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陕北记忆】—北京知青陈幼民文集摘录

【陕北记忆】— 陈幼民文集摘录

 《走过十里铺》
作者—陈幼民

 作于：2011年3月23日

    “提起个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

    这首家喻户晓的陕北民歌就叫“三十里铺”，可在陕北，叫三十里铺的地方却不止绥德这一处。在延安、子长、清涧、米脂等县的周边，你都可以找到十、二十、三十、四十里铺的地名。我不知道这些村庄的距离是否恰好十里，反正行路倒也省心，到了一个村子就知道自己走了大概多远。与之相连的还有驿，如张村驿、文安驿、甘古驿等等。后来查了些资料，方知道这些地名竟源自遥远的明朝，是古代邮驿制度的遗痕。据史书记载，明代主要交通线每六十里设驿站，每十里设一铺，形成了比较发达的通讯交通网络，也养活了一大批靠此谋生的人。明末驿政日趋腐败，耗资巨大，崇祯皇帝为此焦虑，于是听从建议，裁撤了一大批驿站，却没有做好下岗人员的再就业工作，使得众多驿卒断了生路，纷纷投入农民起义军的行列。后来逼得崇祯在煤山自缢的大顺皇帝李自成，便是驿卒中的一员。

    我写这篇文章并非要考证历史，而是觉得，黄土高原上的漫漫长路，在眼见到的沟壑山梁之外，还有着更为沧桑的背景。黄烟起处，奔驰过传信的驿马，秋风萧瑟，也曾卷起闯王的旌旗。这一切，使得行路人的脚步多了一分沉重，离情别绪也添了些许的苍凉。四十年前，当我插队走在这条路上时，也感受到一种莫名的惆怅，首先是被这庞大的高原所呈现出的原始状态所震慑，那层层叠叠的山梁，裸露的土地，灰色的城镇和村庄。更由于要踏上秦的直道，路过杨六郎把守的关隘，孟姜女泪成的哭泉，人文初祖的山陵，宋代的古塔，明朝的驿站，使人产生错觉，不知是在走向古代还是今朝。

    在黄河航运发达的时候，陕北地区是货物向西运输的必经之地，从南到北形成了几条重要的商道，也曾有过商队络绎不绝，沿途村镇繁荣的景象。后来黄河航运逐渐衰落，到了清初，商路终于废弃，变成了林木丛生的荒山沟，据说八路军垦荒的南泥湾，历史上就曾是这样的商道。不知不觉中，这片高原被人遗忘了，交通的阻隔，使得它逐渐封闭起来，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历史在这里沉淀下来，把高原凝固成百年前的模样。尽管有过闹红的冲击，但尘埃过后，归于沉寂，人们依旧操着古语，唱着古调，用老镢掏地，用麻油灯照明。

    “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人们在读这首民谣的时候，往往只记住了米脂的婆姨，孰不知，这也是陕北的一个路线图。几个相邻的县，几座古城，由一条路连着，北上直到榆林。我想这歌谣，应该是由行路的人唱出来的，否则，怎么能鲜明地概括出各地的特点。还有《走西口》《走绛州》《赶牲灵》《走三边》，都是赶脚人在路上唱出的歌。那时的交通，主要靠步行。在一步一步用脚丈量大地的时候，会生出许多的故事，有思念，有惆怅，有生离死别，也有离奇的艳遇，再由路人，传唱到沿途的每个村落，这一切，构成了陕北民间文化颇具特色的组成部分。

    如今陕北的交通大大的改善了，高速公路纵横南北东西，听说从西安到延安只需三个小时，而我们当年却要花两天的时间，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当我们在宽阔的大道上直奔目的地的时候，再不用十里十里地计算路程，不用一个弯一个弯地绕每一座山头，不会从路边的村庄穿过，不会再唱起脚夫们的歌。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便捷的交通会促进陕北地区经济的腾飞，让百姓过上富足的生活，是值得庆幸的事。只不过我们到达目的地以后，有条件的话，再去走一走十里铺，寻找那些被遗忘的故事，也是一项不错的选择。

【陕北记忆】— 陈幼民文集摘录

 《怀念李光新》
作者—陈幼民

 作于：2010年7月15日

    2010年7月13日，我接到老友刘蕴秋的邮件，告知我李光新去世的消息，她说：“想到你是他的师弟，觉得应该通知你一声。”蕴秋还说：“光新虽已去，但我相信，他会活在不少人的心中。他的一生平凡短暂，却是充实而有意义。因为接触少，我在他的心目中，绝对算不上他的朋友，但我会始终记住他，他是一个好人，我会永远缅怀他。”

    其实在昨天，史玉纯已经用电话告诉了我这个不幸的消息。当时我处在一个非常热闹的环境，可这个电话，却让我周身发凉。怎么可能呢，去年我们大修厂知青聚会时，光新从西安远道赶来，在一群已呈老态的同学中间，他依然显得那样年轻，充满着活力，和从前一样谈笑风生。想不到，偏偏是他，却先于我们而去，唉，天不假年，痛失英才，奈何？

    朋友们在第一时间通知我，是知道李光新是我的师哥，其实我们俩同岁，只不过他比我早进延安汽车修理厂两年，都在一个师傅门下，自然要以师哥称呼。

    1971年12月，我离开延长县，和众多知青一起，走进了延安汽车修理厂的大门，被分配到热处理车间。这是一个小小的班组，当时算上我，也就四个人。一个师傅，带三个徒弟，大徒弟便是李光新，他是从宜川来的北京知青。师傅李有财，是个非常老实本分的人，人称“老黄牛”，平时不多说话，就是说话，那声音也总是在嘴里喃喃着。他带徒弟，只是让你照着他的样子做，讲不出什么道理，实际上，热处理的许多门道，都是李光新教给我的。

    还有一个徒弟叫张素英，是个女知青，遇到热处理要三班倒的时候，师傅带着女徒弟上白班或中班，那大夜班就是李光新带着我上。算起来，我跟着他的时间，倒比师傅还要多。说实在话，我不是一个好工人，学技术脑子不灵光，手也笨，比如说用铁丝捆零件淬火，我费力巴拉地捆好一个，李光新的脚下已经摞了一堆。使我心存感激的是，他从没有笑话过我，而是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地教我。

    有一次上夜班起渗碳罐，由于车间狭小，烧得通红的铁罐起出来就放在身边，我在起吊另一个碳罐的时候，力量过猛，身子不由得向后倾，没留神一条腿挨到了铁罐上，裤脚顿时就起了火，当时我吓得有些发懵，李光新扑过来拉开我，奋力把我腿上的火扑灭。虽然没有被烧伤，但一条裤子算是报废了。我有些沮丧，认为自己实在是太笨了，但对光新的救助，却是铭刻在心。这事也就过去了，光新没再提起，厂里也没人知道，想是光新为了安抚我的情绪，从未向别人说过。

    我很羡慕光新，他只比我早进厂两年，可已经是热处理的技术骨干，什么活儿都能拿得起来，像刀具淬火这样高难度的任务，也都是由他来完成的。由高速合金钢制成的铣刀，需要进行氰化处理，将氰化钠放到坩埚里加热到八百多度，化成通红的溶液，把刀具放置其中，渗入碳和氮原子，然后在柴油里淬火。这个活儿，对时间和温度的把握尤为关键，稍有不慎，刀具就有可能报废。当时厂子里设备落后，没有检测仪器，所有这些，全靠李光新目测判断。若在外边的大厂，这肯定是高级技工的专利，可在我们厂，却被一个小徒工给拿下了。每当这个时候，我只能给他打打下手，眼花缭乱地看着他在炉前奔忙。我总认为，光新对于钻研工业技术是有天份的，平时他拿着“铁碳平衡图”看得津津有味，而我直到离厂，也没弄明白个子丑寅卯来。

    在大修厂几百号知青当中，光新是很突出的一位，这不仅是因为他技术全面，踏实能干，还由于他的热情与活力。年轻时的光新具备了一个阳光男孩的全部特点，他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很少见到愁眉不展的时候，在我印象中，他没有因私事和别人发生过争执。他在班组干的活最多，从没有在待遇上要求过什么。

    他身上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下了班，总能看到他在球场上矫捷的身影。光新在体育方面是个多面手，排球、足球、羽毛球无所不能，是厂队的主力，他经常以一些精彩漂亮的动作获得满堂喝彩，凡是有他出场的比赛，围观的人就格外的多，欢呼和笑声也特别响亮。那时还是文革阶段，厂子里也讲“抓革命，促生产”，什么学习会讨论会不断，而每当这个时候，就不见了李光新的影子，他悄悄地躲在角落里抽烟，也从不发言。

    1973年，我考上了西安美院，可能在第二年，光新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我们都离开了延安。在学校工作了几年后，我调回了北京，而光新则一直留在交大。虽然曾经在一个城市里生活，彼此却失去了联系，直到三十多年以后的聚会上，我们才重新见面。由于他远在西安交大，所以近况朋友们都不太了解，只知道他已经是教授了。

    关于光新的去世，我们在北京的朋友们都知之不多，只听说他一日突然感觉很累，便躺下休息，谁知这一躺下就再也没有醒过来，我们都在猜测原因，光新除了血压有些高，身体并无别的什么毛病，是因为天气太热，还是因为工作太忙，甚至想到了世界杯的比赛，因为光新是一个球迷。不管怎么说，斯人已去，朋友们在表示震惊和惋惜的同时，都在说着这样的话，希望我们活着的人珍惜生命，保重身体，凡事量力而行，认真地过好每一天。

    光新师兄，愿你一路走好。

【陕北记忆】— 陈幼民文集摘录

 《找到的画像》
作者—陈幼民

 作于：2010年4月13日

    我是董燕，我曾经在陈老师速写过的窑洞里住了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