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开拓，在这片沃土

 

 第十节

1976年5月4日，又一个中国青年节。

从前几天起，学员们已经不再天天参加农场的生产活动，而是集中力量为学校的开学典礼进行着紧张的筹备。今天，真正的大典就要举行了，大伙儿的心情都挺激动，没等起床铃声响起，大家就纷纷起来了。

用不着谁去指挥，学员们还真是眼里有活儿。一批人扛了梯子，忙着往还透着木料清香的典礼台架子上扎横幅。“内蒙古自治区知识青年共产主义大学成立暨开学典礼大会”的超大红底黄字横幅，在越来越亮堂的半空中伴着冉冉升起的初阳显得十分清晰醒目；不知从哪里借来的稍现陈旧的紫红色大幕布围住了主席台的后侧和两边。一批人忙着把一把把椅子和几张长桌摆放到主席台上，再铺上几幅长长的淡蓝色布匹作为桌布。又一批人扛来一根根匆匆制成的原木表皮板，下面垫上几块作房基的石头，当作一会儿开会时的观众座席。玉环、莎仁和东芳等几名蒙古族姑娘穿上了色彩鲜艳的蒙古袍，把一盘盘杯子端到主席台上一一放好，里面又一一放好了茶叶，再去拎来了十几只盛满开水的暖壶，只等客人一到，就可以从容上茶了。

刚陆陆续续吃完早餐，凉城县里的头头脑脑几十号人就已经到了。县委副书记、县武装部部长、知青共大的兼职副书记张进才匆匆从一辆小吉普上跳下来，同赶来迎接自己的自治区知青办宣教处副处长、知青共大常务副书记兼副校长宋石如同志握了握手，并在他的陪同下来到正忙得满头大汗的许主任面前打了招呼，再将县里诸位领导向许主任等一一作了相互介绍。许主任又叫过来郑仙巧、小黄等主要学员干部向大家作了介绍。

从这时起，各方面人士陆续到来。有乌兰察布盟的领导们，有自治区各大媒体的记者们，中央驻内蒙各大媒体的记者也到了，还有许多县城里和附近生产队的闲散民众也纷纷赶来看热闹了。

约9时许，从县城方向开来了一长串黄色高级越野中巴，后面跟了一串数量更多的小轿车。

“内蒙首长们来了！”消息不胫而走。人们潮水般地涌向新到的车队。

卫东跟着人群迷迷糊糊地也在往车队方向晃着。来学校这几天，可把他困坏了。在草原上整整八年，还从来没有像这几天似的这么累过呢。每天天不亮就随着大家起来了，虽然为了照顾自己的身体，学员们从没有让他参加过任何体力劳动，但他却并不敢自己找时间偷偷睡觉，有时候还需要费力地去回忆和整理头天夜里的会议记录，理顺以宋石如、郑仙巧和小黄几人为中心、连续几夜不休不眠精神百倍地争论出来的那些点子，将它们一一变成文字要求，再刻写印制（或复写）出来，好保证每天学员学习内容的正常进行。到了“5. 4”这一天，他已经成了个迷糊大王了。整个早上，他在会场四周东转西转的，也不知自己在干什么，只是下意识地跟随人们在木然地行动着。

忽然，他被一双热乎乎的手紧紧握住了。

“曲折！你怎么来了？”卫东问了这句话，才想起这位在1968年带领十名北京知青首创文革后上山下乡历史记录的带头人，现在已经是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尤太忠同志的秘书了，这才紧接着追问了一句：“尤书记也来啦？”

曲折满脸堆着激动而真诚的笑容：“当然来了。昨天尤书记拿着请柬问我‘去不去’，我说‘当然要去，一定得去。这可是全区知识青年的一件大事啊。’这不，今天，自治区在家的领导一个不落地全都到了呢。”

两个在锡林郭勒草原上相遇相识的普通青年，肩并肩地站在沸腾的人群中，无比欣慰地看着面前这份欢腾的场面，由衷地笑着，心中都蕴含着发自内心的巨大激动。

十时整，各级领导在主席台上坐好，自治区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革委会常委、知青共大党委书记兼校长、老红军沈新发同志宣布大会正式开始。

首先，由各级领导向这批学员们先后颁发了如下赠品：

思想武器：马列选集每人八本，毛泽东选集一套；

备战武器：男生人手一支全自动步枪，女生人手一支半自动步枪；

劳动武器：每人新镰刀一把，外带大草帽一个。

然后是领导讲话。

尤太忠书记率先发言。他念的是曲折起草好的稿子，所以给人以特别有力的鼓舞，让学员们听了觉得信心百倍，好象自己一下子成了救国救民于水深火热的真正革命者了。

接着，各级领导纷纷发言，大概都是些应景儿的拜年话，学员们整齐地站在主席台的一角，卫东和其他几名学员已经站在那里睡着了。台下的各路观众们却是人声不断，有的在指点着主席台上的某位领导，有的在评论台上某人的发言水平，还有的是多日没见的亲朋好友，这下子见了面，自然有许多说不完的闲话了。要不是会场上安装的高音喇叭音量特别足，还真别想听清楚台上人讲了些什么。

郑仙巧代表全体学员发了言，表了决心。然后又有凉城县某公社某生产队的全国劳模郭老虎作为贫下中农特聘教师发言。……

不知是什么时候，卫东被旁边的人猛地推醒了。原来会议已经散了。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尤太忠、第二书记吴涛和党委常委、自治区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知青共大党委书记兼校长沈新发三位领导，兴致勃勃地坐在中间，与全副武装的共大学员们合影留念。

随后，学员们被安排用五分钟的时间到宿舍里放下刚领到的东西，再跑步赶到会场前那块已经堆放了不少石块的新校舍地基前，同来宾们一道参加建校劳动。

卫东被一名老同志拉住了，询问下才知道是《内蒙古日报》社的老曹同志。两个人边抬着一只大筐装运石块，边进行着热切的交谈。老曹告诉卫东，他是50年代大学毕业后从南方主动请缨到祖国北部边疆支援自治区建设的，一干就是十几年，现在已经在呼和浩特安了家。孩子也是下乡知青，所以自己特别关注知青们的生活。这次知青共大的成立，和去年的全区知青先代会，都是自己代表《内蒙古日报》来采访的。

在穿梭般来往着的人群里，东芳和莎仁鲜艳的蒙古袍格外引人注目。两个姑娘个子都不高，却都是属于“拼命三娘”的性格。抬筐里的石头让人看了着怕，筐一起肩就是一溜小跑，一点不比身边那些男生稍差。

同样个子不高的赵晓玲和比她高半头的杨如珍合抬一个筐，这两个小姑娘可没干过这么重的活儿，但筐里的石头却也并不比别人装得少，跑起来也绝没有比旁人显得慢。直到有人来喊她们去吃午饭，两个人才不约而同地一齐跌倒在地，抚着肯定已经磨破了的肩头，坐在那里哼哼开了。

在众多各式各样的来访者当中，有一位头发、眉毛和胡子都已经花白的老同志，他个子不高却很显出一种威武又儒雅的风度，穿一身藏青色哔叽中山装，在匆匆拥挤的人群中冷眼细心观察着这所学校的一切，并不时向学员们特别是找得到的学员兼工作人员们发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他是当时任内蒙古大学副校长的张鲁同志。此老是一名老革命者。抗日战争初期参加山西著名抗日救亡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39年参加八路军，后长期在内蒙古大地上战斗生活，解放后结束军旅生涯到自治区党委工作，曾做到自治区党委办公厅的代秘书长一职。后由于某些难以说清的客观政治原因、加上满腹超人的文采，他被分配到了内蒙古大学工作。知青共大的建立使他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所大有希望又需要下苦功精雕细琢的新型学校，遂产生了“去看看”的念头；到了这里，看到并接触到这所学校的一无所有的现实和这批天真、聪敏、充满朝气的青年学员，更增添了他来这里耕耘的决心。就在参加完这场开学典礼以后，他就开始了积极的活动。几经努力，他说服了家人和领导，终于在当年盛夏来到了知青共大，担任了这所学校的新一届领导人，在这所学校的生命历程中注入了自己的一腔热血。

晚饭后，学校又为大家放映了露天电影《决裂》。这是唯一一个没有任何会议的晚上，因为校领导认为看这个电影本身就是入学教育中生动而必不可少的一课。可到了真正放映的时候，场上看电影的却大都是从各处赶来的村民们，作为主人的学员们则有相当一批趁机回屋里蒙头大睡了。这里当然没少了本来就十分贪睡的卫东。

就在第二天，除了内蒙古自治区的各大小报刊和广播、电视系统无一例外地向区内外传播了这条自治区当天的头号新闻以外，在全国颇有影响的《光明日报》也在头版头条发了消息，向全国公开报导了内蒙古知识青年共产主义大学的正式成立。

从此，知青共大作为一个真实的社会存在，在祖国北疆的这片三十万亩水面的岱海边上开始了她那极富传奇色彩的实践生涯。

     “只有一位老牧民的评价使他感到心悦诚服：它（指胡杨）是在为保护自己身边的生命而硬挺着呢。是啊，胡杨用自己仅表面上不倒不朽的残躯为周围的生命挡住了强烈的大漠风沙，这是何等可贵的一种精神和品质啊。”
    对胡杨的这种评价很新鲜，也抓住了胡杨的特质。在新疆我见过胡杨的千姿百态，他们静静地陪伴着戈壁陪伴着芦苇湖陪伴着知青。我们从它的身上也悟出了许多人生哲理。
   龙行天下的记实性小说把我们带回那个年月，写得很细腻。喜欢。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51081_1194858838.jpg：

拜读龙兄佳作,写得好.

谢谢各位捧场了!

 

 第四章    入 学 教 育

 

第十一节

按照所有学校的办学惯例，开学后的第一段时间都要进行入学教育。对于这所仓促赶建起来的知青共大，入学教育不但是一般学校教育的必备课程，而且由于任何教学内容都没有制定下来，仅从时间缓冲的要求看，也必须有这样一个过渡性的操作阶段。

入学教育的主题是“我为什么上共大”。作为一般的入学教育活动，这种讨论也就是学员们端正一下学习动机。十天半个月也就够劲了。可这批学员的入学教育，不但在开学典礼前就已经进行了那么些天，而且在事实上成了共大开学初期一门唯一的主课了。

由于这所学校的特殊性质，主办者们对这一主题的发掘寄予了极大的期望。校教育革命组的黄念生等对此几乎倾尽了自己的全副心血。郑仙巧在关心着农场生产任务的同时，也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常务副校长兼副书记宋石如同志当场现身说法。他从自己当年在复旦大学毕业时主动请缨参加抗美援朝，讲到自己于回国后再次作为热血青年来到内蒙古支援边疆建设，再讲到知青共大校名是如何由自己提出并得到了自治区和知青办领导们的首肯；对于知青学员们，他总是循循善诱地鼓励大家详细介绍自己的下乡经历，从中引发出他们对自己上共大的有关认识。

通过介绍自己的下乡经历来回答为什么上共大的问题，实际是一个带有明显导向性的教育方法。就一般情况说，人们在接收到“我为什么如何如何”这类问题时的第一习惯性思维方式，往往是从个人自己的角度出发去琢磨的。这就肯定会出现许多种可能完全不同的答案。而把所有人的思路统一到他们的一个共同点下乡经历上以后，答案就必然会趋向于统一。在这一点上，校方入学教育的实际组织者们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为了确保这种引导性教育的成功，黄念生和郑仙巧除了自己带头主动介绍自己的下乡经历以外，还不断从各小组的学习讨论中发现“典型”并把他（她）们安排到全体学员大会上来发言。

从客观上看，知青们下乡数年，相当大一个多数并没有与当地贫下中农社员真正打成一片、更远没有达到融为一体的程度。至少，他们作为不同于当地社员的知青，总是感到自己存在着与众不同的东西或者叫做差异。这就使他们有许多心里话憋在肚子里，感觉无法与当地贫下中农进行无保留的交流，早就企盼着有这么一个一吐为快的机会了。因此，入学教育在这批学员中几乎是必然地引起了巨大的共鸣。学员们热情满怀，大家争先恐后地发着言。不仅在小组会上人人抢着讲，而且几乎人人都希望能够让自己在全体大会上讲一讲。

每次的大会上，小黄总爱先给大家讲讲。

“各位战友，今天咱们继续讨论‘我为什么上共大’这个神圣的话题。这两天，我听了大家的发言，首先感到了一种态势。这是一种蕴育在咱们广大知青战友中最为宝贵的精神，也是咱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一个重要传统。它是什么呢？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带领咱们的前辈们用自己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为指导、可以说是完全用自己的双腿走出来的‘长征精神’。

“想当年，毛主席他们老一辈革命家们，靠了这种长征精神，摆脱了蒋介石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纠正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带来的惨重损失和致命错误，把中国革命引向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今天，咱们创办知青自己的大学，也是在新的革命形势下进行一场新的长征。这里面，有咱们广大知青多年上山下乡实践经验的重要总结，也有咱们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所获得的各种重要收获，并且，这是在知青运动自身发展的一个重要时刻里，咱们知青自己为自己的命运和前途所新开展的一项伟大革命实践！靠了这种面对任何困难都绝不屈服的长征精神，我相信，咱们的知青运动一定能够获得一种新生。请大家想想，通过咱们这所知青共大，知青这支队伍的整体素质加强了，战天斗地的能力提高了。因此，即将出现在咱们大家面前的，是不是一定只可能是一个崭新的革命局面呢？当然，现在对如何办好知青共大还有一些不同意见。这是完全正常的。咱们的大学就是要在这种不同意见的辩论和冲突中茁壮成长。我本人对此有着足够的信心。也下决心为此付出我可能是毕生的心血和精力。”

在这个讲坛上，黄念生最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全部理论才智和讲演才能，向着全体学员——这批他认定是自己未来革命生涯中最亲最近的战友们，大讲特讲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坚持继续革命的绝对必要性。他把上山下乡运动同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性事件特别是巴黎公社革命运动等同起来，博引旁证了上百条马克思等伟人们的精辟论述；又从中国工农红军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直讲到斐声海内外的延安抗大和延安整风，为今天的知青共大之重要和伟大进行深刻论证。所有的学员听众虽然大多数听不明白他所讲的道理，却几乎无一不被他那绝对够得上称为“渊博”的知识和对马列精典的惊人记忆所折服；对于他那演说的极大煽动性效果，也是令大家记忆犹深的，可以说，当时完全没有被他的讲演打动过心扉的学员，几乎是没有的。

郑仙巧比较习惯于务实。她的主要心思一直放在农场的生产任务上。学校的实际领导层中，只有她是最明白“农时不等人”这个道理的。对于入学教育的重要性，她当然也很清楚和重视，但她的发言往往比较朴素和直白，同时，由于有了宋校长和黄念生这两员主将，因此她在一般的大会上往往只充作会议主持人而没有过多地再给学员们讲些什么。

卫东受命担任了校办公室副主任之职，并由于自己的身体状况而被学校特许为唯一一个不必随学员们参加任何体力劳动的特殊学员。每当学员们外出参加生产劳动时，他就坐在宿舍里整理头一天的各种会议记录；或根据领导上前一天的要求，设计一些活动安排的计划或表格等等。本来，他的下乡经历也算是有一定的传奇色彩，特别熟悉他情况的小黄等都希望他能为学员们多介绍一点自己。但是，他有了一个在会场上做好记录的责任，再加上他的大脑在与长期的牧区生活形成绝对强烈反差的这种无比活跃的学校生活中一时还根本没能适应，因此，多数时候的他大多是埋在众人堆里拼命地记录着，而几乎没有多少时间在大会上发什么言。不过，这倒并没有影响他在各种课余时间里向同学们乱侃一通，那种时候大概是没有什么思想负担吧，他的神侃往往让人感觉到讲得很传神、受听；加上他又是一个六八年就下了乡的老知青，在这所专门为知青开办的大学里，“老知青”这种资格绝对比其他任何头衔都更有影响力和号召力；更由于他那羸弱的身体而能够在乡下呆到八年之久这个纯粹数字造成的外在“形象”，更博得了大批学员的同情与尊重。因此，虽然卫东并不参加生产劳动，同学们倒是都与他相处融洽，友情深厚。

 

第十二节

与入学教育同时紧锣密鼓紧张进行着的，则是知青共大当时的实际领导者们对于本届学员将要进行的课程设计。

课程设计的前提是首先确定到底要办一所什么样的学校；而办学方向的确定则又必须先回答这所学校的培养目标。就这所专为知青们更好地坚持乡村而专门开设的学校而言，实际上就是要回答知青们需要靠什么去坚持乡村的问题。

知青运动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运动。当年的文革，造成了大批城镇在校生堆积在校园里找不到正常分配去向的事实；同时，机关和工厂的混乱，也没有精力在接收新生劳动力的工作上迅速形成什么新的“革命”措施。两下结合起来，为大批城镇新生劳动力寻找新的就业出路就成了当时必须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本来相当单纯的社会安置问题，却由于其主要参与者都是一些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洗礼的“红卫兵小将”而出现了人类历史上大概是绝无仅有的戏剧性变化。这批学生娃，他们从文革一开始就完全以社会革命的主人自居；在离开学校选择就业门路的时候，他们也绝不愿意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而成为普通的老百姓，加上他们已经是整整一代人的统一行动，这就几乎是必然地首先由知青们自己，继而是他们的家长（为了自己的子女能够得到多一点“优待”），再后来几乎是全社会——至少在舆论宣传上，都把这种本来是由于不得不如此才被动产生的大规模人口迁移讲成是一种主动的、伟大的、特别具有时代意义的政治性运动了。再加上由于事实上出现了大量关于知青安置的实际问题必须专项处理，于是把传统的“安置办公室”改设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这就在形式上把知青工作从一般性的社会安置工作中分离出来。这种工作独立性的增强，更加剧了把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项政治运动对待的社会基础。

上述变化是在大批知青陆续下乡的几年内逐步完成的。

与此同时，随着文革时间的推衍，城镇里的工厂、机关对于新生劳动力的需求不断突出起来，大中专学校也要开始招生了。由于人都下了乡，则招工、招生和招干大都需要到下乡知青中去选择。一批知识青年开始离开乡村回城了。这对于刚刚红火起来的知青运动无疑造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干扰。知青中那一大批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或不愿回城的人们开始把回城称之为“拔根”，以此来证明自己所坚持的“扎根”之正确和伟大。“坚持乡村”的口号就是在这种条件下被知青们所接受的。

就实际情况看，当时真正把上山下乡作为纯粹革命运动的自觉执行者终属少数，绝大多数知青则是为形势和环境所迫不得不继续留在乡下的。但他们经见过城市文明的年青人天性，使得知青中的绝大多数人不愿意就那么默默无闻地像祖祖辈辈休养生息在乡村的农民们一样，忍受那日复一日、几乎长年不变的简单劳动生涯。“既然要一生一世呆在乡村了，那就一定得干出点名堂来。”这就是当时大批知青中最实际的目标追求；而不论他们自己是否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稍有点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们都知道：任何社会性整体运动的基础，都离不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条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根本原理。我们又知道：任何社会的先趋者和主力军，都只能是那个时代中先进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者。因此，可以肯定地说：知识青年要想在自己下乡的乡村真的干出点名堂来，他们自己就必须且只能成为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者。

下乡数年间，不论人们的实际认识如何，大批知青实际上是在实践着这个真理。当时，多数乡村的队办学校教师、赤脚医生们，一批社队的科学实验工作者们，和部分社队中的各级干部，几乎构成了整个知青队伍中成功者的全部内容。这是当时一个基本的事实。

由此产生的知青对于自身学习提高的要求，一般都会以最实际的农牧业生产科学技术为中心。用一技之长为乡村服务，为自己谋生，这就是他们的愿望。

然而，对于完全把知青运动作为一场几乎是绝对政治运动的人们来说，这样的要求肯定是不够的。他们用大量事实证明，在任何乡村里，如果没有一个锐意革新和发展（当时叫“革命化”）的领导班子、特别是要有这样一名真正掌握生杀大权的主要领路人，乡村的其他变革都不能产生其足够的变革意义。而知识青年作为乡村三大革命的一支生力军，就有义务为此培养自己早日成为一个更加成熟的革命者。如果能由这批新生的革命力量取代相当一批原来保守落后的传统乡村领导人，则祖国大地的明天必将更加灿烂辉煌。因此，把知青共大办成现代的延安抗大，培养一批又一批政治型人才，成了这种观点支持者们最大的理想与愿望。

 

第十三节

在校方有意识地引导下，学员们的发言，渐渐集中到“我上共大是因为在下乡实践中产生了进一步学习提高的实际需要”这个结论上来。这当然是主办者们所最为希望的。

然而，丰富多彩的下乡实践绝不是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既然上共大的目的是要求得到进一步的学习提高是同一的。那么，在此基础上必然带来的下一个问题则一定是要回答“学什么”的问题了。分歧或者说矛盾就从这里面出现了。

由于知青共大的学制仅定为一年（当时摆得出来的最主要理由是时间长了影响知青们对第二故乡的熟悉和了解，不利于他们毕业后的斗争需要；实际上，最根本的原因却只是由于办学者尚并不清楚从这所学校里到底能给予知青们多少东西），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让学员们都能真正学到一些对自己扎根乡村有用的东西，绝不是一件容易事。原来办校前的想法相当简单，实际上就是把原来办学习班的内容再加以稍稍增加和扩大就行了。但学员们一进校，大家都是按照“学校”这个模式而绝非“学习班”这个模式在提出自己的学习提高要求，而且理由还特别冠冕堂皇：我们要在乡村开展的可是三大革命啊，只学点马克思主义理论怎么够呢？生产劳动中的科学技术如果不能为我们所掌握，那我们用什么去感动、影响和带动广大社员群众跟上我们去干呢。于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同农牧业生产技术的学习在学习时间有限的客观条件下从统一走向了对立。课程设计的实践中于是出现了分歧和矛盾。

从第一次研究入学教育结束后的课程设计问题的会议开始，以黄念生为代表的“理论派”和以宋石如校长为代表的“技术派”就出现了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本来，问题只是简单的课时分配比例，因为所有人当时都左得很，学马列是任何人都不反对的。然而，在文革的混乱中学会了对什么事都要上纲上线的坏习惯，使得这些本来就特别愿意显示自己理论水平的领导者们都对对方进行了猛烈批判。

黄念生的主要论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管的是事物发展的总体方向。同理，我们这所全自治区唯一的知青大学当然也只能解决知青中最根本的需求问题，即集中解决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也就是为广大农村牧区培养各级干部的问题。不然，我们同原来的农牧业院校还有什么区别？他用自己已经相当定型的理论，反复向大家诚恳说明了这样办学的重大意义，强调要让学员们充分利用这段对大家一生来说都是极为宝贵的时间，多学习一些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这种思想，恰恰也是自治区知青办主任许维俊同志当初设想的办学目标。

宋校长的论点也很过硬：知青只是广大乡村建设的一支生力军。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能最终成为乡村中的各级干部。他们的特长是在文化知识方面。因此，在努力提高学员们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适当地让他们掌握一些农牧业生产先进技术，是很有必要的。如果只让这批学员用整整一年的时间去专攻马克思主义理论，多数学员是不满意的。况且，干部的专门培养还有各级党校呢。而专为知青开办的学校就应当介乎于农牧业院校和党校之间。

郑仙巧则由于担任过两年农村基层生产大队的负责人，深知农业生产技术知识对于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绝对必要性，因此竭力主张要在课程中设置相关技术知识课程；但对于能够系统学习一下马列主义理论的提议则不无赞成之意。所以，实际上她往往是在辩论中站在小黄一边的。

经常参加会议的，还有事实上只够资格担任记录员的卫东。他那个头脑里装着的，既有许多天真烂漫的幻想型设想，也有不少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信念，却又由于他历来喜好倾听各种人的想法和意见而在不知不觉中积淀下来的很多普通百姓传统的思想观念。这么一个大杂烩般的脑袋瓜子，面对各位雄辩家们滔滔不绝的演说，他早就不知所云了。让他提出具体意见实在是强其所难；只是由于“都是知青”这种最为根深蒂固的观点左右，他才在事实上常常成为小黄等人意见的追随者，却又在不少实际问题上会突然一下子倒向宋校长一边。以至于黄念生曾经严肃地批评他“简直是根墙头草”。吓得他更不敢干脆直接地讲出自己的一些想法来了。

在学员中，这种争论则主要表现为每个人不尽相同的实际努力方向。以学为主的他们，仍然习惯于按照校方的实际安排按部就班地参加一切活动。不论学到点什么都觉得挺有用，因为这里所学的几乎都是自己们以前所不曾接触到的。

争论最后是由许主任的拍板解决的。他首先让学校安排人到自治区党校请来了一些理论教师，为大家先行开设了毛泽东的“两论（即《实践论》和《矛盾论》）”课，接着又为大家开设了政治经济学课程。这才把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一个入学教育活动正式结束了。

 

第五章    不 和 谐 音

                  第十四节

然而，也有一些不那么和谐的因素不时地冒出来，给大家紧张的学习和劳动生活提供了一些不同的内容。

这天，入学教育的全体讨论会正进行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突然有人大声地哭泣着喊道：“我要向大家承认错误啊！我欺骗了领导啊！”

学员们一楞，纷纷向着喊声扭过头去。原来是那个我们读者已经知道了底细的孟和生。只见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双膝跪在了作为座位的大炕式板床通铺上，声泪俱下地向大家“招供”了自己只是个回乡知青、特别是自己实际上只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事实。

孟和生这么做，实在也是逼不得已了。前几天的小组会上，人人都讲了自己的下乡经历，他却一直是一言不发。幸好组里的那位副组长救了他，这位女组长孙芳一直认为他是天生木讷，苦口婆心地几乎天天晚上都要同他谈心。这在孙芳看来，是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到家，可孟和生的心里却越来越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地不知如何是好。这些天的入学教育，让他总算明白了一点儿这所学校的特点，虽然他打心眼里弄不明白这些城里下乡的知青们为什么会对“坚持乡村”有这么大的热情，却发现了这些学员和领导们个个都是好心肠，对人的真诚还真让自己感到“世上少有”。思来想去，他觉得自己应该也可以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向学校和同学们公开出来。只要不被赶回村里，就凭那位像老大姐一样的孙芳组长，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大亏吃。于是，在今天宋校长刚讲完一通激励人心的演说稍歇了歇气的时候，他终于下定了决心喊叫着向大伙儿吐露了真情。

会场上猛地安静下来。大家面对这个意外事件，一下子脑子还真转不过弯儿来。天真未泯的学员们，还真的没想到会有人胆敢在任何事上欺骗组织！

还是宋校长反映快。只见他匆匆几步来到继续哭哭啼啼的孟和生跟前，一把攥住小孟的手，高高举到了空中：“什么叫资格？这就是资格！咱们知青共大不怕学员的学历低，就怕学员们上学的目的不明确。当然了，对组织上不讲清楚自己情况的事是不对的，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从今以后，咱们都要把孟和生同学当作自己的好兄弟，谁也不能为今天这件事伤害他。我说了话是一定算数的。”

孙芳赶紧起来，代表本小组热烈欢迎孟和生同学向组织上坦承了自己的真实情况，也向孟和生同志保证一定会一如既往地爱护和团结他，保证让他和大家一起学成回乡。

学员们的掌声热烈响起。大家都为这事先没有想到的大团圆结局感到欣慰。

调皮的赵晓玲在人们最激动的时候拉过身边还在拼命鼓掌的杨如珍，在她的耳边悄悄说：“嗨，你看宋校长这一招，不是从《决裂》里借回来的吗。”杨如珍一楞，随即扭过头对着晓玲会心一笑，双掌却鼓得更有劲了。

 

第十五节

“王莉丢了！”一个消息在漆黑的夜空中飞快地传播着。

王莉是学员第三小组的组长。是从呼市到呼郊插队的一名年青的共产党员。

在她报名并接到通知准备入学的前一天晚上，她的父亲——内蒙古师范学院的一位教授与她作了一整夜的长谈。父亲告诉她，到这样一切全新的学校去上学，尤其是这所学校仅以培养扎根农村的知识青年为唯一培养目标，那就要真正做好最充分的思想准备，一要不怕吃苦，二要准备毕生都为社会做出最大限度的纯粹奉献。她爸爸忘了一条，就是在这样的学校里，也可能自己的女儿并不能真正适应。她毕竟还只是一个在城市中比较优越的环境中刚刚成人的普通姑娘啊。

到了学校，心气很高的王莉一下车就被委任为小组长，在那么多来自全区各地的知识青年面前，在许多比自己下乡资历长得多的组员面前，在这所学校比任何地方都更加高速的工作频率面前，她感到了一种浓重的自豪和沉甸甸的责任压力。这种压力使得王莉每天吃不下睡不着的。既想要凡事都做得最好，又并不十分明白自己每天是在做些什么和应该再做些什么。由于实际社会经验对于当前实践而言的严重欠缺，她总是觉得脑子不够用。这更增加了她日复一日的烦恼和忧虑。加上小组里有几个性格刁钻的学员常常还给她出些令人尴尬的难题，好几次让她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乖丢丑”（其实也不过就是在语言上顶了她几句而已）。时间一长，她感到自己的精神实在承受不了了，于是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忽然兴起，一个人不声不响地跑到了野外，顺着一条崎岖的山路爬上了学校后面那个不算太高的安子山山头，靠在山顶的烈士纪念塔边上，一边享受着默默观察星空的恬静，一边继续任大脑胡思乱想地任意驰骋。

她哪里知道，就在她离开宿舍大约二十分钟以后，组里一名女生就警觉地发现了她的失踪。阶级斗争弦绷得特别紧的这位姑娘立即把情况向副组长进行了报告，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几乎全校的人都知道了王莉“失踪”的消息。正在开会的学校领导们立即做出决定，发动全体学员一齐出动，分头向学校的各个方向去寻找丢失的王莉。

没过多久，约定的联系哨声响了。“王莉找到了！”所有人松了一口气。那队与正在下山的王莉在半道上不期而遇的学员们热情无比地簇拥着根本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事的王莉，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学校；其他各路人马也都陆续回校了。

校领导们为这事可真的很是着急了一番。宋校长亲自找王莉谈了一个上午；接着是各级干部都抢着找姑娘谈话。王莉的心思哪肯在这些人面前暴露呢，而且她为自己一时的兴起给全体学员们带来的惊恐和不安也更加感到了一种沉重的思想负担。这一来更糟了，她在一夜间愁掉了一副秀美的双眉，让人看了都觉得似乎不认识她了。于是乎又一下子涌来了更多的关怀与呵护，在她那幼稚然而倔犟的感情思维上更加上了难以忍受的重负：自己是一个随时准备牺牲个人去帮助他人的革命者，如今却处处要受到别人的照顾，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应付了。再接着，学校方面通知了她的家长前来探望。父亲急匆匆地赶来了。王莉面对自己最信任的慈父，终于第一次畅开了自己的心扉，她把自己心中的苦闷和真正的思想根源一一向父亲单独作了倾诉，并要求父亲一定不要把这一切向学校和同学们讲出来。父亲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向校方提出，王莉是自己有病，请求办理退学手续。第二天就领了姑娘回家去了。

 

第十六节

卫东和校后勤组的副组长陈百春双双推开了自治区农委办公室的那扇已经相当破旧的屋门。

屋子里横七竖八地站着和坐着几名年约四十许的农委干部。见到两个衣衫普通的毛头小伙子钻了进来，没有半点在意地盯住了二人，连坐立的姿势都没有变动。

卫东是第一次遇见这种尴尬的局面，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倒是陈百春经验丰富，他向屋里的人们指着卫东认真地介绍说：“我们是从刚成立的内蒙知青共大来的。这位是我们学校的办公室副主任。是专门来跟你们接洽接受农委捐赠我们汽车这件事的。”

屋里的干部们呼啦一下子都站起来了，一个个诚惶诚恐的，赶紧又拉椅子又泡茶，前倨后恭地对两个年青人热情招呼起来。后来，陈百春不知从哪里打听到，原来这些干部都只是普普通通的一般干部，已经相当地习惯了见“官”就巴结的基本行事方式。

由于要等候某位正在外地出差的领导回来才能正式办理有关手续，卫东和百春就在呼市住下了。

当天晚饭后，他俩利用这宝贵的闲余时间，正在屋里各自写着学校规定的学习心得，忽然有两个姑娘敲响了他们的屋门。

“我们是内蒙工业学校的。你们不记得啦？”面对卫东和百春二人疑惑的眼光，一个姑娘作着如是说明。

卫东一听介绍，立刻想起了这两个人。

就在几天以前，知青共大的学员们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热情地迎来了两名来自内蒙工业学校的姑娘。两个人作为应届毕业的中专生，在学校里公开提出要到自治区农村牧区最艰苦的地方去插队当农民；在学校里引起轩然大波。有支持，但更多的却是压力。两个姑娘在这时恰巧知道了这所岱海岸边新建的知青共大成立的消息，于是赶紧自费来到这里，想向知青共大的学员们取点儿经、并寻求一种有力的支持。学员们对于自己事业的支持者当然是热烈欢迎了。郑仙巧等人专门挤出了一整个下午的时间，组织学员们与两位姑娘倾心交谈，在精神上给了两个姑娘极大的支持。黄念生还专门和两个姑娘又彻夜长谈一番，从理论和方法上对两人进行了深入灌输，使两个姑娘对自己的抉择更加充满了信心，高高兴兴地在第二天登车回呼了。

卫东对这件事，曾以为早已过去。他觉得这些已经成为工农兵学员的原知青们既然已经被祖国安排了新的历史使命，就已经离开了自己所奋斗的知青行列了。当然，对于这其中少数人学成后还能下决心再回乡，他是感到由衷地感佩的，但他却并没有深刻感受到她们在新环境下已经和将要受到的比身在乡下的知青们更加沉重的压力。在他的印象里，觉得两个姑娘大概早就已经下乡去了。所以今天见到她们，才一下子没有想起来。

接下来自然是姑娘们向二人道明来意了。原来，她们中有一位的叔叔恰巧是农委办公室接待了卫东百春二人的干部。晚上回家后，作为谈资，无意中提起了这件事，又恰巧被前来做客的这位姑娘听到，于是就赶快找到另一位姑娘，两个人一起跑来探望战友了。

两个姑娘执意要求卫东二人，第二天一定要抽时间到工校去做一次报告。卫东和百春合计了一下，觉得第二天的日程已经安排满了，于是商定第三天一准前往与同学们见面。

第二天中午，另一名专程被派来办理帐务手续、已经被指定担任学校会计的女学员、在巴盟乌拉特前旗新安公社插队的天津知青爱武也来到了呼市。三个人当晚认真核计了一气，直到半夜两点多了才各自就寝。

内蒙工校的大礼堂里，挤得座无虚席。除了几乎全校的在校生都来了以外，附近一些学校的工农兵学员们也闻风赶来了不少，席间还可以见到不少白发苍苍的老者，显然是一些教师们了。

主席台上，除了共大的三个学员外，还有一位校领导陪坐，再就是那两位坚决上山下乡的姑娘了。

按照事先的约定，陈百春先为大家简要介绍了共大的一些基本情况。从筹备到开学典礼，再到现在正在进行的入学教育；其间还穿插了不少知青学员们在乡下的事迹介绍。

爱武则为大家介绍了学员们到校后的实际生活。她讲起话来不紧不慢的，可使用的语言却相当生动。她给大家讲了学员们从早到晚的紧张生活内容，讲了学员们参加农场劳动和建校劳动的生动事例，讲了自己在入学教育中所得到的深刻感受，也对工校两个姑娘的大义凛然行动表示了充分肯定和坚决支持。

卫东坐在一边冷眼旁观着台下人的反映。一边思索着自己一会儿应该说些什么和怎么个说法。他发现台下人的成份基本上是已经从下乡实践中回到了城里的青年们，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或者绝大部分对下乡并不感到太大的兴趣。那么，他们同我们仍在乡下的知青们间到底有些什么共同点呢？恰在此时，爱武讲话中的几个词迸进了他的耳鼓：信念、理想、事业。“对！就从这几个方面去讲。”

“在座的绝大多数都是从农村牧区上来的。那里的落后面貌似乎用不着我们再向大家介绍了。那么，我们来这里干什么呢？说句实话，主要还是想和我们的同龄人们交流一点儿关于信念、理想和对于事业追求的看法。”卫东用这种带有明显煽动性的语言开始了自己的报告。

……

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

从工校领导和两位姑娘作陪的饭局出来以后，三个人往回走着。路上，三个人都思绪万千，似乎都想说些什么。

终于，卫东首先说出了闷在心里的问题：“我说咱们这么到处宣传‘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是不是有点儿过了呀。我刚才在发言的时候就想了不少，结果是越扯越远，差点儿都拉不回来了。”

爱武“噗哧”一声乐了：“半天你还知道扯远了啊。我还以为你是为了迎合下面听众的需要在故意瞎扯呢。要叫我说呀，你讲的道理只要是站在下面那些听众的角度上想，还是挺对的；可要是拿来咱们学校考查一下，那可就不一定对头了。”

“这就有点儿奇怪了。按说这无产阶级革命的道理可不该分什么城市农村的啊。要是一条道理在乡村是对的，而在城市就是错的，那不是这条道理本身有了问题，就只能说明三大差别是永远不可能消灭的了。这两种可能性难道会是真的吗？”卫东顺着自己的思路，一下子跳跃性地想出了一连串稀奇古怪的问题，半是询问半是自语地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甭想那么多了。叫我说呀，只要咱们宣传的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容，就没什么大不了的错。何况咱们除了介绍介绍咱们共大的实际情况，顶多就是卫东你讲了几句人生哲理嘛。这要是也有什么错误，那咱们还真就别干啥了。另外，我可是真心相信咱们的上山下乡的确是大有意义的，也一定是党中央毛主席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不然，咱们这所学校哪还能办得起来啊？”陈百春是个早已在农村成了家的老知青，在他的潜意识里，上山下乡的革命性质和伟大意义，不仅是一番普通的道理，而且是他在农村长期安身立命的真正精神支柱。试想，作为一名半路出家的农业劳动者，又不是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和普及人，如果没有上山下乡伟大政治意义的支持，那他在农村的实际境遇比起现在来可就该差远了。

三个人畅开心扉地一路聊着，向着他们临时居住的旅店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