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萍踪传书(连载）

2010年1月,承接圣诞,迎来欧洲新的一年.从上海回到维也纳,既是出差,又是度假.时值寒冬,白雪皑皑,遍野皎然.沿着多瑙河岸,一路漫步.右岸是银装素裹的维也纳森林,左岸是美仑美奐的联合国城建筑群,蓝色流水波澜不惊,白色天鹅优雅多姿.远眺千里目,山河尽收眼底,大有两腋生风,飘飘若仙的感觉.这里是曾经爆发两次世界大战的地方，如今却是充满田园诗意，那么的与世无争；然而地球的另一端,乃是火红激荡年代,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反差如此之大。感觉自己是一辆怠速保养的汽车,当然一旦Service结束,即又驶回F1跑道,投身火爆,刺激而甚至残酷的场景之中.

早春的客运码头,几艘来自西欧各国的游轮,抛锚停靠,一字排开.甲板上水手们川流不息,忙碌着把越野自行车推到岸上,让客轮上的游客(绝大多数是老头老太太),下船沿着多瑙河堤过把骑车的瘾.岸边的希尔顿酒店有年头了，仍然不失王者风范。透过落地的玻璃幕墙，可见其豪华餐厅座无虚席，坐满了退休的耄耄老者。除了就业阶层，金融危机对于这里的老人几乎没有负面影响，归功于一整套完善的福利保障系统（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险包括以下主要组成部分：1 父母哺育降生婴儿带薪休假 2 从出生到学龄期间的逐年递增的子女津贴 3 失业保险和再就业培训 4 全民和全额医疗保障系统 5 全民退休保险 6 各种低收入和病残人士的社会福利体系 7 覆盖中低收入人群的福利住房制度，类似中国目前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等等）。如果说，西欧国家是老年人的天堂，实不为过。这里的养老体系从属社保，中低收入老人进入养老院或接受养老护理，费用得以减免。所谓三句话不离本行，还是和我的本行有关。去年，在浙江莫干山养老公寓奠基仪式上，做为企业的CEO，面对云集而来的各大媒体记者的采访，和全国人大，政协领导，相关部委以及省委官员的交谈，感觉到我们国家对夕阳工程（或者称之谓银发工程）的重视。在与西方一样，中国也毫无例外步入老年化社会的大背景下，养老体系作为现代服务业的建立，已经迫在眉睫。

云开见日，久违的金色阳光洒满人间。暗流涌动的多瑙河，蜿蜒而去，仿佛是绵延不断的意识，永无休止。思绪和现实的交融，时空的转换，且战且退的人生潮汐力，不可抗拒。人近黄昏，虽然尚未刀枪入库，解甲归田，不过终将谢幕。作为历史漣漪的微粒子，自己好象化身为一虚拟沙漏，点击而开。二十年前离开中国，那样的心路历程，至今记忆犹新。前赴后继的出国风潮，年轻一代步其后尘，仍有人在。作为过来人兼旁观者，心中的感觉复杂极了，五味俱全。

所谓留学西洋，对于其中大多数人而言，实际是中国式移民工程，复杂艰辛，崎岖曲折，路漫漫兮，上下求索，充满屈辱，一切归零，从头越，甚至毕其一生。新生代年青人，独生子女居多，尚有膏粱子弟，或倚仗父辈官宦之贵，或有恃家中万贯之资；然而一般的闾阎儿女，父母无非是工薪阶层，为之倾其一家所有。和上代相比，新生代赶上了好时光，高等教育普及率高，精英荟萃，一路走得顺风顺水，他们的内在价值取向就是高尚的社会地位，和世俗认同的成功，除了飘飘然年代的梦游幻境以外，当事人少有创业者应该具备的思想和意志的准备，没有意识到即将奔赴的去处，不是人间乐土，而是充斥残忍博弈的海外移民战场，对于那些生平从未经历过生存斗争的年青人，更是困难重重，前景黯淡，简直就是从山峰跌到谷底。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试想一下，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就该一代代人重蹈覆辙，把年华才智，浪费消耗在飘洋过海远走他乡的寻梦之中？

希望那些多年来，不加刻意修饰的生活记录，演义和思想的繁衍，能够帮助人们唤起反思。希望我们的民族最终立于世界先进之林，我们的国家成为一流的世界强国，让我们的后代，永不重复父辈的愚昧和苦难。愿上苍保佑中国。

时隔二十余载，过去的岁月，至今历历在目。当年从不毛的村落重归都市，揣开高考之门，恍如隔世。放眼满城尽带黄金甲，冲天香阵透长安，如同历尽沧桑的土匪，满身的杀气，人生豪迈，大不了，从头再来。后来飘洋出海，多少带有类似西部牛仔的情结。当流寇虽叱咤风云，但也不免吃足苦头，历尽艰辛。

漫长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教育几乎完全停滞，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经历了知青返城的巨变，一九八五年，我先后从两所大学毕业。当时的社会开始重视学历，鼓励年轻人学有所成，将其充实到各个领域，包括上层建筑和各级领导层，可谓“科举制”的复兴，仿佛回到了“褒贤贵德，乐育人材”年代。（通过考试，延揽各路人才，拓宽和优化选择精英的基础，从此，千万莘莘学子有机会一展身手。后来到了海外，知道欧洲在十九世纪就有了公务员学历与考试的叙用制度，以后演化成现代的文官制度，和中国的千年科举制有异曲同工之妙）我这个当过凤阳农民和上海工人的前插队知青，因此受惠，被调入上海交通大学任职，参加交大南洋（若干年后成为上市公司）和交大与香港西园集团合资宾馆的组建，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个有了生机和希望的新开端，用当今时髦的说法，激荡三十年拉开了大幕。

一九八六年是我人生第一次的转折，自从十七岁到安徽务农以来，脱胎换骨，从手无缚鸡之力的都市学子，变成“服田力穑，不避寒暑”地道农夫，如果和无端的迫害相比，这些简直算不了什么，这是我们国家特殊历史时期的一大土特产。我在农村年限长,受的苦多,受到的打击也重,仅仅是因为我向地方政府提议，发展养蜂业以提高农民收入，被当地官员扣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我萍踪于各季花期，纵横各省一年有余，养蜂所有收入，为生产队购置了一台拖拉机，在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可以说是当地一大新闻。但是当地某些干部竟然说，这是特务经费。如此颠倒黑白，无法无天。（连邓小平都打到地狱，何况是一个小小的知青）10年前我回国的一次特殊场合,曾把这段真实的经历告诉年轻官员,他们都听儍了。去年，在一次国宾馆宴会中,有一位高级官员好奇问道:”贵公司大手笔参与夕阳工程,这可是没有多大利润的慈善事业.”我举了插队那段经历,听者为之动容,说: “和当年文革知青中一些政治钻营分子相比之下,你的境界高出许多.”我回答道: “未必,实际那些人出于无奈，也是受害者。即便我要钻营，还没有本钱, 比如说有海外关系(现在，干部子女在海外司空见惯。然而，当年海外关系可是大罪),我只是有一份善良,觉得农民实在太苦了,应该为他们做点事,尽管我自己也成了农民的一份子，极为落魄,没有任何的希望.” 文革毒害整整一代人灵魂，这个影响之深，难以想象。两年前在安徽地方党委和统战部安排回乡,意外见到，当地老乡居然养着我当年传授他们的蜜蜂蜂群,他们告诉我，是三十年前由于我开风气之先，如今养蜂业已经成为当地一大副业，很多家庭因此致富。我不禁感慨万千。事后给亲友写信如下:“重返凤阳，尽管多少年来，是企盼以久的心愿，但是这次的成行，契机来的突然，决定做的仓促，不过效果的完美，确实超过了预期：是一次充满情怀和思绪风暴的梦之旅。来到那些你曾经住过的村落，面对久违的黄土地和草草木木，涛声依旧。穿过时空隧道，分明重现当年的激情，苦难，和渴望的岁月，以及充满活力，无奈和悲壮的青春之魂，这一切和人们当前的音容笑貌，交错重叠，显现整一代人命运和历史缩影，没有比这更惊心动魄的了，仿佛身心幽浮于时空倒错之中，回到上海以后，好一阵子缓不过劲来，至今还能感觉到那种震撼力。”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此后的远走天涯，和早年一言难尽的经历，有莫大的关联。峰回路转，接踵而至的人生轨迹，确实也是没有预料到的。现在想来，当年长期的农民生活和四海为家的养蜂经历，是后来海外漂泊的预演和热身。

盛大成是众多大学同学中的一位，一个共同的目标，使我们走到一起了。这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青年往往热衷于探讨的出国话题。我们似乎很容易达到“悟”的境界，是因为和一般的大学生不同，我们是先踏上社会，并且经历了现代中国最动荡的文革时期，而后再搏取文凭。我是书香子弟，他是小康后裔；由于饱尝稼穑之辛的农村经历，我有悲情情结；因为初试仕途沉浮的社会实践，他有失意心怀；开放前的中国社会现实，把昔日的梦想和追求打的粉碎，一代青年陷入信仰危机状态。我们同代人失去的实在太多，在漫长的无序动荡不安之中，个人追求和为社稷谋福利的最佳年华付诸东流，无情摧毁了人们的精神支柱和价值观念，包括一九四九年以来确立的意识形态体系。文革中过来的人，都会熟悉那种迷惘和虚无的心态。相比之下，盛大成个人经历平顺一些，至少幸运的免去上山下乡运动的遭遇。如果说我的思想中有庄老的成份，那么他一贯是积极用世的儒家处世态度，更具有普遍的悲剧意义。他是共青团干部，热衷于政治并以满腔热情投身其中，少慕官运，又不甚通达，大有生不逢时的牢骚。然而现实对诸如此类的年轻人开了莫大的玩笑。他欲跻身于领导精英层，但是成功概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记。我以倜傥不群，率真任情自居，自嘲“小野”（小隐隐于野之意），戏言盛大成是“市隐”（中隐隐于市），力争“大隐”（大隐隐于朝）无望，自然是幽默机锋。现在想来，有点刻薄。实际上我又何尝有旷达超逸的名士风范，附庸风雅而已。地球偌大，总该有一处“世外桃源”，这种陶渊明式的天真，是我们思想根源的重要部分。无论如何，各自的思想均酝酿已久，一拍即合。一九八六年的春天，白天上班，我们几乎每晚讨论到深夜，熔岩接近火山口，爆发是无可避免了。

出国的合法性，是我们为自己行动计划制定的第一原则。在整个过程中，事实上我们也做到了这一点。当时，只要出示在美国亲友的邀请信，就可以申领前往美国的护照。不过要获得入境签证，前提是有力的经济担保，对于我们而言，是个不切实际的奢望。山姆大叔设置的条件够苛刻的了。美国国会一贯将“最惠国待遇”和大陆移民政策挂在一起，一九八六年，中美关系处于蜜月期，是建国以来中国政府出入境管制最宽松的一年。从此以后，球又踢到西方世界那一边。面临汹涌澎湃的移民潮，欧美诸国相继把门缝调节小而又小，这是叶公好龙的所谓民主国家极其虚伪的一面，关于这个问题，后来在欧洲的一个社交沙龙上，曾问过美国驻欧盟一位资深外交官，他的回答是：“我的朋友，根据国际人权和迁移自由的原则，这并不矛盾。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能关闭国门，使子民不得越雷池一步。至于其他国家是否有选择的接纳客人，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说的如此堂而皇之，接过他的话茬，我说：“你想必听说过，共产主义有句名言，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难道西方的人权和自由，不是普世的吗？你不觉得这是一种伪善吗？”他哑口无言。

我们拿到护照时，既兴奋又新奇。现在的年代几乎是人手一本，但是在以前，我们谁都未曾见过这个小本本。想象之中，护照应该象游西域的唐三藏携带的关防牒文一般神秘。一九八六年九月一日，当接过公安局邮递来的护照，才看明白这是国际旅行的身份证，上面标明，该护照前往世界各国有效。看着这个梦寐以求的证件，仿佛已经见到自由的曙光，尽管远走高飞仍在未定之天。

我们初步制定了一个“迂回签证，曲线出国”的计划，绕过欧美等西方国家遏制堵截外来移民的“马其诺防线”，第一步先谋求第三世界的贫困落后的国家签证，直觉告诉我们，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不会是铁板一块，无隙可乘。我们开始尽可能收集当时能找到的各种资料，如“世界各国年鉴”，“世界知识”，“华声报”和“参考消息”，我们发出各种信件，如：

联合国紧急援助非洲行动委员会，要求成为志愿人员前往非洲饥荒地区。

世界自行车旅游协会，提交环球自行车旅行计划，请求该组织提供路线的建议和沿途国家自行车协会名单和通讯地址。

欧洲各大学中文系和华侨子弟中文学校，毛遂自荐前往担任中文教师。

……不一而足。

君是知青佼佼者，

为富乡邻自拼搏，

受尽迫害终无悔，

出国再唱反哺歌。

佩服!佩服!

所有信函都译成英文，然后打字力求清晰规范，小心翼翼投入邮箱。这种没有先例的投石问路，我们心中无数，也完全可能徒劳无功。冷眼者看来，无疑是神经错乱，好在双方的妻子都富有想象力，任凭我们左右折腾。

国际邮件往来缓慢，不少的信息反馈是两个月以后的事了。在这以前，出乎意料有了一系列的突破。我的妻子已经怀孕，十一月份是预产期，在孩子出生其间是不能离开左右，到北京签证必须在妻子生产之前或者之后。另外，家庭一点少的可怜的积蓄，是孩子降生和妻子坐月子的准备金，不可挪用作为活动经费。犯难之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按照上海市政府的规定，凡是获大学文凭学有所成者，可以在单位领取四百五十元的奖金。在八十年代人均工资才几十元人民币，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款项。一开始交大人事处拒付这笔钱，万般无奈之下，我直接给当时的交大校长翁史烈写了封措辞恳切的申诉信，对交大这样一所著名学府的官僚作风，深表失望。事后并不存在挽回的奢望。正当为北上盘缠发愁，得到通知，翁校长签发了这笔款子。经费由天而降，喜出望外。我们决定，立即动身入京。

江南的秋天，格外的天高气爽。繁华都市，熙熙攘攘。改革开放，市廛开始初具商品经济雏形，充斥着琳琅满目的百货，极精巧之能事。后来在东欧国家和苏联，相比之下，发现其商品经济远逊色于我们，差上一大节。内燃机车拉着列车，隆隆地驶出上海火车站，看着窗外的景色，花团锦簇，想起唐朝黄巢的名句：“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怀里揣着护照，踌躇满志。当年下乡安徽，在京沪铁道线上来回奔跑。如今，时过境迁，人事已非，感慨万端。盛大成对我说，他向他的妻子保证，北京之行必定马到成功。我问他，为何说得这般有把握，他从深度近视镜片背后，透出狡黠又愉快的目光，答道：“我有直觉，同时也得给亲人希望和安慰嘛。”

北京的黄昏，璀璨絢丽，成名很久的白果银杏，仪态万千，还是一片绿色，只是镶了一圈金边，在湛蓝天色的衬托下，十分招惹喜爱。

当晚，我们住进了中国工运学院的宿舍。这个学院刚成立不久，亮堂堂，崭新的，大部分师资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听说主要是培养县团级以上的工会干部，以加强各级工会力量。东道主，好友陆晓翔给我们介绍了同校的同学，都是来自各省市的年青干部。其中有任班委主席的沙市工会领导老李，有任班委支部书记的徐州工会领导老陈。一到晚上，寝室私人收音机飘出西方音乐和港台流行歌曲，表面平静的中国正悄悄的发生深刻变化，新的一代领导精英层的官员，以不同于前辈的风姿登上政治舞台。

使馆区位于光华路和三里屯，这里就象神话中的迷宫，数不清的使馆建筑和外交公寓，纵横交错，几乎没有居民住宅和商业网点。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武警遍布整个区域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气氛和秋寒交结，令人感觉仿佛空气凝结的宁静。和北京城其他地方车水马龙的喧嚣，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后来到了欧洲，由于签证，也时不时前往各国的使馆区，除了一些易受恐怖攻击的使馆，可见持枪警员以外。一般人都可随意出入外国使领馆，就象出入商场和航空公司一般。漫步于这个特殊的地界，突发奇想，冥冥之中传来时远时近的人声马嘶，好象当年的庚子事变，冲击东郊民巷各国使馆的拳民阴魂再现。十九世纪，列强对华大肆入侵和掠夺，最后引发了义和团运动。此后在海外，一些老外说起这段近代史时，大有谈虎色变之态。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却要在同一个地方，挨门逐户地企求外国的入境许可。

周末的星期六，按照常规，是各国使馆打烊之日。整个使馆区域格外冷清，门前可罗雀。我们竟获得门卫的许可，得以进入S国使馆的大院，遇上一位上了年龄的中国职工，他是使馆的花匠兼勤杂工，也是服务年限最长的员工。我们说明了来意，他很和蔼地说，星期一可以来此找一位翻译栗先生商谈。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进入一个外国使馆，什么都感到新奇。进入S国使馆纯属偶然，东南亚国家原不在计划之内，印象中这些国家还不是第三世界最下乘的，恐怕签证并非易事。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正在闹天灾人祸的非洲国家。星期日的讨论，根本没有考虑S国的可能性。不过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命运自有安排。后来，整个戏剧性的“签证工程”正是由S国使馆作为发端。

从S国使馆出来，我们继续巡视使馆区，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分兵两路，各沿马路一侧行进，仔细辨认使馆建筑物的国旗和铜牌。大概是天意，始终没能找到名单上首选的，如乌干达等噩梦般的国家使馆。最后在光华路一带看到M国和B国的使馆。从《世界年鉴》来看，这两个国家还不算是最贫穷最糟糕的，当时也没有列入饥荒猖獗的非洲七国。

九月京城花红柳绿，有了丝丝寒意。星期日上午，好朋友熊大力约我们在他下塌的酒店见面，然后一起前往王府井商业街，为他意大利之行（单位派遣他的公差）购置物品。中午时分，我们走进一家人声鼎沸的餐馆共进午餐。坐在对面，大力就象即将飞向天堂的安祺尔，让我们仰慕不已。大力多才多艺，是个英俊小伙子，我们越瞧他越美。特别值得羡慕的是，他操一口流利的英文和意大利语。对于我们这种机关算尽的迂回签证，他感到十分好奇，问道：“如果得到了第三世界穷国家的签证，甚至那些闹饥馑的非洲国家，你们难道真的能无所顾忌的动身前往吗？”我们回答，如果得不到更好的签证，我们还得走，设法中途改道，再不行，干脆进入等待时机。熊大力出神望着我们，说道：“你们该说我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们都是成家的人了，又有前程不错的职位，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你们要这样挺而走险？我能够理解和感觉到你们的动力，我比你们年轻，阅历也浅，再过几年，或许我也会滋长出此般的愿望和破釜成舟的决心。”他的话竟给验证了。我们离开中国一年半的时候，国内的出国热浪达到顶端，每天在出入境管理处，门庭若市，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以出洋为人生目标。从意大利返回上海的熊大力，全力以赴申请到日本，虽然这时候的他已经成婚，和我们当时的情况没有两样。

星期一上午，天高气爽。我们出现在使馆区，西装革履，每人提着崭新的手提公文箱，显得有身份和有气派，以当时的社会审美标准看，甚至于有点阔绰。盛大成在前一天的闹市上，还特意买了个玻璃戒指，美其名曰：“签证钻戒”，自己都感到不伦不类。B国使馆位于使馆区南端，我们从国际大厦方向进入使馆区最近的目标就是它。B国位于西非，是个濒临大西洋的小国，前法属殖民地。是联合国公布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老远就看到绿黄红三种泛非颜色的国旗，图案上有城堡，棕榈和远洋船队，两侧各一只金钱豹，那种配色强烈的热带感觉好像是个好兆头。我们决定一试身手。B国使馆大门站岗的武警，是个来自山东的半大小伙子，按照规定，他盘查了我们的护照。看见我的胸口别着的交大红色校徽，他肃然起敬，客气问道：“老师，是上美国吧。”看来他有点迷惑。大成说:“我们先到B国，然后坐船横渡到美国。”我心想，这家伙也真能忽悠。那位山东大兵有多少国际地理和签证知识，是个疑问。他这样的庄稼汉子，穿着沉甸甸的粗呢子制服，乍一看，比我们这两个半路出家的演员还要别扭，他一挥手，予以放行。”我们穿过大院，进入签证处的翻译室。

千方百计办出国，

京城之行故事多，

先找小国作迂回，

碰巧寻找到B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