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开拓，在这片沃土

感谢作者以小说的艺术形式让我们了解了那段历史中的新奇故事。“知青共大”。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人，崇高美好的理想，尽管这些都湮没在历史的荒草中，但知青的理想仍然熠熠生辉。

 

第六章    本       色

 

                  第十七节

尽管上头乱得可以，加上各处不时冒出一些明显的不和谐音，学校生活依然按照她最一般的规律有条不紊地正常进行着。正是这批来自自治区各地的知青学员们最真实的学习和劳动生活，构成了知青共大历史中最基本的真实。

艰苦奋斗是知青共大学员们最本质的生活内容。几乎从入学的第一天起，紧张的高强度体力劳动就是对几乎每一个共大学员的严峻考验。那里面不但有一般乡村里大多见不到的艰苦劳动条件，更由于条件的简陋而常常出现各种让人由衷钦佩的英勇行为，和一些真正使人当时心惊肉跳的各种险情。

自从开学典礼的第二天起，学员们习惯了一种绝早起床，先练上一阵持枪、瞄准什么的，又取出新发的镰刀、刮削上一通准备用作檩材的树皮，然后才是进早餐和完成当天的学习、劳动等其他正规任务。如此紧张的日程安排，真好像是要在这短短的一年的学校生涯里，让学员们在各方面都能得到最全面的锻炼、从而成长为最全面的接班人似的。至于大家是否都有这样的承受能力，在当时似乎是没人认为会是问题的问题。

二玲子仗着自己身大力不亏的条件，硬是把每锹至少重达五十斤的大穰泥一锹接一锹地往房顶上扔着。满头豆大的汗珠和着泥水，把她那张本来挺俊俏的脸蛋涂成了一团花。在她的旁边，是与她同一小组的几名学员们。满脸的泥花加上本来就分不出男女的服装，不仔细观察还真的看不出他们的性别来。房上是素以干活不怵男生自豪的继红。看她那副接泥、甩泥的麻利劲儿，还真是一幅巾帼不让须眉的生动写照。

忽然，不知是努大了劲儿还是怎么的了，二玲子脚下猛地滑了一下。她一屁股坐到了身边的泥水中。手中的锹划了一条优美的弧线，恰恰飞到了位于她右侧那位泥人组员的面前。

几声“唉呀”还没来得及出口，说时迟那时快地，斜刺里伸过来另一张锹，就在泥人组员脸前不到5公分的地方迎上了飞来的那把锹，只轻轻一拨，就解除了泥人组员面临的一次惊险。

二玲子浑身都吓软了。她曾经自己被从房上掉下来的一名学员砸了个正着，从此得了个常常头痛的毛病，直到多少年后还因此而受了不少的实罪。这次铁锨飞出，她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下意识地想到了身边同学的性命安全。等到她发现一切危险并没有真正发生的时候，已经是在泥水里呆坐了将近半刻钟以后的事了。

在共大的建校劳动中，类似这样的危险谁也说不清出现过多少次。并且还真有不少学员把自己的鲜血留在了建校劳动的各处工地上。

继红从房上看到了这一切。她双手握着手中的锹，冲下面大声嚷嚷着：“注意点安全嘛！二玲子快到一边歇会儿去，哪有你这么拼命干法的？！”下边的东芳姑娘接茬了：“你在上面也干了一早上没换班了吧。快你下来，我上去吧！”继红一呲她那嘴雪白的牙：“哼！你们能跟我比？你们才都干了几年哪。算了，你就在下面接了二玲子吧。快点儿，先把她扶回去好好歇歇，上午就别让她再来了。我要是累了会自己下来的。”

继红的能干还真是在知青中出了名的。她是六八年从北京下乡到乌珠穆沁草原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具体地点是一个牧场的饲料基地。饲料基地是草原人们学大寨以后的产物。说是要用这种方式解决牲畜们过冬的饲料问题，顺便也就解决了牧人们自己的口粮。根据当时的逻辑，这是在追求一种完全自给自足的丰衣足食景象，是完全与社会化大生产和大自然的客观规律背道而驰的作法。可这在当时的人们心目中还是颇具诱惑力的。继红作为她们牧场饲料基地的创业者之一，为此不知道出过多少大力，流过多少大汗，硬是把自己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北京姑娘锻炼成了一名几乎没有什么农活能难住自己的“草原铁姑娘”。她因此被当地牧人们亲切地称为“玛耐浑（我们的人）”，并被宣传和树立为自治区知识青年标兵，又被层层推举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现在，她受命来到知青共大担任了知青共大第二届校党委副书记，仍然保持着她那劳动者的完全本色，一天到晚地扑在建校劳动中，今天在盖房工地干干，明天又到秧田里干干，处处干在前面，从来没说由于自己的身份地位变化而稍微少干了半点儿。

说着话，手里的活一点儿没停。其他学员们也大都闷了头猛干着，谁也不肯落后，谁也抢着想多出上一份力。

她们是从一大清早就干了起来的。现在，太阳才刚刚升了起来，金色的阳光斜斜地射在这群泥一把水一把的年青人身上，似乎是被她们的拼命精神而悄悄地感动了，在那里伸出温暖的大手抚慰大家呢。

从打开学典礼前的学员进校头一天开始，共大的这批学员们就开始了建设自己校舍的劳动。从挖地基、铺石块、脱坯、烧砖、背出能烫出满脊梁水泡和磨破一背皮的刚刚烧好的砖块，直到砌墙、盖顶、再到今天的上房泥。学员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亲身参加了它的全过程。除了中间有一段时间学员们的大队人马到大寨去参观时，学校为避开雨季的到来而找了部分民工来协助了一部分工程以外，可以说整个校园校舍全都是这届学员手中的产品。

建成后的校园，很有些这个学校的特色。整个校园占地面积不大，最后一排是教职工宿舍；中间是办公房，包括校领导的居室和一长串开通了墙壁的大房间（图书馆）；前边是几排学生宿舍，再前面则是食堂、水房等生活用房。一道高高的围墙把学校与农场分隔开来，显示出它的特殊形象。

学校里没有一般大学所必备、专门用于实习的地方。在设计者的全部构思中，这所学校的学员实习，是必须在广阔天地里去实现的，因此根本没有必要在校舍设计中考虑这方面的任何需要。以至于后来连农学实验室的建立也要颇费周张。

许多知青共大的学员，在几十年后还都能清楚地回忆起来当年常常半夜从床上爬起来卸水泥的情景。由于拖拉机回来的时间根本没个准，学员们经常是半夜三更听到“轰隆隆”的响声后、就得从热乎乎的被窝里赶快钻出来，跑进凄风苦雨或刺骨风雪里去卸那一袋袋呛人的水泥。人多水泥也多，又往往是半夜卸车为多，但见灯影下人影重重，川流不息地出出进进，可整个现场却基本上并没有特别杂乱的声音。除了拖拉机在继续大声地轰鸣着以外，就只有个别学员被呛得实在忍不住时咳出来的一声半声声响了。这些活大都用不着指挥者特意组织安排，往往仅凭大多数学员的自我觉悟就能够得以完成了。多少年以后，当大家回忆起那个时候学校生活的时候，往往都感叹自己们到底是从哪儿来的那股子形同拼命的干劲的。不过，也正是这种实践的锤炼，有效地造就了这批学员们的吃苦耐劳精神和埋头苦干习惯，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后来的各项具体工作实践中大多都自然成为了单位里的实干骨干，为其中不少人的成才打下了一份重要的基础。

另有一大队学员刚刚从还满是冰茬的稻田里插完秧回来。大多数人的双脚上都挂着冰棱或泥水。初升的阳光还没能照射到他们的腿部，即使是照到了阳光的身上也没有半丝温暖的感觉。清晨的寒露和着一整个早上大干留在身上的湿透的汗水，现在被晨风一吹，当然只有几乎人人浑身打颤的份了。

在这队学员里，有不少下乡期间缺乏劳动锻炼的所谓“小知青”们。他们一般下乡时间不足三年，却赶上了国家对知青工作最重视的好时期。由于宣传或其他一些方面的作用，他们大多是六八、九年下乡的“老知青”们的崇拜者。来到这所学校后，这里特殊的校风和教学内容，从一开始就激动和感染了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因此，这批学员成了当时学校里进行各种生产劳动的实际生力军。

这几天，正赶上插稻秧的季节。农场的知青们实在忙不过来了，于是乎不得不向共大学员们求助。

“农时不等人。这是当仁不让的事。咱们干！”郑仙巧等人对此二话没说，就痛快地答应下来了。

从大前天开始，学员们中相当大一部分人，就在郑仙巧的带领下，每天赶着大早，在吃早饭前聚集起来，到稻田里去干活。

北国的初春，乍暖还寒。冰冷的稻田里，到处都是冰碴子。没脚腕深的冰水刺得人往骨髓里冷，即使穿着棉裤淌下去也照样冻得人簌簌发抖。冰碴子顽强地渗透了层层防护、扎在人的脚腕上，真的赛过小刀子一般。没有点火力的人在稻田里连站都站不大稳，就更别提真正干活了。北京女知青如意从秧田里出来后、连路都走不动了的情景，至今还给不少学员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下边冷不说吧，上头照样冷。双手每一次伸进冰冷的泥水里栽种稻秧时，几乎没有一次不得下一次大狠心的。一个早上下来，两腿两手冻得像红萝卜，稍不注意碰上一下，往往痛得人钻心。不少学员已经连吃饭的筷子都拿不稳了。再加上一直弯着腰的操作姿势，让那些没参加过巴盟地区总排干那样大型工程的学员大都有些吃不消的感觉。

说来也怪。虽然当时的劳动条件如此恶劣，但学员们却只在来去的路上才能够特别体验到这里痛苦的一面。在稻田里，大家可大都是你追我赶、热火朝天地拼了命似的干着，特别是曾在自己下乡地点干过这些活的几个劳动能手们，更是撒开了欢地暗暗起劲地比赛起来。最让人感到诧异的，冲在前三名的居然没有一个是在巴盟下乡的，而是乌盟来的米国英、锡盟来的继红和伊盟来的祁桂银。

米国英至今还记得自己担了满满一挑子稻秧在冰凉的田埂上奉命一跑数十个来回、以满足电视台前来摄像要求的情景。

那是在开始插秧的大概第四天头上。学员们像往常一样已经在稻田里奋战了整整一个早上了，正准备收工回营时，却见远处颠簸着开过来两辆北京吉普。车子直开到田埂边上停了下来，几位校领导和一些扛了摄像机的人们纷纷跳下车来。宋校长叫过了当天带队插秧的学员干部，特别挑选了干得最出色的米国英带了一小队学员排成一列地挑了满担稻秧在田埂上穿梭往来，其余人则再度进到和着冰碴的稻田里排成行地插着秧，以造成那种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这拍电视就是跟真正干活儿不一样，讲究的是一个“整体视觉效果”，因此，那些挑担跑在田埂上的学员们不得不按导演的指挥一遍遍地重复着那几个繁重单调的动作，在冰冷的田埂上来回跑动着；而那些在稻田里插着稻秧的学员们也就按照导演的要求一遍遍地在地块中央插着，每插到一半就得停下来，再退回到地头赶快插着往前赶上一截儿，好创造出“正在劳动当中”的真实情景来。大伙儿一个个累得呼哧直喘、汗流浃背，倒真的比平常劳动更显示出了那种出大力、流大汗的情景。直到导演认为完全满意喊叫着“停机”时，已经是红日当空的中午了。

这部从共大成立大典之日就开始连续拍摄的电视片，是关于共大历史的唯一一份影像记录。让人扼腕痛惜的是，这部胶片居然在一次现场操作中极其意外地遇上了火灾，硬是被烧掉了。

杨如珍和赵晓玲都是这个队伍里的成员。她们两个都属于既没干过这么重的农活又十分好强的“小知青”。艰苦的劳动项目并没有吓退她们的意志，而生理上却实在有点顶不大住了。劳动时，她们都尚能咬牙坚持着去干；可一到歇下来的时候，浑身上下那种说不出来的难受劲，可真的让她们感受到了一种“脱胎换骨”的滋味。因此，她们只好在私底下商量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在每天学习的时候偷偷地睡上一小觉。再就是每天晚上都要坚持用热水洗脚，然后再互相胡乱按揉上一气以解乏。不管怎么说，她们在同学们面前可没有出过乖、露过丑。人们的记忆中，她们两个似乎永远是那么快乐和欢愉。

天津知青世文曾写了一篇关于参加“拔稻子”劳动的日记。谨全文抄录于此，以便大家共同回味一下当年的情景。

1976年某月某日

              拔    稻    子

北国的秋末，又是在名字就叫“凉城”的地方，冬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早得多。寒风抖着威风，直接刺痛人的皮肤，钻进人的五脏六腑，让人早早地体会到“北国风光”的真正含义。

我们几个组的学员高举着红旗，唱着雄壮的“知青共大战歌”，分乘几辆大卡车，来到岱海边的那片滩地上，去收获春天由农场知青们播下的种子——今天的任务是拔稻子。

来到地边，只见地垅里稀稀拉拉的长着已经成熟的水稻，金黄色的稻穗耷拉着脑袋，在秋风中有气无力地晃荡着。我们几个学员面面相觑，心里一下子凉了半截儿：这哪像什么稻子，简直就是路边的无名小草嘛。

地头上，甄校长（注：甄达泳，知青共大第二届校领导班子成员，副书记兼副校长）为我们做了动员报告：“同学们，在这块试验田里，播种着我们农场知青们的汗水和希望，而我们今天则要开始收获我们的未来。要用我们的劳动来打破内蒙古不能种水稻的旧传统，让内蒙的贫下中农能够吃上我们种的大米。”

一席话鼓起了我们大家的斗志。那些本来太不起眼的稻子似乎也变得可爱多了。

劳动开始了。我们每个人负责三垄稻子。大家蹲在地上用双手拔着（那时候根本没有任何机械化工具供我们使用），不一会儿就感到两腿酸麻了。我们就只能改为跪到地上，用膝盖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动着位置。

渐渐地，秋寒中的土地里那股冰凉刺骨的潮气一股一股地硬钻进我们的双膝骨缝里，连骨髓都感觉到疼痛难忍（世文本人数十年后的今天按：我现在算是明白了为什么知青绝大多数都患有关节炎。因为我们只有满腔热情，下决心与贫下中农看齐，为努力缩小城乡差别而从主观上自觉改造自己，而实在不懂得在劳动中应当如果注意保护自己）。我左右看看大家，人们咬牙忍受的表情告诉我，大家的感受都差不多，但每个人都在拼命地干着，没有一个学员临阵逃脱（实际上想逃也不敢逃吧？——又是日记主人的事后加注）。

就这样，我们大家拼了命地你追我赶着。不大一会儿，一大片稻田就被我们拔光了。连气都没好好喘一口，我们立刻又向另一片稻田发起了进攻。

在我们饥肠辘辘中，望眼欲穿的盼来了送饭车。只见一头老黄牛慢慢腾腾、慢慢腾腾地走在乡间的小道上，全然不顾我们的胃肠提出的强烈抗议。大家坐到田埂上，每人分到一个8两大的馒头，用一双绿手（拔稻子染的色，因没有水洗手）在田边拣两根直一点的树枝，就着咸菜，迎着寒风香喷喷地咀嚼起来。因为平时没有那么多的细粮，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这次劳动）才能吃上这雪白的馒头，而且绝对让你吃饱。我想，恐怕世界上什么山珍海味、宫廷大宴、都比不上这顿馒头好吃。虽然吃着有点儿苦，8两馒头也很快在不知不觉中吃完了，但是肚皮却还是瘪瘪的。看着男生狼吞虎咽的样子，女生只能主动让馍，有的男生甚至吃了2~3个馒头。

稍作休息，大家又投入紧张的劳动中。当天边泛起一片晚霞时，大家才拖着疲惫的身体返回学校，脱下湿漉漉的衣裳，好歹洗洗，匆匆茫茫吃了一点饭，倒在炕上就睡，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我借着微弱的灯光，看着知青战友脸上因劳累留下的倦容、因吃上世界上最好吃的馒头而留下的满足笑容，这一天的感受将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第十八节

“你们说，毛主席说‘实践是真理的标准’，那是不是说对所有被咱们认为是真理的理论都必须得到实践的检验啊？”

“我看就是这么回事。马克思最信奉的格言不就是‘怀疑一切’嘛。而且，按老师给咱们讲的，所有真理作为人的认识肯定是有限的，而人类的各种实践才是无限的。拿有限比无限，当然一切真理都得接受实践的不断检验啊。”

“我觉得好像不能这么理解吧。你像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的真理性就是不容怀疑的嘛。它们之间只是一种不断发展的关系，可不是什么拿一个理论检验一个理论的事吧。”

“怎么不是检验啊？列宁主义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就是一种检验嘛；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的实践里再次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正确性、而且是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的正确性，这不明明又是一种检验嘛。”

“那些理论都太大了，我反正是理解不了。你能不能给咱举几个具体点的实际例子？”

“你要实际到什么程度？”

“你就说说咱们的知青上山下乡理论吧。咱们的实践是怎么检验它的？”

“这个呀，叫我说咱们知青的上山下乡还主要才是最初步的实践，离总结经验、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可还差得远呢。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即使知青运动理论将来成了形，它也一定得经受咱们这些知青具体实践的检验，这大概是不会错的吧。”

“唉呀，让你这么一说，咱知青岂不是成了一种纯粹的试验品了吗？”

“试验品又怎么了？照你这么说天底下所有的实践不都一样是实验了吗？”

“我说不好，好像有的实践不是这样的。而咱们知青这种连理论都没形成的实践，那可肯定是亏了呗。”

“怎么亏了？”

“那还不亏？弄不好一个运动一来，咱这上山下乡就该被否掉了。将来的人们不骂咱们傻蛋才怪呢。”

“那有什么办法？你能说咱们就不下乡了？”

“要有办法咱们还来这儿干嘛？我早就回城当工人了。”

“你这是宣扬拔根！”

“得了得了，别又上纲上线的。咱们还是接着讨论《实践论》的学习体会吧。

七班的同学们在组长的劝解下，纷纷回到自己的铺位上，又开始重新讨论起“两论”课布置的作业来。

“货币不过是起一般等价物作用的商品。”从内蒙党校请来的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乔松在为知青共大的同学们讲课。

“要弄懂这个道理，当然还得回顾一下货币产生的过程。

“最初的商品交换里并没有货币参加。我们叫它‘简单的物物交换’，就是直接用一种具体的商品去同另一种具体的商品进行交换，比如用一袋粮食去交换一只羊。

“后来，可供交换的商品种类越来越多。这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需要A商品（比如粮食）的人手里可能并没有对方需要换回的B商品（比如一只羊），只有他想用来交换的C商品（比如一种劳动工具铲子）。这时候，如果没有人需要这种劳动工具，商品交换就没办法进行了。于是，为了使商品交换能够继续正常进行，就产生了一种大家都公认其价值的特殊商品。大家都用自己的具体商品先与这种特殊商品进行交换，再拿了这种特殊商品去找自己需要的商品进行交换。这时候，这些特殊商品就成为其他商品的一般等价物。在历史上，充当过这种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有牲畜、贝壳和其他许多具体商品。最后，由于金、银这些贵金属具有价值密度大、质地均匀、便于切割、携带和保存等特点，它们渐渐地成为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所公认的一般等价物。到了这个时候，这些商品成为了一种固定地起一般等价物作用的商品，而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货币了。

……”

下课了。同学们照例又开始了相互间的调侃式议论。

“我算听明白了。什么事都是从人类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开始的。想当初要是没有交换的需要，直到现在也不会有什么商品的，就更别提什么货币了。”

“那咱们上山下乡也是当今社会的一种需要了吧。”

“肯定了。如果没有需要，国家干嘛费那么大劲让咱们都下乡啊？”

“不对吧。我可听说有不少地方并不需要知识青年下乡呢，说是和当地贫下中农争口粮嘛。”

 “那只是一种局部性的意见。我说的需要是指全国总体上的需要嘛。”

“可要是大多数农村都不欢迎咱们知识青年，这情况又该怎么解释呢？”

“是啊。我可也听说这种情况不算少数呢。”

“那谁知道啊。大概是农村落后思想在作怪吧。”回答的人也糊涂了。

可以肯定地说，毛主席“两论”的学习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讲授，确实让当时思想上还相当懵懂的知青学员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打开了自己的思路。为这批学员后来的成长奠定了一个最初步的思想基础。

 

第十九节

“你知道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什么怎么回事？不就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嘛。”

“我不是说定义，而是说你所体会的革命现实是怎么一回事。”

“我的体会啊？……轰轰烈烈、激动人心、嗯……再就是人人激昂奋进，个个……”

“算了算了，你快别乱编现想了。我只问你，革命者除了干革命以外，还有没有什么一般平民的生活啊？”

“那当然会有的。你想啊，革命本来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革命者是指那些以革命实践为自己终生职业的人们，他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总是要以各种各样的身份来掩护和养活自己吧，所以可以肯定，他们就一定会过一般平民的生活的。”

“唉呀，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在想啊。都说咱们上山下乡是革命。那咱们不也就是革命者了吗。尤其是来了共大了，咱们以后不就也成了职业革命者了吗。”

“对呀。那又有什么不对吗？”

“说不清。好像也不是什么不对。只是我在想，像咱们这些还几乎并不怎么懂得革命的知青这就快成了职业的革命者了。你说这个革命是不是太儿戏了点啊？”

这是入学教育后期的一个傍晚。晚饭刚刚吃过，同学们各自抓紧开会前的一段空闲时间，在忙着处理自己个人的一些事情。水房外边的空地上，蹲着两个年龄不大的学员。提问的一个叫力群，是从乌海市到郊区插队的小知青。小伙子为人既踏实又肯干，对于学校组织的各种政治学习还特别认真。另一个叫刘惊涛，是从呼和浩特到巴盟插队的小知青。他的下乡时间虽然不长，却已经担任了一年多生产队长了。在一些小年龄学员当中，他是公认的思想比较活跃、理论上比较成熟的一个。因此，当两个人一起来到水房洗衣服的时候，力群向刘惊涛提出了自己思想上的一个问题。

两个人的这段对话，被刚巧路过的卫东听到了。这时候，他正悠哉游哉地叼着一支劣质烟卷，拖着那条仍然不很利索的病腿，百无聊赖、一颠一颠地东游西荡着。

卫东可没洗衣服。由于同学们对他特别照顾，他的衣服往往都被女同学们抢走洗掉了。关于他的衣服，在同学中传得最广的还要数那数不清的虱子了。那些本来挺爱干净的女知青们，甚至在老乡家里都没有见到过那么多挤在一起的密密麻麻的虱子群，乍一见到这些小东西，不由得心里一阵阵地发紧。幸亏她们还都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把这些小东西当作是当时知青们艰苦奋斗的活见证。才强忍着恶心，把卫东那堆烂衣服一次又一次地洗干净了。

“你们知道‘巴黎公社’吧？”好为人师的卫东猛地插进了两个人之中。

“知道啊。那不是世界无产阶级的第一次革命实践嘛。”两个洗着衣服的同声回答。

“我看过一本关于巴黎公社革命实践的实地报道书。我也是从那里真正体会到什么叫革命的。不说别的，你们总该知道巴黎公社的实际领导人是一个叫罗伯斯庇尔的吧，那可根本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啊；而且巴黎公社当时的许多实践其实比咱们在文革初期搞‘打、砸、抢’的时候还要乱七八糟呢。可马克思就是从这种当时老百姓谁都没看出来的情况下，硬是认定了它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次伟大实践。咱不说马克思的眼光有多锐利，可真正的革命实践肯定不会只是像咱们从书本上读到的那么纯粹、那么典型的。况且，咱们好歹还都是实实在在地学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知识青年呢，至少要比那个什么罗伯斯庇尔要强些吧。因此，力群你完全不必因为自己理论上感觉不足而信心受到影响的。我想，咱们所能做和所需要做的，应当是从现在这一刻认真做起。只要信念坚定，坚持不懈地努力做下去，就像毛主席讲的‘坚持数年，必有好处’嘛。”

“噢。我明白了。还是得把理想和现实真正地结合起来。既要像马克思信奉的那样‘目标始终如一’，又应该强调脚踏实地，把自己实践里的每一天踏踏实实过好。”刘惊涛的反映很快。

“对啊。这就说到根子上了。我觉得最难的还是‘坚持’二字。你们想啊，一个人一天只要真的学到了一点知识或者道理，几年下来那还了得吗？关键是绝大多数人一旦过得下去、或者自认为‘忙不过来’、其实是觉得所学已经够自己用了，就放弃了学习，所以社会上真正有出息的人总是少数。”

“……”

“……”

聊天继续着，旁边围上了一群学员。……

在一间学员宿舍的门前台阶上，另围了一群热烈讨论着的学员们。黄念生在这里成了讨论中的主讲人。

“你说这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有学员随意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是想说人怎么活才有意义吧？”黄念生笑咪咪地反问对方。

“可能吧。是‘有意义’还是‘有意思’啊，我自己也弄不明白。”

“要我说啊，就一个人个人的主观感觉看，这两个命题其实是一回事。‘有意义’是从宏观上也就是整个社会的角度定义的；而有意思则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所感觉到的。”

“可我总觉得每天在乡下为自己的生存和最琐碎的柴米油盐而绞尽脑汁，除了感觉累以外，什么意思、意义的都感觉不到啊。”第三个人插进话来。

“这是一定的。你原来在城里的生活条件比下乡后好得多吧，特别是你原来根本用不着干这么重的活吧，最重要的是你原来的一切可以依赖父母，而现在的一切可只能靠你自己了。于是，在你的潜意识里产生了一种危机感，是对于自己生存保障的危机感。于是，你感觉到没有时间和条件去再考虑别的什么事了，每天都被你自己潜在的这种思想负担压得透不过气来，当然不会感觉到其他什么意思和意义了。”

“可是，吃饭问题和累的问题都是事实啊，我总不能避开它们去空想什么解放全人类吧。”

“对啊，毛主席不是说‘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嘛。”旁边又有人插嘴了。

“不错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了。一切最深刻的革命道理，实际上都是从吃饭问题开始的。古往今来，任何一场革命都是起因于吃饭问题。奴隶没饭吃，而且连活着都有问题，于是有了奴隶起义；农民种出了庄稼却没饭吃，这就有了农民起义；无产阶级也首先是穷到了没饭吃，就有了无产阶级革命。就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这个道理吧，还不是因为只有当全人类都由于社会化大生产和无产阶级革命，而摆脱了一切阶级压迫，最终全部都成为现代产业工人这样的劳动者，那无产阶级才能够最终获得自身解放所必须的客观物质条件嘛。”

“别讲那么多大道理。来点实际的。说说咱们上山下乡的事儿吧。”又有人在旁边插话了。

“那就更好理解了。你们想啊，知识青年下乡后遇到的一切生存或生活问题，是不是都是当地农民社员们长久以来已经存在的问题啊。不同的只是当地社员已经像鲁迅讲的那样‘过惯了’，而咱们知青则是更加能亲身感受到城乡差别的严重性罢了。不过，这可是大大的好事。因为人只有不满于现状，才可能产生改变现状的念头。受不了每天为最基本的生存问题烦恼，就可以主动地寻找出路了。那些想方设法回城的咱们先不去说它，那虽然能够解决知青个人的出路问题，却解决不了农村牧区自身长期存在的贫困；而如果咱们知青能够把自己个人的问题同当地社员的根本转变问题联系起来考虑，这个出路可就有了明显伟大的社会意义了。”

“自己顾自己都顾不过来呢。再去顾别人可能吗？”又一名学员怯生生地小声插了一句。

“所以革命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呀。‘要革命就得有牺牲’，这句话的道理不就在这儿呢嘛。”

“对啊，要是这么一说，咱们现在每天做的任何事，不都是为了解放全人类在忙呢嘛。”

“是啊。要是大家都总是这么想。也还真是挺有意思的，那就生活得更有意义了吧。”

“可我怎么只是在咱们学校里才能感觉到这种意义，而在队里的时候就只感到苦得熬不出个头似的呢？”一名才下乡不到一年的小家伙嘟囔着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这一点儿也不奇怪。革命是千百万人共同的事业。当一个革命者最难的就是在有的时候他必须独立作战。他得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来和自己一道干，才可能最后达到掀起革命高潮和完成革命历史使命的目标。你在队里的时候，别说社员们大部分还没想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你自己不也还是懵懵懂懂的吗。现在你来了咱们共大，这个集体里的同学绝大多数都是准备为了这个事业奋斗的，已经形成了一个革命的总体气氛，当然你就容易有信心了。所以说啊，咱们得在这里好好学习，多学些道理，多增加些决心和信心，毕业以后还得相互间勤加联系，再通过咱们去努力宣传当地群众，慢慢的就会看到收获了。”黄念生循循善诱地耐心为同学们解说着。

另有一些学员，或坐或立在学校食堂门外的几块大树墩那里，正在进行着热烈的议论。

议题是从大家身边这几块大树墩开始的。题目可以称作“关于价值的讨论”。

“你说这个老树墩子啊，它忙活了多少年了，现在总算到了它可以歇歇的时候了。”很明显，这只是一句随意讲出的纯粹应景儿话。如果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人认真对待它的。而在当时的知青共大，它居然成了一次讨论的起点话题。

“你这话逻辑上有问题呀。合着它只要活着就得乱忙，只有死了才歇得下来？再说了，如果就这么让它朽掉不是太可惜了吗。我看还得让它继续发挥余热。”这不，还真有人要跟他较这个真儿。

“什么发挥余热啊，把它放在这儿就是为了劈了它当柴烧的。”第三位聪明人接过了这个话茬儿。

“我又没说这老树墩子不再有什么用处了。我说它们现在可以歇歇正是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它现在这一刻的存在事实嘛，怎么会有什么逻辑的错误呢。”第一名发言者开始为自己的议论辩解。

“那也不对，我现在坐在它身上，那它不就是仍然在发挥着自己为人类服务的余热呢嘛，恐怕不能把这叫做‘歇歇’吧。”第二位发言者当然也立即给予还击。

“嗨，这块树墩的样子像不像一个龙头？一把火就烧了多可惜呀。要是谁会雕刻，把它修理一下，那不就成了能够传世的工艺品了。我看呀，这才是这块老树墩最好的归宿呢。”又一名学员提出了自己新的看法。

“那叫根雕艺术。还真有人专门干这一行的。”一位“小聪明”赶紧向大家卖弄自己的一份知识。

本来似乎完全没有内容的闲聊话题从这里开始集中起来。

先是有人叹息大家刚才对这树墩作用的不同评价，实际上是给它规定或者说设计了一些不同的命运，而且相当明显的是，这些不同命运可能给树墩带来完全不同的预后——或者焚烧成灰烬，或者作为工艺品长期被人珍藏把玩。如果拿它来比较人生，那么人生不也一样可能因设计上的不同而出现许多根本不同的色彩吗。

接着，大家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了人生的价值定向问题。

“我看人的一生是得好好设计。不然不是过亏了吗。”

“哪那么容易。人生的设计是有条件约束的。不是你想怎么设计都行的。就说你吧，现在设计想当国家主席，可能吗？”

“你这不是抬杠嘛。我能不知道设计得依照既定的可能条件？我想强调的是在一定制约条件下人生还是应当认真设计的，这难道有什么不对吗？这就像咱们刚才扯到的这个大树墩子。它的命运设计也只能从它的特质来定，总不能考虑让它改造成个飞机什么的吧。”

“那咱们能够为自己设计的空间可就并不那么大了。”一位学员叹了口气。

“那也不一定。就说咱们自己吧。光只是‘如何在自己现在的第二故乡里真正做到大有作为’这一条就有几乎是无限的空间等着咱们去精心设计呢；再说了，如何过好你自己现实的每一天，不都是可以也应该值得你自己认真思考的人生课题嘛。”

“这话有道理。人总是得在自己现实的人生舞台上进行实践。这里最重要的道理，在于进行这种设计的基本依据必须符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而且这里讲的实际情况既包括了每个人自己的主观情况，还得包括许多相关的客观情况。这就是古人讲的，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我看把情况全弄清楚才是最难的。因为人能真正认识自己都特别难，更别说正确认识客观形势和其他客观条件了。”

“要叫我说呀，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说，真正困难的不是设计自己的时候空间够不够大，而是有多少人能够坚持数年地做到自觉履行对自己人生的设计。古往今来，有多少人真正能够做到设计人生的？不是生存环境太优越而不必设计，就是相反由于环境太恶劣而无暇设计；再加上一些设计得不科学、实际上近乎幻想的无效设计，还能剩下多少有效的设计啊。你们自己想想，咱们每个人自己有多少次认真设计过自己的人生啊？”

“还真是的，我就从来没设计过自己的人生。”

“我也没设计过。”

“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

“看，我说的没错吧。其实我也只是有感而发。马克思曾经特别喜欢的一句格言就是‘目标始终如一’。我体会这就是一种对人生的重要设计。仔细想一想，真做到这一点还是非常困难的。对咱们这批人来说，能不能学会这一条还真是挺重要的。它会对咱们的明天产生重大实际影响的。”

“有道理。”

“是得好好想想了。”

“……”

“……”

……

像这样天马行空般的课余聊天，由于话题往往是随意产生的，因此差不多可以涉及到学员们思想认识的各个方面。可能是这所学校特殊的研讨气氛中本来就没有多少为了迎逢什么政治需要而必须做的“姿态”，也可能是由于文革中长期养成的一种不愿意在闲聊中牵涉任何政治的习惯，这些讨论竟然从来没有接触到过当时的“批邓”实际。也恰由于此，同学们反而都觉得这样的讨论不虚不空，还挺有意思。同时，由于是闲聊式的讨论，所有说的人和听的人思想上都没有任何压力，于是，说者固然可以畅所欲言，听者也反而能够记忆牢固、印象深刻。这对于大家在正式的课堂上所学到的政治理论，无疑是一种相当有用的补充。

    人们面对历史总是粗糙的匆忙的。简单的否定，简单的肯定。那个年代留下的不能象对文革一样，简单地抹杀。
    知青共产主义大学显然留下了许多我们值得思考的东西。感谢作者洋洋洒洒几万字的史料性的书写，弥补了历史的一个疏漏。
    我想，今后我们的任务很重，我们要把我们的经历写下来，包括我们当时的行为思想感受，我们自己不去评价，留给后人评说去吧。我们坦然面对历史。用我们的真诚，用我们可贵的青春书写了历史。这就是价值。

谢谢孙兄的抬爱!
我当继续努力!

 

第七章    朝       圣

 

第二十节

“农业学大寨”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一段非常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

从农业合作化开始，如何通过集体的力量对家乡进行改开换地的大规模改造，一直是国家在农业战线上宣传的一个重点。山西省昔阳县的大寨大队，以全国劳动模范、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为代表的一批社员们，硬是靠了自己的双手，大家抱成了团地埋头苦干着，对大寨所谓的“七沟八梁一面坡”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大规模治理，为中国农民在当时条件下走出贫困树立了一面旗帜。

文革前的大寨，还只是建国以后逐步宣传和树立起来的众多农业生产典型中的一个榜样。当人们从这些众多的农业典型中广泛汲取各方面有益经验的时候，几乎任何人都只会去佩服大寨人战天斗地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而到了我们的学员去参观大寨的文革时期。“农业学大寨”被某些人根据自身的政治需要几乎完全神化了。大寨成了一个被特别突出起来的唯一性模式，从其他众多农业典型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当时农业战线的“革命圣地”。

对于以扎根农村牧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为己任的知青共大学员来说，能够于学习期间亲往大寨参观一次，无异于最狂热的宗教徒终于得到了毕生中唯一一次到教义中最神圣的圣地去朝拜的荣幸。

为此，知青共大作为一所专门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而建立的特殊大学，远在筹备期间，就已经确定了这次前往大寨的行程。虽然组织这么多人经由交通还很不便利的内蒙、到同样交通不便的山西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尤其是那么多人沿途的后勤服务更是没有人有过这份实际的组织安排经验。然而在“对于任何任务都只能不折不扣地完成”这种业已形成的共大校风的影响下，参观计划终于成行了。

大队人马经过打前站的同志精心筹划，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学员们一个个激动万分，带着最大的期望和诸多的实践问题，还有对大寨人最崇敬的心情，一路风尘下了火车倒汽车地直奔山西省昔阳县而来。

“我站在虎头山上，迎着朝阳放声歌唱。……”学员陈百春和爱武两人肩并肩地站在了虎头山顶一块尚属平坦的巨石上，迎着实际已到中天的太阳、沐着相当强烈的山风，尽力放开了自己年轻的歌喉，唱起了这首当时的乡下人尤其是知青们几乎人人熟悉的对大寨的颂歌。歌声在群山间悠游回荡，伴着二人身后、半山腰上和山脚下散站着的其他学员及另一些参观者们自然跟随的合唱声，像极了一幅亿万农民学大寨的壮丽图谱，写尽了人们到大寨参观的虔诚心态。

这是大伙儿到达大寨的当天。大队人马刚刚下了长途汽车，学员们就迫不及待、争先恐后地爬上了象征大寨形象、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十分著名的虎头山。

围绕着这座并不太高的山峰，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的“人造小平原”和星散在其间的劳动者和参观者们。远处的崇山峻岭包围拱卫着这片被大寨人多年辛勤开垦出来的著名土地，给人以“万山丛中一抹绿”的愉悦，更让人感受到一种“人定胜天”的豪迈。初到大寨的人们，无不被这天下人间改天换地的壮丽景色所感染激动，这首歌曲就自然地成为大家抒发感情的首选了。

细心人注意到：在这幅怎么讲也相当壮丽感人的真实画卷里，那么多的歌者中，居然没有一名大寨自己的社员在里面！是因为他们忙于战天斗地实在没时间参加这份浪漫，还是日复一日的四方来客已经让他们变得麻木而激情不再，亦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呢？

   

从第二天一早开始，知青共大的大队人马和来大寨的其他参观者们一样，在一名显然是经过了一番刻意修饰、操着一腔带有相当浓重晋中南口音普通话的大寨大队专职讲解员姑娘的引导下，依次参观了大寨大队的田野村庄。姑娘用她那稍嫌沙哑并略显做作的音调配合自己那不大有力的手臂，频频指点着那村中整齐划一的社员新居、满山碧绿整齐的梯田和田野间偶而能看得到的那些大寨社员们的劳动身影，向参观者们介绍着人们早已熟知的大寨历史。并不特别动听的那种千篇一律式的介绍，由于结合到了实景参观，因此人们听得还大都兴致勃勃，不时从观众群中传出的啧啧赞佩声就是明证。大寨人的光辉战斗历程必竟有着许多令人可歌可泣的生动事迹。

但是，人的思维总是不能那么如安排者之意地一致与和谐。就在这一支支参观者的队伍里，远不是所有人都那么聚精会神的。他们中有的是由于不习惯爬山的辛苦而疲惫不堪；有的是本心就不太赞成来这里参观而硬被某一级领导给箍来的；也有不少听众是真心要学习一点有用的经验、只是由于不满足于讲解员的一般化介绍而使自己的神思早已离开了讲解员并转到了自己认为值得注意的地方去了。

知青共大学员中几个来校前就担任了生产队长之类职务的男女知青，在刘惊涛的建议下悄悄离开了跟随专职讲解员的学员大队，他们“要用自己的眼睛找到真实的大寨精神和大寨经验”。

“整齐划一”这是他们对大寨的第一个重要印象。这不仅表现在经过治理的山山水水、那些被称为“海绵田”的遍野梯田上，而且在大寨社员的住房甚至室内格局方面也完全体现了这个特点，只要进过一户社员家参观，就等于走遍了大寨全村的所有农户。对此，学员们有的认为是“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而羡慕不已，有的却认为这是“不承认事物特殊性的形而上学表现（那时候还不敢直接讲出诸如‘抹杀个性’这类的词来）”而颇不以为然，更有人当时就把这种形式直接指斥为“这简直跟‘乌托邦’差不多了嘛”、不过当时就被好友硬是捂住了嘴巴没让他继续再讲下去。

“工程浩大”则是几乎所有人们参观后的一个普遍印象。不同的是由此得出的结论居然也反差极大。正面的结论当然是感叹社会主义大协作下的移山填海之功如此伟大，想象着如果自己的第二故乡（对一般参观者则是家乡）也能组织起来真正学习大寨，岂非也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历史性变化吗。但也确有相当一些务实想干的农村干部对此颇有疑义，他们凭借自己多年的劳动实践，十分清楚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的相互关系。当他们在自己的心中盘算出如果像大寨这样每年用这么多的工来开山造田，首先就会产生当年的粮食不够分红这样一种令他们实在心惊肉跳的事实。于是，“咱们学不成大寨”是他们参观后的普遍结论。理由主要是“咱们不可能找到那么多的外援。”刘惊涛等人甚至进一步得出了“如果要让我们队像大寨这么干，那只会把生产队整垮”的严重结论。有人曾经教育这些干部“学大寨的关键是要学他们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学他们那种‘愚公移山、矢志不移’的人生态度”，却没有人能圆满地回答这些疑问者如果见实效的时间过于长久，对于永远只注重“眼见为实”的农民们是不是肯定会失望乃至再不相信这种至少在看得见的将来实际是无效的做法了。

“并不富裕”成了这些独立观察者们另一个相当明确的“认识收获”。这是他们从各家各户简单划一的室内摆设得到的一个结论。细心的刘惊涛等人特别去擅自翻动了一些农户家里的粮食储备等情况，结果是发现一律所存无几。有人解释为“他们是胸怀全人类嘛，所以把粮食都捐出去了”，也有人认为“他们是定时到队里领粮食嘛，家里存粮少不是很好吗。既干净又不浪费。”；当然也立即有人表示反对：“这么让社员群众饿着肚子干革命，我看农民群众不会那么情愿的。”佐证的材料则是“你看那些社员们个个面有菜色，见到咱们这些参观者并没有什么热情、甚至还有意躲着咱们走呢。”

刘惊涛等人曾在一条山路上堵住了大寨名人郭凤莲。对这位铁姑娘队队长的传奇式报导，理所当然地使大家不约而同地将她围了起来，并七嘴八舌地向她发出了连珠炮般的询问。郭凤莲只是向大家笑笑，并没有回答人们的提问，而是用手指向远处急急赶来的一名大寨专职导游，示意大家有问题去问那位姑娘，自己则一个小巧的闪身后，就轻而易举地脱离了人们的重重包围，自顾自地离开了。看来，这种被围和脱离在她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当时许多人都觉得“这姑娘怎么这么狂啊”，现在看来，在当时那种政治形势的高压下，即使像郭凤莲这样的名人，也不得不时刻注意不能随便讲话，以免一旦出现意外被人找出什么破绽而遭到真正的意外；而对那些专职导游们来说，一是平时训练有素，二是万一出点什么差错也可以因为“她们是小人物”而轻易得到解脱的。

事物往往如此发展。当它们主要是按照自身运动的客观规律前进时，其基本方向的明确性与其表面现象的令人满意性之间，往往存在着许多似乎并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而当人们企图通过主观的努力去一味坚持要改变这些表象中的不足时，结果却又往往是适得其反。我们的学员报着极高的期望值来到了大寨，得到的收获却与原来所预想的有了很大差异。几十年后，当人们回忆起这段大寨之行的时候，留下来的记忆到底还有些什么呢？

 

 第二十一节

在大寨参观的那几天里，郑仙巧意外地遇见了自己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同学、后来转学到了北京、现在已经在山西插队数年的任鸣鸣。

两个人是在一次两支参观队伍在回程中相遇时碰面的。

在参观大寨的队伍里，知青共大的学员队显然是一支最年青的队伍。像这样一水儿由知青组成的参观大队，不知是不是绝无仅有，反正肯定是不会多见。因此，这支队伍无论走到哪，都挺“扎眼”招人的。其他以各地农村干部为主组成的参观团见到了这支充满朝气的队伍时，往往都忍不住要驻足观察一下，也有不少前来询问的，因为很少见得到任何地区的农村一下子会有这么多年青干部聚集在一起的。在中国的那个时代里，绝大多数农村干部都是从闹土改的时候就上了任的，一个村里能有个把参军复员回来的干部补充进来就已经很不错了。即便已经经过了“四清”和文革两次大型的“吐故纳新”，年青干部在村里、尤其是各村的主要干部中所占的比例还是不大。这几年，一些生产队从知识青年里提拔了一批社队基层干部，总体上仍然只是沧海之一粟罢了。因此，当任鸣鸣与自己的参观团一起遇到了知青共大这支队伍，又听说是来自内蒙古的知青参观团时，当然不免抱着试一试的心情，上前询问是否有自己原来中学的同学。

这一问也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北京这边的同学没找到，却遇见了郑仙巧这个自己在天津时的老同学。

任鸣鸣非常兴奋，他立即向自己团的带队团长请了假，随知青共大的队伍到了他们的驻地。与大家共进晚餐后，郑仙巧为任鸣鸣专门组织了一个讨论会。她先请任鸣鸣为共大学员们介绍了自己在山西插队数年来的实践经历，再请任鸣鸣向学员们尽情提问，由大家进行讨论和回答。

任鸣鸣所在的村子里，一批下了数十名北京知青。七八年过去了，现在全村只剩下已经担任了生产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的他自己、和分别担任赤脚医生、民办教师等职务的不多几名知青了。大多数知青都被县里安排了工作，回北京的知青并不算多，而且大多是办“病退”回去的。

“我有个感觉。是这次来参观后产生的。以往在队里，觉得咱们知青上山下乡，已经给中国的广大农村带来了明显的大变化。可来这里一看，就说这么多参观团吧，它的成员构成里根本没有几名知青在其中。这说明了什么？还不是说明了中国广大农村真正的主力军仍然是八亿农民嘛。咱们上千万的知识青年下来了，比起八亿农民的数量来，还是少得可怜啊。过去宣传中总是讲咱们是生力军，那时候觉得提得还不够劲儿，现在一想啊，咱们能真的够上生力军就不错了。客观上讲，对咱们知识青年来说，人生道路的选择可以有许多种，至少比八亿农民多得多；再加上咱们的知识和阅历相对说比八亿农民的大多数要强上一点点，党中央毛主席又对咱们特别给予了明显比一般社员们高得多的实际关怀，这才使咱们知青的个人发展道路上出现了许多比农民社员们、至少是与咱们大体相同的回乡知青们多得多的机遇。因此，我觉得咱们知青千万不能自己就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不能觉得自己就真的比那些长期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高一头，而是更要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夹着尾巴做人’，这才能在咱们扎根农村的伟大实践中真正做出一点成绩来。”任鸣鸣向知青共大的学员们发出了这样一通感慨。

“是啊，我这些天看见的来大寨参观的队伍，尽是些半大老头子，连女干部都不多呢。”一名女学员也感慨着搭了腔。

“这个问题提得好。不过，我想大家还应该想到另一层意思。”黄念生忍不住要发言了。

“哪层意思？”郑仙巧问他。

“我是在想。知青在人数上明显少于八亿农民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基本事实。主力军和生力军的差别也是真实的社会存在。但这不也恰恰说明了咱们这批知青更加‘任重而道远’了嘛。正是由于人数少，因此，咱们每一名知青所担负的历史重任就更加沉重，每个人都更加应当努力发挥出自己一切可能的光和热，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更多地做出一点什么来啊。想当初红军长征的时候，到达陕北的只有区区三万来人。这比起当时全中国的四亿多人口来不是更少了吗？可就是这三万多人，为中国的明天指明了方向，引导和带领着中国广大劳苦大众完成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起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咱们知识青年虽然不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却是这个党所领导的一支重要年青力量，我感觉我们就应该像当年的八路军、新四军那样，把自己锻炼得真正够坚强、有力量，党指向哪里，咱们就能打到哪里。当年，党需要她的战士们解放全中国；今天，党需要我们在广大农村牧区改天换地。这都是不同历史时代对青年一代的召唤啊。同学们，消灭三大差别的战斗，一点儿不比消灭国民党八百万大军容易。毛主席说过，新中国的建立，不过是万里长征刚刚走完了第一步，而消灭三大差别的战斗，则是需要几代人的顽强努力才能够得到完成的更加伟大的历史任务啊。在如今这样的和平年代，有许多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东西在诱惑着我们青年人，三大差别本身就使人容易产生向往城市、而不愿在农村牧区坚持艰苦奋斗、大有作为的思想和实践倾向。再加上城市本身也需要大批青年人接各方面的班，‘扎根’就更加成了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了。而咱们知青共大呢，就是在做着这件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历史性壮举，咱们这批学员，就是要在这个时代里走出一条新的长征路的英勇战士。任鸣鸣同学讲的‘要夹起尾巴做人’一点也没有错。但咱们不能把它理解为可以因此就对自己放松要求了。实际上，咱们的任务、咱们的责任都是更加重大了。今天听了任鸣鸣同志的发言，再加上咱们在大寨参观的感受，我觉得咱们大家都应该更加认真地考虑一下自己毕业回去后应该做些什么这样严肃的事情了。大家说对吗？”原来，黄念生听了任鸣鸣的发言，感觉他的调子有点低，怕学员们受到反面影响，于是赶紧插了这么一大段议论。

当晚，任鸣鸣与郑仙巧又促膝长谈了整整一夜。两个同是知青出身、又同样担任了农村基层干部的老同学，在大寨这块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最神圣的土地上，畅开心扉谈了很多很多。

谈话中，任鸣鸣对黄念生的思想认识觉得过于激进，而郑仙巧则一力地为黄念生作着解释，向任鸣鸣介绍小黄的经历和为人。任鸣鸣反正也不认识黄念生，又不打算与他共什么事，只不过是有感而发的议论，听了郑仙巧的解释，就不再说它了，笑了笑，就把话题转开了。

当然，两个人谈得最多的，还是对如何尽快改变自己第二故乡面貌的经验交流。两个人都从自己的实践中深深感觉到了掌握现代农业科学知识和技能的极端重要性。也深深感觉到了要在自己的第二故乡普及这些农业科技的严重障碍和极大阻力。对于自己个人的前途，两个人都认同“将来肯定得到公社或县里发展”的基本趋势，因为这是一个既能保证自己选择的事业能够继续进行、又能保证自己个人的基本生存的最实际趋向。两个人都觉得，如果上山下乡运动能够正常继续下去，那么知青们未来的实际出路，除了一部分肯定是回城参加新的工作外，应当是相当一部分留在了第二故乡所在地区的公社、县乃至地区三级担任各种职务，而留在队里一辈子的知青在人数上恐怕不会超过三分之一。这不是理论分析的结果，而是二人从各自的长期实践中得出的一种结论。

特别有意思的是，虽然两个人都是由于参观大寨才得到重聚机会的，但在二人这一整晚的交谈中却几乎没有涉及过学大寨的话题。两个人谁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或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个现象是否说明了什么问题。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正是黄念生的那一通发言，使得不少在参观大寨过程中产生了思想疑问的学员们反而在“认真思考自己回去后怎么干”的问题上，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疑虑。因为，问题一接触到自己队里的实际时，那些自己虽然认为已经接受、然而却远不够成熟的理论就受到了最强烈的对抗，许多自己认为难以解决的实践性课题都跑出来搅和自己的思维，反而把自己的思想搞得更乱了。

总之，学员们出发前的高度兴奋，在大寨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收获。多数学员对大寨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因为他们总觉得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自己的所在队与大寨实在是差到了十万八千里以外去了，任凭自己决心如何大、信心怎么强，最后怕也是要学习不成而白费功夫的；一些比较朴实的学员得出了“‘幸福不会从天降，不下苦功花不开’。最重要的还是要真心真意地坚持长期艰苦奋斗”这样的结论，他们对于这次大寨之行还是相当满意的，不过，他们实际上也并没有得到多少具体的收获；几名最“革命”的学员则得出了“大寨好就好在有一个真正革命的领导班子”的结论，下决心回去后不管怎么样也得先把队里的大权夺过来，然后才谈得上学大寨；更有如刘惊涛等自主意识特别强并有相当实践经验的学员，由于自己的独立考察和思考，干脆对学习大寨得出了“不能再盲目学习下去了”的结论，开始独立自主地去寻找另外的经验和模式了。

 

 第二十二节

大寨之行的最大实际收获，是学员中相当一批从来没有离开过内蒙古自治区的青年人圆成了一个“到趟北京”的人生大梦。

在这批一百二十名学员中，南京知青只有一名，上海知青也不过三名，北京知青十名左右，天津知青将近二十，剩下的都是内蒙古自治区本土的知青了。在内蒙知青中，又有相当一批是各盟市当地土生土长的孩子，他们中相当一些人是从来没有离开过内蒙古的。这次大寨之行，许多人都早就憋足了劲地想到祖国的首都北京去好好看看了。如果把参观大寨作为农业战线劳动者的朝圣，那么，到北京则是全中国人民更加具有朝圣意义的行程了。

如此，经过学员们的强烈要求，组织者们将归程设计为先回到北京，再乘直达火车回到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最后从那里乘长途公交车回到凉城岱海的学校去。这可真的把大家乐坏了。许多同学尤其是那些女生，早早地就开始悄悄地计划起到了北京该给自己和家人买些什么这类出门必需要做的事来。

学员们到达北京的时候，恰是东方既白的黎明时分。大队人马从北京站出来，整好队伍，一路步行先来到了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城楼前。

此时，天已经大亮了。随着东方刚刚露出小半张笑脸的阳光斜斜地照射在金碧辉煌的昔日皇宫瓦舍之上，给宏伟的天安门罩上了一层庄严神圣的光韵，也给聚集在金水桥边的共大学员们全身洒满了一片金色的、特别惬意舒适的温暖。树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晨风的轻拂下飒飒飘舞，使共大学员们心中真的产生了一种无比神圣的朝觐者心态。

同学们面对久已向往的天安门纷纷拍照留念，玉环、莎仁等带来的蒙古袍成了大家必借的宝贝。许多同学心情激动地面对着天安门上的巨幅毛主席画像挥拳宣誓，更多的同学不约而同地放声唱起了《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

还是由于同学们完全一致的强烈要求，大队人马决定在北京呆上

三天两晚，第三天晚上乘车返回。为了节约经费，打前站的青云同学为大家安排了城里一家利用地下人防工程改建的便宜旅馆。

从天安门回到旅馆，已经接近正午时分了。十来名北京知青分别担负起了向导的重任。他们每个人受命带领一个按照学员个人要求临时编成的小组，最重要的责任是“不许丢失一名学员”。各组的具体活动，则是这些引路的北京知青们事先提出计划，按照各自决定的特点花样百出地作出安排的。这些计划里，有的以游览为主，不过具体的游览地点不尽相同，当然都少不了爬长城这一项“好汉”的壮举了；有的以购物为主，这当然多数是由一些女生组成的小组了；还有的则是有着自己一些特殊的计划和需求。由于各小组活动有兴趣的对象人数不同，这些小组的人数也就不那么齐整，有的人多，有的人少。

吃过午饭，大家分别匆匆出发了。这个下午的行程，绝大多数都是到那些北京学员的家中作客。这些北京学员的家长们对于自己孩子内蒙战友的到来，毫无例外地表现出了最大的热情。以西瓜为主的水果、在那个时候还非常招人喜爱的各色糖果、以北京特色饺子为主的晚餐，都给学员们留下了对于“北京人”的第一份好印象。

晚饭后，许多小组的外地学员都一再推辞掉了北京家长的继续盛情挽留，硬是逼着北京学员带上大家到北京王府井、前门大栅栏等繁华大街上游览闲逛。再怎么说，北京也是全中国的首都，尤其是像王府井这样的大型商业街上，摆放的货物品种虽然远不如今天甚至某个比较繁华的县城，但也远比当时内蒙古任何一个最繁华的商店的东西要齐全悦目得多得多。大家在这些大街上留连忘返，大都是深夜才回到住处睡觉的。

第二天一大早，许多学员连早饭都没顾得上吃就又匆匆出发了。这天，大多数的小组都是外出游览，毕竟北京城里必须玩到的地方还是太多了。

于是，长城的烽火台上、故宫的太和殿里、北海的小划艇中、颐和园的佛香阁顶……到处都出现了一批看上去仍然风尘朴朴、却明显精神抖擞的年青人。欢笑声、歌声在他们中间不时响起，照相机的闪光灯一次又一次地捕捉下了这些欢乐的倩影。这批知青们又一次得到了一个尽情渲泄的机会。在那样一个无比“严肃”的时代，对这样一个特别“政治”的集体来说，能够得到这样一次用“公款”资助的特别旅游，还真是大多数学员事前根本没有想到的。

诚然，几乎任何极度的狂欢中都可能出现几个不和谐的音符，北京地区欢乐的行程中，也曾出现过几次小小的不愉快。例如有几名从未来过北京、甚至从未到过任何繁华大城市的小学员在几次不同的活动中情境十分相同地掉队走失了。幸亏带队的北京知青们早有准备，大家都是每走不多远就要停下队伍点点人头，所以都能够比较及时地发现这些情况，并立即停下前行中的大队人马，由带队的北京同学立即顺原路找回去；而那些不慎走失的学员，事前也幸亏被千叮咛万嘱咐过“一旦与大队人马走散，立即站在原地千万别动，等着其他同学来找你”。这样一来，每一个不经意间走失的学员都被很快找了回来，剩下的当然只是一场虚惊和一段笑话了。再如也是头一次来到京城的孟和生等极少几名学员，面对那么多从来没有见过、甚至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美味小吃，不但自己可着腰包地买了尝鲜，而且不惜借钱满足自己的这份口福，还对其他同学的慷慨赠予一概欣然接受不误。这么一来，居然有一两个吃得闹起了肚子，不但不能再跟同学们外出游玩，而且还得拖累其他学员轮流留在家中照顾他们。好在绝大多数人都可了心如了愿，因此大家都对此行满意极了。

 

 第二十三节

刘惊涛等几名在大寨就已经产生了许多重大思想疑问的学员，是怀着另一种心态来北京的。

从对大寨这个全国农业战线典型的许多疑问中，人们开始产生了对于其他许多重大政治问题的新疑惑和新想法。“能不能从北京找到些什么更科学的答案呢？”这是当时这些把政治看成可以超乎自己生命的知青们心底里潜藏着的一个巨大心愿。

到京后的这几个人，在路上就提前向带队领导请好了假，并以自己来过（不少甚至住过）北京为主要理由赢得了领导的放心，准许他们以个人为单位自由行动。

刘惊涛一头奔到了自己的亲戚家。

这是位于北京航空学院大院里的一处家属楼。惊涛的亲戚在航空学院当讲师。现在则担任着学院里一个系的革委会副主任。

当时似乎到处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事实：凡在单位里担任副职的，除了极个别是因为权力再分配中实在位置不够才给予副职安排外，一般的副职都是正职挑出来为自己真正做事情的；特别是当这些副职不属于该权力集团核心成员范畴的时候更是如此。因此，除了少数利欲熏心、权迷了心窍的傻瓜，大多数这种副职人员都比一般人更加精明、更加小心谨慎、更加本能地关注各种大大小小的政治风云中几乎任何蛛丝马迹。

刘惊涛的亲戚宁讲师就属于这样的一位。他原来是一心一意做学问的一个人，大乱的时候也没有参加什么派别组织，与所有人都关系不错，也与所有人都交往不深。谁知这倒成了少有的一宝了。当时的各级革委会都要求在形式上做到“三结合”，学院里的系革委会当然不能少了“教师代表”了，由于两派间的权力争执相当尖锐，那位系革委的头子突然间想到了把他这个跟谁都不沾边的人弄到副主任的位置上，这样既稳住了自己主任的宝座，又有了一个能够应付各种自己不愿意应付的事务的得力帮手。

宁讲师自此被卷入了政治的漩涡。于是开始像研究自己的学术问题一样地认真琢磨起当前的各种政治问题来。才半年左右，他就初步了解了不少现实的和理论的“政治”问题，俨然在一些人中成了一名政治问题分析的小小权威了。

刘惊涛从他最近的几次来信中发现了这个特点，早就想当面向他进行讨教了。这次有了这个机会，他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了。两个人见了面连寒喧都没顾上，惊涛就向宁讲师吐出了一连串尖锐的问题。

宁讲师也是好为人师，对于惊涛的一连串提问，只是一个劲地用笔刷刷地记录着，大有老师在准备回答学生提问、或者说挺有一股什么大人物答记者问的架势。

“你的这一堆问题啊，其实完全可以归结成三个大问题。”宁讲师听完了惊涛的疑问，稍作思考后开始发言了。

“首先是一个哲学问题：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这是现代哲学理论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报纸上总是把它简单地混淆地叫作‘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而几乎从不将它们讲清楚。上山下乡好不好？要不要坚持？农业学大寨该怎么学？学什么？大寨经验的实质到底是什么？或者叫怎么看待大寨经验？这些本来都是明显和纯粹实践性的问题，现在非要先从理论上弄出个子午卯酉来，这在哲学上明显是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弄颠倒了嘛。

“其次是一个政治问题。前边这种做法，为什么在现如今是大有市场呢？答案就因为它牵涉到了当前的政治。什么叫政治？叫我说政治既然是以阶级对抗为中心的各种经济问题的集中表现，在现实中就应该把它实事求是地理解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抗争。上头的人为了总体工作上的稳定局势而吹捧一些运动，让老百姓更多地去跟着自己的总体目标老老实实走下去；你们下边的实践者呢，又是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能够得到更为有效的保护和进一步的有保障的增加，来到处寻找这种理论色彩更加浓重的东西为自己增加新的光环。你别生气，只要认真想想过去人们对于宗教的那种迷信，再看看今天中国大地上这种红色崇拜，难道你能找出二者间的什么本质性区别吗？

“现在说到第三了。这里还存在一个客观条件的制约问题。其实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更多地了解一些在你所选择的事业四周，到底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客观因素。就你面临的情况具体讲，我看大概就是需要更多可靠因而更可依据的小道消息。这类消息，从层次上讲，大致可分为全国级的、地区级的和你们单位级的三层。如果你每次思考问题的时候都能够从这三个方面比较全面地把握住各种主要客观因素的话，你的任何判断就都会比较理智和现实了。”

“你讲的道理当然对了，可我是想听听你对我这些问题的具体认识和看法呀。”惊涛强调了一句。

“具体意见不太好说，尤其现在到处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我给你讲多了，回去后你一不留神讲错了话，那不是害了你嘛。”

“没事。我来找你就是要听你最真实的想法的。到了外面我当然不会胡讲的。你就放心地给我讲讲吧。”

“那我可就说了。不过还是得强调一句：我的看法都是‘仅供参考’啊。

“先讲大寨吧。你应该知道，中国自合作化以来，树立的全国性典型本来是很多的。这些典型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国农村改天换地的具体奋斗途径；又从中形成和突出了许多共性的也就是规律性的东西供人们思考和学习。现在只剩了一个大寨，首先可比性就差多了，那么任凭你如何为它涂抹宣传，结果总是显得至少很苍白。你们那套不按宣传口径走的总结，其实是对的，至少是你们认真思考后的结论，比起人云亦云般的感想类东西要实在得多了。不过，我的意见是你完全不必那么悲观。大寨毕竟也是改了天换了地的嘛。它有它的成绩，你们有你们的实际。别硬套它的模式就行了。起码你还可以从它开始改变家乡面貌的实践中得到点什么启示吧。

“再说说你们的上山下乡吧。几乎所有的宣传都是在为你们唱赞歌，可有多少领导干部能像周总理那样把自己孩子亲自送到乡下的？你们这些下了乡的孩子里，又有多少是真正心甘情愿的？这叫什么？这叫‘大势所趋’懂吗。谁也违抗不了的；至少你这样的平头老百姓是肯定违抗不了的。可是这并没有什么呀。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是讲存在决定意识么，谁生存在什么样的客观历史环境里是像你的家庭出身一样无法选择的。能够让你选择的是你自己该怎么做，就是具体的人生道路该怎么走。下乡不见得就什么都不好，这你比我能讲出更多的道理来；可下乡也不可能好到完全没有问题，这你也应该比我清楚。我的看法是，既然已经下了乡，就别去评价它本身的是与非，而是应该脚踏实地地认真琢磨自己的具体生活方式方法。别的你自己已经干得很不错了，我只提醒你一点：肚子里如果没有真货，那在哪儿都不行。这是一条永恒不变的真理。话到这里，剩下的你自己去悟吧。叫我说呀，现在最实际的问题还是让我好好请上你一顿，让你的肠胃先进入一次共产主义社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