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分享]延长插队知青征文遴选稿件摘编

    《我在延安十年》一文作者田英，是原北京外国语学校老三届高中六六届学生，延长县郑庄公社新窑库大队的北京知青。今年已经六十多岁，现仍在中国日报社作报刊译审工作。

    田大姐在听说第二故乡延长县政协，正在向原延长各地插队的北京知青征集文稿，对延长县县志重新修订，并策划为北京知青编纂《北京知青在延长》书刊的消息之后，心情激动夜不能寐，连日编写了《我在延安十年》十五篇系列文稿，投递到延长县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

    现将文稿全部转载如下，并引用其中一段作为文章梗概：

     这些故事听起来平常、清淡：载满知青的列车在镜子般坚硬光滑的雪地上，从北京驶向延安；黄土地的乡亲们为远道而来的北京娃端上来热乎乎的羊肉荞面；雪后和山村的小伙子在长满荆棘的山梁梁上打柴；和放羊的张二爷对歌，长了见识，认识了大山；黑暗中冲过“鬼门关”，张开双臂高呼“毛主席来了晴了天；”为出嫁的女伴乞求有饭吃，摊上一个不打人的丈夫；享受一年的劳动换来的夏收成果-一碗雪白光滑的面条；在寂静冰冷的月圆之夜，独自在净化了的清新的高原空气中，把秋收的玉米担回集体户；清明节的哀愁、思绪、困惑和期盼；一次“逃跑”的经历带来对现实的接受，对亲情的珍惜；令人难忘的“吃肉”教给我什麽是真正的劳动收获；一次成功的高考把我带回了故乡，与阔别多年的亲人团聚…。

   （此贴系列文章为征文投稿专供，如转载，需经延长县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同意方可）

《我在延安十年》

作者/田英 

（一）我走进这群人

      阳光下，北去的卡车把铺满厚厚雪的路面压得象一面大镜子，硬硬的，射出刺眼的白光。车在望不到头的公路上爬，透过帆布蓬的缝隙，我盯着那没完没了的群山。山上的雪看上去又白又松软，没有一个脚印。比起城市里混着泥浆的堆积在的路边的雪，这才是真正的雪。时而路过一个小村，女人和孩子穿着厚厚的棉衣，站在自家的崖畔上，呆呆地目送我们的车慢慢前行。几条狗先是朝着车狂吠，然后，呼地结伴冲下崖，跟随着汽车边跑边叫。

      这就是陕西。我会在这里的一个小村子里，住下来，扎根，也许会结婚，生子。我禁不住想起几天前的一个夜晚，我徘徊在北京离家很近的一条大街上，在昏暗的路灯下，我投币决定了命运。一枚数字朝上的硬币，决定了我离开相守了三年的男友和我的家人。这是命运的安排，我服从了。卡车的轮子继续向前转着，每转一圈，我就离家和亲人远了几米，几米，几米……。

      “嗨，谢谢了，能坐在我脚上吗？我的脚冻得象砖头。”我回过头。一个男生，戴着棕色的栽绒帽子，浓黑的眉毛，眉骨高高的。我挪了一下，又坐了下来。没敢真坐在他脚上，只是擦了一点边，用棉大衣盖住了他的脚面。“真好笑，”我想。那个年代，男生和女生是不会随便说话的。他准是冻急了。这是我从家里出来两天以来，别人和我说的第一句话。天下巧合很多，这个浓眉的男生，两年后成了我的丈夫。

      车到了延安天已经黑了。跳下车，四下望去，没有见到宝塔山，满眼只是用石灰刷在黄泥巴墙上的大标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可为的。”我们这一族因此有了一个称呼：“知青”。

      我在铺着麦桔的水泥地上坐下，咬了几口从家里带来的面包，裹紧了棉大衣。这是一个学校，闹革命，停课了。正好做为路过下乡知青的留宿之地。门和窗户都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寒风夹着雪片窜进房子。几个男生正在大打出手乒乒乓乓地拆了房子里的几张桌子，架起了一堆火。火星子劈劈啪啪地溅在大衣上、麦桔上。没人理睬这些，烤着手，烤着脚，合衣倒下。

天亮的时候雪停了，知青们各自爬上自己的卡车，沿着那条无尽的路走着。昨夜的雪象是给镜子般的路面上铺了一层棉花，车轮压在上面，软软的，发出咯吱吱的声音。车子进入了我们的目的地延长县的地界。和延安没什麽两样，只是越走川面越窄。公路两边是连绵的山，两山之间是一条被白雪盖的严严实实的河。半山腰的窑洞升起缕缕炊烟，一头小毛驴蒙住眼睛围着磨盘吱咛拧地转着圈圈。这里将是我的家，不管我喜欢不喜欢，适应不适应，我将在这里劳动和生存。我一下子兴奋起来。如果不是怕惹来大家的耻笑，我真想大声喊：“我来了！”

      卡车在一座水坝前停了下来。“卸车，到了”。司机粗声叫着。爬下车，男生主动把木箱和行李卷扔下来。车开走了。我们几十人，望着这茫茫银海,不知该往哪里去。刚才的兴奋也一扫而光。男生倒显得很轻松，吸烟或在雪地里打斗嬉戏。不远处有一吊桥，象电影里见到的大渡桥一样，只是锁链上稀稀拉拉地铺着木版。男生一窝蜂地奔过去，先上去的拉着右面的铁链一步一步往前挪，桥头上的人把脚踏在铁链上偷偷地荡，呼叫声，大笑声响成一片。坐在一边的我也情不自禁地笑起来。“只要还有欢乐，一切就都会有的。”我想。

      正午时分，从水坝另一端走过来一队人。一水的黑棉裤棉袄，腰间系着灰色腰带，头上包着灰白的手巾，肩上扛着扁担和绳索。领头的满脸笑容地走上来：“娃们，饿了吧，咱回可（家），饭得了，炕也烧热了。”知青们立刻停止了嬉闹。各自按照名单找到来接自己的老乡。

      在雪地里等了三四个小时后，见到从新窑库村来的乡亲，好亲切。离家后的孤独，思念和无助好象减轻了许多。本想一路上和乡亲们好好聊聊，但他们挑着沉重的箱子，不紧不慢地头前走了，把两手空空的我甩得好远。塑料底的棉鞋在雪地上走象是走在滑冰场上。上坡的时候，我不时用手帮一下忙。下坡的时候，要蹲下来滑。看着前面挑着担子的乡亲，右手按着扁担，左手在身边有节奏地甩着，脚下的小碎步，把我丢得越来越远，“真不可思议，”我想。

天渐渐暗了下来，过了个高坡，前面一个小村。走近前才发现黑压压的一片男人，女人，小孩和老人在村头雪地上站着等我们。我的鼻子有些酸，眼眶热热的。我跌跌撞撞加快了脚步，走进了这群人。从此开始了我的陕北高原生活。

                                                                                     （待续）

《我在延安十年》

作者/田英

（二）我能为他们做些什麽

      我在乡亲的簇拥下走进窑洞。“上炕，炕上暖和。”一个男人满脸笑容地招呼着。我脱了大衣，两条腿拖着笨重的棉裤爬上炕。转过身，坐了下来。炕前面站着几层人，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全都张大了嘴笑着，睁圆了眼睛看着。

      一个女人在炕席上摆了个木盘，里面的小碗儿里盛着盐，辣子和淹酸菜。“闺女，吃面。”一大碗面端到我的面前。洋芋汤浇荞面条，上面厚厚的一层羊油，冒着热气，让我这个不喜欢羊肉气味的人有些生畏。我端着碗不知该不该下筷子。抬眼看着炕前面的人群，依是睁着大眼，只是看着我犹豫的样子笑得出了声。“真当我不会吃饭呀。”我心里笑着。我把筷子插进面里，低下头唿唿地往嘴里吸着面条。几口下去，热乎乎的，觉得味道还不错。

      人群好象如释重担，一下子活跃了起来，男人揪下脖子上的烟袋，点上火，吧嗒吧嗒地抽。女人指指点点唧唧喳喳地又说又笑。我听不懂，只是满脸茫然地随着她们笑。“害哈害不哈？”一个女人拉着我的手问。“不害怕。”我说。一阵大笑，女人们笑出了眼泪。我也大笑，可不知道笑什麽。第二天我才知道“害哈害不哈”就是问你“听懂没听懂。”难怪惹得他们笑得透不过气。

      村民们没有因为我们的到来而打破了天黑就睡觉的习惯，纷纷散了。从刚才吃饭的厨房到女生的窑洞要上一个小土坡。窑洞是旧的，显然是刚刚用黄泥浆刷了一遍，还泛着黄土高原上的泥土独特的香气。炕热热的，比北京家里的床舒服多了。灶台上的铁锅里，开水咕噜噜地响着，冒着白气

      睡不着。这两天发生的事太多了。一幕一幕地在眼前过。这里的山没完没了，离家很远很远。这里很穷，洋芋、荞面和羊油是上等的待客食品。但是，这里的人是好人，他们的眼睛里，笑语里透出善良，那一声“娃儿们”让我在异乡感到父母一样的呵护。

      门口的嘈杂声打断了我的梦。我披上棉袄，打开门。姑娘、小伙儿和小孩子们，手插进袖筒，跺着脚站在门前雪地里。我头发乱蓬蓬的，蓦地见到这麽一大群人，有点不好意思。“快进来，外面冷，”我不知所措地理着头发说。人群一下子静了下来，依旧满脸的笑。其他三位伙伴还在被窝里，见到进来这麽多人，慌忙坐起来。众目睽睽之下穿衣服、叠被子、梳头、刷牙、洗脸。我真恨自己为什麽这麽贪睡。

      开村民大会。男生窑洞成了会场。炕上坐满了人，地上也站满了人。男人手里拿着钢针边织毛线袜子边抽烟，女人用锥子和长长的麻线纳着鞋底。我细细打量着这些人。有些昨天见过，有些没有。家织的土布棉衣，男人和女人穿黑色的，姑娘和孩子穿扎染成紫色小花的。棉衣可能还是上冬时穿的，很脏很旧了。孩子们的棉裤大都露出了膝盖，棉花甩在外面。有的孩子没有穿袜子，小脚又脏又冻，黑黝黝的。

      新窑库村属郑庄公社的一个生产队。25户人家，120余口人，村民以“张”性为主，可是支书姓徐。集体财产有两群羊，七八条驴，七八头牛，土地以山地为主，少量的沟地。山地种植小麦，荞麦，谷子和豆类，沟地用来种玉米，高粱和薯类。

      村里的窑洞大半集中在小河的北侧，沿着水流的方向延伸约一里。河边是一小块一小块的菜地，每家拥有一块。崖畔畔上积满了雪。顺着一条黄色的小路爬上去，就看到一个个院子。院子打扫得很干净，露出黄色的地面。每个院子里大约三四孔窑洞，一个猪舍，一个鸡舍。院子中间都毫无例外地有一盘石磨。窑面朝着阳光。快过年了，家家都换上了白生生的窗纸。推开窑门，里面已经被常年累月的炊烟熏得黑黑的。窗下是一铺大炕，足够七八个人睡在上面。炕的另一端连着一个灶台，前面嵌一口小锅，用来烧菜，后面的大锅用来烧水蒸饭。对面墙边用粗大的树叉架起一块厚厚的象单人床大小的木版，这就是案板，也是做饭时用的操作台。一长串瓦罐和大大小小的缸整齐地排在墙边，用来盛水，盛磨好的面粉和酸菜。窑洞的后面立着柳条编成的囤子，里面是从生产队分得的毛粮。这些就是一个农户的全部家当。

      大多数家里只有一两床被褥，乡亲们说他们白天穿着棉衣上山劳动，晚上脱了棉衣盖在身上，全凭火炕度过寒冷的夜晚。难怪婆姨姑娘们专程来到女生窑洞，用裂着口子的手抚摸着我从家里带来的人造棉的大花被子和那条我最喜欢的具有非洲特色的亮丽的床单。

      场院边上那两孔面朝东的窑洞是村办小学。木制的桌子，石头和黄泥砌成的墩子做为凳子。一块木版钉在墙上做为黑板。学校一共20几个学生，五个年级，只有一个老师。据说，老师毛笔字很漂亮，但是不通除法和分数。因此，学生的数学课非常简单，也不知道什麽是音乐和体育课。

      我很诧异，没有想到跟着毛主席打江山的老区人民在建国二十年后依然这麽贫穷。望着远处和近处光秃秃的群山和冰封的河水，我想着，想我自己和这群我已经认识并正在熟悉的祖辈生活在这山村里的乡亲们。我将在这里生活，也许是一辈子。我怎麽办？我能为我自己做些什麽？我能为他们做些什麽？

                                                                                          （待续）

《我在延安十年》

作者/田英

（三）腊月

      腊月在农村是个特殊的季节。粮食已晒干进了囤，红薯入了窖，萝卜和洋芋也都藏进了冷窑。缸里盛满了淹酸菜、韭菜花和辣椒糊。柴禾一捆捆地整齐地码放在自家的崖畔畔上，象是垒了一道院墙。

      腊月是男人的天堂。在山上摸爬滚打了一年的男劳力，现在抽着旱烟，三三两两地聚在暖和的太阳地儿里，谝着闲传，手里仍没忘了忙乎着毛线活。腊月里女人最辛苦。从初七开始，婆姨们就要半夜起来牵驴套磨。把麦子和白玉米磨成细细的面粉，蒸成雪白的馍馍。把谷子研成糊糊，摊成松软的饼。把糜子压成粉，加上红枣，蒸成又粘又甜的糕。家家户户都是灶台上湿漉漉地做着豆腐。炕头上摆着大瓦盆，生着豆芽。腊月里孩子们充满了希望。希望年糕熟了先尝一口。馍馍揭锅时，妈妈看见眼巴巴的孩子，也许会给上一个。爸爸赶集，卖了大蒜和烤烟，会带回爆竹和糖块。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兜兜里揣着芝麻烧饼，那叫一个美。

      腊月到了，知青户有些沉默。吃过晚饭，横七竖八地躺在厨房大炕上，望着黑洞洞的窑顶，灯也不点。白天，邻村的知青来串门，传过来一首歌。据说是知青中的一位高人写的。十几段的歌词中，有一段至尽还能记得：“光阴飞度，转眼间来到春节。男红女绿，高歌连天，家家在团圆。我立孤山，远望家乡，泪水就流下山。痛苦不堪，强忍辛酸，对空就长声叹。”

他们走了，把歌留给了我们。村里几个来玩的小伙子，见到我们阴沉着脸，扫兴地回家了。留下了更多的孤独和思念。黑暗中有人啜泣。我不想听这种声音。眼泪是自己的，不用旁人分享。我走出窑洞。明月把白光撒在雪地上。通向村东头的路在月光下很清晰。路旁干枯的树在雪地上投下怪异的影子。空气又凉又新鲜。深吸几口，再呼出来，带出体内热热的污浊的气体。看着周围山上点点的亮光，那是农家围坐在自家窑洞里豆儿大的油灯前，抽着旱烟，喝着热茶，纳着鞋底，奶着孩子睡觉。一切都是那样顺理成章，那样和谐，平静和有条不紊。

      想家，很想家。但这里才是我真的家，我将在这里度过很长的时间。我也会逐渐“顺理成章。”窑洞里传来二胡曲《光明行》。玉盛的二胡曲时常使我神往，而这一次给我的是勇气。

      这里的风俗是正月里不上山劳动，不打柴，不烧饭(只把腊月里做好的饭菜放到蒸锅里蒸热)。一切都要腊月里准备好。知青户已经没有柴禾了，我提议不能再依靠乡亲们，要自己解决。生产队长给每个男生借来斧子和绳索。女生只有细绳。这里的婆姨是不砍柴的，只是拾山上留下的干枝。我们把围脖系在腰间，肩上斜挎着绳索，跟在队长的后面，一溜长队出了村。村民们站在崖畔畔上，好奇地看着这些在雪地上蹒跚的北京娃。后面传来脚步声，七八个年轻的庄稼人扛着斧子跟了上来。队伍立刻活跃了起来。

      圪梁梁上长满了乔木和灌木。扩起来的树，也就是周围的土地被铲平，没有其他零星植物的那种树，是留下成材的，不能砍掉当柴烧。我蹲下来，用穿着塑料底棉鞋的脚在盖满雪的坡地上蹭着。不时停下来，拾起瞄好的树枝抱在怀里，一抱，一抱，竟成了不小的一捆。男生抡着斧子在树丛中东砍几斧，西砍几斧，砍倒一大片，可理不成一个捆。同来的小伙子蹲在一边抽着烟，笑着，到这会儿才上来帮忙。树枝很快打成了捆。男人们背着柴禾，沿着盖满雪的小路，缓缓地下山去。我拖着柴，站起来，脚下一滑，赶紧又蹲了下去。我双脚向前挪，可柴捆被凌乱的树枝、树叉挡住，怎麽也拖不动。同来的女伴一点儿也不比我强，坐在雪地里喘着粗气。天快黑了，我有些紧张，无可奈何之下，不得不求救了。“快帮帮我们！”我用双手在嘴前围了个话筒，大声喊着。

      男人们停下来。不上来帮忙，反倒坐在柴捆上，朝着我们笑。有的甚至拽下烟袋，悠闲自得地抽起烟来。我没有恼，心想：“我们走不了，谁也走不成。”

      “对面的圪梁梁上那是一个谁，

       那就是我那要命的二妹妹。

       你在那个圪梁梁上，哥哥在那个沟，

       看中了哥哥你就招一招手。”

      歌声很大，声嘶力竭的，唱到高音处，甚至跺着脚助劲。歌声在山梁间回荡。这就是陕北民歌，带着黄土的气息。情歌，白羊肚手巾，漫山的雪。我被此歌，此人，此景迷住了。该回唱过去，可不知该怎麽唱。情急之下，我朝唱歌人使劲地招手。男人们获胜的喜悦提醒了我的失误。我不敢再招手，悄悄地跟在他们身后，小心翼翼地下了山。

      第一次接触陕北民歌就再也忘不了。渐渐的，它成为我平淡生活中的一点激情，艰苦岁月中的一点依托。它带给我对这片土地更深的了解，对这里人们的更深的感情。

                                                                                               (待续)

《我在延安十年》

作者/田英

《我在延安十年》

作者/田英

(五) 一次鬼门关的经历

    山里的孩子虽然是摔摔打打地长大的，很皮实，但胆子却出奇的小，怕狼，怕蛇，怕狐狸，更怕鬼。相比之下，北京的娃娃倒是天不怕地不怕。其实我自己心里明白，只不过是逞逞强罢了。

    新窑库村处在山沟的深处，离村不远的路边杂草中散落着几处老坟茔。往西几步远矗立着一座约有两层楼高的小丘。不同的是这丘不是黄土形成的，而是由大大小小奇形怪状的黑色石头堆积而成。这在满眼是黄土的山区很难得。几棵直立的乔木和低矮丛生的荆棘从缝隙中钻出，粗粗的藤子在石头间随意地爬。黑色的石头在树阴的庇护下透出寒气。石头缝隙中湿润的泥土、丛生的杂草、和阴暗潮湿的旮旮旯旯，为爬行动物提供了理想的居住和繁衍的场所。草丛中的任何一点骚动，都会使过路人脊梁沟发凉一直到脖颈。

    更令人揪心的是，传说夜间路过此地，路人会觉得有胡琴奏出的曲调在耳边萦回。如目不斜视，硬着头皮悄悄走过，兴许会逃过劫难。如停下说话、喊叫或奔跑，就会惊动黑石下的野鬼，重则被野鬼拉走，轻则会大病一场。村民对此深信不疑。而且会振振有辞地讲出几个应验的故事。他们天黑后不出村，如一定要出去，也肯定是几个男人结伴而行。对我，这只不过是一段神话。白天上工经过此地，我常常会放慢脚步，多看几眼，多听一会儿，从来没有异样的感觉，渐渐淡忘了此事。

    隆冬时节，地里的活儿忙完了，但村民们仍要大干三九，修田造坝。可日子比起农忙时闲散得多了。天不黑就收工。吃罢了饭，三三两两地凑在一块儿，坐在热炕头上谝闲传。大队部的小喇叭里通知要利用农闲时间抓紧学习毛泽东思想，越是农闲，越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我于是被派到公社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培训。

    三天的学习终于结束。结业典礼后已是黄昏。多数学员在公社再住一宿。我在公社学校的大炕上和成团的臭虫搏斗了两夜，衬衣和头发里的虱子成了串串。散会声刚落，我便卷起毯子，背起挎包，头也不回地冲出公社大院，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点到家，烧上热热的一锅水，痛痛快快洗个澡，再换上干净的衬衣，盖上松软的被子，把我这两天花费在臭虫和虱子身上的精力夺回来。

    天边的晚霞伴我走完了十里的川路。过了河要翻一座山，再朝东五里就是我的小村庄。爬到半山腰，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等到了山顶，已是大黑。天气很冷，但我爬山出了满身汗，一点儿也觉不出寒意。想起明晚我就要做为一名由公社正式任命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辅导员，组织全大队干部和社员学习，心里好得意。周围越来越黑了，但是我对山路很熟，借着两根火柴的光亮，我顺利地下了山。

    河对岸出现了星星点点的灯光，那是卢义子村，再有两里路就到家了。一阵兴奋使我加快了脚步。突然，眼前蓦地一团黑，是那座黑石怪物！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头发根陡然竖起来的感觉。我停住脚，鬼使神差地掉头朝来的方向跑。跑着跑着，平静了一些，停下来，回过头朝小丘的方向看，漆黑，什麽也看不清。此时，耳边隐约响起胡琴和丝竹声。我用力拍打着耳朵，但声音一点儿也不散去。冷风中，惊恐的汗水浸湿了我的围巾。我的腿有些软，靠着身边的一棵树坐在河岸边。四周静静的，胡琴声一直在耳边绕来绕去，越来越清晰。不知是寒冷还是恐惧，我的下巴失去了控制，下排牙齿不停地敲打上牙。除了对岸零星的灯光，四周什麽也看不清。我不知所措，两手无意识地在大衣口袋里摸，碰到了火柴，我颤抖着手划着了一根，火头下看见河岸上已经枯萎的草。我又划着了一根，顺手点燃了脚下的一团干草。火立刻燃了起来，西北风虽然不大，但也足够推动着岸边的火不紧不慢地蔓延。火从一点成了一片，风又助着火势形成一条跳跃的带子，顺着河岸向东伸展，照亮了半边沟。草籽在火中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我晃晃头，耳边已没有了那怪异的曲调。我站起身，腿有劲儿多了。“任何妖魔鬼怪在火的面前都会逃之夭夭，”我想。

    我整理好凌乱的围巾，挺起胸，直起腰。不断向前爬行的火头伴随着我，劈劈啪啪的草籽声保护着我。我迈着稳健的步子朝着小村的方向走去。那冻土下睡着的爬虫，黑石下压着的野鬼，和那使人脊梁发凉的琴声都已荡然无存。

    不知什麽时候，那黑色怪石堆已经被甩在身后。抬眼已经看到了自家窑洞的灯光。胜利的喜悦和那饱受了恐惧后的解脱，在无人的黑夜和火光中一下子释放了出来。我朝着夜空张开双臂，扯开喉咙大声吼：“满天的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我推开窑门，回头望去，河岸上的火还在继续向沟的深处延伸着。河岸变红了。

    暖和的火炕，松软的被窝。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我披上棉袄，走出窑门，惊得我嘴巴张得老大。原来枯草覆盖的河岸已经是一片焦黑，空气中散发着干草燃烧后的气味。上工路过的村民站在河边指指点点。我跑下坡，加入到上工的人群中。

    “昨夜里，一条火龙直窜后沟，有十几里长，半个天都红了。”“这火真邪乎，从来没见过。”“是好事还是坏事，难说。”一个上午，大家在猜测，夸张和焦虑中度过。我在心里笑，但是没插话，“平淡之中有个话题，难得，”我想。“大知识分子，你学问大，给咱说说。”我抬起头，没有停下手中的铁锹：“这火，照亮儿，取暖，驱邪，还壮胆，没什麽稀奇。”村民们面面相视，“哦，哦……”

                                                     （待续）

《我在延安十年》

作者/田英

 (六)出嫁

    “正月里啊说媒来，二月里定，三月里来交大钱，四月里迎。”这是脍炙人口的陕北民歌“蓝花花”的歌词。对我，它不只是一段顺口的歌词，它是我亲眼见证的山里姑娘固定，简单，而又领人心酸的出嫁过程。

    明花是我在新窑库落户以后，村里第一个出嫁的女孩。这些日子明花见人便笑，是害羞还是喜悦，都有吧。明花没有读过书，十四岁就上山劳动养家。家里弟妹多，父亲是村里众所周知的懒皮。家里的日子很艰难。

    对于婚事，明花看来还满意。虽然是父母包办，但是一想起马上就要离开这个穷窝，远离父母的争吵，开始新的生活，对于一个不识字的姑娘来说，还是掩饰不住渴望，喜悦和向往。

    明花和我们知青白天在一起劳动，晚上相互串门。过年的时候，她送给我们自己蒸制的花年糕。她教我搓麻线，纳鞋底儿，剪窗花。在知青户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明花和我们学习跳舞、唱歌和样板戏。我们还在公社戏台上演出过。如今她要出嫁了。一想起，红红的脸蛋，梳着粗黑辫子的明花，也要象村里的婆姨那样，每天顾不上梳头洗脸，起早贪黑，推磨捣碾，伺候丈夫，拉扯娃娃，清晨肩上扛着锄头，手里抱着孩子上工的场景，我就心里酸酸的。明花好象对这些浑然不知，依旧微笑着出出进进，这些日子很少到知青户来了，可能是害羞。

不少姑娘到明花家去看聘礼单，我也去凑热闹。大山里的姑娘一辈子就风光这麽一次，所以聘礼上的要求很明确、具体甚至苛刻。一对红底画满花鸟的箱子是必不可少的，一对红色带有金色提花的被面是当时最奢侈的聘礼，这种料子当地买不到，常常是去延安办事的人捎回来。两身棉衣，两身单衣，一身绒衣，一身条绒，两双塑料底鞋，一条方围巾，这些当时姑娘最时髦的装束都件件列在财礼单上。带有喜字的搪瓷洗脸盆，杯子和暖水瓶也是当时山里人羡慕而又买不起的物件，姑娘们是不会放过这唯一的机会的。

    订婚前，婆家会赶着毛驴车给未来的亲家送四、五百斤粮食，再送上三、四百元票子做为大宗的财礼。有的姑娘从很小就定了娃娃亲，从订婚起，男家就要每年给女孩春天送身单，冬天送身棉，秋后还要送些粮食。

    在陕北，一个家里，闺女多了不愁嫁，儿子多了才愁哩。父母最重要的义务和家庭最大的开支莫过于给儿子娶媳妇。莫提年年需要送的粮食和衣物，就是结婚前的财礼也够爹妈半辈子的血汗钱。如果一个家有三四个儿子，父母就要愁断了肠。因此，卖了女儿娶儿媳，或是用女儿换儿媳的作法十分盛行。

    明花的女婿就住在邻村，瘦瘦的，一副还没有长大成人的样子。订婚前两人在明花家见了个面，小伙子送上了十元钱的红包，明花送上用彩色丝线精心纳制的袜底，袜底上有两只戏水的鸳鸯。婚事就这样定了。就等财礼一到，择日迎娶。

    迎娶那天，我一大早就跑到明花家，想看看明花今天怎样打扮，家里热闹不热闹。老远就见明花家崖畔畔上站着一群人在嬉笑，有婆姨也有男人。拨拉开人群，往里看，明花站在炕沿前，一身红底蓝白花的棉衣。平日垂在胸前的两条辫子盘在了脑后，露出光光的前额。脸上格外的光亮。我想起昨天见到明花到一个婆姨家去绞脸。在山里，姑娘出嫁前要开脸，就是把脸上的汗毛全部拔掉。在陕北，开脸不用剃刀，而是用丝线。一根丝线用牙齿咬住中间，再用手掌将两头一搓，然后两只手捏住丝线的两头，轻轻地有节奏地扯动，右手这根线就会转动起来，把转动的丝线贴在脸上滑动，汗毛就绞在了丝线上。绞脸是个技术活儿，绞过的脸很光滑，眉目很清晰，一张普通的脸也能变得很生动。我羡慕不已。也抢着坐下来想绞一绞。婆姨们笑我：“姑娘是不能绞脸的，绞了脸就没人要了。嘻嘻嘻……”

    唢呐声从沟的那边传来，一顶红红的轿子爬上了崖畔畔，落到院中央。吹鼓手鼓着腮帮，把唢呐高高地举起，冲着天演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带花要带大红花”和“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几个身着黑色粗布棉衣的男人被迎进窑，坐在热炕上喝糖水。一袋烟的工夫后，明花出现在窑门口，我的眼一晕，不知什麽时候，姑娘在棉裤外套上了一条红色绸子被面，被面太宽大了，叠了几层系在腰间，使新娘看起来胖了好几圈。 “姑娘出嫁都要穿裙子的，”一个婆姨也许是看出了我的诧异和不解，在我耳边轻声说。

    明花没有象乡亲们说的那样先号啕几声，才上轿。她只是两眼看着地，挪了几步，钻进了轿子。在撩开轿帘的一刹那，我惊住了。这轿子原来是一张翻过来的方桌，桌子的四条腿朝上绑着两根长木杆。一条红花被面，中间扎了个结，扣在四条桌腿上，成了轿子顶，新娘盘腿坐在翻过来的桌面上，红红的轿子看上去挺体面。我实在不能不为山里人的智慧而赞叹。唢呐声随着轿子渐渐走远了，人群散去，明花的爹妈不再站在崖畔畔上眺望，回到窑洞。一切都平静了。

    日头已经爬得老高，暖洋洋的让人打蔫。我没精打采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早晨的兴奋和好奇此时已荡然无存。山里的女人都是这样出嫁吗？我也是山里的女孩，我也会这样出嫁吗？我不敢再想下去。只是一路上在心里默默祈求明花在新的家里能有饭吃，能摊上一个不会打老婆的丈夫。

                                                    （待续）

《我在延安十年》

作者/田英

 (七)夏收季节

    半人高的麦捆排成一行，麦捆的底部离地面不足一尺，在崎岖的山路上，一颠一颠地朝前移动着。等队伍转过方向，才看见用两头尖中间宽的扁担挑着麦子的男人。这是陕北麦收季节里的一道风景线。

    农历五月初，烈日把山顶上的麦子烤得焦黄，开镰的时节到了。站在山头上好象离日头近了许多，后背象是靠着火球。我把草帽压得低低的，遮住了脸，任凭火辣辣的太阳烧灼着我裸露的胳膊。镰刀是刚刚磨过的，左手拢起一把麦子，右手一提镰刀，麦子就割下来，然后一堆一堆地，穗头朝着同一个方向放在身后，等着男劳力来打捆。平日唧唧喳喳的婆姨们这时没了声响，蔫头耷脑地，不时用手撩起罩在头上毛巾，抬眼看看那好象永远不挪窝的日头。再往前几步就是几棵大树，我加快了速度。树阴下和太阳底下象是两个世界，我摘下草帽，一股清风掠过我被汗水浸湿了的头发。我向远处望去，黄土山头毫无遮拦地暴露在骄阳下。这座山的尽头是另一座山，然后又是另一座，另一座，无穷无尽。地形是地壳运动形成的，但为什麽偏偏把这里运动成了连绵的山，而没有形成广阔的海。我闭上眼，想象着绿波荡漾的大海，湿润的微风和平坦的沙滩。“别贪凉太久，当心着凉，”一个婆姨朝着我喊。我感激地回头向她招招手，弯下腰继续割，很快走出了树阴。

    哨子响了，婆姨们先收工回家烧饭。我走向身后的麦堆，用绳子结结实实地捆了一大捆，把镰刀往捆中间一插，蹲在地上，把镰刀移到肩膀上，用力把屁股向上一撅，麦捆就被拱到背上，站了起来。麦收时，每个劳力收工都要从地里往场院捎回麦子，男劳力要担两大捆，婆姨只背一捆。按劳取酬，男人每天挣十个工分，婆姨只挣六个。

    地头离生产队场院大约三里路，刚走了不到一里，我的肩膀就火辣辣的疼了。按照当地的规矩，背麦子是不允许中途休息的。麦子很干燥，撂在地上再背起来，麦粒会脱落，糟蹋了粮食。我把麦捆从右肩换到左肩，感到只轻松了两三分钟，镰刀的木柄和肩膀骨头之间的皮肉又疼痛得让我不时地咧嘴。下山的时候，我走在最后，偷偷地把麦捆靠在崖畔畔上，休息了一阵儿，趁机把毛巾垫在肩头，再走起来，立刻轻松了好多。

    下午，场院里热闹起来，婆姨们把自家的长板凳搬来摆在场院里，围成半个圆圈，每人手里拿起一把麦子，攥住根部，然后把麦穗使劲地朝板凳上甩，一下，两下……直到麦粒全部脱落到地上。一个老汉把剩下的麦杆堆成一个圆圆的麦垛，留做冬季做牲畜的饲料。

    甩麦子这活儿不累也不晒，婆姨们有的是时间和体力嬉闹。上午的暴晒和红肿的肩头，此时已经忘记，我尽情地享受着阵阵吹过的凉风，麦粒飞蹦起来打在脸上的挑逗，和婆姨们酸溜溜的玩笑引起的一阵阵大笑。甩落下来的麦子已经铺了厚厚的一层。一个老汉赶着驴子在麦粒上转圈圈，驴后面拖着一个石头磙子。经过驴子的踩踏和石磙的磨压，麦粒脱得更干净。几个年轻的男人把麦粒扫成一个小山，站在上风口，用木锨把麦粒铲起来，高高地扬起，小风把麦皮和残留的麦杆吹到下风口，落在不远处的地上，纯净的麦粒则垂直落到原处。一铲，一铲……，滚圆的麦粒越堆越高。一年经受的艰辛，劳累，寒冷和酷热，期盼的就是此时。等到最后一铲扬起又落下的时候，我禁不住甩掉鞋子，一下子跳到麦粒堆成的小山上，黄色颗粒透过我的脚趾跳跃上来，两腿深深地陷在麦粒里，凉凉的，痒痒的。“擀面啦，蒸馍啦！”婆姨们在麦粒上打闹着。男人们上前驱赶，“还不回家拿家什，装麦子啊！”一袋烟的工夫，女人们拿着布袋，笸箩，簸箕，各样可以盛粮食的家什重新回到场院。

    新麦子打下来，先给各家分一些，让大家尝个鲜，是这里的通常做法。上一年分的麦子早已吃完，大人孩子眼巴巴地等着新麦子分到家，这一天村里象过年一样热闹，家家户户忙着牵驴推磨，擀面，蒸馍。

    这里，分粮食不用称，而是用斗或升。一个用木版钉成的，可以装四斤左右麦子的梯形盒子为升，可装十升的大梯形木盒子为斗。在我居住的村子里，每年每个成人可分到大约一斗麦子，能磨成三十多斤白面。人们只有在重要的农历节日里，譬如阴历年，清明和中秋，才会磨面做饺子，面条和馍馍，用来人吃或祭祀。

    从菜园里摘来几条黄瓜和一把小葱。用盐淹了，拌在面条里，雪白光滑的面，配上碧绿的葱，虽然没有一点儿油星儿，也足够让人舍不得下筷子。这是一九七零年的头场麦子，也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享受我用三百多天的劳动换来的收获。这碗面条，给我带来的不仅是胃口上的满足，还有那永远抹不掉的浪漫的记忆。凉爽的月光下，我和队友用茶水和甜瓜庆祝我们的第一次收获，用胡琴和歌声驱赶煎熬，重温恋情。

        “想亲亲想得我手腕腕软，

          想妹妹想得我心花花乱，

          切碗葱花花擀刀面，

          细细的面条端到妹跟前，

          趁机攥住亲亲的手，

          想说妹妹你嫁了我吧，

          该咋开口。”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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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延安十年》

作者/田英

(八)秋

    玉米叶子已经干黄，棒子坠得垂着头。谷穗沉甸甸地弯了腰，一片片倒伏在地面。半月前还郁郁葱葱的大豆，霜打后叶子全脱落了，只剩下饱满干硬的豆荚，秋收时节到了。

    天很高，很蓝，温暖中带些凉意。婆姨们的说笑声淹没了镰刀割断玉米杆的唰唰声，稠密的青纱帐转眼间成了平地，视线没有了阻挡，一眼能望到沟底。黄色，红色和绿色树叶点缀的山谷象一幅油画，色彩中缓缓出没着点点白色羊群。“哟呵呵……”我用双手在嘴边围成个喇叭，粗着喉咙向羊倌打着招呼。羊倌举起羊铲在空中挥了挥，锋利的铲头在阳光下一闪一闪。

玉米全身都是宝。颗粒是粮食，把脱粒后剩下的芯儿倒进灶里可以暖炕，用铡刀把玉米杆铡得细细的是冬季牲畜的主要饲料，孩子们用小镢头把地里留下的玉米根刨出来，背回家给妈妈摊煎饼时做燃料。玉米产量高，株间还可套种大豆，因此成为陕北的主要农作物，每个村大约八成的好沟地都用来种玉米。

    婆姨们三人一组，从放倒的玉米杆上掰下棒子，堆成一堆。待到全村所有的玉米全部收割完，生产队长和会计用大称在地头按照每家人口的数量为社员分棒子。很快，地里一堆一堆的棒子都各有其主，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齐出动，用筐子把玉米棒子担回家，倒在院子里，扒掉外面的玉米皮后晒干，放到柳条编的囤子里储藏起来，做为全年的口粮。

    知青户七个人，分了几大堆。但是一想起，要走二三里的路程，把一个个玉米棒子担回来，便推三阻四，上千斤的棒子堆在地里已经好几天了。“快担回来吧，时间长了，要发霉的，”一个好心的婆姨对我说。

    又是一天，队友们或弹琴唱歌，或睡觉打扑克，没有一个张罗这件事。晚上睡不着，望着被月光照得白亮的窗纸，我一骨碌爬起来，摸起张二爷为我编的一对又轻又小的筐子和扁担，踩着月光悄悄地走向村西沟地。小路上铺着一层薄薄的霜，口中不断吐出一团团的白气。头顶着漆黑的天空和明亮的月亮，放眼望去是收割过的两山之间宽阔的沟地和一条白色清晰的小路，黄土高原清新冰冷的空气透过我的心肺，净化着我的全身。在这一个人的世界里，我心里涌出一种莫名其妙的轻松，快乐，和憧憬。扁担压在我的肩头，两只空筐在两边悠来悠去。我轻生哼着儿时喜爱的歌，覆盖了霜的枯草在脚下发出吱吱的响声。

    鸡叫了，家家冒起炊烟的时候，我已经担了三趟，玉米在知青院里堆起小小的一堆。队友们起床后，相互看看没有言语，吃罢早饭，一个个拿起筐子和扁担走进西沟。下午，玉米堆满了整个小院，太阳晒在上面，潮湿的棒子泛出秋天的清香。劳累不但带来收获也带来喜悦，大家坐在热炕上享受着玉米糊糊和烤红薯，那天的晚餐格外的香。

    红薯和南瓜是冬季的主食。在自家住的窑洞的墙壁上挖一个洞，里面铺上木板，把红薯一层一层地摆放在木板上，再用石板盖住洞口，里面的红薯可以一直储存到来年春天，不会腐烂也不会脱水。红薯的秧子和叶子晒干后，搓得细细的，用簸箕簸去枝条和尘土是最好的猪饲料，在锅里煮熟，再放些玉米粉，粘糊糊的甜甜的，猪吃了上膘很快。

    缸里是淹制的萝卜和辣椒，窑脸上挂着一辫辫大蒜，窗台上晒着一捆捆的烤烟，窖里有红薯，囤里有粮食。秋收过去了。坐在热炕头上，看着光着屁股的娃娃打闹，等着圈里的猪长膘。望着窗外飘洒的落叶，吐出长长的一口气。一个热热闹闹的春节后，万物复苏，一年又会开始。

    乡里人秋收后是不会闲着的。男人打柴，女人收拾各样粮食，推磨捣碾，老早就准备着过年的事。

    知青户并不操心如何过年或有没有口粮，总会有办法的。秋收结束，我们便有得是时间去游戏和消遣。大雪过后，地面被覆盖得严严实实，麻雀会成群地飞来飞去，用爪子刨开雪，在裸露的地面上找食。我们用一根筷子，中间系一条长长的细绳，在离窑门不远的雪地里，支起一个大大的笸箩，笸箩下面撒一些谷子颗粒，伙伴们拿着绳子另一头，悄悄地藏进窑洞，蹲在炕头上，摒住呼吸，透过窗户纸的洞洞向外窥视。麻雀警惕性很高，但尽不住谷粒的诱惑。先是一只跳进笸箩下，啄上一口便立即跳开，但并不离去，又试探着逐渐接近笸箩，跳进去，又啄上一口，抬头向周围看看，便会低头啄上两三下，四五下。其他麻雀在确信安全无疑后，呼啦啦地飞过来，争先恐后地挤进笸箩下面，正在这些小东西妄想一顿大餐时，绳子猛的一拉，笸箩扣了下来。伙伴们从窑洞里冲出来，手舞足蹈地欢呼着奔向笸箩。笸箩下发出麻雀无助地拍打翅膀的声音。我有点儿为这些大自然中的益鸟难过，但一想起半年没闻过肉味了，也挤上前，帮助伙伴们七手八脚地把一只只麻雀从笸箩里掏出来。

    用清水和黄土和成泥巴，再用泥巴包住一只只的小鸟，攥得圆圆的，象一个个土豆，把灶里的柴火熄灭，然后把一个个泥蛋蛋扔进灶里，用热热的炭灰埋住。两袋烟的工夫，泥巴就烤干了，用木棍把它们一个个扒拉出来，用手把外面硬硬的泥土一掰，羽毛便粘在烫手的外壳上，里面露出热气腾腾的红红的肉。

    麻雀全身只有三处有肉，胸和两腿，三处的肉加起来不足一口。但是那热乎乎的鲜嫩和细腻是我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待到我们把几十只小东西全部吃光后，才猛然想起，刚才应该蘸些盐。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