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陕北记忆】—北京知青陈幼民文集摘录

【陕北记忆】— 陈幼民文集摘录

 《露水地里穿红鞋》
作者—陈幼民

 作于：2012年8月6日

    当年做编辑时，我所在的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知青文学作品，这大都是岳建一、刘延庆等同事的功劳，但和我也有一定的关系。其中两本，书名都带有“青春”二字，一本是《走过青春》，黑明的作品，我的责编。还有一本叫《苍凉青春》，为当时还在陕西的作家白描所著。这本书不是我责编，但组稿过程我是参加了的。

    那是在一九八七年，我随总编辑南云瑞到西安组稿，住在止园宾馆。老南是陕西人，和家乡的作家们很熟，一时宾客不断。来的朋友们先不叙旧谈稿子，而是到浴室里去洗澡，那时家家户户几乎都没有洗浴设备，所以有机会到大宾馆去看朋友，顺便洗个澡，好像是一种惯例。

    白描是一天下午来的，他没有洗澡，一坐下来，便兴致勃勃地谈起了正在写作的一部纪实文学书稿，马上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在陕北y县，尚有一些嫁给当地农民的北京女知青，她们未能像同伴们一样飞走，而是默默地隐匿在古老纵深的黄土腹地，命运似乎注定她们要永远这么悄悄地呆下去。他采访了大约四十几个人，根据其中一些具有典型性的人和事，写成了这部书。

    我感到很吃惊，因为那时距离插队已过了近二十年，我们早已改变了身份，新的领域新的挑战应接不暇，插队的事便丢在脑后，很少记起。想不到对于我们已经成为过去时的生活，对那些女知青来说还是现在时，不仅社会很少知道她们的事情，就连我们也遗忘了她们。

    白描有些激动地讲述着，程幼芬、沈小兰、王村钰、梁海燕、赵晓华、李娅……，一个个似曾相识的名字，一段段让同样是知青的我们都感到不可思议的经历，勾画出知青运动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其中有一个叫郭爱荣的女知青，她的故事让我难以忘怀。

    后来白描在书中这样写道：“与她（指北京知青梁海燕）和王村钰同时招出来的郭爱荣，也是一个嫁给当地农民的北京知青，被安排在楼底供销社工作。郭爱荣的丈夫是个不务正业的游手好闲之徒，郭爱荣工作后，他便不在农村劳动了，天经地义地住在郭爱荣那里静吃静喝，当上了无所事事的‘随干家属’。郭爱荣三十几块钱工资，既要养活一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又要养活丈夫，本人身体又不好，弄得相当狼狈。即是如此，她那个丈夫也不让她轻松——闲呆着腻味，就去钻赌场。郭爱荣很老实，只有丈夫呵斥她的份儿，她不敢说丈夫一句。别人都指她丈夫的脊梁，她却甘愿忍气吞声。

    正月十五那天，供销社的灶上吃粉蒸肉，三毛钱一份，郭爱荣买了一份。刚端回屋子，丈夫从外边回来了。一进门脸上气色就很难看，她知道他肯定又输了钱。这个时候她更不敢招惹他。她悄无声息地把饭菜摆放好，准备和他一块吃饭。谁知他一见那碗粉蒸肉，顿时怒火中烧，冲着她厉声呵斥起来。

    ‘吃肉，吃肉，钱哩？没有钱还爱吃肉，退了去！’

    丈夫硬逼着她把那份粉蒸肉退了去，郭爱荣端起碗，眼泪蓬蓬，硬着头皮把端回来的菜又送回灶上。

    正月二十三，郭爱荣莫名其妙地病倒了。这天梁海燕刚从北京回来。她去看郭爱荣时，王村钰也在那儿。郭爱荣关着门，脱了裤子，把布鞋脱下来，用鞋底在腿上身上狠劲地蹭。她说头晕、恶心，浑身痒得难受。不见郭爱荣的丈夫，毫不懂事患有心脏病的小女儿，看见母亲的样子很可笑，兴高采烈地在旁边看热闹。

    ‘你男人哩？’梁海燕问。

    郭爱荣说不知道。

    这天夜里，郭爱荣发起高烧来。半夜，男人回来了。他说郭爱荣是着了凉，不要紧，扛一扛就会过去。天明时，他又不见了影儿。

    第二天，郭爱荣高烧不退。卫生院几个医生来看过，诊断不清是什么病症。楼底卫生院不能化验，药物也不全，医生建议送到兴寺坪地段医院去看看。

    供销社派人把郭爱荣送去了。

    三天后，郭爱荣死在兴寺坪地段医院里。是什么病，一直没有弄清。

    梁海燕和王村钰去兴寺坪，和供销社的人一块把郭爱荣的尸体运回楼底。拉尸体的还有郭爱荣的丈夫，他是在郭爱荣快不行时，才赶到医院的。

    郭爱荣的丈夫给北京郭爱荣家拍了电报。

    不可能等到北京家里来人才下葬。埋葬郭爱荣那天，梁海燕和王村钰去送葬。一路上她们泪水不断。在墓地，她们终于忍不住，搂着郭爱荣留下的那个可怜的患有心脏病的女儿，放声大哭了一场。

    将近一个礼拜，郭爱荣的弟弟才从北京赶来。这位弟弟来后什么也没说，去坟上看了看，住了一夜，第二天便把郭爱荣的女儿一领，回北京了。”

    白描没有把郭爱荣作为他书中的主角，仅有这一点描述，但在那个下午，却用了很长的时间讲她的故事。白描说，他还专门到郭爱荣住过的窑洞去看了看。可能是人们忌讳病死之人的缘故，那间窑洞一直没人居住，窗户纸都已破烂了。他往里边瞅了瞅，只见窑里空空荡荡，除了炕上扔了一个铺盖卷儿，什么都没有，他想，如果不是病人盖过的，恐怕连这点东西都剩不下。

    白描回过身来，心里只觉得凄凉。一个美丽的生命，一个和千千万万知青怀着同样理想来到这块土地上的女孩子，就这样没了。知青们像大潮一样地退去了，寻找各自的未来，曾经的热闹与喧嚣早已烟消云散，而她，却孤独地长眠在这里。

    郭爱荣的命运令人唏嘘，除了寂寞的煎熬，劳作的艰辛，她还承担了比其他女知青更多的痛苦。我想象着郭爱荣含着泪端着三毛钱一碗的粉蒸肉给人家退回去时的样子，那种屈辱与尴尬，真是难以用语言形容。

    人生来都是平等的，只要两个人愿意，城乡应该不是障碍，我们不能说嫁给农民就是悲剧的根源。但郭爱荣的婚姻，的确是她不幸中的不幸。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郭爱荣走到了这一步，为什么偏找了一个“二流子”的男人，在丈夫的跋扈欺辱面前，选择了怯弱和忍耐。如果这事发生在旧时代，或许还可以理解，但郭爱荣毕竟是一个受过现代文明教育的城市青年，在出现过争取婚姻自由的“刘巧儿”和以死抗争的“蓝花花”的陕北，在众多风风火火的女知青冲击着乡村传统的婚姻观念的时候，在“铁姑娘队”“半边天”叫得震天响的二十世纪，却依旧扮演了逆来顺受的悲剧角色，叫人不可思议。

    一个下午，我和白描都在议论郭爱荣的故事。我不明白，白描也不明白，后来听说这事的许多知青也不明白，大家都在问一个同样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呢。

    有人认为郭爱荣的悲剧是她个人懦弱的性格造成的，性格决定命运，这话不假。如果这事发生在有点脾气的女士身上，兴许能把那碗肉扣到男人的脸上。但我们应该想到，依郭爱荣这种性格，倘若不是因为社会的变动和外力的缘故，又怎会跑到千里之外的乡村去插队呢。当年一声令下，想去的不想去的能走的不能走的一锅端，个人完全没有选择的权利，郭爱荣被这个大潮裹挟着，不知道迎接她的会是些什么。她不像那些有抱负的人想大干一场，也不像有些成熟的人早就开始考虑自己的退路。她是一个弱女子，只想能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处在知青这个群体中的时候，她多少还能得到同伴的安慰与照顾，但当知青普遍离开，留下她一个人独自面对生活的压力，那种无助和恐慌，对她而言想必更甚。此时她又能依靠谁呢，或许因此她选择了婚姻，尽管这婚姻是如此的不堪。我觉得，郭爱荣的忍辱，缘于对命运的绝望。男人再不好，可能也曾给过她温暖，家再穷，至少还是一个可以让她蜷缩的地方。

    也许有人会说郭爱荣只是一个极端的个例，因为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绝大多数人还是平安地到达了彼岸，但是，我们能说那些落水者只是因为水性不好吗。任何一个知青的命运，都是知青整体命运的组成部分，没有被轻视和遗忘的理由。今天我们这些过来人，在回首往事的时候，除了想到自己，也应该想到那些留在了路上的人。况且我们大家心里都清楚，在全国的知青中，精神和肉体上受到伤害的女知青可不止一个两个。对于她们的遭遇，至今无人忏悔，无人负责。如果说当年我们自顾不暇，没有能力和条件去帮助和保护她们，那么今天，在知青记忆墙的上面，无论如何也应该镌刻上她们的名字。

【陕北记忆】— 陈幼民文集摘录

 《崖畔上开花》
作者—陈幼民

      我会的那些陕北民歌，大多是在山里跟老乡们学的。说是“学”会的，也不十分准确，因为没人专门为你唱，也没人刻意教你。在高原上人们唱歌，是不用找理由的，只要心里想了，歌就随口而出，不管有没有人听见。

　　我们刚到村里时，和老乡还不熟悉，在一起干活，大家都是闷闷的。当我们可以称兄道弟时，我才发现，陕北人的生活中，是根本离不开歌的。在掏地的山坡上，拦羊的崖畔上，赶牲灵的路上，打谷的场上，经常可以听到悠扬的“信天游”。

　　陕北多是山地，人们耕作时，不会像平原上的人那样排成水平的一行，而是沿山坡斜着摆上去。有时领头的把式还在沟畔，后边的人已经站到了高高的峁尖。这时领头的突然唱起歌来，一个一个地传过去，站在山头的人，就把歌唱到了天上。劳作的黄土梁，顿时变成了一个歌场，不管是年轻后生，还是白胡子老汉，聪明能干的，还是平日里憨憨不言语的，随着老镢的起落，毫无顾忌地大声唱着。泥土在歌声中一块块地翻开，播下谷种的同时，也播下了歌的种子。

　　见天价这样听着，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发觉自己也都会了，禁不住张开口，随着大家一起吼起来。只有在这一刻，才会觉得自己的精神和肉体真正融入了这片土地，《三十里铺》《蓝花花》《走西口》……一首首的民歌就这样留在了心里，一生都不会忘记。

　　最初学会的《走西口》是这样唱道：

　　正月里娶过奴，
　　二月里走西口。
　　提起哥哥走西口，
　　小妹妹泪长流。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不丢手，
　　有两句知心的话，
　　哥哥你记心头。 　　

　　走路你走大路，
　　万不要走小路，
　　大路上人儿多，
　　拉话解忧愁……

　　歌曲旋律简单，好听易学，歌词很长，我们能记住的也就是前边的几段。这是一个青年女子对亲人的思念和牵挂，曲调婉转而忧伤，几乎每个陕北的受苦人都会唱，但人们记不清这些歌产生的年代，也不知道它的原创者是谁。

　　我不必重复《走西口》的故事，只想说，唱着这些民歌时，我常会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正像《弯弯的月亮》里唱的：“今天的村庄，还唱着古老的歌谣”。心理上的反差使人恍惚，不知今夕何夕。

　　被《大海航行靠舵手》送到陕北的我们，就这样一下子进入了“信天游”的世界，耳边听的从“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变成了“手提上羊肉怀里揣上糕，拼上个性命往哥哥家里跑”。仿佛穿越了时空，触摸到久远岁月斑驳的痕迹。也难怪，那时的陕北，既是现代的，又是古代的，村庄的样子，和几十年前没什么区别，除了墙上多了几条“农业学大寨”的标语，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依然如故，正像陕北的方言，还保留着许多的古语，依旧在百姓中间流传。那些古老的民歌，仍活在老乡们嘴边，一张口就跨越了百年：

　　红绣鞋金莲子好像两盏灯，蓝花花穿上了扰乱年轻人。

　　光棍儿们爱唱：

　　乾隆四十年事事不周全，什么人留下我单身汉。

　　在祈雨的时候人们唱：

　　老龙王，早下咧，早下大雨救万民。

　　想起闹红时人们唱：

　　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

　　不经意间，我们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却见到了活着的传统文化，这是一种十分矛盾而又宝贵的经历，和现在那些扛着摄像机满处寻找“原生态”的人不同，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原生态。我不知道这种经历对别人来讲有无好处，但对于日后从事艺术工作的我，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虽然我的专业不是诗歌和音乐，但是这些民歌，却让我更深刻地认识了这块土地和百姓。我觉得，了解一个地区的历史与文化，从民歌入手，是一个捷径。相对于文字史书的记载，陕北的文化，更多的存在于民间的口头流传上，那些古老的歌谣，经过几代人的锤炼和传唱，饱经风霜，加泥带土，耐人寻味，不仅让我知道了过去的人和事，还因它见景生情长于比兴的手法，和凝重凄婉的风格，深刻地影响了我的历史观和审美情趣。现在搬到舞台上的原生态，依然是传媒人选择改造后的结果，离开了它的生存环境，往往变了味道，而我却能从最本源的地方，感受到它的魅力，这也许就是插队生活给予我的最大馈赠吧。

　　我之所以醉心于民歌，是因为民歌大都有好听的旋律。和现在的许多歌曲是靠歌词和吉利话来吸引观众不同，我听民歌的时候，往往还没弄懂唱的是什么，就已经被它的旋律迷住了。记得有一次，在一个早春的晌午，我躺在阳坡上歇息，草帽往脸上一扣，任阳光暖暖地照着全身，山风缓缓地吹过来，四野显得格外宁静。就在半梦半醒的时候，我隐隐地听到了歌声。它随着风忽忽悠悠地飘过来，一会儿强，一会儿弱，我睡意顿消，抬眼望去，隐约见对面的屹梁梁上有人在耕地，听不清他在唱什么，只觉得这曲调饱含着忧伤，高亢而凄惶，长长的拖腔在空旷的山野中久久地回旋游荡。我愣愣地听着，心也随着飞了起来，身上暖暖的感觉顿时没有了。三月的高原，到处裸露着灰褐色的干土，崖畔上衰草枯黄，见不到一丝的绿色。在这天地之间，因这歌声，我年轻的心中，第一次体味到了什么叫悲凉。

　　民歌的旋律就有这样的魔力，只用几个小节，就能把你带入某种意境，像陕北的《蓝花花》，云南的《小河淌水》，内蒙的《送亲歌》，青海的《下四川》，还有五朵梅给王洛宾唱的《眼泪的花儿》等等。我很难说清楚初听时的感受，只觉得那些旋律超出了你的一切生活感悟和想象，将固有的概念和偏见打得粉碎，能迅速占领心灵的每一个空间，你会张口结舌，被它牵着，不知跑到了什么地方。它将草原的悠远，山野的荒凉，离别的痛苦，旅途的孤独，人心的惆怅，都浓缩在小小的音符里边，就像那花儿的泪珠，把人的心都淹了。我曾听过一位陕北的歌手唱《光棍哭妻》，刚开始是唱，后来是哭，最后唱到“孩儿的妈妈呀”时便成了嚎，分不清唱腔和哭腔，歌者直唱得泪流满面，听的人也无不动容。我想这旋律是用心和着血泪唱出来的，若非人苦到了极致，思念和期盼到了极致，情感积聚到了极致，是唱不出这样的歌来的。

　　站在荒凉的塬畔，望着层层叠叠群山后面的落日，一种苍凉之感油然而生，这时候，还有什么比“瞭得见村村瞭不见人，泪蛋蛋洒在沙蒿蒿林”更能表达你的心情呢？我曾多次住在陕蒙道上的小旅店中，在昏黄的油灯下，我耳边响起的是“城头上跑马”的旋律，荒凉的古道，陌生的环境，这歌声，从你的心中一丝一丝地抽出惆怅与孤独，难怪马思聪要把它演变成《思乡曲》的主题。

　　寻找记录民歌的旋律，为我的插队生活带来了一种特殊的乐趣，我就像个饥饿的人在搜寻食物一样，不放过传到耳朵里的任何调调，这首刚学会，就盼着下一个。

　　有一天早上，推开窑门只见满山大雾，一个个山头隐隐的就像海里的孤岛，扛着锄头走在山路上，雾把头发都上了霜，眼前是模模糊糊的一片。就在这时，忽然听见有人在唱小曲，那声音从雾里钻出来，带着潮气，断断续续，湿润了耳朵。我急忙向前追去，却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被它牵着在山路上转。追了半天，好歹把曲子给记了个大概，他是这样唱着：

　　记住了歌，却迷了路，待大雾散去，我才发觉，已越过要锄草的玉米地几个山头了。整个上午，我都在心里默念着这首曲子，直到把它完整地回忆出来。

　　我曾揣着一瓶白酒，钻到一个姓解的老汉窑里，哄着他唱歌，那老汉精瘦，面色黝黑，脸上的皱纹像刀刻似的。几杯酒下肚，他没了拘束，张口便唱道：“东山上点灯西山上明，四十里山路瞭也瞭不见个人。”陕北人唱歌惯用假嗓，声音高亢透亮，老解老了，便带了些沙哑出来，仿佛古树枯枝被风吹着，更显得苍劲有味道。

　　老解灌了酒，有点刹不住车了，他盘腿坐在炕上，对着跳动的油灯，也不理我，自顾一首接一首地唱着，就像我并不存在。有些歌我也听过，但由老解唱出来，就变得古老了许多，好似铜器上带了锈。那一夜，也不知道老解唱了多少首歌，喝酒把人都醉了。

　　我很惊异，这些旋律的歌者，都是普普通通的受苦人，他们不认识“哆、唻、咪”，更不懂得什么叫和弦与调式，但他们唱出的曲调，却令专业工作者感到震撼。虽然许多创作歌曲也有好听的旋律，但多数总在人的意料之内，你若听到有些歌很有特色，细一打听，那旋律也是由民间曲调演变而来。和专家们的写作不同，“信天游”大多是歌者在山野之中哼唱出来的，有感而发自不必说，你若往陕北山头上一站，对于那些旋律的产生也能体会出一二。古塬的顶上是平的，远眺可达百里之遥；条条陡峭的深沟，又将其割裂得支离破碎；数不尽的山梁，层层叠叠，波澜起伏。所以这歌声，既幽远悠长，又跌宕起伏，高能碰上白云，低能深触到谷底，婉转得好似山间的小路，绕过了一坡又一梁。就这样，几年下来，我收集了几十首民歌。虽然陕北劳作辛苦，知青命运未卜，但有了“信天游”的陪伴，我在生活中还是感到了温馨和快乐。

　　很难想象，陕北如果没有歌将会怎样，受苦人一年四季在山上忙活，一把老镢，同一个动作，得重复几个月；赶牲灵的人，走着望不见边的长路，身旁就是一群哑巴牲口；守在家里的婆姨，抱着枕头盼五更，若没有了歌，恐怕人会闷得发疯。

　　贫苦的生活，并没有把人压成闷葫芦，相反，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对情感的追求，压抑在心底的欲望，在歌里都变成了赤裸裸的表达：

　　听见哥哥唱着来，热身子扑在冷窗台。

　　听见哥哥脚步响，一舌头舔破了两扇窗。

　　一对对沙鸽朝南飞，泼上奴命跟你睡。

　　墙头上跑马还嫌低，面对面睡觉还想你。

　　这种直白和率真，就像被个婆姨直扑到身上，带给你惊奇和欣喜。有人说，正是由于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强烈反差，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和幻觉，才使民歌有了如此动人的旋律和真情的表露。

　　生活不总是压抑的，到了正月里，人们的情感释放就达到了高峰，闹秧歌，踢场子，踩高跷，跑旱船，你会觉得，那时的陕北人好像换了一副模样，平日里也没见他们咋排练，可只要一踩上锣鼓点，人就变得活跃起来，左摇右摆，且歌且舞，那数不清的秧歌套路，把人看得眼花缭乱。

　　我曾经跟过这样一只秧歌队，那是路过黄河边高山顶上的一个村子，偶然碰上的。“正月里闹元宵”，村民们组织了秧歌队，准备到各家各户去拜年。可这是怎样的一支秧歌队呀，没有漂亮的彩衣，没有鲜艳的彩旗，鼓皮上缝着大补丁，锣和镲裂着口子，孩子们的脸上用红药水涂了两团，猛一看像小丑，那些成年的汉子们穿着平日劳作时的旧棉衣裤，只是在腰里系了条撕扯开的旧被面作腰带，这样简陋的装备并没有消减人们的热情，孩子们蹦蹦跳跳，锣鼓唢呐依旧吵翻了天，家家户户开了院门，摆上烟酒瓜子，等待秧歌队的到来。伞头根据各家的情况，现场编词，为主人送去新春的祝福，众人和着，把小院舞得开了花。

　　舞了半晌，秧歌队来到一片空场喝水歇息，却见几个汉子好像还没有尽兴，要相互比试舞技，三四个人拉开了场子，边唱边扭，和我们通常见到的刚劲的舞风不同，这些粗犷的汉子，此刻的舞步轻盈柔美，还带着一丝俏皮，歌声咿咿呀呀的也显得缠绵，他们旁若无人地跳着，却把一边的我看呆了。谁能想到，这些农家汉子，平日里操着笨重的劳动工具在土地和庄稼上拼尽全力的身板，竟然还能舞动出如此美妙的动作。破旧的衣衫，饱经风霜的面孔，粗糙的双手，与这舞姿形成强烈的反差，却又合成了更加动人心魄的效果。

　　我看着他们，心头升起一种难以抑制的感动，眼睛竟湿润了。那时我已离开农村，重新成为一个城里人，再回陕北，不自觉地有点居高临下的感觉。我知道现时城里人的生活水平和陕北有着怎样的差距，对于他们的快乐，甚至怀有一丝悲悯和疑问，如果他们知道了外面的世界，知道自己还在贫困线上挣扎，还会这样开心吗？可这震撼人心的舞蹈，却分明告诉我，谁说贫穷地区的人们，就只能表现得卑微与木讷。快乐其实在每一个人的心里，这是天赋，如果不能享受到它，就失去了人性中最宝贵的东西。陕北人自古就有一种自嘲自乐的品质，在悲伤的时候也不放弃欢乐。也许正因为贫困，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欲望才更加强烈，才对这欢乐格外珍惜。和能够“雌了男儿”的江南小调不同，陕北民歌的基调是苍凉悲婉的，但并不绝望，人们表达苦难也是用最优美的旋律，“信天游”中那野辣辣的情感，燃着世世代代受苦人希望的火光，正像他们在歌中唱的：

      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盼望着好光景。