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这四十年

　　第三十章　“差　生”

                                            

　　在教研组帮助下，我很快掌握了语文教学的基本规律，后来学校又组织我们到位于六团下游约３０余公里的九团学校开展联谊活动，互相观摩教学，使自己长进不小。祝校长也一直在校务会上表扬我。有人说：语文教研组形成了程天良、莫璟和我三人的铁三角。这是指在教学上。

　　不过带班也不是一帆风顺。因班里同学大多是团部直属单位的，多数同学都是比较自觉，比较听话，但也有个别的让你头疼。

　　先说一个叫李俊才的，男生，家住工程连。在班里是学习不好又上课讲话不守纪律，老师批评他跟老师顶嘴、吵，闹得课上不下去。真的，要是一个班级有几个，不，只要一个，那也就真的是难办。

　　我记得清楚，刚开学报到那天，同学们都报到了，他还没来，快下班，我准备关门，只见“咚”的一声，门被踢开，他跌跌撞撞冲进来，身后还跟了几个小同学。

　　“报....报..到。”

　　我看他，歪戴着帽子，身上脏兮兮；我没吭声，“晾”了他一会，我说：

　　“什么名字？”

　　“李....李俊....俊才。”

　　“先把帽子戴正。”过一会：“怎到现在才来？”

　　他楞了一下，扶正帽子，说：“我...我爸不给我钱。”

　　有同学悄悄给我说，他是去渠沟里摸鱼去了。后来我才知道：李俊才下边还有两弟弟，他才１０岁时失去母亲，父亲是连队的会计，有一点河南人的“二杆”脾性，喜欢喝个二两，平时不太管李俊才，但又动不动要打他一顿。所以李俊才是又调皮又怕他爸打他。

　　对他的情况，我曾去过两次工程连，但都没碰上他父亲。那一天，我又去，硬是在他家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他父亲才提着一个破酒瓶回来。我给他说了李俊才在学校的表现，我说：

　　“我希望李会计能配合学校一起来做工作，使孩子成长为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对祖国的有用人才。”

　　“不争气呀，你看他下边还有两弟弟，他就不知道帮我做点事。整天在玩！”

　　“李会计，听说你常要打他。”

　　“你不知道，陈老师，自他妈走了，我拉扯他们几个，多不容易。哎，我的这颗心，真的是苦。”说着，他从櫃子里拿出两酒杯，倒了两杯，不由分说，端起一杯，敬到我面前。

　　我不知该如何办，只好接下这杯酒，说：

　　“李会计，不管怎样，今后我们一起来教育俊才；我提一个要求，你答应了，我就把这杯酒喝了。”

　　“陈老师，你说，你是痛快之人。什么要求，你说，我答应你！”

　　“就是你从今以后，坚决不能再打他们几个。”

　　“行，行，一定不打，一定不打。”

　　我跟他碰了杯，一口干了杯中酒。

　　从这以后，李俊才在班里的表现有所改进。

　　还有一个男生，叫王桂勇，学习成绩在班里也是前２０名。家住加工连，父亲是副连长。自己处处有种优越感，不太把别人放在眼里。为没有当上班干而一直心怀不满。所以也时不时在班上搞点事情。

　　有一次，学校“三好班级流动红旗”被我们班夺得。高高挂在教室后边的墙上，可是才过了一个星期天就不见了，周一下午班会上，我就这事，说：

　　“是不是周六下午值日的同学没关好门？”

　　“报告老师，我们关好门才走的。”

　　“那，我看这样，请同学们自己看看，抽屉里有没有掉东西。”

　　我这一说，同学们还真的低下头去看自己的抽屉，而王桂勇没动。我心里有了点数。又说：

　　“行了，我已经清楚了。这面红旗，是我们班集体的荣誉，是大家努力的结果，而且是流动的，现在红旗在我们班丢了，我们如何向学校交代？”

　　大家交头接耳，都显得很焦虑的样子。王桂勇也低下了头。

　　我一看，不再讲什么了，只说了一句：

　　“请拿了红旗的这位同学主动将旗交出来，我可以给他保密。”

不出一天，正是王桂勇将旗交给了我，并写了一份检查。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我才将他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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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一章　 　　灾难“７６”

                                                   

　　１９７６年对于全体中国人民来说，应该是灾难的一年，又是欢欣鼓舞的一年。

这年的１月８日，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由于病情恶化，医治无效，９时５７分心脏停止了跳动。全国各族人民自动以各种形式开展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我们学校的老师也齐聚在一起，商讨具体办法，大家推举让我画一张总理画像，可是翻遍所有资料却找不到一张总理的照片或画像。不久又接到上边的消息，不让举办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大家很不理解。

　  清明节过后，就传来北京“天安门事件”。原来是广大群众在“４．５”前后纷纷来到天安门广场，用花圈、诗词、誓言表达对周总理的哀悼，但却被打成“反革命事件”，当时有老师从北京出差偷偷带回来的一些诗歌传单(其中有一首是这样的：“一夜春风来，万朵白花开。欲知人民心，且看英雄碑。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也被统统要求上交。同时，邓小平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大家都感到一种无形的政治压力，纷纷议论：

　　“难道文化大革命又要从头而起。”

　　这以后，又先后发生朱德总司令去世和“７．２８”唐山大地震。

　　学校的一位李姓女教师当时正好去唐山探亲，结果一家三口把命丢在了唐山。当时因为封锁消息，不太清楚具体情况，私下也有传说“唐山大地震，不仅是盖中国有史以来为害最烈者,也是400多年世界地震史上最为悲剧的一页。数秒之内，不仅将拥有百年历史、百万人口、素有中国近代工业摇篮之称的城市夷为平地，而且大半个中国均有震感，死伤一、二十万人。”但当时谁也不敢在公开场合讲，只能暗暗地诅咒这灾难的发生。

　　９月９日，更加灾难的消息传来，那是一个星期四的下午４时左右，团部的广播突然向全团播音，一种悲壮、浑厚的声音响彻山川大地：

　　《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

　　这时，不论是在上课，是在备课，是在开会，是在......大家全都放下手中的一切，奔涌到广场上，聆听这来自中央的声音，大家先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接着又抱头痛哭，整个广场被一片哭声所笼罩，一时间大家好似失去了主心骨，感觉天在塌陷下来。

　　几天后，在团部办公大楼前，隆重召开追悼大会。团部全体干部、各连队代表和学校全体师生参加。每个同学都精心制作了小白花别在自己的胸前。没有掌声，没有笑声，没有口号声，每一个与会者都端端正正地站着，脸上毫无表情。

　　会场前贴着巨大标语：

　　战无不胜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追悼会开始，大家动也不动地肃立着，悲恸地再次聆听大会播放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会场上空荡漾着一片嘤嘤的哭泣声。在不到三十分钟的时间，有不少人因虚脱被扶到事前准备好的休息室。

　　我站在全班同学的最前面，全身紧张，到后来也感觉头上直冒虚汗，两腿发软，“坚持，坚持！”我强迫着自己，最后还是身后的两名同学上前扶住了我。

    １０月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毅然决定，以江青为代表的“四人帮”被逮捕并接受隔离审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 

　　１０月２１日，北京１５０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继而，全国各地乃至六团也抬着“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事”等大幅标语组织了大规模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以上我用那么多的笔墨记录下１９７６年的诸多事件，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国家的大事，是我们党的大事，而这一切又是关系到我们－－－全中国各族人民，包括你、我、他以及我们六团学校全体师生的生命攸关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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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二章     支援三夏

                                               

  　学校的工作按部就班在进行着，就像一部机器，只要加满油，拧紧螺丝，打开电闸，她就会按你的指令，毫厘不差地完成任务，生产出完全合格的产品。在轰隆隆震耳欲聋的声响中让你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陶醉和满足。

　　我喜爱学校的这种紧张有序的生活，喜欢教师这种紧张但却令人感到愉悦的职业。

　　不是说“要给同学一杯水，你就得有一桶水”吗？

　　不是说“学无止境”吗？

　　如果你要当好一名算得上是称职的人民教师，那你就必须得不断地学习、学习、再学习！不断地充实自我，不然你就会感到知识的空泛，面对“嗷嗷待哺”、渴求得到知识的那一帮学生，你将会词穷意尽，自觉羞愧而无地自容。

　　在我当上教师的这些日子里，我清楚自己“那点底子，压根就不是当老师的料”。所以我就拼命地学习、不断地学习。比如在教《隆中对》这篇课文时，为了更加生动地让学生理解课文，我从图书馆借来《三国演义》，硬是前后通读了两遍。上课时我就津津乐道先给他们讲刘备、诸葛亮的故事，大家对课文的理解也就迎刃而解，学起也容易多了。

　　而对于我个人，这些学习的东西对以后的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使我变得更加自信，坚定和具有顽强抗争的本领，并促成我几年后去到祖国的大西南，在新的领域中取得了可喜进步。这是后话。

　　不过,那时的劳动特别的多，平时的积肥、打草。老师、同学都各有任务，而且必须要完成。都要在年终时作为优秀教师、三好学生的评选条件之一进行考核。再就是清渠挖沟，或是到连队参加三夏割麦。

　　清渠。主要是因为各单位职工食用水，田地灌溉用水，所有一切用水都是经总干渠，然后斗渠、农渠、支渠这样下来，新疆本来就是沙漠，所以水中的流沙就很多，一段时间就得做清渠的工作：将渠道中沉积的淤沙挖去。不然水就无法通过。但这清渠，是说清就清，没有一定的，后勤一通知校办，校办得马上通知班主任安排人去。清渠这活可以说是体力活了，班上一些个子小、体力弱的小女生就比较困难。所以在分配任务时，我都是有意给少分一些，时不时还走过去帮上一手。为此班上的男生也没少提意见，说我“偏心眼”。不过这些男生也只是嘴上说说，他们干起活，还真的是个个生龙活虎，也有的先干完了自己的任务主动去帮助弱小的女生。

　　这不，说着说着，校办通知又来了，团部要求学校到十连（原基建连）支援三夏，学校研究决定派我们班去。

　　同学们听到这消息，都很兴奋，都在摩拳擦掌，都很快回家打了背包，带着镰刀、草帽、军用水壶，都吵闹着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一致要求步行去十连。

　　这是１９７７年７月，那天祝校长亲自来班里动员，他说：

　　“同学们，学校党支部研究决定将这一光荣任务交给你们，是对你们的信任。我已听你们的班主任陈老师说，大家兴致很高，我也很高兴。你们的陈老师，是我们学校骨干教师，是写了入党申请的积极分子。这两年，你们班也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同学们德、智、体得到全面发展，所以才把这任务交给你们班，我相信，同学们一定不会辜负学校党支部对你们的信任，一定会出色地完成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大家大声地回答，斗志更加激昂，有的用双手在课桌上“咚、咚、咚”敲个不停。

　　然后，祝校长叮嘱了一些要多加注意的事项，队伍就出发了。很多老师、同学前来送行。

　　十连早早派来两挂马车，拉上同学们的行装，一挂在前，一挂殿后。同学们排着队一路高歌向大路走去。走到５连，大约一半路程，大家在渠道边树阴下休息了２０分钟，吃了干粮又继续前进。没有一个掉队的。

　　到达十连，已经是下午４点钟。十连领导和部分职工在大路边欢迎同学们的到来。周副指导员和王金奎排长（我《二婚》一文中主人公）接待了我们，引领大家来到连队小学教室。只见已有６、７间教室被藤空、铺了厚厚一层稻草。

　　第二天就下了地。只见眼前的麦田一望无际，在阳光的照耀下一片金光灿烂、耀眼辉煌。大家按照事先划分好的地块，挥镰收割。我在一边前后照料。有个别不会割的，就手把手地教，又教他（她）们打“腰子（用于捆扎）”。王排长亲自挑来了茶水，送到每个同学身边。

这样，两天下来，同学们一个个直喊叫浑身疼痛，直不起腰。但大家都完成了任务，尤以李俊才、王贵勇、赵志奋、张青、甘萍等突出。

　　第三天下午，我也正在一块地里认真地割着，突然有人在喊：

　　“陈老师，张菁晕倒了！”

　　我赶紧冲过去，背起张菁朝连队卫生室奔去。卫生员让放平身体，看了看，说：

　　“没有问题，天气太热了，有点中暑，一会就好了。”

　　这天晚上，连长徐连东也到学校宿舍看望了大家，他说：

　　“同学们来支援三夏，这本身意义重大，所以割多割少都不是问题。同学们不要太计较，你们只要来了，我们就高兴、就欢迎！”

　　第二天，连长派来家属四班和同学们一起割，第三任文教王剑云也在田头架起大喇叭，放起音乐，进度大大加快。原本７天的任务，不到６天半就完成了。

连长专门派人去瓜地摘了大西瓜、哈密瓜、白兰瓜、铁皮瓜招待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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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说说王排长

    有明眼人说话了：“你这是写小说不打草稿，在瞎编了吧，你去过新疆没有？新疆七月份哪来的大西瓜、哈密瓜？”

　　对了，对了，当时我也纳闷儿，这不是要到１０月份以后才上巿嘛。王金奎排长看我这样子，笑呵呵地说：

　　“是我们的塑料大棚培育的瓜，一年四季都可采摘。”他带领同学们去参观了塑料大棚，一进去感觉温暖如春，比外边天气要低１０来度，只见一畦畦地埂上生长着成百上千只瓜，大的有几十斤，小的如拳头，正在生长。瓜棚的边上还建有蔬菜棚，苹果、葡萄棚......同学们都感觉很新鲜。

　　不过，这在当时，十连是利用塑料大棚科学种地的第一家，在新疆还没有普遍推广。

　　这也是王金奎排长他们排积极想办法，大胆搞成的。

　　因为割麦任务完成，晚上，连长让加了两个菜招待同学们。晚上无事，大家打牌玩乐。我就抽时间去周指导员家、王金奎排长家以及家属四班有两家走一走。

　　在王排长家，他妻子许淑华热情招呼我坐下，又是倒茶又是拿水果。

　　这王排长与许淑华的故事，我在一篇《二婚》中曾有记述，为使大家清楚，不妨再给大家摆谈一次：

　　王排长是甘肃省民勤人，早年当兵转业后到兵团在沙井子某劳改队当排长，后来改制为基建队，整体搬迁到六团。

　　在沙井子时,他与一个河南逃荒到新疆的女子结了婚，但由于王排长在当兵时一次战斗中受伤失去性功能（当时部队给立了三等功），时间久了这河南女子死活不干，不让王排长睡上床，不让王排长碰她身子，还硬要与王排长闹离婚。

　　为这事的处理，当时老连长还吃了个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

　　因为王排长除了这一“毛病”外，真正是个大好人、老实人，工作踏踏实实，年年被评为先进。

　　老连长是与王排长一起从部队转业下来的，在部队就是王排长的领导。因此，老连长看这女子要跟王排长闹离婚，他急了眼:

　　“王排是有功之人，那时见她可怜收下她，现在倒翻脸不认人了。这哪行？”

　　还说这女子是猪尿泡打人不疼，“臊得很！”

　　一个星期天，他吩咐几个女职工强行将这女子衣服脱光了，用绳子将她手脚捆在床上，然后，几个女职工又将王排长推进房间，反锁上门。

　　谁也没有想到知这事闹大了，这女子寻死觅活要与老连长拼命，后来一直闹到师部，老连长最终吃了处分。

王排长与这女子离婚，还倒赔八百元让她回了老家河南才了事。

然而,这一次的婚姻给王排长很大打击。作为一个男人，哪个不想有个温馨的家，有个温顺的老婆。下班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有个老伴说说话。

可是他王金奎不能，一度他有点自暴自弃，对什么都失去信心，不到两月，人消瘦了不少。

连队整体搬迁到六团后，团部对基建队干部进行了相应调整，调入几个新排长。三排长就是新调入的，他老婆是四川人，人很热情，当知道王排长的感情遭遇后，主动表示帮王排长介绍一个。

也就是王排长现在的妻许淑华。

许淑华，四川人，与三排长老婆一个镇的，有点表姐妹关系。她原来的丈夫是个铁匠，平时爱好喝酒，醉了就要打人，他有劲打起人下手重，许淑华经常是被打的鼻青脸肿，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但她从不给别人讲，都说是自己不小心摔着了。他怕坏了丈夫的名声，没有人再上门买货。她女儿小蓉看着妈这样，只是哭，背后骂她爸不是人。

后来，许淑华丈夫的酒越喝越上瘾，有时晚上喝了，睡到半夜还爬起来再喝。终于一天，被查出是“胃癌晚期”，王淑华精心照顾了他三个月后走了。

这年，三排长老婆回四川探亲，了解到表姐的这些情况，就一方面给王排长写信征求意见，王排长说：“我没有任何条件，一切听你安排。”她就又到表姐家做工作。

“华姐，你现在娘儿两，生活过的蛮清苦。”她放下专门买来的一些礼品：“想开点，人走了回不来，自己想开点，身体要紧。”

“那死鬼，我才不想他咧，早走了好！”许淑华连忙招呼表妹坐下，递上杯热茶，然后悄悄地说：“就是晚上有点怕，总是这死鬼的影子....小蓉也怕的晚上不敢一个人睡。”

“那.....就再找一个仨！”                 

“你看你妹子说的，我这半老徐娘，又拖个油瓶，谁还敢要？”

“还真不用说，打着灯笼也不好找，我这次呀，就是带着任务回来的......”然后，她就把新疆王排长的事讲给了许淑华。

“嘿，还真那么回事？”许淑华心中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你容我想几天......”

晚上，许淑华把这事侧面给女儿小蓉讲了，这小姑娘就闹着要跟姨娘一起去新疆。

三排长老婆就在探亲的这段日子里帮忙着把这事两头拉扯，最终成功了。

许淑华在最短时间内处理完家里的一切事务，办好一切该办的手续，随表妹坐火车到了新疆。

她们先在三排长家住下。

大家听说三排长老婆给王排长带回一个老婆，都争先恐后跑到三排长家，只见许淑华白白粉粉，上身穿一件碎花夹袄，下面一条蓝色平脚裤。她女儿小蓉也是穿的清清爽爽。齐口称赞三排长老婆干了件天大的好事。 

老连长也代表王排长前去征求许淑华的意见，看这婚事如何安排。许淑华见到老连长，有点不知所措，她说：“连、连长，我、我表妹把情况都说给我听了，我们都是过来之人，就不要那么闹腾，简简单单就行了，而且，我还有个姑娘......”

后来，由老连长主持，当证婚人为他们举办了婚礼。

　　

　第三十四章　加急电报

　　回到学校后不久，团政治部也给学校送来了一份《祝贺信》，对我班同学在十连不怕苦、不怕累，努力完成支援三夏任务的事迹予以表彰。

　　这时已是同学们上初三了，为加强同学们的基本功训练，我就利用时间刻钢板，给大家油印了不少学习参考资料。比如关于同义词反义词的、关于关联词的、关于排比句排比段的等等，反正我在江苏姜堰的陈凯老师、阿克苏四中的石红菊老师给我寄了不少有关资料。还有加强了单元测验，不计分，但可作参考。同学们也积极认真配合，努力完成布置的作业，提高了掌握基础知识的能力。

　　正在我一门心思带领同学们攻关学习的时刻，１９７８年３月下旬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份老家发来的《加急电报》：

　　“父病危速回”！

　　我的一颗心一下凉到了冰点，两只手在微微发抖，泪珠也不由自主滚落下来。

　　当时妻在小学教二年级算术兼班主任，班上有近６０位学生，也是相当的忙，无法脱身。

　　最后商量结果，只有我带着儿子小杰回去。

　　我给学校请了假，程天良老师的妹夫在阿克苏地方运输公司开车。这样他给写了一张条子，我到阿克苏他妹夫家，然后帮找了辆便车，在大河沿上了火车。“哐噹哐噹”三天四夜，到达南京，下了车，先到了我二哥的住地：南京大学宿舍。

　　这时，我二哥已是南京大学教师；他是毕业后留校，并于１９６８年结了婚。嫂嫂是泰州巿人，原在泰县人民医院医生。

　　听二哥说，父亲一直高血压，上半年摔过一跤，这一次也是下床时又摔倒了，比较严重。他前天刚回去，然后由嫂嫂出面找到一去姜堰的便车，我和儿坐上回到姜堰。

　　一进家－－－这时我家还住在北大街刘家桥巷，只不过是房东家将原４号的大门给封了，出入都从他３号。家中没人，房东大婶告诉说都去了县医院。我放下手中的行包，拉上儿子就直奔医院。

　　到医院门口传达室，那老头见我一身穿着（我当时穿着一件羊皮袄，由于刚下车，满身是土）死活不让我进。

　　我只好哀求地给他说：

　　“老先生，我的父亲在里边住院，你，你看，这是电报。”我赶紧掏出《加急电报》，他看了，说：

　　“啊，是陈爹家.....?”

    “是，是，我是老三。”

　　“真是的，你说的话我也听不懂，快，快，去吧，在脑内科三楼。”

　　我急匆匆赶到病房，母亲和弟弟守在床边，只见父亲半闭着眼躺在那里。母亲走上前拉过小杰，轻轻地对我摇了摇头，我心底里似乎清楚了母亲在对我说什么，但我还是轻轻地走到床边，匍下身子低下头说：

　　“爸，爸，我回来了，来看你来了。”又拉过小杰：“快，叫爷爷。”

　　小杰走上前，大声叫喊：“爷爷，爷爷！”

　　这时，我忽然发现，父亲睁开了眼，看了看小杰，似乎露出了一丝微笑。一会又闭上了眼。

　　母亲告诉，从倒下那刻就没有再说一句话，但好像心里明白。

　　这这样，我们在医院轮流守护着。

　　清明节那天，大哥也带着小儿子回来了。这是自１９５６年他去内蒙后我俩的第一次见面。他憨厚地对我笑笑，简单地问我什么时候到家的，不再开腔。性格有点像父亲；只见他身穿一件蓝色羊皮大衣，一顶皮帽，也是一身灰尘，人显得特疲倦、特憔悴、特老态；满口河北腔，没有了家乡口音。我虽然也一口南腔北调，但江苏口音不改。

他第二个儿与小杰同年，小月份。两人见面不到十分钟，就一起玩得分不开了。

　　　　　　　　　　    第

　　　　　　　　　　    第三十五章　父亲病逝

                                                

    我的父亲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自幼学徒,一生平淡,没有干过有轰动效应的事情，一辈子像一头老牛，默默地在干着属于他的那份工作。

　　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生了六个儿子，存活率６６.６％。他留给儿子们的最大“遗产”，就是他那对工作的孜孜不倦的精神、“老实本分”的天性和“不善言词、与世无争”的良好品质。这是用金钱也买不来的传家之宝。 

    父亲１４岁学徒，躲过了国民党的抓丁，在一家布店铺跑起龙套：从劈柴生火到端茶送水，慢慢站起柜台，最后当上账房先生(会计)，全凭自己努力奋争。这就耗了他整２０年光阴。

　　由于在祖父手中将祖上房产卖去，“陈”家就成了真正的“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无产阶级，在乡村、镇乡结合处到处租借房屋，真正是颠簸流篱。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父母常常怀抱着我，手拉着两个哥哥和一些亲邻到附近乡下躲藏。以后，日本鬼子投降后，又是国民党猖獗，姜堰成了国民党的重要阵地、桥头堡，陈毅元帅曾亲率部队驻扎黄桥，在苏北一带与国民党展开激烈战斗。到１９４８年秋，家乡获解放。我就是伴随着战争的枪炮声在父母的呵护下渐渐长大。以前曾听母亲说过，我小时候没有奶水，是用米汤一口、一口喂大的。在那种情况下，我下边有两弟弟夭折了，没能活过那个年代。到１９５０年我们家搬到街上“刘家桥巷”才过上有了一个固定的住所和比较稳定的生活，虽然父亲薪水不高，但一家人勉强温饱平安的生活过来了。

　　在我很小的时候，每天中午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给父亲送饭。那时他在姜堰坝口东街上一家棉百商店当会计，闲时也站柜台卖布。店里的伯伯叔叔都很喜欢我，都要斗我说笑话。我记得，有一次，他们在店里聚餐，父亲也带我去了。我有一个坏毛病，一吃饭就要喝水。那天在我去倒水的时候，不知是谁偷偷将一瓣生大蒜头，埋在我饭碗里，我坐下吃饭，那时的小孩，能捞上一顿丰盛的美餐是不多得的，所以吃起来是狼吞虎咽，不想那生大蒜被我咬了，突然，辣的我，眼泪都掉下来，我张开大口，边哭着，边往外吐。那些叔叔伯伯都笑的前倾后倒，哄然大笑。

　　我父亲不善言语,很少和别人说话，与我们也没有过多言语。每月月初将发的３６元薪水交给母亲，没到月底，家中没钱化了，在母亲的絮叨声中，父亲仍像个木头人似的，默默无声地端起那清汤寡水的面汤“呼---噜、呼----噜”喝下去，然后倒头睡下，“呼噜---呼噜”打起鼾，惊天动地！

　　给我的印象：不管外界或家中发生天大的事，他都能忍受，都是这种默默不语的样子，或者将家中一些破旧的东西，什么破锁、旧拉链翻出来捣腾、修理，都是一声不吭。

　　其实，我们也清楚，父亲有多少苦楚，他没有地方述说；一生的艰辛，在他内心深处深藏着一种对于亲情的愧疚和无奈。由于家境贫寒，全家包括祖母、母亲、弟兄数人，全靠父亲一人每月３６元的工资度日。

    那是１９７４年９月,离家十年未归的我，带着妻、儿从新疆回去。已经是６７岁的父亲才感到有了一点欣慰，露出了难得的笑脸，高兴的嘴都合不拢。虽然这时的父亲已显得有些苍老，背有点佝，但他还是整天扛着３岁的小孙孙到店里、到街上蹓达，精神特别的好。

　　是呀，在父亲特别需要我们的时刻，我们却远在天边；是我们给予父亲的太少太少，而今他却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我们又能为父亲干些什么呢？

　　大哥和我，以及弟弟围守在父亲病床前，望着他那瘦削的面庞，那瘦骨嶙峋的身体，我们只有在默默地流泪。

　　４月８日快中午时分，母亲说这多日大家都没吃上一口热饭、菜，她让大家回家去搞点吃的，我坚持说守在医院，这样母亲和哥、弟回去了。我一人守在床边。

　　大约是１２点４０的样子，我突然发现父亲的身体好似动了一下，我匍下身子，一看，像有一种不祥兆头，口中马上叫喊：

　　“医生！医生！”

　　一个大夫进来，翻开父亲眼皮看了看，说了声：

　　“不行了，准备后事。”走了。

　　这时我整个人也像散了架，没有了主张。同病房一位年轻人说：

　　“我知道你们家，我去通知。”

不一会，母亲、大哥、弟弟都哭着来了，请几个工友，用担架将父亲遗体抬回家；一方面给南京二哥发了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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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六章　     　　化悲痛为力量

                                               

    家中临时设了灵堂，在堂屋中间，用两条长凳、一块门板搁起，铺一块白褥单，父亲的遗体摆放在上边，身上盖一块白被单，头上罩一张面巾，点天灯、烧香，一切按家乡的习俗进行着。

　　我们弟兄几个立即去父亲单位和为数不多的几个亲戚家报丧。

　　中午时分，二哥和嫂嫂及他们的女儿回来。单位领导和亲戚家的婶婶，伯母都来了。

　　大哥、二哥就忙着和单位上来的人商量后事。

　　我就是负责夜里守灵。

　　第三天出殡，在棉百公司的一间会议室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就这样一切都结束了，我们的父亲，你操劳一生，你付出了你自己的一切，而你应得到的，作为儿女，却没能给你，在你最需要我们的时刻，我们却都远在异乡，你让我们拿什么来报答你？ 

　　事情办妥后，我们兄弟一起商量了“母亲”的问题。

　　因为四弟此时虽已２３岁，但在“三机厂”每月不足２０元的工资，他是负担不了赡养母亲的这一重任的。

我们的母亲是一个没有文化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她的一生就是依靠着父亲，为这个家操劳，多少年来，用父亲每月拿回家的为数不多的３０元钱安排着一家人的生活。每到月底，她就愁眉不展，东挪西借。每到我们弟兄三开学要交学杂费，虽然只有区区几元钱而家中也拿不出，我们弟兄都要哭一鼻子，母亲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１９５４年为了支撑这个家，她单枪匹马去泰州给别人家当保姆......

最初母亲没有自己的名字，嫁给父亲后正式叫“陈黄氏”。我记得大约是１９５３年，那时学校作为一项任务，安排学生给自己的亲人和邻里扫盲。当时我上小学三年级，就担起教母亲和对门一家婶婶学习文化的任务。母亲就是在这时才多少认识了一些字，才正式启用了自己的名字----黄如珍。６０年代，她不仅操持这个家，还在居委会跑跑腿，搞点社会工作。

母亲正是以她宽阔宏大的胸怀维护着这个家，以她那宽厚仁慈的品质熏陶着我们弟兄的成长。

    现在父亲走了，母亲失去了依靠，今后生活......大家商量的结果是：大哥、二哥和我每人每月寄５元回家。母亲表示没意见。

　　我们几个跟母亲照了一张没有了父亲的“全家福”。

　　然后，二哥回南京，弟上班。母亲说，有一远房姑妈在上海东宝兴路，她要去一趟。所以她就随我和大哥去了上海。

　　大哥从上海买票直接回了包头。母亲随我和小杰去了一趟迎玉家，两亲家总算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了面，吃了饭后，我领着母亲找到东宝兴路上的远房姑妈家，姑妈很亲热地招待我妈住下，让她多玩些日子。

　　我和母亲分手的时候，她交待了我一句话：

　　“三，你回去新疆有时间找找领导，看能不能调回来，回姜堰，啊！”

　　我在上海待了没几天也就回了新疆，和蕴玉一商量，当月就给母亲寄去了８元（我将５元标准提高到８元），以后稍好一些我就改寄１０元、２０元，一直坚持。

　　这时，初三年级已进入最后冲刺，我也化悲痛为力量，立即投身到战备当中，和同学们一起起早贪黑，这时候已要求每一个同学晚自习必须到学校，我也就守着他们，为他们释疑解难。

　　 就这样，从初一到初三，我与靖玉等５０多位同学共处了三年。

　　 她们升高中后，我因带上新的班工作忙就没有与她们联系，而她们也因高中功课紧也没有找过我。以后我又调离新疆到贵州工作，相互间更是没有了音信，一断就几十年时间!

　　一直到２００２年后才得到消息：靖玉在上海一家银行当行长，甘爱萍也在上海某大学教师，两人事业、婚姻都美满，靖玉的一个女儿送在英国学习；朱永红在广州一家银行工作，按靖玉说话：“我们仨，朱永红人长的最好，但命运最不好。”据说，前些年朱永红在乌鲁木齐工作时离婚了，后来调到广州，现在自己带着一个孩子。

２００４年２月我与蕴玉在上海，靖玉与她先生赵戈飞专门宴请了我们，甘爱萍及郭亚芳（也是六团一中的，与靖玉同级不同班）陪客，我们见了面，朱永红原说要从广州过来，但临时未买到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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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七章　从“Ｏ”开始

　　送走了一个班，又迎来一个班，一切从零开始！

　　新接手的这个班，不再像靖玉的那个班，成绩是参差不齐，而且普遍的比较差。再就是纪律也比较松散。

　　我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先从抓纪律入手，再逐步提高学习成绩。

　　刚开学，首先从排座位开始。全班同学在教室外排队，男生一排，女生一排。再依次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一张课桌，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一张课桌，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可以前在他们中就行不通，非要男生与男生坐， 女生与女生坐。我在给排座时如有哪位不干，我就将他作为编外，让他自己去找学校另外安排，这一来，还真镇住了几个不太听话的同学，都乖乖就范。

　　我想，只要这第一炮打响，就不怕后来人了。

　　当然，我也仍然利用了我的“杀手锏”：家访以及个别谈心。

　　这前后花了大约４、５周时间，几个课任老师反映，上课的纪律有好转。

　　当时原９连指导员严明高已调到团部一个部门，也跟我们同住一个大院。他女儿小四－－严兵，也在我这班。我征求了几个课任老师意见后，决定大胆启用：

　　严冰当班长！

　　当时她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居中，但听话，尤其以前我在基建连就认识他们家，与他爸也算是朋友。这样，她也就与我贴心。当然，那时我是在班里选班长时，适时提出了我的建议。先是大多女同学举手赞同，后有部分男生也举手了。超过半数，算是通过！

　　在学习上，我采取的是“盯”的办法。只要有空，我就带上我的备课笔记，在教室后边的座位上坐下，跟他们一同上课。一方面对我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一方面对个别上课不用心听讲、做小动作、交头接耳的同学，就是一种警示。他们不捣乱，大家专心听，慢慢就听懂了，学习上去了。

　　再就是晚自习，我一般不把语文作为重点，而是在他们的数学上和他们一起下功夫。有一次，祝校长在检查各班晚自习，看到我在黑板上和他们讲一道数学题解，还愣了半天，才明白：我不是数学老师。后来他也曾找我谈话，让我改行教数学，我没敢答应。

　　经过几年教师生涯，我更加清楚教师这种职业是伟大、神圣的职业。

　　教者，就是教书，教学生如何做人；师者，就是表率、榜样。

　　如果你哪样没有做到，你就不配是一位人民的教师。

　　当然，我会努力去做的，一定！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时蕴玉患了一种不知叫什么的病。

　　那是１９７９年４月２２日夜一点左右，我突然被一声惊叫和随之而来的一阵抽搐惊醒。我立即打开电灯，只见蕴玉两眼翻直，眼珠子一动不动，两片嘴唇青紫，两手在一阵一阵地抽，两手冰凉。我一下子吓呆了，心在“扑通扑通”乱跳，凭着以往知道的一点小常识，我赶紧掐住她“人中”部位，但不管用。我赶紧下床披上衣服奔向学校卫生员家，敲开门，急急巴巴讲述了情况，卫生员也急忙拿上听诊器到我家。这时蕴玉已平稳的睡着，嘴巴在“巴答巴答”像吃东西。我用手轻轻推醒她，她蒙蒙糊糊，说：

　　“干什么？”

　　我说，你刚才怎么啦？

　　她摇摇头，说：“不知道，只是头晕，想睡觉。”

　　卫生员被搞的一头雾水，只是说：

　　“大概是心脏病发作。这样，明天我去卫生队给拿点‘炮弹’，你备着。”

　　“炮弹？”

“医学名叫亚硝酸异戊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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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八章　    　　批准入党

　　说老实话，那天夜里可把我吓坏了。这是我们结婚以来的第一次，我真怕蕴玉就这样死在我的手里。

　　她一会儿就睡着了。儿子是一直没有被吵醒。

　　我斜躺在床上，不知不觉想起了当时我给父亲守灵的情景：

　　第一天夜，他们陪我到１１点多就各自去睡觉了，我一个人坐在父亲遗体旁的椅子上，一会给长明灯加点油，开始倒没觉着什么，可到了下半夜，万籁寂静，我似乎有点害怕起来，外边风“呼、呼”的吹着，门一会“吱、吱”的响动，或突然那个地方“啪”的声响，我都要心惊胆战，还有这时我也有点瞌睡起来，可忽然又好似父亲一下子坐起身子......

　　后来，我干脆站起来，在堂屋里轻轻地来回走，心中想起父亲的好处，心也就平和了、不害怕了。第二个夜就更没事了。

　　可现在，对蕴玉的这种病，我真的是非常害怕，没有一点预兆，就这样突然的来了，让你防不胜防，没一点心理准备，如果真的一口气没过来，那不是人命关天的事？　

　　对这病，我去卫生队找医生打听，就是讲不清是什么病。我也写信上海，他父亲和哥、姐都来信说，家中谁都没这病，祖上也没有人犯这病。

　　就在这年９月３日的夜里，蕴玉又这样的来了一次，所好，当时我就安卫生员教的方法，用手帕包住“炮弹”，两手一捏放在她鼻子边，这时一股“臭氧”的味道充斥整个房间，她这一嗅，还真灵，一会气就顺了，同样只是感觉头晕。

　　不过，第二天早晨照样正点起床，我去学校食堂打回来稀饭和馒头，她和儿子吃了就去上班、上学。从没影响工作。上班也完全正常人一样。

　　下边该说说关于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了。

　　自１９７５年３月我调入学校，基建连周副指导员将我在基建连写的一份《入党申请书》替我转入学校党支部，我就努力按《党章》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去做，努力改正自己身上的缺点，按期向党组织写《思想汇报》，也参加多次党支部组织的党课学习。

　　因为我曾经在一次学习会上发言称：

　“当然，身上的毛病不可能一下子就会全部暴露。我刚来学校，好似刚刚谈恋爱的一对男女，互相展现在对方面前的多是优点和美好的一面，很多劣性或毛病往往是不轻易暴露出来，只要一结婚，毛病就来了，什么不洗脚睡觉、什么像个女人喜欢唠唠叨叨。一个人的坏毛病只有时间久了才会暴露，所以我希望党组织对我多加考验，长期考验，我一定经受得了！”

　　所以我一点也没有着急，听由组织对我的考验。一定不能拿自己身上的某一优点去对照别人身上的缺点，一定不能只看到自己的优点而看别人都是缺点。

　　我曾经听见有些写了入党申请的同志说出这样的话：一开始自己积极要求入党的时候，各方面表现都很突出，可是党组织就是不“吸纳”；而当时间久了，自己的思想有了松懈，都有点麻痹了，有点想打退堂鼓了，自己又不合要求了。

　　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要求入党的同志，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你既然在思想上有入党的要求，就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打算，也就是说，要经得起党组织的长期考验，切不可一蹴而就。更不能发生动摇、打退堂鼓。

　　总之，我可以说是经受住了党组织的考验。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份我填写了《入党志愿书》，李国英老师和学校会计魏灵华二人为我入党介绍人。

　　１１月１２日晚上，学校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研究并一致举手通过我加入中国共产党，预备期一年。

这是我政治生命的一个新的起点，从此，我以更高的要求努力鞭策着自己，用更加旺盛的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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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九章 　车过“乌鞘岭”

                                               

　　转眼到了１９８０年１月下旬，学校各项工作圆满结束，学校领导研究决定，在春节前搞一次大会餐，好好犒劳这些辛苦了数年、奋战在一线的教师们。

　　后勤也就忙碌起来，挑一头肥猪杀了，就在高中一教室里，将课桌拼成八桌，全体校职工参加尽情地、美美地吃了一顿，一个个吃得油光可鉴。餐后又自由组织了一个小型歌舞晚会，大家尽情玩乐，呈现一派团结、祥和、欢乐和喜庆的气氛。

　　就在这一天，祝校长提议：回上海过春节。当时就有程天良一家，徐佩采一家，校长一家，后来，我跟蕴玉商量，也同意了。一共四家，十多人一起，由天良去阿克苏找车，去了乌鲁木齐。

    那天,已近年关，候车的人特别的多。我们去上海的车次开车时间是明晨３点１０分。

　　因为刚下过一场雪，到处是白茫茫一片，气温在零下６到３度。

　　候车室是人山人海，都在地上铺上褥单，东倒西歪地躺着坐着。

　　已经是晚上１１点过，我们几个在里边找到一片空地，也在地上铺了被单，在上边休息。

　　候车室里因有空调，一会人就感觉到暖洋洋的，人也有点犯睏，但都不敢睡觉。

　　因为候车室内，有一帮小年轻歪戴着皮帽，三三两两在旅客之间游动，一双眼睛“滴溜溜”东张西望。

　　到夜２点多，开始检票，人挤人特别的人多，我们几个一起相互拖、拉着检票上了车，在一三人座两边占了６个位置。上车时又碰见工程连的肖卫生员，她带了个不到３岁的小孩，就跟我们挤坐在一起。一会车厢里过道上就挤满了人，吵吵闹闹，显得又闷、又热、又燥。

　　这时，蕴玉就和孩子们钻到座位下边铺上被单，躺下休息。肖卫生员将孩子放在座位上睡着，她则用包包垫着坐在旁边。我们几个就打起了扑克。到白天就轮换着钻在座位下囫囵睡个觉。

　　那时候，虽说已坐过几次火车，但从未买过卧铺，也没有探亲报销一说，都是自己承包了。所以有句话说：我们在新疆十几年，积蓄的一点点血汗钱都拿去铺铁路了。

　　每次坐火车，就自己早先带块单子，或几张报纸，晚上就钻在座位下“呼噜呼噜”睡觉，不过习惯了也就自然。

　　第二个晚上，我们几个照样打牌，蕴玉带几个孩子在下边睡。肖卫生员也仍然是坐在边上，看护着她的小孩。

　　到夜１时，只见肖卫生员突然惊叫起来：

　　“不好，不好，蕴玉老师抽风了！”

　　她这一叫，大家被搞得莫明其妙，而我将手中的牌丢下，第一个跳起来，赶快去提包里摸出“炮弹”，又钻到座位下施救。　

　　一会，我对大家说：“她犯病了。”这样，大家让出一三人座，七手八脚将蕴玉抬到座位上来，让她躺在上面。

　　我简单将蕴玉犯病的前前后后给大家说了说，大家也就不再打牌，他们让我倚坐在蕴玉边上，交待我“小心点”就自己钻下去休息了。

　　我一边看着药味玉，一边祈祷着，让她好好休息，不要再发生第二次，因为我只带了两粒“炮弹”。

　　慢慢我也迷糊地打起瞌睡。突然蕴玉又一次抽搐，两眼翻直，我也一边取出“炮弹”，一边嘴不停在说着：

　　“这，怎么办，这怎么办。”

　　大家被惊醒，这时是早晨５点钟，祝校长提议，去找列车长，看车上有没有医生。

　　这时车厢过道是横七竖八地睡着人，我和祝校长就这样艰难地找到车长，向他说明了情况。车长意见是，第一，前方停靠站是兰州，病人可以下车；二可以利用车上广播找医生。考虑下车后也不好办，我们就让广播找人。

　　不一会，从前边卧铺车厢来了一人，他听我简单介绍情况后又把了会脉。说：

　　“没大问题。心脏早博、有停跳.....”他停顿一会，又说：“问题不大，我们刚才经过的这地方，叫乌鞘岭，这一带海拔高、空气稀薄，加之车厢里人太多，空气浑浊，人又睡在地下。”

　　我急切地问：“还会不会再犯病？”因为到上海还得一天一夜多时间，我说：“我带的亚硝酸异戊脂已用完了。”

　　他说：“看问题不大，这样我那边也有个病人，是我父亲，跟她的病有点相似，我把药给你留些，到上海不会有问题。”

　　只见他从随身带的药包里掏出一个标有外文的药盒，从中取出一板给我，说：

　　“这药是美国产的。”

　　我是千恩万谢，问他是哪个单位的，他只支支吾吾说是乌鲁木齐什么医学院。问姓名他也不说。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心中对这位热心人再想说声“谢谢”，可又不知他姓什名谁、哪个单位。我今天将这事记录下来，希望有朝一日，这位恩人能够看到。如果是这样，我的心也就会得到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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