　　            成熟的开始
　　时光的流逝，四季的更迭，的确，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包括林彪由写进党章的副统帅，到千夫所指的阴谋集团的头子，从秘不示人到举国声讨，只要日子的台阶一级级铺垫到，什么样的果子都会成熟落地落入知者智者掌中。
　　1971年11月，在我们宣传队汇演的露天舞台院里，召开全延长县四级干部会。四级乃县、公社、区、大队，囊括了中国农村基层的全部领导命脉网络。舞台上搭了台，不是演出的台，而是开会的主席台，县委、县革委、县人武部、妇联、贫协等领导依次就座，此方式倒是多年不变，不管林彪前林彪后，毛主席前毛主席后，邓小平前邓小平后……只是那次传达有点特别，特别壁垒森严。门口有民兵把门，不许随便出入。当台上领导念出文件标题“林彪反党集团”如何如何时，延长县安沟公社学赶大队(当年学大寨先进队)支部书记站起来说，你念错了吧？应该是林副统帅……传为经典笑话。
　　当年那种举国家丑不外扬的心态，到了尼克松访华时到达顶峰。
　　据说有美国记者问在长城上跳猴皮筋的女学生，你们的副统帅哪里去了？
　　女学生机智地用北京土话回答：咯儿屁着凉大海棠(贬意形容某人死了完蛋了)!
　　整得翻译愣翻不过去!
　　现在想想那心态很好笑。家丑不外扬，可是那架三叉戟落在外国地面呀？老祖宗不是还有话“没有不透风的墙”和“亡羊补牢”么?
　　林彪事件是我和相当多的知青政治上成熟的开始。

 

作者简介：高红十，196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去陕西插队，1972年到北京大学读书，1975年第二次去陕西插队，1979年离开农村，1985年回到北京，现在《法制日报》社工作。）

附：相关照片

高红十

 

李家湾水电站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中间拿毛泽东画像者为高红十

 

北京干部樊题文和宣传队在一起

演出归来，在窑洞前学习

宣传队解散，临别赠言

 

黄土高原的路

王 昕

1969年2月2日，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它却是我人生道路上一个新的起点。一个人的一生中要扮演多种角色，而我的新角色就从这一天开始了。从此，我从父母身边的小女儿，北京的女中学生，变成了陕北农村的小女子，插队的北京女知青。对此，我在一开始并未意识到。那年，我十五岁。

那天，我兴高采烈地在哥哥的陪送下踏进了即将西去的列车，心中充满着一种就要坐大火车离家出远门的兴奋之情，一直到火车终点站西安都处于这种亢奋之中。正处于青春期渴望独立的我，对于周围同伴们的啼哭甚不理解，看着她们红肿的眼睛和不断流下的泪水，心中觉得好笑！这么大的人了，离开爸爸妈妈就哭成这样，什么时候能长大呀？同时，一种自豪之感油然而生，我从向家人宣布要去延安插队，到离开家门，没有流一滴眼泪，也没有一丝离别的忧愁烦扰过我。我已经长大了，可以自主自己的人生之路。

为了这第一次的自主，我同妈妈斗争过。我家兄妹五人，我是父母最小的孩子，当时，两个哥哥在外地，一个哥哥即将去广西部队锻炼，姐姐已去了陕西甘泉县插队。父母身体不好，已到老年，很希望能留下我这个小女儿在身边照应。一天妈妈在为我整理床头脏衣服时，偶然从口袋里翻出了一张北京宣武医院耳鼻喉科的诊断证明。该证明说我患有萎缩性鼻炎，不适宜去寒冷干燥地区工作。当时我的确鼻炎闹得很厉害，常去医院治疗，一天医生突然问到：“你该下乡了吧？”我说：“是的。”他问我去哪儿？我说下一批去延安。他二话没说，就写下了这张证明。我因为去延安的决心已定，也没理睬医生的态度，随手将这张证明放入口袋后就忘得干干净净了，不想让妈妈发现。可妈妈看到这张证明，她如获至宝，背着我找到了学校工宣队管分配的老师，向他们陈述了三条理由：第一，这个孩子年龄还小，未满15周岁；第二，她身体不好，医生开有证明；第三；我们两口子身体不好，他父亲又是偏瘫病人，家中已无子女留下，希望能将她留下。工宣队虽然是毛主席派到学校与知识分子掺砂子的革命的无产阶级，但也都是为人父母者，听了母亲的申述后，马上表示：我们可以照顾。回去跟她讲这批叫她先不要去，下一批有北京工厂，我们再考虑照顾她。办妥了这件事后，妈妈如释重负，当天晚饭后，郑重向我谈起。这下妈妈可算是捅了马蜂窝了。我大发雷霆，“你这是拽我的后腿！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你敢对抗？！”跺着脚地喊出一连串谴责的话：什么你居然还到学校去找工宣队，同学老师都知道了，丢死我的人了！等等。我不停地哭闹，妈妈也不停地擦着泪。一直在一旁抽着烟默默不语的父亲最后终于说话了：“那就让她去吧！延安是革命圣地，去那里，我们总放心些。”母亲哭着点了点头。我赢得了为争取独立自主的第一次的胜利。

坐在西去的列车上，欣赏着车窗外北国的风光，在茫茫白雪覆盖下的田野、山川……想着自己好不容易换来的挣脱父母羁绊的独立的新生，以及接我们去陕北的当地知青办的同志描述的满山果树，遍地牛羊的新的家园，满心充满对新的目的地的好奇。至于说是否要在那里一辈子或多长时间等问题从未想过。总觉得这也像学校以往组织的任何一次集体活动，比如一次郊游或一次短暂的下乡劳动一样，分成了班组，有老师带领着。只不过这次更刺激，因为坐火车走得更远，是去一个自己过去从未去过，但又从小就在教科书及故事书中熟知的革命圣地——延安。但越往西北走，越接近目的地，我的亢奋逐渐降温，心里越增长了一种烦燥与不安。

第五天傍晚，我们到了延长县刘家河公社郭家塬大队。这是个只有11户人家的小村，全村实际只是一家人，三十年代，姓郭的三兄弟到这里安家落户，现在的11户人家都是他们的儿孙辈。他们把家安在塬的边缘处，找个向阳背风的地方，垂直向下削一个直面，作为墙，在上面挖两三个窑洞，再水平挖一个平面，就是庭院，这样一户新的家园就落成了。

在见过了队长等头面人物之后，我们4个女生和5个男生分别被带到老乡家吃派饭。队长带着我们走进一孔窑洞，女主人热情地招呼我们先上炕坐。昏暗的窑洞里看不清人的脸，只看到人影来回晃动，在炕桌上自制的油灯豆大的火苗旁才能依稀辨别出人的面孔，当时我感觉真像是走进了原始人的洞穴。不一会儿主人端上来精心擀制的豆杂面汤和用玉米面蒸的黄馍。在家中被娇生惯养的我们，从未来没有受过这样持续几天的劳累，此时，即便是鸡鸭鱼肉白米饭也没有食欲。当我勉强吃着用蒸锅水煮的带着豆腥味的杂面汤时，已经是翻肠搅肚，再咬一口发酵后带着酸味的玉米面黄馍时，恶心得顿时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这一口食儿在口中长久地存着，咽不下去，也不敢吐，生怕在贫下中农面前表现出城里娇小姐的气派。我看看我的同伴，她们也同我一样在受着煎熬，最后我鼓起十二分的勇气用面汤把那口食儿冲进肚里。还是主人家的一个老汉，后来知道，他就是全村的长辈，看出了我们的窘态，终于发话了：“吃不下，就算了，别强吃！”如同一道圣旨，我们立刻放下碗筷。下乡前，妈妈曾交待，到农村坐炕上要盘腿，舒着两条长腿要叫人笑话的。整整一顿饭我们都盘腿坐着，下炕后，我的两条腿麻木得毫无知觉，竟身不由己地往下倒。

吃过晚饭，只见队长同几个人商量了一下，走过来向我们解释：由于公社下达知青指标时，漏了我们4个女生，所以没有给我们准备窑洞，只准备了一孔窑洞让男生住，我们的行李物品先放在男生窑中，我们今晚去老乡家腾出的窑洞过夜。在经过了几天的旅途辛苦，尤其是走了一天的山路之后，这一夜，我们本应熟睡得像“死猪”一样，但事实上，那是多么难熬的一夜。当我们钻进自制的土布做的邦硬冰冷的被窝，枕着硬方砖似的长条枕头，躺在带着膻臭味的羊毛毡上，浑身是那样的不自在。羊毛毡上的许多硬碴子以及无数的跳蚤搅得我们翻来复去不能入睡，不停地爬起来徒劳地捉跳蚤，而最后只摸着几块硬碴子扔下炕去。开始时困得头痛欲裂，到后来，谁也无心再睡，再在炕上多躺一分钟都会发疯。于是我们决定穿起衣服呆着，但窑洞里除了炕没地方坐，院里有一盘磨，我们4人便围坐在磨盘上，盼着天亮。雪后的西北高原之夜异常寒冷，无情的西北风不一会就吹透了我的全身，我们4人互相围抱着取暖。夜是那样的漆黑，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真可谓伸手不见五指，周围的山峰崖畔在黑暗中显得那样狰狞怪异。向上看天灰茫茫无边，向下看深谷黑洞洞无底。四周除了风在山谷中可怕的回声外，静得没有一点声音，这恐怖的西北高原荒凉的夜晚！我想到了关于狼的传闻，于是我们4人围抱得更紧。我的心紧缩着，默默地喊着：爸爸妈妈我想你们，我想回到我温暖的家，我想我那张舒适的小床！开始是悄悄地流泪，后来变为呜呜地啼哭，就这样一直到天明。

第二天早起吃过饭，队里的婆姨、女子、娃儿们来了一大群。他们都穿着染成红、蓝、黑色自织的土布做的极不合身、朝前撅起的中式棉袄以及大裆棉裤，使得他们的形体，即便是在那掩盖了人体美的年代，也叫人看起来显得怪异可笑不舒服。他们先是观看洋猴一样地围观我们，后来有几个婆姨居然上前一层层地从外到里翻看我们的衣服，当着那么多的男生及男人的面，我们感到十分的窘。几个中年的婆姨热情地憨笑着上前拉住我们的手，不停地说着什么，但我们几乎一句也听不懂。

在我们安顿好的第三天上午，送我们的老师来看我们，并向我们道别，他们要回北京了。在客气的寒暄一番后，男生的老师突然把我们叫到一旁，低声询问我们几人的年龄，当得知我们15、16岁时，告诉我们那几个男生也都是16、17岁，又说他们都是好小伙子，将来成家还是靠得住的。成家！这个字眼如此地刺激了我们的神经，这是我们从未想过的问题，不知怎的，听到了这样的话，感到震惊也感到委屈，直想流泪，强忍着不叫它流出来。但告别的时刻到来时，泪便像决堤的洪水一般不可竭止。我们上前拉住了李老师的手，死活不放他走，一顿混哭之后，意识到老师再把我们带回去已是不可能。不知怎么突然又想起以前在校时曾对这位李老师干下的恶作剧，在他新婚之时投小石块砸他的门，把漫画贴在他的窗户上……。于是我们哭着请老师原谅一切在校时的不好，并请他代问老师们好。师生都泣不成声，依依不舍地分别了。告别了老师之后，我才第一次意识到被人甩在了这里，恐怕要长久地呆下去了。回想到离开北京的前几天，当我去派出所办户口时，户籍警曾举着那张小小的户口卡，逗我说：“这张小纸片一取走，北京可就没有你这个小丫头了！”当时我只是傻笑，没往心里去。这一天，我久久地回味着这句话。

队里新添了我们这样一户从北京来的少男少女们，我们的窑洞自然成了全村人游玩时的聚点，几乎是从一清早到天黑，我们窑洞里都不断人，那一冬我们倒并不觉寂寞。我们很快就同村里人熟悉起来，年青人本来学习语言的能力就较强，这样整日的厮混，也基本掌握了当地的语言。较长的这段冬闲，对于我们真是必要，给了我们适应这陌生艰苦环境的一段缓冲时间。

过了年，就要准备春耕了，对我们来讲，最艰难困苦的生活便开始了。第一顿的饭，第一夜的觉是难忘的，这第一次的出山劳动更是难忘。

那天，在派活儿之后，我们也拿起了工具准备出发，队里准备出工的男人们都吃惊地看着我们。队长便对我们4个女生说：“男娃儿们同我们去受苦，你4个女子在窑里给他们做饭，你们以后不用去受苦。”看我们不解，队长又补充道：“受苦是男人们的活儿，女人都呆在家里，做做饭啥的。”我们又一次的被震惊了，从未想过，同是北京来的知识青年，会有这样不同的待遇。想叫我们侍侯男生，围着锅台转！这是“重男轻女”！这个词过去我们也常听说，但从未感受过。我们4个女生都出生在高级知识分子或高级干部家庭，家里气氛民主，父母待男孩女孩都一样，甚或还更偏爱女孩些。因此，当时我们感到受了侮辱，于是面红耳赤地同队长争辩：“我们同男生一样都是响应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怎么能不出工劳动，光在家做饭呢？！”队长开导说：“你几个女子憨着呢！在窑里做做饭，不比上山受苦强？我们这达儿的婆姨、女子一样都不去受苦，只是农忙时帮几天工。他们几个男娃是劳力，跟你们不能比。”队里其他的男人们也七嘴八舌地劝说，有的说：“上山受苦熬煎得很，你几个女子细皮嫩肉受不住。”有的说：“我们都是男劳力，就你几个女子不方便，你几个也跟不上我们。”……不管他们怎样说，我们4人异口同声声明：我们同样也是劳力，决不围着锅台转，一定要上山出工！这庄严的声明，以后才听说，传遍了全公社，各队都知道郭家塬有四个“女劳力”。队长无奈，只好答应带上我们去试试。我们为能赢得与男生同等出工的权力而高兴得合不拢嘴，在随着队伍向山里走的路上说笑声不断。

走了大约有半个多小时，才到了我们要干活的那块地。那是一块向阳的山坡地，我们的任务是用老镢头一块块地把土翻一遍。因为陕北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山坡地，牛上不去，拖拉机没有，有也上不去，只有靠人用老镢头一块块地掏。到地头后，队长一声“lǒuzào！ ”（开始！）队伍迅速地一个挨一个在山坡上排成一纵队，一人掏一行，共同向左，横向前进；到地边后再向上一纵队，共同向右横向前进。这样几个或十几个穿梭后，一块地就掏完了。以后我上大学时，才知道这是早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就采用了的最原始的一种集体劳作方式。陕北把出工劳动叫“受苦”，把庄稼人叫“受苦人”，这一天我才真正理解了这么叫的含义。七、八斤重的老镢头空抡一天，对我们来讲已是第一遭的苦了，掏下去还要够深，否则影响春耕播种。那些平时看来闷声不响的庄稼汉们，一到了山里就显得那样灵活自如，七、八斤重的铁镢头在他们手里就像是在抡一根木棍，看着并不费力，一块块的大土块就被他们掏起翻过来了。夹在这些男人当中，没一会儿我们就不支了，但是为了好胜心，我们真是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浑身好像要散架，镢头像有千斤重，手上的水泡、血泡已连成一片，又迅速被磨破了，双手像针扎一样的疼。老天爷也像故意同我们做对，刮起了漫天的黄土风，天地一片灰黄。顿时我们每个人都成了黄土人，头发、眉毛、眼睫毛上都落了一层黄土，变成黄毛女了。渐渐的，我们就要落伍了，我们四个人互相帮衬着，咬着牙流着泪拼命地机械地抡着老镢头，只有一个想法：不能被落下！不能叫他们把我们挤到锅台边！每到地边时，那些庄稼汉们总好像故意同我们作对一样地加快了手脚动作的频率，这就是最可怕的时刻！我一边流着泪拼命不被落下，一边心里恨着这些在古铜色的皮肤下有着强健肌肉的人，正是他们强健的肌肉和粗大厚实的手构成了对我们的威胁。泪不由自主地顺着脸颊流下，顾不上擦，和着刮上的黄土，真的成了弯弯曲曲的“九曲黄河”。这几个狼狈又坚强的北京小女子终于感动了左右的男人们，他们在快到地边时，顺手把我们前边的地掏几下，以便使我们在他们加快了频率时不再那样吃力。这种友善的表示使我们更加泪流如注， “怨恨”顿时烟消云散，我们同他们在劳动中的友谊就从此时此刻开始建立起来了。

那一天晚上收工后，在回家的路上虽然几次要摔跤，回窑后竟没有精力再吃晚饭就睡倒了，但我们毕竟胜利了，没有被挤回锅台边。从那一天起，我们便天天跟着那些男人们去出工了。

 

一个月后，队里开会为我们评定工分。根据新的队员这一个月来的表现，评定他这一年里每个工值几分。先给男生逐个评，评为每天6．5分、7分两个档次，男生们没有提什么不同意见，就定下来了。轮到我们4个女生了，几个上些年纪的权威人物先发言，一个说：“她4个受苦都还差不多，就给她4个评成一样的，都4分吧！”其他几人随声附和。4分！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中迅速盘算着一个壮劳力一天是10分，及格是6分，4分就是不及格呀，我们再不济也不至于不及格吧？在学校时我们都是好学生，不及格这种成绩从来没有光顾过我们。于是血直往头上冲，没有任何商量，我们4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抗议道：“4分，不行，太少了！”会场顿时鸦雀无声，男人们包括男生都诧异地看着我们，似乎我们提出了一个根本不该提的问题。现在我回想起来觉得他们当时的诧异来自两方面：一方面认为给我们4分已经不少了，而我们却还不满足；另方面是对于顶撞长者的行为震惊，尤其顶撞者竟是4个毛头女子！当时我们却没有想那么多，只是认为给4分是瞧不起我们，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坚持至少也要给6分。那些男人们七嘴八舌说开了“咱最壮的婆姨才给评6分，你两个小女子加起来也顶不过咱这儿一个壮婆姨。”又指着约十三、四岁的男孩来拴子说：“他才给评5分，他一个也顶了你俩儿。”我们争辩说：“你们的婆姨是不是一个顶我们两个我们不知道，没见她们出过工。她们一年到头只农忙时才出来几天，我们却要一年到头地干活儿；她们在窑里有人养，我们可要自己养自己。”“再说，干活儿时我们也没见谁一个顶我们两个、三个地干，你们挣10分的壮劳力还不是同我们差不多，我们掏一行，也没见你们掏两行、三行。”我们把他们说得无言以对，那些庄稼汉们吧哒吧哒抽着烟袋，低头不语。静默了许久，一位长者和解地说：“这4个女子跟咱这些男人们出了一个多月的山，也不容易。毛主席把他们派到咱这来，咱就要照顾好他们。给她们4分咧，她女子家有个身上不舒服时就要歇工，一年下来兴许养不了自己，我看就给她们6分算了！”一调定音，有人又随声附和，有人虽然不情愿，但也噘着嘴不再言声儿了。我们又胜利了！现在回想起来，工分在当时的体制下就是社员的命根，一个男人就算挣10分，要养老婆孩子一大家人，日子十分艰难。给我们4分，也真的不算少了，从体力、从做农活的技巧上比，我们在当时恐怕也只值四分。但这些厚道的庄稼汉们还是在北京来的小女子的执拗下让步了。

如今，一想到上山受苦的日子，我就不由想起了来栓子。来栓子是个虚岁十三、四岁的男孩，个子比我矮半头，又瘦又小，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因为家里穷，不得不早早地同成年男人们去上山受苦。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那些壮男人当中，来栓子人小力小，只能同我们几个女子在一块干活。时候长了我们之间也就结下了深厚的劳动情谊。我们的关系也是很微妙的，我们几乎成了一个五人的小集体，一出工就凑在了一起，一直到收工，形影不离。我们把他当成小弟弟，关照着他，给他讲一些外面的世界及他不懂的知识，有时却又得依赖他。他把我们当成姐姐，依恋着我们，有时却又要在我们面前充当小小男子汉的角色。我们干活儿时凑在一起，地头歇歇，吃饭时也围在一块。有时互换着吃，但来栓子家送的饭总叫我们眼馋，因此，多数情况下，是我们吃来栓子的。我们刚到的那一年，吃国家分配的商品粮。县里粮库经三年“文革”的折腾，几乎没有细粮。按县里规定，我们每人每月定量为40斤，其中有3斤是白面，就这3斤，也常常无货，买不了。其余就是玉米面，再加少量的小米、黄豆。日子非常难过，天天顿顿吃小米粥，盐水煮黄豆，玉米面窝窝头。买菜要到35里外的县城，没时间也懒得老往县城跑，即便去一趟也买不回多少菜。这样，我们绝大部分时间里没有青菜吃，撒把盐在小米粥里或玉米面里蒸成咸窝头，这种日子一直到初夏大队菜园里的韭菜长成。记得我们第一次从队里菜园买来一把韭菜，因为太少了，只好把它切碎和在玉米面里蒸成菜窝头。当时只觉得菜香扑鼻，我一气吃了3个大窝头，可平时我只能吃半个。在我们没有菜吃的日子里，村里的乡亲们有时送我们一碗酸菜，我们便狼吞虎咽地把它吃完。来拴子看到给我们送的饭没有菜，就把他的菜拿出来叫我们一块吃，以后每次都叫他妈妈多带些酸菜给我们吃。当然我们的父母偶尔从北京寄来好吃的时，我们也不会忘了来栓子。

每到这样的日子，来栓子就格外想往北京。歇歇时，我们并排躺在地头，看着蓝色天空中朵朵飘浮的白云，来栓子忽然问道：“你们北京的天也像咱这儿这么蓝吗？也有这些白云吗？”我说：“是的，憨娃，哪儿的天都是一样的。”来拴子又说：“你们在北京不住窑，给我讲讲你们住的房子吧！”我于是给他描述北京的楼房、柏油马路、东西长安街、天安门广场、颐和园等等。来拴子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很亮，呆呆地听我讲着，突然他收回目光，又仰视着天空，“唉，北京再好，我这辈子也去不了啊！”我鼓励他说：“为什么不能去呢？北京是全国人民的首都，谁都可以去啊！”来拴子目光暗淡，充满沮丧，“我去干什么呢？谁叫我去呢？我也没有钱去啊！”我对他讲我要多挣些工分，攒些钱，带他去北京，带他去看天安门，去看故宫，博物馆……说得来拴子的眼睛又亮了。但这个愿望到秋后就成为泡影，因为我挣的工分将够买我的口粮，没有一点剩余。

来拴子仍然很向往北京。记得秋后冬闲时，除了杜晓平外，我们的家里都寄来路费叫我们回北京，来拴子吆着小毛驴同杜晓平一道送我们到县城。一路上他默默不语，当长途汽车开动的一刹那，我从来拴子的目光中看出他多么想同我们一起去北京啊！那时，我曾不止一次地在心里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带他去趟北京。但是这个小小的愿望直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都没有实现，每次想起都深深地遗憾。

来拴子虽然只是个孩子，但他表现出的老成却常常与他的年龄不符。他很会关心、体贴别人。一次我们到离家很远的山里去干活，一天都回不了家，送饭的人因路太远带不了水。那是5月末的一天，到晌午时，我们渴得口干舌燥，嗓子像要冒火，送来的干窝窝头一口也吃不下去，围坐在一起发愁、烦躁。来拴子突然站起，对我们说：“我到山洼洞里（从高处流下的洪水冲出的山间的深洞）去看看还有没有雪。”我们随他一起来到了洞边，那是一个直径有两三米，深有六、七丈的大洞，沿壁几乎垂直，来拴子要下到洞里看看突出的洞壁下有没有没化的残雪。我们一看洞这样深，都劝他别去，来拴子环视了一下我们，还是像猴子一样抓着洞壁蹭着洞壁突出来的黄土慢慢地下去了。我的心立刻提到了嗓子眼，担心他上不来了怎么办？又担心洞壁的黄土塌下把他埋在洞里，直到他一点点地扒着洞壁上来，我才舒心地出了一口气。来拴子高兴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用残雪捏成的小雪球，递给我们说：“吃吧！”见我们不动，又把雪球捏散，递给我们吃。他竟像大人一样，乐滋滋地看着我们大口吞咽，自己却一点不动。我们递一块叫他吃，他说：“不渴。”死活不肯吃，而我却看到他干裂起皮的嘴唇。我们在一起干活时，来拴子虽然比我们要小，却总是处处照顾我们。一次收麦子，队长为了效率高些，实行了小包工，谁干完了谁回家。队长指着一块地对我们几个说：“这块地包给你几个娃，干完就回家。”山里割麦子，最苦最累的活是翻山越岭把一担担的麦子送回村。来拴子怕累着我们，就叫我们几个人割，他负责担麦。看着100多斤的麦担担在他瘦小的身上，我们不忍，也怕累坏了他，建议大家一块割一块担，来拴子不肯，他的倔脾气上来谁也没治。

大概由于年龄更接近些，来拴子在我们四个女生中，更接近我，平时也更爱同我一道玩耍，像一块上山摘野草莓、野杏等。在我摔崖后，听他妈讲，来拴子刚从地里回来，听说了马上哭着奔出家门赶到出事地点，同众多的乡亲一起抬着我去医院。回来后一天都不肯吃饭。

从那时至今20多年已经过去了，每当想到这一切，来拴子那小小的身影就在我眼前浮现。同时心里就产生深深的内疚。来拴子，我陕北的好兄弟，什么时候我才能接你来北京呢？！

1970年6月17日，我同两个村里女子及七八个男人被分配到离家不远的沟底筑一条土坝，以防山洪下来冲坏沟底的一片庄稼地。那一天骄阳似火，烤得人要冒烟，歇晌时我们都想赶紧回到阴凉凉的窑洞喝点稀的，睡一觉。为节省时间，我同两个村里女子一块儿顺着拦羊的小路往上爬。我们爬到半山腰时，几乎是垂直的峭壁上的一条羊肠小路变得越来越窄，有时侧着身子才能通过。当我们正喘着粗气艰难地往上爬时，我的脚底下突然一软—山路塌了一块，我被摔下了山崖……

我在医院里昏迷了四天四夜醒来后，并不记得这一切。看见孙康坐在我身边，高兴地对我说：“你醒了！”我很奇怪：我在哪儿？我怎么了？她告诉我，我从山崖上摔下来了，那两个村里女子吓得坐在地上哇哇大哭，哭了一会儿，赶紧分头跑到大路上及村里去叫人。待人们赶到沟底找到我时，已经奄奄一息，衣服全刮破了，满脸都是伤，头肿得像冬瓜。

孙康说，她们看到我的惨状时，觉得我一定活不成了，都哭了。乡亲们凭着多少年来对摔崖者的观察经验，也认定我是救不活了。北京干部老李赶到后，斩钉截铁地说：“一定要往医院抬！就是死在路上也要抬！”队长也赞同老李的意见，于是大家找来一辆两轮的手推车把它翻过来当担架，抬着我。由2小队一个知青担任的大队“赤脚医生”背着医药箱跟着，据说往县城抬的路上，隔一会儿我就没气了，赶紧给注射一支尼可刹米强心针，走了35里山路共注射了7支，才到县里。说来我的命也的确是大。

当时我唯一遗憾的是，由于摔崖，我没能去成汉中012飞机制造厂工作。队里考虑到我的身体，再上山受苦怕不行了，安排我到大队办的小学去教书，这样1970年9月1日我带着未痊愈的身体上任了。

队长带着我往小学校走的路上，我的心情很激动，暗暗发誓：我一定做一个好教师！

一个不是很大的院子，一排四孔半新的窑洞：两孔是学生的教室，一孔是刚为我腾出来的办公室，一孔是另外一个民办教师史老师的办公室兼她的家，她爱人在县种子站任站长，她带3个孩子住在这儿。队长把我介绍给史老师后就走了。我们一共有1至6年级的61个学生，1、3、5年级在一个教室，2、4、6年级在另一个教室，教师必须要在一堂课内同时安排几个年级的教学。史老师说她教1、3、5年级，我教2、4、6年级。我教的那个教室里有4个6年级的男娃，都已十四、五岁，两三年考不上中学。家里不缺他们做劳力，家长认为呆在家里怕惹事，干脆送到学校，又有老师给管着，又能学习点东西，兴许以后能考上个中学。他们个头跟我差不多高，年龄比我仅小两岁，大概由于农村大男子主义的影响，他们决定要“给这个小女子老师些厉害看看。”上课了，我走进教室。只见这几个男娃全部跷着二郎腿坐到了课桌上，一个人口里叼着一根自制的木头烟斗，也不知从哪里搞来的烟叶吧哒吧哒地抽着，吐得教室后面云山雾海。我强忍着怒火说：“上课了，你们把烟斗拿掉，坐到座位上。”他们装做听不见，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故意做着种种怪相，逗得低年级的娃娃哄笑。我气不打一处来，径直到他们面前劈手夺下两个烟斗，夺第三个时，那男娃叫“憨娃”，一把扭住了我的手腕，说：“小女子，你要是比我劲大，我就给你！”血一下子涌到了我的头上，“你，大胆！放手！”僵持了一会几，他放了手，气得我冲出教室，到办公室竟呜呜地哭了起来。史老师过来问明原由，把那几个男娃训了一顿，问我怎么处置他们，我毫不犹豫地说：“开除！我不要这样的学生！”晚上送走了学生们，我正在批改作业，4个男娃的父亲领着他们来到我面前，喝一声：“给老师跪下！”4个娃齐刷刷地跪在我的面前，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呆了，赶紧说：“不要这样！”一边往起拉他们，但谁也不肯站起来。“憨娃”说：“王老师，都是我的错，我出的主意，我扭了你的手，你开除我一个，跟他几个不相干。”那几个也纷纷争着说“王老师，是我不好……”几个娃的父亲一边痛骂他们，一边谦恭地给我陪着笑脸。我的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是为了这些把我视为自家女子的父老乡亲，是为了这些调皮倒蛋又质朴的山里娃，还是为了自己受到伤害的自尊心的抚平，我说不上来，恐怕都有吧！擦了擦泪，我说：“都起来吧！从现在起，你们都是我的学生！”几位父亲忙说：“还不快谢老师！”4个娃竟一齐给我磕了一个响头，我看到“憨娃”的眼里含着感激的泪。从这一天起，这4个娃就成了我的得力干将。第二年暑假前，他们中的3个被我送到了公社中学。在连续几年没有一个娃考上中学的山村，这确是一件轰动的大喜事，“北京女子王老师”的名字也由此飞出了郭家塬大队。

我们这样的民办学校，国家不给一分钱，一切靠队里，但队里又穷，因此学校几乎没有经费。为了解决学校经费以便搞些集体活动，也为了让师生多参加农业劳动，我们向队里要了一小块荒地开出了试验田。经过我们的辛勤劳动，到秋天，试验田终于丰收了。我们把收获的玉米送到县粮店，既为国家交了公粮，又替学校挣了400多元的经费。这在当时一个小小山村学校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字啊！此事轰动很大，县里广播站因此还报道了我们的事迹，号召全县的民办小学向我们学习。以后，我们学校被评为县里的三好学校，我被评为五好教师，多次受到通报表扬。

由于课上是严师，课下是一起玩耍游戏的大姐姐，孩子们都很喜爱我，张口闭口“我们王老师……”看得出来他们以我为自豪，十分的依恋我。当1971年底我被延安汽车大修厂招工时，孩子们简直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在听说这个消息的当天，几个高年级的女娃带头一哭，几乎所有的娃们都哭了。我也很伤心，很舍不得离开他们，有一刹甚至产生了“不走了，同这些娃们永远呆在一起”的念头。但由于那时同来的4个女生，就剩下了我一个，我时常感到孤独。加之林彪事件后，我开始思考一些问题，对我们为什么来农村感到困惑，时常有一种上当受骗了的感觉。因此，我想，还是实际一些吧，走出郭家塬这小山村，去过一种新的更适合我的生活吧！

临行的那几天，家家户户都为我准备了送行的饭菜。不逢年不过节，乡亲们拿出了最好的东西招待我，炸油馍，包扁食……临行，婆姨们拉着我的手千叮咛万嘱咐：“娃呀，延安离咱这不远，你可要时常回来啊！别忘了这儿就是你的家，别忘了我们啊！”我哽咽得说不出话，频频点头。为我送行的队伍像一条长龙，乡亲们送出村口，走出好远了，我回头还看见他们伫立在寒风中。我的学生娃们则哭着送了一程又一程，最后竟一直送到了县城。那情那景我终生难忘！

谁曾想这一别至今20多年！后来在延安汽车大修厂工作时，由于工作繁忙、交通不便，把回队的日期往后推了一次又一次。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我开始大彻大悟。父亲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已于1972年春天含冤去世，我突然想念孀居的老母，儿时的许多五彩缤纷的梦又飞出心田。于是，1976年12月5日我离开了延安，走出了这片黄土高原。而回队的愿望也就一直没能实现。

之后，我尽量按照儿时描绘的五彩人生去努力拼搏。1978年我考取了大学，以后又考取了研究生，攻读了硕士……多少年过去了，但黄土高原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家一户的父老乡亲却常常使我牵肠挂肚！

如今，我已是一所全国重点大学的副教授，每当我听到别人夸我能干，肯吃苦时，就想到：1969年2月2日，一个不懂事娇气又任性的未满15岁的小姑娘，她来到了黄土高原，1976年12月5日，一个对未来怀着无限憧憬的坚强的22岁的大姑娘，她走出了黄土高原……

选自：《青春方程式：50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

作者简介；王昕，女，北京女一中69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2月到延长县刘家河公社郭家塬大队插队；1971年离开延长到延安大修厂工作； 1978年上大学；1982年在河北军医学院工作；1987年—1990年上研究生；1990年回到北京，现在北京邮电大学任副教授。

 

 

那山、那水、那人

               

叶广荃

 

2004年，我回了趟陕北的后段家河。

在此之前的三十多年中，我竟没回过一次陕北。是没时间、工作太忙？是不想、还是恨那块荒芜了我们青春的黄土地？是害怕、怕触景生情、怕回忆起那段落魄的日子？说不清楚。我曾跟人讲，一辈子做梦总是梦见两个地方，一个是北京东城的四合院，那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另一个地方就是陕北的后段家河。这个陕北高原上的小村落，是让我刻骨铭心地思念，却又害怕面对的地方，多少年过去了，有无数次机会，可以回去看看，却一直迈不过这道坎，导致的结果是逃避。但是多年来总有一个梦萦绕在我的心头，埋藏在我心灵的最深处，当一触及它的时候，心里会有一种莫名的感觉，让人说不清，道不明。和别人说起这种感觉，任谁都不理解，觉得既然那么魂牵梦绕的，就回去看看呗，说我把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                

我也常想，却终究想不清楚。

那年暑假，与先生和儿子到山西、陕西驾车游，我们从山西壶口瀑布过了黄河就是陕北，先生在文革串连时到过延安，他执意要到延安看看。到了陕北、到了延安，再不回村里，的确是说不过去了，我再没有逃跑的理由，只有一条路，回！

上午参观了延安的杨家岭、枣园， 午饭后，我们从延安顺着延河向东，直奔延长县。一路上那爷儿俩倒像是旧地重游，兴致极高，一边开车，一边起劲地聊着。我一人坐在后面沉默不语，心里一阵阵发紧，车里播放着刚刚从枣园买的陕北民歌唱片，那高亢、悲凉的信天游，弄得我心里乱乱的，思绪走得很远很远。

那年我十六岁。

1969年2月2日，天气也像人的心情一样，阴沉沉的，我登上了西行的列车，带着对家、对母亲的依恋和牵挂，走得匆忙而无奈。

黄土高原上的那场雪真是大，放眼望去，天地一片浑沌，银装素裹的高原蜿蜒起伏，夹着一道道的沟壑，旷野静寂无声。一辆辆车轮子上缠着防滑铁链子的大卡车，满载着北京下乡知青在白雪覆盖的盘山道上，向着陕北高原的深处驶去。

记得是中午才到县城，延长县城一面背山，延河沿公路顺势穿过城里继续向东。下车的地方是个平整的小广场，广场上人、车、驴熙熙攘攘，各村来接知青的老乡早已等候多时了。人是土头土脑的人,车是木制架子车,驴是个头不大的灰驴和黑驴，时不时还呲牙咧嘴的叫唤几声。我和同学们跺着冻麻了的双脚，等着村里的老乡来认领。

“后段家河的，谁们是分在后段家河的？”一个中年汉子用带着浓重鼻音的陕北话大声招呼着，凡被他点了名的都围到了他身边。5个男生、6个女生，共11个人。只见那汉子穿着一身蓝黑色自家染的粗布棉袄棉裤，腰间扎着一根绳子，头上扎着一块已经洗不出本色的毛巾，个子不高，瘦小精干，“我是后段家河的队长段京玉，把你们分到我那哒咧，咱就相跟上紧忙走，还有50里路哩，赶天黑前要翻过山才成”。段队长的本地话听了让人想笑，他将所有的“我”一律发成了“饿”，我们没听清别的，只听见“饿”、“饿”的，有两个男生当下就跟着他学。

在段队长的招呼下，我们上路了，要走50里山路才能到村里，况且是盖满积雪的山路。出了县城向东，走了一段慢坡后，转过一个弯儿就开始上山，路又陡又滑，我们女生互相拉着、拽着、搀扶着，一步一滑地、艰难地走着，虽然只是背着随身的书包，不一会儿就走得气喘嘘嘘、浑身冒汗。由于是山路，连架子车都不能用，行李、箱子全是靠驴驮和老乡们肩担、背扛，路上听说我们刘家河公社的一个女生居然带了一架钢琴，8个老乡愣是从县里翻山越岭地往村里抬。

没人说话，只听见自己踩在雪路上发出的“咯咯吱吱”的响声，我越走心里越担忧、沮丧，越走心里越凉，光进一次县城就这么难，今后还回得了北京吗？

到陕北第一宿的热炕睡得我们像翻烙饼，不过真是解乏。早上起来女生小刘神秘地说：你们猜我做了一个什么梦——铁篦蒸笼！

没多久，就过春节。段队长怕我们想家，知道我们也不会做饭，就把知青分在了老乡家里过年，而且还一再说，这是任务。谁能料想到过这个年却是老乡家“最后的辉煌”，陕北去年遭了灾，等待他们的是饥荒，他们把一年中最好的吃食留到了过年，而且还无私地招待了我们，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陕北的老乡真是好啊。很快，我们就知道了队里的一个工只值一毛多，也就是说一个工分才一分多钱，男生一天定8分，女生一天定6分，女生一天也就勉强挣到一毛钱，闹不好到年底工分总数不够还得倒交粮食钱。切实感到了生存的艰难与不易，陕北真是穷啊。

在陕北刻骨铭心的记忆是饥饿和干渴。

没多久，我们就不是刚来时吃当地的酸团子（玉米面发糕，不放碱）难以下咽的学生了，而是成了一群见什么都吃的饿狼，比起老乡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初到陕北的几个月吃商品粮，每人每月三十几斤毛粮，最后实在不够好像上面给涨到四十斤。每个月一到月底的几天是最难熬的，记得有一次只搜刮出来一些豆子，于是就煮豆子吃，闹的全都不消化，胃疼、拉肚子，而一旦把粮买回来，则就像过节一般，先过过嘴瘾再说。一个月初，我们决定吃捞面，纯白面，不掺豆面的，事先做了一大盆浇面的卤子，不过就是土豆丝加上盐和水煮一煮，主题是吃面。一锅面熟了，锅台上摆着10个饭盆（一个女生来了不到一个月就当兵走了，剩下了10个人），10双眼睛眼巴巴地盯着，每个饭盆只能分到一个碗底，迅速吃完后又继续擀面，等待下一锅。就这样周而复始，一大块面吃完了，接着再和面、再擀、再煮，直到瓦罐见了底，面没了。王蕴环说：“你们知道咱们吃了多少斤白面吗？整整20斤，我昨天推完磨是过了称的。”这顿面从中午一直吃到晚上，每人平均2斤面！

那年，正是“闹狗”的季节，为了防止毁坏庄稼，队里成立了打狗队，队员全是男知青。自从我们知青到村里后，像什么“看菜园”、“看梨、桃”这些得罪人的活儿队里总是派给我们，认为我们在村里没有亲戚关系，敢翻脸，得罪人也不怕，而我们也愿意干，总比上山苦轻些。这打狗肯定是得罪人的活儿，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不过男生都乐意干，关键是不用上山了，又很刺激。一天，王极新、杨朝飞、许爱国、刘振农、董孟新他们还真套回一只大黄狗，几个人把狗吊在知青窑前的树上，拿棍子直打了半天也没打死，那狗的哀号声我们在山上受苦都能听见，段队长说，学生娃不知又咋日怪那狗哩。还是村里的男娃从前跑到知青窑告诉他们，灌口凉水，一口气儿上不来就憋死了。我们养的那条半大的狗——黑子吓得躲在柴堆里半天不敢出来，真是应了那句话，杀鸡给猴看。晚上，我们美美儿地吃了一顿狗肉，让来窑里游玩的从前吃，他死活不吃。那狗真是肥，第二天，我们又用扒下来的肥膘熬出了一大盆狗油，美美地炸了一顿油饼儿，满村都弥漫着极其难闻的腥臭味儿。不知谁吃得高兴了，站在院子里跳着脚地冲着蓝天、白云大声呐喊：天下者谁吃过狗油炸油饼儿？我们！我们！我们！！还真是的，吃过炸油饼的人不少，可吃过狗油炸油饼的人大概只有我们了。

几天后，邻村的一个汉子来到了知青窑，问我们是不是套了一只黄狗给吃了，我们做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拒不承认，那汉子最后看实在问不出什么，就放个软话说，你的就是吃了也没啥，把狗皮还给我，我也好卖个钱哩。小刘动了恻隐之心，觉着人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就跑到柴窑把狗皮拿了出来。谁料想那汉子一下子就翻了脸，抄起了狗皮说，好你们哩，竟把我的狗给套来杀了！他不依不饶的在那闹，男生们开始还嘴硬，可是狗皮攥在人家手里，后来也都蔫儿了，我们一个劲儿地说好话，又凑了几块钱，给了人家。那汉子提着狗皮走了，一路骂着。

五月端午，在陕北是一个喜庆的日子，在段队长一声响彻云霄的“搂造喽”（至今不知是哪几个字）的呐喊中，后段家河开镰收麦了。听老乡们说过，麦收在一年里苦最重，因此我们早有了思想准备。但实际比想象的还要严重。一个是累，再一个是渴。

天刚刚亮，人们扛着麦担、拿着镰刀就上山了。那架山上是队里最好的麦地，人们都在低着头、双手不停地忙着，只听见一阵阵刷刷的割麦声，那声音里带着人们的希望和丰收的喜悦，老乡说是托了我们知青的福，今年的麦子大丰收。一片片的麦子倒下了，随后被迅速捆成捆，齐个展展地摆在收割完的地里。太阳照到了坡上，到了回去吃早饭的时辰了，是不能空手回的，还得把捆好的麦子从山上担回场院里。麦担和普通担水的扁担不同，两头没有挂桶的铁钩子，而是削成尖尖的。要想把这尖尖的两头分别插进两捆麦子里，再把它们担在肩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技术、又要力气。先是把麦担的一头插进麦捆，高高地举起，再把另一头插进另一捆麦子，然后才担在肩上，两大捆麦子没有百十斤，也有七八十斤，往肩上一压，腿直打晃。就这样一天上山割麦、下山担麦要往返几次，反正割下的麦当天都要担回场里。没担几趟，肩膀就磨破了，最要命的是第二天，当那两大捆麦子再一次压在又红又肿又破了的肩上时，真是欲哭无泪。

但最难熬的还是干渴。随着太阳的升高，湿透了的汗衫又被火辣辣的太阳烤干，嘴里连唾沫都没有一滴，全身干枯得像是点火就着。越来越渴，脑子里只有一个字，水！抬头望去，晴空万里，那天真是蓝，蓝得深，蓝得透亮，蓝得就像是浩瀚的大海，让你恨不得一头扎进去……我们割麦的速度越来越快，因为麦捆太多了，段队长就会下令往回送，这样就能下山找点水喝。没想到因为干渴，竟加快了割麦的速度、增加了送麦的次数，形成了作业的良性循环。随着段队长一声嘶哑的呐喊“回喀”，我迅速地插起两捆麦子，担起来飞快地往山下跑。还在割麦时，我早就琢磨好目标了,在这架山的下面走不远，就有泉。是那清凉、甘甜的泉水在诱惑着我、驱使着我。

陕北的村庄分布在塬上和沟里，山上即为塬上，沟里即为山下。凡是在沟里的村子，大多都有一条小河，顺着山沟从村里流过。刚分到后段家河就听外村人说这的水可好哩，有好多眼泉。后段家河村子中央的小河旁有一眼最大的泉，泉眼被凿成一个洗脸盆大的石钵，钵里的水永远是满满的、清清的，永远是新鲜的，多余的水溢出了石钵，流入了小河中。老乡们管这眼泉叫“井子”（读jie），全村吃水都靠它。这架山下去就是摩洼沟，那里的石崖缝缝上也有几眼泉，不知什么年代人们把泉眼边凿成了一溜小槽儿，人站在那儿刚好嘴能够上喝。就是这一溜溜儿泉眼，使我们干劲倍增。到了山下，我撂下麦担，向着泉边奔去，一阵猛喝。一股股凉凉的、甜甜的甘露滋润了干裂的嘴唇和喉咙，直流进我的心田，世上再没有比这更舒服的感觉了。段队长赶了下来，大声喊着：“叶广荃，不敢把麦子撂下，那麦子干着哩，撂地下颗粒就全掉完哩！”有什么敢不敢、行或不行的，顾不上了。王蕴环、顾小容、董孟新、刘振农他们也全撂下麦子，飞也似的过来了，我们齐个展展地站成一溜溜儿在那水槽边喝水。男娃从前笑着喊：“看喔，饮驴哩。”一阵哄笑。

……

延长县到了，还是那条依延河流向而建的街道，只是看不见了昔日的邮局、照相馆和大食堂，而是添加了一些现代的气息。去刘家河的方向应该是顺着公路继续向东，延河依然陪伴着我们，到了呼家川，我们转而向北，在山的褶皱中穿行。儿子问是不是当年就是顺这条路进县城，我说不是，那时常走的是另外一条，要一路翻山，比这难走多了，但是要近些。那时进一次县城，来回走100里山路，为的就是吃上个两面馍和一碗粉条、白菜、豆腐、几片大肥肉的大烩菜，竟要花费一天的时间。儿子感慨着我们当年生存环境的恶劣和不易，我从心里感谢一个80后对我们的理解。

过去要走半天的路，开车一个小时就到了，刘家河公社现在改为了乡，乡政府依然还是在路边的坡坡上。记得当年从县城走到公社已是傍晚，就在这个路口，挂着横幅，路边站满了老乡欢迎我们，其实更多是好奇、看新鲜，他们不明白这些娃们在城里生得好好的，来这里受苦作甚。没想到在公社竟碰到了当年在延长县接我们回村的段队长的儿子涞构，得知老队长已故去，不由得一阵心酸。涞构如今是后段家河村的村长，他把我们带进了村。

进村了。

村里的那条小河依然在流淌，河边的那眼井子还在冒着清泉，当年住的石窑还在，上面还能看到斑驳的“青年之家”四个字，那是队里用我们的安家费给箍的，石头都是我们一块块背来的。当年的青年队长怀页如今已成了老汉，他站在石窑前大声呐喊着：“喔——叶广荃回来了！”，我猛的感到一股热辣辣的东西涌了上来，再也按捺不住，泪如泉涌。此时此刻，在这一刹那间我顿时醒悟，三十多年的困惑迎刃而解，当我面对这片黄土地，面对年轻时曾洒过汗水、泪水的地方，面对这些淳朴的乡亲们时，不是怨，不是悔，不是恨，而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后段家河——这里是我走入社会的起点，是这片黄土地和老区的乡亲们以他们博大的胸怀接纳、包容了我们，教会了我如何做人，如何去面对社会，以至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无论面对逆境与顺境，总能走得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正如有人对知青的评价所说：……青春的记忆是他们生命中的一个底色，他们常常拿它作为辨别真伪的一个参照系。几十年过去了，历史和现状一旦让他们迷惑，他们就会拿出来比照一番，就可能会得到有血有肉的证据。

已是老态龙钟的副队长生儿来了，还是像当年那么能说会道的三元来了，怀页的哥哥哑巴来了，罐子的妈妈和花念婆姨来了……在家的老乡都来了，聚在我们石窑的院子里。他们询问着顾小容、王蕴环、庄兆兰怎么样，问男知青杨朝飞、王极新、董孟新、刘振农可好，还告诉说前几年许爱国回来了一趟。儿子看到他们都能认识、记得，并一下子叫出我的名字，很是受感动。前不久看《凤凰大视野—黄土地青春记忆》节目，里面的一位老乡说：“陕北有两次闹红，一次是红军到陕北来，老百姓敲锣打鼓接回来；二次是北京知识青年到陕北来，打着彩旗，敲锣打鼓地接回来。”那几年的经历对我们来说是永世难忘，而对老乡来说同样也是忘不掉的。

老乡说现在的日子比我们在时过得好多了，目前政府实行了退耕还林的政策，国家给补贴，山上种了好多果树，果子熟了还能卖钱，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他们感谢几年前我们知青集资帮助队里拉了电、如今村里都通了电。能看出，他们的生活好了，村里比原来绿了。我感到欣慰。

我们在村里走着、看着、寻找着，儿子问我在找什么，我说：脚印，青春的脚印。

刚到村里时的知青窑是原来的小学校，在一个高高的坡上，坡下就是清清的流水，我们出工回来会在这儿洗洗手，闲时会在这儿洗衣服，夏天男生们会趁着天黑用这清水洗去一身的污垢、汗水。还记得的一个月圆之夜，我们女生坐在院子里望着满天的星斗和明月，唱着孙家塔队女生李路作曲填词的歌，歌词至今还清楚的记得：

我孤独的站在延水边，

睁开迷茫的双眼，

深深的怀念故乡啊，

望北京归路遥远。

泪水像珍珠断了线，

无奈啊我把它洒向这陕北高原。

凄凉婉转的曲调，发自肺腑的心声，直唱得每个人泪流满面。如今院子里已是杂草丛生，男生住的窑洞已经坍塌了。记得那时男生们老缠着段队长问什么时候下雨？明天能下不？不是关心地里的庄稼，而是太累了，下雨就可以歇工了。每天是超负荷、超时间的劳动，吃的又极差，只要是段队长一喊“歇歇喽”，我们会立马找个平整地儿躺下，全然不顾什么体面不体面的。段队长被问得无可奈何时，就会说，我又不是龙王佬，哪能解下（知道）哪天下雨？

那天，终于下起了小雨，大家都歇了工，每当这时，我们知青窑就成了俱乐部。怀页和一群年轻人来了，从前和一些女子、猴娃娃（小孩）也来了，都聚在我们窑里，说着、唱着、笑着、闹着，还有的打着扑克。怀页正在说着什么，突然停了下来，抬头注视着窑顶，半天不动，最后说是顶上有条缝哩。确实是有条细细的缝儿，就在靠着窗户的窑顶上，那是我和王蕴环睡的位置，每天我们躺在炕上，睁眼看着窑顶，竟没发现。怀页拿了一把铁锨，站在了炕上，招呼我们全躲开些。他小心地用铁锨试探着那条缝隙，我们远远地看着，并没觉着怎样。突然，随着一声巨响，烟尘四起，一大块土坷拉直砸了下来，只见怀页本能地顺身一闪，躲到一旁。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大伙儿半天没反映过来，我和王蕴环脸色煞白地愣在那，我俩睡觉的地方被砸成了一个大坑，炕塌了。躲过了一劫。陕北的土质和别处不一样，凡是能掏窑的地方，那土就硬得和石头一般，说是土坷拉，其实它就是一块大石头。而现如今我们住的那孔窑反而没塌，只是窑顶上那个大大的缺口依然还是当年的样子。

两年后，我们住上了新箍的石窑。

找到了当年的春儿妈妈家，其实我们没见过春儿，她在我们来以前就死了，听说是得的痨病。下乡不久，队里让我当赤脚医生，十几岁时胆子是大，凭着学医的姐姐寄来的《解剖学》、《生理学》和《农村赤脚医生手册》三本书，还真干了起来，春儿妈妈就是我的第一个病人。那年她犯了老胃病，疼得厉害了直撞墙，我连打针、吃药，外带扎针灸，直守了她3天，从此她逢人就说：叶广荃那女子治病好着哩，心善着哩。如今春儿妈妈家的两孔窑也早不能住人了，春儿妈妈和春儿她大也早不在了，人去窑塌。

……

涞构和从前婆姨做了一顿地道的农家饭，烙饼摊鸡蛋和棒馇粥，儿子说头一次吃这么香的地道的柴鸡蛋。吃罢饭，该走了，乡亲们一再挽留，但天黑前我们一定要赶回乡里住，因为天又阴了，一旦下起大雨，这段土路汽车无论如何是开不出去的。涞构拿来了整整一口袋黄澄澄的小米，从前婆姨往车上放了一纸箱柴鸡蛋，还说要给捉上只母鸡带走给娃（指儿子）下蛋吃，谁又塞给半袋糜子和村里去年结的大红枣，还有谁……

我感受到了乡亲们的一片心意，沉掂掂的。

一共在村里呆了不到三个小时，而我却在离开这儿整整的三十五年后才完成了这次不到三个小时的回归，不是路途的遥远，而是心理历程的艰难。

再见了，留下我们无数脚印的山间小路；

    再见了，村中那条依然流淌的小河；

再见了，我们曾经住过的窑洞；

再见了，纯朴的陕北老乡们；

再见了，那山、那水、那人……

 

    作者简介：叶广荃，女 ，满族，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科研处副研究员（现已退休），北京女一中初中68届，1969年2月下乡到陕西延长县刘家河公社孙家塔大队后段家河生产队插队

附相关照片说明：

      

1、我和王蕴环在磨面                   2、坐在自家的新石窑畔（后面赶驴的是我1972秋）              （1972年秋）

 

3、进村了（2004年7月）   4、怀页大声呐喊“叶广荃回来了！”我不禁泪如泉涌

 

5、罐子妈妈一下子叫

出了我的名字                 6、和哑巴进行特殊的交流

 

7、三元说：是

叶广荃回来了嘛!             8、在住过的石窑前留个影   

 

9、和村里的婆姨、娃们在一起   10、石窑上还能看到斑驳的“青年之家”四个字

 

《红色家族档案》（节选）

罗点点（罗峪平）著

 

22、在路上

 

对我的祖咒只是斜睨一下大地，说我必须劳动才能得食。

                                 ——《失乐园》400页  

 

我和很多人有共同的名字，叫老三届。这名字指1966年到1968年的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其特征是没有读多少书，而且上山下乡^①。

不过，如果你认为老三届是生不逢时或者是无奈的代名词就大错特错了。我今天还记得，得知要下乡插队消息的时候我多么欢欣鼓舞。那时候，在学校和家里已经彻底失去革命信心的我，相信自己可以在农村，在广阔天地里找回它们。所以当我在20多年后读到那一篇毫无感情的，只把上山下乡作为一种政府安置剩余劳动力的措施的文章时，虽然不得不因为它内容的中庸客观，而把它摘录成本章第一个脚注，但我内心深处对它是极端不满意的，因为它毫不留情地抹去了我们这代人热血青春的价值。

这件事情一开始就有点不对劲。我根本没想到从北京站上火车的时候，月台上哭声一片。来送行的知青亲属们人人一张悲痛欲绝的脸，车上要走的人更是哭得抬不起头。

这就帮了我一个不小的忙。

串联^②中我吃了不少坐火车的苦头，稍后串联变为免费旅游，坐火车的经历更加悲惨。所以我一上车就很老练地占了两个靠窗的座位。忙着哭的人就只能不幸地坐别人捡剩下的地方了。

我们没有忙着哭是因为我们没有可哭的对象。爸爸自从离家再没有回来过。1967年的冬天我们离开了南池子的家，搬进了北京西城华嘉胡同附近一个简陋的四合院。妈妈不久从这里被抓进了秦城监狱。抓人的那天深夜，一些穿制服的人在秘书们的带领下闯进我们的房间。妈妈住在里间。她像紧急集合一样麻利地提出一个小箱子，镇静地跟着来人走了。走前没有和我们说话，我们也没有说话。妈妈说，她对来抓她早有准备，箱子早收拾好的。她没有和我们说话是不想给我们找麻烦。另外她说，她觉得组织上一定会在她不在的时候照顾我们。这些事情都再次显示了妈妈和我们全家人一贯看重健康，明确和简洁的作风。

车厢里都是同校或同班的女孩子。我看成自己“一伙儿”的，实际上只有三人。我的姐姐朵朵，她的朋友邓毛毛和我。我已经盘算过了，一下子占三个靠窗的座位太显眼。但有两个，我们三个女孩子就可以很舒服地换着或坐或睡了。

邓毛毛大名邓榕，和我同校不同级，比我大一岁，比朵朵小一岁。她和朵朵的友谊大半是在北戴河，朵朵成为干部子弟革命化典型的那段时间建立起来的。毛毛的爸爸是邓小平。“文革”开始的时候，邓小平不是一开始就被打倒的，所以我们由于前面所说的那幅对联定下的标准而当“狗崽子”的时候，毛毛是“红五类”，参加了学校最高等级的红卫兵组织。后来，邓小平成了党内第二号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毛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临下放插队的时候，她说愿意和我们一起走。开始我还有点不愿意，因为我在学校最难过的时候，毛毛虽然没有落井下石，但对我也表示过出于划清界限的不友好。但是朵朵一口就答应了。等毛毛和我们一起上路的时候，我也已经说服了自己：先受苦并不能成为一种资本。况且毛毛爽朗热情，是一个可爱的朋友。

那时候我们和她都没有想到，邓小平凭着自己的大智大勇，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三起三落，后来成为中国改革的设计师。

知青家属们震天的哭声在北京站的月台上打成了一个大疙瘩，重重地压在欢送的鼓乐上面。火车开出北京站的时候，正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刻之一。但是以忧心忡忡来形容我们的情绪都是完全不对的，包括那些刚刚以泪水洗面的大多数人，都在悲伤之余，感觉到前面有一种新的生活。而大家都非常愿意鼓起勇气，迎接革命的新考验。虽然谁也不知道整个中国和我们这些人在“文革”的狂潮中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但我们的教育和年纪都不允许我们刚刚上路就失去信心。

出了北京，火车上的人都有点闷闷的。在送别的大激动之后，似乎人人都需要休息。学生干部在车厢里鼓动了好几次都不太见效，因为她们自己就遮不住哭得红红的眼睛和鼻子。没有人来计较我占的位置。我有点兴味索然，懒懒地看窗外。列车西行，北方冬天的景致也是越来越没得看。

大约是车过郑州，车厢里起了一阵骚乱，那几个干部紧张起来，说一个同学不见了，恐是逃回北京去了。人们乱了好一阵，然后以那几个学生干部惴惴不安地去向什么人汇报而结束。我猜想那同学不过是买东西或者洗脸上厕所之类的事情误了车。一火车成百上千的知青，实际上还都是孩子呐。

到西安换慢车，到铜川换汽车。景色越来越荒凉。卡车到延安时我们又激动了一下，因为延安的宝塔山太像照片上的了，我们就很误会地产生了熟悉和亲切的感觉。在延安，我们被以学校为单位地分到各个县。去安塞和志丹的继续向北，去延长、延川的向东，去富县和甘泉的又折回向南。记得好像没有向西去的人。大家虽然并不都认识，但是一道从北京出来，现在要分手也不免凄凉一番。我们这些向东的人都乘敞篷卡车。数九寒天的，也没觉得太冷。总之一直到了公社，我们这群人还是麻麻木木的。

有人说到了公社先开的欢迎会，我不记得，只记得吃饭，大米粥、咸菜和猪肉包子。在北京是常见的饭菜，很对我们的胃口。没有桌椅，大家提盆抱碗，几百人在公社食堂前的空地上摆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吃饭阵。

饭吃了一半，各生产队来接学生的人都到了。除了队干部，大多是一些后生和女子。当地方言，把未婚的青年男女称后生和女子。结了婚的就是汉和婆姨。上了年纪就是老汉、老婆。对年轻人不分男女都可以称为“娃”。比如后来我们就被统称为“学生娃”。而更小的孩子准确的叫法是“娃娃”。如果年轻人被人叫做“娃娃”，那就更小心了，因是被嘲讽为黄口小儿的意思。

冷不丁地，这些人闯进了我们的饭阵，闹闹嚷嚷地寻自家的学生。只看到一张张红扑扑急煎煎的面孔，我们也乐了。语言不太通，情急之下，我们就把手里的包子、大米粥递给他们吃。他们很不好意思，我看见许多年轻人羞红了脸。后来我们慢慢才知道，这些衣食并不富足的人，对于吃饭有比我们更庄重的习惯。他们把无缘故接受别人的食物视为尴尬的事情。公社食堂的管理员急得用马勺“咣咣”地敲着他的大锅，以示对我们慷慨的愤怒。但我们却真正活跃起来。

一会儿，各生产队的人像约好了似的吆喝起来。一开始以为他们在吆喝牲口，后来才听清楚是在喊我们：“相跟上，回啊”。

队里给我们准备了毛驴车，但那几头毛驴太瘦弱了，我们只把行李搁在车上，人都走着。也是这几天实在是坐腻了各种车，想走走。

从公社到村里15里川道。一边是山一边是水。川道依山水之势，蜿蜓曲折。刚刚下过一场雪。延河已经结了冰，地势迭宕之处，碎裂的冰层下可以听见流水淙淙。空气洁净而透明，天空高远，红日当空。高原上的景色果然不一样。蓝天、冰河、白雪、黄土山，样样真切分明。

我们和后生女子们谈得火热。毛毛很有点语言才能，已经使用刚刚学到的陕北话和他们交谈了。如“夜天”（昨天），“甚”（什么），“咋”（怎么），“会（读“害”）下会不下”（懂不懂）之类。要在北京，这种高声叫喊早会吵乱了一条街。可在这儿，山也悄悄，水也悄悄。明明扯大了嗓门儿，可就是不大听到自己的声音。好像声音都被周围的黄土山吃掉了似的。那感觉真怪极了。拐过一个山旮旯，有个叫“花”的女子大吼一声：“看！咱村，杨家湾！”那声音才叫铿锵有力。

只搭眼一望，我的心就醉了，化了。杨家湾像个漂亮的婴儿静静睡在融融白雪的襁褓中。那天的日记我就是这样写的。现在回想起那一眼，还是得用这句话。

走近了，看清了，村口小路上挤满了男女老少。先还跟我们走着的后生女子们几蹦就回到了人堆里，向我们指指点点着，像是在向同伴提供事先得到的信息。锣鼓唢呐响了，放鞭炮，呼口号。我注意到几个赶车的后生拉紧了他们的牲口。后生、汉子多是穿黑布棉袄，婆姨女子们穿得花，且各拥在道路一边。所以我们像是进了布店，一边是黑布柜台，一边是花布柜台。好几个干头净脸的婆姨女子使我眼睛一亮。黑布柜台那边的男人们也一个个浓眉大眼，皮肤黝黑油亮，真真好看煞。一路的疲惫、憋屈竟然一扫而光。知青中不知谁冲动地说：“可到了家了”。

后来我们接到远在东北插队的弟弟的来信，说他们进村的时候因锣鼓鞭炮齐鸣，惊了牲口，胶皮轱辘大车轧死了一个老乡。于是知青到的第二天村里就办丧事。我又想起了那天在村口紧紧拉住毛驴车的男子，凭空增加了许多对他们的好感。谁愿意在到“家”的第一天就让家里死人呢？

进村后第一件事是分灶。杨家湾生产大队一共三个小队。杨家湾一队、二队与盖头坪队隔延河相望。要把二十几个学生依这三个队分成三个灶。“灶”当然是伙食单位，一个灶上的就是一起吃饭的。用这种方式来划分我们这些到广阔天地来大有作为的革命青年使我们有些不以为然，但我们同时懂得了在这里吃饭是头等大事。时至今日，提起“一个灶上的”在大多数插过队的人来说还是一种简练而强烈的感情标记。

我们灶上除了我们三个人还有五男四女。以性别区分为两个窑洞住。男生表示骑士风度，认为女**清洁，就把自己住的窑洞充作灶房，我们这边连炕的锅里只管烧些温热水就行了，这样不仅暖了炕，洗涮方便，也少了许多油腻。不过，一边男生宿舍兼灶房，一边女生宿舍兼锅炉房，错落出入，天长日久，又是少男少女的风流年纪，不免就有了一些罗曼史。不过，这是后话。

没多久，要过新年了。从60年代进入70年代。听说我们要过年，老乡们一律是两句话：这算个甚年？过年吃什么？这十个字言简意赅地观照了过年的“名”和“实”。对他们来说，新历的两年交替对他们的农耕生存方式意义模糊。如果一定要过，就得先解决一个过年的实质问题：吃什么。

我们说叫饺子。他们说，饺子？甚叫饺子。所以，1969年12月31日晚上就有许多杨家湾人走来看我们如何过年，如何包饺子。窑洞里外很快就站满了人。我们按刚学到的规矩，请来人上炕，他们一律摆摆手说：“罢（不），罢（不），生（盛）不哈（下）哩。”就都站着。我们看人多，心里不免发紧。把面和了又和，饺子馅加了又加。一个叫杨中其的男生挽挽袖子走出来，那样子真像表演节目似的。饺子皮像一群圆圆的大蝴蝶从他的擀面杖底下飞出来，看的人都由不得喝彩：“好手段！好手段！”我们余下的人们受了鼓舞，就一拥而上如飞地包。第一批饺子刚包出来，没想到满窑洞的人一哄而散了。“哈！饺子？就是扁食哩。”我们赶紧留客：“这么多，这么多，留下来尝尝……”“哈！饺子？就是扁食哩。”说的人还是管自走了。

原来我们说的饺子，陕北人叫扁食，也是“一张皮皮包个馅馅”，也是过年才吃。所不同的是，他们包扁食的皮是用手指一点点捏出来，和我们用擀面杖的半机械化比较，更古朴和从容不迫。所以一到制作的共同之处，真相大白，他们便毫不留情地拔脚而去，留下我们继续擀皮、包馅。待完工时个个汗如雨，包的饺子摆了半炕，只有发愁的份儿了。

烧水时大家的头都有点大。第一锅饺子进肚，饱了，也困了，人人想睡，却不行。不仅有半炕的饺子要煮，在集上割猪肉的时候我们贪便宜还买了一副猪下水。陕北人不吃下水和鱼，所以集上的各种下水货格外便宜。要把这些肝肠肚肺一件件洗好卤出来，工程巨大啊。

风箱唿嗒、唿嗒响了半夜。灶角里的石炭（当地一种劣质煤）也用去了大半。凌晨时忽然浓烟满屋，男生们大叫。我们懵懵懂懂跑过去一看，原来炕席烧糊了。一个男生的铺盖也烧了一个大窟窿。好在这人一直在烧火，所以，既未烧伤人，也未再燃着别的东西。

也别说陕北这地方闭塞。第二天，也就是1970年的第一天，杨家湾的学生娃咋过的年，咋吃的扁食，咋煮的猪下水，咋燃着了铺盖，以及半夜惊魂，且有惊无险的故事就在我们的睡梦中传遍了整整一道川。在以后的几天里，老有外村的老乡和知青来看我们。焦糊洞穿的炕席和铺盖索性就挂在涧畔上。如果要建立知青博物馆的话，我想这两件东西是值得收藏的展品。这是我们开始自立生活时，为中国地域辽阔，语言庞杂多样而付出的代价。饺子只是北方人食品，我们已经知道了它在陕北叫扁食，山东某些地方的人叫它“故渣儿”（因为实在不知该用什么字，这里只得依音注写），满族人则叫它水饽饽。

新历年过完就是旧历年。村里的人也许觉得有点不过意，也许我们进村的头一年还当我们是客，像商量好似的轮流请我们知青去他们窑里吃饭。相比之下，作客是一件轻松的事。所以我们便在一个劳碌不堪的新历年之后，过了一个安安逸逸的旧历年。

注  释

①从50年代开始，每逢城市就业压力比较大，安置有困难的时候，就把上山下乡提上日程。通过强有力的思想动员与组织工作，使数以百万计的城镇劳动力（主要是新成长的劳动力）参加农、林、牧、渔业生产。这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就业办法，对于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稳定社会秩序，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从60年代初开始，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给这件事情套上了闪烁的政治光环，改变了他的就业内涵，直到70年代末，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才终于结束了这一违反一般就业规律，违反群众意愿的事情。

——参见《中国社会保险》1996年第八期郑家治的文章《60年代初城市失业处理》之二。

②开始于1966年秋天的，全国范围的学生运动。由于毛泽东认为学生串联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好形式，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外地师生代表到北京串联的通知，同时，鼓励北京的红卫兵到全国各地去“点燃革命的火种”。到这一年年底，估计有一千万学生在全国各地串联。由于中央规定，串联期间的交通和食宿免费，火车、轮船、车站、码头到处人满为患，一切交通秩序和生产秩序都被打破，甚至直接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

——参见《百年潮》双月刊（中共党史学会主办）曹理的文章《“文革”一幕：周恩来制止大串联》。

 

23、春末夏初

 

天神说：“要在地上产生各种有灵性的生物，家畜、野兽、爬行的生物，各从其类！”

                                       ——《失乐园》268页 

 

一个人精神世界能有多么纯洁，我是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受到污染以后才知道的。这件事情发生在那年春末夏初，和一个叫三娃的漂亮女人有关。

三娃是个绝顶俊俏的年轻婆姨。这女人白皮肤黑头发，一双花花的杏核眼，鼻子尖削而小巧，白生生的碎米牙在两片红艳艳的嘴唇当中闪闪发亮。最妙的是这三娃走起路来脚下生风，整个身子如风中荷叶，摇摆娉婷。看到她，你禁不住会想起旧版言情小说中的许多句子：颦笑生缱绻啦，顾盼有深情啦等等。这女人站在二三十个年轻女人当中，谁都会一眼看到她。再加上叫了个男孩儿的名字，愈加娇嗔可人儿。

进村不久，我们就听说这女人“作风”有问题，陕北话就是“偷汉”。那个年代，禁欲主义在并没有人提倡的情况下，作为革命的一种伴随现象大行其道。正常的男欢女爱在人们心目中都是一种罪恶情感，遑论其他。盛怒之下，我们打听了三娃的成分，记不清了是上中农还是富农，反正不是贫下中农。

碰到问题先打听当事人的出身和成分，也是当是与革命伴随的流行做法。而且出身问题往往最后决定当事人的命运。就我所知，来插队的知青中并没有几个根红苗壮，也就是前面说过的“红五类”出身。不是父母先后被打成走资派如我们姊妹和毛毛，就是出身压根儿不好，什么小业主啦，知识分子啦，城市平民啦等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些人之间很快就形成了一个红卫兵式的决定：教训一下三娃，理由是不能让这个女人败坏了纯洁的革命空气。教训的方式也非常北京红卫兵化：用皮带抽。因为我们深刻感觉到“偷汉”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对我们纯洁的精神世界来说是一种亵渎。

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只要有太阳，黄土高原上就是这种干巴巴的燥热。我们一群人在村子正当中截住了正要走回家去做饭的三娃。这个聪明的女人几乎是马上就感觉到来头不对。她的脸一下子拉长了，嘴唇颤动，原本水汪汪的大眼睛变得干燥无光。

皮带在空中飞舞，“啪”地一声，我们之中的一人急不可待地动了手。全村静悄悄，家家窑门紧闭。好像人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更奇怪的是连三娃自己也一声不响。寂静的燥热使人愈发激发不安，皮带抽在肉体上“啪”“啪”的声音沉闷得不可思议。我们站成一个圆圈，皮带在我们手上传递，人人都动了手。

轮到我，我一点没有迟疑地完成了我的动作。我只记得，我希望扬起手来的时候三娃会躲避一下，她如果闪开，我就很满意。不知轮到谁的时候，三娃没有来得及闪开，皮带扣子在三娃的额头上开了一个口子。口子不大，但鲜血马上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这女人仍然咬紧牙关，不哭也不叫喊。当她觉得血流下来了，就伸出手抹了一把，先把手上的血吃到嘴里，然后从地下抓了一把土按在伤口上。三娃流了血，使我们大家都惊骇起来，不约而同住了手，好像我们原本认为皮带不会把人打出血似的。记得有人说了一个“走”字，我们便慌慌张张作鸟兽散，谁也没有回头望一眼的勇气。

下午，三娃的公公站在自家的涧畔上破口大骂，仔细听去，骂的竟然不是我们这些打人凶手。

“黑心肠的些们，挑唆学生家打饿（我）窑里娃哩，黑心肠地么……饿（我）娃惜惶哩！饿（我）娃可怜哩么……”

那声音苍老、宏亮又带点结结巴巴。后来知道，三娃的公公当过生产队长，在“四清”运动中因成分高^①就不当了。但他为人厚道老成，在村里很有人缘。不当队长多年了，还人见人称“老队长”。当过干部的，就不免得罪过人。老队长骂声出了口，我们才心虚地想到是不是真的有人挑唆？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三娃是否真的“偷了汉”，而且确实是别人将这些话传到我们耳朵里的。老天爷，我们竟然没有任何证据，也从没有想到过应当获得任何证据就动手打人！

我们正在暗自心惊，就有一些老婆儿老汉走到我们窑里劝：“娃娃们，下回不敢了啊！一个村里盛着（住着的意思），打坏了人了不得哩。”我们中间有不知深浅的说：“这算什么？要在我们北京……”“好饿（我）个你哩，这不是不在北京你的窑哩么？”劝的人话里仍然一团和气，但脸上有些硬硬的。我们一时不知再说什么好。

那一边的老队长也被村人劝回去了。但在那个下午，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感觉到惶恐和不安。老队长对此事发生有复杂背景的判断，三娃这女人在挨打时表现出的镇静，以及“这不是不在北京你的窑哩么？”的外柔内刚，都让我们心惊，都在我们的常识和判断能力之外。我们为捍卫道德纯洁所作的努力不知怎么一来显得那么软弱和丑陋。我们觉得自己不仅没有大展威风，反而像在厚重的黄土坡上跌了一个大跟头，跌得鼻青脸肿，又悄无声息。显然那些在北京人们公认的道路标准和“一抓就灵”的手段^②用在这里，就像旷野里的声音会被大山吃掉一样，也被什么东西吃掉了，而且吃得连骨头都不剩。

更使我心惊的是，第二天早晨出工的队伍里，三娃的身影比从前更加惹眼。她不仅仍然唇红齿白，风摆荷叶，那额头上贴着一块小小的白纱布更使她俏皮撩人。村里那些后生汉子们像往常一样和她说笑打闹，走成一个疙瘩。歇歇儿的时候，三娃又成了一场放肆玩笑的领头人。这种玩笑的主要内容是：青年男女先因为一个暧昧的消息或者一句轻薄的笑话大惊小怪地滚作一团，最后以全体年轻婆姨把一个或几个汉子按倒在地而告结束。有时候婆姨们忘形到扒那汉子的裤子，而且一定要扒松了裤带，使那男性本质部分半隐半现为止。就算那汉子的新婚婆姨在场，也无法阻止这种玩笑，因为这实际上是一场公共娱乐活动。新媳妇能做到的只是和我们这些女子们用背冲着那群疯狂男女，口里喃喃地骂上一两句。那一天，和这些兴高采烈的人比较，北京知青都显得灰溜溜的，来自北京的纯洁精神世界无疑受到黄土高原上活泼男女们的巨大挑战。

往后又听说，老队长年轻的时候他婆姨就得了重病，有人说是麻疯，又有人说是梅毒，总之不能生育，所以老队长的儿是抱来的。没想到这孩子长大成人后虽不聋不哑，不缺胳膊少腿，却是身心孱弱的一个人物。老队长为传香火，一把屎一尿带大了这个儿子，又大费钱财地给他说了个漂亮媳妇。三娃过了门一点没耽搁，先后生下一男一女两个娃，老队长心头那块传递香火的石头这才落了地。在家里，三娃这媳妇和孙儿孙女子是老队长的心尖尖。听说三娃对老队长也恭敬孝顺。

又过了几天，有人说三娃又“偷了汉”，就在刚起来的青纱帐里。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我们不敢不信，也不敢全信，但这回我们不敢轻举妄动了。

后来又听说，老队长一直是受骗的。三娃的一双儿女根本不是娃他大（爸）的。还有人有指点给我们看，那女娃像村里的谁，男娃又像娃。还有人说，老队长心里是明白的，只不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不过这时的我们已经明白这种种的说法和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只不过是生活中一个又一个故事罢了。而且，随着日益繁重的田间劳动，我们已经无暇顾及别人的事情和纯洁的精神世界了。

我们打了人，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听说北京干部和公社都曾经调查过此事，但最终不了了之。

如果你问一个陕北婆姨他的男人到哪里去了，她回答：上山受苦。这是下地劳动的意思。陕北话把下地叫上山，劳动叫受苦。农民一律自称受苦人。所以受苦人这称呼在陕北并不是指阶级分析意义上的受压迫受剥削之贫下中农。我们这些知青这时候也是受苦人。

话说初夏里的一个艳阳天，我和杨家湾的一群受苦人正在山上受苦。此时繁重的农业劳动正在日益失去革命的浪漫意义，正在对我们进行不折不扣的磨炼，并且带领我们向着它的本质——受苦接近。

 

时近正午，所有人都已饥渴难当，大家都盼送饭的人快点从那条小路转弯处出现。

红桩子是一个健壮的中年人，有好看的长腰和筋腱毕露的长腿。他被公认是一个全面的庄稼把式，所以当组长，是我们这帮子上山受苦人的头儿。此刻我正怀疑他中了魔法，因为他坚定挺拔的背影说明他除了上下挥舞老撅（一种笨重的翻地工具。在陕北，平一点的地由牛拉犁耕，小块或者山地由人用老板翻，翻完或者犁完的地就可以播种了。）之外，脑子里完全没有别的想法。我也怀疑周围的一切都中了魔法，包括天上的太阳，因为它牢牢地粘在我们所有人的脊背上，半天不肯动一动。我脑子里则是挥之不去的毛主席《愚公移山》中的语录：“每天挖山不止，祖祖孙孙挖下去……”有一阵儿我悲哀地认为我们已经变成了愚公，永远不能停止挥舞手中的老镢了。

但我毕竟是个头脑灵活的人，因为我很快发现，左顾右盼对缓解挥舞老鐝的疲劳很有作用，我便开始愈来愈频繁地向四处张望。

正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延河两岸，也就是当地人称为“川”里的青纱帐已经密密地遮严了黄土地。从我们受苦的黄土山上远远看过去，川里除了庄稼，还有一群驴。

这些驴是杨家湾拉车转磨的宝贝，所以队里派三娃的公公，人称老队长的稳妥老汉经管它们。老队长对这群牲口十分上心，一有空闲就吆着它们出来吃草，使我在饥渴难当的时候能够看见这样一幅悠闲的放驴图而稍感欣慰。忽然，这幅图画中的景物发生了使人不安的变化。我看见一头大驴爬上另一头小一点驴的背，小驴躲了一下，但是大驴不肯甘休，再一次爬上去，这次小驴不再躲闪，而且我有点儿觉出它实际上是半推半就。这还不算完，像受了传染似的，几头大一点的驴都先先后后地爬上了小一点驴的背。小驴们也都是半推半就。按说，就算我从来没有见过，或者是我再傻，也应该从大小驴们的暧昧态度上会意出这是个传种接代的仪式，以及这类仪式的不可言说或者不宜言说性。但我的智力那时一定因为不停上下挥舞老鐝而出了问题，我只觉眼前驴们的游戏生动活泼，与上下挥舞老鐝比较显然更有趣和新奇。所以我就干下了平生最大一件傻事。

我对所有人大叫：“看呀！驴打架！”

我一脑门子想，这至少可以使那些上下挥舞的老鐝停下来。

果然见效，魔法被解除。所有人在回头看了一眼之后都停止了挖山。男人们大多抱着肚子笑倒在地下，女人们或者羞红了脸，或者追打身边笑倒的汉子们，嘴里骂着：和尚！和尚！好像男人们犯了大错。陕北人骂人家和尚，大约是咒人娶不上媳妇，或者断子绝孙的意思。但我一直觉得这句话逻辑上有问题，因为出家当和尚的人是出于信仰，是主动选择没有妻小家室的。而娶不上媳妇则大部分是出于无奈，是没有办法生儿育女。这里面有个精神境界的问题被混淆了，所以我一时还是不能从众人的态度中领会发生的事情。

组长红桩子先还想压住阵，绷着脸说：“悄悄儿（安静的意思），悄悄儿，笑甚哩！”但是看着这一山坡笑倒的人，又看看仍然蒙在鼓里的我，终于也憋不住，对我说了一声。“好饿（我）个你哩！”和众人一起笑倒尘埃。

我终于恍然大悟。在我的人生经验里，从来没有碰上过如此尴尬的事情。我面红耳赤，张口结舌，真希望黄土山立时三刻裂个缝子，好让我钻进去。幸好这时候送饭的人挑着担子，一摇一晃地出现在小路上，红桩子率领受苦人中几个仁慈点儿的奔向午饭，这才给我解了围。

从此刻骨铭心，对鸡牛猎狗的类似行事均能举一反三，心明眼亮。

一夜，烦躁莫名辗转难眠。夜空晴朗，月到中旬。后半夜，窗纸依旧白花花耀人眼。披衣起坐，无所适从。忽耳有所闻，心有所动，屏息静听时脑畔飒飒作响，似风过竹林面清奇诡秘，如雨洒荷塘更生动神妙，渐渐由远而近，徘徊反复，先寻寻觅觅，后愈发密集，不多时竟觉六合充溢，近在飓尺。然环顾左右，除身边朵朵、毛毛两位姐姐酣睡沉沉，惟一窗明月流泻如水。

忐忑难耐。捻破窗纸凝神向外张望时，不觉目瞪口呆，心旌摇荡。

对面山上一群狗，足足有50条以上的狗，正静悄悄在一银色月光下散步。这回我一眼看出，这集体散步的性质和传种接代有关。如风如雨之声竟是狗们的脚步。灿烂的星月之光下，狗的队伍显然正在不断扩大。新来的无声加人，如先前的一样静静地走，先三五成群，摩肩接理，渐渐耳鬓厮磨，成对成双。整个队伍首尾相衔，似漫无目的，细细推敲，又分明是一场规矩华丽的爱情圆舞。只见狗们的眼睛闪闪烁烁，愉快而激动。它们的步于始终镇定，队伍始终有秩序。干燥黄土正在狗脚下发出沙沙天籁。黄土山在夜空中形成巨大剪影，酷像舞台上的布景。在神秘的表演气氛中，狗们都面露庄严进人冥想，虽与我隔山相望，却高傲地沉浸在一个视我为另类的，不可知的世界里。

我被深深震撼，一股强大的力量从宇宙深处，飞越日月星辰，飞越五湖四海，越过我至今建立起来的一切审视和分析生活的方法，不远万里地撞击着我要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的愿望。眼前这一群眼睛亮闪闪，正在发情的狗，使我惊异莫名，使我在那个高尚的革命愿望之外，对自然和宿命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敬畏。这种感觉以后我还多次产生过，如面临一个垂死的病人，看到一件出神人化的艺术品或者美丽得吓人的自然风光。最使我惊奇的是，我发现这种庄严伟大的情感竟然和任何高尚的革命愿望无关。我相信，大自然是在这个春末夏初，差遣了这群眼睛亮闪闪的狗，向我首次昭示庄严。直到今天，我一想起这个夜晚，想起如昼月光下目光如炬的狗群，就禁不住喉头发紧，汗毛倒竖，就进人一种不能自禁的对大自然的崇拜。

我和狗都正人神，忽然村里传来嘈杂的人声和什物碰撞的声音。看样子有人像我一样发现了狗们的行动。他们弄出种种声音把狗驱散。受了惊扰的狗群很快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不知它们是换了地方还是真的被人们躯散。一直到天亮，四下里老有狗在猜猜地叫，使这天清晨怪异而不安。整个白天没有人提这事，当然也没有人出来对昨晚的驱散事件负责。我非常想问问除了我还有谁看见了昨晚对面山上狗们的行事，而且十分想问那些半夜大动干戈的人为什么要将它们驱散。但我记住了上次的教训，所以像人民大众一样成熟地守口如瓶。

时间长了，对这类事儿我也没了问的兴趣，因为在这个不止草木萌动而是许多东西都在萌动的春末夏初，我见到太多畜牲们的类似行事，以及人们反复演出的驱散事件，所谓司空见惯是也。有一次，我竟完全像个当地婆姨一样，下意识地对一只正在踩蛋的公鸡大骂“和尚”！还如临大敌地高举起双手作威吓状。站在母鸡身上雄纠纠的大公鸡着实受了惊吓，落荒而去。之后当我悠悠地意识到什么时，很为自己的举止也变得那么滑稽和没来由而惊异。

人的记忆是最不可靠的东西之一。最近，一起插队的北京知青聚会。大家对当年事情的记忆简直是南辕北辙，相差千里。他们说我曾经在杨家湾引娃娃，就是带一些学龄前的儿童，让他们的母亲可以无牵挂地上山受苦。我说我完全不记得了。但是现在我想起来是有这事，因为要不然我记忆里的以下这件也是发生在春末夏初的故事就失去线索了：有一个男娃和一个女娃，都是四五岁的样子吧。有一天我带他们
和一群娃娃出去散步，忽然发现这两个娃娃不见了。我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找到他们，我再也想不到他们会在做这样的事！他们竟然在仔细观察，然后抚摸对方的生殖器！显然对它们的截然不同十分好奇。好在农村小孩子惯穿的开裆裤，使他们的举动保住了起码的雅观。这时候的我虽然已经成熟老练了许多，但对眼前的事情仍然大紧张起来。我真拿不准自己是应该呵斥他们，还是上演一次驱散事件。但最后还是决定不动声色的好。

我联想起一些事情。好几次我和娃娃们散步，碰上过村里无聊男人，他们往往会脸上带着粘糊糊的表情问：“娃娃，夜里你妈在上面还是你大在上面？”

对他们问完后满脸的得意和愉悦，娃娃们大多能够老练而镇静地开口就骂：“和尚！” 比我的反应准确迅速得多。

这使我逐渐明白了一个事实：村里的成年夫妇和他们的未成年子女自古以来从不分室而居。所以这些屁大的孩子从记事起就耳儒目染，知道了我们这些城里学生在生理卫生课上勉强了解的那些神秘知识。发生在我眼前的这个惊世骇俗之举，实际上只是男女孩童之间的游戏吧。而所有游戏中的主要成分只是摹仿。

不久，传来一个坏消息，这件事情让我今天想起来还难受万分。我们班一起来插队的同学中，有一个分在另外的生产队。她和外校的一个男生在劳动和生活中发生了感情，所谓感情充其量是拉拉手，亲亲嘴的事情。但不知道为什么就闹得沸沸扬扬，不晓得哪一级领导还把他们当阶级斗争新动向抓了典型。他们问这个女同学是否和那男生发生过肉体关系，偏这个女同学属于精神世界最纯洁的那种，竟然以为拉

手和亲嘴就是肉体关系，糟糟懂懂就说那男生和她发生了肉体关系！结果那男生因此吃了大亏，给当做“流氓”抓到县大狱里。在以后漫长的日子里，男女双方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想，同样的问题如果让我带的这些屁大孩子，甚至让过完了春末夏初的我来回答，一定不会出这种令人痛心的错误。秋天的时候，我被队里派到公社的水利工地上，是在一个叫李家湾的地方修水电站。我是队里派出的唯一女生，所以和不同队里派出的女劳力住在一起。

原来和这些婆姨女子睡一条炕还不是对我最大的考验。我很快发现在同住的少数几个人中有一种奇怪的关系。她们总是在大家都睡了以，后开始不安分。我原以为她们在聊天或讲故事，后来发现她们不只动口还动手。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同性恋。也不知道人可以同时是同性恋，又是双性恋。所以我虽然被这事搅得心烦意乱，虽然在又一次抓阶级斗争的时候，有人把这件事半通不通地汇报上去，说有人搞流氓活动。但由于我已经经历了春末夏初的季节，我现在至少知道它是一种和阶级斗争或者革命理想完全无关的东西。我对前来调查情况的女干部说，女民工干那么重的活，睡觉时已经个个像死人。再说都是女人，要什么流氓？那个女干部是个回乡知青，脸嫩得要出水，想必是属于精神世界纯洁的一类，听了我的话遂羞得满脸通红，无言而去。但是我以最快的速度，很坚决地换了一个窑洞住，而且对那些女人说她们必须收敛，必须避人！

她们故意装糊涂，斜着眼睛问我：“咋了？”

我强硬地说：“不咋，畜牲可以不避人，你们得避！” 说这话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成熟得简直像她们的妈。不过为了避免进一步的尴尬，趁她们还在我的复杂逻辑中打转转儿的时候，我赶紧拔脚而去。

春末夏初真是一个深刻的季节。当我穿行其中，终于走完这个季节的时候，我成了一个复杂的人。我的精神世界不再洁白如雪。但我却更加镇定、老练和有力量，或者套用海德格尔的话，更加“诗意地生活在大地上”。

但是30年过去了，无论怎样镇定或者诗意，我至今没有勇气再回杨家湾，因为我不知道怎样面对现在大概已经做了祖母的三娃。这件事情对我们这些当年动手打人的人来说显然是没有权利要求宽恕的，甚至没有权利再在三娃的面前提起。它只能永远留在我们自己心上，它只应该在那里永远不愈合，永远疼痛。深夜醒来，我又常常暗自庆幸，这伤口幸好没有留在脸上，因为它是一个永远抹不去的羞耻标记。当我纯洁，或者说智力有障碍的时候，我像魔鬼一样伤害别人，现在我有了一颗平常心，成熟得像人家的妈，受益的却只是自己。

还有人说命运是公平的么？

注释

①  中农、上中农、富农和地主都是相对于贫下中农的高成分。

②  毛泽东语录：“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③  一种笨重的翻地工具。在陕北，平一点的地由牛拉犁耕，小块或者山地由人用老镢翻，翻完或者犁完的地就可以播种了。

 

 

24、在那遥远的地方，有四个好汉子

虽忍痛说出豪言壮语，心却为深沉的失望所苦。

                                       ——《失乐园》9页

 

据说黄土高原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但杨家湾一带的人大都只有三四代在这里定居的历史，细问问，大家都是“上头”下来的。所谓上头，就是绥德、米脂、佳县、榆林一带，靠近长城边。

与陕西中部的八百里秦川比较，陕北这地方自古以来并不适宜居住。听说在汉朝以前，这里的绵绵黄土还是由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覆盖着。“十五英寸等雨线”^①经过陕西最北部，也就是黄土高原的最北部，将北方的游牧民族与中原的古老农业文明在这里划分开来。秦始皇鬼使神差地沿这条线修起了长城。这样，长城脚下就有了戍边的军人。年深日久，这些为皇帝和朝廷守边疆的人在这里落地生根，繁衍后代。他们不仅凭借长城，将剽悍的北方游牧民阻隔在毛乌素沙漠和阴山之间，更在生产生活和通商贸易中，使各民族间的文化和人种在这里交汇融合。与此同时，东部的黄河将中原与这块土地相对隔离，使它的风土人情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揉合了更多来自西北异域的品质和风格。这股西北来风，在吹入黄土高原之前，就已经是一种混合体。它起于北方民族骁勇善战的马上生活，挟带着血污腥膻。在遭到长城的阻隔之后，便沿长城西去。遥远的地中海波涛使这股西北来风湿润温柔，流连往返。但最终，它还是回过头来，沿和平的丝绸之路，经新疆、宁夏、甘肃一路低吟浅唱再回到黄土高原。以我浅薄的文史知识，我相信这确实是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幕。

第一次听陕北民歌《兰花花》的时候，我曾被特别地震撼过。第一段歌词比较平稳和熟悉：“五谷里那个田苗子数上高梁高，一十三省的女儿哟，就数兰花花好。正月里说媒二月里定，三月里交大钱四月里迎。兰花花下轿来东望西照。瞧见周家的猴老子好像一座坟。”接下来说兰花花有个情哥哥，没嫁成情哥哥，嫁了个害痨病的人。婚姻不如意当然满怀幽怨，曲调难免凄凉委婉。没想到这以后，原来还在人们常识和意料之中的凄婉情绪忽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个一十三省最好的女子兰花花，隔山吼喊给情哥哥的是这样一个无法无天的蓄谋杀人计划：先在饭食里下毒毒死公公，再亲手杀死丈夫。不仅如此，兰花花在接下来的歌词里幻想自己已经得了手，她咬牙切齿地对自己丈夫唱到：“叫你死来你就死，你前晌死，后晌我胳夹包包跟上情哥哥走。”如此理直气壮的婚外恋，如此惊心动魄的杀人预谋，如此这般大声大气地吼喊出来，显见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中原儒家文化联系甚少。

杨家湾有四兄弟：大汉、二汉、三汉和四汉，四兄弟都身材魁梧，高额头大眼睛，是杨家湾里的漂亮男人。杨家湾的男人好看，这是我们一进村就发现的事情。我老想，说不定他们的祖先都是些戍边的军户，更说不定他们的脉管里真的流着匈奴的单于、蒙古王爷或者突厥公主、回鹘女郎甚至阿拉伯美人儿的血呢。

没想到，这种历史遐想中的浪漫色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丧失殆尽，这以后的很长时期，我陷在一种悲观主义中。

大汉是延长油矿的工人。延长这地方历史上就出石油和煤炭，中国陆上的第一口石油井就打在这里。杨家湾的人谁能不上山受苦，而是到油矿上当工人，就是最体面的人物。大汉是村里唯一有这好命的一个。

但是我们到杨家湾的时候大汉却因为这好命而坐了牢，说是因为在矿上参加“文革”武斗打死了人。问起怎样打死人的，没有人能说得清。但是只要谈起大汉，杨家湾人都会露出敬佩的神色：“大汉？那人能行！残得很哩！（这个残忍、残酷的残字用在这里，并不如字面上只有贬义。而是说到做到，果断坚定，大义凛然的意思。）他领几十号人，胳膊上都系红带带，手里提根棍。油罐车顶上坐满，在这川里面忽隆隆上去，忽隆隆下来，威风得不能。”只有他大（爸）他妈提起他叹气，说是不如当初在窑里受苦。

二汉有病，年轻轻地不知怎样就得了慢性肝炎。他的面孔总是蜡黄，但是病中的英俊男子似乎更让人动侧隐之心。每次见到他我都想起《水浒》中那些落草的受难的英雄，比如病关索杨雄或者病大虫什么的。他常蹲在自家涧畔上默默了望远山。时间长到我开始幻想二汉早晚会化成一尊雕像，这雕像可以命名倔强，也可以命名无望。每逢我沉入冥想的时候，二汉往往很配合我，他一动不动地蹲着，只有两只眼睛犀利有神，使我觉得对面山上的黄土已经被他的眼睛挖出了一对又一对的窟窿。他有文化，先当了几年的民办教师，听说是很不错的教师，很努力，有希望转成公办教师来的，后来得了病就只好收拾行李回村来。他病，自然和我们一起上山受苦的时候不多。加上他待人冷淡而高傲，笑容和话都少。有一次他病得厉害，呕血不止。家人一大早张罗着往公社医院送。三汉和四汉慌慌地套了驴车，从窑洞里把他抱出来。二汉的肚子又大又圆，胀满了水，已经走不了路，但是神志很清醒。他对哭哭啼啼的婆姨厉声说：“哭甚哩！悄悄儿！”婆姨面无人色地住了声。他大他妈慌慌张张跑来，两人心急气短，哆嗦得话不成声。围在近旁的兄弟子侄、嫂子、弟媳妇们虽然有一大堆，但一个个方寸大乱。二汉的脸上只管淡淡的，眼睛里干燥无光，一头乱发被呕吐的血凝住，像个扁平的帽壳奇怪地戴在头上，看他的肤色，也已经像黄土一样松散黯淡，那样子竟已是身心俱死。谁也没想到他的病情还会好转，三几日，二汉又回村里，又蹲在自家涧畔上遥望远山。只是大家这回都知道他得了肝上的病，传染。所以他的日子更冷清些。

有一天傍晚，我路过他家，远远看见他又蹲在涧畔上。正在我琢磨今天这个姿势应该叫倔强还是无望的时候，我听见他婆姨在窑里喊他进去吃饭，他明明听见了，就是不做声。一会儿，暮色中一个男娃磨磨蹭蹭走近他，嗫嚅不清地央告着：“大，回窑……吃饭……”二汉抱住那小身影，用自己的衣服紧紧裹住他，两个身影变成了一个。父子两个都不做声，婆姨也没声响，连烧火的风箱也停了，窑里窑外一片寂静。

我心里一阵难过，为这婆姨娃娃将来的无靠，更为这五尺高汉子现在的无奈。但不知怎么一来，我在难过中又有了一种欢快，和二汉比较，我觉得自己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一个太走运的人。虽然我知道看人家受苦时这样想实在不怎么样，但我就是没办法不这样想，先为自己原来的不知足而出了一身冷汗，又由于自己的幸运高兴得出了一身热汗。寒热往来的，第二天竟然抱病不起床，自己给自己免出一天工。懒懒地躺在炕上时，我又想到二汉一向的冷漠和高傲，而且觉得他这种态度很对头。因为一千个见过二汉的人一定有一千个像我这样，在怜悯之外更多是庆幸。二汉难道不应该对报有这种想法的人表示轻蔑和决绝吗？细细想来，我也许是从那个懒懒地躺在炕上的时刻起，下决心不管今后碰到什么事情，绝不抱怨命运对我不公。因为用这种庆幸的自私心理分析了二汉处境，才叫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不幸。

二汉的婆姨高个子，是个爽快利落、干净大方的人。我曾经满怀同情地问她，二汉这么年轻就病得这样子，“你熬煎不？”她想了想，对我说：“罢！（就是不的意思）”我又问：“咋不熬煎哩？”她回答得更快，因为胸有成竹，所以还是一个雄辩的反问句：“哪辈子没有这样人呢？”我小小地吃了一惊，没想到一个陕北乡下女子，能够从这样横贯古今，俯视人生的角度理解自己的命运。我一时很为二汉欣慰，他婆姨有如此坚定的信念，他应算是终身有靠了。

三汉是好看的四兄弟中最好看的一个。健壮挺拔，筋骨匀称。面孔稍显黧黑但肤色油亮。他一笑就露出虎牙，由于他太爱笑，我很容易地发现他有一口在当地人中少见的、洁白整齐的牙齿。

这年春旱，一冬天雪少。立了春，又是一点一滴的雨雪没落。快到播种的时候，地里干得冒烟。干得冒烟并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阵风来，把田里的黄尘刮起，真的冒起一阵黄烟儿。我们这时候已经很有点劳动人民的感情，真为播不下种子，或者耽误了农时而发愁。可村里其他人好像都没有我们知识青年愁得厉害，他们每天照常上山去犁那些冒烟儿的地。眼见得节气就剩下两三天了，村里人还是照样。我沉不住气，很想找人问问。这几天上山受苦，我和一头牛分给三汉，我牵牛，牛拉犁，三汉赶牛和我。犁一天冒烟儿的地，三汉挣十二分，是最好的劳力才能挣的最高分。牛挣一顿草料和两把黑豆，我挣三汉的一半不到：四分半。我们三个当时一定都觉得挺公平，因为我们相处得很融洽。歇歇儿时候，我问三汉老不下雨怎么办，他露出一对虎牙，暧昧地笑着说：“他下呀，他下呀。”这个“他”显然是指老天爷吧，可三汉怎么知道老天爷下不下雨呢？再问也问不出第二句话来。这天夜里，当真就下了一场透透儿的雨。第二天起，全村人上山下川摸爬滚打，把种子全种下了地。等喘过气儿来，我又去问三汉：“你咋知道会下雨？”他一下没明白，问我：“我咋知道会下雨？”我说：“你说他下呀，他下呀，他咋果然就下了呢？”这回三汉听明白了，虎牙又露出来，红着脸说：“球实哩，我知道个球实哩，我只知道老天爷不能把人往死里饿哇，他不下咋？他得下哩嘛！”我为三汉这超级智慧而目瞪口呆，一时有点拿不准这到底是不是智慧。就像我后来又有点拿不准二汉婆姨说“哪辈子没有这样人”的时候，到底是信念坚定还是痛苦太多以后的麻木一样。但有一点我会意出来了：乐天知命是一种品质，是生产方式落后和命运悲惨的人们的特征。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这种东西最有利于安定团结。中国老百姓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安分守己，最热爱和平的人民。

 

天天在山上受苦，我们开始讨论什么是最难受的苦。三汉说是伏天在川里锄最后一茬玉米。因为川里本来没有山上风凉，又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一人高的玉米像一顶密不透风的帐子，玉米扬的花落在身上，出汗时特别刺痒痒难耐。四汉却说是收秋，因为要往窑里“捍”。陕北人将担、扛、背、驮总称为一个“捍”字是有道理的。因为没有大牲口，毛驴车也舍不得用，我们这地方一年收下来的所有粮食：粱、麦、菽、黍都要要凭一条绳子和人的肩膀往回运。山陡路远，运粮食的具体姿势常常多变。所以略去担扛背驮的分类，总称为“捍”，意为不拘小节地带回来，是很省事又准确传神的。三汉和四汉一开始各执己见，后来我注意到，四汉抿抿嘴不做声了，看样子是习惯让着三汉的。四汉比哥哥们还忠厚老实，中四兄弟中唯一没有成家的一个。

秋后听说家里给四汉说亲了，四汉不愿意，因为开始征兵了，四汉想去当兵。三汉是民兵连长，当然也给弟弟使劲儿。但是不知为什么杨家湾一个青年也没当上兵，三汉和四汉那一段垂头丧气的，村里少了许多笑闹声。

四汉不久结婚了，听说女方原来是他中学同学。四汉结婚时，我们知识青年都去串门。那天四汉脸上冷冷的。我先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们知青中有一个说了一些要扎根农村，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话。四汉听了竟然激动得红了脸。我不喜欢讲话那人，也不喜欢他讲的这番话。此时看四汉的神色，就幸灾乐祸地凑上去问：“咋？说得不对？”四汉说：“说得对！可说这些管甚哩，迟早你们是个走，甚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哩。”我碰了一鼻子灰，没有再说什么。当时我虽然不喜欢有人来不来就念扎根经，但也确实没有想到走，我好像在潜意识里已经接受了上山下乡的安排，并且把改造农村的落后面貌当成今后的革命目标。所以对四汉的说法也不以为然，认为是他没有当上兵，心里不高兴，所以改变了往日忠厚老实与人无争的禀性。可是不知怎么又想起了另一件四汉发火的事情。

收获的季节，我们从山上“捍”谷子回来。一条手指粗的绳子中间部分用来捆谷子，两头剩余部分挽成两个圈圈，套进人的肩膀，使谷子和人联成一体，或者说是让谷子长上两条人腿，人和谷子一同走回家。山高路远，进村的时候，天已经擦黑，朵朵，毛毛和我以及三捆谷子走到场院的时候，我发现朵朵开始以一种怪里怪气的姿势晃动肩膀。我愣了一下，随即明白她是没有力气把肩膀从圈圈里挣脱出来了。我想上前帮她一把，但是发现自己双手和双肩也都麻木得不能动。毛毛一定也和我们处在相同的境地，因为她一屁股坐在地上，好不容易才从那一大捆谷子中脱身。我和朵朵恍然大悟，嘻嘻哈哈正准备照章办理。只听得背后有人凶巴巴地说：“操心！闪了腰！”我和朵朵肩上同时伸过一双手，每只手一边使了一点向上提的劲儿，那点劲别提多合适多妥贴了，使我和朵朵一齐卸下了肩头的千斤重担（显然千斤不是事实而只是比喻）。帮忙的是四汉。我们想道谢，只听得四汉更凶狠地说：“瞎球实闹！一群女子，何苦来受这苦！”说完，自管自走掉了。天已经黑，看不清四汉的表情，但他的口气简直要把我们一口吃掉。真不知道他的火气从何而来。这里是贫困的地方，土地贫瘠，单位粮食产量一直在一两百斤。现在每个百十人的村子里凭空来了十几号大男大女，我第一次想到，也许这里的人并不欢迎我们？看样子，不管我们怎样想，怎样说，在他们眼里，我们和他们不是一回事。

这年冬天大汉也从监狱里放回来，说是保外就医。因是戴罪之人。大汉很少走下自家的涧畔，远远地望着大家，他果然是一脸刚毅，神情中有一种优越和隔膜，大概不是因为打死过人，而是曾经拥有一段与众不同的生活吧。

大年初一早上，四兄弟齐刷刷从村中走过，大约是给父母拜年。走到与我们知青窑洞一沟之隔的他们父母窑跟前，他们大出来迎。我才发现四兄弟的父亲并不太老，虽然腰微微的弯了，但仍然是个健壮男人。这汉子脸上现出感动的样子，一家人大约很难这样凑在一起。五个魁伟男人站在村子里，不知怎样就聚起了一股雄浑之气，四周的山都矮小了许多似的。我正在这样看着他们时，心里忽然出现了一个怪念头。我对自己说，如果他们之中有一回头看我，我从此把他们当亲戚或者可以信任的人，把杨家湾当亲戚或者可以信任的地方。如果没有人回头，就从此井水不犯河水，熄灭自己进入杨家湾人生活的念头。我敢肯定，他们感到了我的目光，但从始至终，没有人回头。

我就是在这一刻感到了悲观和虚无。无论对别人接受再教育的哗众取宠还是对自己改造农村落后面貌的真诚都大感失望，一堵高墙升起在现实和我的理想之间，身处其中的杨家湾一下子遥远得只可望而不可及，轻盈得可以随风而去。

听说杨家湾现在已经很富了，那整条川地底下发现了更多的石油，油矿打井，付给农民许多钱，农民拿了钱，没了地，所以许多人已经不种地了。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当年被玉米花子闹得心烦意乱的地方现在都树立着采油树了。四汉说过，“迟早你们是个走”，他说对了，当年的知识青年中没有一个人留下来，梦里我没有见到四个汉子，实际上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他们的样子。但我当然是应该梦见他们的，当年他们像商量好了似的没有一个人回头看我，对我是太大的恩惠，至少使我知道井水河水确实是不一样的水，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有难以测量的距离，使我在热情狂热的革命年代少走了许多弯路。

杨家湾，你为何始终这样轻盈、遥远？

四好汉，你们的儿子孙子现在还像你们一样，想离开这个遥远的村庄么？

注  释

①十五英寸等雨线是一条假想的线。国际史学界一些学者用它来说明地域降雨量与原始生产方式的关系。这条线从中国的东南走向西北，线之东南平均年降雨至少有15英寸。参见黄仁宇著《中国大历史》第三章第25页，三联书店1997年5月北京第一版。

 

红色家族档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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