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开拓，在这片沃土

 

第三十五节

这个时候，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主要部门，还在拼命地紧抓着对于邓小平三个工业文件的“深入批判”活动。调研队里的部分学员在回校前被顺道留在呼和浩特市，受命与自治区知青办的几位干部共同研究如何开展这一批判的问题。

邓小平这三个文件是在他重新出来工作的不长时期内，在“全面整顿”的总目标下针对全国工业生产现状所形成的整顿工作指导性文件。今年初，小平再次被“打倒”，他的成果当然就重新成为了一种罪状。于是，对这些文件当然就得组织深入批判了。

然而，且不说邓小平当年的“全面整顿”是何等地深入人心，经历了十年乱糟糟生活的广大老百姓对此无不拍手叫好；即使是今天邓小平又一次倒下了，可那段时间中所形成的各种新提法、新观点、新思维等却仍然在人们心中暗暗地然而强劲地涌动着。更由于知青共大的这批学员已经经过了毛主席的“两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教化，又有了几次重大社会的和自身的实践变革促成了他们思维方式的开始走向科学。再加上许多来自中央一级的小道消息，使得大家对来自上面的东西开始有了一点独立思考的能力了。许多以往的疑问和困惑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作用，人们开始敢于提出一些疑问了。更由于知青们基本上都并不懂得大工业，仅从文章的基本观点和逻辑关系上，还真觉得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间并没有什么找得到的冲突。因此，这次的批判任务受到了明显的阻碍。

当一些学员们坦诚地向知青办的同志讲出了自己对于这次批判任务的疑虑时，一位干部很有经验地教给知青们一个秘诀：“你们干嘛要想那么多啊。如果你事先认定了它们是有问题的，然后再来找他们的错误不就容易多了吗。”

“可这样不符合科学的认识规律啊。”知青中有人反驳了。

“嗨。现在首先是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的问题，哪有那么多什么认识规律啊。”

“得了吧。规律是客观存在，不承认是不行的。”立刻又有知青起来反驳了。

“那……那你们说，碰到现在这种事，应该怎么个应用你们的认识规律啊？”

“当然是实事求是喽。”

“怎么又跑出来个‘实事求是’啦？说了半天你们还是没解决怎么批的问题呀。”

“批什么呀。天天批这个批那个的，已经批了这么多年了。咱们到底有没有立起些什么来啊？叫我说，这三个文件是对现在已经很乱的工业生产秩序进行整顿，不是挺好的嘛。难道就因为是邓小平讲的就一定不好吗？”

“当然了。邓小平还能讲出什么好话来吗？”知青办的那位同志立刻理直气壮起来。

“嘿！那可不一定。您学过党史没有？党的历史上有好多人都是先有功后有过的，也不能因为他们后来的过就把他们的前功一笔抹光吧。像陈独秀，毛主席就说他‘建党有功’嘛；像林彪，打仗还是行的嘛；用同样的观点来评价邓小平，他那时候出来主持工作和形成这几个文件，好象也是毛主席亲自点的将吧？况且他这次下台好象也不是因为这个事儿吧？要是像你这么把他做过的一切一下子都否定掉，会不会有攻击伟大领袖之嫌呢？”一位学员连珠炮般地发出了这通议论。一顶“攻击伟大领袖”的大帽子还真把那位干部吓得可以。支吾了好一会儿，再没讲出个什么道道来，批判活动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作为学校的负责人，当时的校领导也已经比较地有了自己的主见。他们认定自己的学校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学员们能够更加完全地认识中国特别是内蒙古的农村牧区，以便能够通过这所学校真正为自治区广大农村牧区培养出一批符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实践需要的有用人才来。因此对于那些已经开始让学员们感到不大耐烦了的批判会并没有下多大劲去抓。这就在事实上给了学员们一份难得的空间，使大家得以在那段相当混乱的日子里有条件比较安心于自己的学业生活。

 

第十章                       激       变

 

第三十六节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记得，当时不论发生什么大事，往往都得等事过境迁之后很久才传达到老百姓当中。林彪事件的传达最为典型。这里面固然有事件本身在定性上的诸多问题，然而，中央内部的激烈斗争也肯定是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与此截然不同的是粉碎“四人帮”的消息的传达。这并不是当时的中央机关的作用，而是来自老百姓之间的自动传播。

“‘四人帮’倒了！”

“‘四人帮’被揪出来了！”

一批自认为特别关心政治的学员们感到松了一口气。他们的感受主要是：立即重上井冈山的危机似乎是真的过去了。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不但把毛主席已经点名严厉指责过的“四人帮”一举成功揪了出来，而且明确喊出了“高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大旗”的口号。这在当时几乎是这批激进的小家伙们拿来衡量新的接班人是否合格可靠的唯一标准了。当然，现在想想，这些想法真是幼稚可笑透顶了。就算那时候“四人帮”篡党夺权真的成了功，那些家伙完全可以用同一的口号来迷惑人的。况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本身就是“以阶级斗争为钢”这条错误路线的直接产物。人们早已在全面否定文革的同时将它完全抛弃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决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新的党中央对那套“理论”的最坚定的否定和批判。

另一些学员的思想比较接近实际了。他们想到的首先是这所好容易才开始学习一点有用知识的大学还会不会因为这种巨大的政局变化而再次改变它的课程设置。有相当一批学员在私底下议论了不少日子。因为那段时间里，以张鲁同志为首的新一任校领导为了充分表现出他们一班人的高度政治觉悟，下了大功夫组织了一连串规模浩大的批判“四人帮”大会，占用了不少正课时间。好在这种表现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大约半个多月后，这样的会议虽然要求仍然很严格，但在时间安排上则逐渐转为正常，各门专业课程也就重新走上了正规。这才让那些担心“又要学不到东西了”的学员们松了一口气。

更有头脑灵活的少数学员，认定大形势变化会从此改变自己的人生道路，至少是给了自己一个可能改变的新机会。于是开始往家里写信或打电话，要求家里人想办法把自己“办回城”。

随着揭批“四人帮”时间的不断延长和过程的逐渐深入。在人们的头脑中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转变。

首先，对“四人帮”各种罪行的批判使得人们对于面对的各种问题都越来越敢设疑发问了。于是，曾经长期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各种疑问开始越来越公开地变成了大家日常讨论的具体话题。先是茶余饭后时的闲聊，慢慢地就变得到了课堂上进行正常争论了。虽然这种争论常常被以“时间有限”等理由为名，被学校的领导或教师们婉言制止，却挡不住有心人和好事者利用课下时间继续相关争论。由于大家的思想都还是刚刚开禁不久，所以当时的争论往往得不出什么具体的直接结论来。但这却极大地启发了学员们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多数同学按比较科学的思维方法思考问题的新习惯。仔细回想起来，正是由于在这种巨大时代性变迁面前我们当时所实际遭遇的那种不知所措，才使得我们这批学员中绝大多数人开始有了一种新的比较接近实际、也就是比较科学的正确思维方式。

其次，批判配合着学员们学习的成果，确实对相当一批学员的思维习惯形成了最大的冲击。它使人们于不知不觉之中在事实上转变了自己在文革十年中形成的许多思维定势。这对一些学员在未来面对各种巨大的社会变化，形成了极为有用的全新思想态势，产生了相当实际的推动作用。过去那种从报纸或上级的定论出发去思考认识问题的形而上学式思维开始被大家抛弃，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开始更强有力地进入到大家的生活和实践中。对“四人帮”的批判并不完全等同于原来组织的各种批判活动。其最大特点就在于有更多的发言稿是经过了人们大脑的自我思考而产生的，批判的方面之多、内容之丰富和广泛，都是前所未有的。这里就产生出许多实际上与当时仍然在社会舆论界中还相当流行的“左”的一套东西大相径庭的、来源于知青学员们实践体会的真知灼见。

 

 第三十七节

这天上午，达来与青云二人在闲聊回去后的计划设想时产生了冲突。冲突是纯理论性的，后来大家把他们的争论归结为“根和花果”之争。

开始时青云戏说着自己毕业回去后，首先就要先想办法把自己和达来所在的两个不同农场归并为一，把达来的场长位置夺过来，只保留他的党委书记职务，说这才是真正做到了肩并肩奋斗了。他当时的本意只是因为要对同班另一个同学在达来又一次与自己自然肩并肩地进了宿舍时同样是戏说的一句“你（指青云）别老爬着攀人家的高枝儿了。人家是党员，你才是个啥呀。”的随口反击。意思是现在自己虽不是党员，却一样可以达到与达来的平起平坐。

达来的脑子反映照样不慢。他只是稍稍停顿了一下，就昂头对青云笑回了一句：“嘿嘿，到了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是管这两个农场的海渤湾市农委书记了。我一定会让你当上这个场长的。”言外之意就是到时候我还是比你高上一筹。

这样的玩笑，本来大家天天都开，可青云当时的脑子忽然一转，当然也只是为了打胜这场嘴仗地指责起达来这是“宣传拔根”来，而达来则理直气壮地声称自己这是“开出了更新的花果”。

“狗屁。根都断了，哪还长得出什么花果啊。”

“那可不一定。也许当时我只是把根移了个地方呢。”

同学们最喜欢这种所谓的“辩论”了。一家伙围上来不少人，有帮青云的，也有帮达来的。青云一派坚持认为“根是不能随便乱移的”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江南的橘子移到江北可就变成枳了”。而达来一帮则坚持认为“最重要的是一定得开花结果”，如果总是没有新发展，那就是白费力；尤其是知青上山下乡的实践，如果所有有为青年都只能永远留在下面，那上面的权力就可能再次改变颜色了。

最有意思的是，吵了一通以后，所有参加争辩的人突然一下子都静了下来。大家几乎是同时意识到了这里确实存在着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即“扎根”的全部意义和内涵到底应该如何全面正确地理解。摆在大家面前的社会现实，已经是不少知青在乡下做出一定成绩后被安排到城市和上级的各个相关部门单位，担任了各种不同岗位的新任务新使命。自己这批被称为“自治区知青精英”的学员在毕业回队后，当然有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即使是那些在下面本就干不出什么成就的知青，似乎更盼着早日离开农村、重新寻找自己的出路。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影响，本来是不敢在知青共大这个大环境里表现出来的，这时候等于突然间发现了自己一条重新发展之路，那还有不认真思索一下的。这时候的知青们，几乎没有谁再思考什么理论上的对错，而是开始自然而然地学着从实际出发来郑重思考自己明天的去向了。

这场争论，实际上是“花果派”占了上风。因为，只要长得出花果，那根就肯定没事。而花果又代表目标，比起作为形成花果之手段的扎根来说，自是它的位置重要得多了。因此，它明显是学员们在用一种比较科学的正确思维方式在自觉不自觉地代替着原来那套僵死教条式的所谓“理论”的一种表现。

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学员们从这个时期开始，在努力学习各种专业知识的同时，开始感受到了一种科学思维无处不在的巨大力量。一些学农学机的学员们带头，很快在一些学员中兴起了学习数理化的新热潮。当然，这在当时还都只是大家心照不宣地在底下悄悄进行的事。但参加到这个行列中的实际人数却并不算少；再就是真正为了考大学而学习的则仍然只是少数中的少数。因为毕竟当时还没有高考的消息让人激动的。

 

 第三十八节

当然，变革并不是学校生活中唯一的真实现象。学员中还真有对于“四人帮”的倒台大惑不解的。最典型的就是在理论上已经自认为完全成熟的黄念生。在他的思想认识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已经是一个绝对完美的封闭式体系了。靠了这套理论，他建立起要求自己毕生从事改造中国广大农村牧区这项职业革命事业的终生信念。知青共大给了他一个实现这个梦想的现实天地。自从进校以来，他每天都在孜孜不倦地学习着、钻研着，每天都会产生许多至少令自己浑身热血沸腾的崭新理论结论。他几乎每时每刻都沉浸在通过自己的辛勤说教使更多的同志更加觉悟、更加奋发、更加充满自信与热情地去投入到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大革命洪流中去的极大喜悦与兴奋之中。因此，人们见到的黄念生，除了大会上的慷慨激昂外，就从来都是一脸春光灿烂的欢欣笑意。他对同学们的许多生活小事极为关心，因为他从心底里视大家为自己今生今世革命生涯中最为志同道合的战友。

现在，“四人帮”被揪了出来。给小黄的思想上带来了一种别人几乎感受不到的极大困惑。在他的意识里，理论的作用和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四人帮”在他的眼里并不是几个具体的个人，而是当时那个时代一整套成熟理论的现实代表和总体形象。弄倒了这四个人事小，但对事实上以他们为代表近十年来逐步形成的理论体系进行如此彻底的否定与批判就是另一回事了。在他看来，我们的党用了多少巨大甚至可怕的代价才得到了今天这些真理性的认识，怎么能说扔掉就扔掉呢。说这些人搞的是一条极左路线，可不正是这些做法才使得我们的党揪出了那么多隐藏极深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如果离开了这样彻底的革命实践，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达到我们党的纯洁和重新积聚起使自己无比强大的新生力量呢。

现在看这些问题，答案应该说是相当简单了。但对于必须从理论根基上把这些问题完全弄懂弄通的小黄来说，即使是一般人阐述现在的理论，也不一定就能够使他达到完全彻底的心悦诚服。

当时，更为实际的严重问题在于，由于他在学校里“理论家”的名声几乎已经固定，再加上他教育革命组负责人的实际身份，因此校领导对于他的要求，就不仅是在各种批判会上作一般性的发言，而必须是“有份量、有深度”的指导性发言。因此他总是处在一种白天激昂慷慨地深揭猛批“四人帮”、夜来却几乎夜夜冥思苦想难以入眠的极度痛苦之中。更让他痛苦的是，在这所学校里，几乎没人能理解他的这种极度矛盾的心理，也几乎没有人能够在理论上达到能同自己平等交流的水平。这使他一直保持着不为人知的极度沉默。

小黄的这样硬装出来的姿态，当然不可能完全没有人注意到。这就在他当时的入党问题上造成了极大的麻烦。校党委本来已经准备同意发展他了，可下面却偏偏有人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反映他在批判“四人帮”问题上“态度不够积极”。这顶大帽子当时谁也承担不起，于是他终于没能够在共大入上党。这对于当时的小黄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他的心里更苦恼了。

直到后来，他在离开内蒙回北京之前、在呼和浩特一次偶遇到那位我们前边提到过的《内蒙古日报》社记者老曹时，他才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吐出了自己胸中的全部思想块垒。他的这种绝对极端的思想认识，让老曹完全惊呆了。老曹设法通过熟人找到了还在学校工作的卫东等少数几人，请他们千万想办法好好劝劝小黄，生怕他在现实中再因此犯上什么政治错误。学友们没一个人帮上过这个忙。原因不仅是小黄当时已经回了北京，更由于确实没有一个人有水平说服这位知青中少有的理论天才。

黄念生的父亲也没想到孩子会在这个问题上倒下来。趁孩子回京后在家中休息的一段时间，他用自己所能了解到的大量鲜活生动的实际事例，向孩子证明了“四人帮”一伙倒行逆施的滔天罪行。才使黄念生对于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英明举措有了比较深切的理解。这使得他对于社会现实的对抗情绪得到了明显的缓解。

然而，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成套理论而言，黄念生却始终不觉得应当就那么无情、坚决地抛弃。他觉得，不仅这一理论仍然应当是当今的中国革命始终坚持的唯一正确路线，而且，作为这一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毛主席晚年一系列思考性的言论，其深邃的内含更绝非一般人所能够完全理解透彻、因而更加有绝对的必要去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真正学懂弄通的。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些本来十分正常的事，硬是让“四人帮”这种政治流氓们给彻底损害了。在小黄的思想认识里，并没有觉得“四人帮”同他们所倡导的那套理论间有什么内在的必然联系。这就使得他的思想上一直顽固地存在着那么一个严重的思想误区。不过，对整个社会而言，那已经转化成了一种纯粹个人的学术性探索活动，对他人则再无什么实际影响了。

经历了这样的巨变后，黄念生对自己以往的经历再不愿意回顾，于是从此在所有共大同学的视线中消失了。

是啊!2003年的国庆节期间，力群和他的乌海市战友达来、青云等人，共同出资数万元，邀请了包括南京继武在内的数十名当年共大战友，驱车数千公里，参观了大戈壁中的胡杨，及酒泉发射基地等。

 

第十一章    专 业 课 上

 

第三十九节

    知青共大的学员们得到了一个正式通知：要求每名学员根据自己的实践需要任意选择刚刚设定的专业班。

前期的各项实践已经让绝大多数学员们变得比较现实了，加上规定的政治理论课已经基本讲授完毕，参观大寨和社会调研也马上就要结束了。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到了必须安排学员们学点新内容的时候了。

被任命为学校第二届校党委书记的张鲁同志在到校后不久听取学校前段工作情况报告的时候，听说全体学员至今（已经距开学好几个月了）还在进行入学教育，几乎当场喷饭。后发现其实学校还是开展了几个阶段的教育活动，只是原来的同志们已经习惯于把所有教学活动通通归结到“我为什么上共大”里去，才稍稍释然了。无奈自己下车伊始，不便过于指摘，于是一脸认真地继续听完了宋校长等人的汇报，才不紧不慢地把自己考虑已久的方案谈了出来：

“听了大家谈的，首先是很受鼓舞和启发，其次也很感动。同志们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做了大量的工作，很好地贯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广大学员以及咱们干部和教职工都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和锻炼。对于下一步安排，我的意见是要按照自治区知青领导小组和知青办领导们的既定意图，继续加大对学员们的培养力度。大家看看，在咱们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已经告一段落、参观大寨和开展社会调研也马上就要结束时，是不是可以考虑开始给同学们安排上一些与农村发展有密切关系的专业课程了？”

作为学校的党委书记兼校长，张鲁同志用这样的口气和用语提出的计划当然很容易就得到了大家一致通过。经过到学员中反复调查研究，校领导又讨论了多次，最后终于决定同时开设政治理论、农业机械（简称农机）、农业科学（简称农学）和农牧业兽医（简称农医）四个专业班。至于每名学员具体学什么，则由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愿望自行选择决定。

学员们倒是大都相当痛快。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共大教育实践，绝大多数人都已经明确了自己在下乡所在地的具体社会位置，也大多形成了“回去以后如何干”的具体设想规划。因此，通知发出后不到一天的功夫，所有学员就都选定了自己想学的专业。

大体情况是：选学政治理论和选学农学专业的各二十余人，选学农医专业的最少，仅为十余人。最多的半数以上学员则选择了学农机。

大约近六十名学员选学了农机专业。这里，有的人是早就羡慕在农村牧区开车这一行了，有的人则是来校后认识到了机械化可能是自己为第二故乡多作贡献的最实际道路，还有的是认定了学这一行可以最快速度改变自己在乡下的实际地位。特别是当时负责主办这个专业的缪树藩老师从自己长期的实践经验中发现有个驾驶本在当时的农村牧区是何等地招人羡慕，从而得出了“一定要让同学们在毕业时能够都拿上拖拉机驾驶证”的办班要点，通过紧张的前期准备，在学员们报名时就响亮地喊出了“保证大家毕业时都考上驾驶证”的郑重许诺，已经懂得追求实际的学员们对此当然相当重视。因此，凡是不打算因为政治斗争而同当地社员们闹些什么矛盾、而又觉得自己有这方面条件的大多数男女学员，就都纷纷抢着报进了这个专业。

 

第四十节

农医专业的报名人数最少。这是因为医学的繁复和神秘，使大多数学员连想都不敢去想自己可能与之有上什么可能的联系。不但大多数的学员都和常人一样，习惯地认为医学科学离自己这种普通老百姓实在太远，更由于“万一治死个把大牲畜”这类可怕的后果考虑，因此多数学员对这个专业简直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放在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内。不过，这倒从另一个方面相对提高了参加这个专业学习的学员们的基本素质。因为，凡报名参加这个专业学习的，相当一批反倒是对医学有过一定接触的所谓“熟手”。因此，学成后的这批学员中，还真有较大比例的人靠着这门手艺有了饭吃。当然这是后话。

孟和生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农医专业。

现在，他已经是完全明白自己选的这所大学是不能够把自己一举带出农窝的了。但是，他毕竟从这所学校的这些知青学员们身上和嘴里学到了许多自己过去在农村呆了小半辈子都没想到过的新鲜问题。他从这些学友们身上深深地感受到了一种特别的信息，那就是农村也的确可以有所作为的道理。他开始悄悄地问自己：这些城里孩子一个个看起来全都不楞不傻的，有些人一看就是浑身都透着一股子一般人少有的机灵劲儿。他们那么热衷于“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对于那些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孟和生是不愿意去多加揣摩的，他习惯于用农人们传统的观察法来对事物进行判断。渐渐地，他从自己最羡慕的米国英身上找到了自己认为是答案的答案：半天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农村这块原本落后的土壤里，也能够很轻易地找到自己的幸福生活啊。你就看这老米吧。天天用不着干什么费力不讨好的活计，凭了自己一身好医术，每天出东家进西家地转悠转悠，就得让人把他当上宾招待着。他自己不是也说过嘛，他的那点技术要是到了城里，就得先考什么文凭证书的，还没这么多的实践机会让他大显身手呐。

就是这个认识，使他在报名选择专业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农医这一行。在他的思想里，如果真的能学到些给牲畜治病的本领，那自己下半辈子的吃喝也就不愁了。

学农学的学员中大致分为两大类。一是一部分原来已经对农业种植技术真正感到兴趣的老些的知青，另一部分则是顾虑到自己身体原因等实际条件而觉得自己不适宜学习农业机械的知青。这部分学员中以女生为多。

最后，是二十几名铁了心要在农村牧区真干出一番大事业的政治性上比较狂热的知青们，他们由于种种原因在自己下乡的地方已经比较地站稳了脚跟，下一步就是要考虑如何更大幅度地展露自己拳脚的问题了。不论他们的头脑里具体计划着什么，政治上的出人头地应该是他们共同的愿望和需要。他们中有的是为了多掌握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便在自己未来的工作中指挥得更加科学和自如一些；有的是为了从这种学习里找到一些今后回队后能够成功夺取到权力的具体方法，他们是真的相信只有自己才是那块地方真正的救世主；还有的只是因为对那些各种农牧业科学技术都不感兴趣，也死活弄不懂它们，思来想去，也就只剩下学习政治理论这一行了。卫东就是属于最后这一类人。他在草原上虽然已经呆了八年，可真正的生产劳动几乎只有几天放羊的记录，其他几乎是一无所知，对于农业他更是一听到就头痛，干脆不认为自己会与它有缘，仗着自己的笔头子上还有那么一点点功力，于是理所当然地选择了政治理论专业作为自己的学习目标了；另外，当时的他已经作为兼职工作人员在校办公室工作了，看情形自己将来毕业时留校工作基本已成定局，并且十有八九还是要以文字工作为主，这样就更没有必要再去选学一些自己本来就不熟悉的新专业知识了。

就这样，学员们迅速选定了自己要学习的专业。经过不几天的筹备，各专业班一一开课了。

 

第四十一节

专业课程对于当时经历了十来年知识空白的知青们来说，无异于打开了又一扇全新的知识天地之窗。明显短暂的学习时间与学员们强烈的学习需求间形成了极大的对比，反而使得大家更加如饥似渴地对待起这份来之不易的学习来。就连那些原来在文革前已经是最用功的学生们（多为老三届的高中生），现在也感受着一份少有的学习激情，学员间没有任何人号召地悄悄展开了专业学习上的竞赛。

看吧，各班上课时的认真和专注就不必说了，只看大家一到课间休息时，或者是中午、晚饭后的休息时间里，农医班的同学们在那里大背汤头歌诀，或者是随便走到哪里都可能抓住一名过去同组而现在不同班的学友，强行为他们“把脉”，或者在他（或她）的身上指指划划地实习起人体十二经络及各种名目繁多的穴位来；农机班的同学几乎把全部业余时间都泡在了两辆已经拆得七零八落的拖拉机跟前，几个人抱住一个随手抢得的零件，就是一场热烈非凡的讨论；农学班的同学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实验田里度过的，剩下的时间则忙着背诵一些让外班人往往听得莫名其妙的什么定理、定义等等……

这天中午，学校食堂的大师傅王老憨纳闷儿了。吃饭哨都吹过好一会儿了，却硬是没见一个娃娃来食堂打饭。更奇怪的是，连天天都早早就来到食堂检查和帮助工作的、学校指定他专管学生伙食的那个南京小伙子继武也居然没有来。不一会儿，几位校领导散了会，习惯地相伴着来到食堂，他们一般都要在这个时候来看望一下学员们，顺便了解一些下边发生的各种实际情况。听王老憨说娃娃们还一个都没来，不由得也奇怪了。

饭菜都快凉了，才风风火火地跑来了两个女娃。领导们和王老憨不由得向她们打问原因。

这两个女生是农机班的学员。原来，她们班今天上午讲的是拖拉机传动装置的主要系统结构。讲课的朱力平老师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一边讲解一边在黑板上画出了一副系统结构关系图。本来由于内容多，讲课直到吃饭哨吹响时才刚刚结束。朱老师刚宣布“下课”，一批学员就“呼拉”一下子拥上了讲台，紧紧围住了朱老师，请他帮自己检查自己笔记上画下的关系图到底准确不准确。这么多人问问题，朱老师没办法一一答复，只好又延长了课时，专门让学员们按自己指点的步骤仔细对照起自己笔记上的记录来。这两名女生则是被班长派来为朱老师提前打饭的。

“那还有几个班的孩子怎么了，该不会是都加课了吧？”王老憨奇怪的是这一点，因为个别班拖课的现象他早就习以为常了。

自告奋勇去了解情况的继红回来了，情况才弄明白。原来，今天的农学班一早就去了试验田，到现在还没回来，按照以往的经验，他们班这一耽搁，少说也得等晚饭时候见了；农医班则是刚讲完课，突然有老乡前来求诊，班主任张明轩老师遂带了学员们前往“实习”；刚走不久，当然还回不来；最有意思的是理论班，他们的课程本来是最轻松的，但现在却为了一个什么理论问题正在教室里吵成了一锅粥，于是也加入了“来不了”的行列了。

给理论班讲课的老师叫刘笑敢。他也是一名一九六八年下乡的北京知识青年。两年前被村里保送上了内蒙古大学的中文系。毕业后，经他自己的主动申请，被分配到凉城知青共大来工作。

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的是，刘笑敢是背着自己全部沉重的行囊（里面最重的东西居然是一大堆他视为珍宝的书籍），从呼和浩特一直徒步走到知青共大来报到的。

现在，他担任了政治理论班的班主任兼主要讲课老师。许多东西需要从头学起。他的负担一点儿也不比学员轻。没有办法，他只能每天晚上利用别人休息的时间为自己恶补各种相关知识，以确保自己跟得上课程安排的进度，不耽误学员们宝贵的学习时间。由于要学的东西太多，他几乎夜夜都要学到第二天凌晨才能稍稍睡上一会儿。但他总能坚持做到每天早晨精神抖擞地出现在自己班学员的面前，从来没有因为自己个人的什么事耽误过大家。这会儿，他也在同学们当中扯足了嗓子在那里喊着，一点儿也不比学员们更温文尔雅些。看起来，这拨人如果争不出个子午寅卯来，那是任谁也不会想起吃饭的。

又是一天晚上。熄灯哨响过一段时间了，负责查夜的农学老师安月光披上大衣，拿起手电，开始按规定对各学员宿舍进行巡视。

这是校领导自专业课开始后新制定的一条规矩。原因是这段时间虽然劳动任务已经大大减少，但由于学员们的过度刻苦努力，已经出现了几名年龄小的知青学员连续生病的情况。大夫的一致诊断结果是“睡眠不足”。为加强对学员们的健康保护和保证整体教学效果，校领导于是规定：由新近调来学校担任各专业课教师的几名年青大学毕业生轮流值夜巡视学员宿舍，以确保学员们能够按时休息。

表面上看起来，所有学员宿舍的窗户都是黑的，但当安老师以女性特有的细心凑进每个窗口去作进一步观察时，却惊讶地发现几乎每个窗户缝里都透出着令人生疑的光晕；再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这些窗户上都挂着厚重的毛毯之类东西，而屋里则仍然是一片光明。

安老师想了一下，她既不愿意把这情况向校方进行汇报——因为她不愿意看到学员被校方批评，又不愿意让学员们感到自己并没有发现他们这种小技俩——毕竟自己还是一名领校方命前来巡视的当晚值班的责任人嘛。

她凑到了每一个窗户上，用手指轻轻敲击了几下窗户上的玻璃：“注意点时间啊。你们的伪装可有漏洞啊。”

屋子里立刻传来各种响动。有的是立刻关掉了灯；有的是传来了学员们会心的笑声；当然也有胆大的学员，居然在里面回答着老师的话：“放心吧。下次我们的伪装工作会做得更好的。今天老师您就高抬贵手吧，我们一会儿就睡了。”

……

 

 第四十二节

只有政理班的学员们相对比较轻松。由于前段已经学完了最为基本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有关课程，因此这段时间的深入学习反而显得相对容易了。他们学习的难点是在对于一些中国当代实际事物的分析与认识上。这大多是在大家自学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一些议题。

这天，学校里来了一位名叫田军的天津知青。他在乌盟一处十分荒僻的深山沟里下乡，并担任了一个十分贫穷落后的生产队队长。这位知青到共大来是寻求理论支持的。于是，理所当然地由政理班的同学们接待了他。

原来，在田军当队长的第一年中，他带领全队二十几名男女青壮劳力开山治坡，大搞大寨式的“海绵田”，结果梯田倒是搞出来一批，但群众并不买帐。用当地社员的话讲就是“这又当不得饭吃”。差点在年底改选时把田军选下去。还是大队的老书记来队里讲了话，反复向大家伙儿说明了田军的父亲曾在这里打过游击的光荣历史，又特别强调了他田军来帮助贫下中农打翻身仗的决心，并用自己的人格和党籍向大家作了最后的保证，社员们才勉强同意让田军“再干一年试试”。田军也向大家拍了胸脯，说今年里再不能让全队打个真正的翻身仗就自动下台。具体办法倒是已经想了好几个，可就是理论上实在吃不准。思来想去的，突然从一名知青战友的来信中得知了在自己身边居然有了一所知青共大这样的特殊大学，特别是得知他们大都是全自治区知青中的一些理论骨干，于是如获至宝般地专门抽空跑了来，请求知青战友们“无论如何也要帮我这个大忙。”

同学们跃跃欲试，都觉得这既是帮助了自己一位战友，也是实实在在地为当地的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做了好事，更是对自己学习收获的一种重要考核与检验。

谁想到，在听到田军讲出了生产队的那些致富计划后，绝大多数同学一个个都呆住了。

原来，这个生产队的社员们在反复的讨论中一致认定的最能保证全体社员立即致富的所谓“办法”，基本上都集中在“包产到户”上了。那些从合作化以来经历了各种政治的和经济的风风雨雨之后的农民们，最习惯的仍然是只相信自己勤劳的双手。对于生产队里某些干部们的白吃白占、上面时不时部署下来的各种“会战”项目等，大家是早已深恶痛绝，打心眼里就没有什么好感，也根本不相信会出现什么奇迹。大家认为，只有真正把生产任务包到各家各户，才可能每个人自己管好自己，才能够完成自给自足的生产供应。因为“祖祖辈辈靠土地吃饭的人是谁也不会自己哄自己的”。

这个道理既明白又浅显，本来是任何人都知道的、当然也就没什么可讨论的了。可“包产到户”这个办法却由于文革中对刘少奇的深入批判而成了全中国家喻户晓的“资本主义道路典型”之一，使几乎所有农民以外的人们无不为之“谈虎变色”。现在虽说是已经开始批判“四人帮”了，可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至少还没有从口号上被否定。人们几乎没人敢想象会在现实生活中出现如此离经叛道的实践，而且提出这个设想的又恰恰都是绝对清一色的贫下中农们。

知青必竟是知青。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还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农民到底最需要些什么。在知青们看来，只有大工业这种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才是最终解放农民、消灭三大差别的唯一可行之路。至于从现实的以手工劳作为基本特点的小生产走向社会化大工业生产的过程中，究竟将经过怎样一系列具体生动的实践演进阶段，他们大多是连想都没有想过。因此，对于“明显是要走回头路”的“包产到户”，几乎没有人敢于苟同。而学员中公认的“理论权威”小黄又恰因被请到自治区去给干部们讲演而不在学校。其他人连他们的老师在内都对此感到不知所措了。

当然，对于已经担任过农村基层生产队干部的刘惊涛等人，对于这个村社员们的建议都本能地认定“有道理”。可田军现在所需要的并不是这种舆论意义上的支持和帮助，因为他实际上也已经决定再怎么着也得按社员们的建议干了。他想要的是理论上的一种明确的说法，这才是他专程来到知青共大的初衷。

很显然，在学员们当时的理论水平基础上，在仍然没能从理论上真正脱离文革中传统的思维模式这样一种思想状态的指导下，这场旨在帮助知青和贫下中农们找到脱贫致富实践出路的讨论，当然就不可能得到任何让人满意的结果了。

田军感到相当沮丧。于是决定“反正我就这么干了。不管将来会受到什么批判，一定得坚持‘实践出真知’的办法，反正成败是在此一举了。”他向知青共大的同学们表示了礼貌的谢意后，就准备打道回府了。

由于当天的末班车没有赶上，当夜，田军宿在了卫东的小屋里。这时的学校已经基本建设成型。作为校办公室主任的卫东由于工作关系，被单独安排在一间单人住房里。被思想上的困惑折磨得无比苦恼的田军，手拢双膝地坐在床上，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着卫东提供的烟卷，久久没有入睡的意思。

看到田军那种难以入眠的苦恼，卫东不由得感同身受。他可深知对农民社员的许愿意味着田军已经把自己的一切都押上去了。如果诺言得不到实现，他将面临比犯了任何政治错误都更为可怕的实际境遇。更有那位他虽然未曾谋面却已经被田军描绘得清清楚楚的老支书，他老人家不更是拿出了自己毕生的一切，去为田军的并不一定成功的人生在铺路吗，这是多么可爱又可敬的贫下中农啊。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卫东突然灵机一动地给田军出了个“馊主意”：让他不要再管什么理论上的说法，也不要再对任何人讲到这件事，可回队后完全可以按社员们的建议先悄悄地干起来看。比如可以把去年整出来的“海绵田”用于集体耕作，把那些尚未改造的低产田统统给大家按户分配下去，再规定一个比平常年份的亩产量稍高些的包产定量。这里面最为重要的，是在操作中绝对不要再提“包产到户”这几个字，而是要改上一个云山雾罩的说法，叫做“学习样板试验田竞赛”，意思是让社员们按照整治出来的那几块“样板”“海绵田”的样子，学着自己对分到的地进行竞赛性治理，那在形式上就变成了绝对的“学大寨”了。这样做的结果，当然是打了个成功的擦边球。神不知鬼不觉地既实现了田军自己对大家的诺言，又可以避开现在的政治风波干扰。应该说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卫东有个特点，他的一些新认识或新思路往往是在与人讨论甚至争论的过程中突然冒出来的。就在他帮助田军出这个“馊主意”的时候，他的思路也一下子打开了。他涛涛不绝地告诉田军：老百姓的实际需要应该是咱们共产党人最现实的实际目标所在，正是这些不断提高着的奋斗目标，才一步步构成了我们最终通向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金光大道。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至于山区农业生产的纯手工操作特点，也应该正是适应“包产到户”这种传统方式的真正历史的和经济的根源。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实在的客观物质条件，那就不会有如此多已经深刻经历了新旧社会对比的贫下中农们一致要求使用“包产到户”这种特殊方式。农民们的思想认识虽然差了工人阶级老大一段距离，但他们毕竟都是实实在在的劳动者，他们不会对自己的肚皮开玩笑的。以后的社会实践是肯定会恢复这种作法的名誉的。……

如此这般的议论，连卫东自己都感觉到心惊肉跳的，当时却真的为田军解了燃眉之急。这位田军也是喜欢在理论上刨根问底的主儿，现在有了卫东这番似是而非、连自己也并不是十分明白的解释，再加上他自己长期学习的体会和心得，田军的思想开阔了，思路明确了，信心也就越加坚定了。第二天天刚亮，田军在卫东还在梦中的时候就悄悄离开了知青共大，乘第一班长途车赶着回到了自己的生产队里，硬是按那个晚上商量的办法在队里作了一番精心的安排。

田军把昨夜与卫东讨论的心得，连同自己在回来的一路上想好的全部具体计划和办法，向社员们一一进行了详细解释和说明。他的心血没有白费，他的巧妙办法也确实让大家感到“到底是知识分子，这个办法还真是让人找不出什么茬子来。”这样，他的决策终于得到了广大社员群众的衷心拥戴，并真的在当年取得了从来没有任何人敢想过的惊人经济效益。

大约三、四年后，卫东以当年同田军谈心的收获为主，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双包”符合农业生产规律》的论文。几乎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篇公开见报明确支持包产改革的理论性文章。这完全是知青共大的学习生涯所给予他的绝对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