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阳山知青的“山书”面世啦！

一篮番薯干的背后     罗伟平 

许光远和我一户，被分到新圩公社第七生产队落户。生产队为我们选了一家三同户，贫农。在外公社当教师的男户主平日不在家，家中吃饭的原有七个人：女户主，她的三个分别为三岁、两岁和一岁的孩子，一个未嫁的小姑，她的婆婆和眼睛几乎失明的太婆婆，加上我们两人共九个人。按照当时广州市对下乡知青的政策，下乡的头六个月，知青每人每个月补贴30斤粮票和12元钱。我们把头六个月所有补贴都交给三同户，一日三餐随他们一起吃。

三同户待我们很好，腾出一间储存柴草的厢房给我们住。阳山冬天很冷，晚上温度可低至零度以下。三同户用禾秆草给我们编成床垫，那是在四面透风的泥砖屋中度过冬季漫漫长夜的不可或缺之物。女主人是从连陂大队嫁过来的，个子不高，却是队里数一数二的女劳动力，插秧割禾样样是好手，在教我们农活上给我们很多帮助。但是，后来许光远和我对一件事感到不平，那是有关吃饭的事。

说是吃饭，实际上五天才有一顿干饭吃，其余的饭餐只是稀粥或麦羹送番薯或番薯干。大概是开春后，番薯吃完了，就接着吃番薯干了。收工后，到了开餐的时候，全家人团坐在桌边，中间是一个大盆盛着稀稀的麦羹(农民自嘲是“照镜”，比喻稀得可以照出人影），外加一竹篮的番薯干。番薯干里常有一些生沙虱或者发过霉的番薯干，味道难以下咽。看到其他人只吃一碗番薯干就住手了，许光远和我也不敢再多吃。偶然的一天，许光远发现，我们离席后，她们从后面厨房大锅里捧出另外一盘大概是好点的番薯干继续吃起来。我们不敢声张，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怎么能说教育者的不是呢？同吃六个月后，我们就自立门户，单独开伙了。

   “人穷志短”，有几分道理。当年的三同户，上有体弱多病70多岁的老人，下有嗷嗷待哺的幼儿，留起几根好点的番薯干自己吃，也不是罪过。我们下乡时已经是解放后20年了，共和国20年的历史中，运动接运动，折腾复折腾，令农民不要说是吃一顿干饭，就连吃一顿好一点的番薯干也不容易。每念及此，令人唏嘘不已。可幸的是，开放改革之后，思想解放了，禁区冲破了，党的农村政策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特别是农业税的取消，彻底颠覆了千百年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农民不用再纳“皇粮”（公粮）了，此举大得农民民心。难怪前些年重回阳山，有农民说，解放几十年，共产党现在的政策是最好的。

三年怕吃葱     罗伟平 

许光远和我自己开伙了。靠着广州的家人接济的一点粮票和钱，我们基本上每天晚上都能吃上一顿干饭了。虽然不能放开肚皮吃，但比在三同户家吃饭时强多了。

生产队按照规定，给我们这家知青户分了自留地。当时所有田地都归集体所有，私人是不允许拥有土地的。但为了解决每家每户的吃菜问题，中央规定保留了一点点“资本主义尾巴”——自留地。一般社员家的自留地离家都比较近。由于我们是新插进来的知青户，村旁附近已经没有多余的地了，队里就把田中央的一块形状不规则的边角料土地划给我们作自留地。要想种菜？那可是个技术活，什么季节种什么菜，如何种法，都大有讲究，而且每天要浇水，定时要施肥和除虫，功夫多了去了。可是队里一天的农活干下来，我们已经是累得多一步的路也不想走了，哪里还有功夫和心思去伺候那离家不近的自留地？所以大多数时间我们都选择种花生或者番薯等不需要经常打理的品种，只留些许地方种少量瓜菜。

    一天收工晚了，天色已黑。我和许光远到自留地一看，什么可吃的菜都没有，只有一小片葱，绿油油的茂盛得很。我们拔了一大把葱回家，当天晚餐吃的唯一的菜就是满满的一大兜（当时的搪瓷大碗叫做兜）缺油少盐的葱。自此以后，但凡见到葱我就“打冷震”（害怕发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粒葱不沾，即使是炒菜用以作佐料的葱花，我也要一颗一颗地剔干净才敢下箸。有云“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 我可是“一朝被葱伤，三年怕吃葱”。

一包当归    罗伟平 

在阳山插队的那些年，学毛著背语录是每天的必修之课，各级还不时要举行“讲用大会”，讲自己如何通过学习伟大领袖的教导，狠斗私心一闪念之后，把领袖的教导应用到行动中。

也记不清是哪年哪月的哪一天了，我作为新圩大队选出的代表到了阳山县城参加“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晚上住在某学校教室里，也记不清是把课桌拼起来当床睡在上面还是直接在地上打地铺，总之各人打开自带的背包铺盖就挤在一起睡觉了。半夜时分，一道手电筒的亮光把我们惊醒，来人说是县里医院有危重伤病人，问我们是否有人能够前往献血抢救。文革后期我在广雅成了逍遥派，两派的斗争都不参与，无事之余受同学怂恿去广州中心血库献过一次血，知道自己的血型是O型，所谓的“万能输血者”。我当即回答来人说，我是O型血的，就随来人去到医院。经过简单验血型之后，输了300CC血。第二天，照常开会，回到新圩，照常的番薯麦羹。对于献血一事，我从未想过有多么高尚无私，当时只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

一天晚饭后，同在新圩大队的二队知青吴幼坚到我家来了。她递给我一包用纸包着的东西，透出一股浓浓的药材香味。她告诉我：“这是当归，加点瘦肉炖汤喝，补血的”。

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这包当归想必是吴幼坚的珍藏，她自己也不舍得轻易动用的。40多年后的今天，吴幼坚不知道是否还记得这事，但我却一直没有忘记。当年广雅阳山知青间的友谊，单纯而真诚。

当民工的日子     罗伟平 

在我们当知青的那个年代，县里每当有比较大型的水利工程或基建项目，都要从各公社各大队摊派抽调劳动力组成建设队伍，谓之“民工”（类似于古时候的农夫服徭役？一笑）。县里抽调人是无偿的，只发给民工粮食定量补贴和伙食费补贴，而生产队则要给外出的民工如常记工分和分口粮。民工队伍是清一色的青壮年劳动力，也是清一色的贫下中农，以男子居多。民工实行军事建制，以连队为单位进行管理，住宿、伙食以及每日的排工等事务，均由连队安排。

我曾经两次自愿报名外出当民工。第一次是去小江公社修建公路，那公路从阳山县城通往小江公社某国防兵工厂，而黄启枝后来曾在那家工厂当过工人。公路的其中一段沿小北江修建，要在悬崖上凿石开路，而悬崖下面是浊浪滔滔的江水，地势险峻可想而知。我所在的连队，指导员名叫鲁根，比我年长几岁，是复员军人，党员。我担任连长。鲁根文化水平不高，但脑子灵，记性好，跟我挺合得来。我们两人同住在连队借宿的生产队的粮仓的阁楼里。鲁根是东山公社人，一次工地休假他带我回他家，长途车只能到山下，要再爬三个小时的石阶山路才到家。真正的家徒四壁，是很穷的山区。午餐就麦羹的是他家种的一种拇指大小的黄色灯笼辣椒，肉很薄，但味极辣。

第二次当民工是1971年秋冬季节到青莲公社修青莲船闸，那是当时县里为了提高小北江的通航能力所规划修建的几座渠化工程之一。船闸通常修在河流水位最低的浅滩之处，那里冬季水浅，船只稍大就无法通过。为了提高通航能力，就要建一座拦河大坝，在大坝水深的一边，建一个上下游两端都有闸门可容纳船只进出的箱体。船只进入船箱后，通过闸门的开关来调节船箱内的水位，船只就可以顺利上下行走了。

民工的劳动强度极大，每天担沙挑泥抬石扛水泥，无一不是重体力活。工程建设，石料必不可少，而要采石料，就要放炮炸石。打炮眼是技术含量最高的活，要挥动用几根竹篾拼起来作锤柄的“软把锤”，把榔头不偏不倚地砸在钢钎上，眼力手力腰力和胆量缺一不可，因为稍有偏差，铁锤就可能砸到扶钢钎的人的手上。炮眼打好后，填炸药插雷管接导火索的环节要求的是一丝不苟，事关人命啊。而最后的点火放炮，则是最危险的工作，也是我最喜欢干的事，考验人的灵敏和胆量，够刺激。

放炮大多在中午或傍晚收工后进行。指挥员首先吹哨清场，负责点火的几个小伙子，手拿点燃的香蹲在自己负责点火的第一个炮眼旁。随着指挥员令旗一挥哨声一响，点火手们马上点燃第一炮，再快速敏捷地奔向第二个、第三个炮眼，每人要点好几炮。点火完毕后就死命地跑回安全地带的掩体内。随着炮声隆隆响起，要细心地数炮响的数目。如若炮响数少于点火数，那就是出了哑炮，要派人上去排查。排查哑炮要非常小心，因为万一在接近哑炮时，哑炮突然响了，是要出人命的。

干活虽然很累，但民工都是年轻人，朝气蓬勃，嬉笑打闹，也不搞什么运动揪斗之类的烦心事。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每天三餐每人有四两米饭供应，尽管餸菜通常只有冬瓜、萝卜或者豆角之类，肉片是难得一见，但比起番薯麦羹还是强多了。在某些瓜菜供应不上的日子里，记不清多少次了，我们每人只能分到两块豆腐乳，就打发一顿饭了。

我在阳山当知青的日子里，两次外出当民工，时间加起来超过半年。当时我选择外出当民工而不留在生产队，是对那即使是在农村里也要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厌倦，还是对那种整天要上报学习毛著多少篇或积肥多少担的风气的反感，今天我已经全然没有印象了。留在记忆深处的，是那点火放炮时的紧张刺激，还有那两块腐乳一顿饭的日子。

大山的叮嘱    罗伟平 

长期的营养不良，超负荷的劳动强度，我们知青中的好几个人，像余颖华、杨小杨和年纪最小的陈子元，都把身体搞垮了。我也未能幸免。

1972年初，在我被调到县革委会报道组不到两个月的时候，一次下乡采访途中，我病倒了。卫生院的医生说是感冒，给了我几颗感冒药。两三天后，身子越觉乏力，无论走到哪里，只要看见一根柱子或一堵墙，就想往上靠一靠，歇一歇。直到小便呈酱油色时，才去检查肝功能，结果转氨酶高得吓人，我患上了急性黄疸性肝炎。尔后我回到广州治病，住了一个多月医院，又休养调理了大半年，才算是缓过气来。后来，政策放开了一些，父母身边没有子女的家庭，可以从农村调一个子女回城。1972年底，我调动回城的申请获得批准。我回到阳山，收拾好简单的行囊，办好手续，告别同伴，乘长途汽车回广州。

凭倚车窗向外眺望，阳山那山啊，山势雄浑古朴，厚重深沉；山回路转之际，又忽见奇峰突起，恢宏中带几分灵气。

我离开了阳山，带着大山的叮嘱：诚信做人，坚忍做事。

往后的年月里，我先是在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当打杂的跟单员。那时的我对外贸业务一无所知，更要命的是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在广雅学的是俄文），面对全部用英文写的商业信函、电报和信用证，我简直就是一个文盲。一切都只能靠边干边自学。此后多年的商旅生涯，无论是身处国内还是在异国他乡，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始终不忘诚信和坚忍。每当面临困境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当年喝麦羹啃番薯干和两块腐乳一顿饭的日子都熬过去了，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我一直没有机会再踏入梦想中的大学校园，也没有拿得出手的大学文凭和学位证书。阳山就是我的大学，生活就是我的老师。带一点遗憾但从不后悔，粤北大山给予我的，让我受用终身。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图片1.jpg：

广州知青下山阳，

艰苦生活锻炼常，

有此垫底坚意志，

人生扬帆征途亮。

       我与阳山知青的情缘    王小英（王英）

中国老三届，大多数都经历过上山下乡。知青岁月里，有着许多令人感慨的故事，这些故事，开始只在知青作家的作品中读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渐渐远去的故事，越来越多展现在老知青自己写的回忆录中。如今，写知青说知青，再不是专业作家的“专利”。 

今年，是1968年中国老三届上山下乡四十五周年，当年在粤北阳山插队的广雅知青正准备撰写自己的纪实《山书》。我觉得，自己的故事自己说，为自己为后人留下实实在在的史料，有价值有意义，所以，阳山知青邀我参与这项工作时，我欣然应允了。 

前些日子，我收到大罗的邮件： 

“王小英同学： 

  你好！非常感谢你愿意为这本书出力。 

  在学校时和你不熟悉，但从你和我们一起回阳山，还拍了视频，今年春节你又参加阳山知青聚会吃麦羹番薯，感觉你是个热心人。今天看了启枝写的文章，当初在广雅下乡时你就鼓励启枝去阳山，看来你和阳山还真有点缘分。 

      你为何对阳山和阳山知青感兴趣，为何会关注这帮人？在和他们相处中有什么感觉？如果能从你的角度写一点文字，放进山书中，会更加丰富书的内容，增色不少……”

是的，我是应该写点。怎样写呢？就让我今日话当年吧。 

1968年，广雅从初一到高三，学校里除了安排少数同学留城外，其余绝大多数都分配上山下乡了。自离开广州，一些同学渐渐失去了联系，相互间的印象也变得淡薄。但是我与阳山知青的每次相见，都觉得大家的笑容依然亲切，一切一切仿佛就在昨天，这，大概就是缘分吧。  

启枝在她的回忆文章中说到我，她说自己到阳山插队，是受我的鼓动才去的。这事我早忘了，不过，经她说起，我也觉得此事真有可能，因为那时我们都很纯真很幼稚很傻很傻。

受广雅正统教育和电影小说的正面影响，1968年广雅毕业时，我和几个女生曾努力争取到北大荒，但我们没成功。无奈中我想，既然去不成北疆，那么就到南疆吧，或者到粤北阳山，反正都是战天斗地改造中国与世界！那时我竟如此豪情满怀壮志凌云！因为我的傻气，所以，当启枝拿不定主意时，我就积极鼓动她到粤北阳山。难怪大罗说我与阳山知青有缘。 

那时候，广雅有这样一群同学，他们在一起时，常常认真地关注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相处中，我觉得这些同学特别优秀，我不由对他们产生由衷的敬意，而这些同学中，有一部分就是后来的阳山知青。这，大概就是我特别喜欢与阳山知青接近，特别乐意参与阳山知青活动的原因吧。

下乡后，我与阳山知青依然有来往。吴幼坚到海南探望知青，曾来过我们农场。我回广州探家，曾到珊妮家串门。即使返城后，我也时不时参与阳山知青的聚会。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在珊妮家.png：

        （2013年春节，参加阳山人的在珊妮家的聚会  ）

    每次与阳山知青相聚，我都用摄影镜头记录精彩留住友谊。我特别欣赏阳山知青的团结，欣赏阳山知青的阳光，欣赏阳山知青的多才多艺…… 其中，我尤其欣赏阳山知青对第二故乡那份深切的情怀。有人说我是半个阳山人，这话不假，因为我们有缘啊！ 

想当年，我们都是知青。不过，我是建设兵团战士，他们是人民公社社员；我领工资，他们赚工分；我在海南，他们在粤北；我种橡胶，他们种水稻；我在饭堂搭食，他们自己开伙；兵团里斗知青整知青，而阳山知青始终受到当地的关心爱护培养重用。相比之下，我十分感慨。 

虽然，我与阳山知青有许多不同，但我们当年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都有一股追求理想的热情。如今，我们年过花甲双鬓染霜，但是，朋友们，愿我们的心永远年轻，愿我们生活的热情不减，愿我们的明天越来越好！ 

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思想基础千差万别：有人主动报名，有人被动前往。下乡后知青的生存环境各不相同。在农村知青的表现各不相同。回城后知青的际遇也不相同…… 各人经历有这么多不同，所以，回首往事时，感想自然不同。故事不同，各自表述吧，是是非非，不必进行辩论。

《山书》是阳山知青留给历史的故事，不虚构不掺假感情真实就好。 

 祝《山书》的编撰工作进展顺利，祝老知青老三届的友谊地久天长！

作者简介 ：王小英，1966年广东广雅中学高二乙班学生。1968年上山下乡到海南岛白沙县国营牙叉农场 。1972年 回城， 1978年参加高考进入大学，1982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2003年在广州市育才中学退休， 中学化学高级教师。

追 赶 汽 车 的 母 亲    余颖华 

1968年11月10日，广雅校园内喧天的欢送锣鼓声已平息，被人和行李塞满的军用大卡车已开出了校门。我们满怀激情高唱着革命歌曲，踏上了去粤北山区——阳山的路程。

那是个热血沸腾的年代，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改天换地，去把自己锻炼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整个脑袋全是满满的纯洁与真诚。

我自小缺乏情感，或者说会深埋情感。在那个年代，我愿自己显得更坚强，更没有小资产阶级气味。我和钟如芸亲自跑到西片军训团要求去阳山，父母操心也枉然；我也不叫家人来送行，免得分别时母亲会哭我也忍不住。

正当我欢快地高唱着，忽然，我发现了母亲的身影！她骑着自行车，冒着汽车车尾滚起的浓浓灰尘奋力地追赶着我。母亲是银行系统的先进工作者，平时从不轻易请假。今天一定是赶紧把工作安排好了匆匆赶来的。我望着浓尘中的母亲，不知是灰尘还是泪水遮挡了眼睛，视线突然模糊了。然而，透过满目朦胧，依然清晰地看到母亲那不顾一切追赶汽车的身影和那强忍泪水的目光。她终于没与我说上半句话，汽车毫不留情地把她抛得远远的。

多少年来，母亲那身影，那目光，刻骨铭心，每每想起，心中泪水会在深处止不住地流淌，直到我也当了母亲。

今天，我依然不能自已，流着泪，写下我的第一篇“知青回忆”。

去 阳 山 第 一 天   余颖华 

1968年11月10日那天，我们连人带行李挤在两辆军用大卡车上，广雅28个同学踏上了去阳山的路程。一路上全是黄沙路，车上的同学东倒西歪，车后的尘土滚滚跟随。我们一路上高唱革命歌曲，从《长征组歌》到八个样板戏，从歌剧《江姐》到《洪湖赤卫队》……全是整剧整剧的拷贝，激情高昂。外面的景色一幕幕掠过，从粤北的粮仓清远到遍布石灰岩山的英德。过了北江，已看到远处西北方向山峦重叠，那就是我们将安家的地方。

进入粤西北石灰岩山区，从未见过的景色映入眼帘：青灰色的石峰平地拔起，形态各异。小北江不时在身边温柔地绕过，水中倒映着松树林、衫树林的翠绿身影。山峰之间是小巧但组连成片的田地，山野间，小河旁，偶尔坐落着小小的村庄。它既有桂林山水的秀丽，也有大山的严峻。对于它的秀丽，可能是先入为主的原因，14年后当我流连在桂林山水之间的时候，并不认为“桂林山水甲天下”；而对于它的严峻，阳山足足给够10年时间让我慢慢地品尝。

直到暮色降临，我们才到达阳山县城。灰蒙的一条街景完全不给人城市的感觉。尽管正在修路，但原始路面泥泞不堪。我还没下车，就看到了几个头上裹着大红布，身上穿全套黑衣，腿上打着绑腿的瑶胞。这才感到离广州很远了。

回 家 探 亲   余颖华 

我下乡后的第一次探亲，是在1969年春节。钟如芸的三同户有个儿子在阳山水利局工作，刚好有公家的手扶拖拉机运钢筋到广州，就热心地帮我们联系搭上顺风车。

听说我们要回家，我的三同户像送女儿回婆家似的，尽其所能地把拿得出手的东西都拿了出来：番薯、芋头、木薯、大豆，再加一只大骟鸡。

那天，我和章淑平坐在手扶拖拉机后的拖卡中满满的圆盘钢筋上，一路颠簸。早上从阳山出发，直到晚上实在不能走了，才到清远县城北岸。司机要找旅店住宿，我们为了省钱，加上有点天不怕地不怕，说呆在车上算了，正好，给司机免费保管货物。

春节前晚上的气温可想而知，我们坐了一天的“钢筋硬座”，骨架似散了一般，在车上瞌睡不得，只好不停地下车运动以暖和身体，遥望着北江对岸，眼光光地等待天亮。幸好归家心切，什么都不顾了。第二天，清远花县一带的路相对好走，总算顺利到家。

事后回想真有点后怕，如果当晚有贼抢钢筋怎办？如果有歹徒怎办？阿弥陀佛，那时民风很淳朴，出乎预料的事也没发生。

知青回家探亲，是十八罗汉各显神通，还有何莲彬和黄启枝等人竟出奇招，先从新圩步行到青莲，再搭小船沿小北江顺流而下到连江口，最后转火车到广州。既可省钱，又可欣赏迷人的小北江两岸风光，亏她们想得出！不知为何不直下清远三水达广州，抒发“大江南去”的豪情？

幸好她们聪明。1982年我和广州建校的青年教师从飞来峡顺游到藏峡，才亲身感受了北江冲开狭窄的飞来峡那汹涌气派。2000年我参与了“飞来峡水利枢纽工程”竣工结算审核，更进一步了解到，小北江和北江会合后，势不可挡，飞来峡一段是北江地形最险峻的一段，广东省最大的“飞来峡水利枢纽工程”就在这里，峻峡激浪放排可不是闹着玩的。

不过我也后悔没和她们一起，错过了乘搭小艇畅游小北江的机会。

阳 山 饥 民   余颖华 

第一年春节从阳山回广州探亲，一帮同学相约去增城派潭探望在那里插队的广雅同学。

我们骑自行车从广州出发，途经从化街口，翻越从化与增城交界的大山，一路上坡，抄捷径进入派潭。

那天刮着冷风下着细雨，心里却没有畏难没有顾忌。到达目的地时天已黑，我们浑身上下全湿个透。进了邓大端的知青家就像进了自己家似的，反客为主。先是烧了他们一大把柴把衣服烤干了，再是美美地吃了他们6碗增城丝苗米饭。自从到了阳山后就没这样吃过，那天足足过够了吃饱饭的瘾。

第二天，一帮阳山知青高高兴兴地家过家大串连，吃大户。头天晚上，我们——尤其是我的表现令派潭知青们吃了一惊。邓大端以第一接待人的身份暗中告诉其他知青户：阳山知青像饥民，很能吃，你们要煮多点饭……事后才知道，派潭的柴可不如阳山的多，丝苗米也不是囤满仓的。

从此，“阳山饥民”的雅号就传开了，尤以余颖华为代表。以后在青莲的一次抗洪中，我更加“饥民”了，竟一次喝了9碗玉米粥，准确的，是玉米水，只是不能告诉别人。

共产党终于明白，不管建设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首先应让人民过上小康生活。小康而已，中国人并不奢望啊！

一年一度春又至，但愿国泰民安，年年有余。

肩 不 能 挑  余颖华  

在家中我是老大，从小就包了买柴买煤的活，挑回家还得提上三楼。在广雅，每年两次农忙劳动决不偷懒，再怎么说也能挑能抬，自认为不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娇小姐。可一到阳山，还是“肩不能挑”出尽洋相。

记得刚到阳山正好碰上秋收送公粮。粮站在七拱,约有10里路。看其他人挑那么重，自己也不示弱，心想挑一百斤没有问题，于是挑起担子就走。从连陂梁屋才走到黄启枝所在的村后，体力和肩膀就顶不住了。看到社员们都可以边走边换肩，自己又不好放下担子换肩，只好死顶。社员们当然看出来，心疼地陪我们休息，说实话，不休息也走不下去了。从连陂梁屋到七拱粮站，不知休息了多少次，大家陪我们天黑了才回家。自以为肩挑没问题还是出洋相，真不知从小压根就没干过活的其他人表现如何？

在新墟锻炼了两年才去江英，已经是挑水担石头什么都干过，晒谷场上过秤，数目是120斤。每年挑石头烧石灰，还得把各队分配给我和钟如芸、陈挺和章淑平，加上卢学光和古汉岗的石灰齐心合力从石灰窑那边挑回生产队，单程也有半个小时。但没想到在江英，洋相还出在肩挑上。

刚到江英正是番薯收获季节，番薯多种在后迳山上。那天，当我把番薯满满装了两筐时已天黑，社员们都陆续下山。两筐番薯的重量对下乡已一年的我再也不是什么难题，然而，山陡、道路崎岖，却是到江英后新冒出的难题，挑同样的重量走平路和走山路是两回事，况且那路不是路：山路旁的石头左一下右一下地作弄着你的箩筐，脚下高一脚底一脚地不断令你失去平衡……终于，我一脚踏空，两脚腕全扭了，屁股坐在石头墩上，两筐番薯滚撒了一路。这时天已黑，山上只剩下我一个人，尽管从小被妈说胆生毛的我胆子再大也不敢停留，赶紧拣起还找得着的番薯，忍着双脚疼痛挑担回村。丢了多少番薯不得而知，山上那一幕更不会向谁汇报，只是不时想起会自嘲：何止“肩不能挑”，连脚也不会走！也会自我安慰：没给数码相机摄下就不错了。

江英的三年，春天，我们带着种子与希望踏上这条后迳石山路到山上的地耕种。秋天，我们挑着两大箩筐番薯、木薯与芋头、玉米从迳上下来……

我们终于征服了自己，也终于征服了后迳石山路。

以后离开了江英，离开了阳山，肩上的担子未轻过，后迳的石山路也未离开过我的记忆：那是村民祖祖辈辈在石灰岩山上踏出的路，几乎没有人工铺砌，一脚高一脚低；也几乎没有人工的凿打，雨水和脚板已使石头表面光滑。我们在上面刻录了磨难和洋相，刻录了青春和成长，在记忆里永不褪色。

感谢磨难，世人不是都有机会，尤其是后代。  

愧 对 亲人  余颖华 

我是父母第一个孩子，从小在奶奶的百般关爱下成长。奶奶是那个年代少有的读过书的女性，宽容慈祥，不歧视女孩。于是从小我就是她的贴身随从和代理管家。

依那个年代和我的性格，到阳山插队是不会理会长辈半点意见的。记得临行时，奶奶很伤感地劝我别走，她说怕见不到我了。我那时脑袋里只有“革命”，哪有“儿女情长”？一点没理会奶奶的话。到了新圩生产队给家里的第一封信，为了表达我们到了“最艰苦的地方”的自豪，竟把吃番薯喝麦羹等等全搬上了纸。没想到，奶奶看到信就哭了。妈妈的回信不得不说“以后不许写这些”。

下乡没一年，我收到了奶奶去世的电报。我从小不在人前流泪，在那“革命”的年代，更认为“哭”是软弱的“小资产阶级情感”。我很害怕自己回家会失态，会哭。我告诉家里，说工作很忙，不回去了。在“革命”的理由下我也心安理得，相信其他同学知情的也没几个。

有同学用很平静的语气说我的做法不可思议，不近人情。我当时自然没理会，她也不再提。

又过了些日子，家里来信说收到我寄回家的钱。信中母亲还少有地表扬我，说亲戚们都认为我很生性。

我至今也无法表达当时的感觉。我当时认定，一定是某同学给寄的钱！可是，她哪来的钱？

我不记得是多少钱，因为对“寄钱事件”的记忆比对“数额”深刻得多。

我一直没想还钱。因为那钱不是能等额归还的。每每想起依然很内疚。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认定寄钱的同学却认定她没有寄钱。但寄钱的事情确实发生了。因为我奶奶去世后，为了等待我和在始兴干校的姑丈，足足等了一个星期才安葬。妈妈说，就是花的这个费用。

几十年弄不清的事情，其本质却非常清晰。在那人人难自保，个个难过日的年代，在我们家十分困难而我又十分不懂事的时候，有人出手帮助了我。“寄钱”一事让我终生难忘，使我开始从“革命无情”中回归到人性情感。以后的人生中，外表强硬的我，内心的感悟被一点点唤醒。

回城后我才知道，奶奶病重瘫痪在床时，家人个个孝顺侍侯，母亲生性胆小却亲自为奶奶打针，连几个才几岁的弟弟也动手端屎端尿。奶奶去世7天后才出殡，为的是等我和在始兴干校的姑丈。姑丈赶回去了，唯独缺了我，我竟连一口水也没给奶奶端过。

我后来流的泪，比当时痛哭几场多得多，痛得多。1982年，我父亲患脑癌，脑颅开刀后，医生证实是恶性肿瘤，我把他的实情隐瞒到他去世，以补偿我对亲人的欠情。

但愿我的女儿比我更懂得亲情和友情，更懂得做人。

谨以本文感谢真诚永恒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