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巴彦淖尔知青录（25万字）

插队生活有特色，

首先要建住房说，

劳动艰苦信息乏，

思考之后寻路多。

2、遍布巴彦淖尔的知青教师

20世纪60年代，就从河套开始大批接受知青插队的1964和1965年说起，那时巴彦淖尔盟的教育事业还处于十分落后状态，特别是农村。河套地区农民居住分散，一般一个生产大队方园十几里甚至二十几里的范围内才有一所小学，况且因受师资力量限制，教学水平也不高。当时各公社和各生产大队学校的教师中，只有少数骨干是巴盟师范的毕业生，大多数都是当地的初中毕业生或高中毕业生，而且多数都是民办或代课教师，他们又在学校教学，又要回家种地，有时还要出外工挖渠，不可能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在教学上。更有一些教师自身文化素质低下，有的甚至连三年级的语文课文教读不通顺，不可能很好地为孩子们传授知识。更为严重的是，很多自然村的孩子本来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却因附近没有学校而不能上学，他们或在荒野里奔跑戏耍，或随着大人在农田里劳作，浪费着本应汲取知识的童年时光。
面对这种现象，无论是广大农民，还是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身在农民之中的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对在农村办好学校都怀有急切的愿望。但是缺少教师也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大难题。许多知识青年到后来，很快就让他们看到了解决这一难题的希望。于是有插队知青的生产大队，就在知青中物色人选，然后报请公社党委及教育部门同意，让他们当民办教师，或代课教师,充实到教师队伍之中。这样教师多了，一些原来没有学校的生产大队也办起了学校，或居住较为分散的生产大队由原来的一所学校分片办成两所学校，解决孩子们由于路远而上学难的问题。于此同时，各公社所属的中学也开始从知青中选拔教师。

知识青年，他们身上最大的优势便是知识二字。他们到了教师岗位上，很快就发挥出了这个优势，在教学中表现出了较高的水平，也很快受到了当地贫下中农的欢迎和肯定。如临河县白脑包公社一位社员评价一位知青女教师说，“受苦种地她三个也顶不住一个农民，可是教书她一个就能教一个学校的娃娃。”知青教师在学校里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学有所用，心里也自然高兴，也更稳定了他们原来所树立的扎根农村、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的决心。

后来1968年和1969年来巴彦淖尔盟插队的知表以及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中，也都有好些人当了教师。由于知青加入教师队伍，使巴彦淖尔盟的教师队伍得到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充实，各农村学校的教学水平也相应地得到了提高。那时遍布河套农村的知青老师，他们正值美好的青春年华，对生活怀着美好的憧憬，对事业有着饱满的热情，更有着许多新鲜的创意，他们在学校里，不仅给孩子们教授知识，同时有意无意地言传身教，向农村的孩子们传播着文明。他们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和美好的记忆。后来那些知青老师大多离开了原来的学校各自走向了生活和事业的归宿，但他们作为“知青老师”的一个群体形象已深深地印在了巴彦淖尔一代人的记忆之中了。如今21世纪之初，许多巴彦淖尔人——当年知青老师的学生们都已进入中年，但每当谈起当年的知青老师，总是怀恋之情溢于言表或洋溢在字里行间。

如今作为《巴彦淖尔日报》记者的红梅，就曾是当年知青老师的学生，她曾写过一篇文章，反映当年的学生对知青老师的回忆，她说：“学校虽然是盖在大沙包上的两排房子，但老师却是天底下一流的。她们一个赛过一个漂亮，一个赛过一个说话好听，我常纳闷，她们脑子里咋就有那么多新鲜的东西。从此，我和我那些蓬头垢面的小伙伴就学会了唱歌和跳舞，像一只快乐的小鸟，整天在沙丘上飞来飞去。那时，没有现在孩子们的厌学或逃学，只因为喜欢老师，也就一门心思喜欢读书，喜欢学校……。”

“我还记得教我们汉语拼音的贾俊英老师，知青们给她起的外号叫‘小汽车’，她个了矮小，因而四肢和五官就显得格外小巧玲珑。她自己制作了好多卡片，一面是好看图画，一面是我们从没见过的拼音字母，每当我们念不出拼音时，她就把图画的那一面翻过来，这样再难的字母几次我们就牢牢地记住了。在学校她要求我们说普通话，现在想来，我毕业后能在农场当上播音员，能站在讲台上用普通话给学生们讲析课文，真是得益于她的言传身身教。”

当然这样的回忆文章还有很多，有的回忆还讲出了一些有趣的故事。如一位当年的学生回忆说：“我小的时候，班主任老师叫金雪兰，她是个北京下乡青年，讲一口普通话。听她的课是学生们当时的盼望，因为在她讲课的课堂上，有无数令人神往又神奇的故事。但是，当她刚接手这个班的时候，前一任语文老师是本地人，方言味很重，知识功底又差。他教娃娃们学拼音时，经常对一个字所拼的音，和最后的发音不太一样。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念到麦子的麦时，他说‘mai’，结果却成了‘mia’。前者是标准发音，后者就成了方言了。是金老师给我们进行了纠正，要不然还不知道要念错多少年呢。”

别一位现已年纪不小的当年的学生感叹说：“当年教我们的老师，绝大多数都是知青，那一年升高中考试，学校一下子升走了一大批学生，成了从来没有过的一届奇迹班。后来好多的知青老师返城走了，学校的教学质量又停滞不前。其实，在河套这块土地上，知青对当地文化进步是具有革命性的影响。不说别的，连谈恋爱这样的事，也是知青来到后才影响了当地青年，使他们接受了许多新的风尚。”

如今许多当年的学生说起来，不仅表现出对当年知青老师的怀念和赞美，进尔对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不免流露出感激之情。他们说，如果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么多出身名门的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怎么会来到巴彦淖尔这个地方，成为我们的一代师表？一位当年的学生回忆说：“教我们的是一个大个子女老师，听说她妈妈是个大使馆的翻译，她本人还会俄语。她嘴唇厚厚的，但说俄语很利索。她非常好学，时常拿着一本书。她的形象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1964年以后到20世纪70年代，巴彦淖尔盟可以说到处都有知青老师，如一位当年的学生回忆说：“我们大队的知青80％当了民办老师。”“最多的时候，学校14个老师中有11个是知青。”他们中有的人性络绵里藏针，管娃娃很有一套。有的要强好胜、大胆泼辣、能言善辩；有的知青老师年轻、脾气大，遇到学生上课时调皮捣乱，轻的对其训斥一顿;惹急了，也有对学生动手的。后来，他们中好些人陆续离开学校返城，有的老师临走之时，班里的同学能留恋得哭成一片。有的一直干到现，在教育战线上在干出了不小的成绩。

例如现仍在五原六中任教的高崇毅老师。高崇毅就是当年来自天津的一名知青。他15岁下乡，18岁当民办教师，中间几度学习深造，但一直没有离开教育战线。高崇毅创办了《绿叶》校刊，获全国大奖；创办内蒙古西部区第一家“心语”服务热线，好评如潮。他先后被评为巴彦淖尔市优秀教师；自治区师德先进个人。在五原六中，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河套娃，有的成为《人民日报》的记者，有的成了具有高级职称的大学校刊主编……这一切成为高崇毅心灵深处最大的安慰与骄傲。今日他已是一位桃李满天下名声扬河套的老教育工作者。但他没有躺在成堆的荣耀上裹足不前，而是殊荣如潮人不傲，愈老弥坚为教育。前一段时间，在他的鼓与呼中，天津市第十四中学与五原六中结为了友谊学校，双方定期组织师生互访，交流推广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从而为巴彦淖尔教育事业又打开了一扉明亮的窗口。
如今，很多当年的知青老师，每回忆起当年在巴彦淖尔当老师的一段经历，回想起当年他们为巴彦淖尔教育事业发展所作的贡献，不仅无怨无悔，而且表现出了无限的自豪和欣慰。一位曾经在农村当过老师的知青加首往事时说：“我们当年下乡，确实给偏辟的农村带去了城市的文明，向农民传播了文化知识；而在农村当老师，又教农民的孩子读书。我们的文化和观念至少影响了当地的两代人。”还有一些当年在农村当老师的知青，回城后从事教育工作，在中学或大学当教师。他们则说：“我们虽然文化身份不同了，但当年在农村当知青老师的经历，正是后来事业的铺垫。”现仍留在五原工作的赵亦工就曾是一位当年的知青老师，他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了五原县知青教师的情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49名在教育战线上担任代课、民办教师的知识青年，占当年担任各种职务人数的36.6的比例。他们是我县教育战线上的骨干和生力军，为我县教育事业的发展，教学质量的提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些知青至今仍在五原的教育战线工作。他们中间不少人被评为校级、县级优秀教师，有的担任了学校的领导职务。天津知识青年田琪、尚仪华、娄凤贤、韩志兰等人曾荣获全国优秀教师、教学能手，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和自治区级优秀教师的光荣称号，担任中学领导职务多年的呼和浩特市知青樊荣国，五原知青王益新等人，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奋工作，他们是我县教育战线的佼佼者……”

五原县是这样，在巴彦淖尔盟的其它旗县，情况也大致相同；像高崇毅这样在教育战线上作出突出贡献的“知青教师”，在各个旗县也都有为人称颂的典型人物。

如今时过境迁，当年的知青老师们再回巴彦淖尔来寻梦的时候，看到当年他们教过的许多学生对他们感恩戴德而热泪盈眶的时候，他们除了感叹外，心中又该是怎样一种滋味呢？

知青老师到处有，

教出弟子很优秀，

当地教育大前进，

至今影响都深透。

3、令人难忘的知青医生

 

 

20世纪60年代的巴彦淖尔农村，同教育事业落后一样，医疗卫生事业也十分落后，农村普遍存在缺医少药状况，一般一个生产大队一个卫生所，有的生产大队还没有卫生所，农民就医看病十分困难。但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对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都十分关心，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各地都在努力为农村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配备“赤脚医生”;为培养“赤脚医生”，巴彦淖尔盟各旗县也都曾多次举办过有下乡知识青年参加的“赤脚医生”培训班。

 

“赤脚医生”，这个名词最早出现在中国南方农村，是指走村串户为农民治病的医生。配备“赤脚医生”，也就是要配备能够走村串户为农民治病的医生。就巴彦淖尔来说，在当时当地文化落后、人才缺乏的情况下，知识青年的到来，也为当地农村培养和配备“赤脚医生”提供了人才的源泉。于是，在为时不长的时间内，就有不少知识青年走上“赤脚医生”的岗位。当然，选拔此类人才，也是有前提条件的，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知青出身于医生世家，耳濡目染，对医学有一定的兴趣和知识;二是知青本人的事业理想就是当医生，想考医科大学而未能如愿，来到农村能当“赤脚医生”，也是一次机遇。便通过争取当了“赤脚医生”。三是还有的知青，自己虽没有医疗方面的知识基础和兴趣，但本人政治思想表现较好又好学上进，便被生产大队选中，送到“赤脚医生”培训班学习，然后回来被安排在大队诊所当“赤脚医生”。大体就以上三种情况，当然也有个别的，如有一个知青下乡前买了本《医疗手册》，还带了点简单的药品和医疗用品如纱布、酒精棉球什么的，本想下乡后有个病灾好看看《手册》，自己对付对付;没想到下到生产队以后，社员们看见他有本《医疗手册》，还常翻看，就以为他懂医学会看病，有一家娃娃脖子生疮，就领来叫他看看，说是“砍头疮”，很可怕的。他本来不懂是什么疮也不懂该怎样治，可是还是拿出酒精棉球给擦了擦，又给抹了点消炎膏，用纱布包住。没想到几天之后这娃娃的疮好了。娃娃的父母蒸上白馒头来上门道谢不说，还逢人就讲这知青的“医道”，说得神乎其神。大队领导听说了就亲自登门，让这知青当“赤脚医生”。这知青还挺幽默，说赤脚我不干，大队领导笑着说那就穿鞋干。以后这知青就当了大队的“穿鞋医生”。

 

当年巴彦淖尔盟最有名的知青“赤脚医生”，要数包头知青张志仁和杨焕香。

 

张志仁和杨焕香原是包头市一中的同学，1968年同时到五原县美林公社新福大队插队。杨焕香下乡前曾向父亲学过针炙，当时张志仁患腰疼病，杨焕香就用针炙为他治疗。这样让张志仁也懂了些针炙知识。1970年新福大队建立了诊所，两人便被推荐当了赤脚医生。后来两人结为夫妻，成了美林公社有名的夫妻医生。

 

 

当年，河套大地上医学不普及，迷信泛滥，有些不务正业的人靠此大发不义之财，用歪门邪说治不了病，还尽祸害人。有个老大爷患心肺病多年，被当地号称“小神仙”的巫医判定了“终期”。张志仁和杨焕香夫妇二人，凭着政治热情和责任心，主动承担起了对老人的救治。这是一场无声的较量，许多的群众都试目以待。“终期”到了，在张志仁和杨焕香的精心治疗下，老人的病却一天天好了起来，而且越来越好，最后居然能下地走动，还能参加队里的劳动。

 

 

如上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有个农妇患了癔病，家人花钱乱投医，而且迷信，什么巫医、神婆、“树仙”、“香灰”都试过，病不见好，反而越来越重。患者家人又请回一个能“顶神”的醉仙。邻居用计灌醉了这个吹牛大王，荒唐戏才露了底。患者被送到大队卫生所，张志仁和杨焕秀二人仔细审查病情，针炙、药物齐用，病人很快就痊愈了。还有一个六岁小女孩，得了病毒性脑炎，眼睛上吊，瞳孔散大，颈项僵直，四肢抽搐，昏迷不醒。夫妇二人参考医书，中西医结合，针炙、按摩辅助，又一次创造了治病救人的奇迹。

 

 

新福大队有六个生产队，又位于美林、沙河、什巴圪图三个公社交界，当地的病患者很多，都希望张志仁和杨焕香夫妇能妙手回春。后来，随着二人医名远扬，五原县城、中后旗、临河县、包头市也有病人慕名而来。大队的合作医疗站，因此成了远近闻名的地方，张志仁夫妇也成了巴彦淖尔盟杰出的知识青年代表。荣誉让他们的胸怀更宽广，不管患者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一视同仁予以精心诊断治疗，常常忙碌得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一顿饭要停几次才能吃完。

 

 

下乡十多年，张志仁和杨焕香诊治的病人不计其数，病症名堂也各种各样。面对病死的患者，他们的心为之难过过；看到哑巴说话，瘫儿走路，“死人”复活，他们的心又充满了欣慰。他们的医术在实践中提高，名声被远播，被口口相传得神乎其神。凭着一颗爱心，他们坚持扎根农村不动摇，还带出了八个学徒。知识青年大返城，他们初时坚持信念，不为所动，后来随着政策迁回包头。他们把青春的光荣与佳话留在了巴彦淖尔，而治病救人成了他们一生的职业。

 

 

当时，在巴彦淖尔农村和牧区，像张志仁、杨焕香这样的知青“赤脚医生”，也同样有很多、很多。
1979年以后，巴彦淖尔地区有了生产建设兵团，兵团虽是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的独立单位，但其所占地片都在农村和牧区的包围之中，其许多连队所在地和当地农村或牧区交插分布。兵团里也有许多知青医生，但在兵团内部不叫“赤脚医生”，叫卫生员。兵团的卫生员也常常接受请求，为当地农牧民出诊看病。在农牧民心中，他们是穿军装（兵团服）的“赤脚医生”。他们也同样在巴彦淖尔大地上留下了许多治病救人的佳话。

 

 

比如孔凤云，她当时是二师十二团五连的卫生员。十二团团部在乌拉特前旗新安镇，五连驻地在黄河畔。一天，孔凤云到黄河畔的扬水站工地为战友们治病，傍晚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脚回到了驻地，累得一动也不想再动了。夜晚她倒在床上很快进入了梦乡。可是就在她睡得正香时，一阵“咚咚”的敲门声把她惊醒。她赶快起床下地开了门，见几个农民站在门前，一辆自行车的后架上坐着一个呜呜痛哭的小姑娘。她立即明白是有人来找她看病了。就急忙将他们让到屋里，小姑娘的父亲操着浓厚的当地口音告诉她：“孩子在上学路上和同学们玩耍，不小心跌了一跤，把肩膀摔伤了。孩子疼得哇哇大哭，本想送她上医院，但这样大的风是无论如何也过不了黄河的，现在天黑了，刮了一天的大风丝毫不见小，我们没有一点办法了。这时想起了前几天，村里几个小孩肚子（腹泻），医院都治不好，是兵团的女卫生员，用神奇的办法把他们都治好了。咱们都是一家人，现在请你也救救她吧！”

 

 

孔凤云深知为当地群众解除病痛是兵团卫生员的责任，她立即开始为孩子诊断。这孩子的嗓子都哭哑了，左肩膀肿得像个大馒头。别人只要碰一碰，她就大哭大闹，孩子痛苦的脸上布满了泪水。她那又黑又脏的右手紧紧抓住孔凤云不放，从她的两只可爱的眼睛里，看出她渴望她能为她解除痛苦。孩子的父亲和乡亲们也用期待的目光看着孔凤云。从孩子的症状来看，很明显这是左上肢肩关节脱臼。对于小儿腹泻孔凤云是有点办法。可这脱臼的病人，她还是第一次遇到，对于她一个当了二年多卫生员的医务界小学生，真感束手无策，急得孔凤云一身汗。这孩子和乡亲们孤注一掷地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没有任何理由把自己置身度外，只恨平时学得本领太少了。虽然战地救护训练时，兵团的关医生曾经讲过有关脱臼的急救要领，但没有进一步实践，也就是说自己从来没有处理过这种情况。眼前是一位真的患者，又是一个小孩，这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孩子能否配合治疗？万一有个闪失，对孩子将来是否有影响以及在战友中的威信等等，按当时常用语讲这些私心杂念在她脑子中反复翻腾着……，但这些想法很快就在她脑海中闪过，“治病当紧！”。她一面仔细地回忆着治疗脱臼的技术要领，一面想着对付这特殊伤员的办法，脑子里迅速思考着怎样能使这小姑娘最在限度地减少痛苦……首先对孩子和她的父亲进行安慰。打开医药箱准备好注射器，尽管她的心在颤抖，但脸上依然保持往常平静，觉得任何慌乱情绪的流露都会给患者及家属事来不安，甚至导致治疗失败。一边以最熟练的动作为她注射了一支普鲁卡因进行封闭，以减轻治疗时的痛苦，一边和孩子拉家常：“几岁了？”“十二岁”“家里几口人？都有谁？家里养了几头猪？几只鸡？……”就这样，渐渐地解除了女孩心里的紧张。这时也许是药物起了作用，左肩的疼痛好象减轻了，她脸上露出笑容。孔凤云把战友们送给我的糖果拿出来，塞在孩子的右手里，顺手又拿出一块递给她，就在她刚刚伸出左手的刹那间，孔凤云顺势抓住她的左臂猛地往下一拽！往上一托。她“嗯”了一声，成功了！孔凤云心里激动地呼喊着。不知保时围在窗外观看的战友们也高兴地为她鼓起掌来。这时孔凤云一屁股坐在炕沿上，几乎要昏过去，浑身上下一点力气也没有了，额尖上渗出豆大的汗珠。大家亲切地围在她身旁，热情地为我倒水，擦汗。孩子的父亲看到伤治好了，流着感激的泪水拉着孔凤云的手连声说：“谢谢，毛主席的兵团战士是我们最亲最亲的人。”天快亮了，风也逐渐地减小了，人们临走前一再邀请孔凤云到他们村子做客，孔凤云一直将他们送到院外，小姑娘拽着孔凤云的手，待我俯下身时在我耳边说了声：“谢谢阿姨！”又在脸上轻轻地亲了一下，跟着她的父亲走了。

 

 

还有一位兵团知青叫杨宪萍，是一师五团六连卫生员。当时五团在磴口县境内的包尔套勒盖，五连在磴口县北部的四支渠附近。下面选录的这篇名为《“团结”出世》的短文，是杨宽萍写的，记述了她在 1971年冬天的一次难忘的出诊。

 

 

1971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我背着药包，和一个蒙古汉子一前一后顶着凛冽的寒风踉踉跄跄在沙漠中艰难地行走。呼啸的北风卷着砂石铺天盖地地向我们袭来，好像倾刻间我们就要被埋在这沙海之中。我心中暗暗地想：这下可完了……

 

 

今天忙碌了整整一天，当我送走最后一个病人时，已经是深夜11点多钟了。疲惫不堪的我躺上床就睡着了。深夜2点左右，“嘭嘭嘭”一阵紧似一阵的敲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开门一看，是这个蒙古汉子。他焦急地用生硬的汉话告诉我他在四支渠附近住，他的女人就要生孩子了，请我快去为她接生。他那恳求的话语，信任的目光，期待的神色，促使我抓起卫生包就走。我想治病救人要紧，可没想到遇到了这样恶劣的天气。

 

 

四支渠离我们驻地虽然仅有五里多路，可那一夜，我觉得真远啊！好容易才走到四支渠大闸下的蒙古包，里面昏暗的煤油灯下躺着一个女人，正在痛苦地呻吟。我立即为她解衣检查：是臀位，难产！我心一惊。她用生硬的汉语断断续续地告诉我：白天放牧时不心摔了个跟头，起来后只觉得肚子隐隐作痛，离产期还有一个月，也就没在乎，谁知道越疼越厉害，以后连上了阵。我一听，不仅难产，还是早产。这是我当卫生员以来遇到的最棘手的难题。

 

 

这样大的风，又在沙漠的深入，身边既没交通工具，又没通讯设施，早各这种情况，应该把军医一起叫来。我手中掌握着两条性命，心中没底，万一出点事怎么办？我把产妇的情况向她丈夫交了底，他考虑了一下，表示理解地说：“只要保全大人的生命就行了。”

 

 

这时我静下心来，准备着最关键的时刻到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大约凌晨4点多钟，伴随着产妇的阵阵呻吟声，孩子的屁股露了出来。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因为这种情况最易发生的是脐带绕颈，导致胎死。我紧张在帮助产妇用力，助产。随着胎儿的翻转，我轻轻地把胎儿抱了出来。胎儿泛青紫，脐带绕颈三圈，我立即把脐带绕开，打了婴儿屁股一下，没哭声，可能是呼吸道堵塞。我不顾胎儿满身的胎脂和腥乎乎的羊水味，立即进行嘴对嘴呼吸，吸出一口粘稠的分泌物，接着做人工呼吸。这时候，我觉得时间仿佛凝固了，一张一张地每一个动作都会给婴儿带来生的希望。

 

 

孩子的脸色渐渐地由青紫变成了红润。我托着孩子，朝他的脚心拍了一掌，“哇”，孩子哭出了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声，而我提着的心也像一块石头落了地。我迅速地剪断脐带包好，放在他额吉身边，接着一下子瘫软在毡子上，再也起不来了。孩子的父亲熬好了香甜的奶茶，双手恭敬地举着端给了我。我笑着对他说：“恭喜你添了个儿子。”

 

 

这时，东方破晓，天色渐渐地亮了。那母亲带着倦怠的微笑和感激的目光说：“你是我们的恩人，按我们的风俗，孩子的名字应由你来起。”“好！”我高兴地答应道。我知道蒙古族起名一般不带姓，叫什么呢？我思索着……我们是为“屯垦戍边”而来，边疆正是要靠我们蒙汉各族人民共同团结携手来建设和保卫，这个孩子正是我们蒙古人民团结的象征。那就叫他“团结”吧！
他们欣喜地接受了这个名字。

 

 

这真是一段美妙的佳话，是当年军民团结的佳话，民族团结的佳话，也是当年生产建设兵团中的知识青年留在巴彦淖尔大地上的意蕴隽永的佳话。迄今21世纪之初，那位由天使般的女知青杨宪萍迎接出世并给了他生命的小“团结”，如今该早已成年，不知他是否还生活在四支渠畔，或者从那里走了出去。不知他的父母是否曾经对他讲述过他的出生经历。如果他知道了这一切，那么他应当永远永远地记住“生产建设兵团”和“知识青年”这两个名词，应当回溯已经走过来的历史的足迹，去寻觅去感激那位给了他生命的天使——知青阿姨。

 

 

如今时过境迁，当年的知青医生们，有的可能仍在医疗卫生战线为众多患者解除病痛，有的可能转移到了其他岗位，但无论他们今天走到哪里，也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岗位，想必他们都已事业有成，更会衣食无忧。无论怎样，他们当年“赤脚医生”或卫生员的经历，那段闪光的岁月，都会永远伴随着他们，激励着他们。他们当年当“赤脚医生”和卫生员，既是时代赋予他们的一个使命，也是“上帝”赋予他们的一个机会。这个使命和机会则使他们为实现上山下乡原初的理想而奉献出了美好的青春。他们收获的是不曾虚度的光阴，收获的是河套人民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段岁月最为特殊而又深刻的记忆。同时，一个知青医生，他在日日夜夜的行医中，深入接触了更多的农家，较一般知青来说，对农民的精神和生活状况了解得更真实更全面。他们中有很多人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与当地的百姓结下了非常深厚的情谊。时至今日，知青医生们对当年的经历仍一往情深，认为那是他们医疗人生的开始，是他们终生难忘的一份光荣与梦想。当年巴彦淖尔的人民群众，也会永远记着那些知青医生。

赤脚医生条件差，

心系万千百姓家，

知青奉献最忘我，

村民个个笑哈哈。

4、精神在缺失中执着

当年，兵团为了箝制年轻人的思想，有着许多的“不准”，什么不准谈恋爱，不准看黄书，不准走后门，不准……。其中，不准看黄书是我们这篇文章中的主题。什么是黄书呢？那个年代和现在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比如外国的许多文学作品，还比如不为“政治狂热，自以为是”者，他们自身文化素质很低，认定除了毛主席的著作和各种学习资料外，其它的书都是“封、资、修”的黄书，严禁人们去读去谈去传播。发展到后来有了些变化，在“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时，除了毛主席的著作之外，其它的书似乎都不用读了，读了就是“犯禁”。而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红楼梦》，因毛泽东提倡干部们读这几本书，又一下子冲出了“禁闭”的牢笼，成为人们一哄而起的好书。

一位曾在巴彦淖尔下乡的知青说：“ 接受‘再教育’的地方没有书籍，只有荒漠和汗水。我捧着马列经典硬着头皮、不懂装懂地读着，权当那是识字课本。结果，看了半本《反杜林论》，也没搞清楚杜林何许人士；‘费尔巴哈’更是把我绕进乱麻中，费劲吧啦的不得要领；用每月不足十元的津贴，勉强订一本《红旗》杂志，只是那上面的文章读不懂也引不起兴趣。唯一可以反复翻看的是《毛主席诗词（注释本）》，又可惜正确理解诗词所需的文学和历史、地理知识，在我是知之甚少的。当时，朋友之间能够相互借阅的书籍也是极其有限的。 没有书籍的地方，必然存在文化扭曲现象，存在着无知和愚昧。我身边的一些青年人，因长期不接触书报笔墨，不多的识字功能严重退化，连家信和情书都只好可怜兮兮地请求他人读写而不得不公开化。没有书籍的生活，终致贻误了大批‘知识青年’，他们的豆蔻年华因缺少精神滋养而苍白，他们青春勃发的生命中，原有的绚烂色彩因此而暗淡无光。”

年轻人们渴求知识、追求文化享受、希望开展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化体育活动，尤其是希望通过读书来补充辍学带来的知识贫乏，应该说是一件难能可贵的好事。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突出政治，突出思想，突出奉献，突出集体”的高压气氛下，可以说精神卫道士的嘴脸无处不见，他们高举着冠冕堂皇的理论大旗，残酷地扼杀着每个人身上的个性和人性，就连正常的文化活动也经常以“资产阶级洪水猛兽”而遭到禁止。在这种压制之下，中国的一代青年人被扭曲在知识贫乏，精神空虚，个性泥泞的文化荒漠之上。他们中有好多的年轻人荒废了青春，也有好多的年轻人不甘泯灭，寻找一切机会来填充自己的知识欠缺，坚持公开场合里伪装自己，无人地方偷偷学习的办法，用硬挤出来的时间，有的自修了由于休学而摞生的课程，有的孜孜以求地深入能到手的图书，完成了自己一生的奠基工程。同时，让原本苍白的精神世界，多了几抹彩色的线条，这也是令人欣慰的一道风景。

当时的新华书店里，清一色的马列毛著作，你想要看点“有意思”的书，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兵团里能看到的除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外，很难再找到其它的精神食粮。怎么办？愿望催生智慧，好多的知识青年借回家的机会，把能搜罗到的宝贝偷偷地带到连队，除了自己阅读外，在较为保险的小圈子里互相传看。还有一种渠道，那便如一位来自北京女一中，叫小青的知识青年那样，由家乡的同学朋友，通过邮局陆陆续续地邮寄。按寄信的人说，“寄的书多以天文地理、数理化、小说……只要能找到的就给她寄去。结果这些书给她带来了麻烦，大会、小会的挨批，说她不安心扎根边疆，走修正主义白专道路。”后来，他们“再寄书就把书皮撕了，换上时事政治的书皮。结果，又被人揭发，反而把小青害得更惨。连里作出决定，今后凡是寄给小青的包裹一定要打开先让头们审查。即使这样，小青爱书痴心不改，仍让我们想办法给她寄书。”实在找不到要读的书，那就想办法来抄写了，这便是当年所谓手抄本诞生的前提。在这方面例子很多，下面让我们逐一看一看个中的曲折。

一师所在的地方，各个团部大多都围绕着乌兰布和沙漠。沙漠里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黄黄的沙上不长草，知青们除了每天流大汗劳动外，就是睡觉、吃饭、坐在一起傻乐呵，来消除极度的疲劳状态。五团的知识青年陈大强，悄悄地带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自己看的同时与众弟兄共享，又钓到了其他人手中的好书，如《叶尔绍夫兄弟》、《悲惨世界》、《镀金时代》等书。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因为它沾上了苏联修正主义的边，已被烈为禁书之列。但知青们不这么看，这些宝贝一样的书，在人们手里传来传去，大家都非常小心。陈大强为了更好地隐藏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特意把《星火燎原》的硬书皮给“张冠李戴”了一下。这也是当时好多人做过的移花接木的小把戏。

陈大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后来看得人多了，在一位叫李江的天津女知青手里时，被抓思想工作的协理员发现了。按当时的规定，自然要寻根究源挖到了陈大强。协理员开口就说：“这是本黄色小说。”陈大强不承认。协理员说：“你说它不是黄色小说？你看保尔和冬妮娅那个那个，是小资产阶级的，就是黄色的。我命令你今天中午之前把书烧掉！”在兵团里，上级的命令是要无条件服从的，陈大强首先坚决不承认黄色书之说，随后把书藏起来，准备豁出后果来保护这本来之不易的“黄书”。后来，可能是这位协理员仁慈之心大开？或者自知也太无理取闹？反正再没追究陈大强。再后来，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协理员反倒在男女作风问题上犯了错误。一本“禁书”就这样被保全下来。

二师十一团的知青谭宗远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带到兵团的一批名著，经过一番突如其来的抄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成了他“迷恋封资修”的物证。按谭宗远在回忆文章中如数家珍地说：“《托马斯.闵采尔》让我知道了这位德国农民起义英雄是何等坚毅果敢；《战争与和平》让我结识了独眼的库图佐夫和矮小的拿破仑；《大寨行》让我明白了正在挨批的巴金也写过这样激情洋溢的作品。是这些书消除过我的愁闷和无聊，伴我度过了不少好时光，给我蒙昧的头脑送进一缕阳光。”书主爱这些书的心情由此可见非同一般，这也激起了谭宗远的勇气，找了各种借口想要回这些宝贵的图书。指导员训斥说：“这些书都是毒草。你为什么不读毛主席著作呀？”回答是读过了。指导员说：“读过？林副主席说毛主席著作要经常学，反复学，你学过几遍呀？”书就这么被没收，还说要送到铸工班废物利用。谁知在众人的眼皮底下，又被快手偷得踪影全无。全连第二次抄检，男女宿舍都不例外，结果大出人意料，“窃书者乃一名北京女战士。”最后，这些书在熊熊烈火中化成了灰烬。执行判决的“刽子手”，正是被强制命令和监督下的谭宗远本人，可悲也夫！

书不让读，嘴属于每个人自己的，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群难眠的年轻人，一批特能“侃”的爷们，在熄了灯的营房里，你讲一段故事，我讲一段传说，煞有介事地传播开自己道听途说，瞎编乱造出来的各种题材的故事。人们的标准是，不管这些故事真与假，只要好听刺激就行。这种讲述时间长了，就慢慢地突出几位神嘴来，他或她成为了这种场合里最受人注目的对象，有烟给敬上，有水给端上，有好吃的给留着。这从另一方面又助长讲述者的“水平”，由简单到复杂，由一般的小故事到长篇大论的连续“评书”。有时候屏息恭听的年轻人，为了制造气氛，还时常把灯关掉，在黑暗中体会故事的情节。这种自发的故事会，几乎在兵团各个连队里都存在，尤其是假日期间，更是讲故事的大好时机。听众从讲述者嘴里“掏”出来的故事中得到的享受，无异给贫乏的生活注入了一点活力，并多少带给年轻人一些遐想；讲述者也往往陷入在自己所侃的情节与人物中，不乏精神放松的洒脱和发挥口才的快感。

“当时流行的许多情节曲折，案情迷离复杂的破案故事，大多来自《肃反小说选》和文革前出版的各种破案小说，尤以《一个柳条箱》、《绿色的尸体》和《孤坟鬼影》为最出名；外国的破案故事大多来自《福尔摩斯侦探记》和苏联的破案小说，如《红色保险箱》，《一颗铜钮扣》、《绿锁链》、《形形色色的案件》等。讲述者有时添枝加叶，甚至把几个故事串连在一起，将情节不断延伸。演绎得最神的故事，应该是《梅花党》、《一只绣花鞋》和《南京长江大桥》的系列故事。这些本来发生在解放初期的反特故事，一直被演绎到文化大革命，人物既有当时的知名人士，又有国民党达官贵人、军警宪特，共产党高级将领、侦察人员。情节更是曲折离奇，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我方侦察员个个是‘武林高手’，敌方特务也老奸巨滑，最后以我方大胜利而告结束。有些地方荒诞夸张，明白人一听就知是假，但仍然是讲者口若悬河，眉飞色舞，听者聚精会神，津津有味。”

“武侠小说也在兵团找到了市场。什么《三侠五义》、《薛仁贵征西》、《薛刚反唐》、《响马转》等等，个中人物很快就被听众所熟知，甚至有的连队的知青暗中还排列出了‘南侠’、‘北侠’、‘五鼠’的座次。《水浒传》中的好汉行为，《三国演义》中的‘桃园三结义’也引来了不少知识青年的效仿。兵团战士，尤其是男战士中，颇有些讲‘哥们义气’的人，不管是聚众斗殴，还是‘打家劫舍’，总是冲在前面，而他们往往又是各种故事的热心听众，由此可见武侠故事对他们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还有一些较为刺激的鬼怪故事，先是书上照搬，后来吹得离奇，讲述者甚至信誓旦旦地宣布是自己亲耳听说，或是亲临其境，以突出恐怖效果。还有一些事关异性的‘荤’门故事，情节简单，表述露骨，确实有些‘黄色’的意味了。当年名符其实的一本黄色手抄本，要算后来广为流传的《安娜的故事》，它属于地下黄色文学创作一类，其腐蚀作用和负面影响也确实流毒不浅。”

总而言之，在那个年月里，确实有一批吃苦耐劳，而又学习不辍的知识青年，他们后来随着国家的高考政策的恢复，陆陆续续考入了大学学堂，成了功夫不负有心人的真实写照。

最后，让我们再看一段在那个年月里读书知青的幸福感受。 “ 空闲时间里，只要天气允许，我喜欢在屋前沙枣树下的石桌边看书。特别是夏季，金黄的沙枣花飘着阵阵沁人心田的香气，身后水渠里清凉的井水涔涔地流响，渠边高大的杨树哗哗地摇摆，那份独特的静谧使人格外心安神怡，专心于书本之中，忘却一切烦恼。只是有一些被视为＂禁书＂的书籍，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示威＂，要躲进宿舍里偷偷地阅读。”一份读的快乐境界跃然纸上，何其美哉。

精神荒芜最难当，

想方设法破天荒，

暗中学习多读书，

自行创造也要讲。

飘零注意休息！

    可以说知青在农村的一大贡献就是用他们的知识为当地做出了贡献。从科学种田到教书育人，从文化活动到赤脚医生都有他们活跃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