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老师
“回到童年”的续篇
几天前的师生聚会,让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家一遍遍地观看那天自己拍摄的照片和视频录像,里面记录了50年后再聚首的难忘时刻。还看了几遍老师赠送的那盘VCD,那是由某区电视台制作的一个特别节目,里面讲述了陈老师一家的幸福生活和对社会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
“回到童年”,讲述了我们师生分别近半个世纪再次重逢的故事,觉得余兴未了,因此本文特意写写我的小学老师,也作为对师恩的一种回报。
我们大约是1959或是1960年3月入学的,当时的解放南路小学新建不久,好像作为一个试验,春季招了2个班的年龄稍小的学生,当时叫做“春班”,因为按照一般规律(直至今天也是如此)都是夏季招生,每年的9月1号入学。后来不知为什么取消了这个试验,也可能年龄稍小的孩子跟不上学习进度或教学方面有困难吧,所以后来到了二年级的时候,两个班的学生进行了一次考试,成绩好的一半直接升入三年级,合成一个班,也就是跳了半个年级。稍差的另一半,继续上二年级,也就是降了半个年级。因此我们班是三年级的时候才成立了少先队。
那时自己学习好,人缘不错,老师喜欢,所以从一年级起就当班长,一直到小学毕业都是班干部,直至少先队大队长。已经记不清从一年级的哪天起我们的班主任换成了陈老师,那时陈老师刚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刚刚18岁,只记得她高高的苗条的身材,有两条长长的,黑黑的,粗粗的大辫子飘在她的身后。老师对我们和蔼可亲,对每个同学都关怀备至。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社会上曾经流传着很多吓人的谣言,特别是拐带儿童的案件屡有发生,老师就组织我们上下学都要集体集合排队等候老师的接送。当某个同学因病缺课或学习落后的时候,老师都要发动大家去帮助那些有问题有困难的同学。在老师的教导下,还有那轰轰烈烈的学雷锋活动,使我们从小就培养了热爱集体,乐于助人的好品德。
记得那时老师的身体不太好,经常生病,(那天老师说,年轻时特爱患扁桃体炎和发热),每当这时我们这些干部就代表大家去看望。那时陈老师的家就住在挂甲寺范家大街,她们家住的大院子里种满了花草还挂满了爬山虎或者是葡萄架什么的,使夏天的院子里到处都是阴凉地。至今仍能回想出她们家自做的酸梅汤,里面再放上白砂糖,那可是上等的饮品咧!我们每次来,她的父母都会热情招待,这是两位非常和善的老人。
陈老师对我也是关爱有佳,记得那年老师曾经带着我去某剧场看当时流行的一个话剧——“师生之间”,讲述的是一位老师无私地帮助一个后进生的故事,当然受时代因素的影响,里面涉及了很多阶级斗争的内容。那时我非常的瘦小,坐在座位上被前面的人挡着,看不见舞台上的演出,老师就将我抱到她的腿上,搂着我,,一直看完。这件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却一直没有忘怀。
老师还一直注意培养我们独立学习独立工作的能力,班里的好多事都交给同学们、班干部自己去完成。比如开队会,过队日,每逢期中、期末考试将临,都是大家自动动员起来,提出口号,为争取优异的成绩而努力。因此老师教的我们这个班,在本年级各个方面总是最优秀的,总是优秀班集体,总是排在最前列。
升入六年级时,据说是因为身体的原因,陈老师被调出教我们下一届的学生。我们换了班主任,一个南方口音的吴老师,自然大家对陈老师恋恋不舍。那天听老师说,之所以换老师可能是因为那个吴老师跟当时我们学校的党支部书记是老乡,多少有些私人关系参杂在里面(从老师的话语中隐隐地感觉到那埋在她胸中多年的不平)。因为我们班当时是最有希望出成绩的班,如果能够出来几个考上当时最好的中学,那不仅是学校的荣誉,也是老师的功劳啊!——原来在那个年代也有后门,也有裙带关系。
陈老师跟我母亲的关系非常好,我母亲曾上过几年小学,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思想也很开放、进步。她常常为我们买些各种颜色鲜艳的泛着亮光的的彩色纸——那时叫电光纸,在上面写好我们需要的毛笔字或剪成各种漂亮的图案,用来布置我们的学习园地。母亲对于我们班、我们学校的工作和教学给予过很多的支持。那时学校实行的是二部制,学生的很多课外作业和活动都需要家长的配合。我母亲则是这些家长中的一个最佳合作者,因此和老师的接触很密切,故而,和陈老师相当地熟悉。此次师生重逢,在言谈话语中老师也多次提到了我妈妈,还一个劲地夸奖母亲的字写得好。
小学毕业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陈老师,那时她已经调往别处。但是因为和老师的弟弟同在一所中学,彼此也认识,因此常能从他的口中,打听到老师的情况。
一晃,文革开始了,三年的造反,红卫兵运动,不再上课,直至1969年,我们68届初、高中毕业生开始动员上山下乡。那一年的4月我奔赴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成为那个年代的又一个宠儿(后来又成为了“弃儿”)——“知识青年。”
下乡后,老师从其他同学那里知道了我的去处,曾经给我来过信,鼓励我安心在边疆好好奋斗,并给我寄来过学习材料。我也曾多次给老师写信,表达我的豪情壮志。但是,牧区的条件十分艰苦,通讯落后,来往一封书信多需一个月的时间。时间一长,最初的狂热逐渐冷却,面对草原荒凉、单调、无聊的默默生活,我开始迷惘,感到了前途渺茫,我不知这样的生活何时是一个尽头。因此,情绪也逐渐消沉,特别是看到有人通过各种办法离开牧区,返回家乡或调往他地的时候,那种焦虑的心情越发沉重地笼罩在自己的心头,再也无兴趣给老师写信说那些豪言壮语,但也不愿自己的困惑和忧郁让老师和自己的亲人知道。因此我选择了沉默,选择了忍耐。不再给老师写信,也从此失去了联系。
1973年,我选调回城上了大学,但3年后毕业又被分配到农村基层继续革命。再加上多年来在组织问题上屡受挫折或遭小人暗算,还有文革结束后,突然发现自己原先曾经追随的许多东西都搞错了,一种被愚弄、被欺骗的感觉也油然而生。这种内心的失落使我也产生了一个想法——退出政治舞台,不再轻信,也不再相信那些花言巧语般的承诺。只是想一心钻研业务,希望在救死扶伤的神圣职业生涯中,得到一丝寄托和快乐。巧的是,单位的一位同事后来竟和陈老师成为了一种妯娌关系,所以通过她我们师生之间也有过相互的问候。但那时的条件仍然落后,工作环境也不理想,自己的满怀热望也无法实现,因此心绪也不是很好,所以也就没有和老师进一步的沟通、联系……
时光一晃就是50年,在相聚重逢的时候,大家最多的就是感慨。慨叹岁月的无情,慨叹时间的飞逝。
重逢的核心当然是我们的老师,老师也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她离别这些年后的一些事情。她讲了她的家庭,讲了她的老伴,也是一位退了休的中学教师。看她老伴给我们的感觉也是和老师一样,是一位忠厚,诚恳,善良的好人。老师说,退休后,老两口的生活很充实。他们热心为生活小区的人们做好事,多次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热心参与公益事业,她们在小区也算是名人了,一提起陈老师,没有不知道、没有不赞成的。他们还养育了两个有出息的女儿,热别是小女儿,有爱心有魄力,不仅事业上取得过辉煌,而且还多次参与、出资帮助和救助流浪儿童,她们给孤儿院捐款捐物,为寻找一位与亲人失散了三年的儿童的家,她们付出了太多的精神和物质上的代价。在这些事情上他们所经历的艰辛,可不像那张VCD盘上讲述的那么简单和容易。陈老师说,其实做好事做善事,尽管我们不图回报,但其过程所体会到的无奈和困惑有时也会让你感到很失落。这就是当今的社会,社会上许多丑陋的东西会让你无可奈何……。
50年的师生重逢让我感慨万千,信息社会、先进的通讯条件还有热心于真情联络的老同学使我们大家又走到了一起。重温这段师生情谊,使我像陈老师一样,一直激动不已。让我们珍惜这段友谊,并衷心地祝福陈老师和她的老伴、全家人,健康、幸福、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